我的好朋友贺卫方
你不相信报应，报应就离你不远了
改变水质，恢复健康，从高能离子水开始▲
我的朋友贺卫方
文：何兵
称贺卫方为朋友，有点乱了辈份。
严格地说，贺是我的老师。我在北大法学院读书期间，贺已在此任教，我曾经零星地听过贺的法理学课程。说是“零星地听”，是因为“有时去，有时就不去”。课堂上讲了啥，于今早已没有了记忆。
记忆深刻的倒是第一堂课。贺匆匆忙忙赶到，一看就是没有备课的样子。先说几句开场白，然后拿出一叠纸来——是本学期要讲的内容和建议阅读的书目。
这样的资料，其实可以在课后发给学生，或者散下去，由同学自己分发，可是贺不允许。他以他一以贯之的柔和的语调说：“还是大家一个一个来取吧-----呃，再把名字填上。”于是就一个一个地取，一个个地填……
这样大约花费了二十分钟，贺开始了慢条斯理的“贺氏漫谈”。
我不知同学中有识破贺的计策的没有？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教师，我知道，贺正在行缓兵之计。
在这二十分钟里，在镇静的笑颜下，贺正高速地转动他那智慧的头脑！——备课。这正是北大的一面！轻松、散漫，但却有智慧的光芒不时闪烁。
北大当然也有另一面，那是在一门经济学课堂上展现的。教师的名字，我照例是忘了去，只记得是讲《当代经济史》。老师满头皆白，却出奇的认真。每节课总是提前二十分钟到教室。教室里，散坐着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老师就在讲台上，一个人无声无息地写，写，写。将所有要板书的内容，预先满满地写了一黑板！他想节省出上课板书的时间来。
贺卫方能为天下学子所爱戴，依我想，其一是因为他的为文，其二是因为他的为人。
认识贺卫方的文，是在《比较法研究》上。当时，那是一份文采神采兼备的法学杂志——后来知道，贺是编者。几乎每期杂志上，都有一个叫慕槐的，写上三二百字的补白。文字清新，意韵悠长。我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人，所谓法学大家的宏论，时常看不入眼。我总觉得，他们其实可以写得更短一点，更好看一点，没有必要装腔作势。也许是声气相投吧，慕槐的补白，我时时忆念。
我一直不知慕槐是谁。认识贺卫方很久以后，一次酒席上，贺告诉我，他曾任《比较法研究》的编辑。我打听：“那么，慕槐是谁？”贺吃了一惊，问：“你真不知道啊？”我说：“是啊。”贺颇有点得意地说：“我就是慕槐啊！”我恍然大悟，连连点头：“应该如此，应该如此。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再后来，就是那篇传诵一时的《军转干部进法院》。当时我在滨海的一所大学里教书，无意中读到《南方周末》上的这篇文章。反复几遍后，我将报纸放在了一边，摇头叹气：“这才叫文章啊。”
没出大名之前的贺卫方，文章写得有书卷气，散淡而柔和。
到了贺卫方名动天下，和几位名教授在报纸上开专栏的时候，文章就差了些——偶而也有精品。这期间，我更喜欢读的，是他的演讲报告，机智幽默中寒光不时一闪。我感到惊奇的是，依我看来，如此忙忙碌碌贺卫方，应当没有时间好好读书。可他的演讲，总是旁征博引，意气风发。中学读书时，老师教导我们：“当老师的，你要想倒出一桶水，肚子里必须有十桶水。”当时听了，心里佩服不已：“老师肚子里，还有九桶水呢。”如今想：“有十桶水才能倒出一桶，这算什么能耐？肚子里明明只有一桶水，偏偏即能倒出十桶水，这才叫能耐啊！”我疑心，贺卫方就有这样的能耐！
生活中的贺卫方，风趣、随和而不势利，知妥协而有决断。真正认识一个人，不是在文章上，而是在酒席上。写文章可以装腔作势，但酒席上难，尤其是酒过八成之后。酒过八成还能装腔作势作势的人，最好不要拿他做朋友，这种人是做****的料，——你能拿****做朋友么？
贺卫方酒席上的朋友，真可谓三教九流，形形色色。报社记者、网络版主、公司白领、大学教授，还有不大不小的官员，一名不文的学生。
酒过八成的贺卫方，神采飞扬，妙语连珠，俨然有当年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在青岛大学的气概。据说这几位文人，当年在青岛号称“酒中八仙”。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坛的花雕，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自诩“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胡适路过青岛，见他们豁拳豪饮，吓得将夫人交付的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慌忙戴上，要求免战。
酒席上的贺卫方，有齐人之风，善饮且敢饮。酒席甫开，贺卫方会提醒大家和自己：“今天不要喝多，今天不要喝多……”。等到酒过五成，你就听到：“喝，喝……。”
是真学者，自有真性情。
因为不善拒绝，贺卫方在酒席上是弱者，但贺氏却是一个有决断的人。我们只要看他主编北大《中外法学》以及当年编辑《比较法研究》的成绩，就可以约略推测的出。
贺氏主编《中外法学》前，《中外法学》几乎是北大法学院教师们的自留地。贺氏入主后，认文不认人，风格大变。能做出这样成绩，我想，贺卫方一定是敢于说“不”并善于说“不”。
贺卫方是一个随和的人，一个平易近人的人，但我们看他敢为天下先的犀利言谈，看他为民请命时毅然决然的气概，我们就会相信，这是一个值得信赖和值得爱戴的平凡时代的英雄。
我一直纳闷的是，以贺氏言谈，为什么至今没被有关部门关注？有一次，我将这个问题提交给贺卫方。贺想了想，笑着说：“我也纳闷，也许是因为我有几个同学在做高官吧？”我想，这并非真实的原因。真实的原因可能是，贺卫方骨子里是一个建设者，而不是革命者！
100位西方学者，50年就为了写一套中国史▼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转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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