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爱德华·阿特金森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经济思想家、统计学家，集资本家和政治巨头身份于一身，他在1861年的畅销书《廉价棉花和自由劳动者》中提出，废除奴隶制不会给美国纺织品带来末日，因为雇佣劳动制度会降低棉花种植的劳动力成本。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新干线划过漫长的山阳线，天空蔚蓝，阳光刺眼，我的旅途的下一站是广岛，穿梭在日本的不同城市之间，似乎并没有太多焕然一新的体验。濑户内海的海风炽烈，烈日炎炎，这座港口都市有一种属于海洋的气质。静静凝视着都市霓虹的广岛城天守阁，街头随地可见的自动贩卖机、拉面店，身穿JK制服在电车上叽叽喳喳的少女，以及下班后一脸倦容却准备在居酒屋焕发容光的上班族们……漫长而宁静的日常生活在提醒我，这里与其他日本城市本应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一1945年8月6日，原子弹“小男孩”使这座曾经的军港，战时日本的军都，彻底成为了世界历史上无法略过的一页。作为世界上第一座被原子弹袭击过的城市，受害者的记忆成为了广岛永远的伤痕。代表着当时人类科学的最高成就，却不掺杂任何责任与伦理的犹豫和考量的杀人武器，第一次降临在广岛这座工业城市之上。那些在核弹的高温一瞬间逝去的生命，凝结着日本近代历史上对于亚洲诸国的罪恶，超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以及20世纪国际秩序内在的残酷，似乎都在这一刻成为永恒，成为历史书上难以卒读却无可回避的一页。在受害者与施害者模糊的身份之间，在政治的裹挟与时间的冲淘之下，暧昧的日本人必须面对的一页历史就以这样惨烈的方式摊开。这一节历史与道德的阶梯，依旧等待着今天以暧昧所著称的日本人来抉择。广岛和平公园纪念馆(即“原爆纪念馆”)是肃穆的。漆黑漫长的甬道之间，设计者尝试复制出核爆当天的压抑与恐怖，长廊之间受害者的照片与遗物——校服上的肩章、被高温熔化的铝饭盒、残破的课本……1945年的8月5日本应是平平常常的一天，尽管战争的阴霾已经渗入到了生活的边角，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了夜晚不再宁静，防空警报成为熟悉的声音，习惯了每天配给变得少的可怜。但是某种程度上，活着就意味着明天，也许他们并不懂得绝对国防圈、ABCD包围圈。日复一日的生活在一瞬间被摧毁，未被战火劫持的生命在一瞬间被剥夺。凝视着受害者的照片，我幻想着如果没有这次天降横祸，他们的人生是以另一种方式与这个彻底堕入疯狂的国家一起毁灭，还是有机会在废墟上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他们是否可能意识到自己所身处世界的荒谬和战争的傲慢与狭隘？国家的歧路与民族集体心灵的迷狂，最终只是历史教科书上郑重其事的一个单元。人在拥有集体记忆之前，首先有的是属于自己的个人经验，而对于广岛的受难者与遗属来说，核爆使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从被国家和权力绑架的叙述中挣脱出来，真正讲出自己的体验，思考自己与国家的关系。政治学家将日本战败称之为“八月革命”，也许正是因为战争与核爆，使得作为平民的日本人不再为皇国与天皇所绑架，真正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战争体验。受害者的照片与生前遗物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传说在西周时，曾有过一位爱好旅行的天子周穆王。他曾经越过昆仑山，一路向西，用三年时间周游了列国。就在他结束游历，即将回国之时，有一位名叫偃师的工匠在途中求见了他，并向他献上了一个自己制作的人偶。这个人偶外貌栩栩如生，可以像人一样自如地站立行走。周穆王见了大为吃惊，叫来自己的宠妃一起观看。就在周穆王和宠妃对着人偶细细端详、品头论足时，偃师一声令下，人偶竟开口唱起了歌来，歌声婉转悠扬，十分动人。唱到高潮处，人偶又舒展四肢跳起了舞。如此精彩的表演，逗得周穆王哈哈大笑。而就在表演即将结束时，发生了一个意外：这个人偶竟然含情脉脉地向周穆王身边的宠妃眨了眨眼。或许在当时他们所在的西域，演员向观众眨眼致意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在从小就接受礼法教育的周穆王看来，这种举动无疑是一种轻薄之举。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人情味十足的动作似乎坐实了眼前的人偶其实是由人假冒的，如果是这样，那偃师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一怒之下，周穆王就要下令处死偃师。偃师赶紧向周穆王解释，刚才表演的只是一个人偶。见周穆王不信，他当场把人偶拆散。周穆王看到眼前一堆七零八落的零件，才终于相信了刚才为自己献舞的确实不是人。于是不禁感叹：“原来人工的技巧竟能达到与天地造物者同样的水平，真是不可思议！”以上这个小故事出自《列子·汤问》。如果按照现在的观点，故事中偃师制作的那个人偶就是一个机器人，一些故弄玄虚的营销号还把这个传说作为远古机器人存在的证据而大加炒作。这种炒作当然是不可信的。作为道家的典籍，《列子》一书充满了玄幻色彩，而周穆王和偃师的这段轶事只不过是其记录的上百个故事中的一个，其本身并不具备任何作为史料的价值。然而，这个故事却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类对于创造机器人的追寻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之前。古代的人形机器人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更宽的范围，就会发现关于机器人的想象其实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比如，在古埃及的神话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法老奥西里斯曾被自己的弟弟赛特杀死，尸体被肢解成了很多快。后来，奥西里斯的妻子伊西斯找齐了丈夫的尸块，并把它们重新拼接在一起，然后在死神阿努比斯的帮助之下，将之复活了。有意思的是，在古埃及的壁画中，奥西里斯的形象是一个背后装有类似特斯拉线圈装置的人。而在一件出土的陶器上，则出现了伊西斯将手伸入奥西里斯后背的画面。有学者将神话和这些画面结合在一起，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所谓复活的奥西里斯其实并不是一个真人，而只是一个由伊西斯控制的机器人。虽然这种说法似乎过于离奇，但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在古埃及时期，人们已经懂得了一些简单的机械设计知识，并造出了一些由机械力驱动的机器。其中的一些机器被装饰成了人的形状，就成了“机器人”。比如，当时曾出现过一种捣米机器人，其实就是在用杠杆传导的捣米设备上雕刻了一个人形。在宗教领域，这些在当时十分先进的技术当然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比如，在祭祀时，古埃及的祭司们会使用一种机械的神像。借助机械传动，这些神像可以做出如张嘴、伸手等简单动作。显然，这可以大幅增加祭祀仪式的神秘性。或许，关于奥西里斯的传说只不过是人们对这类宗教仪式的一个扭曲记忆罢了。作为与古埃及交往密切的文明，古希腊对于机器人也很感兴趣。根据记载，和柏拉图同时期的匠人菲隆（Philon）曾发明过一个倒酒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的胸腔是一个放酒的容器，容器里的酒可以通过管道传输到它右手上的酒壶中。如果人们需要喝酒，就可以在其左手上放上杯子。然后酒就可以从酒壶自动流出，倒入杯中。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这种人形的机器给人们带来的震撼是十分强烈的。我们现在已很难确知在古希腊究竟有多少机器被包装成了人形。不过，这些“机器人”在当时的话题性应该不会亚于今天的ChatGPT。事实上，就连亚里士多德都在自己的《政治学》中专门讨论了机器人代替人类工作后人类社会结构的可能变化——其论题选择的前卫程度丝毫不亚于两千多年后的学者。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古埃及和古希腊都已经创造出了所谓的“机器人”，但限于当时的科技，这些“机器人”充其量只能算是包装上了人形的机器，其结构非常简单，能完成的活动也非常有限。尽管如此，作为勾起人们想象的先驱，意义依然是显著的。在此后的几百年中，人们一直尝试将最新的技术用到机器人身上。比如，11世纪，伊斯兰著名学者加扎利（Ismail

《奥本海默》海报【晨读观世】诺兰的最新大作《奥本海默》是一部野心勃勃的传记片，在三小时里试图演绎“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生涯故事。全片的高点是1945年7月全世界第一颗核弹在新墨西哥州沙漠里试射成功给曼哈顿计划所有参与者带来的震撼。诺兰精准地调用了画面和声音语言，带给了观众清晰的印象：原子弹不只是一种新型武器，它是人类与宇宙关系的一场剧变，它可能会成为吞噬地球的科学怪兽，也可能会成为确保世界和平的全新工具。诺兰的电影编剧依从的《奥本海默传: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从蛋白质的结构说起在生命过程中，蛋白质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是生物体的构造师，小到一个细胞，大到各种器官，都需要由蛋白质来构造。另一方面，它还是很多生命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无论是在生物体内进行物质传输、对各种生化过程进行催化，还是对来自体外的侵袭进行抵抗，都离不开蛋白质的参与。目前，人类已知的蛋白质达到了两亿多种，每一种蛋白质的三维结构都不相同，而它们的功能差异就是由这些不同的结构决定的。例如，人们出于滋润补水、护肤嫩肤的需要，经常会设法补充胶原蛋白，其奥秘就在于这类蛋白的结构类似于一股拧起来的绳子，因而具有很强的韧性，从而可以在软骨、韧带、骨骼和皮肤之间传递张力。又如，我们免疫系统中的抗体蛋白大致上呈现了一种Y型的结构，并能够形成独特的钩状，这就使得它们可以附着在病毒和细菌上，对致病微生物进行检测、标记及消灭。正是因为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以上这样的关系，因此从上世纪中期开始，对蛋白质结构的探索就成为了生物学家研究的一个重点。1961年，美国国立卫生学院的研究员安芬森（Christian

【行旅笔记】一纽约市的布鲁克林，是美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带，也是种族和语言最为混杂的区域之一。这里近一半居民的母语不是英语。走在街上，我可以听到英语，汉语，西班牙语，俄语，德语，阿拉伯语，当然还有若干无法分辨的语言。各族裔移民在纽约落地，往往第一个住处就是同乡的家。1990年代初，我到纽约后借宿于女友家。女友所在的社区破败肮脏黑暗，不多的路灯下聚着一些无所事事的青少年。那时来美的中国留学生大多阮囊羞涩，租房以便宜为目标，而便宜的地方大多不是什么好区。我借宿的那个公寓只有一间卧室，二房东夫妇住在客厅，我和女友住卧室，仅一道布帘相隔。次日我去日落公园买菜。那时的日落公园还不是纽约第三华阜，却因福州人聚集被称为小福州。那天很冷，摆摊的菜贩戴着护耳棉帽，小白菜油菜上挂着白霜。后来我从布鲁克林搬到皇后区，那里的环境也没好多少。一个黄昏，我租住的房屋差点被人破门。老友陈嘉映住在附近，他一个瞅不见，公寓楼前的车子就不翼而飞了。如果凌晨从纽约大学乘地铁回家，乘客多的车厢意味着相对安全。虽然美国其他地方极少遇到上述场景，但那时的纽约华人却普遍认为纽约之外都是乡下，根本不值得一提。今年6月，在离开纽约30多年后，我到布鲁克林探望女儿。她特意到拉瓜地机场来接机，或许她也觉得我是乡下人进城吧？看到停在街上的车，我想起1990年代初的纽约，不由问起当地的治安情况。女儿说：“除了布朗士个别地区，布鲁克林，皇后区，曼哈顿都很安全，甚至犯罪率最高的哈姆莱都在变，房子都在涨价。”从那之后，随着数次到访，我也逐渐熟悉了这个别名为“教堂区”的布鲁克林。女儿居住的绿点区位于布鲁克林最北端，它的面积只有7平方公里，但溪河纵横。它的西面与曼哈顿隔东河相望。东河的一条支流纽顿溪分隔了绿点、皇后区和长岛市。绿点南接威廉斯堡，那里有两座知名的大桥——布鲁克林和曼哈顿。步行至东河边，就能看到布鲁克林、曼哈顿、皇后区或长岛市。绚烂的天际线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绿点去周边地区都很方便。其实因溪河阻隔，从绿点乘地铁出布鲁克林都需要转车，只有搭船去曼哈顿最方便。19世纪之前，绿点主要是果园和农场。现在的梅塞罗街（Messerole)，卡耶街（Calyer）都是当年农场主的姓氏。19世纪中期，一个叫内齐亚·布利斯（Neziah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晨读观世】2023年的七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月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甚至发出警告，“全球变暖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的时代已然到来”。2000年，荷兰气象学家兼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2023年4月7日，斯坦福大学和谷歌的联合研究团队在预印本文库arXiv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生成式智能体：人类行为的交互式模拟》（Generative

2023年的七月，那位生于捷克、后半生一直“生活在别处”的知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法国巴黎去世，终年94岁。他的离世让我忆起布拉格。那是疫情前的2016年。七月的布拉格清晨，淡紫色的云絮，朝阳依然隐在华宇之后，伏尔塔瓦河上雾气弥漫……一河对岸的楼宇砖石严整，现代风格的舞姿大楼侧身挺立（注：英文名Dancing

Fairchild）出资150万美元对“八叛将”进行支持。于是，在历史上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的助力之下，硅谷历史上的传奇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地平线尽头伫立着积雪的赫莫恩山【地中海纪行】天低云暗，天空的镜像加利利海风起云涌。这片水域的面积与梁山泊差不多，竟然也可以称作海？或许是干旱地见湖如海？或许是将地中海视与世界相匹配？不由得想起昨天驶过一条“引水渠”，导游伊萨克大喊道：“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约旦河！”据说约旦河上可泛舟或漂流，我猜那船不过是皮艇类，至于漂流应值春水泛滥之时吧。然而在缺乏大江大河的以色列，这类户外活动的确算是一回事。一驶离加利利海，天仍然阴晦，路越行越窄，但周遭却益发苍翠。在不毛之地巴勒斯坦，我绝没想到竟然被绿色包围！弯曲的小路绕过一座又一座的绿山，坡虽平缓，但地势却不断地升高。绕了几个弯后，我们已至戈兰高地。这片狭长的岩石高地位于以色列东北，叙利亚西南。其面积为1800平方公里，目前以色列实际控制近70%。茂密的草木几乎淹没了边界的铁丝网，伊萨克指着这里或那里说：“那边是叙利亚。那边是黎巴嫩。”后来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伊萨克又指出了约旦边界。但约旦边界相对平静，以色列农民租种约旦的土地，作为回报，以色列政府供应当地水电。我记得来以色列第一天，伊萨克展开地图介绍地理。他的第二句话就是：“我们的邻居都不喜欢我们。”众人听了大笑。岂止不喜欢，以色列的邻居都是敌人。近80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是如此地势不两立：一个人眼中的恐怖分子，很可能是另一个人心中的英雄。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简直就是麻烦的代名词。在这一段，以叙两国边界绵延约60公里，从北部的Tel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晨读观世】2006年SpaceX的猎鹰1号火箭第一次发射失败，原因是一枚价值仅5美元的铝制螺栓在饱含盐分的海风里被腐蚀。SpaceX为什么选择在大洋深处的夸贾林环礁上发射火箭需要另一个故事来介绍。但因为发射前螺栓被海水腐蚀到出现裂纹，导致第一级火箭发射后管道漏油着火，也摧毁了马斯克想迅速成功反射的火箭梦。2007年，SpaceX迎来了第二次发射失败。相比第一次，马斯克其实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最初只是星际探索的门外汉，领导着一家创立只有几年时间的初创公司，在第二次发射就几乎完成任务，这还是挺令人骄傲的。在此次发射中，第一级火箭完成使命，一、二级火箭成功分离、二级发动机顺利点火、卫星整流罩分离，最终因为小的偏差导致第二级火箭并没有能够成功入轨。2008年的第三次发射失败要心酸得多，原因是没有为一二级火箭分离留下两三秒的足够时间差，以至于第一级火箭接受了关机的指令，但管道里最后残留的一点燃料仍然增加了一点点的推力。在太空中，就这么一点推力让一级火箭在关机之后仍然撞上了二级火箭的红隼发动机，导致二级火箭翻滚着失去控制。第三次失败把SpaceX逼到了墙角。马斯克只能扮演破釜沉舟的项羽，背水一战，用仓库里最后剩下的零部件拼凑出一只火箭，在第三次发射失利仅八个星期之后，赌上所有又进行了一次发射，结果完美无瑕，绝处逢生。从2003年到2009年，马斯克个人投资了1亿美元去开创私人航天的新纪元。此前火箭发射一直被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国所垄断，而大国火箭发射的思路普遍采用制造法拉利的思路，以举国之力打造火箭产业，而为数不多的几家供应商从国防预算中极可能多地压榨利润。相比之下，马斯克的思路很简单，他想在火箭发射领域建造皮实的本田雅阁。“每次发射都用法拉利太浪费了，这原本就是一台本田雅阁可以完成的事情”，马斯克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由资深航天记者伯格撰写的《冲向火星:马斯克和

