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柯: 山河形胜白鹿原

红柯，原名杨宏科，1962年6月出生，陕西省岐山县凤鸣镇人，2003年12月被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陕西省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

5月5日陈忠实老师的追悼会，省作家协会前几天就通知我5号早晨6点半到作协集中坐大巴去凤栖山殡仪馆。中国作协领导铁凝、李敬泽提前一天到西安。5月4日我全天有课，一直上到晚上9点，正上课，远在兰州的大学同学吕志军打电话告诉我他正往飞机场赶，晚上12点到西安参加5日的陈老师追悼会，在网上订好了西安南郊一家快捷酒店，就在我家附近。在新校区上完课回家，匆匆准备，突然在书架上看到了1992年第6期《当代》和2000年第1期《延河》。2000年元月我荣获首届冯牧文学奖，当时陈老师专门打电话告诉我这一喜讯，2000年第1期《延河》头条“名家走廊”专栏重点推出陈老师和我的一组散文，配有照片。陈老师的文章是《何谓良师益友——我的责任编辑吕震岳》，配有陈老师1979年担任西安市郊区文化馆副馆长的照片，1993年人到中年重上白鹿原的照片，1998年跟陕西日报社文艺部的编辑吕震岳的合影。我的那组文章包括《大自然与大生命》《现代派文学的误读》《遥望江南》。另一篇《从黄土地走到马背》跟陈老师描述责编吕震岳一样，我写了西上天山十年责编李敬泽把我从《人民文学》推出的过程，也配发三张照片——1985年夏天毕业时愣头愣脑的傻小子样，1992年夏天与妻儿在天山脚下奎屯小城合影，1988年秋重上天山在赛里木湖边，往事如梦。我放下《延河》，拿走《当代》。在西安南郊快捷酒店的大厅等吕志军，我翻开了1992年第6期《当代》。我曾写过一篇《移动的书房尘土飞扬》。我的许多书，包括这本《当代》，伴随我从天山到祁连山到秦岭，西域大漠的沙尘挥之不去。我还记得1992年冬天，风雪之夜在天山脚下奎屯小城读《当代》刊载的《白鹿原》的情景，许多精彩的句子我都划了又划，还写了眉批。我的眼睛湿了，大厅柜台的服务员不知所措，我出去让夜风吹了一会儿。半夜1点半，吕志军到了，我们没怎么睡觉，整夜在谈《白鹿原》。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吕志军搭西北政法大学李清霞的车去凤栖山殡仪馆。原打算与省作协的人汇合，一起进大厅。到了现场，人山人海，挤不过去，大多是各地自发来的群众，手持印有陈忠实肖像的报纸和各种各样版本的《白鹿原》。我原打算进大厅跟陈老师遗体告别时再拿出《当代》杂志。我发现人群中都是报纸和书，没有1992年第6期的老《当代》，我不由自主地从挎包里取出《当代》举了起来，尽量不露我的脸。大家马上发现了这本杂志，围上来跟老《当代》一起合影。有人要高价收买，肯定不行。熟人出现了，硬要，杂志封面有红印，盖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技工学校的印。当年技工学校校长知道我爱好文学，特准我每年订杂志时可以选十种文学杂志。《当代》《收获》《十月》《人民文学》《钟山》《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花城》几乎成了我的私人杂志。我专门保存了1992年第6期《当代》。进了大厅，围观《当代》的人更多。

凤栖山又叫凤栖原，是西安东南秦岭脚下与白鹿原遥遥相望的古原，陈老师与他那本杰作与这块土地融为一体。他那张脸就是黄土高原，就是这块土地的历史沧桑。

“陕军东征”的六部长篇，我看过其中两部，《废都》和《白鹿原》。《废都》中的西京，外地人也能看出那是古长安今西安，《白鹿原》中的白鹿原，我一直以为是作者虚构的一个地名，就像福克纳再现美国南方故人故事时创造出的并不存在的“邮票大的小镇”。我先居小城奎屯，后居小城宝鸡，当年上大学也是在宝鸡，大学毕业一年后西上天山，重归故里，与陈忠实老师相识，也一直把白鹿原当成一个文学地理名称。2004年底迁居西安，2005年秋天应邀去思源学院讲课，才知道大地上真有一个白鹿原，位于西安东南15公里处，高300多米，原面平坦开阔，南北宽10公里，东西长30公里，›浐河由西侧流过，灞河由东北绕过原脚，南靠秦岭终南山，地势雄伟险要。

