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好学近乎智

感谢历史文化学院的邀请，让我这个老学生，趁山西大学校庆之际，回来给同学们作个讲座。郝平院长说，题目由我定，正好此前有个讲座，定了这个题目，顺嘴就说了。这个题目，对那个讲座不一定合适，对这个讲座，倒是十分的恰当。

学问这个事，古人有个说法，说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好学近乎智，原文是“近乎知”，这里的“知”即是“智”。一句话里，有“学”，有“好”，还有“乐”——“智”里就有“乐”的成分。

用这么个题目，是为了好记，也有点卖弄的意思，说白了就是怎样做学问。

你一个作家，来大学作讲座，不谈写作却谈做学问，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这茬儿，我还真不好接。就算我解释清楚了，你们也会说，噢，你这个铁匠会做木匠活呀，受窘的还是我。我们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不管我是谁，做什么的，只看我说的对不对；对了你们听，不对也不要怨我。要怨该怨你们郝院长，是他找错了人。

讲做学问，最易蹈空。为了避免这个通病，今天给同学们介绍四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全是华人。说他们著名，并不是说没有超过他们的，只是说，近几十年来，在大陆，他们的名头够响的。听了这四个人的故事，该有怎样的心志，该走怎样的路子，聪明人不用教，也懂个七七八八。

这四个人是杨联陞、何炳棣、黄仁宇和唐德刚。以年龄而论，杨年长（1914—1990），何次之（1917—2012），黄又次之（1918—2000），唐最小（1920—2009）。注意一下，都是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留美的博士；以国内教育而论，杨和何是清华的，黄上过南开，唐是中央大学。

不能说的太详细了，只说说他们学术生涯中，最为关键的一两个节点。

先说杨联陞。

河北保定人。他的一生，最为蹊跷的是，那个哈佛大学的博士来的太容易了。古人说那些轻易当上大官的，叫拾青紫如草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当大官如系鞋带，弯一下腰的事。杨先生这个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得来真的跟系鞋带差不了多少。

1937年夏天，杨先生清华毕业，正赶上抗战爆发，在家里闲待了一年。转过年，运气来了。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有个助教授，英文名叫Charles Sidney Gardner，中文名叫贾德纳，1938年有一年的休假和进修，便率全家来到中国，在北平的南池子住下。先是请了青年学人周一良帮他看中日文书籍。时隔不久，周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可以到美国去读博士。谁来接替呢，周推荐了同是清华出身，毕业于经济系的杨联陞。

杨与贾，可说是一见如故。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周一良是天津周（叔弢）家的公子，原就打算留学的，做这种陪太子读书的事，只是一时的将就。杨就不同了，父亲有过军职，早就失势，只能说个普通职员家的孩子，遇上这样的好事，自然是尽心去做。贾住在南池子，杨每星期去三次，除了帮贾看日文学报，用英文做提要之外，还帮贾选择北平各书铺送来的古籍；贾来北京，另有一个任务是，替哈佛代购书籍，自己也要买些。

1939年贾回国时，知道杨面临失业（其实还未就业），特意留下一部百衲本《宋史》和一部《后汉书》，请杨替他用朱笔标点校对，每月仍有酬金。按说两人的关系到此就该结束了。好事在后头。1940年8月，杨联陞意外地接到贾德纳从美国发来的电报，说他自己肯出钱，邀请杨去美国一年，一半时间继续帮他工作，一半时间在哈佛研究院选课，读硕士学位。经过几个月的筹措，1941年2月初，杨来到美国。贾供给他全部学费和生活费一年有余。1942年夏季，杨得到历史系的硕士学位，又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继续就读，于1946年2月获得博士学位。

他的博士论文是什么呢？说了你们不会相信。就是一篇《晋书·食货志》的翻译注释。

说开了也不奇怪，他的导师就是贾纳德。而这位导师，当年的博士论文是《〈清史稿·康熙本纪〉译注》。若以为这位导师汉学根底浅薄，只会翻译古史，那就又错了。贾氏著有《中国旧史学》（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今多译为《中国传统史学》），精于目录之学，是一位颇有根基的汉学家。

杨后来的表现，甚是杰出。一直在哈佛历史系任教，当过哈佛中国史学会的会长；这个职务，过去一直是白人担任。用何炳棣的说法，杨这个人，可说是海外清华大学史学传人里，最早成名的。

杨的著作不是很多，且多在海外与台湾出版。大陆最早出版的，是蒋力先生编的《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出的，近年又出了他的《汉学书评》和《东汉的豪族》。读书人更多的，是知道他与胡适关系非比寻常，前些年有家出版社，出过他与胡适的书信集《谈诗论学三十年》。

