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天气引发对“人类世”的反思——当“资本论”遇到“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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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读观世】
2023年的七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月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甚至发出警告，“全球变暖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的时代已然到来”。
2000年，荷兰气象学家兼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提出，人类对地球的影响足够深远，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后已经成为改变地质时代的主宰，令地球进入一个全新的地质纪元——人类世。二十几年后，极端天气频发成为地球夏天的常态。我们不禁要追问，我们要给人类世留下什么遗产？
气候变暖导致的极端天气频发，正在给人类敲响一个重要的警钟，我们不仅需要对工业革命以来的化石能源的使用加强限制，尽快碳达峰，更需要对工业革命之后200多年来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做一次深刻的反思。现在到了“资本论”碰撞“进化论”的时候。
工业革命后250年的经济发展，给地球和人类带来了三大改变。
首先，人类第一次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创造出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繁荣，全球人口突破80亿。
其次，我们可以掌握和使用的工具具有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给我们以一种“人定胜天”和“改天换地”的幻象。
第三，我们构建了一个超复杂的系统，全球经济、技术发展和环境变化呈现前所未有的关联性和互通性。
推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背后有一系列发展主义的思潮支撑。
第一种思潮是经济发展至上主义（或者说GDP锦标赛），把经济发展本身作为目标，认为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就是谋求经济发展。这种用经济发展的一元指标来衡量人类社会的模式，会带来负外部性没有人愿意承担的结果。气候变暖和环境破坏就是经济大发展所带来的负外部性的集中体现。
与GDP锦标赛相关的还有两大思潮：一种被称为丰饶主义（Cornucopianism），认为发展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另一种是科技万能主义，认为技术的加速迭代可以让人类拥有更高效的工具来解决任何问题。
物极必反，气候变暖的严峻考验需要我们跳出上述三种思潮所代表的唯增长论，用全新视角来审视“人—技术—地球”的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把地球当作一个整体，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并不是地球的主宰，有责任让可持续发展生根。其次，我们需要理解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应对气候变暖所带来的难题已经不是简单的节能减排所能维系，需要考虑的维度很多。第三，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发展，即重新定位人类与地球的关系。
甜甜圈经济学——
重新定义发展，引入系统思维
英国经济学家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在2012年提出了“甜甜圈经济学”的概念。在同名的著作中，她明确提出，未来的经济发展不应该再是GDP的锦标赛，发展的目标必须改变。GDP锦标赛带来了两大问题需要解决：一方面是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持续加剧，另一方面则是环境的破坏与日俱增。她认为，21世纪需要树立更为远大的目标——在地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为每个人创造可能。
甜甜圈为人类的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内圈是社会的基础，外圈则是环境的上限。在两者之间，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运行空间。超越了环境的上限，就可能带来巨大的危险。
甜甜圈经济学提醒主流经济学家，不要陷入“衡量只可以衡量”的陷阱中——因为经济的产出可以量化，而环境的影响难以量化，就忽略了将整个地球当做一个复杂系统来整体衡量。需要跳出单一GDP增长的维度，从多维度去审视发展问题。换言之，甜甜圈经济学就是要运用系统思维和环保思想，来修正传统经济学中不断增长永无停歇的发展假设。
甜甜圈同样是对地球生态的隐喻。如果把地球看做一个整体，那么无论是资源还是适宜的生存空间都是有限的，承认这一巨大限制的存在是我们审视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拉沃斯的核心观点一再提醒人类，对地球要尊重边界，别过界。这是对人类世的反思，人变成全球的主宰，也可能成为世界毁灭的刽子手。
