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本相
一
2016年秋天，在一个晚餐会上偶然又遇见芝加哥大学艾恺教授，十多年没有见，他已经七十多岁，看上去还是很健康，依旧是流利的中文滔滔不绝，不过我估计他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晚餐会本是社交活动，大家寒暄一阵，然后各自散去，并不会谈论什么文史。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艾恺教授可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在四零后这一代里出类拔萃，他硕士是在芝加哥大学读的，师从著名学者邹谠先生，邹谠先生是国民党元老邹鲁之子，专攻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其名著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
艾恺后去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费正清和史华慈。他的博士研究方向是梁漱溟，博士论文后来成了他的成名作品梁漱溟传《最后的儒家》。其时中国正在文化大革命，艾恺教授在书成出版前没有能够见到梁漱溟先生，直到1980年，才有机会见到传主本人并作了若干次采访。这些采访又沉睡了1/4世纪才由梁漱溟之子梁培宽先生整理结集出版，书名是《这个世界会好吗？》。
在这个世纪，梁漱溟因为已经完全成为传说而更多一重神秘色彩，人们更加向往前贤，但是文章要写得浅显。梁漱溟暮年和艾恺的对谈相当畅销，其实也不足为奇，更何况书中不乏人与事的直白评价、八卦的线索等。
我对梁漱溟素无研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我不大同意，不过我以为梁先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问中人，更多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在《民国报》任记者，又由于舅父张耀曾任司法总长的关系，入司法部任机要秘书。1917年，因为写了《究元决疑论》连载，他得到蔡元培赏识，破格录用到北京大学任哲学讲习。
《这个世界会好吗？》里有另一段因《究元决疑论》结下的缘分，梁漱溟谈到一生中影响他的人时说：“林先生是我很佩服的，在思想上，乃至为人都是我很恭敬、很佩服，也是对我有影响的一个人……他名字叫林志钧，号叫宰平，他是福建人。”
实际上这位林志钧先生(1879-1961)是字宰平，福建闽侯人，与沈钧儒同为癸卯科举人，辛亥前留学日本，曾任职北洋政府司法部，后为清华研究院导师。他虽然身后名声不彰，在民国初年却是极有清望的诗人学者，为尚志学会审定译著丛书，张中行先生说：“他是致力于西学的，不料对于中国旧学竟这样精通。”梁启超对他十分倚重，委托他负责自己文稿的整理。梁启超去世后，林志钧编辑刊印了梁氏全集《饮冰室合集》。他又擅长书法，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两年后，清华研别究院为其立碑，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就是由林志钧亲笔书丹的。
林志钧渐渐被湮没遗忘的部分原因在于留下的著述不多，虽然大部分诗文收入《北云集》，但流布不广，今日知者无几。他被人提起，更多是由于品格、由于提携后进而受到尊敬与怀念。梁漱溟在去世前不久专门写了一篇《怀念林宰平先生》：“民国六年西南护国军倒袁之后，法统恢复，我在司法部任职秘书，宰平先生特嘱部中参事余君绍宋居间致意介绍，是即我得以奉教于先生之始。先生年长于我十四岁，学识渊博，顾乃留意及于小子，盖见到我所为《究元决疑论》一文（刊出于《东方杂志》），侈谈古今东西学术，独崇佛法，而欣赏之也。”
让梁漱溟感激的是林志钧身为前辈学者却主动通过朋友联系并且来看望他，和他讨论学问。两人四十多年的友情就此开始，梁漱溟见证了林志钧对其他后学的关怀奖掖，他们当中有熊十力、沈从文、金岳霖、张中行、吴小如等著名学人，分野迥异，年龄不同。熊十力先生是民国时哲学重镇，所著《新唯识论》在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相当重要，虽然能识者寥寥。梁漱溟介绍熊十力认识林志钧，熊十力曾经回忆三人论学的情景：“余与宰平及梁漱溟同寓旧京，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