圣母走廊一我们驱车前往海边的罗马古城凯撒利亚（Caesarea）。罗马帝国时代，凯撒利亚曾拥有过希律王（公元前72年-4年）的行宫，甚至耶路撒冷也曾归凯撒利亚管辖。在保持完好的露天剧场里，一个男声合唱团正在放声高歌，歌声铿锵有力。当合唱团走到海边的廊柱下，我也来到古罗马宫殿遗址。这座行宫曾有个泳池，而罗马人不可或缺的澡堂大约与那泳池相通。遗址的马赛克地板与礁石相连，礁石上的年轻人正将舢板推入水中。站在这里还可望见海中钻探平台，那是以色列最大的燃气资源，开采之际，正好躲过了俄乌战争造成的能源危机，这一次以色列的运气真是太好了。离开古城，在前往古罗马供水道遗址之前，我们特意绕道凯撒利亚新城。这是以色列最贵的城市，处处绿茵鲜花，打理得一尘不染。一层或两层平顶建筑，不奢华却很现代。沿途可见几座白色房屋，都是平顶大开窗，且相距不远。导游伊萨克指着路边说：“你们看，现任总理内塔尼雅胡就住在那一栋。”我仔细看了看，没看到卫兵，只见一道矮墙围出一方庭院。罗马人建造的高架渠屹立海边，一座座圆拱犹如画廊，呈现着大海的深蓝。这一带曾是罗马帝国犹太省的首府，自希律王到拜占庭时代均人口稠密，但此地从来就缺乏淡水。希律王于公元前22年下令建设水道，该水道从东到西长达16公里，为当地居民引来山泉。公元130年，哈德良皇帝到访罗马帝国东部。此地因人口增长，再次出现用水短缺，供水道得皇帝之令扩建。从希律王到拜占庭时代，水道的建筑工程都有石头碑文记载，如今那些碑文已被收藏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离开平坦的海岸线，往东北方向驱车1小时，我们进入下加利利。下加利利是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山区地势较低的部分。这片土地被河谷切分，其中的耶斯列谷地曾是地中海，加利利海、约旦河谷与死海的通道。大约200万年前，地中海和约旦裂谷之间的陆地上升，从那之后，这几个水系就不再相通了。一片又一片起伏的山谷，绿色和褐色的土地交错。看得出每一片土地都十分宝贵，耕种得十分精心。这片土地收获麦子、燕麦、葡萄和橄榄……是为以色列的大部分农场农产品的出产地。下加利利不仅自然条件优越，历史也十分厚重。从罗马帝国，十字军东征到奥斯曼时代，此地发生过不少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被称为“第一次犹太战争”的大起义。那次起义发生在公元66-70年，加利利地区的约法特是犹太人抗击罗马帝国的重镇。罗马军队围攻约法特47天，整个加利利陷落。罗马帝国将军提图斯（Titus）于公元70年攻陷了耶路撒冷，摧毁了圣殿。在大起义中，大量犹太人被杀或成为奴隶，幸存下来的流散于世界各地。二驶进拿撒勒（Nazareth），只见房屋依山而建。耶稣的故乡拿撒勒，是下加利利最重要的城市，圣母在此得知自己怀上耶稣，耶稣在此度过童年和青年。朝圣人和游客往往以拿撒勒为第一站，第二站是巴勒斯坦的伯利恒，最后一站为耶路撒冷。拿撒勒的圣母报喜教堂（Basilica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晨读观世】颠覆和转型是过去三十年商业世界中最耳熟能详的词。自从克里斯坦森创造了“颠覆式创新”的概念之后，拥抱颠覆成为潮流。殊不知颠覆会带来负外部性，在挑战者颠覆在位者过程中会引发一系列次生影响，比如造成大规模失业，甚至导致整个社区的凋敝。转型则成为在位者应对颠覆的直接反应，但转型如何转，可能会动哪些人的奶酪，也常常是一锅粥。有没有可能另辟蹊径？法国邮政走出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数字化转型给一系列传统业务带来冲击，邮政就是典型产业。这一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曾经是最为重要的信息交互网络，在许多国家都渗透到了都市和乡村的细微角落，但在上一轮数字化的冲击下几乎无从招架。与即时又免费的电子邮件相比，信件没有任何竞争力。面临转型压力，邮储银行是一条更新之路，中国和日本的邮储银行都发挥了其全国高密度覆盖的网络优势。依托网络优势转型为电商快递提供服务则是美国邮政的选择，虽然有人诟病，它所收到的国家资助变相成为亚马逊业务扩张的补贴。法国邮政和所有国家邮政公司一样，在数字化的冲击之下面临转型的痛苦，业务下滑50%以上，怎么应变？它的选择独树一帜，推出了全新的业务：照护我的父母（Watch

Schwartz）接受了客户罗伯托·马塔（Roberto

铜鱼雕塑【地中海记行】一雅法的清晨雾气蒙蒙。在一尊铜雕的大鱼前，我们开始了以色列的第二天。这条铜雕大鱼立于路旁，不远处地中海潮起潮落。细细的水柱从大鱼的头孔喷出，这是条鲸鱼，我猜它与约拿（Jonah）的故事有关。他的故事来自旧约，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约拿应该是雅法资格最老的知名人士。在故事里，上帝命约拿去尼尼微城，但他却上了从雅法港开往他施（Tarshish）的船。航行中，约拿的船遭遇风暴，船客纷纷猜测是神明发怒。通过抽签，众人发现是约拿违背神意。于是，他自愿投入大海（另一说法是被人抛到海中）。一条大鱼随即将他吞入腹中。在鱼腹，约拿祷告忏悔三天三夜。他得到了神的宽恕，大鱼将他吐出。随后，约拿遵命前往尼尼微城传道。故事的含义一是信徒必须服从上帝，二是展示神之宽恕。我小时候看过一本连环画，画中人站在巨大的鱼腹中，鱼肋如巨椽。后来大水涌入，那人被水冲出鱼口。我不记得书名，只能肯定那个年代出版物与约拿无关。铜雕鱼之旁，导游伊萨克靠在栏杆上。从侧面看过去，他那典型的犹太鼻子更为突出。他50岁，离异，做了22年的导游。我们自助游近30年，参团不到一年，所遇四个导游皆中年男士，其中三个离异。伊萨克在特拉维夫长大，父母分别来自土耳其和亚美尼亚。显然，他的母语不是英语。但他在南美住过，能用西班牙语交流。那说西语的队友是加拿大的犹太人，除了他，团队里还有两对犹太人，到此访问多少有些寻根的意思。走过铜雕鱼，上几个台阶，近前便是一栋石砖建筑。它建于奥斯曼统治时代，巨大坚实。虽然没有伊斯兰风格的花窗，但藤曼植物、门窗的几何形状，还是为过于简朴的外观带来些许变化。这栋建筑的一端是知名艺术家伊安娜·古尔（Iilana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晨读观世】《Impromptu》（即兴）是第一本人与GPT-4合作撰写的书，全书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作者里德·霍夫曼与“合作者”GPT-4的对话，其中既有GPT给出的书稿提纲，也有GPT帮助霍夫曼准备播客对话的问题列表，还有GPT根据霍夫曼的提示写出的剧本……恰如书名，“即兴”点出了GPT的特点。它的反馈是即兴的，既迅捷，又具备一定的广度，而且时不时还能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即兴”同时也是霍夫曼的行事方式，突然有一个好的想法，马上就去做，如和机器一起去写一本研究AI应用和未来的书。当然，“即兴”也凸显了这一波生成式AI的来势凶猛。在AIGC的冲击之下，许多领域会发生剧变，而理解乃至前瞻这种剧变，需要运用“解构”的思维方式。《Impromptu》解构了我们所理解的书的形态，是一种基于人机互动的解构。《Impromptu》Reid