阴阳交汇 长安居中

作为一个关中子弟，我生长求学于关中西府，偶尔去省城西安也是来去匆匆。我总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深沟大壑，险峻土原都在关中西府。

每次去西安，回宝鸡，武功杨陵是个分界线，武功杨陵以东全是大平原，杨陵以西开始出现西北黄土高原特有的一种地貌：貌似高原，但原顶又是十几公里到几十公里宽上百公里长的台地平原，这就是原。

我的故乡关中西府渭河北岸从武功杨陵向西到扶风岐山凤翔都是山岳一般险峻的台原，原下是渭河，原上是古老的周原，周秦王朝的龙兴之地。关中西府渭河北岸辽阔险峻气势逼人，南岸狭窄，最高的就算五丈原，诸葛亮当年屯兵北伐，司马懿雄居渭北周原，坚守不出，活活累死了诸葛孔明，五丈原成为孔明鞠躬尽瘁的地方。

周秦王朝在关中西部渭北原上积蓄力量，然后东进翦商扫六合。过了武功杨陵，渭北的台原消失了，关中平原一下子展开了，成为真正的大平原。周人先在岐山建岐邑，即中国最早的京邑，武王伐纣时周人先迁都沣镐，后过了渭河，在河南岸建新都，已经接近汉唐的长安了。秦人从西府周原的雍迁都咸阳，咸阳山南水北，阳气太足，大秦王朝一直欠缺阴气滋养，阴阳失调，“咸阳”只有阳没有阴，关中东部，渭河南岸辽阔肥沃富饶可以与关中西府渭河北岸古老的周原相媲美。

八水绕长安，长安南靠秦岭，秦岭与京都之间的台原有神禾原、少陵原、白鹿原、阳郭原、高塘原、孟原等。渭河在关中平原形成一个优美玄奥的太极图式，西府的周原，东府西安以南的诸多台原，西安即古长安正处在太极图式阴阳转换的交点上，渭河最宽阔的地域，关中的白菜心心，人体的腰部肚脐眼部位，从西北高原崛起的任何一支力量只要沿渭河东进到达这个位置，就等于强壮的胳膊把女人的腰搂住了，周秦汉唐除秦外，都是三四百年的兴旺发达。

丹纳《艺术哲学》中阐述希腊艺术时提出种族环境时代的观点是有道理的，神州大地还有什么地方比关中平原更接近希腊、罗马的辉煌与文明？希腊、罗马是在两块土地上诞生的文明，如果说周是中国的希腊的话，秦就是以战功盖世的罗马，周秦竟然崛起于同一块土地——群山与高原之间的渭河谷地。

我很早就有看地图的习惯，中学时就收集各种地图册，纸上的地理与实地的地理还是差异很大。秦岭、祁连山、天山在地图上是三个地理概念，西域十年归来，又从宝鸡到西安，这三条山就是一条山，我才明白秦岭到西安南为何叫终南山，从中亚腹地奔向中原的巨龙般的神山在这里显灵了，长而安，我觉得长安借的不仅仅是八水环绕，更重要的是亚洲大陆这根最长最大的龙骨大梁：天山—祁连山—秦岭，这就是势，这就是地气。风水的科学叫法应该是环境地理学，丹纳的三元素中的地理环境更有说服力。

军事要塞 群雄逐鹿

2005年秋天，我登上西安东南的天然屏障白鹿原时，第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军事要塞，我首先回望原下的西安，几乎脱口而出，掌控白鹿原就等于掌控了整个西安，即古长安。