如果意识到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那就能清晰认识到经济无法无限增长。这恰恰是甜甜圈经济学的离经叛道之处。拉沃斯提出，经济发展的方向不应只有一个。向上，或者说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经历了250年大发展之后，人类需要对更美好的生活做全新的诠释。
其实资源的限制人类早已认知，比如几十年前就有人提出了石油达峰（Peak Oil）的风险，意识到化石能源并非取之不竭，直接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气候变暖，则让人类需要更清晰意识到人类社会的适应力上限。
甜甜圈经济学的另一个核心观点，是在传统经济学之外引入多维度的视角去思考地球未来发展的议题，为研究发展引入了系统思维。地球是一个复杂系统，工业革命后，人类经济和社会的狂飙给这个系统带来了各种新的变量。气候变暖只是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给地球带来巨大改变的一个例子。试图分析气候变暖背后的动因并提出有效的政策，需要理解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意识到系统的动态性，了解形成平衡不容易，以及系统平衡被打破之后修复有很长时间的滞后性。应对气候变暖，需要深刻理解复杂。任何试图化繁为简，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或者说突出某个问题，而忽略了其他问题的方式，都不可能长久。
自然资本——
理解循环再生的道理
如果说《甜甜圈经济学》给主流经济学提出了尖锐的挑战，那么布鲁诺·罗奇（Bruno Roche）在《互惠资本主义》中则试图重新定义资本主义。
在金融资本之外，罗奇提出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概念。虽然资本主义是人类几千年来组织市场经济的一种方式，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却只是过去几十年金融资本逐渐发达过程中出现的新思潮。罗奇认为，现在这种只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形式已经出了问题：一方面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可能并不是最有效率的；另一方面，不同资本的相对稀缺性正在发生变化，比如金融资本在二战后是稀缺的，现在已经不再稀缺，稀缺的反而是其他资本，尤其是自然资本。
《互惠资本主义》站在企业管理者的视角（罗奇曾经担任食品企业玛氏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强调应该将企业关注的资本拓展外延，不仅涵盖金融资本，还需要充分挖掘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着力保护自然资本。以气候变暖为例，需要理解自然资本的局限，总体衡量地球的边界。只有全面考虑其他资本，才能创建出更具活力和效率的全新经济组织方式。
罗奇同时提出，对各类资本都需要像金融资本那样去考核，形成一个类似会计的原则。以自然资本为例，这种会计并不是简单给自然资源加上一个价格，而是要去测算，如果消耗了一定规模的水，是否可以再生更多的水。
有趣的是，罗奇从《圣经》旧约的智慧出发，提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都需要休息，需要再生。旧约里就提出人要做六休一，每七天休息一天，为了恢复体力，补充精力；土地需要每耕种六年，休耕一年，同样也是为了补充田力；而金钱也需要在四十九年之后休息一年，被称之为禧年，在这一年中，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所有债务都应被取消，给商业社会削减债务负担，给每个参与者以重新开始的机会。
禧年理念的提出，重温了一种思考人类、环境、财富以及它们在世界上各自所处地位的古老智慧。我们需要定期重设规范以保证繁荣。我们也需要尊重经济增长的关键支柱，清晰地意识到地球、人力和金融资本的共通性，即他们都需要休息、再生与循环。禧年可以将人们从过度劳累和过度负债中释放出来；将地球从过度使用和过度开发中解放出来；将财富从少数人的过度积累中释放出来；将发展从线性的增长纳入到了循环再生的轨道中去。
精要主义——
颠覆丰饶带来的幻觉，重塑拥抱科技的原则
丰饶主义有两层意思：一方面以时间换空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能解决固有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消费主义，鼓励超前消费，认为消费是现代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引擎。科技万能主义则过度美化科技进步，认为任何复杂问题都可以用未来黑科技来进行解决。走出唯增长论，需要跳出丰饶主义和科技万能主义。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定义现代人的需求，厘清对科技的态度。
《精要主义》追问现代人的物质需求到底要多少才足够。它所提出的一个人应该把所有家当装在两个皮箱里的构想，代表了对消费主义这种二战后美国经济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否定。硅谷创业的胜利，让社会充斥着一种“科技万能主义”的思潮。比如，以追求百岁人生为例，“人定胜天”的硅谷创业者认为现在只要能活得够长，就能达到死亡的“逃逸速度”，科学的飞速发展会让“永生”成为可能。这种思考方式最大的盲点是忽略了整个社会平衡被打破后可能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果永生成为少数巨富的特权，社会不平等的矛盾激化怎么办？如果永生被普及，人类社会缺乏思想的新陈代谢又会如何？