沈从文1923年到北平，在北大旁听，成为北漂文学青年。他在《晨报副刊》署名休芸芸的散文《遥夜》得到林志钧的激赏：“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一种学生生活，经他很曲折地深刻地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当林志钧了解到沈从文并不是大学生，而只是寄寓沙滩附近，生活无著时，就专门托人约他到家里长谈，推荐他去熊希龄主办的香山慈幼院担任图书管理员，并且介绍他进入北平的文学界，沈从文因此得以安身立命。终其一生，除了他的小学老师以外，沈从文只称呼林志钧为“老师”。
金岳霖先生的评价更高：“林宰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读书人，我认为他是一个我惟一遇见的儒者或儒人。他非常之和蔼可亲，我虽然见过他严峻，可从来没有见过恶言厉色......我的《论道》那本书印出后，石沉大海。惟一表示意见的是宰平先生。他不赞成，认为中国哲学不是旧瓶，更无需洋酒，更不是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他自己当然没有说，可是按照他的生活看待，他仍然是一个极力要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儒家。”
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专有一节回忆：“林先生不只饱学，而且是多才多艺。他通晓中国旧学的各个方面，诗文书画，尤其哲学，造诣都很深。他不轻易写作，但是由他传世的星星点点的作品看，比如《稼轩词疏证序》，就会知道他不只精通词学，而且精通中国文学和中国学术思想.我的印象，最突出的是温和。我认识的许多饱学前辈，为人正直、治学谨严的不少，像林先生那样温和的却不多见。不要说对长者和同辈，就是接待后学，也总是深藏若虚，春风化雨。”
张中行是在1947年认识林志钧的，第二年林先生要回南方，应张中行之请写了一首杜诗：“梁楚连天阔，江湖接海浮。故人相忆夜，风雨定何如?”《北云集》所收同年诗作亦云：“三见李花开，频呼堕梦回。今春更惆怅，南去几时来？”由此或可推见，在世事变幻中何去何从，林志钧曾经颇为彷徨。张中行接着写道：“出乎意外，两年多之后，一九五零年的晚秋，林先生又移居北京，住在东单以北。”林志钧晚年任国务院参事，1960年病逝，享年81岁。
二
1974年家兄从张畴先生学习声乐，我去旁听张先生给学生上课十分着迷。不久我就知道张先生是林庚先生的女婿，而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是我的启蒙书之一。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诗人 林庚先生
由张先生和他的夫人、林庚长女林容先生介绍，我去过几次林庚先生家，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带着自己的格律诗习作求教，而林庚先生看得很仔细。林庚先生家住燕南园62号，邻居北大哲学系教授王宪钧先生恰好是我认识的另一位长者。我每次去北大，两家都去拜访。
王先生专攻数理逻辑，那是我完全不明就里的学问。林庚先生的学问我又哪里懂，不过文学的专业门槛没有那么高，林庚先生又讲得非常好懂，每次听完他的话都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我当时就知道，林庚先生是三十年代的著名诗人，不迟于七十年代末我就读过部分先生的诗作。林先生是新诗格律的提倡者，他注重诗歌音乐性和韵脚的主张我也很赞同，虽然我对他的诗没有太多印象。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燕南园很安静，秋天灰色的砖有点寥落。在我的记忆里，林、王两位先生都非常温和，所以不管什么季节去拜访，都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林庚先生更健谈一些，后来听说我上了师大附中，就说我是他的小校友。我也是在那时听说林庚先生从师大附中毕业后最先上的是清华大学物理系，而家兄1977年考入清华学物理，当时刚好是在校生。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1979年，林庚先生从物理系转中文系的范例对我是很好的励志。我还听说林庚先生是书香世家，但是我并不知道林志钧，也不知道林庚先生是他的哲嗣。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令人折服，我对他们的学识那时其实所知无几。
