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回忆——高考恢复四十年

编者按：1977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莫过于12月，全国高考在中断12年后恢复举行。在那个冬天，有大约570万人走进高考考场，27万人被录取。

高考的恢复给当时的一代青年带来了希望和不同未来的可能性，许多人的命运就此发生了转折——这其中有被录取的励志人生，也有落榜失意后的不同际遇。恢复高考，其实只是回到常识与传统，但在当时却是从疯狂走向正常、从禁锢走向开放、从停滞走向流动的关键一步。今年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此时再回望那一年，时代的意义与烙印似乎更加清晰。如果您正好是在那年参考高考，又或者您知道关于那年高考的故事，也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是：[e-mail]

一

1977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莫过于12月，全国高考在中断12年后恢复举行。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年长者如“老三届”的老高三，如今已经是古稀之年；最年轻的南方应届高中毕业生，如今也已奔六。我虽然要到1980年才上大学，却也是因为恢复高考而改变了人生轨迹。

那一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8月初，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者纷纷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就推迟当年招生时间，得到邓小平的明确支持。从8月中旬开到9月中旬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最终达成共识，改变文革时期“推荐上大学”的招生方法，恢复高考。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

恢复高考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不过就和他的复出一样，是当时在人们期待与意料之中的事。事实上，前一年十月逮捕“四人帮”之后，在北京关注时局的人群里，很快就开始半公开议论邓小平何时复出；恢复高考的议论不那么多，但是一说起来，也好像是大势所趋，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而已。

大约是1977年初的一个晚上，父亲去曾在抗战时同事，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家，回来后有些兴奋地说，估计高考不久就会恢复了。后来事态的发展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与乐观，反对的声音颇多，教育部最初的报告并没有打算马上恢复高考。然而小道消息开始在民间流传，从春天起，各种中学课本，尤其是文革前的中学教科书突然紧俏起来。先是我家里不多的几本数理化被别人借走，其中好像有些再也没有还回来；后是想要找两册原来没有的，却哪儿都借不到了。

和出生在1980年代末的年轻朋友聊天，她痛说的悲惨经历，就是怎样从小学一年级参加各种考试，一直考到博士毕业。我告诉她，曾经有4年大学完全停办、10年全国没有高考；中小学虽然从1967年10月的“复课闹革命”恢复运行，也基本不读书，考试就算有，不过是聊胜于无。她说：“你们那时候多幸运啊！”我说：“你父母恐怕没有觉得那时候幸运吧？”她说：“我觉得他们比我幸运啊！”话说到谁比谁幸运，就没法往下说了。我告诉她，“文革”里的教科书一本比一本薄，不仅内容少，而且几乎没有习题。为了向工农兵学习，取消物理、化学和生物课，以所谓“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替代，内容可想而知，更没有她熟悉的一本本厚厚的考试辅导材料、复习题集。我还告诉她，由于“文革”，我从小学一年级到1977年，8年多一直辍学在家。她瞪大了眼睛：“叔叔，您太幸福了！”

那时我幸福吗？在知天命后回忆，少年是很美好的，时间会给往事涂上一层发黄老照片的柔和。虽然很多已经找不到，我还保存着一部分少年时的日记，如今看来，写得有些强词说愁、莫知所云，倒也折射出当时内心的纠结与困惑。我感觉前途渺茫：我自觉已经长大，却不知道能做什么、要做什么。想要逃避像兄长那样去农村的命运，似乎只有唱歌考文工团。

恢复高考的希望在遥远的天边升起时，许多人一夜之间忽然都成了高玉宝。“我要上学”的念头是如此普遍、如此强烈，我也受了影响，在我的日记里记载如下：

二月十一日，星期五，云

今天下午正在写字，忽提起上学，于是有些动念。去一个新环境，过过集体生活，尝尝学生时代的滋味，还是我所愿意的。

晚上，我乃来去找Z老师，托他办办此事，他和我详细讨论了一番，我十点钟走，他送我上车。

有时，一个很突然而来的念头就会变成事实，不知道这一回是否会如此。我对自己是有点估计的，我以为我是有必要去适应社会，受一点社会的限制，这或许对以后有好处。

一清醒的认识了一些自己，也就能大致地衡量自己的斤两了。哈！我就是这样，我时常攻击的往往就是我自己所具有的。

16岁时的日记，一看便是民国文学和翻译小说读多了的文字。在文化沙漠的时期，写一笔繁体字，大概也算奇葩，难怪后来我在学校里经常被视为五四青年。从这段日记可知，当时我已经有独立办事的能力，也有突然起一个念头就去做的习惯。此后的40年里，基本上一直如此。个人生涯某种意义上与历史是有相似与呼应的，往往在一念之间发生改变。

我去找的是家兄的一位同学，他去农村插队病退回来以后，在中学当老师。那时他是偶尔教我一点数学的老师，也是经常和我聊天的大朋友。1977年2月11日晚上，他在学校值班，我是去学校找的他。那天晚上聊得非常开心，还打了一会儿乒乓球。从学校出来走回家，月光很明亮，我感觉似乎看见了未来。

