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去南海栽一棵树
编者按：
陈忠实是《当代》荣誉作家，他的代表作《白鹿原》最早刊发于《当代》，之后引起文坛关注，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陈忠实去世后，陕西作家红柯在葬礼上高举1992年的《当代》为作家送行，成为葬礼上感人至深的一幕。
陈忠实与《当代》杂志的渊源不可言尽，他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发表在《当代》上，友情延续了几代人。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初夏》，写于1981年元月，发表于1984年的《当代》。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白鹿原》，发表于1992年第六期和1993年第一期的《当代》。
1999年陈忠实写过一篇文章《在〈当代〉，完成了一个过程》，对《当代》给予了情深意切的认可，“《初夏》的反复修改和《白鹿原》的顺利出版，正好构成一个合理的过程……《当代》在我从事写作的阶段性探索中成就了我。”
2015年初，在《当代》杂志创刊35周年的大型纪念活动中，陈忠实毫无争议地被评为“《当代》荣誉作家”。作家和他的作品展示了与《当代》坚守的现实主义精神相同的特质：传统中国的乡村基石在历史巨变中痛苦坍塌的过程，既惨烈悲怆，又波澜壮阔。一曲时代挽歌，西北风一样苍凉；一幅历史画卷，黄土地一般沧桑。一部现实主义经典，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当之无愧。
今年2月，重病中的老陈为第二期杂志题写了六篇书名，落款一如既往地写着“原下 陈忠实”，风骨犹在。之后病情日益加重，直到4月29日，我们收到陕西作协发来的讣告，作家陈忠实病逝，享年74岁。
为了纪念陈忠实对《当代》杂志的信任与情谊，为了表达杂志对作家的敬重与哀思，《当代》特编辑“陈忠实纪念专辑”。
《当代》1992/06
文丨刘醒龙
载丨《当代》2016/04
认识陈忠实是在海边。
那是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底，俗称圣诞节的日子里,一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终于完成了，带着闭关六年间对家人的亏欠，偕妻子和女儿到海南岛休息。本意是想悄悄的不惊动朋友，直到一家人离开海口时，才发短信给蒋子丹，告诉她我来了，不想打扰她，但还是知会一声，现在去三亚了。谁知蒋子丹马上来短信和电话，说她正在三亚陪着陈忠实，还有李国平等人。且不由分说，在我们一家到达三亚后，硬是接到与陈忠实等人同住的一家酒店。原计划私下的家庭休闲变成了公开的文学活动。印象很深的是，女儿见到陈忠实后非要喊爷爷，我不同意，让喊伯伯，女儿又不同意，觉得陈忠实比爸爸老很多，只能喊爷爷。实在没办法只好由她去。那天我们搭乘警备区的交通艇去了一座没有对外开放，全部由部队驻守的小岛，从满是贝壳的沙滩码头上岸后，一队被海风吹得黑亮的年轻士兵在木栈道上列队迎接，他们冲着走在最前面的陈忠实齐声喊道：“首长好！”背着一只黑色单肩包的陈忠实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陪同上岛的警备区政委在他身后小心提醒一句，陈忠实才像有点羞涩地大声说了一句：“该干什干什么去！”惹得跟在身后的我们想笑又不敢笑。那座神秘小岛除了军人再无他人。动物也只有两条狗，一条是公的，一条是母的，士兵们给这两条狗取了台湾岛上那对中华民族永远公敌的名字。我们如此叫着那两条狗，它们马上跑过来。陈忠实也学着叫，那两条狗却不大听他的。大家就笑说，陈忠实的陕西话很深奥，它们听不懂，正如那时台湾岛上的有些人听不懂我们的善意。