《渐进主义：激进时代的渐进变革》（Gradual: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一个苏格兰人的一生1727年的一天，一名中年男子在苏格兰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庄园边上的小路中匆匆地行进着。每遇到一个经过的路人，他都会上前询问有没有看到自己年仅四岁的小外甥从此路过。在走过了几英里后，一位绅士模样的人告诉这位男子，自己刚刚看到一群吉普赛人，其中一名女子抱着的一个小男孩和他描述的小外甥长得很像。男子谢过绅士，加快速度沿着他指示的方向追去。又经过几英里，男子终于在莱斯利森林的边上追上了这群吉普赛人，而自己的小外甥果然被一名吉普赛女人抱在怀中。见此情形，他又喜又急，赶忙大喝一声，要求这些吉普赛人放下孩子。虽然这时的吉普赛人在人数上占优，如果动起手来，那位男子未必会占到便宜，但他们毕竟是卑微的流浪者，而且在苏格兰的土地上拐骗了本地的孩子本来就心中有愧，因此听到背后有人大喊，就赶紧扔下了孩子，纷纷作鸟兽散了。于是，那位可怜的舅舅终于在跋涉了十多英里后成功地找回了自己的外甥。在上面这个故事中，那位被吉普赛人拐走的男孩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可以想象，如果当时他的舅舅没有在路上遇到那位绅士，或者在追上了吉普赛人后，那群流浪汉还是依靠人多势众带走了小斯密，那么多年以后，这个世界上或许会多一位用塔罗牌算命的专家，而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父亲”可能就要换成了别人。（注：关于斯密被吉普赛人拐走这件事，不同文献中记录的时间差别很大，区间在1725年到1727年之间。本文中采用了约翰·雷《斯密传》中对此事的记录。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关于亚当·斯密记录的权威之作，斯密被拐一事最早也出自于此。）1723年6月5日，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小镇柯卡尔迪。关于他的父亲，人们所知的信息并不多，只知道他也叫亚当·斯密，曾当过苏格兰的军官和柯卡尔迪本地的海关官员；他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则是斯特拉森德利庄园的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的女儿。在斯密出生之前，老斯密就意外去世了，因此自幼他就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这导致了他和母亲的感情非常深，以至于终生未婚，一辈子都和母亲一起生活。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地处海边的柯卡尔迪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但对于斯密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他自幼就体弱多病，出生不久后就患上了此后困扰他终生的腹绞痛，还曾经在一岁多时感染了疟疾。柯卡尔迪湿润的环境很不适合他的成长。考虑到这点，他的母亲带他回到了娘家斯特拉森德利庄园。乡下的环境非常有利于休养身体，除了四岁时那场有惊无险的拐骗，小斯密平静地度过了自己人生的最初几年。稍稍长大之后，斯密又随着母亲从乡下返回了柯卡尔迪，并在那儿开始了自己的学业。斯密在学习方面是有天分的，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数学，他都能很好地掌握。除了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外，斯密也开始通过耳濡目染接触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虽然柯卡尔迪当时的人口不足两千，但这个港口小镇的经济却很发达。在镇上来来往往的人中，不仅有煤矿工人、制盐工人、海关官员，还有来自各国的商人。通过和这些人的交往，斯密对经济的运作有了最为初步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小镇上还有两座制针工厂，据说当时的小斯密经常去那儿看工人们干活。或许，后来《国富论》开篇那个最为经典的制针案例最初的灵感就来自于此。1737年，十四岁的斯密离开了柯卡尔迪，前往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在格拉斯哥，斯密用三年时间学习了希腊语、拉丁文、数学，以及伦理学等课程。更为重要的是，他在那里遇到了对他影响深远的哈奇森教授，并修习了他主讲的课程。哈奇森是十八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奠基人，被誉为苏格兰哲学之父。除了在哲学领域的贡献外，他在推进苏格兰本土教育方面也发挥了非常大的影响。正是在他的推动之下，格拉斯哥大学才率先放弃了用拉丁语教学的传统，改为用苏格兰本地语言教学。当时，神学思想是欧洲大学讲授的重点，这一点在哈奇森的课堂上也不例外。不过，作为新时代的哲人，哈奇森对上帝和圣经都有独到的观点。在他看来，上帝是完全为了人类的福祉的，因此人们对于上帝的认识绝不能出于某种神秘主义的信仰，而应该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角度去进行理解。很显然，他的这一观点对斯密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后来撰写《国富论》等经济著作时，“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都是一个重要的切入角度——当然，由于斯密的影响，这一功利主义的思维也影响到了后来的经济学家。除此之外，哈奇森在道德、财产权等问题上的观点也对斯密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从斯密后来的著作，例如《道德情操论》和《法理学讲义》当中看出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也正是在哈奇森教授的牵线之下，斯密结识了当时刚刚崭露头角的休谟，后者成为了斯密一生的挚友。1740年，斯密完成了在格拉斯哥的学业，并成功获得了斯内尔奖学金，继续进入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深造。当斯密这位“小镇青年”骑着马第一次离开苏格兰，前往学校报到时，他深深地被沿途的风光震撼了。当时，斯密的家乡苏格兰的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英格兰地区已经有了十分发达的农业和工商业，建立起了繁华的市镇。当然，相比于这些，更为直接的一个反差是，当时在苏格兰很少能见到的大块牛排却可以在学校食堂轻易吃到。或许，正是这些直观的对比，促使后来的斯密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探索国富国穷的奥秘。客观地说，斯密去牛津的时机并不好。虽然当时的新哲学已经开始在英伦三岛传播，但牛津却依然是教会和旧势力的据点，对新思想非常排斥。不仅如此，当时的教授们在教学上也非常敷衍。斯密对这一切很不满。后来，他曾经在《国富论》中专门对此进行了“吐槽”，说那些教授甚至都懒得在表面上装一下教师的形象。幸运的是，虽然当时牛津的教授质量堪忧，但它作为知名学府，拥有的书籍和资料却是非常丰富的。这为斯密扩大阅读量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或许正是因为阅读量的增加，所以斯密逐渐将自己研究的兴趣从最初的数学转向了人文和社会领域——如果没有这种转变，那么斯密就更可能是被作为一名数学家，而非经济学家被人们铭记。1746年，斯密离开了牛津，回到了家乡。牛津的档案表明，在他离开后的很长时间，他的名字依然在牛津的名册上。这表明，斯密的这次离开，原本可能只是一次短暂的回乡之旅。但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以学生的身份回到牛津。历史学家认为，斯密的这一举动其实是出于对职业选择的考虑。因为如果他继续在牛津呆下去，那么在学成之后，他就必须担任圣职，但这对于已经经历过启蒙思想洗礼的他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从这个角度看，斯密的这次不告而别其实是以实际行动对保守势力的一次反抗。回乡之后，出于谋生的需要，斯密首先进入了爱丁堡大学任教。在那儿，他的主业是讲授英国文学。为此，他还专门编写了一份讲义，但遗憾的是，在他去世后，这份讲义根据他的遗嘱被烧毁了。除了文学之外，斯密也开始关注一些经济问题。例如，他开始就自由贸易问题发表一些观点，并和休谟等人通信讨论。当然，在这个时期，他的主要观点依然没有跳出哈奇森的框架。1750年，斯密接到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邀请，出任该校的逻辑学教授，不久之后，又被转聘为道德哲学教授。在课堂上，斯密将道德哲学课程分为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自然神学，主要从宗教角度讲授人应该遵守的各种原则；第二部分是伦理学；第三部分是正义问题；第四部分则是与政治、经济相关的问题。后来，斯密将课程的第二部分写成了《道德情操论》，并于1759年出版，而课程的第四部分中的很多内容则体现在了《国富论》中。在斯密四十岁那年，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汤申德邀请他担任巴克勒公爵（汤申德的二婚妻子与她前夫生下的儿子）的随行私人家庭教师，到欧洲游学。对于斯密而言，这份工作非常诱人——一来，这可以让他增长很多见识；二来，汤申德开出的报酬为每年300英镑，比大学教授的工资高出很多。因此，斯密很快就辞掉了教授的职位，开始陪着巴克勒公爵游历欧洲。在这段时期内，斯密不仅饱览了欧陆风光，近距离观察了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状况，还和很多名人，如哲人伏尔泰、当时的法国财长杜尔哥，以及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进行了会晤。这一切，都为他后来撰写《国富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遗憾的是，两年多后（即1766年），巴克勒公爵的一位挚友不幸去世，他为了奔丧，不得不结束了游学。而作为他的私人教师，斯密也跟着返回了英国。在伦敦做了短暂停留（主要是为了《道德情操论》的再版工作）后，斯密就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家乡柯卡尔迪，回到了他最爱的母亲的身边。在那儿，他重新整理多年的思绪，开始了《国富论》的写作。大约在1770年前后，斯密就已经基本完成了这部著作的内容，但他并不急于将其出版，而是一直对其进行修改、润色。直到1773年，斯密完成了《国富论》初稿。他带着书稿前往伦敦，准备出版事宜。由于多年的劳累，当时斯密的身体非常糟糕。他甚至将好友休谟指定为了遗嘱执行人，以防万一有个意外，可以有人帮他出版这部著作。幸运的是，在休整了一段时间后，他的身体逐渐恢复，并得以重新处理为出版而进行的各种修订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在完成最后修订的这段时间内，一位名叫富兰克林的北美来客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而几年之后，这位美国人被人们誉为了美国的国父之一。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在1776年，《国富论》终于顺利出版。虽然这并不是一部轻松易懂的作品，但市场对其反响却非常好。不到半年时间，最初印刷的那批书就已经售罄。但就在斯密为新书的成功而兴奋时，远方却传来了休谟——那位他曾经想托付身后事的朋友逝世的噩耗。休谟的死对斯密打击很大，在参加完这位好友的葬礼后，心力交瘁的他就回到了家乡柯卡尔迪，并在那儿住了很长时间。1778年，斯密被任命为了苏格兰海关专员和苏格兰盐税专员。这两个职务加在一起，年薪高达600英镑，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差不多是英国当时人均收入的15倍。后来斯密曾经向人们自夸说：“我现在活得像一个王子”，这话并不是谦虚。说起斯密获得这两个职位的原因，其实还是和《国富论》相关。当时的首相兼财政大臣诺斯勋爵读了该书后非常欣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两个职务其实是一位读者送给自己推崇的作者的私人礼物。在接受了海关的职位后，斯密把家搬到了爱丁堡。在那里，他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此间，他还接受了母校格拉斯哥的邀请，担任了该校的名誉校长。1784年，和他感情最深的母亲去世。在此沉重打击之下，斯密身体每况愈下。为了不留下遗憾，他加紧了写作。在随后几年中，他完成了对《道德情操论》的修改，并基本完成了一本批判孟德斯鸠的哲学著作。1790年7月，操劳日久的斯密感到大限将至，就叫来几位好友，叮嘱他们在自己死后烧掉自己没有完成的著作。尽管他的朋友们再三劝他放弃这一想法，但在临去世前几天，斯密还是执拗地要求他们在自己面前烧毁了这些珍贵的书稿。7月17日，这位苏格兰人永远闭上了眼睛。探索国富国穷的奥秘纵观斯密的一生的67年，除了4岁那年的绑架事件，他并没有留下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但在他去世之后的233年，围绕他的争议和讨论却延绵不断，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大多数经济学者乐于将亚当·斯密奉为“经济学之父”，但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坚决否认这一点，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创造性毁灭”的提出者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中指出，早在斯密之前，坎蒂隆、杜尔哥、魁奈等人就已经提出了和斯密类似的思想，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并没有时间把这些思想整理成《国富论》那样的大部头。除此之外，熊彼特还暗示，由于斯密在游历欧洲期间和杜尔哥、魁奈等人都有过深入交流，因此这些思想有可能是他们传给斯密的。对于这一点，我认为熊彼特其实是故意隐瞒了不少事实。其实，对于斯密的经济思想来源问题，在熊彼特之前已经有思想史家进行过考证。比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就通过对斯密在格拉斯哥期间的学生的访谈，了解到斯密大约在1752年左右就形成了《国富论》的主要思想，并在课堂上对他们进行过讲授。在这个时候，坎蒂隆的遗作《商业性质概论》还没被整理出版，杜尔哥、魁奈等人的重要著作也没完成，而斯密也没有和这些人有直接交流，因此其思想不可能来自于他们。这些事实，对于熟谙思想史的熊彼特来说，应该不会不知道，因此他对于斯密的质疑，或许更多出自于大陆派学者对英国学者的本能反感而已。那么，斯密究竟在经济学领域作出了哪些贡献，从而让他在同时期的众多学者当中脱颖而出，夺得了“经济学之父”之名呢？总的来讲，他的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国富论》当中。《国富论》的全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顾名思义，在这部巨著中，斯密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国民财富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二是它们的来源在哪儿？在当时的欧洲，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已经形成了两套截然不同的理论——一套理论是所谓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其代表包括托马斯·孟、柯尔柏等。这套理论认为，金银等贵金属是衡量国民财富的唯一标准，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贵金属。由于除了直接开采之外，贸易是获得贵金属的主要来源，因此政府为了增加本国的国民财富，就必须积极鼓励出口，同时不鼓励、甚至限制进口。另一套理论是所谓的“重农主义”（Physiocracy），其代表人物就是斯密曾经会见过的魁奈。这套理论宣扬“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源于土地的自然产品才是真正的国民财富，主张只有农业劳动才能真正创造财富。根据这一理论，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国民财富的增进，就不应该将力气花在贸易上，而应该更多关注农业的发展。那么斯密是如何认识财富的性质的呢？在他看来，国民财富既不是重商主义者唯一关心的金银，也不像重农主义者主张的那样，仅仅来自土地。斯密认为，生产性劳动的创造物，都应该被视为是财富。虽然这只是一个定义上的修正，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样的财富观是具有革命性和破坏力的。在斯密生活的年代，工场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工业革命也在悄悄发生，但无论是在“重商主义”还是“重农主义”的世界观里，这些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产出的物品竟然都连财富都算不上。显然，至少在舆论上，这对于相关产业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在这种环境下，斯密扩大了财富的定义，就相当于给这些产业正了名，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那么，一个国家又需要采用怎样的方法提升其国民财富呢？斯密认为，既然财富源自于生产性劳动，那么劳动的效率，以及投入生产的劳动数量就是决定国民财富产出的两个关键因素。在《国富论》中，斯密首先从劳动的效率，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劳动生产率入手开始了讨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很多，在斯密眼中，分工显然是所有因素当中最关键的那一个。在《国富论》的第一章，他就开宗明义地讲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为了佐证这一观点，他给出了或许是经济学界最有名的制针厂案例：如果让一个人独立制作扣针，那么或许一个人一天不能制作出一枚，但如果将制针的工序分开交由多人完成，那么一个人一天平均可以生产的扣针就可以达到四千八百枚。尽管这个例子十分简单，但它却充分地向人们道出了分工的威力。一旦有了分工，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就会获得大规模的提升，更多的新财富就会被生产出来。这些更多的新财富除了满足人们的消费外，还可以被用来进行投资，用来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这样整个社会就有能力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如果斯密的分析到此为止，那么这套理论还谈不上有多新鲜。事实上，至少在古希腊，人们就开始注意到了分工的作用。例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就曾经谈过要促进分工，让每一个人去做他最合适的工作，以此来提升城邦的财富。不过，在柏拉图那里，分工是靠人进行安排的，究竟什么人干什么，要“哲学家王”来进行分配。而到了斯密那里，市场取代了高贵的“哲学家王”成为了分工的安排者。他指出，分工的程度主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只要市场在不断扩大，交换在不断增加，分工就会不断演进。那么，究竟是什么动力支撑了市场的不断扩大呢？斯密给出的答案是“自利”。他指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到这里，斯密版的增长模型就很清楚了：市场的扩大导致了分工的进行，分工的进行带来了生产率的提升,生产率的提升使得财富产出增加，进而导致积累的增加，更多的积累带来更多的投资，吸收更多的劳动，从而带来更多的财富产出……在这个过程中，“自利”成为了整个增长过程的第一原动力！或许有人已经发现，在上面的论证中，并没有提到政府。那么，政府的作用又有哪些呢？在斯密看来，它的作用主要有三个：保卫本国不受侵犯、保护社会成员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以及建设和维护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除此之外，政府不应该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斯密的这一套论述是十分了不起的。在斯密之前，虽然希腊的哲人，以及主张重商主义的学者都多多少少强调过分工和市场的作用，但在他们那里，这一切的运行依靠的都是“哲学家王”或者“政府”等外部力量。因此，从根本上看，他们讨论的其实是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亚当·斯密则通过自己的分析，认为财富增加的主因并不在于这些因素，而在于一个个“自利”的人。这一个视角的切换，几乎可以与天文学上的哥白尼革命媲美。得益于此，经济学才最终从道德哲学分离出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两个斯密？两百多年来，在关于斯密的研究当中，一直存在着很多谜团。例如斯密曾经提出了三种价值论，究竟哪一种才是他最支持的？再如，他曾经提出过五种似乎彼此矛盾的工资理论，应该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所有的这些谜团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两个斯密”问题。所谓“两个斯密”，指的是不少研究者认为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当中，斯密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非常强调“利他”的作用。比如，在书的开篇，他就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斯密把他提到的这种本性称为“同情”。在他看来，由于有了“同情”的存在，人们在进行各种活动时就会设身处地为别人去着想，不至于太过损人利己。但如前所述，在《国富论》当中，斯密则一改对“利他”的推崇，而是把“利己”抬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从直观上看，“利他”和“利己”完全是两个对立的概念，那么作为一个思想家，斯密又怎么会同时信奉这两种观念呢？根据我个人的理解，这个问题要从两个角度来切入。一方面，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避免一些语词的混淆。比如，人们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推崇“利他”的主要理由是他对于“同情”的强调。但其实“同情”在他的作品中只是人们形成道德意识的一种模式，而不是一种道德动机，它本身并无所谓“利己”或者“利他”。事实上，在《道德情操论》当中，比较能够用来表述人们行动动机的是一种德行——审慎。在斯密看来，这是一种可以影响自身幸福的德行，也是将外在的道德感内化的关键所在。那么这种德行对人们提出了什么要求呢？就是要求人们在行为时考察别人的反应，顾及别人的感受，因为只有让别人的幸福感提升了，他们才会反过来给自己正向的反馈，自己才能因此感到幸福。从这个角度看，斯密确实是强调“利他”的，但这是在行为上的“利他”，而如果归结到动机，那么斯密所主张的则更可能是“利己”，即为自己的幸福而活。这一逻辑，其实和《国富论》中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另一方面，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我们应当注意到它的背景。在《道德情操论》当中，斯密讨论的大多是小范围之间人与人的交互，而在《国富论》当中，他所要考察的则是千千万万人之间的互动。很显然，在小范围内，人与人彼此相熟，因此利他性很容易表现出来，但在更大规模的社会交互当中，要体现这一点就非常困难。所以，所谓的“利己”和“利他”之别，其实就是本质上相同的一件事（人为自己的幸福而活）在不同尺度上的不同表现而已。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两点，就会发现，斯密的思路始终是一贯的。所谓“两个斯密”，更多是人们对他的一种误读罢了。务实的经济学家相比于后来的经济学家，比如李嘉图、马克思，以及更后来的凯恩斯、弗里德曼，斯密并不是一个爱好与人争辩的人。从他和友人的通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似乎更乐意与人们分享自己的研究发现，并不太热衷于去说服他人，或者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在斯密故去，并被后世供上神坛之后，他的很多说法或主张却成了人们眼中的教条，信奉这些教条的人十分热衷于以斯密的名义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有意思的是，由于斯密的体系十分庞杂，很多内容经常会出现矛盾（当然，有些矛盾其实是出于人们的误解，比如前面说到的“两个斯密”），因而就经常有两派人都高举斯密的旗帜，结果却出现“斯密反对斯密”的状况。在我看来，作为斯密理论的后继者，这种片面强调斯密某个理论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在很多时候，斯密的观点都是在特定背景、特定约束条件下提出的，如果对它们过分强调，反而会违背斯密的本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贸易自由问题。斯密在《国富论》当中强调了自由贸易的重要性，所以很多人将他归为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然而，在《国富论》当中，他也提出了很多强调贸易保护的观点。比如，在论及英国当时的《航海法案》时，斯密就盛赞它是“英国历史上最为明智的法令”。在他看来，虽然《航海法案》会阻碍英国得自贸易的利益，减少国民财富的增进，但是如果任由荷兰的发展，那么英国将会面临更多的战争风险，而“国防”的考虑显然是要重于“国富”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国家的干预问题。斯密之所以被后人奉为“经济学之父”，很大原因是他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观点，认为人们在自利动机的引导之下，就能让经济良好运作。有很多人以此为由，将斯密归为了政府干预的反对者，因而每当看到政府干预经济时，就会搬出斯密来反对。但事实上，斯密本人并没有这么反对政府干预。他曾经多次指出，如果人们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来自“天然自由”，只要触犯了整个社会的安全，政府就应该对其进行制止。根据这一信念，他支持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也支持政府对一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限制。有人认为，亚当·斯密的以上行为和观点是典型的言行不一，是自己背叛了自己。这个指责显然是可笑的。实际上，斯密的这些做法更加符合一名经济学家的本分。出于务实的角度，他深深知道，自己的理论是有界限、有前提假设的。如果超出了这个前提，理论就会不适用，就需要根据现实的情况重新进行权衡取舍。或许正因为如此，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并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斗士或者某个理论观点的捍卫者，而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根据实际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在理论上如是，在生活上也如是。今年已经是斯密诞辰三百周年了。如果说，在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应该向斯密学习什么，那么我想生活上的随遇而安不强求，学术上的实事求是不站队，可能就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阅读作者更多文章奇点已至？——与AI共处的时代生成式AI：缘起、机遇和挑战罗伯特•卢卡斯：生平、理论和启示

从雅法古城远眺特拉维夫海滨【地中海记行】一春分日，我们从多伦多飞往特拉维夫。登机口完全封闭，进入时要扫描手掌。我的手上因残留了洗手液，扫了两次都不过关，只好去洗净再扫。很多年前，我飞往克什米尔，曾经过三道安全检查，五号电池都要交出。麻烦多的地方安全检查总是很严。飞来多伦多时，邻座的女人告诉我，她来自田纳西，由教会组织去以色列朝圣，一行20多个人。两小时后，我已经了解她的家庭状况和大部分的人生经历。在美国30多年，我仍然会感叹美国人的坦诚，他们的自来熟仍让我感到温暖。此刻，隔着走道，我看到一个清瘦苍白的小伙子。他一袭黑袍黑帽，鬓角垂下小辫。嗯，他是犹太教哈雷迪教派（Haredi

