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从《漂泊者萧红》到《黄金时代》
在政治遮盖文学、集体淹没个人的时代，萧红，选择坚持自己，做一个孤零零的、纯粹的写作者，何等勇气！
“教我们那一点爱，与时间空间共存吧！”
1942年1月22日，31岁的作家萧红死于日军轰炸下的香港。四年前，她的同居男友萧军选择去“打游击”，而萧红选择只做一个作家，于是情感上已有裂痕的二人彻底分手。萧红死去的这一天，萧军在日记中记录的还是他的日常生活：在延安感受到的党外知识分子的孤独和烦闷，在婚姻生活中感受到的琐碎和精神不匹配，对他的创作理想和自由人格的磨损。那时候的延安正在进行整风运动，4个月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这一天，萧军读了《葛朗代》和《十二个虐待妻子的人》，晚上和ZH聊人生、恋爱等意义的问题。他说：“从空虚回到现实，那决定就是怎样活和死下去。真的，我如今对任什么全感到泰然，对任什么全没了疑惑。如今我只是计划着工作和生活，慢慢去接到最后一天——死。”
萧军的《延安日记（1940~1945）》尽管难掩颓唐的情绪，但很少直言“死”。骨子里，他还是那个敢于冲到旅馆去爱被同居者遗弃的、怀着孕的女子、并写下“结得鸳鸯眠便好，何关梦里路无涯”诗句的萧军，而这个有才华有胆气的女子也因为这段刻骨铭心的爱，将名字从张迺莹改成了萧红。
直到4月8日下午，萧军才得知萧红去世的消息，但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只写了一句话：“下午听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芬是萧军的妻子——笔者注）”显然，他不能相信这样的消息。
4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刊发了萧红的死讯，萧军这才悲叹：“师我者死了！知我者死了！”然后，他又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心情只是感到闷塞。我流了两次泪。对于她，我不是悲悼过去的恋情，只是伤怀她底命运。‘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不愿承担起这罪过和谴责。”众所周知，在萧军和萧红的情感历程中，是萧军先爱上别人而伤害了萧红，此后裂痕再难弥合。
4月12日，萧军又记道：“一个人的死对于世界，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一片湖或海，当这湖或海在平静的时候，它会激起一个晕环，大石头有大晕环，小石头有小晕环，如果仅是一颗细小的沙……那晕环也就不容易看到了。”
萧军的这一番感叹，一是因为同被鲁迅提携过的“奴隶社”的三人，萧红和叶紫都已经死了，鲁迅先生也去世了，唯留自己。二是萧红在他乡寂寞凋零，令萧军心生黯然。他在日记中写道：“一种深沉的悲哀总是追随着我，在我的心湖里一天比一天沉重。……其实他们一时感情激动，流几滴泪，很快就过去了，长久伤痛的还是我。”
在此之前的日记里，萧军曾记下自己与萧红相识七年的纪念日，也曾一眼就认出萧红送给别人的衣服领子，还曾在谋划写自传的时候说，写到“与红分别止”。至于之后的日记，则每每是在家庭生活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会想到，“萧红就不是如此”。
这几处不多的记录与连篇累牍的延安愁闷相比，几乎算是惊鸿一瞥，但却是萧军《延安日记》中最为温暖柔软的部分，也是萧军最为侠骨柔肠的体现。无论二萧的感情债怎么算，但在靠强悍的意志行走革命江湖、崇尚“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爱情哲学的萧军心里，还能有如此私密的情深意重，殊为难得。
实际上，萧红也是。临汾分手之后，她对好友聂绀弩谈得最多的还是萧军，“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人世间最大的仁慈，莫过于曾经因爱而分别的人还能够出现在对方的柔情里。
何人绘得萧红影
身为著名作家，除了以文传世之外，轶闻和八卦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说，成为著名作家的敌人，或者成为著名作家的爱人，都意味着可以谱写一种人生传奇。对女作家而言，爱情往往是轶闻和八卦的最佳栖息地。现代文学史上著名女作家的轶闻，几乎无不与此有关，其中近些年，伴随着民国热而一直被炒得热而又热的，莫过于林徽因、张爱玲和萧红了。
如今，与林徽因和张爱玲有关的一切已经能被文艺青年们如数家珍，萧红则相对冷门。实际上，在去年的电影《萧红》和今年的《黄金时代》之前，萧红一直是冷门的——萧红传记的数量远远少于林、张二人，萧红作品的销量也远远不及张爱玲。当然，《黄金时代》的文学原作《漂泊者萧红》，在被改编之前也是销量平平。
林贤治先生在《漂泊者萧红》里说：“在中国文人集团中，萧红是一个异数。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经受饥寒交迫的痛苦；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遭到从肉体到精神刑罚般的凌辱；也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被社会隔绝，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而陷于孤立。”许广平在《黄金时代》里说：“贫穷和饥饿谁不熟悉呢？但没有一个人像她写得那么触目惊心。”