这个人，会作诗，会画画，风流儒雅，博学多识。他的学问，几乎不是使了劲做出来的，而是不经意间，偶有所得，轻轻松松就写出来了。他说他是开杂货铺。是杂了点，但是，凡有所论，必有高见。他写过一篇小文章，叫《五、十新解》，举了好多例子，说是古书里有一种特殊的计数方法，就是一小一大两个数字组成一个复合数字时，通常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几十，而是几到十。比如汉代某渡口，需要三十人守卫，这里的三十，实则是三到十个人。我曾就此写过一篇文章，说战国时，秦国坑杀赵降卒四十万，很有可能是四至十万。

再说何炳棣。

浙江金华人。杨联降是清华六级，何炳棣是清华九级。何的学历，那真是一步一个台阶走过来的。多辛苦不好说，一步一步，都有骄人的成绩则是真的。

何炳棣出身于一个有文化、有地位的家族。上清华的时候，他的本家哥哥何炳松，就是清华的史学教授。抗战开始后，清华撤到昆明，与北大、南开合组联大，对外叫联大，内部三个学校，仍各是各的。1938年，他清华毕业。他的目的是，考公费名额，出国留学。因故耽搁，直到的1944年，才参加第四届清华公费留美考试。西方史只有一个名额，他考上了。

我在一篇文章里说，晚年在北京，他曾跟杨振宁较过真。杨说炳棣啊，那年留学考试，你比我高三分，何当即说不对，是高七分。我说这是外语考试的成绩。后来我查了何的《读史阅世六十年》，知道我记错了，不是外语的成绩，是多学科的综合成绩。当然，专业课是各算各的。当时我只是估计了他俩的分数，查了以后知道了，何是78.5分，杨是71.5分，确实高了七分。历届留美考试里，成绩最高的是钱锺书，87.9分。

何的学术特点是，气派宏大，论证精密，完全是西方学人做学问的路数。如果说杨联陞的学问是杂货铺，他的则是专卖店，且是大型的。出国留学考的是西方史，去了美国修的是英国中央和地方财政。拿到博士后，觉得还是要做中国的学问，于是转向明清史的研究，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博士。出版了《明清社会史论》等著作。晚年，总在七十以后吧，又转向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仍有不俗的成绩。

在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上，他是个高峰，至今无人可及。何很勤奋，天分也极高。多少人研究明清时代，丁口与赋税的关系，丁就人口，该没有什么疑义。而他在《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里说，他用了一周的时间，翻阅清代赋税资料，发现丁口与田亩，绝非前代学者说的那么回事。随粮起丁，随田起丁，清初的丁，与各州县的人口细数无关，是一种赋税的概念。明初规定，十六至六十岁的成丁，其劳役已折成税银，转由田地承担，雍正朝正是推行“摊丁入地”的时期。

多年前，大陆出过他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这书有好几种版本。我最早买的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本子，后来见了中华书局出的纪念版，又买了。

有志学历史的，可以看看这本书。开头一章里，说他考上了清华，父亲给他写信，说有两种事，不要舍不得花钱，一是买书，一是吃饭。想想，多有道理，买书是充实智力，吃饭是充实体力。有智力有体力，还愁成不了大事？这个人是南方人，体魄则完全是北方大汉型的，活到九十多岁。书里还有个情节，很是发人深思。某年在巴黎，遇见数学家林家翘。林比他大，当时已颇有声名。林对何说：我们这样的人，不能做第二等的学问。听听，这话多有气派。玩味一下，什么叫第一等的学问，什么是第二等的学问，不用再往下说了。

三说黄仁宇。

湖南长沙人。改革开放初期，外籍华人历史学家里，此人可说风头最健。

《万历十五年》这书名，学历史的，学文学的，几乎无人不晓。大陆的初版本，是中华书局出的，薄薄的一本，封面是黄绿色的图案，书名几个字是廖沫沙写的。1986年春天，就李占恒先生之邀，我和两三个朋友去黑龙江一带考察，实际是游玩。每到一地，都要去新华书店，若有可能，还要去库里看看。记得是在黑河，在书库里，一下子找见一摞子《万历十五年》，一人买了好几本。回来留下一本，其余的全送了朋友。当年读《万历十五年》那个兴奋啊：原来历史还可能这样写，可以写得这样有趣，这样机警！