岛四周的海却是懂得一切。女儿在环岛的沙滩上，欢天喜地地拣着贝壳珊瑚，大人们面对深蓝的大海唯一的选择是沉默。天水茫茫，巨浪无边，那些不同于别处的海水，仿佛看得见年年月月台风刮过的痕迹。一般人上不了这岛，上了岛后任何人都要种下一棵树，这既是责任，也是纪念。我们一起在岛上的人工树林中合力栽下一棵树，那次，是这辈子栽树事例中最神圣的一次。能在祖国的最南端，栽下一棵将个体荣耀与民族兴盛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命运之树，实在令人激动，也令人感慨。只是女儿还不到五岁，不懂得人间还有比快乐淘气更为紧要的庄重与庄严，硬是从一脸严肃认真的部队首长那里拎过那如黄金般珍贵的淡水，用自己的小手浇灌给小树，弄得在场的官兵们不知如何是好。半年后，陈忠实成为我们一应作家的团长，率队重走长征路，从南昌出发，翻过贵州境内的梵净山后，我们在住处的院子里，面对一棵小小的红枫叶树，突然说起在南太平洋的小岛上一起种下的那棵树，还有我那淘气的女儿。女儿的情况我当然尽知，但是那棵树，那棵我们一起种下的树，我们一起种在国土最南端的那棵神圣而庄严的树，虽然相隔只有半年，却无从尽知。那些摧毁力超乎想象的风雨对我们栽下的那棵树有过何种的滋润？那里的海涛对我们栽下的那棵树有过怎样的侵袭？我们共同的想法是，只要那棵树能活下来就好。
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日在汉口百步亭又见到陈忠实，之所以要特别提及这个日子，是因为那天他从东湖边归来，冲着我发了一声感叹，说东湖哪里是湖，完全是海！屋里的人很多，陈忠实是看着我说的，他一定是又想起南太平洋空阔无边的波涛，还有被波涛团团围住的那棵由我们四只大手栽下去、再由我女儿那双小小手浇水灌溉过的杳无音讯的树。当时我没有反应，多年之后，我才想起，在那一刻，我本当要回答一句的，却没有回答。也是在这次见面的前前后后，因为《圣天门口》的出版，我接受了不少于百次的访谈与采访，我多次说过自己读书的真相，却没有一家媒体如实登载过，这是为了我好，害怕我这大实话一出来，会得罪一排人。我说过这样的话，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我读过三遍的只有《白鹿原》。那次见面后二十天，陈忠实寄来我代朋友索要的他的书法：“胸中云梦波澜阔，眼底沧浪宇宙宽。丙戌书古诗 原下 陈忠实。”这样的诗句也是海一样的情怀了。当陈忠实说东湖是海时，我本当要告诉他，《白鹿原》的文气像海洋一样！
为人当胸怀江海！生长在滴水如金的黄土高原上的陈忠实，慨叹东湖如大海时，是用自己的心胸装着宽广的海洋。
二〇〇八年元月七日正好是周一，我在西宁参加由《芳草》杂志推出来的青年作家龙仁青的作品研讨会，早上九点整，正是北京那边的上班时间，忽然一连串地接到中国作家协会几个朋友的电话。几位一上班就分别收到由武汉市钟家村邮局寄出的匿名信。经历过“文革”等种种运动的他们，普遍痛恨写匿名信的行为，也不相信匿名信，所以才告诉我当心小人。元旦前后，中国作家协会颁布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面对与此相关的不正常的文坛躁动，我只能说无聊，甚至连无德都不想说。话虽这么说，心情还是相当不好，曾经很自信，这辈子没做什么能遭人泼污水的事，却还是遇上了。原本打算回家的，却改了行程，第二天去了九曲黄河第一弯的循化，忽然发现黄河之水也能如此清澈。所住的循化宾馆201室，隔着两堵墙就是十一世班禅参拜十世班禅故居时住过的205房。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前往十世班禅母亲的家。接下来的一些事情，当地人评价说，是非常吉祥的。于十分复杂的心情下，我写了一首歌不是歌，词不是词的文字：雪山想念天鹅，哈达想念卓玛，彩云一样梦幻的姑娘，是雪莲中的雪莲。酥油灯点亮千年高原，吉祥湖畔开满花朵，啊雪莲中的雪莲，你的眼睛是我的错，你的泪水是我的错。草原想念羊群，白云想念情歌。羊圈中生下你的阿妈，是卓玛中的卓玛，小小女儿要牵苍老的手，忧伤的爱禁不起祝福。啊卓玛中的卓玛，你的泪水是我的错，你的眼睛是我的错。写完之后，也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来发短信给陈忠实。陈忠实不会发短信，他马上来电话，说自己高原反应严重，一直不敢来这些地方。听说我们回程要路过西安时，他很高兴，还特别说，很想见见与我同行的朱小如。他那一声“多年不见朱小如了”，不知有多少情怀在其中。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日从西宁飞西安的航班一再延误，一直到傍晚十八点二十分才起飞，到西安后，正在取托运行李，女儿来电话，祝爸爸生日快乐。机场外，也在三亚认识的李国平已等候多时，陕西省作家协会办公室主任杨毅亲自驾车进城。到了市内，径直去餐馆，陈忠实率红柯、周燕芬和李清霞等已等候多时。