如此说来，萧红的文字是属于饥饿和贫穷的，是属于荒野和泥土的，用今天的文学观念来衡量，她属于彻彻底底的“底层文学”，与张爱玲的“传奇”和林徽因“太太客厅”里的文学不同，她无法走出启蒙文学，也就是纯文学的疆域，因而与今日的文艺青年们之趣味的隔膜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不是她的散文化、诗意化的风格，相信萧红的读者会更少——这样说，不是否定萧红《呼兰河传》等作品的经典性，而是说，经典固然是不断被重读的作品，但不是不断被最广大的读者重读的作品——任何时代，读经典的都是少数人。因此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时下的萧红热是人胜于文的，是轶闻价值大于阅读价值的。
当然，历史的庸俗化从来都是难以避免的。而萧红的经历确实也堪称传奇，她除了是走出旧家庭的娜拉，还是勇于选择爱情的新女性。在她的时代，她反抗包办婚姻的出走足以掀翻整个家族的荣誉，而她贫病交加中与包办男友王恩甲的同居也足以毁灭王家的声名。后来，她怀着别人的孩子而和萧军志同道合地相爱，并共同成为鲁迅提携的青年作家，之后又继承鲁迅的精神，坚持独立于党派和政治，都一再强化着这种传奇。再后来，她怀着萧军的孩子跟端木蕻良结合，在病中又受到骆宾基的照顾，以31岁的年华客死他乡。
伴随着传奇的，是许多的难解之谜：萧红为什么能得到鲁迅如此的赏识？和萧军感情出现裂痕东渡日本之前，她几乎日日到鲁迅家里去，甚至不顾许广平的冷落，但为何在日本期间却一封信都没有写给鲁迅，直到鲁迅去世？萧红和萧军的感情裂痕，仅仅是因为情感分歧还是也有同为作家的原因呢？胡风等朋友对《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的比较是不是一个隐秘的原因？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萧红身为女性，两次做母亲，但孩子却一个送人，一个莫名死亡，该怎么从人性和天性上加以理解？萧红不跟萧军走革命的道路，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性抉择还是作为女性的情感选择？萧红的悲剧是性格悲剧还是时代悲剧？
惟其如此，因鲁迅先生而相识，并在西安成为萧红好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聂绀弩才会在萧红去世五周年的时候写下“何人绘得萧红影，坐断青天一缕霞”的句子。这注定也会成为萧红传奇的“千年之问”。
《黄金时代》：粉丝电影的诚挚和遗憾
《漂泊者萧红》和据此改编的电影《黄金时代》，显然也是受千年之问“蛊惑”的结果。
《漂泊者萧红》的作者林贤治先生在后记中说，因为偶然看到萧红最亲近的两位男士，萧军和端木蕻良都曾嘲笑她的作品，而萌生了为她写传的意图。他坚定地认为，萧红的婚恋悲剧不是性格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是“五四的女儿”反抗传统道德和男权势力的悲剧，而萧红的文学价值一直是被严重低估的。
他以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知识框架、以一个男性读者的体贴，借助萧红大量自叙作品中的细节，用萧红式的诗意化的笔法，还原了一个拥有女性和自由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漂泊者萧红”。应该说，作为一本作家传记，立意和结果都是自我圆满的，而且是充满了时代和人性意味的。
电影《黄金时代》是贴着《漂泊者萧红》改编的，但它显然无意于贴着这本传记的人生故事和文学价值判断，而只想贴着它的写作态度、学者立场和历史观，也只想贴着它无条件地抚慰萧红的悲苦的情感立场——整部电影中，几乎没有看到任何矛盾冲突和性格冲突，即便有，也是淡淡的，只有萧红父亲的镜头，露出过一闪而过的狰狞。
除此之外，所有的人都可爱，都充满温情——一个向往自由的弱女子经受着最为凄苦的命运却奉献了极为耀眼的才情，是人间亏欠了她，给她再多的温情和抚慰都应该。而且，拉开历史的时空再看萧红的作品，确实是在左翼文学大行其道的时候，独辟了一种属于穿透时空局限的、属于永恒美学范畴的题材和风格。
于是，《黄金时代》变成了一部萧红粉丝拍给萧红粉丝的电影，它违背电影规律，但充分尊重了原作和传主。它更像一部话剧，或者一篇影像化的论文，态度端正到尊重与萧红有关的一切；细节严谨到每一句台词、每一个镜头都有出处；历史观郑重到兼顾了各种说法。
所有这些谨慎和尊重最终都变成了篇幅冗长和情节碎片化。正如很多影评说到的那样，这是一个设置了门槛的电影，是一部“非萧红粉丝严禁入内”的电影，也是“没有读过《漂泊者萧红》者严禁入内”的电影。同时，这也更像是许鞍华和李樯对2013年霍建起版《萧红》的矫枉过正——萧红的经历不该被娱乐化和庸俗化！
这样的电影票房可想而知，当然，艺术上的探索价值也有限，唯一值得称赞的，是导演和编剧作为萧红粉丝的勇气和诚挚。他们拜服在萧红脚下，谨小慎微地试探了方方面面，却没有充分展现出萧红哪怕一个方面的性情——整部电影，怀孕的萧红寄居在诗人蒋锡金所在的杂志社大请其客算是一个亮点，但其实这远远比不上萧红散文中写到的细节震撼：贫病交加的萧红把仅有的钱给了路边的乞讨者，并说：他们也应该吃饭。