中学课本《鸿门宴》里“沛公还军灞上”的这个灞上，就是这个宽10公里长30公里的白鹿原。秦失其鹿，群雄并起，先入关中者王，刘邦捷足先登先王关中，项羽后到，刘邦退出咸阳，但刘邦雄心未灭，驻军灞上，关中平原最宽阔最肥沃的白菜心心还在掌控中，随时可以伸手去掏。然后鸿门宴，然后回灞上，先汉中后明修栈道重返关中。项羽火烧阿房宫，定都江东彭城，对关中的放弃就已经自断龙气，灭亡是迟早的事情。更早，王翦率六十万大军南下灭楚，秦王嬴政送至灞上的白鹿原，就是有名的老将军反复向秦王要房子要地以消除秦王猜疑的地方。估计是秦岭突出到关中平原的雄伟的台原白鹿原给秦王吃了定心丸，也给了老将王翦以勇气，秦军穿越秦岭灭了六国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楚国。

比秦更早，周幽王与褒姒在白鹿原相邻的骊山烽火戏诸侯，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史书记载，有白鹿出灞上，这应该是白鹿原正式名称的开始，白鹿游于原上，西周结束，东周开始，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白鹿原大放异彩应该是汉唐这个大时代。汉文帝和他的母亲、妻子的陵墓就在白鹿原上，就是有名的“顶妻背母汉文帝”。汉文帝的陵墓灞陵位于白鹿原北侧，陵墓依坡而成，如凤凰展翅，当地人叫凤凰嘴。文帝时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社会安宁，秦末战乱所造成的破败荒凉萧条的局面得到恢复，与后来的景帝合称“文景之治”。汉文帝生活俭朴，陵墓借白鹿原地势而建，陪葬品都是泥土烧制的陶器，没有金银珠宝陪葬，连普通的青铜器都没有，送葬仪式也很简单，民间有“天葬汉文帝”之说。汉文帝平生孝敬父母，临终前叮嘱妻子窦皇后要厚待母亲薄太后，愿死后“顶妻背母”报其恩德。后来汉文帝陵与他的母亲薄太后南陵窦皇后陵按“顶妻背母”方位安置。

周人底色 汉唐先声

汉初行黄老之说，关中本是老子讲经著书的地方，文帝、景帝的风格更接近原始儒家。那个独尊儒术的汉武大帝雄才大略铺张浪费大兴土木与秦始皇并列，史称“秦皇汉武”，连同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历代国王，给儿子迎娶秦女父亲夺之，于是有了伍子胥父子的一系列故事。

伍子胥借吴兵破楚国都，挖楚王墓鞭尸五百，后继者楚怀王也是为娶媳妇让张仪骗至秦国，西楚霸王项羽，世代为楚将，其行事风格得楚国贵族的真传。倒是刘邦这个楚国平民很适合关中这块土地。

我总以为陕西以至大西北的底色是周人风格不是秦人风格。记得初到新疆第一次见到草原上的蒙古人我大吃一惊，印象中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横扫欧亚大陆征服了世界是何等的强悍与凶猛。书本也告诉我游牧民族以狼为图腾，并以狼自称。可我眼前的蒙古牧民十分淳朴，还有点腼腆、羞涩。在新疆生活久了才明白，狼不是草原的底色，草原人的底色是羊。《成吉思汗军歌》的第一句是“我们的队伍是群羊……”青海的诗人昌耀在《慈航》中写道：“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

周文化尤其周公一直是儒家的理想圣贤。我的故乡岐山为周宗庙所在，那些举世瞩目的青铜器大多都是“文革”后期平整土地修水利时农民挖出来的，大都献给国家了，近几年还不停地向国家捐献文物，别的地方连偷带挖都疯了。周人都是薄葬，根本没有王陵，秦的王陵、贵族陵又高又大专供后人挖，周人不是，史书记载：“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周人奉行的原则是：“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

刘邦入关中算是接上原始儒家的地气了，汉武帝那种篡改过的儒术，还真是把儒变成了术，借儒的外壳行法家之术，武帝与秦始皇接轨，给西汉的崩溃打下伏笔。汉初几代帝王好不容易恢复了周的文明礼仪，改掉了秦的“免而无耻”。

