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血：从温和请愿到流血革命！
谭嗣同的血：从温和请愿到流血革命！
文 / 玖奌
备注：这是一篇去年的旧作，今次作修改后重发！
121年前，也就是1898年的9月28日，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与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迎来了最后受刑的日子。六人皆大义凛然。
据说，有人在受刑前为六人送来西鹤年堂药店的鹤顶血，要他们服下，称可以立即昏迷，以减轻就刑时的痛苦。六人均推开说：“读书数十年，到今天才有用了，拿去。”
戊戌六君子被捕的经过，各有不同。
杨锐、刘光第二人自认为罪不至死，因此不必出逃。事实上，杨锐被捕后，封彊大吏张之洞便曾急电京中，欲营救杨锐，其电文称：“杨叔峤者，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只是慈禧深恨变法，因此不能放过杨刘二人。
康广仁是已经做好了逃跑计划的，只是遭遇家中厨子出卖告发，因而被捕。慈禧没有抓到他哥哥康有为，于是就用他来抵罪。
林旭在被捕前曾四处活动，期冀能保住性命。例如，在被捕前一天，林旭便曾求告到李鸿章幕僚马建忠车前，欲求马氏“回车复见傅相，为我乞命”。
杨深秀为人刚直不阿又迂腐，多年为官仍然没有看清慈禧的残酷本性。在变法失败后，竟然为光绪及被捕的维新人士向慈禧求情，要求慈禧太后将权力交还光绪帝，自然遭到慈禧忌恨，也为此赔上性命。
六人之中，惟独谭嗣同是主动求死！他清醒认识到了清廷的残暴，也对被捕后将面临的死亡有准确的判断。而且，他是完全有机会逃跑的。
慈禧发动政变是1898年9月21日，囚禁光绪，并下令抓捕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到第四天后，也就是9月24日才被抓获。而这几天里，谭嗣同大多数时间就静静地呆在他在北京的住处——浏阳会馆中。他是在家中等死。
在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的《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中就清楚的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9月21日开始抓捕当天，梁启超与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说话。谭嗣同的仆人得到抓捕的消息，赶来报告，并告知两人，康有为已逃往上海。梁启超立即劝谭嗣同逃跑，并说认识日本使馆代理公使，可求保护，但谭嗣同当时就拒绝了。
谭嗣同的许多日本朋友苦苦劝说谭嗣同东渡日本，以躲避慈禧太后的搜捕。
还有一些江湖侠士也来劝谭嗣同外逃，大刀王五便一再劝谭嗣同出走，并自愿做他的保镖。可是谭嗣同拒绝出走，并取下随身所带的''凤矩''宝剑赠送给王五。
谭嗣同拒绝了那些劝他逃跑的人，他说：“世界各国的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现在中国没有听说有因为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请从我谭嗣同开始。”
所以，谭嗣同本来是可以活下来的，但他放弃了，选择了主动赴死。
年轻时候读戊戌变法，总是为谭嗣同不解，明明有机会逃跑，为什么偏要留下来呢？难道他不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吗？
年岁渐长，我明白了，谭嗣同不逃离，并非不能，而是不愿。在谭嗣同看来，“那是我祖先的土地，为什么逃离？”“我要用热血唤醒同志，也警醒世人。”
行刑那天，谭嗣同是第五个被杀的。坊间传说，受刑前，谭嗣同仰天大笑，大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话令刽子手手抖不止，握不住刀，胆都快被吓破了。因为慈禧曾专门交代刽子手用钝刀，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谭嗣同在被砍了足足30多刀之后才倒下。可以想见，当日的行刑已经不是砍了，而完全是锯了。即便如此，谭嗣同在临死时仍大义凛然，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怯懦。
121年过去了，回忆起这位当时33岁的铁骨铮铮汉子在刑场上的表现，仍然觉得戳心。
谭嗣同的鲜血未能在当时唤醒民众。愚民们并不认为谭氏等人是在为保卫国家和争人民自由而努力，而是相信了清政府官方宣传，认为这六人均为乱臣贼子，其罪当诛。
当六人乘囚车赴刑场途中，甚至有沿街民众投掷白菜帮子烂菜叶。当六位志士人头落地时，围观群众也是一片叫好声。