二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后来的社科院，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密集之处。学部子弟自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孩子，打架大都不灵，倒是还有不少爱读书的。他们由于出身问题，多数境遇不佳，很多还在农村插队未归，能够在大型国企里当工人就算是不错的了。在1977年夏天，很多人忽然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复习数理化。不过除了老高中生以外，没有谁心里有底，所以大多数都是不声不响，各自备战。“文革”虽已经结束，但真正的改革开放还在孕育过程中。那一年元旦社论的题目是《学好文件抓好纲》，那一年报纸上的关键词是“英明领袖”、“抓纲治国”，这个纲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词语之下，对于变化的渴望以及变化本身暗暗积累、流动。私下里，人们对于高考恢复的期待值与日俱增，不仅仅是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潜意识里从来不曾消灭，还因为上大学被普遍认为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从15岁到31岁，积压了十几年的青年至少有几千万人，他们中间的多数，强烈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考大学最直接最迅速地点燃许多人心中的火把，也因此注定高考是一条严酷的羊肠小径。大多数没怎么读书、没有希望或信心的人，早早就放弃了。据目前官方数字，1977年有570万人参加高考，27万人被录取。从有资格参加高考的人数看，百里挑一都不止，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看，录取率也只有4.8%。

我后来读历史，才明白从宋朝以后，科举考试不仅仅是文官制度的根本，而且是民族心理记忆的一部分。这一记忆在反文化的十年后复苏，又因为恢复统一考试后的第一次高考之难而格外凸显。我至今记得高考发榜后，学部大院几家欢乐几家愁：八号楼查建英考上北大中文系、吕叔湘先生的外孙考上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家兄也从插队所在地考上清华。

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清华北大始终是人们心中的梦想。家兄一高中同学，平素沉稳内敛，那年悄没声地上了北大，来我家报喜时两眼放光、双腮涨红，声音都变了。30年后，我去附近的中国超市买菜，那里免费送顾客一份世界日报，回到家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看到纽约州巴法罗附近飞机失事的消息，死难者里有一个华人，看到他的名字，我的手一抖，咖啡溢了出来……

不久后，我在阿拉巴马出差，小城里一住就十天。住久了，不免想吃一顿中餐。美国南方是华人最少的地方，中餐馆也少，网上搜索了半天，才在十英里外发现一家似乎还有点规模的中餐馆。去了一次，感觉味道还好，隔了一天下班后又去了。这一次碰上老板，他看了我一眼，用很正宗的京腔说：“我瞅您是大陆的吧？”当他听到我已经不那么纯正的北京话时，竟是相当欣喜，一定要请我喝一杯。有了第一杯，就会有第二杯，三杯下肚诉平生，是北京人常见的风景之一。阎老板在北京的地段离我儿时故居只隔了几条胡同，我问：“您住哪条胡同？”阎老板说：“我住在北剪子巷，挨着大兴胡同，您哪块儿熟吗？”我听说过这条和我同名的胡同，却不清楚它原来就在铁狮子胡同北边几条街。如此说起来，不由得更多了一分亲近感。

阎老板微胖无髭，面白皮细，典型胡同里和气生财的老北京相貌。这样的人，我童年记忆里很多，如今却很少见到了。早年的戾气、中年的焦虑，足以改变曾经遛鸟人的容颜；钢筋水泥的都市化、人群的膨胀，给古都带来现代化与活力，但也抹去了往昔的安详。

阎老板告诉我，他祖上几代都是在户部做事的，到了爷爷这辈，大清改了民国，就改当银行职员，然后传他父亲。他家虽不是大富大贵，在北剪子巷这条狭小的胡同里的一个小院，倒也住得很踏实。

他没有仔细讲，我也就不多问，反正到了1966年，家道已经中落到只剩下两间北屋了。那年他上高三，就盼着能考上大学，然而大学不招生了。和许多人一样，他去农村劳动了几年，然后费了很多力气回到北京，进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人，结了婚有了孩子。也和许多人一样，他在下了班、做完家务后，熬夜复习高考，可是就在高考前夕，由于劳累过度得了一场大病。在明白自己不可能参加高考的那一瞬间，他忍不住泪流满面。

他没有说具体是什么病，总之，大学梦就这样破灭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个长辈亲戚从美国回来探亲，看到他的境况，帮他办了个自费留学。那时候来美国的人还很少，有亲戚的经济担保书，再有一份社区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就拿到了签证。到了美国，亲戚自然不会真的在经济上资助，要靠自己勤工俭学。但是他在国内没有上过大学，不像那些有文凭的人，打一段时间工就能够联系读博，找到奖学金。再说他已经快四十岁，语言又不通，向学之心很快就显得不切实际。于是勤工继续，俭学就夭折了。

萍水相逢是人生乐事之一，我和阎老板一直聊到打烊。中间还见到他的儿子，已经当了医生，表情和手势都很美国。他不会讲中文，英语里带一点南方口音。阎老板看着儿子的目光很慈祥，儿子和我们说了几句话就匆匆离去。

