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 | 单霁翔：我是北京人，在四合院里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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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四合院情结（节选）
单霁翔
经常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
每当此时，我都要啰唆一番：“我的籍贯是江苏江宁，出生在辽宁沈阳，成长在北京，您说我是哪里的人呢？”
籍贯地、出生地、成长地，过去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会十分明确地指向故乡，但是进入城市化加速进程以后，人们的空间归属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城市中的人们来自四面八方。
于是，过去一句就可以回答的简单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以我为例，江苏江宁是父亲的出生地，就成为我的籍贯地，但是由于我一天都没有机会在那里生活，显然我成为不了真正的江宁人；我出生在沈阳，但是出生仅三个月以后，就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我被母亲抱着来到了北京，显然我也成为不了真正的沈阳人；来到北京，一住就是60 年，自认为是真正的北京人，但是从小到老，每当填写各类表格时，无论是籍贯一栏，还是出生地一栏，都不能填写进“北京”。
在记忆中，我们一家前后居住过四处北京四合院。
第一处是崇文区的东四块玉，第二处是西城区的大门巷，第三处是东城区的美术馆后街，第四处是西城区的云梯胡同。
因此，我应该有资格被称为“北京人”，而且是曾经居住在四合院里的“老北京”。
毫无疑问，我是在四合院里学会了说第一句话，我也是在四合院里学会了走第一步路。我想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讲话时经常会带一些北京“土语”，这也可能就是我为什么穿了30 多年北京“懒汉”布鞋的原因。
在第一处四合院里居住了六年。1954年全家初到北京时，住在南城东四块玉的四合院民居里，属于一座大杂院。在童年的记忆中，只留下一些有趣的生活片断。
例如跟着大人们举着竹竿，上面绑着彩布条，满院跑着大声喊着轰赶麻雀。当时把麻雀列为“四害”，据说全城都会在同一时间轰赶它们，麻雀飞累了就会掉下来，在我的印象里确实看到了麻雀们在惊惶地飞，但是没有看到过它们掉下来的“战果”。
如今随着北京雾霾天气的增多，麻雀不用轰赶就已经少了很多。
在第二处四合院里居住的时间最短。1969 年我随父母去湖北沙洋财政部“五七干校”劳动，作为在城市里长大的少年，第一次体会到劳动的艰辛。
1970年年底，我独自先期回京参加初中毕业分配，成为一名学徒工人，寄居在姐姐家。
大门巷胡同就在西长安街的北侧，是一处新翻建的独门独院，与姐姐一家、姐夫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们，一家十几口住在一起，从早到晚，热热闹闹，其乐融融，在这里我感受到四合院氛围中最宝贵的家庭亲情。
在第三处四合院里居住的时间最长。1972年母亲也从“五七干校”回京，单位分配了位于美术馆后街的住房。这是一组典型的传统四合院，分为前院、中院和后院。
在这里居住期间，经历了一些令人难忘的事情，例如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7.8 级地震，北京地区有强烈的震感。我家居住的房屋后墙被震垮，垮塌下来的砖瓦居然封堵了邻院的巷道。
为防余震全院在院前的城市道路上居住了一段时间，我也在这时学会了搭建防震棚。
在我们居住的四合院里，人民艺术剧院拍摄了八集电视连续剧《吉祥胡同甲5号》，据说这是第一部反映北京四合院生活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由此可见这组四合院的典型性，也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自己居住的四合院文化空间。
我和母亲住在前院的两间西房，加在一起只有20平方米左右。但是居住面积的狭窄，并没有影响我骑着自行车接回了自己的新娘，我们在此院内邀请亲友举办了婚礼。
两个星期以后我去日本留学，四年之后再次回到这里，一切如旧，那时北京城区的变化就是如此缓慢。但是，儿子出生以后，生活空间骤然变小，房间里被大人和孩子的东西挤得满满的。室内空间虽然狭窄，但是庭院则比较宽阔。
前院一共住了七户人家，邻里们关系十分融洽，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和睦相处，从未发生过口角。一棵大槐树的浓密绿荫，遮盖着半个院落。夏天的晚上，大槐树下面，各家老人孩子都拿了竹躺椅、小板凳，围坐在院子中间，从世界大事，到生活变化，再到柴米油盐，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这也是北京四合院的交往特点。
后来家家户户有了彩电，特别是《渴望》播出期间，大家在院落里聊天的机会大为减少。但是，院落仍然是邻里之间的共享空间，敬老爱幼、邻里关爱、包容礼让等传统美德，始终洋溢在这座四合院的每一个角落。
在第四处四合院居住的时间不长。这是一座小型四合院，北临辟才胡同，闹中取静。院中有两棵果树，一棵是柿子树，另一棵是枣树，使小院的环境充满生机。
我们的孩子刚刚一岁多，开始学习说话、走路，四合院的环境无疑非常适宜和安全。这一时期工作很忙，白天上班就请“阿姨”来看护幼子，非常尽心，十分放心。
长期以来，体验了在不同地点、不同规模、不同邻里的四合院居住以后，再回过头来思考四合院生活的体验，最深刻的不是物质的存在，而是文化方面的感受。