到北宋张载关学兴起，陕西以至西北，上上下下的文化心理模式基本稳定下来了：敦厚诚实不招摇不虚夸一直是西北人的基本特征。小说《白鹿原》的内涵也在于此。我喜欢小说初版时的封面，一个关中老汉活脱脱从黄土高原某一个台原的横断面雕刻出来的黄土雕像。我觉得小说中最成功的是一系列男人形象，感情深沉丰厚。写白嘉轩时总是强调：眼睛突出，下巴突出，这是典型的周人特征。

我一直生活在关中西部，西上天山十年迁居西安，才发现西安人的头型脸型比较混杂，连出租司机也能一眼看出我是西府人。碰到在西安生活工作的西府乡党，大家都认为西安人一半是眼睛突出，下巴突出，这是从岐邑进沣镐的周人后裔，另一些西安人眼窝深，凹下去，脸部及头颅窄长有点斜，中亚胡人之后。关中是个大熔炉，南北朝五胡乱华，五代十国，关中的长安尤其是北方胡人的目标，唐代阿拉伯人、波斯人更多。小说对这种生理特征的强调应对了卷首语：一个民族的秘史。我记得我第一次见陈老师的情形。1995年底我举家迁回陕西，1996年我的小说《奔马》在《人民文学》发表，1997年我有幸在延安参加陕西青年作家座谈会，见到久仰已久的陈老师，背景是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陈老师那张脸跟高原跟那本大书《白鹿原》浮雕一样刻在我的脑子里。2000年夏天我有幸参加“走马黄河”考察活动，在黄河上游甘肃东乡县书店见到《白鹿原》，老板告诉我这是东乡人喜欢的仅有的几本汉族作家作品。东乡人大多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血性剽悍有英雄气概，这也是《白鹿原》的魅力所在。有这样的书做枕头，就如同托尔斯泰以不朽的《哈吉穆拉特》当枕头一样。我一直认为《白鹿原》是一部男人的书，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男人形象。白嘉轩、鹿三、鹿子麟、朱先生、白孝文、黑娃这些人物形象中我最喜欢黑娃。这大概跟我漫游西域大漠有关。我曾在《浪迹北疆》中写过关中的压抑与狭隘，走出关中走向大漠走向瀚海，跟汉唐时代的张骞、班超、苏轼、玄奘一样。黑娃应该成为西北大地的葛里高利，剽悍、血性、豪气冲天的哥萨克。1992年冬天我在天山脚下读《白鹿原》时最打动我的就是我的乡党黑娃。1990年我完成了长篇《百鸟朝凤》，算是向故乡告别。1991年我完成《西去的骑手》初稿，一点也不自信。1992年我在《白鹿原》中读到了来自故乡的草莽英雄黑娃。豪气冲天的尕司令马仲英就是大漠里的黑娃。集传统文化、现代文明与东北草莽豪气于一身的盛世才在西域大漠与马仲英的较量，所有的优势消失殆尽，只能依赖传统文化中最阴暗的力量苟延残喘。我的另一个梦想是以长篇《西去的骑手》向只有短篇没有长篇的巴别尔致敬，向我无限敬仰的草原圣典《蒙古秘史》致敬。回到陕西看到许多资料，发现柳青和陈老师都喜欢《静静的顿河》，葛里高利这个顿河哥萨克，哥萨克本来就是突厥语，自由勇士之意，与中亚的哈萨克与草原大漠的英雄豪杰血气相通，与西北高原的英雄豪杰血气相通。《西去的骑手》开篇就是一群西北汉子在天山脚下大战顿河哥萨克，时光闪回到盛唐，关中猛将薛仁贵三箭定天山。

安史之乱至宋以后长安及关中都不再是中心了，政治经济的中心位置丧失了，但文化及民族心理深处的关键性元素并未消失，按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的说法，思想文化传统属于“长时段”的结构性因素，与“结构”相比，“时局”与“事件”都是一些容易消失的历史表象。