我和阎老板在停车场道别，我注意到他的背已经有点驼了，缓缓钻进一辆黑色老奔驰轿车里。

阎老板的故事其实是多年来常听说或读到的故事之一，那天晚上回到酒店还是让我感叹不已。失落的一幕往往更令人难忘，在寒冷冬日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长我几岁的朋友落榜后失声痛哭的情景。也许我们心中或多或少都有势利的一面吧，也许历史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成功者的记载吧，我们平常读到的，大多是七七级大学生这个群体中的励志故事，很少有人想到，那一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考生落榜，还有很多人处于各种原因没能参加高考。前年回国，在朋友家小住，他家的保姆好像已经是祖母了，勤快能干、做一手好菜。朋友告诉我，她当年高考离录取线只差了3分，一生的命运也就因此转变。

三

当我们回望往事，叙述比价值判断远为重要。在追求现实利益的过程中，遗忘与遮蔽时有发生，更何况许多人心中价值混乱、人云亦云，何来判断可言？其实叙述本身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自以为是的真实多半是可疑的，寻找历史和追求真理一样，需要常存虔敬戒惧、反躬自省之心，而不是指点评价、气壮山河的狂妄。

恢复高考在当时的社会、心理冲击，如今人们已很难想象与理解。从事件本身看，考试古已有之，而且行之有效，虽然有其无情的一面、不完美的一面，却一直是相对最不坏的取士之道。恢复高考，其实只是回到常识与传统，但在当时却是从疯狂走向正常、从禁锢走向开放、从停滞走向流动的关键一步。高考不仅给青年一代带来了希望与实际意义上的未来，而且改变或者说恢复了固有的社会价值观，终结了一个公然反智的时期。

这一切，是当事件已经成为相对遥远的历史之后才能看清的。在1977年，人们依旧在不安与期待中怔怔懂懂地度日，和别的时候似乎无大不同，也许这才是岁月的真实状态。

我想从日记中寻找我的1977年，却发现日记里有写得很含糊或者根本没有提起的部分，记忆与日记并不完全相符。是的，时光越深，日记越有获得史料的意义，然而日记是有主观选择性的。尤其是在严酷的时代，日记写得有保留，几乎成为自我保护的本能。母亲的日记中，人名多用字母代替，许多年以后，她往往想不起是谁，别人也读不懂。我没有那么高的警惕性，却也习惯在日记里省略内心深处的某一只八音盒。1977年初的日记里，有抒情、有议论、有几首旧体诗，却没有提到我在做梦、写小说，更没有提到我自己像小说中人一样，晚上走到一家中学的楼下，站在树影里，望着某一扇窗的白色灯光。我并不知道那个女孩此时此刻是否在教室里晚自习，也并不想去见她，只是走一个小时到这里，安静的望一会儿，然后就回去了。

我在读《战争与和平》、《第三帝国的兴亡》，虽然更让我心动的或许是屠格涅夫的《阿霞》、《初恋》。我似乎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并不真正关注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巨变。不过我并不是一无感觉，在潜意识里我感到改变自己、步入社会的愿望与必要性。

回到学校最大的困难是，我虽然有户口，却没有学籍，在户口本上“职业”那一栏的记载是“无业”。想要改变，必须在区教育局办理手续。学籍从无到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幸亏当时有父亲一位老友的女儿在那里工作，帮助解决。我一直感念我的老师和她。

复学的事情办得出奇顺利，不到一个月后，我就从无业遊民转变为中学生的身份。四十年前的三月七日，我重返学校，这一天也标志着我进入社会的轨道。北京是春季开始新学年，按年龄我应该上高一，可是我除了会写繁体字、背诵诗词，别的什么都不会。在八九岁时，我花了一天功夫学会加减乘，此后很多年没有长进。在十五岁时才被辅导学了从除法到一元二次方程，至于物理、化学，则是一点概念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学校对功课要求不高，我还是很有自知之明地降级去了初三。

我的日记写到这一天嘎然而止。由于上学，生活骤然忙碌起来，再也没有时间写长长的日记了。

三月七日，星期一

从今天起我成为124中三年级七班的一个学生，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几天来，心情总不免有着兴奋的感觉，无疑，这就是那未知的新环境引起的刺激。

我应当说是高兴的，虽然即将来到的这一环境并无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也不会有多少令人愉快的遭遇，但由于我确实需要换一换环境了，所以，新环境，这本身就是我受到刺激，产生了愉快的情绪。

早晨七点多，我到了学校，先看见了Z老师，然后见到了陈，她带我见了我的班主任，一个二十一、二岁，身材不高，略胖的姑娘，交了学费，即赴教室，坐下后，聆听了强调纪律的一方讲话，又听王老师（即班主任）训话一遍，至八点半正式上课。

从这一天起，我每日从永安里出发，穿过大雅宝胡同，步行五里地去学校。放学后，我经常出外交部街西口，南行到东单菜市场买菜，然后乘大一路回家。在这条路上我认识了许多人，后来又在别处不经意间相遇、告别，继续各自的旅程。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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