【晨读观世】大约二十年前，“龙象之争”开始为人津津乐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和印度几乎从相同的起点出发拥抱全球化：中国制造业抓住了改革开放和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机遇，一路高歌猛进，成为毋庸置疑的“世界工厂”；印度则依靠IT服务外包业，打造出班加罗尔这样的全球IT外包中心和软件创新中心。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还以中国的全球制造和印度的全球IT外包作为其立论的两大案例。二十年后再做龙与象的比较，数字上高下立现。沿着“雁阵模式”推动的“制造立国”发展轨迹，充分挖掘了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中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相比之下，印度制造业受到商品市场与国内要素市场改革乏力的双重挤压，二十多年来一直发展乏力，即使在总理莫迪上台之后大谈“印度制造”，也尚未取得实质的突破。经历了三十年的长跑，中国的GDP已经是印度的五倍。而当时间到了2023年，龙与象再次来到了一个全新的起点。根据联合国之前的估算，在今年四月或者五月的某一天，印度和中国人口都将达到14.26亿，然后印度将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在此之后，中国还将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代。一方面劳动力人口加速下跌，另一方面老龄化水平不断加深，经济转型的压力与社会民生保障的复杂问题都是中国未来面临的巨大挑战。而印度人口仍将增长，依然有很长一段可以利用人口红利的成长时期。过早到来的中国人口拐点与印度人口超越中国只是表象，在这个表象之下有四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审视——第一，一个国家的总人口及人口结构，与国家经济发展到底有哪些相关性？第二，如何在中国这样的体量上解决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需要哪些新政策和新思维来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第三，总人口的拐点与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节点相叠加，人口这一最重要的资源禀赋的变化对经济转型上台阶是会构成某种制约，还是会变相推动？最后，回到“龙象之争”的命题。外部环境今非昔比，全球经济面临“脱钩”风险，印度大力发展制造业会成为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么？人口结构与经济转型二十年前经济学界就有一个基本共识，即中国经济会面临“未富先老”的难题，相比较欧美和日本、韩国，中国会在人均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情况下步入老龄化社会。令学界惊讶的是，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拐点距离此前大多数人预计的2030年之后提前了不少。人口负增长意味着经济整体增长必然放缓，但中国人口结构——即“未富先老”命题的核心——更需要关注。按照学界的定义，以65岁以上人口（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计算，超过7%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为老龄社会，而超过21%为高度老龄社会。中国老龄人口比例在2000年就已经超过了7%，而2021年这一比例超过了14%，已经成为标准的老龄社会。而中国人均GDP在2022年约为1.27万美元，仍处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水平，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基于人口拐点的提前到来，蔡昉教授在新书《人口负增长时代》中提出了新的担忧，担心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慢富快老”的问题：老龄化会以超过预期的幅度加剧，而经济增长也有可能以超过预期的幅度减速。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我们要应对的老龄化问题更深重，另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发展来解决问题的老方法也可能过时。应对“慢富快老”需要全新的思维框架。人口负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到底会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可以从几方面来分析——首先，人口总量和人口成长趋势长期来看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量产生巨大影响。以美国为例，过去三十年，美国占G7的GDP总额的比例从四成上升到58%，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劳动人口在此期间增加了三分之一。与欧洲和日本人口日益老龄化相比，美国是西方大国中为数不多能够保持人口健康成长的国家，而且美国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也能够持续吸引全球人才，推动美国GDP占比的水涨船高。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短期而言，人口结构的快速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人口相对于供养人口（老人和孩子）的相对缩水，社保压力增加。长期来看，当总人口下降，尤其是劳动力人口快速下降时，经济总量增长的速度势必受到拖累。过去几年，不少经济学家对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预测都是基于中国人口可能在2030年甚至之后达峰的假设之上。中国人口数量比预想更早达峰，势必需要我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增速做出相应调整。简言之，人口负增长的提前到来和老龄化比预期程度更高的现实决定了潜在增长率比预期要低。其次，中国人口结构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间的矛盾在短期会变得更加尖锐。中国劳动人口结构未来一段时间将会出现两头增长，中间薄弱的状态。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青年劳动者（16-24岁）占比将从2022年的14.8%上升到2035年的17.0%；与此同时，大龄劳动人口（46-64岁）占比将从40.4%上升到43.1%；而盛年人口（25-45岁）比重会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样的人口结构会带来三方面的问题，每一个都不容易解决。青年人口占比的增加会加大就业压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年4月中国16-24岁人口失业率比例高达20.4%的原因之一。人口负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加速降低不仅不意味着就业矛盾的缓解，反而标志着中国就业形势相对宽松的时代已经结束，因为人口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未来几年，每年都会有超过千万大学生毕业，而经济无法创造出足够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就可能导致短期人力资源的浪费。高科技，尤其是今年生成式AI的发展，也会让大量入门级白领就业岗位被机器所取代，加剧年轻人就业压力。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反思教育体系，同时思考如何快速增加职业教育培训等问题。大龄劳动人口的增加则会带来新问题。推迟退休时间势在必行，但企事业单位是否做好了内部员工“多世同堂”（60后与00后在一起工作）的准备？而在组织中如何为超过六十岁的普通员工找到合适的岗位也是挑战。此外，盛年人口占比的减少会意味着，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代人，他们相应的负担更重。蔡昉教授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中特别提出政府要强化“照料”，帮助“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减负，就是针对这种人口结构发展提出的解决方案。蔡教授认为，涉及孩子和老人的照护，不应让家庭独自承担，也不能完全由市场方式予以满足，因为这一服务具有社会收益性质，某种程度上属于公共服务。如果养老和育儿的问题全部由盛年人口所承担，年轻人就业短期又不明朗，很难能提升中国已经超低的生育率，而如果生育率持续低迷又将导致未来人口结构持续恶化。按照波特的增长驱动理论，一国经济的起飞会经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这四个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国的发展模式很明显经历了资源禀赋驱动和投资驱动两个阶段。改革开放早期，中国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规模优势，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成功成为世界工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更加依赖投资驱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如今，中国经济刚刚开启创新驱动转型。汇丰银行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指出，在分析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时还需要引入人口教育水平这一维度。没有哪个国家具备如此巨大的大学生人才库。当然，这也加剧了经济创新转型的迫切度，因为只有创新经济才能把教育水平大幅提升的劳动力用好。第三，中长期来看，到2035年，中国劳动力人口（18-60岁，这个数据没有把延迟退休考虑在内）将下降10%，到2050年下降35%。老龄化同期会加剧，到2050年，预计中国人平均年龄将超过50岁，比现在高出12岁。老龄化、少子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人口下降和供养比例增加都意味着加大社保投入势在必行。加大民生开支是当务之急人口负增长和人口结构在未来十多年所呈现出来的“两头重，中间轻，老龄化加速”的局面突显民生问题的迫切性。先看一组中国与其他同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横向对比数字。2020年，中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3.9%，全球中等偏上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0.4%，财政支出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社会性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为52.4%，而参照组的平均水平为62%，同样有比较大的差距。如果把两者合计比较，中国政府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7.8%，而参照组的平均水平为25%，低了7.2个百分点。另一组数字则是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由于劳动报酬占国民经济分配的比重偏低，居民消费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导致构建安全网的储蓄能力和意愿不足。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年，家庭消费支出占中国GDP的比重只有38.2%。相比之下，世界平均水平为55.3%，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则达到了58.1%。在育儿、养老、看病等一系列需要花钱的地方，我们都还需要加大投入。在构建更牢固的社会安全网方面，蔡教授在书中讨论了应该“取其轻”还是“取其重”的问题，颇具深意。在他看来，应对养老压力，习惯性的思维是在政策选择中“取其轻”，如“多取”和“少与”。“多取”的意思是选择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来补足社保基金的不足，不过这么做显然将增加业已过高的企业负担。“少与”是降低养老金的给付水平，即养老保障水平，这么做无助于保障消费，老百姓也会怨声载道。当然现有的养老金原本就存在比较大的不公平，比如公务员和事业编的平均养老金水平就大大高于企业养老金。此外，现有养老金“现收现付”的模式，即当年工薪阶层缴纳的社保直接用来支付当年养老金开支，养老金账户基本没有累积的模式，如果不进行改革，在劳动力人口下降，老龄（退休）人口逐年上升的情况下，也只能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来维系。我理解蔡教授的意思，“取其轻”是就事论事来解决问题，在不做任何根本性调整的情况下，在现有社保体系的框架内做腾挪，多取、少与、晚退休是为数不多的选择，结果也很难让各方满意。而他所提出的“取其重”的思路则是选择“多予”与“少取”的结合，直面养老难题，一边减少个人和企业养老负担，一边持续增加养老金的给付水平，同时解决养老金不平等的问题。要真正做到“取其重”，就必需跳出现有养老金制度本身来破解问题，且把养老这一社会民生问题与经济的消费驱动与政府的社保责任联系起来一起分析。蔡教授强调，“越是充分的社会保障，越有助于在人口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时代最大限度地抵消趋势性消费孱弱的效应”，同时他也提出，“只有把提高劳动收入而不是降低养老金给付作为提高劳动参与率的出发点，才能实质性推动延迟退休。”换句话说，要实现“多予”和“少取”的结合，需要切实加大财政社会保障性支出，以便在社会福利水平上更符合发展阶段的要求。与此同时，也需要推动养老金改革，比如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改革都需要深入推进，以便建立国家社保之外的其他养老支柱，以满足不同阶层人群的养老需求。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加大投入建立更完善的社保安全网，归根结底需要未来十年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中国人口拐点的过早到来和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会不会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障碍？洛克菲勒国际主席夏尔马（Ruchir

罗伯特·卢卡斯5月15日晚上，我正在埋头写着本周的专栏。忽然，一位朋友发来微信：“你听说了吗？罗伯特·卢卡斯刚刚去世了。”虽然我本人与卢卡斯并无私人交往（仅有的交集或许是朋友从国外帮我带回的一部他的签名书），但在得知他去世之后，还是颇感惆怅。一来，在当今的经济学界，卢卡斯毫无疑问是最有影响力和原创性的宏观经济学家，没有之一！正是他领导的“理性预期革命”奠定了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结构。而他的逝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二来，在读博士期间，我最初的想法是做宏观研究，后来阴差阳错才做了偏产业经济的研究。所以，在那时，宏观经济学界执牛耳者、新古典宏观理论的缔造者卢卡斯当然就是我的榜样。他的论文和著作我读过很多，他的八卦我也十分关注。因此虽然与他素未谋面，但在潜意识里，他一直就是一位熟悉的老师。“老师”去世，我这个靠读他论文学习他理论的“函授学生”总感觉应该要写一些什么。于是，就和编辑商量，临时将本期的专栏换了题目，专门写一篇纪念卢卡斯的文章。卢卡斯的生平

赫尔德瓦尔举行印度教阿尔蒂祭拜仪式【喜马拉雅南麓行】一喜马拉雅南麓旅行归来，Prakash邀我和Dasksh去他家，为我们洗尘。Daksh和Prakash是多年老友，几乎每周都要见两三次面。记得有次两人因什么事情闹翻，Daksh跟我说他很害怕从此Prakash不再理他了。我们先到鲁迪花园去接Prakash的女友Rama（罗摩，这个名字是中性的，男女通用），然后就向德里西南驶去。Prakash所居的古尔冈（Gurgaon）区，虽然距离德里市中心大约35公里，但已在哈里亚纳邦的交界处，由此可见大德里都会区的扩展。古尔冈于1970年代开始成为德里的卫星城，但1990年代开始吸引了欧美大公司进驻，如今已是印度第二大信息中心，第三大金融中心。随着一片又一片山丘森林的消失，一座又一座的居民楼，办公楼拔地而起，虽然直到2008年还未与德里通地铁，但该区的扩展与建设从未停止过。傍晚时分，施工的尘土刚刚散去，为北美服务的呼叫中心的夜班已经开始了。在一座座玻璃面的大楼里，穿套装的男女正在接听电话，他们流利快速的印式英语常使英语非母语的客户们犯晕。Prakash居住的地段大多是新建的楼房，户外规划和道路还在修建，但已有居民入住。听说这里很多楼面都是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作为投资买下，感觉与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时的楼市非常相像。Prakash出来应门。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套头汗衫，衫上印着切·格瓦拉戴贝雷帽的头像。他家门上也挂着同一张像，书桌玻璃板下还压着另一张切的黑白照。在这张不流行照片中，革命者叼着雪茄，俏皮地笑着，好像影星似的，一点儿也不斗志昂扬，图题是“真正的革命者是为强烈的爱情所引领”。照片之旁是一张释迦牟尼雕像的黑白照，宁静超然。餐桌上放着番石榴，黄瓜和酒，Daksh和Rama开始喝酒聊天儿。角落里传来悲伤的歌声：“清晨思想起。克里须那，你为何再次吹笛？Mathura的帝王啊，你为何又回到童年的土地。”那是皮亚托拉（PiyaTora）唱的电影《雨衣》中的插曲。《雨衣》的情节是印度版的《麦琪的礼物》，但以神话隐喻现实的歌词却是印度之原创。Prakash在厨房里忙着，我不时进去看看。煤气灶上没有油迹，水龙头上没有水迹，料理台干净得能躺下午睡，抹布洗得白白地挂在钉子上。在德里，我只见过两个如此干净的厨房，一个是获得英国布克文学奖的作家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俄罗斯方块》剧照【晨读观世】今年3月上映的电影《俄罗斯方块》讲述了苏联时代“摸鱼”的一款小游戏如何风靡全球的故事，也打开了记忆的盒子，追忆了搭载了“俄罗斯方块”的掌上游戏机Game

【喜马拉雅南麓行】一离开列城，本可直下马拉利城（Manali)，但担心司机太疲劳，就留宿于拉霍尔-斯匹蒂的首府凯龙。岂知凯龙出发不久又遇到滑坡，打破了我从此踏上坦途的预期。坐等清理滑坡，我开始流鼻血，胃也很不舒服。我一边担心会不会又要腹泻，一边庆幸留宿凯龙。再摸摸脸颊，皮肤已被晒得非常粗燥，那是印藏高原的馈赠。山路一直向东南，眼前就是罗谭隘口（Rohtang