《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则针对丰饶主义和科技万能主义，给出了两条建议，灵感来自《瓦尔登湖》和拒绝现代科技的阿米什人（Amish）。
梭罗的《瓦尔登湖》呈现的是一派隐居自然的田园风光，向往回归简朴（农耕）生活，是美国版的桃花源记。但是梭罗在书中也阐发了对另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的向往，一种不同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梭罗计算了一下一年简朴生活的费用，大概相当于去农场每周打工一天的费用。他回答了 100年前凯恩斯就提出的困惑——如果每周只需要工作一天就能过上足够富裕的生活，其他的时间怎么办？答案是回归自然！
更重要的是梭罗提出，为了更多的收入而增加劳动并不是一直划算。如果耕种一亩地一年能赚100块，耕作60亩地就能赚6000块，农民应该怎么选择？多付出，多赚钱么？有没有限度？如果你考虑到付出时间的成本，耕作60亩可能需要的融资成本（贷款买农具和肥料，雇佣长工短工）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导致收成波动而带来的精神压力，就不一定会同意多劳动比少劳动是更好的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需要考虑时间成本、需要选择和取舍，这是《瓦尔登湖》提供的另一视角。
可叹的是，当代人非但没有像凯恩斯100年前所预测的那样，每个人只需要每周工作15个小时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工作时间反而日益加码，压榨生活的时间。可见唯增长论影响之广泛。
阿米什人是生活在美国宾州徳裔的保守宗教团体。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拒绝现代科技的阿米什人给出了一种如何有选择地拥抱现代科技的样本。阿米什人并不完全排斥科技，但在选择在什么场景中使用新科技之前，他们要回答两个问题：使用某一科技的益处多，还是坏处多？使用某一科技对于他们特别崇信的社群观念是否会带来负面的冲击？
比如，阿米什人不允许家庭买汽车，所以对他们最常见的印象是，在现代社会中，他们还赶着马车上路。但是阿米什人并不阻止族人乘坐别人开的汽车，因此阿米什人也会打优步。从阿米什人审视科技的视角出发，就不难理解他们的选择：汽车作为一种现代工具的确给人们带来了方便，因此可以使用；但他们认为汽车可能导致社区和社群的解体，因为汽车是释放个体自由最重要的力量，一个家庭有了汽车就会想着周末开车出去郊游，就有可能不再在周六光顾社区的市场，周日前往教堂做礼拜，还不用说家庭之间面子上的攀比，所以他们禁止拥有汽车。
凯文·凯利在《5000天后的世界》这本预测科技推动变革的书中也特别推崇阿米什人对新科技的“审美标准”，认为阿米什人对家人和社区的态度应该成为大多数人在“后物质时代”的选择标准。他把阿米什人审视科技的标准也总结为两点：第一，是否可以让生活变得更轻松，让他们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第二，是否增加社区的粘性？因为回归社区和社群是对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好的对冲。
换句话说，回归自然与回归人群，而不是无限制地享受物质，无条件地接受科技变革，是未来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维度。
自然共生——
在资本论之上叠加进化的视角
如果从1870年上一轮全球化开启到2010年这一轮全球化的末尾来计算，在这个超长世纪140年中，全球经济发展是惊人的。经济发展几乎成为我们最熟悉的这段历史的唯一主题，对大多数地球人而言，这意味着稀缺已经成为被遗忘的记忆，丰饶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
工业革命带来的剧变，也让我们产生了一系列“人定胜天”的错觉，而这样的错觉让我们在复杂的地球面前变得自大。这种错觉代表了工业革命之后，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的彻底重塑，却也让跳出现代、科技、发展的框架，从自然、进化、共生的视角重新审视人、人类社会以及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这不仅因为自然的复杂超乎我们想象，需要人类保持谦卑，也因为物质文明的发展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也是常常为人类所忽略的代价。
放在人类发展二十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看，短期的丰饶并不一定指向长期的繁荣。《21世纪进化论》特别提醒我们，未来人类的发展并不只有经济增长一途。与科学发展、GDP为纲的发展模式相比，自然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更可能带来长期繁荣。这本书不断追问，表面丰饶的假象，或者人类不断扩张地球可以容纳的空间，是可持续的么？其代价到底有多少？发展论带来的新颖和奇特，又掩盖了多少更为重要更为持久的价值？
自然共生，需要我们面对大自然的复杂生态，抱持一定的敬畏之心，同时又保持不断探索的能力。回归自然，与自然互动，培养成长所需要的勇气和好奇心，培养对意外事件和未知事物的开放态度，鼓励思想的碰撞，才能在自由探索中不断创新，这恐怕是“资本论”与“进化论”碰撞的最大意义。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