见面后我将在西宁机场买的一盒雪茄送给陈忠实。刚寒暄了一会儿，陈忠实就主动提及《圣天门口》，他用那天下独一份的陕西方言，说起马上要评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并说《圣天门口》肯定会如何。可以肯定陈忠实说这些，不是关了一盒雪茄的原因，在陈忠实眼里，天下雪茄都不如被关停的宝鸡卷烟厂出产的七元钱一盒的雪茄好。借着高兴，我先说，第四届时，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威风凛凛》就与《白鹿原》一道入围初评的前二十部。接下来我再将前几天有人写匿名信的事当众说了，形容这是前途险恶的凶兆。陈忠实闻听哈哈大笑，然后说了两个字：喝酒！一杯酒喝下来，陈忠实再次冲着我笑，这一次的笑却是意味深长。二○一一年八月，《圣天门口》之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之际，想起当初陈忠实的笑声，顿时明了个中滋味。
说话间，朱小如透露今天是我的生日。陈忠实连忙让李国平安排，人在旅途，遇上这样一群好朋友，既吃上了寿面，又吃了蛋糕，一位在西安很红的民间歌手，追着陈忠实而来，也顺便唱了一首生日歌，真的很是惬意，一时间就将那匿名信的不快丢到九霄云外。在西安的第二天，李国平带我们去陕西省作家协会转了一圈，得知陈忠实的办公室是当年“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用来关押蒋介石的地方。我也找到机会难得大笑地说，这就对了，这样的房子只有像陈忠实这样的人住在里面才镇得住，别的人待在里面怕是要出问题的。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从北京传来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终评结果的消息，在许多打来宽慰的电话中，让我既觉得意外、又觉得感动的是陈忠实。正在和妻子儿女们一起吃晚饭，陈忠实的电话来了，在话筒里长叹一声，说简直不敢相信，前些时，他还在《西安晚报》的访谈中，预估《圣天门口》最有可能获奖。陈忠实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只是一声接一声叹息不停，就这样持续了近十分钟，一直不肯放下电话。那样子就像是陈忠实自己犯了错，明明公开对记者们发布了个人预测，而今又没有兑现，陈忠实说，这叫我如何与记者们说呀！到头来反而是我劝他，说自己的作品，一定有写得不好的地方，让人揪住了，而当初敢于替《白鹿原》担当的像陈涌先生那样的人又没能出现第二个，出现如此结局也是可能理解的。这一次，我算是又与陈忠实合力栽下又一棵树，只是这棵树是无形的，用肉眼看不了，用文字也难叙述，但它是文学的风骨气韵，更是人格的清洁爽朗。
曾经收到一封电邮，落款是陈忠实，内容则是推荐某个青年作家的作品，粗读一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再细看更发觉多有不对，比如对方称我为“您”，这显然不符合我与陈忠实一向交流的语境。于是打电话过去问。陈忠实没有直接表示什么，只是说曾向一些青年作家推荐我编的杂志，却从未推荐过具体的作品。这种事情换了别人可能会不高兴，发发脾气也是正常的，陈忠实在电话那边不轻不重地说了几句，就将此事一笔带过，再没有表示要追究对方的意思。如何对待这种成功心切、时常使些小手段的青年作家，陈忠实又像在海边栽小树一样，在风狂雨暴的季节，重要的是呵护。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我开车去甘肃参加一个文学活动，要经过西安，途中约陈忠实，到西延路上的一家酒店小聚。我刚到，陈忠实就来了，还令人惊艳地带来一箱白鹿原出产的樱桃。正是收获高峰季节，那樱桃特别红艳，而我又是格外喜欢樱桃的味道，一口气吃下许多，甚至还约有机会去白鹿原，坐在树下吃那樱桃。陈忠实很高兴，历数陈世旭、刘兆林、舒婷、张炜等朋友，都去他家原上吃过樱桃。第二天一早，我开车继续去往兰州。天黑前，到达兰州城外一处度假村，一帮当地与外地的作家先到了，在那里美美吃着烤羊肉，喝着鲜啤酒。我将自己吃剩下的半篮子红樱桃拿出来，初时无人动手，待我说起这是陈忠实在白鹿原上亲手摘下的樱桃时，不知从哪里伸出来那么多的手，眨眼之间就被抢得精光。吃完以后还有人盯着汽车后备厢，以为那里面还有。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芳草》杂志到西安办一个活动。那天西安城内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有两拨人在同一酒店喝酒，因为口角进而互相打起来，其中一方打了对方的人后，发现被打的人是区委要员，打的人是个小官员，也没有人逼他，自个主动下跪道歉，而那区委要员也下跪请对方起来等等。