【喜马拉雅南麓行】一到达列城的次日，我们清晨出发去班公错。列城有行业工会，外来游客不能自驾前往，必须租用当地汽车。我们的藏人司机20岁左右，手腕穿着念珠，耳上戴着小小的银耳环。车子是四轮驱动的老式吉普，车内的光碟机显然是新装备。他放入光碟，印度摇滚在车内轰然而起，我原指望听到高原的悠扬之声呢。出城不久，就见一座佛塔，司机驶下公路，绕佛塔两圈，算是转过经了。从提克斯(Thikse)村远眺，建于山坡上的佛教寺院与高山浑然一体，共同承担着一部分天空。昨天我曾到访那座寺院，并对主佛拍照。印度人声称，这尊佛被拍照的次数，堪与卢浮宫的蒙娜丽莎毗美，想想印度的人口，这很可能是事实。在藏红明黄色的大殿外，小喇嘛的穿戴装扮与西藏黄教寺院的几无二致，不过这里的大多光脚趿拖鞋。午饭时，他们人手一盘咖哩汁米饭，边吃边玩闹，其中的几个看起来只有七八岁。据说当地人如有三个儿子，长子继承土地，次子跑马帮经商，最小的一个就送给寺院，待他长至21岁，可以选择留下或还俗。一个小喇嘛看我不得其门而入，就用英语说：“开放时间是下午2时”，我这才悟出成年喇嘛大概都去午休了。这孩子说完之后，就快手快脚地跑去转经，再敏捷地跳过矮墙，那可是很陡的山坡呢。过提克斯不久，车子攀山而上。阳光从高山的肩膀照下来，好像要让它通体透亮。众山仿佛是一幅幅圣像，背后冒出金光万道。天空蓝得深不可测，白云垂得很低，它们的边缘似细笔描过，特别清晰。高原的云似乎极不喜欢连成片絮，一朵朵地仿佛飘荡在时间之外。这一切，初看去很不真实，而天空明亮得让人眩晕。回望山下，几片标识着人畜痕迹的绿色，补丁般地散落，偶然连缀成一条绿带，但还未延绵至另一山脚下就已消失在灰色之中。山脊的折皱透尽苍凉，小片农田和若干绿树窝在灰色的折皱里，好像失去母亲的孩子，必须依靠祖母照拂。在土耳其中部的卡帕多西亚高原，我也见过类似的荒漠，但那诡异的灰色之下却隐藏着甜瓜、杏子甚至葡萄，而此地只蒙100多天的日照，能种一季庄稼就已很满足。现在人们正忙着收割运送、晾晒储存。虽已九月，却依然骄阳似火，据说当地夏季的气温可高达37摄氏度。因气候严酷，牦牛是此地主要的家畜，而当地女人多用牦牛油护肤。一到冬季，冰雪迅速地封闭了陆路，唯有冰河可以行走。据说一些脚野的西方青年喜欢在冬季飞来列城，但冰河并不欢迎外人，探险时以悲剧告终。即便大自然极不友好，拉达克却吸引了大量的旅行者。列城的街头巷尾尽见一伙伙脚野的西方青年。他们在餐厅茶馆里大声谈笑，在纪念品店前挑挑捡捡，在“探险”标志的旅行社里讨价还价，在E-Cafe中上网。我似乎不仅踏入了生命之界，而且还进入了无忧国，这真是封闭于世界最壮观的两大山脉之间的荒漠吗？二在列城吃饭，客人坐满窗口，十分热闹。菜单上分列出西藏、克什米尔、印度、意大利和以色列的菜肴。以色列菜既非当地菜，又不算世界级的大菜系，为什么出现在这里的菜单上？在我记忆中，克什米尔谷地居民的祖先来自以色列，也许这是缘由所在？再看西藏菜，里面有“MoMo”和牦牛起司。第一次看到“MoMo”，是在喜马偕尔邦的萨拉汗，当时我想这是什么菜啊?在塔布(Tabo)的千年古寺旁，我才知那原来就是蒸饺，估计是汉语“馍馍”的读音。塔布以及附近城镇只有素馅的馍馍，而此地既有鸡肉还有羊肉。我的左邻是个德国女人，她晒成棕色的手臂上挂了几串西藏银饰。右邻是个法国女人，她的钻石鼻饰似一颗跳动的星。对面那个意大利男人的耳轮上扣着细小的银耳环，后面又传出波兰语。列城的任何一家餐厅茶馆都像一个小联合国，但旅人中走单帮的却不多。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有健康的肤色和体魄，鲜见巴黎罗马咖啡馆里失恋者的孤寂面孔。突然听到有人提起科州大学，转头望去，原来是几个美国人。“我在博德攻读人类学博士，这次来是……”一个男孩子在说。另一个女孩说：“我是学历史的，已经是第三次到这里了，做的题目是通商之路……”她戴着一条红色的披肩，看上去质地很不错，我想她不但研究通商，捎带着对披肩的织料也颇有心得吧。前方的路牌标出：“此去长拉(Chang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2022年可谓全球绿色发展大转折之年。二月开始的俄乌冲突一下打乱了欧洲新能源转型的时间表。过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突然意识到戒除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迫切性，重新思考新能源转型的路线图。夏天全球极端天气频发，凸显了气候变暖的肥尾效应。依照历史气象数据判断出的所谓百年一遇的洪水或者干旱，发生几率大幅提升，给人类频频敲响警钟。秋天的埃及气候变化大会上公布的数字不再乐观，气温已经比工业革命之前上升了1.2度。很明显，巴黎气候协定所倡议的在本世纪将气温上升控制在1.5度的目标已经很难达成，大家都需要为气温平均上涨两度甚至更多的世界做好准备。到了冬天，意外的暖冬让整个欧洲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常用“乌云上的金边”来形容危机中涌现出来的新机会。2022年的地缘危机的确推动了全球绿色转型，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它加速了欧美各国对太阳能、风能等传统可再生能源的投资。2022年全球对风能和太阳能的投资首次超过了对新建和现有油气井的投资。其次，它引发了对全球碳达峰路线图的全新思考：天然气作为绿色转型的过渡品是否适宜？如何重新审视清洁煤电？如何权衡氢能在制造业绿色转型与发电领域内的比重？是否该消除对核能的偏见？第三，地缘危机下，欧美的产业政策加速电动车替代传统汽车的步伐，制造电池的绿色金属矿产资源正在取代油气资源，成为未来最重要的大宗产品。地缘危机也加深了关于能源安全的焦虑，无论是欧美电动车及相关产业链的布局，还是对制造电池相关的绿色金属的争夺，都展现出这种焦虑所导致的去全球化/区域化的趋势。第四，清洁能源相关的新技术，无论是储能还是碳封存都充满不确定性，能否迅速规模化，能否大幅降低成本，能否在高利率时代吸引足够的资金投入，都是现实的问题。相应的，在推动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如何避免“染绿”（greenwashing）行为，即用新技术装点门面掩盖高排放的现实，也需要深入讨论。此外，全球能源转型还需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绿色能源的帮助，并平衡绿色能源投资与相对廉价的传统能源的使用。地缘冲突带来的阻力和推力地缘冲突为全球绿色能源转型带来了短期的阻力和长期的推力。阻力体现在为了替代俄罗斯油气供给，势必短期增加全球油气资源的开发和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使用。因为没有足够的可替代新能源能够快速上线弥补天然气的不足，煤炭的使用量短期会增加。欧洲在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的同时，也在增加新的液化天然气（LNG）基础设施，转而使用其他国家提供的天然气。虽然减少化石能源的大目标并没有动摇，气候变暖的肥尾效应和地缘冲突带来的油气价格巨幅波动还会加速这一步伐，但新能源投资的发电装机量短期不可能大幅提升，全球仍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依赖天然气和煤炭。俄乌冲突对西方各国退出海外化石能源投资承诺也会产生影响。在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变化会议上，超过20个国家，包括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承诺在2022年底终止任何对海外化石能源项目的公共投资。而俄乌冲突让欧盟延长了对天然气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增加了海外油气资源储备。推力则表现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的中长期绿色能源转型的路径会彻底扭转。俄乌冲突前，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为45%，德国更高，达到55%。冲突发生后，为了戒除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欧洲加速了对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也加速了对氢能源的投资，还松动了对核能的讨论。去年年末的一项热核聚变的小突破，更让全球对安全核能再次产生出极大的兴趣。当然，地缘危机也在能源转型的讨论中添加了安全的框架，无论是现有的油气资源，还是未来的绿色金属的供应安全都成为各个国家和区域最关注的议题，而这种安全焦虑也将彻底重塑原本全球化的大宗商品的开采与供应。全球绿色能源转型路线图的全新探索外部环境的变化塑造了全球绿色能源转型的路径。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峰会给定的路径是全球达成减碳的共识，许多发达国家确立了2050碳中和目标，中国也提出了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目标。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也形成了一些基础的共识，比如逐渐减少煤电的装机量，天然气火电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阶段替代品，长期而言，绿氢（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环保氢气）、核电和储能设施非常重要，而电网基础设施也需要转型，以应对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分配不均（需要远距离输变电）和间歇性发电（阴雨天、夜晚、无风时需要调峰配电）的问题。俄乌冲突之后，这样的基础共识被重新思考。发电是减排的重要环节，占全球碳排放的27%。全球火电转型中，天然气被认为是重要的过渡产品，尤其是在碳达峰的过程中。天然气比煤电的能效要高，二氧化碳排放则减半。但俄乌冲突为整个天然气发电的前景带来了彻底的转变。天然气火电厂运营成本中，天然气的成本约占75%，天然气价格飙升直接传导到电价的上涨。俄乌冲突所导致的天然气价格飙升也刺激了对煤炭的需求，让整个火力发电的转型变得更为复杂。如果直接比较煤炭和天然气发电厂，煤炭占煤电发电成本的约50%，显然在油气价格大幅波动的世界，煤电的成本优势更为明显。相较于天然气，煤炭的储备也更为丰富。此外，虽然天然气发电效率大概为60%，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较少，但煤电技术也在不断改善，超临界燃煤电厂的效率已可以超过45%，所以从成熟技术和成本优势的角度来看，煤电并非没有前景。成熟煤电技术也可以具备更高的减排效果，煤电添加碳封存（CCS）可以大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在天然气供给被重塑的情况下，煤电变得短期不能被轻易取代，即使是中期，对发展中国家仍更具吸引力。此外，从增加整个电网韧性的角度上分析，煤电也仍将是重要的补充。换句话说，发电的新能源转型并不是一条从煤电经由天然气火电过渡迈向清洁能源的单行线，会出现不少反复。而发展中国家在煤电驱动的成熟廉价能源和清洁能源之间进行的选择，如果无法得到足够的发达国家的帮助，答案是不证自明的。绿氢是另一重要的绿色能源，无论是推动全球制造业减排，还是推动交通运输领域内的绿色转型，都有巨大潜力。但如果以技术成熟度来评价，它在规模化应用和成本控制上仍充满不确定性。地缘危机强化了氢作为未来另类能源的地位。全球目前有350多个大型项目正在进行中，到2030年累计投资可能达到500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估计，到2050年，氢的年销售额可能达到6000亿美元，是目前销售额的4倍。绿氢使用的一个主要市场是长距离交通运输。相比电动卡车，氢能卡车补充燃料速度更快、载货空间更大、行驶里程更长。内陆河流航运船舶和海运货轮，如果以绿氢为燃料，减排效果也会非常明显。此外，氢还可以用于大量储存和运输能量。在没有风或阳光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的电网将无法发电。如果在电力充沛时将可再生能源水分解成氧和氢，就可以利用氢气储存这些能量，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再转化为电力。重工业中，钢铁和水泥是全球最主要的碳排放源头，占全球碳排放的31%，减排甚至零碳需要对制造工艺进行全方位梳理。比如钢铁行业采用绿氢，北欧因为有得天独厚的风能和水力资源而领先。水泥行业工艺改变比较难，必须要对石灰石加热，减排的主要思路是碳封存。地缘变化也改变了对核电的看法。欧美大众普遍认为核电有核泄漏风险，因为从切尔诺贝利到日本福岛核电站的一系列核泄漏事件都给核电贴上了坏标签。但这种偏见其实极大忽略了核电的一系列优势，比如原料成本低、运营边际成本低、碳排放低等。2022年底，美国国家点火装置成功实现了核聚变点火，又让大众对清洁核能产生了更多期待。绿色金属角逐场石油在汽车行业的替代品是电池，于是制造电动车电池所需的锂、镍、钴、稀土等金属变得日益重要，这些金属也因此被称为绿色金属。汽车行业正在加速电动车的转型，造车新势力和传统车厂第一次齐头并进。绿色金属的矿产资源将逐渐取代油气资源，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大宗商品。到2030年，电池驱动的汽车在全球汽车销量中的占比可能会从2021年的10%增长到40%，这可能相当于每年销售达4000万辆电动汽车。而到2040年，绿色金属采矿业的规模可能将达到1万亿美元。中国不仅是电动车最大的创新市场，也在全球绿色金属供应链提前布局。车用电池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业已火爆的绿色金属的行情，锂、镍、钴、稀土等金属从开采到精炼的产业链不断发展，价格也一路飙升。目前，全球近70%的锂、84%的镍和85%的钴都由中国公司精炼。地缘冲突为全球电动车、电池工厂、车用电池相关的绿色金属开采和精炼增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汽油车时代的全球竞争框架，围绕绿色金属的争夺也将与地缘政治深度捆绑，避免“卡脖子”将成为欧美强调电动车关键技术和产业链自主政策的出发点。美国推出最为激进的产业政策，吸引电池工厂和相关供应链转移到美国。《降低通胀法案》（Inflation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自从去年11月底ChatGPT横空出世以来，沉寂良久的人工智能领域就迎来了“寒武纪大爆发”。五花八门的大型AI模型接踵而至，算法的迭代和更新频率则几乎是以“天”为单位在进行。