美是一种心灵的内在需要，需要挖一口深井。渭河两岸的旱原打几十米的深井才有水，那都是甘美清凉沁人心脾的水。西域大漠几十米几百米几千米沙层的荒漠甘泉简直是上天的福音。古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沙漠之舟骆驼在中原的终点。唐代白鹿原作为京城东边的天然屏障由神策军驻守以驼队运水到大明宫。民国时冯玉祥的西北军在甘肃征数千峰骆驼，到西安还好好的，到洛阳骆驼全死掉了。丝绸之路与亚陆大陆的龙骨大梁秦岭、祁连山、天山相依相伴，很难想象没有西域的长安是什么样子。

长安从西周的沣镐开始就有天下意识国际意识，周人不但留下了《诗经》和原始儒家的“礼乐”文化，还留下了周穆王西巡昆仑会西母王的《穆天子传》，可以说是张骞通西域的先声，周人的世界目光为汉唐打下了基础。白居易在白鹿原上留下了诗句，唐的王公贵族在此狩猎游乐。唐末黄巢大军攻入长安，又退守白鹿原，在此屯兵养马。黄巢有霸气十足的豪言壮语，却无刘邦的胸怀与雄才大略，他的大军在岐山龙尾沟惨败，部将朱温背叛黄巢降唐又叛唐，朱温残暴比安禄山有过之而无不及，为营建后梁国都洛阳，朱温把长安拆得片瓦不留，砖瓦木梁顺渭河漂流而下，长安彻底毁掉，再也没恢复元气。

1924年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西安破败颓废，败了鲁迅写《杨贵妃》的兴致，倒是碑林以及西安周边汉唐王陵前的石雕，让先生感受到汉唐大时代的中国人的生命气象。

樱桃相伴 书院依旧

今天白鹿原最引人注目的是万亩樱桃园和思源学院白鹿书院。白鹿原东边有3万亩樱桃园。

土樱桃有近百年的历史，面积缩小，卖不出好价钱，但土樱桃开花早，3月开花，生长期长，皮薄，味纯厚深长。洋樱桃个大，价钱好，4月花开，5月果红，每年5月20日的白鹿原都有樱桃节。西安人3月上原赏土樱桃花，4月就是花的海洋了，3万亩洋樱桃花齐开放跟放焰火一样。5月樱桃红，就是品尝果实的时候了。

与樱桃沟相连的鲸鱼沟全是竹林与水库，是游玩的好地方。相传共公怒触不周山，天崩地裂，两条大鲸鱼驮了70个百姓，逃到白鹿原，有点诺亚方舟的味道。鲸鱼游回东海时在白鹿原东西两侧留下鱼鳞状的深沟和河流，雄鲸鱼从蓝田入灞河，雌鲸鱼入浐河，在渭河相会回归东海。陈忠实“文革”后期担任灞桥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领一帮民工修建灞河堤坝，这种水利工程的社会活动是否造就了以后创作长篇小说的结构能力？

有意思的是中国文坛两位大师级的作家都与水利工程有关系。贾平凹早年曾在陕西商洛修过水库，给工地写标语，练就了后来的书法功底与自然山水的道家风骨。

位于白鹿原西北半坡上的思源学院，近千亩大，校园绿化面积90%，典型的园林式学校。思源学院前身是西安交大机械工程系培训中心，经过公办民助，民办公管，民办民营，形成占地近千亩18个院系4万多学生的民办大学，跻身全国民办大学前十名。这里建有“陈忠实文学纪念馆”、“白鹿书院”，许多专家学者作家评论家编辑家来讲学交流。陈老师去世后贾平凹在悼词中写道：“文坛扛鼎角色，关中正大人物”，我认为这是对陈老师最好的评价，关中自古王者之地。《白鹿原》与《废都》呈现一种互补关系，如果说《白鹿原》写了关中男人的强悍和阳刚，《废都》则写了文人的颓废与绝望，前者是托尔斯泰的阳光灿烂，后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阴沉与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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