我从十三四岁到青年时代，陆陆续续通读了当时坊间找得到的中国文学史，家里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读过不止一遍。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是大学教科书范本，写得平稳周正，我却不甚喜欢。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十分长知识，也令人佩服，不过后来想想当时未必能读懂多少。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我也读了一遍，不久后结识杨天石先生，得知他也是其中作者之一。
在我自以为不必再读通史若干年后，偶然遇见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与以前读过的那些几卷本的宏篇巨制不同，林庚先生的著作不过一册，20多万字而已。然而从他1947年写的自序开始，就极多珠玑：“文艺是领导人生的，但它并不就是幸福，然而我们的幸福能有其他的保证吗？我们愈是想保证幸福，幸福就常常离我们而去，正如同我们如果紧抱住和平，战争不久就会走来一样。人类的文明，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进步。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想保证人生，于是在儒家的手里，人生就愈弄愈糟。愈想保证的，最后便必须放弃，因为那放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创造必具的条件。伟大的文艺时代，常产生在我们失去保证的时候……”
林庚先生这部文学史凸显个人治史的长处：见解独特、个性突出。尤其难得的是，林庚先生是一位诗人，大学毕业那年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诗人写文学史，语言精炼，文采粲然，而且作品点评十分到位。
比如关于阮籍的《咏怀》之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林庚先生的点评是：“起句何等的愤慨，结尾又何等的平静，这便是历来中国诗上所称为的冲淡的境界。在这境界上，一切忧患都藉着思想而有了无言的解说，因此才能在哀苦中领略那人生美好的一面。这是最平静的人生，便成为东方精神的特点。”
《中国文学史》自然是林庚先生的代表作，而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略》，则是根据林庚先生1937年在北平师范大学的授课讲义整理成书。我的一位同学的读后感是“全书的基调，我以为是沉郁，‘文学革命的荣光遂渐渐被人忘记在革命的文学里……’”令人佩服的是青年林庚对新文学把握之精准。在新文学还只有二十年，正在现在进行时中，诸相纷陈之际，林庚先生已然从史家的角度，梳理思潮与流派的演变、世事对文学的影响。
林庚（著）
潘酉堂 （整理）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读中国文学史就可以看出林庚先生重视的是文学的独立性与生命力。如果说林志钧虽然推重西学，但是思想立场接近梁启超，还是介乎新旧之间的人物；林庚先生则推重对旧文化的扬弃与新文学的开放精神，对胡适整理国故不尽赞同，对学衡一派的保守略有批评。他更多是继承五四理念，对文学革命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有一个比较：“当初文学革命的意思，是要使文学本身从替古圣贤人说话的‘载道主义’下解放出来，使文学能够自由的独立起来，所以那可以说是一个解放运动。
革命文学则是，要使文学变为一种工具，要在一定的政策下写作，文学的创作是集体的，而没有个人的，工业就不承认，创作上的自由。所以二者的发展乃是两个极端。”不过林庚先生虽然长于辨析，臧否却十分谨慎。这或许也是继承乃父，林志钧毕生洁身自好，持论温和。他虽然和梁启超交谊很深，却没有加入进步党，和现实政治保持距离。这在他的时代还是可能的，后来则要困难很多。
三
2006年十月，林庚先生在97岁上无疾而终，驾鹤西去。听说讣闻，我写了一篇《走进燕南园的暮色》，说起初进北大时“每天早晨都穿过燕南园。犹记得常看到身躯瘦弱，面貌清秀的朱光潜先生的背影，也曾几度邂逅林庚先生和住在隔壁的王宪钧先生并向他们问安。建于燕京大学创校之初的燕南园，自北大一九五二年迁入燕园，便有名教授未必住燕南园，住燕南园必是名教授之说。马寅初老校长就曾住在这里，直到他因坚守己见被赶出北大。在我上大学时，还有不少劫后余生的老先生住在那里。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学问与教养，当时已令人向往；而他们经历的坎坷起落，更令人感叹。”
林庚先生23岁就留校任教，27岁就当上教授，先后在厦门大学、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1980年我入北大历史系，林庚先生已经不再给中文系本科生上课，先生讲诗，那时已经是北大的一个传说。我无缘听到林先生讲课，便去旁听他的弟子袁行霈先生。依稀记得袁行霈先生讲的是张元干的词，神采飞扬，引人入胜。袁行霈先生曾经长期担任林庚先生的助手，治学风格也是继承林庚先生。