重新理解旧技术——专访《编木拱桥》作者刘妍从电灯到ChatGPT：颠覆性创新带来的改变双重“越界”：社会问题是怎么发展为社会危机的

完整结构模型可以预见，2023年将是AI技术和工具井喷式爆发的一年。从去年底到现在，在文字、音频、视频种种层面生成落地的AI产品，已然不可计数。眼见AI“新世界”大门豁然洞开，我们仍在迷茫，踟蹰着不知前路所去往的是通过技术实现天下大同的“桃花源”，还是技术终将奴役人类的“数字城堡”？文明有代谢，社会变革斗转星移，然而古今技术的演化方式却往往殊途同归，于人类发展之茫茫漆黑旷野中，作为天空中最亮的星辰之一，为举目彷徨的我们，提供发展基本坐标点的指引。因此，站在AI新世界的大门之前，重新理解旧技术有其独特意义。编木拱桥技术，是一种以木材编织取代寻常由石材堆叠来构造拱桥的匠作技术，极为特殊和精巧。它在中华文明中的踪迹，是《清明上河图》视觉中心的那座“飞虹”，也是浙闽交界深山中一百多座历史遗构。同时，也在世界不同文明、不同历史时刻中，留下了平行且独立的“奇异共振”。这项遗留于闽浙山区的传统营造技术，早早进入了“辉煌的死胡同”，在2009年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建筑历史学者刘妍在对其实地考察、复刻、钻研了十二年之后，仍旧兴趣盎然、越加深入。“我相信我和木拱桥课题的相遇是一种宿命。”他和编木拱桥的缘分，起于入学清华土木系的第一堂课，教授所提到的汴水虹桥及其结构疑题就激发了他的挑战欲；在博士阶段，他系统地对闽浙木拱桥进行了测绘考察，更加笃定编木拱桥和他的相遇是一种“宿命”。编木拱桥是小切口，却能深入不同文明，并且有足够完整的案例，是刘妍最为理想的课题；他接受过结构工程和建筑史学的双重教育、有足够的体力去长期田野测绘，也是后者最为理想的人选。两种“理想”便如此碰撞到了一起。一本《编木拱桥：技术与社会史》，是他对编木拱桥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更是“一张以构造思维为核心的人类历史地图”。“中国山区的编木拱桥，是在社会条件、技术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夹缝中，被‘逼’出来的技术。”刘妍将对编木拱桥这样看似不是”顺理成章“产生和消失的技术，归纳为“种子、土壤、生长环境”的理论模型加以探讨，技术想法犹如”种子“落入社会需求的“土壤”，但能否茁壮成长，则需要整个社会在一段相对更长的时间之内，为其提供演化推进、传承传播的“生长环境”。这也意味着，刘妍认为对于编木拱桥类似技术演化传承的讨论，必须从单论“种子”（也即技术视角），进入到更枝叶繁茂的社会史视角、以人类学方式的对“土壤”、“生长环境”的研究中去。他生动形象地将这样研究路径的转变比喻为从“摘桃子”到“看见那棵桃子树”。在他看来，这是从研究“一时一地”的技术价值，转而研究技术的“完整价值”，其中包括技术的“生存、生长历程及策略”、和环境的“相互选择”乃至进化历程，最终指向对人类文明“整体理解”。“只有理解了这一刻，才能知道下一刻，在每一个交叉点上，每一次遭遇，都蕴涵了一个新的或潜在的方向。”正如他热爱的电影《云图》的台词，在更遥远的技术发展最终极高穷尽之时，这些证明了旧日人类存在价值的技术备忘录，或许将为陷入意义虚无的人类，提供“另辟蹊径”的拯救之道。|访谈|“夹缝”中逼出的技术经济观察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编木拱桥”还是个比较陌生的术语，您可否首先为我们简要地介绍下何为“编木拱桥”？刘妍：所谓编木拱桥，就是用木头“编织”建成的拱形的桥梁。我们建造木桥，往往采用的是梁式结构。最简单的木桥——“独木桥”，是将树木横放在河上，踏上树干过河。当河宽度变大时，需要更多的树木，中间就增加桥墩，也增加水平的“梁”木，来承受人走上去的荷载。这种平着的构件直接承重的，就是“梁桥”。如果造桥的材料变为石头，最适合的结构是拱桥，而非梁桥。梁的受力形式是“受弯”，直观地看，拿一根长条橡皮当作梁木，中间加上向下的力，它的上表面会压缩，下表面会张开——受弯的结构一侧受压，另一侧受拉。因此使用石头做梁的话，除了重量大、建造不方便，还有韧性不好，也就是更脆、更容易断裂。所以当人们用砖石来建造跨度较大的桥，一般是采用“拱桥”形式。拱是将许多小块“砌体”——石头或砖头堆叠在一起，互相挤压、互相支撑，受力沿着结构的拱形线条向下传递。至于编木拱桥，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桥梁结。它采用了木材，而不是砖石，来构建拱形结构。它将木材横纵交织，好像编竹筐的经纬交织，来形成拱形，既受弯，又部分地遵循砖石拱中传力机制。除了力学原理上特殊，构造也很特殊。平直的木材，通过编织、交叉、叠压、互相咬合等方式形成拱形，就需要特别的节点连结，施工上也颇有一番技巧。在全世界不同文明中，编木拱桥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在有些文明中，我们只在史料里看到它的痕迹，现实中却不见其影。在中国的史料中，我们最熟悉的编木拱桥，是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中，位居中央的虹桥，只是普通的观者未必注意到它与普通桥梁的特殊之处。《清明上河图》有许多版本存世。台北故宫所藏的明清版本，虹桥是石拱桥；而北京故宫所藏的宋代版本中，细心观察的话，就可以发现这座大桥是用上面所说的编织木材方式形成的拱桥。我国民间流传一种民间游戏“筷子搭桥”，和它的结构非常相似。地势险峻地区的木拱桥经济观察报：您书中主角是位于闽浙山区留存至今的那些“编木拱桥”，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些桥梁为何能更胜任艰巨的施工背景，即使它本身对施工条件的要求相当苛刻？刘妍：回答这个问题，要对比一下中国的两种编木拱桥。第一种是前面说的宋代的虹桥，它是在国家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建造的国家项目。另一种是在闽浙山区建造的民间工程。这两种类型的编木拱桥，时代背景很不一样；在结构构造和造桥技术上，也有很大差别。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在这些地方，石桥或者更常规的桥梁的建造都失效了，只能求诸于编木拱桥。第一种编木拱桥，除了《清明上河图》中的那座虹桥，《宋会要》和《宋史》有记载，北宋中后期，在汴水和其他重要的河道上，还有好几次建造虹桥的尝试，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汴河当时是国家非常重要的南北运输通道，承担着漕船运送粮草和其他物资的任务，可谓是一条经济“大动脉”。在这样的“大动脉”上，要建造二三十米跨度的桥梁，但又不能截断运河，就成了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河道太宽，当时正常的桥要在河水中央建造桥礅或桥柱，常常有船只与桥柱相撞，船毁桥伤。因此，建造没有柱子或桥墩的“无脚飞桥”，就成了当时国家层面相当迫切的需求。《宋会要》里就记载了一次国家层面的建桥工程，耗时多年，耗资超出预算三倍，仍没有建成。最后是多年之后，同样的设计在其他地方才成功落成。所以，形式上的特殊只是编木拱桥的一个特别之处，施工上的困难才是最大的挑战。而民间的情况则不一样。比如闽浙交界山区，是经济、文化、技术都不发达的地区，遇到险要的环境，类似悬崖上或水深的河道，若想建造石拱桥，人工和经济上的压力负担会更大。而这些地区发展出来的编木拱桥，可以非常巧妙地使用很简单乃至简陋的脚手架来施工，节约了相当多的资源和人力投入。具体地解释一下，砖石的桥梁因为是由小块的砖石一块块拼成的，所以需要每一块砖石全部安置到位，才能形成挤压的整体，结构才稳定。因此，在建造石桥时需要非常完善的脚手架，从底下将整个结构稳固地托架起来。按照中国传统叫作“满堂红”脚手架，使用大量密集的柱子，托举起同样密集的托梁和木板，实际上等于先架了一座木桥，木桥上再建石桥，石桥建好后再把木桥拆掉。如果是建在山区悬崖上的话，这种脚手架本身的耗材就会很大，甚至比一座木桥自身消耗的木材还要多。然而，从石拱桥变为木拱桥，小石块变成了长长的木梁，这些木梁间又依靠榫卯来连接固定，脚手架就可以做得很简单，经济和人力上都会节省很多。而且，石桥的建造需要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投入。从山区开采石头、加工，到整个施工，这个过程需要更多的支出。那些经过精雕细琢流传下来的经典的石桥，比如北京皇家园林中的十七孔桥，或者是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的场景，其实都是在社会和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在社会经济不发达的山区，山民们也就有动力去探索其他形式的桥梁。所以，中国山区的编木拱桥就是在社会条件、技术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夹缝中，被逼出来的。可看出在山地的施工难度种子、土壤与生长环境经济观察报：这本书的副标题为“技术与社会史”。技术来自您的实地考察和复刻，在本书中也有大量篇幅来做硬核的展现，但您为何决定也将社会史视角引入，并给其相当重的分量呢？刘妍：从技术史向社会史的转向，其实也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共花费了12年。最初它其实是我的博士论文，是从建筑学层面的技术视角来关注编木拱桥，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不理解社会，就不能真正理解这种桥梁。博士论文在初稿完成时，其实还是相对纯粹的技术写作。但我绕不过去一个问题：编木拱桥在全世界那么多地方出现过，达芬奇在他的手稿里有思考，在德国、北欧，都有人尝试，基本是灵光一现，随后就无声息地消失了，甚至宋代汴水上的虹桥，经过改朝换代也灰飞烟灭了，但是为什么在中国闽浙地区，编木拱桥能被保留下来？我是1980年代出生的人，从小沉浸在民族文化自豪和爱国主义教育中，这些在我对技术的认识方面也留下了痕迹：承认我们近代的落后，但也强调我们在历史上曾拥有一些非常厉害的技术。但这两者是有矛盾的，而编木拱桥恰好就在这个矛盾的问题节点上。它实现的技术能力在亚洲的纯木材桥梁中是最大的，可以做到40多米的跨度，而其他形式的木构桥梁，最大只能做到30多米的跨度。当然欧洲传统上有更大跨度能力的木构桥梁，这个另说。在亚洲，编木拱桥是桥梁技术的一个顶峰。但矛盾的是，这种技术顶峰并不是社会“先进性”的代表。浙江和福建两省虽然都是富裕发达的地区，但它们的交界山区，历史上曾经是政权的飞地，是在经济、文化、技术方面都很落后的角落。这种厉害的技术恰恰是在落后偏远的地区诞生的，这似乎就和我们对于技术发生的一般规律产生了矛盾，就需要解释。为什么这种木拱桥只在东南山区发展成熟了？我把技术上所有的可能性都讨论穷尽了，却无法找到答案。最后不得不把目光放得更宽广，从其他各种角度来寻找答案，直到借助社会史的视角从“匠人家族”中找到了端倪。就像我在书里写到的，建造编木拱桥的“匠人家族”，他们的技术与社会地位有种“翘翘板”式的特性：地域发展得越好、家族条件越好，技术反而不太容易产生；恰恰是在位置更偏远、经济条件更差、地位越边缘低下的地方和匠人，才能“逼”出更娴熟的造桥技术。这样的一种理解，是我在探索各种可能的解答方向后，最终找到的答案。最终，我将这种思考归纳出一个理论模型，叫作“种子、土壤、生长环境”，用来探讨许多看似不是顺理成章地产生和消失的技术、文化现象。这个模型认为，一个人产生一个技术想法，只是一枚“种子”，要想在社会中真正实现并扎根，需要有“土壤”，就是有社会需求。而这种技术或现象能不能延续下去，则要看整个社会能否在一段相对更长的时间之内，给“种子”提供继续去演化推进、传承传播的社会条件。对“种子”的讨论大概还是一个相对纯粹的技术问题，而“土壤”和“生长环境”，就都要在社会史中去寻找答案了。经济观察报：说到土壤，您也在书中提到，这些山区历史上是“矿变”之时最凶猛的地方，当时的奏章说这些地方“生计鲜少，救死不赡”。这种过去的穷山恶水是否反倒为“编木拱桥”技术提供了家族相传来保存的沃土？亦或是天花板不高的限制?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ChatGPT是今年最火的黑科技，让沉寂了一段时间的人工智能变成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的话题。和每次人工智能火热一样，机器会取代哪些工作、如何培养不能被机器取代的特质、如何与机器协作，这三个问题成了最经常被提及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突出了高科技时代人对自己能力的质疑，另一方面恰恰凸显塑造并拓展一个人的能力圈的重要性。什么是能力圈？就是一个人所具备的能力，以及这个能力所覆盖的领域。能力圈界定了我们每个人所擅长的工作和认知的范畴，也构建了每个人的舒适区。看到能力圈的边界，让我们敬畏快速变化的世界，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能力圈的存在，也让我们在能力圈内游刃有余之余，有动力去不断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并在这一过程中勇敢走出舒适区。能力圈是我们理解世界的目力所及。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知识日新月异，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能力圈也必须同步更新，不断拓展，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世界。塑造并拓展一个人的能力圈涉及三个关键维度。首先是好奇心和求知欲，即驱动一个人不断学习的能力。在不确定的时代，LQ是新的IQ。LQ就是“学习商”，或者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如何应对不确定？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好奇心、思辨力，并提高知识的新陈代谢。培养LQ需要有跨度，走出狭窄的专业领域，保持开放的心态，也需要探寻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性，懂得“新瓶装旧酒”的合并式创新原则，更需要“厚积薄发”，形成好的学习习惯。其次是学会并坚持反省。学习和自省是一体两面，自省确保自己很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板，清晰自己能力圈的内核和边界来；而没有反思就无法学习，不学习就注定会再三犯错。第三则是汲取外部的反馈。学习和自省都是内生的行为，这些行为需要得到外部正向的反馈才能不断迭代。恰如一万小时定律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自己付出一万小时的努力，而且要不断接受外部高人的反馈，查找自己的缺漏和盲点，不断改进。如果说学习和自省提供了重要的内部视角和自驱力，外部的反馈则给出了重要的外部视角，避免我们陷入坐井观天的封闭状态。一批新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塑造和拓展能力圈的重要性，也给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建议。《思考的框架》总结了应对现实问题的多种思维模型；《复盘:复盘3.0时代，如何“从破到立”，避开“深坑问题》给出了个人和企业自省并寻求外部反馈的实操建议；《第二大脑：脑机协作如何改变个人发展和家族传承》强调了学习和思考方法的“数字化转型”；而2018年的一本小书《极简科学起源课》再次强调了科学思维的重要性。知识经济时代最公平的是时间，最可塑的是习惯，最值得投资的是自己，最难的是坚持与智者交流，但假以时日，最受益的也是这一点。拓展能力圈，首先塑造思维模式在很多情况下，情绪和直觉支配我们的决策，而信息茧房则限制了我们的认知。有效的思维模式能帮助我们走出直觉和情绪，打破信息茧房。构建有效的思维模式，需要正确处理宏观与微观、复杂与简单、长期与短期这三个维度的关系。《思考的框架》基于这三个维度给出了一套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有助于我们避免陷入直觉的谬误，在鼓噪的社交媒体中不被假消息蛊惑，思考问题时切中肯綮，解决难题时另辟蹊径。《思考的框架》(加拿大)

列城的提斯克寺【喜马拉南麓行】一一出喜马凯尔邦的三丘（Sachu），就进入拉达克（Ladakh）了。这片土地夹在喀拉昆仑和喜马拉雅山之间，以赞斯卡、拉达克和斯托克山脉为主，拉达克的含义就是“高山之地”。从此开始，我们将翻越好多个山口。山口虽多，但行程地图上只标出了纳奇拉（Naki

《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社会问题的社会化》（美）杰弗里·亚历山大/著

昆祖姆拉山口【喜马拉雅南麓行】一“嘿，起来了，我们要动身了。”这次轮到我敲门了。“没锁，你进来吧。”进门一看，Daksh还躺在床上。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整夜又吐又泻，大概是你们中国的片儿汤吃坏了。”我去找医生，店主说医生要9点才上班。一对欧洲人正在院中练瑜珈，他们看我慌慌张张地跑来跑去，就主动过来问：“你朋友病了？他大概是高山反应吧。这里海拔3600米，刚过高原反应的临界点，但我们前两次从低海拔的荷兰直飞过来，高原反应相当严重。”我说：“我朋友事先吃了抗高原反应药，但他身体太差。”“你等着，我们有药。”看着Daksh服药，查理说：“在这里多停一天吧。”Daksh说：“不行，我们今晚一定要到凯龙(Keylong)，再从那里去列城。”以前我和外子一起到印度，Daksh看着外子制定的旅行计划，总会说：“真是雄心勃勃啊。”考虑到他的残疾，我觉得他不仅好奇心不亚于外子，而且更加雄心勃勃。既然决定继续前行，我问店主从卡匝到凯龙要多长时间。他答：“如果你们想走得比较舒服，不是太赶，大概需要10小时！”10小时？又一次出人意外！出卡匝村不久，就看到格鲁教派的Ki寺院（又称Key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颠覆性创新是指一种产品或服务最初在市场底部的简单应用中生根，然后不断向上推进，最终颠覆了既有的竞争对手的过程。”在1997年出版的《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造了“颠覆性创新”一词。“颠覆性创新是改变世界的唯一途径。”克里斯坦森或许想不到，日后马斯克会将这个概念抬至如此高度。而乔布斯、贝索斯等科技巨头也默契地将自己的成功都归于颠覆性创新。1879年，爱迪生在门洛帕克市——这个百年后将因Google、Facebook总部所在而成为“硅谷”的核心之地的城市，那个由他领导的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研究实验室中，首次点亮了由他率先使用了高电阻灯丝的白炽灯灯泡为核心的，包括无数管道、开关和发电机完整组成的照明系统。爱迪生的电灯，这个“简单应用”迅速用它的“颠覆性创新”特性，从弧光灯、其他白炽灯等电灯同辈们中脱颖而出，打败了煤气灯和它背后西方世界当时资本化程度最高的大公司——煤气公司利益集团。爱迪生本人或许都难以相信的是，这样小小的一枚灯泡开启的是崭新的电器轰鸣的电力化时代，并挟裹着霓虹绚丽的摩登都市以及工业、消费的极大扩张一同呼啸而来。历史学者欧内斯特·弗里伯格在著作《爱迪生的时代：电灯与现代美国的发明》中，相当详细而富有洞见地书写了爱迪生是如何开启了这样一个技术创新的时代，以及这些发明是如何深入改变了美国社会各阶层生活的。正如书名，爱迪生和他的灯泡最大的贡献在于，开启了一个人人能用上电灯、“光的民主化”（弗里伯格言）的“大时代”。《爱迪生的时代: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最近，OpenAI推出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真可谓是红到发紫。无论是做技术的、做投资的，还是普通网友，好像不聊几句ChatGPT就显得落伍了。当然，在一片对ChatGPT的追捧当中，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图灵奖得主、Meta的首席AI科学家杨立昆（Yann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苹果的第一次生存危机始于1995年。在为苹果麦金塔系统定制了办公室软件之后，微软全面掌握了苹果鼠标和视窗结合的操作系统诀窍，开发出Windows95，推动便宜的PC成为电脑市场上的主流，市占率超过95%，昂贵而小众的苹果电脑一蹶不振，濒临破产。1997年，被废黜了十四年的乔布斯临危受命，高调回归。当时有人问乔布斯：怎么解决这一战略上被动的格局？毕竟在个人电脑领域，Wintel联盟（微软的视窗系统加英特尔的微处理器）势不可挡。乔布斯的回答很淡然：“我在等下一个重大创新。”（I'm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这几天，一则新闻在朋友圈刷屏：由OpenAI推出的AI程序ChatGPT已经通过了谷歌的编程考试，获得了三级工程师的职位。虽然在谷歌内部，三级工程师只是一个非常初级的岗位，但其年薪也达到了令人羡慕的18.3万美元。据有关统计，2022年美国人均工资的中位数水平大约为5.41万美元。那么，如果ChatGPT是一个真正的人，他的收入已经可以达到美国这个水平的3.3倍，妥妥地跻身高收入阶层！ChatGPT的“才华”远不止编程。在最近的一个多月中，它还通过了沃顿商学院的MBA考试和明尼苏达法学院的期末考试、在北密歇根大学的哲学课程中拿到了期末论文最高分、作为第一作者发表了关于抗衰老的论文、出版了关于人工智能的新书，还顺手通过了美国医生执业资格考试，并在香港发行了一款名为CNWTO的加密稳定币……真可谓是左右开弓，文理通吃。不少人表示了惊叹，但更多人对此表达了忧虑。我的一位朋友就在朋友圈发文：“初看这个新闻，感觉像在看科幻片。但细思之下，又觉得自己是在看一部恐怖片。再这样发展下去，恐怕用不了多久，所有人都要失业了！”其实，在每一次较大规模的技术革新发生之后，关于技术进步是否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的讨论就会成为热议的焦点。而在人工智能的每一次重大突破之后，类似的探讨就会尤其火热。这次，以ChatGPT、DALL-E2、Stable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当地时间1月11日，比尔·盖茨现身美国著名社交新闻网站Raddit，参与了一档“有问必答”（Ask