面面俱到的结果就是浅尝辄止，人物站不起来，这对于一部传记电影来说，显然是致命伤。
当然，这么长篇幅的电影却没有拉开萧红死后的时空也算是一大遗憾：且不说前面说到的萧军《延安日记》中对萧红的追忆，就是在与萧红的感情上饱受争议的端木蕻良，在“文革”期间，每年都到广州扫墓，并用“风霜历经情无限，山和水同一玹章”来纪念这一段感情，其中就包含着多少人性和情感的意味深长啊！
至于萧红的父亲，算是促成萧红所有悲剧的“旧势力”的代表，多年后他的对联也赫然出现在哈尔滨的萧红旧居中：“惜小女宣传革命粤南殁去，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这里头又有多少不能勘破的家庭和时代的真相呢？——既然是一部取名“XX时代”的电影，总该有一些时代的意味才算切题，而时代的意味往往是产生在时空拉开之后的。
大时代的牺牲者
当然，《黄金时代》并没有打算拒斥市场，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它想要一种属于文艺青年的市场号召力。而且，电影还打出了这样的广告语：“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只因人皆有自由之心。”
萧红是“五四”女儿，那时，每个读了书的青年都在响应新文化运动时代大潮的召唤。他们激烈、热情地冲破以家庭为代表的旧秩序，用激荡的青春挣扎、反抗、向往——妥协和忍让是属于懦弱者的，是属于时代的“多余人”的。尽管鲁迅先生一再提醒“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但，这样理性的声音显然阻挡不住青春的狂潮。
那么，萧红有没有梦醒时分？
从她的经历看，她和萧军感情裂痕之后独自到日本期间，可以算得她的梦醒时分。她是在给萧军的第二十九封信里写下“黄金时代”这样的字眼的。这封信她写得很长，她先写了自己发烧，嘴唇破了，精神烦躁，写的文章无处发表，愁闷中她感叹写作上没有团体可以依靠，伤心地说“我们的老将去了还不几天啊！”（老将指鲁迅——笔者注）然后就说鲁迅全集的事，说没有书看，日本地震，吸烟、喝酒以消除愁闷。然后她说：
“均，你是还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和蛹一样，自己被卷在茧里去了，希望固然有，目的也固然有，但是都那么远和那么大。人尽靠着远的和大的来生活是不行的，虽然生活是为着将来而不是为着现在。”
接着她才写下了被各种文章反复引用的月下感叹的黄金时代的文字，充满了自嘲：“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同一时期，她在诗中写：“今后将不再流泪了，不是我心中没有悲哀，而是这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了。”
显然，这样的“黄金时代”显然是对“自由之心”的痛切的反省。1936年的中国，战火早已经开始点燃，国难当头，无论文艺青年们如何向往自由，如何追慕大时代的风云激荡，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历史都不能被抽象为牧歌。
大时代裂变的时候，思想和行动的自由确实曾如火如荼，但总归是脱不去苦难和愁闷的底子。对萧红而言，更是如此。贫病、饥寒、爱情受挫都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失去鲁迅庇佑之后的写作困境，和萧军分手后远离文化圈子的孤独，远离政治的个人性创作立场，对她的压力更为直接。
实际上，在《呼兰河传》出版之后，文坛主将茅盾曾发表过著名的评论，批评该书的美的“病态”，“思想上的弱点”，认为作者是被“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局限，把自己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离开来。他批评萧红“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工农劳苦的群中。”
而就在五、六年前，鲁迅在为萧红的《生死场》写的序中，这样写道：“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的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
胡风在后记中，尽管挑剔了作品的不够集中的风格，但还是充分肯定了萧红的人本主义立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
可惜，被萧红称“带走了正义”的鲁迅死了，胡风所代表的“七月派”在文艺界的遭遇也人尽皆知。
在政治遮盖文学、集体淹没个人的时代，萧红，选择坚持自己，做一个孤零零的、纯粹的写作者，何等勇气！
电影里，特意点到了丁玲和萧红的相逢，也涉及到了得知萧红去世，丁玲写的《风雨中忆萧红》。但，丁玲的经历被隐去了：1938年初春和萧红相识的丁玲，已经经历了在南京的被捕和被关押，第一个丈夫胡也频已经死了，她与冯达生的孩子也已经不在身边。后来，因为南京三年监狱生涯，丁玲不断被质疑、被打击。同为“五四”的女儿，在各种苦难中活下来的丁玲，经历的是一波又一波凶猛的政治运动……
萧红说：我无论身在哪里，都看不到苦难的边际。而在《呼兰河传》里她写道：“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