大家说笑话时，我给陈忠实打电话，告知自己来了西安，因为日程太满，只有第二天中午有空，问能否见面聊一下。陈忠实稍一迟疑还是同意了，我找好地点后，告诉他，他说自己会准时来。回头再给李国平打电话，要他届时也到场聚一下。李国平听后，一连两遍问是不是明天中午，还说老陈中午有午休习惯，是绝对不见任何人的。听到我绝对肯定的回答后，李国平很感叹，说你的面子太大了，这是他认识老陈以来，头一回见他中午出来见朋友。李国平的话说得很严重，我想想也觉得太严重，为什么要生生破坏他人多年养成的良好习惯呢，第二天早餐后我发短信给陈忠实：“中午就不打扰你了，你先好好休息，我们在酒店吃过自助餐后赶着去华山看看！醒龙。”那天上午我有讲座，九点三十分结束时，陈忠实刚好来电话，遗憾地表示，然后约下次见。中午李国平来小坐，说起来才知，老陈情况不太好，陕西作协党组正要向省委报告，催促老陈到医院仔细检查一下。那一刻，我们的心情突然沉重起来，当然，也更加觉得，自己主动取消的本该是中午的小聚，不管成与不成，于情谊是何等珍贵。
二〇一五年七月七日，我去北京参加中宣部一个活动，在八大处报到以后，朋友熟人之间乱串门时，红柯拖着行李进来，三言两语之后，便告诉大家，陈忠实患口腔癌了，正在做化疗，吃东西很困难，完全靠鼻饲。我心里一着急，明知自己没办法帮忙，但还是请红柯回西安时，带去几句话。几天后的晚上九点，红柯来电话，他将我托转的癌症靶向治疗方法转告给陈忠实，陈忠实要他一定代表感谢，这时候还有朋友惦记。红柯当时在电话里说，老陈对治疗很有信心。再往后，与知情的朋友打听，也说情况恢复得不错。却不知，再得到消息时，自己只能沉重地写上一句：西去永西安，大道送大贤！那天也是从游泳池里起来，得到消息，人着实有些不肯相信。时间不长，电话就不停地响起来，都是媒体的朋友，心知他们的意思，却不愿接听，我很清楚自己心里还没做好接受这一事实的准备。直到终于可以面对时，我终于接听了一家媒体记者的电话，刚刚开口，说我知道你是为什么事，接下来本要说陈忠实三个字，只是这名字还没说出来，自己已泪流满面哽咽着半天说不清一个字。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六日，陈忠实曾打电话，要我给他寄一本《天行者》，他说他当年也当过民办教师。在《天行者》的扉页上，有这样一句话：献给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这句话用于陈忠实同样不错。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下午，在江西于都红军长征纪念碑前，我代表重走长征路的作家们发言，开头的一段话是说给陈忠实的。我说：十年前重走长征路时，陈忠实是团长，十年后再次重走长征路，陈忠实身患重病无法成行，有于都这样曾经庇护过十万红军的偌大福地，希望于都将太多的奇迹赐予一些给陈忠实，希望能庇护长征精神的最好诠释者陈忠实平安长在，养好身体再当团长，再与我们一道继续这将政治与军事的长征融合为文学精神的长征。
这时候，我记起那些撒在兰州城外的来自白鹿原上的红樱桃核，按照童年的经验，那些从嘴里吐出来的红樱桃核不可能全部入土发芽，但也有足够的比例让这些来自白鹿原的红樱桃核长成小树苗。正如南海小岛上那棵由不同的手共同栽下的那棵树，有天地护佑，一定可以长成祖国最南端的最坚强的硕大之树。
我不记得南太平洋上那小岛的名字，也不记得与陈忠实共同栽下的那棵树的名字，更不记得那位同意我的不懂人间艰辛的幼小女儿将一桶如黄金般贵重的淡水浇在小树上的军人的名字，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忘记，白鹿原和大别山、东湖和南太平洋、南太平洋上不知名小岛上不知名的小树和在兰州城外被朋友们一抢而空的白鹿原上的红樱桃，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用我长江边故乡的话说，男人的泪水是金贵的，因为它是南太平洋上那能浇灌初生树苗的淡水，因为它是那被人生酸甜苦辣泡过的醇酒，因为它能够结出苍黄莽莽的北方大地上灿烂的红樱桃。天下文学莫不是在南海种下一棵树，天下人等莫不如艳丽的红樱桃，好看固然重要，还要做得到在北方黄土高原上也能好看，也能作为他人的生命营养。
2016/6/6日于宜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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