Holland）拍板开拍的剧集，而且以一亿美元（当时的天价）直接预定两季，震惊业内，也开启了各方豪掷万金争夺优秀剧集战争的序幕。为什么奈飞敢于如此下注？新书《It’s

塔布寺的喇嘛【喜马拉雅南麓行】一驶出卡尔帕不久，西藏高原的苍凉就扑面而至。戈壁荒原，居民极少，我们很快就成了路上唯一的车子。一个军人走上公路，示意我们停车。待他坐进来，我才知他错过了来往于营区的班车。回想起刚才路旁还站着若干男女，大概都是搭车客，只是草民没有军人那么理直气壮罢了。听军人说他当兵已有5年，纳库湖年年都泛滥。湖附近的公路时开时关，根本无法预测。他再次证明了不通的路段只有两公里，人畜可行，汽车却未必。这一带公路信息不通畅，只能走到那里再说。若走不通，那就意味着必须原路返回西姆拉，再从那里至凯龙。如是，我们的行程将推迟一周。驶近纳库湖时，我们就听到炮声隆隆。悬崖之下，司丕提河波涛汹涌。天不蓝，水不清，周遭皆为黄土，哪里有湖？原来那湖在2000多米的高处，走在这条饱受洪水折磨的路上根本看不到湖景。靠湖有一座同名的村庄，传说那村子因莲花生大士投掷了一块石头而建，当地人膜拜一块印有大士的脚印的岩石。但行程不容我们再作停留了。炸山清路完毕，跟随着筑路工，我们慢慢地驶上被湖水泡软的公路。车轮贴着路沿，左右扭动着，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深渊，终于驶过了这最不确定的两公里。刚刚驶过这段路，待要松下一口气，就见前方正在滑坡。旋涡般的狂风在土坡上卷起碎石泥土，司机无论如何都不肯向前走了。我下车去察看，其他人在后面大喊：“当心！”我踢了踢石头土块，发现还都松软新鲜。前后无人，等待无望，我开始动手将大石块推到山下，其他人也下车帮忙。我们用小石头敲碎土块，砸平土堆，为车子垫出一条路。驶过纳库纳库之后，我们在Sumdo离开了五号公路，向西而行。这条公路一直向西，穿越拉霍尔-司丕提（Lahual-Spiti）谷地，直到该地区的首府凯龙。从凯龙继续北上，大概需要两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到达拉达克的列城。Sumdo有个边防检查站，这次没有边防通行证是混不过去了。趁着方便，我进屋侦察了一下，原来这是一人站，堂屋放着两只装满清水的大铁桶，床上堆着被子，那被子显然很久没有洗过了。此地是雨影(Rain

兔年将至，或许是难得逢上一个众口一辞为“可爱”的生肖，以至于元旦刚过，各色喜庆小兔的形象已经遍地开花。在一片“萌兔”迎新的大势下，中国邮政发行的生肖邮票上的蓝色猛兔分外吸睛，也不免引来了些质疑纷争。为什么在大众心中，兔子天经地义只能“萌”而不能“猛”？回顾兔子和人类文明交缠在一起的历史，会发现小小的兔子被迫扮演了相当多元、对立而又交缠的角色，是家畜、有害生物、医学牺牲品，也是宠物和童话明星。在人类为兔子打造的“兔的多重宇宙”中，既然喜爱和杀戮，奉献和反噬都可以共存，一只特立独行的豪迈猛兔又怎么不可以容身其间呢？作为因养兔而爱兔的人类之一，我对漫天萌兔所可能引发的购买宠物兔的不理性热潮难免有些忧心忡忡。宠物兔们大多和我的小兔一样，虽然有迎合大众想象的软萌可爱的一面，但“兔族”本性决定了它们注定也有顽劣、甚至凶猛的另一面。两面结合，才是完整的小兔。但如果你都不能接受一只不“萌”的兔子形象的话，那你必须相当谨慎地思考是否要养一只小兔，并对它长达七八年的余生负起责任。比起这样艰难的决定，最简便可行和最温暖的增添兔年氛围的方式，或许是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读一读《天鹅绒兔子》这本一百年来迷住了全世界的孩子们，同时也深刻到不会让大人感到无聊的绘本。在兔年，有什么是比请一只小兔帮助你的孩子认识什么是“真实”乃至有些“复杂”的爱更特别的礼物呢？“兔的多重宇宙”一只肥硕的蓝漆漆大兔子，右手持笔、左手执信，有一双铜铃般红彤彤的大眼和扯开三瓣嘴哈哈大笑所露出的一张血盆大口，胡须和指甲皆若钢针般直挺挺。作为2023年中国邮政发行的癸卯兔年生肖邮票，如此豪迈惊人的兔子形象离“猛”很近，离“萌”很远，彻底偏离了大众想到“兔子”第一瞬间所唤起的“弱小可怜又无助（但可爱）”的刻板印象。不过，都说了是“刻板印象”，大众确实是对兔子有着一厢情愿（并且相当平面）的文化印象：这个世界上只该存在那种“白又白”的“小白兔”，雪白干净、天真柔弱，甘居“食物链底层”只吃草和胡萝卜毫无怨言，直教人感叹“兔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而画出如此猛兔的黄永玉老先生，或许才是少数参透了兔子机密的人类。是的，千百年来，人类一手打造了“兔的多重宇宙”，兔也成为了人类文化中唯一“承担了这么多”的动物: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2020年10月的一天，一位在某平台大厂担任高管的朋友邀我去他的办公室聊天，他信心满满地和我憧憬中国平台经济的未来。回看2020年，中国的平台经济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生机勃勃、势不可挡。仅看头部企业的市值：2020年10月，阿里巴巴的市值曾一跃冲上8300多亿美元，如果算上这时还同为“阿里系”的蚂蚁金服的估值，那么整个阿里体系的总价值就已经和亚马逊相差无几了（当时亚马逊的市值约为1.5万亿美元）。在同一时间，腾讯的市值约为5.6万亿港元，约合8200亿美元，已经将经常和它拿来作比较的那位美国同行——脸书甩在了身后（当时脸书的市值在7500亿美元左右）。美团当时的市值是1.6万亿港元，约合2300多亿美元；京东和拼多多的市值都在1200亿美元左右；神秘的字节跳动虽然一直没有上市，但市场上对其的估值据说已经达到了2500亿美元，甚至更高。如果考虑到国际化潜力等因素，那么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上，几乎所有观察者都会作出和我那位朋友类似的判断，即中国的平台经济超过美国几乎是定局。但是，正如网上的一句流行语说的那样：“如果不出意外，一定会出意外”。仅仅在一个月后，就出现了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事件。随后，国家关于平台经济的监管政策就开始由松变紧。反垄断、行业监管、行业整改接踵而至。如此密集的政策组合拳，着实打了习惯于“野蛮生长”的平台企业们一个措手不及。加之疫情、宏观经济、中美贸易战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中国平台经济过去那种不可阻挡的上涨趋势被打破了。在此后的一年多里，几乎所有中国平台企业的市值和估值都经历了断崖式的下跌。在中国的平台企业市值暴跌的同时，美国的平台巨头们却经历了一波高歌猛进式的增长。在著名的GAFA组合中，苹果走势最为强劲，其市值甚至一度突破了3万亿美元，紧跟其后的谷歌和亚马逊市值也都曾逼近2万亿美元，就连GAFA中最弱的脸书，其市值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1万亿美元以上。当然，美国平台企业的这一波增长有很多独特的成因，比如疫情期间美国政府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美国收紧了货币政策后，这些大型平台企业的估值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挫。但即使考虑了如上因素，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中美平台企业的市值对比不仅没有缩小，还出现了急速的扩大。好在凡事总有否极泰来，关于平台的政策迎来了新的调整。在去年7月份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这个提法释放的政策信号是明显的，即从总体上看，国家对平台的作用还是肯定的，对其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也很重视。到了年末，这种政策信号就进一步明确了。在12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平台经济和平台企业的地位与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会议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在国家层面的态度明确之后，各种政策利好和政策信号也接踵而来。2022年12月18日，刚刚上任的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就视察了阿里巴巴。由于在过去两年的专项整改中，阿里巴巴一直是重点整改对象，因此易书记的这次视察被很多评论人士解读为官方认可对平台的整改结果，并将重新支持平台发展的一个强烈信号。1月7日，蚂蚁金服对外宣布了公司治理的整改结果，表示“不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股东单一或共同控制蚂蚁集团的情形。”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就在访谈中表示，“14家平台企业金融业务专项整改已经基本完成，少数遗留问题也正在抓紧解决。”由于对蚂蚁金服和平台金融业务的整改是整个平台专项整治的开端和重点，因此以上两个事件被人们认为是对平台的治理即将从专项整改过渡到常态化监管的一个标志。1月1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和阿里巴巴集团举行了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约仪式。如果说，先前的领导视察等动作还只是相对务虚的表态的话，那么这个合作的达成就是实打实的支持举动。类似的新闻报道还有很多。综合这些信息，至少从政策层面上看，国家的态度已经很明确地从严监管转向了大力支持。那么，在各方政策利好的加持之下，中国的平台企业究竟能否重拾两年前那如虹的气势，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再现从前的辉煌呢？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平台企业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而政府又需要从哪些方面加强引导和支持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在过去的两年当中，整个市场环境发生了哪些改变。两年之间，变了什么？如果我们简要复盘一下2020年之前中国的平台经济能够高速增长的原因，那么以下几个因素可能是最为关键的：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整合性较高的市场。我们知道，对于平台企业来讲，网络外部性是决定其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如果一个企业选择了平台这种商业模式，那么它首先必须突破一个客户的临界点，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后，网络外部性就会驱使其用户数量不断增加，直到达到那个由市场容量和竞争水平决定的用户上界。如果在有了充足的客户之后，这个模式可以为企业带来充分的盈利（这种盈利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那么这个模式就是成功的。按照上述标准去审视国内外平台企业的成败，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平台企业的成功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我国的人口优势和市场整合性。举例来说，一个电商平台要维持运营，其对客户量的最低要求可能要达到几百万。这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对很多其他国家来说，就并不那么容易实现。比如，在欧洲的很多国家，其人口可能才一百多万；而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虽然人口众多，但各地的语言、风俗有巨大差异。明白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平台企业的很多业务是从海外“借鉴”过来的，但却能做到比海外还成功。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家一定厉害，而是中国的市场特征确实适宜。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后发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平台企业在推广相关的商业活动时能迅速得到用户的认可，恰恰是由于在某些基础设施和业务上发展的落后。举例来说，支付宝的最早提出是为了解决中国办理信用卡困难，因而在线转账困难的问题。不料，这成为了中国移动支付后来居上的契机。而相比之下，欧美用户由于信用卡使用较为普及，因此虽然欧美公司早已发明了移动支付，但其普及率却一直很难和中国相比。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对于新的商业模式都是保持非常包容审慎的态度。在对一些新业态、新模式看不清楚时，通常会选择“让子弹飞一会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很多在国外难以市场化的技术和模式，可以在中国畅通无阻。一个例子是互联网金融。在国外，对金融行业的监管非常严格，一个企业要从事与金融相关的业务需要经过大量的审批。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很多平台企业在进军金融业务时，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实质性的制度障碍。另一个例子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两样技术的发展是严重依赖于数据获取的。在国外，尤其是欧洲，由于对个人数据和隐私的保护非常严格，所以相关企业在发展类似技术时必须十分小心。而相比之下，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类似问题几乎没有限制，因此平台巨头们不仅可以堂而皇之地进行相关发展，还可以在公开场合向人们宣扬用隐私换便利的合理性。那么，在中国的平台企业结束了两年徘徊，准备再出发的时候，以上这些曾经支撑它们增长的因素是否发生了改变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是人口和市场因素。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调查，2021年末，中国互联网使用人数为10.32亿。支撑中国平台企业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了尾声。这一点通过获客成本要看得更加清楚：以电商的后起之秀拼多多为例，据第三方调查机构估算，在2016年时，其获客成本仅为10元左右，而到了2021年，其获客成本已经达到了200元以上。“人口红利”的结束意味着什么呢？大致上讲，就是对于平台企业而言，除非它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否则要再沿用过去的套路，靠着补贴发展客户，然后依托网络外部性实现迅速增长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其次是后发优势因素。当我们已经“超车”成功，这种优势也就随之不见了。比如，我们现在很难再去培养一个类似的金融业务，也很难再去开发一个电商平台。事实上，恰恰由于我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在很多相关业务方面都已经做得很好，所以自己反而成为了被弯道超车的对象。再次是监管环境的变化。尽管从各方面的信息看，针对平台的专项整改应该已经接近尾声，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监管部门会采用相对温和的常态化管理。但这并不是说平台企业就可以完全放飞了。很多在专项整改阶段取得的成果，会在常态化监管阶段巩固下来。这样一来，平台企业在未来的监管压力并不小。事实上，如果我们将现阶段中国的监管措施和国外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要比国外更为严格了。比如，像“二选一”问题，国外其实很少会专门进行干预，而在中国，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触犯的禁区。综合以上分析，平台企业的再出发注定不会那么容易。再出发，平台企业应该做什么？面对已经改变的环境，中国的平台企业要想重现往日的辉煌，甚至赶超美欧的同行，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呢？在我看来，以下几个方面可能是重要的：一是要尽快适应监管环境的变化，在新的监管条件下摸索出新的打法。以整改后的蚂蚁金服为例，监管条件的变化至少对其产生了两个重大改变：其一是和阿里体系的脱钩。其二是“断直连”，即要求金融机构只能经过征信机构获取征信数据，互联网平台只能和征信机构对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改变几乎是取消了蚂蚁在金融机构和用户之间的平台地位，将其商业模式直接从双边市场打回了单边市场。在经历了这两大整改后，蚂蚁过去成功的商业模式已经不可以再沿用。如果不针对情况的变化进行及时的调整，找到新的盈利增长点，那么它要重现往日辉煌恐怕并没有那么容易。二是要正视用户结构的变化，及时调整业务重心。如果一个平台还想要达到比较可观的增长速度，其选择应该不外乎三个：第一个是从市场的“深度”来要效率。简单地说，用户还是那些用户，但通过更为细致的用户需求挖掘，让单位用户可能产生的价值变得更高。第二个是将目光更多地投向海外，向着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去要客户、要收益。第三个就是实现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转变，通过为生产企业提供服务来要效率。从目前看，这三条路似乎都不那么容易走。先看第一条路。向市场的“深度”要效率本质上就是发掘出用户的潜在需求，但这显然是受制于用户的收入和消费习惯的。在现实中，如果一个用户习惯了类似拼多多层级的消费，引导他去购买精品是很难的。尤其是在经历了三年疫情后，用户收入减少了，并且为了预防风险，选择了更多进行储蓄。在这种背景下，挖市场“深度”并没有那么容易。再看第二条路。一方面，平台企业出海后必然会遭遇到GAFA等国际巨头，以及地方性平台的挑战；另一方面，随着逆全球化趋势的蔓延，近年来各国都在不断增加贸易壁垒，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也势必会遇到很多政策和法律风险。最后是第三条路。由于各大平台巨头从几年前就开始一直宣传要转向产业互联网，所以从表面上看，这一思路似乎很受欢迎，但这却是一条非常难走的路。因为在具体的产业中，用户的需求是非常差异化的——比如工厂A和工厂B可能都想进行数字化改造，但诉求差别非常大。互联网平台想再用消费互联网时代的打法，通过规模来取胜将不再可能。三是要学会倾听，学会发现并解决各种矛盾。虽然在当时看，2020年的监管风潮是突如其来的，但如果现在复盘，就会发现其实在监管风潮出现前，已经有很多征兆。在当时，平台经济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后来的监管风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些矛盾的回应。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在现实中，很多平台企业的成功人士都很习惯于信奉优绩主义、企业家精神，乐于将成功归于自己，但却不善于倾听和发现各种潜在的矛盾。对于平台的长期发展而言，这是不利的。平台企业的经营者唯有保持谦逊，时刻注意发现潜在的矛盾并及时解决它们，才可能有效避免再次遭到大规模的整改。支持平台经济，政府应该做什么？而要让中国的平台经济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仅仅依靠平台企业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政府也应该动用政策的手段对其进行相应的支持。具体来说，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可能是最为重要的：第一，应当释放明确的政策信号，让平台经营主体吃下“定心丸”。由于平台经济是新生事物，和其相关的政策法规制定要远远落后于实践，因此在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早期，曾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野蛮生长”。在这个阶段，出现了诸如强制“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群众反响比较强烈的行业乱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各部门针对平台经济开展了一年多的专项整改。这对于平台经济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大有裨益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集中、密集的整改活动让不少习惯了过去“野蛮生长”的平台经营者很不适应，加之受到社会上一些错误信息的误导，不少平台企业的经营者对未来的政策走向感到非常不确定。这种疑虑情绪对他们的决策会造成很大的干扰。因此，要鼓励平台大显身手，就必须放出清晰的政策信号，让平台的经营者们认识到过去一段时间针对平台的整治目的在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要抹杀平台的贡献、改变支持平台发展的总体态度。在释放相关政策信号的过程中，除了借助媒体渠道外，还需要用好一些典型案例的示范作用。例如，对于一些因不规范行为而遭遇下架的平台应用在做好整改后及时上架，对于一些因不规范行为而无法上市的平台企业应当在整改完成后尽快启动上市程序。所谓“身行一例，胜似千言”，如果可以扎实做好几个典型案例，那么平台企业经营者的疑虑就不难打消，信心就不难恢复。第二，应当尽快完成由专项整改向常态化监管的转换，建立明确的规则，让平台的活动有法可据、有规可依。和专项整改相比，常态化监管有很多不同之处，前者的目标主要是纠正一些问题，而后者的目标则是要将专项整改取得的成效通过制度化、法治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明确的法律红线和政策红线，让平台企业在这些红线划定的范围内行事。唯有制定了明确的规则，让平台企业清楚地知道了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平台经营中的不确定性才可能最大幅度得到控制，平台才能放开手脚做事。在由专项整改向常态化监管转换的过程中，有两个工作重点是尤其需要关注的。一个工作重点是行业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在前一阶段，对资本无序扩张的防范一直是整改的重心。这让不少平台经营者在实现业务扩张时都担忧自己的行为未来会不会被纳入“无序扩张”的范畴。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就有必要尽快出台明令禁入的“负面清单”，明确法无禁止即可进入的原则。另一个工作重点是对涉及需要多部门监管的领域明确监管权责。在现实中，平台的一些经营活动可能会涉及多个部门的监管。对于一个问题，可能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法规、不同的执法标准。很显然，这种监管的交错会大幅度增加平台企业的合规成本，并可能让它们在遇到问题时无所适从。针对这一情况，可以考虑选定一个部门牵头制定法规和政策，并将监管权限落实到一个部门，尽可能避免九龙治水、政出多门的情况出现。第三，应当用好产业政策，引导平台经济补齐创新“短板”，增强其竞争力。从根本上讲，平台的竞争力源于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目前，我国的平台企业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科技创新力量，但从客观上看，其能力与美国的同行相比还是有待完善的。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芯片等领域，双方的差距还比较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有必要出台相关的产业政策，支持平台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加强基础性研发，尤其是在一些“卡脖子”的关键领域实施重点突破。第四，应当做好政策引导，鼓励平台企业积极赋能实体经济。当前，我国消费互联网平台正进入“瓶颈期”，而产业互联网正蓬勃兴起，潜力十分巨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应当积极支持平台企业赋能实体经济，对平台企业在新技术、新业态等方面的探索和投资布局给予更大的支持。具体来说，政府应当重点支持平台企业依托市场、数据优势，赋能生产制造环节，发展按需生产、以销定产、个性化定制等新型制造模式；鼓励平台企业加强与行业龙头企业合作，提升企业一体化数字化生产运营能力；鼓励平台企业积极为中小企业服务，做好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改造。这里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在平台企业与具体行业相结合的过程中，很容易因利益分配等原因而产生矛盾。当面对这些问题时，政府应当积极协调，努力消解矛盾，而不应偏袒其中的任何一方。唯有如此，才可能引导平台企业更好地赋能实体经济。第五，应该为平台企业的出海竞争做好服务和支持，做好出海平台的坚强后盾。从根本上看，国内市场毕竟是有限的，平台企业要想发展壮大，最终还要“走出去”。不过，当前世界各国围绕数字经济治理的博弈愈加激烈，国际规则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我国平台企业“走出去”面临很大的政策壁垒。对此，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做好相应的支持工作，为平台出海创造有力条件。具体来说，应当积极对标DEPA、CPTPP等高标准规则，依托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建设，积极推进制度性开放和先行先试；鼓励平台企业、行业协会积极参与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货币等领域相关议题谈判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国际协调，适时发出“中国声音”；支持平台领军企业和行业协会发起成立数字经济国际标准组织和产业组织，探索在跨境电商、电子支付等优势领域，率先形成国际通用规则的“中国方案”。除此之外，对于平台在出海过程中产生的资金需求，政府应当在尊重市场规则的前提下予以支持。总而言之，只有做好了相关的支持工作，中国的平台企业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结语在经历过两年的蛰伏后，中国的平台经济又吹响了再出发的号角。但是，和两年前相比，很多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因此，要想让中国的平台企业重新崛起，就需要平台企业自身的不懈努力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2023年，中国平台经济，已经走出了冬天，走在了去往春天的路上。阅读作者更多文章生成式AI：缘起、机遇和挑战寒冬里的求索——科技公司的新突破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超级游艇是一个私密的空间，一般就十几位贵客，近距离几天到一周的交往，让富豪、政客和明星可以亲密接触，而不用担心狗仔队的追踪，给人以放松和安全感。美国总统奥巴马下台之后就曾登上媒体大亨格芬（David