有意思的是，我曾经见过当代学者谢泳先生一篇文章，回顾林庚先生1958年在北大被批判的情况：“1950年到北京大学后，他先后完成了《中国文学简史》(上卷)、《诗人李白》以及《盛唐气象》……林庚成为批判对象，主要是由于他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对‘士’传统的过分推崇……袁行霈认为林庚中国文学史研究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主要原因是‘1956年以来，资产阶级思想逐渐抬头，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反动口号一时叫得很响。
林先生的著作遇到了适宜的气候，顿时身份百倍’。1958年的‘双反运动’，在中国各类政治运动中，算是比较温和的，学生对老师的批判，现在看来虽然多数没有道理，但在当时表现出的态度还不算激烈。”由于师生关系没有被毁掉，袁行霈先生继续做林庚先生的助手。林庚先生暂停著述，转而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谨言慎行，也就相对平安地度过六十年代前半段。
文革开始后，林庚先生自然成为北京大学“反动学术权威”中的一员，不过人数众多，他也就没有显得特别突出。虽然只是我的推测，不过依常理度之，像林庚先生这样为人谦和，遇事隐忍，自奉颇严的学者，大约和周围的人相处友好，不易招嫉树敌，他又世情通透，懂得多言贾祸的道理，所以有幸没有受太多迫害。文革后期的1973年，林庚先生被征召进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组亦即著名的“梁效”，与冯友兰、魏建功、周一良一起是任顾问的老先生。四人帮被捕后梁效立即被解散，其成员被隔离审查。此事后来被不少人认为是四位老先生的历史污点，曾被打成胡风分子又曾揭发胡风的舒芜，还写过诗讥讽他们为“嵩山四皓”。
据说林庚先生在任职“梁效”期间一直非常低调，在文革结束后一直不为参加“梁効”事辩白。大约与这种态度有关吧，林庚先生没有因“梁效”出风头，文革后经审查很快被宽大处理，后来也很少有人因此事批评他。毕竟在文革中被征召参加写作组是不可以拒绝的，而参加后积极表现邀功与否，则显示出人与人的不同。
2009年秋天我回北京时去探望林容先生，她送我一本林庚先生晚年诗集《空间的驰想》，是清华大学出版的先生墨宝线装影印本，精致典雅。
时间仿佛是个魔术的零
一个不存在的存在
……
零既是终止又是开始
这是点的启示
万象浮沉于消逝
回归瞬间的掠影
……
90岁的手迹自然显出年轮，让我感动的却是手迹旁的一行自注：“独有过去积案如山，露出时间的本相来。”
我眼前忽然呈现遥远的1976年秋天，那一年有太多的死亡，还有地震，令人有天翻地覆的预感。张畴先生和林容先生喜得贵子的消息，仿佛一束明亮的光，带来一个新时代的期望。
四十年的过去可真是“积案如山”，虽然我不知道，过去的一切有多少是我们曾经期望的。无论如何，生活已经发生巨大的改变。当字幕打出2017年11月，场景从东城区的一个小四合院转换到玉渊潭南路上一家餐厅包间，已经年过不惑的著名钢琴家张佳林和我喝着红酒，聊着红尘。我们这次没有提起他的外祖父，我更从来不曾问过林宰平先生的事情。在一个匆忙的时代，饭局也往往是匆忙的。看着佳林骑小黄车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我也转身走进冬天的寒风。上一次一起说起林庚先生好像还是在世纪之初，在一个地下酒吧里喝着啤酒，我很坚定地告诉他：“你的诗写得比老爷棒多了。”
林庚先生只有两位女公子，按我们的传统说法，林家这一支到这里就断了。不过我有一种感觉，虽然是完全不同的方向乃至风格，但我觉得佳林还是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外祖父的。优秀本应是可以继承与遗传的，但是在风云变幻的上个世纪，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往往由于家族灾难或者教育断裂而毁灭。林庚先生和他的父亲都能够高寿善终，就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一个家族的传承与变迁，多少折射出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或者说露出时间的本相。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
-------------
阅读作者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