四合院的情结，是系在对父母、亲人、朋友的思念，是对那个成长空间的眷念。忘不了四合院里街坊们海阔天空的神聊，忘不了四合院里小伙伴们的嬉戏打闹，忘不了四合院里醉人的鸟语花香，忘不了胡同里走街串巷小贩们的叫卖声。
这份情怀，只有久居胡同四合院才能获得。这些年，北京胡同四合院有了很大的变化，记忆中的许多地方都已经成为永不回来的风景。
实际上，在北京地区，四合院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四合院集中体现出中华民族对待人居环境的态度，突出强调的是“天人合一”，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独特的四合院文化，成为中国对世界文化所作的独特贡献。在四合院中的每一细微之处，都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四合院里的居民、四合院里的房屋、四合院的内外环境，都是取之不尽的历史文化宝库，可以供子孙后代们体验、享受和传承。
目前，北京历史城区的胡同四合院正在一天天地减少，而幸存下来的一些四合院也受到高楼大厦与建筑工地的包围和威胁。据报道，1949年北京旧城共有胡同3050条，传统四合院1300万平方米。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历史城区内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和“危旧房改造”逐步升级的同时，胡同四合院被大量拆除，数量急遽减少，胡同和四合院保留下来的不足半数。
现存的四合院由于普遍得不到应有的修缮，年久失修造成大面积的房屋质量“人为衰败”，由于居住人口密度高，人均居住面积低，居民生活条件不断恶化，使居住在四合院内的居民缺少应有的尊严。
离开居住在四合院的生活已有多年，但是每当看到或听到又有一条胡同或一座四合院已经消失，总有一种悲情涌上心头，由此感受到在我的记忆深处，早已烙印上永远的四合院情结，甚至成为内心中对于城市记忆最柔软的地方。
四合院建筑的消失只是一个方面，同样可惜的还有传统民俗文化和地域生活方式的消逝。
四合院的环境是温暖的，住在四合院里，可以感受到空气中的人情味。人们居住在四合院里，是那么满足、那么平静、那么宽厚、那么热情。从童年到青年，前后四个时期在四合院里的居住经历，使我和北京胡同四合院有着特殊的感情，也一直影响着我的专业走向。
在日本留学期间，我选择了传统历史街区保护的研究内容，通过大量考察日本各地传统民居和历史街区，撰写了毕业论文《关于历史街区保护和利用的研究》。
回国以后，在北京市规划局工作期间，主持了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的调查，研究确定胡同四合院的保护对象，提出并经批准设立了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制度。
在北京市文物局工作期间，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我们将一大批四合院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之列。
其中，令人难忘的是，1997年我拜访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女士，谈起老舍故居的保护问题，胡絜青女士同意率全体家属将老舍故居和相关文物捐献给国家。1999年2月，正值老舍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经过精心修缮的老舍故居正式对社会开放。
记得少年时代，小伙伴们一起登上景山，四下望去，成片成片富于质感的四合院灰色坡屋顶，庭院内的高大树木的绿色树冠，形成一望无际灰色和绿色的海洋，烘托着故宫红墙黄瓦的古建筑群，协调和联系着传统中轴线两侧建筑，极为壮观，这是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最具北京文化特色的城市景观，也是我心中真正意义的古都北京。
在今天这个草飞莺长的美好季节，我又站在自家阳台上放眼望去，在白云蓝天下，在高层建筑群的缝隙中，隐约可以看到太庙、国子监的金色屋顶，再远仿佛可以看到天坛祈年殿的轮廓线。想到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钢筋水泥筑就的城市景象又将彻底挡住前方视线，心里就又掠过莫名的担忧和惆怅。
毕竟，每个人都有童年，从血脉到心灵。对于四合院的感情不仅是一种寂寞的乡愁，更是驻留在心灵深处的思念。因为，那里收藏着我的童年梦想。当年豪情万丈的少年梦，如今已经化作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
四合院是故宫古建筑群的历史原型，她们都是中华文化的载体，记载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记忆、经历和情感。
有幸我在人生最后一个工作岗位，来到故宫博物院，这里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四合院建筑群，每天行走在故宫博物院内，都会感到责任的重大、使命的神圣。
再过七年，故宫将迎来600岁的生日，将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 年，是我和同事们的光荣使命。
我今年60岁，也在北京居住了60 年。
今后如果有人再问我：你是哪里人？
我不会再啰唆一番，将清晰而准确地回答：“我是北京人，在四合院里长大。”
本文写于2014年
部分配图作者：chen1303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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