旅馆背靠坎那冈仁波齐峰【喜马拉雅南麓行】雨雾散去，周遭翠色如滴。我出门看山，走到旅馆门口，就见两个游客正往汽车顶上绑自行车。我这人好奇又多事，不可能错过包打听的机会：“嗨，哥们儿打哪来呀？”“俺们是德国来的。”“骑车？”“本来是想骑车的，结果一出德里机场，吓死了！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人啊！”“走大干道过来？”“可不是嘛！我们的自行车都被挤到路边上去了。那条路上还走着好些牲口，恐怖刺激又好玩儿。后来实在没法骑了，我们只好打车，进山后才又开始骑车。”“打算奔哪儿去啊？”“塔布(Tabo)。”我回说：“咱们同路啊。”他问：“你也骑车？”“没你那个体力和胆儿。”“那回见了”。我心说：”回见？我坐车，你骑车，你能跟上我？”塔布位于萨拉汗之西北，行车距离200多公里。虽然路不好走，海拔又升高1000多米，但那里的壁画颇有名气，所以也在计划的行程之内。出萨拉汗往东北走，因地处印藏边界，外国人进入前，必须先到地区首府RecongPeo领取边防通行证。印度对边防控制比较严密，不但限制某些国家的公民不得申请，而且手续繁琐。如果没有通行证又会怎样呢？2006年秋天，我和朋友从恒河源头下来，夜宿Harsil村。那个村子位于印藏边境，外国人不得进入。朋友们将我打扮成印度女人带我进村，并嘱咐：“如果有人问，你就装哑巴。”没想到一进村，就遇到了边防军。只听到一声喊“你站住！”我吓坏了，赶紧站住。抬头一看，才知那军人是冲着穿格瓦拉头像T恤衫的Prakash而去，这才松了一口气。一沿着五号公路继续向北，一条岔路标出桑格拉。听说那里风景非常优美，但已耽误了一天，我说：“咱们继续往前走吧，不看桑格拉了。”Daksh很不甘心地说：“那可是Pathak教授强烈推荐的，不看，你会后悔的！”以前我和外子一起到印度，Daksh看着外子制定的旅行计划，总会说：“真是雄心勃勃啊。”结果我和Daksh一起出门，发现他的好奇心丝毫不亚于外子，其旅行计划也是雄心勃勃。Daksh借着Pathak教授的名头“胁迫”我真是最正当不过。人称Pathak教授为“活的喜马拉雅百科全书”。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如何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责任，一直是战后德国知识界争论与讨论的焦点。历史是偶然性与必然性交织而成的艺术，长期以来作为“西方”的他者的德意志民族，自从拿破仑战争之后，就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取得对欧洲文化与精神上的领导权，但是没有人预想到德国以国家社会主义、集中营彻底毁灭了他们曾经哺育并仰望过的欧洲，而在此基础上的反思与忏悔则显得格外痛苦。经历过第二帝国、魏玛德国的历史学家梅尼克在1946年发表的《德国的浩劫》中，把德国的历史悲剧归咎于希特勒所代表的“大众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传统压倒了德国文化中康德与歌德的传统。在19世纪大众民主的时代，德国领导人骤然面对现代政治的多元竞争以及欧洲格外脆弱的地缘政治环境，民族意识被虚荣和狂热所侵蚀，权力的本性吞噬了曾经使德国人引以为傲的古典精神和对于普世文明的信心，最终以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和对外扩张彻底为这场狂热结尾。不同于梅尼克传统的历史哲学视角，二战后西德历史学家对德国历史责任的探讨不再局限于精神伦理和观念史的维度，他们更多地聚焦于具体的制度建设和国家体制。而聚焦于制度和政治科学的研究，不再以政治强人与历史宿命出发，使得德国历史的研究呈现为一种更为现代和理性的面向，然而由此作为开端所提出的问题却同样沉重：为什么当时的德国难以接受自然权利和民主等原则？为什么诞生了康德、黑格尔、韦伯等精神巨人的民族，那时却难以落实对于民主-共和制的信仰？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黎敏出版的《民主之殇：德国宪法史反思录》一书正是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做出的思考。在民粹政治和地缘冲突逐渐升温的今天，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无论是威廉德国在十九世纪保守主义与威权主义对大众民主的对抗，还是一战后魏玛德国脆弱的政党环境和极端的政治文化，似乎都可以在今天的世界政治中找到它们的对照。这也许正是阅读历史的趣味和忧虑所在。而《民主之殇》也并非是对于历史和观念的梳理，它直指现代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强大的国家如何与自由伦理兼容？一个国家如何在观念的古今之争中，走向真正的政治成熟？《民主之殇: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生成式AI元年每隔几年，在人工智能领域都会出现一个新的热点。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这个新热点无疑就是“生成式AI”（Generative

作者/摄【喜马拉雅南麓行】从苹果人故居出来，已是下午。按计划，我们该去卡尔帕

塞缪尔纪念堂【喜马拉雅南麓行】一我们一行从西姆拉出发，沿22号公路向东北，进入科努尔（Kinnaur）谷地。这片谷地位于喜玛偕尔邦东北部，纬度略高于成都，但海拔在3000-6000米之间。古老的印藏通商路沿着萨特拉季河(Sutlej)穿过谷地，如今的公路可从西姆拉直达印中边境。我查看印度旅游地图，却找不到公路标号。仔细看，才发现在地图上不同宽度的公路被涂以桃红、蓝色、绿色和橙色。红色公路代表国道，大多是高速公路，蓝绿橙都是单道双向。这些非高速公路的颜色进一步标出宽度和路面情况，比如可容一(两)辆大(小)车超越，路面则标出“一般”、“良好”或“犹如月球表面”等。一出西姆拉城，路就开始难走了。车子在坑坑洼洼中不断地转弯，左右摇晃，上下颠簸，我开始晕车了。一晕车则万事皆休。我知道只要接过方向盘，晕车立刻就会治愈，但印度承袭英国的驾驶习惯——司机左边驾驶，再说了，在座的又有谁会信任我驾驶？后来大家看到我的脸色越来越灰暗，就停在小镇上喝茶。这儿不可能买到晕车药，司机说吃柠檬有效。我挤出柠檬汁和着盐与胡椒吞下。到达哈图山（Hatu）入口时，车速慢了下来，也许柠檬真起了作用，我感觉好了一些。哈图山是西姆拉地区第二高峰，海拔3400米。上山的路大概宽2.5米，弯道盲点很多，我倒没觉着有多么危险，司机却边开车边嘀咕。众人用印地语交谈，我问：“你们说什么？”“没什么有趣的，有趣的一定会翻译给你听。”后来我才知道，司机在抱怨路难走。在一稍微开阔的地方，司机说发动机太热，不能再开了，众人只得下车向山顶走去。山道旁，菊花正值黄金期，蝴蝶聚集在蓟草上晒太阳。这里猴子很多，查理一再提醒我不要喂猴子，最好摘下墨镜眼镜。我没带吃食，也没有墨镜，自以为很安全。就在这时，突然感到相机包被拽了一下，回头一看，一只猴子将相机包里露出一角的塑料袋偷了去。看到那是一只空塑料袋，它失望地丢下跑开。松树上，几只黑脸猴跳来跳去。据说猴王的尾巴就是长而直，而黑脸猴即便不是猴王，尾巴也特别长，这种长尾具有震摄其它猴子的作用。2006年在瓦拉那西时，我就在一所“等待离世”者的收容所门口遭遇过这种黑脸猴。那些”等待离世者“的收容所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临终关怀“机构，但住客都在等待死亡。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吧？那源于印度教徒相信死于瓦拉纳西是“死得其所”。为了到达印度教的死亡福地，有些老人会步行千里来到瓦拉纳西。印度人视恒河为圣河，那么死在任何一个恒河边的城市不行吗？又为什么必须是瓦拉纳西？据印度传说，恒河一直是向东向南而行，但到了瓦拉纳西，却被印度大神湿婆挡住。狂暴的恒河女神服了软，向北流去。瓦拉纳西因而成了湿婆的城市，更夸张的说法，是此城每粒石子都是一个湿婆神。印度教徒在瓦拉纳西去世，其肉身在恒河边的台阶上焚烧，骨灰撒入河中，如此才能超脱轮回之苦。我曾两次到访瓦拉纳西，清楚地记得恒河边焚烧台阶，记得收容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生活。我还清楚地记得，收容所门口的几只灰毛黑脸猴跳起来，龇牙裂嘴地冲我嘶叫，确实吓人。但此时此地，那些黑脸猴正在松树间蹦跳，并未下来骚扰，显然它们看门的职责来自于后天。Daksh边走边兴致勃勃地说：“一定要去朝拜山顶的猴神殿。”走了大概半小时，他就走不动了。在2006年的那次旅行中，除了他，其他几位都很壮实，走起山路健步如飞。这次我还真不知道他能否将旅行进行到底。二自哈图峰下来，再向东北行，我们进入科特加尔（Kotagarh）区。这个地区森林茂密，果园处处。此地曾为大英帝国的北部边界，鲁德亚德·吉卜林曾以此地为背景写了《利斯佩思》（Lispeth）。作者在那本书中使用了真实的地名：西姆拉，科特加尔，特拉季河……主人公利斯佩斯是山地的女儿，人称“北山女主人”，那北山就是位于喜马偕尔邦境内的那一段喜马拉雅山。我们驶离主公路，蜿蜒在山谷之间。林木苍郁，翠色青光，漫坡的苹果犹如点点红玉镶嵌在苍翠之中。哈图山下的纳尔坎达（Narkanda），塔内达（Thanedar）和这里都被称为印度的苹果篮，据说当地出产了印度30%的苹果。从结实的住房，整洁的院落，居民的笑容，我能看出苹果为当地带来的财富，听说这一带是喜马偕尔邦最富裕的地区。路上，运苹果的大卡车小心翼翼地进退着。路旁、车厢和人们的背篓里都堆满了红苹果。这些苹果红得自然，红得粗糙，毫无虚假的蜡光。此时，我们已接近苹果人塞缪尔·斯托克斯（Samuel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被人拐卖，或者是被骗入娼门，是女人在上海动辄会遇到的一大风险。”著名历史学者贺萧（G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