鲁迅因此曾感叹：“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人格外凶。”
但谭嗣同的鲜血也没有白流，他的死唤醒了当时社会进步人士。在晚清时期，改良派一度坚持，暴力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暴乱，招致外国的干涉与瓜分。在当时社会，改良派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但谭嗣同赴死以后，暴力革命逐渐在当时的社会精英中间达成共识：“中国没有改良，只有革命。”
社会进步阶层逐渐形成共识：在中国，所有温和的请愿都是徒劳无功的，要想实现真正平等自由的共和，惟有以暴力革命对暴力统治，让统治阶层流血成河，国家才能真正实现共和，国家才能真正强大，人民才能真正自由和幸福。
谭嗣同就义不久，其好友唐才常组建自立军，在长江沿岸发动起义，虽最终失败，但为通过武力改良探索新途径，算是从实践中回应谭嗣同的就义。唐才常在临刑前吟道：“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洒神州。”故友说的就是谭嗣同。
《革命军》作者邹容虽从未与谭嗣同相逢，但最仰慕谭嗣同。在谭嗣同就义后，邹容“立志继承谭嗣同的未竟事业”，曾题悼诗曰：“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以表达对于谭嗣同未竟事业的继承与向往。
邹容平日将谭嗣同的遗像放在坐侧，并题诗于其上，以勉励自己以谭嗣同的奋斗牺牲精神从事革命。
谭嗣同的血对于年轻革命者思想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此时的革命者已经从谭嗣同的血腥味中觉悟到，满清王朝朽木不可雕，指望和依靠清廷去摆脱这个政权体制本身所酿成的巨大危机，扫除弊症，革新陈规，去圆强国之梦，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目的的空想。
谭嗣同的湖南老乡，以投海自杀激励革命者的陈天华，在其《猛回头》中写道：“那时我们汉人中有一班志士，看见时势不好，热心的变法，只想把这国势救转来。那里晓得这满洲政府，说出什么‘汉人强，满人亡’的话儿，不要我们汉人自己变法，把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谭嗣同六个人一齐斩了。其余杀的杀，走的走，弄得干干净净，只有那满人的势力。”
谭嗣同的血使全社会的进步人士结束争论，逐渐形成共识，选择革命以外的途径在中国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流血革命的手段，才能为中国寻找到一条出路。
也因此，曾经温和的改良者纷纷转变成了革命者！
此后的孙中山等革命者最初也是主张以非暴力的改良方式进行社会改革。例如孙中山就曾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行”的主张，但在当时清政府统治下这是不可能实现也不可能被接纳的。在多次打着改良口号的救国运动都相继失败的情况下，孙中山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谭嗣同的血惊醒了后来的国人！在中国，所有温和的请愿都是徒劳无功的，不论是上层精英的自救式改良（洋务运动），还是下层群众的请愿形成的改良（戊戌变法），最终都必然会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国社会的统治者既残暴又愚蠢，他们闭关自守，禁锢国人思想，媚外侮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共和成为世界趋势以后，仍然不会主动进行改革（虽然也会做出一些改革的样子，比如立宪等，但那只是故作姿态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改革），更不可能被动接受改良。
因此，在中国要想实现真正平等自由的共和，惟有以暴力革命对暴力统治。惟有砍下欺压百姓的权贵的人头，让统治阶层流血成河，国家才能真正实现共和，国家才能真正强大，人民才能真正自由和幸福。
谭嗣同的就义，对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向新的社会性质变革起到了精神上的引领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谭嗣同的主动赴死是中国国运由衰败到昌盛的转折点。
最后，再录下谭嗣同的《狱中题壁》，一起感受一下他的壮烈豪气：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