这个人的经历很是复杂。曾在南开大学读工科，没毕业，投笔从戎，军校结业后，分配到前方作战部队。1944年奉派加入驻印军，第二年参加过密支那战役。抗战胜利后，奉派去东北，任少校参谋。1946年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回国后在国防部任职，不久又奉派赴日，为中国驻日代表团团员。1950年退伍后，再度赴美，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1964年获博士时，已46岁。《万历十五年》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完成于1976年，这时已是58岁的人了。可说是大器晚成。实际上，谈不上多么的成，据说都评为终身教授了，没过几年，又被解聘。这事较为复杂，不说也罢。

他的学术特点，不好概括。说他精细吧，他提出的历史观点，叫“大历史观”；说他宏阔吧，他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却是《万历十五年》，以一年而写尽了明代后期的历史风貌。当然，叫这么个书名，并不是真的只写这一年的事，而是选择了这一时期的五六个代表性人生。写了这几个人，也就写了万历朝。一年，五六个人，写尽一个朝代，真是绝了。给了平常人，想都不敢想。他是军人，精研战术，借用来说他的学术，该是出奇制胜吧？相比之下，他的《明代的漕运》，也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倒是一部扎扎实实的史学著作。

晚年，他写了本自传，叫《黄河青山》，很有看头。看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坚忍不拔，什么叫矢志不渝。同时也就知道，一个人的阅历，对他学术上的成功，是多么的重要。我甚至以为，他能用那样一个蹊跷的方法写历史，或许与他某一时段的经历有关。一个时期，几个人物，便是一部丰盈的历史。没有特殊的经历，难有这样奇特的体验。至于他的大历史观，实在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

最后一个，说说唐德刚。

安徽合肥县人。1939年秋，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学系，1943年毕业，曾任中学教员，大学讲师。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此后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

1980年我在北京“文讲所”学习时，有个同学，也是写小说的，后来出国了，听说他的舅舅就是唐德刚。后来看了唐的照片，发觉这舅甥二人，还真的很像。我看唐德刚的书，是比较早的。1990年后，不写小说了，转向现代文学研究，跟太原外文书店建立起关系。他们有一项业务，就是给研究者提供买港台书的便利。办法是他们提供一个书目，凡是这个书目上有的，都可以买。没有的，经他们认可，也可以买。我的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香港版的《徐志摩新传》，就是这样买下的。除了买这类书，见了新奇的书，也会买一些。就是用这个办法，买了唐德刚的《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过了几年，他的著作，内地大都出版了，最有名的该是《胡适杂忆》《胡适口述自传》。这两本书，我买过三个版本的，最早是华文出版社的，后来买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再后来又买了台湾版的。《晚清七十年》，是他的集大成之作，买的也是台湾版的。

唐是晚清和近代史的专家，从学术成就上说，跟台湾的郭廷以、大陆的杨天石这样的专家，是不能比的。不是说没有见识，见识是有的，只是材料上，论证上，粗疏了些。相比而言，他在口述历史上的贡献，更大也更重要，有开宗立派的意义。这方面的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胡适口述自传》，还有《李宗仁回忆录》和《张学良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他说他出了大力，家属好像不太认账。

这个人，有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文笔十分的好，甚至可以说是十二分的好。你看他的著作，常常会忘了这是一个史学家写的，由不得会想到，这个人只是将史实当作材料，在写他的文章。由此可以推知，文笔好了，对一个历史学家，是多么的重要。说句刻薄的话，文笔好了，能把一个不太合格的历史学家，造就成著名的历史学家。

我对他最不满意的，是他提出的“历史三峡说”。好几本书里，都有这个说法。也没有什么精确的论证，只是说，中国由战乱的诸侯国，到统一的农业帝国，经历了三百年。两千年发展下来，现在要由农业帝国，转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国家，要走出这一困境，少说也得二百年。这二百年，可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峡”。这话，比瞎子算卦，还要不靠谱。瞎子给人算卦，问什么时候能发家，说个二百年，耳巴子早就抽上去了。二百年，七代人啊，谁能等得上？还不如“圣人出，黄河清”，圣人再难出，总是个人，有盼头，这倒好，什么条件都没有，叫人干等上二百年。

不说他的这个数字怪异，要探究的是，为什么说了这么个数字。

他是1920年生人，内地的改革开放，取个整数，以1980年为界，他整整六十岁了。他是2009年去世的。这我注意到，这三十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几年，他曾多次回大陆讲学浏览，所到之处，都受到隆重的接待，视之为对大陆友好的海外学者。他的“历史三峡说”，就是这一时期提出来的。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提出这一论点的动机。一个历史学家，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情感，提出这样一个难以实证的命题，是很难让人信服的，甚至让人怀疑其人格。照他这样说，这二百年内，发生什么，都是可能容忍的，正在三峡嘛，出了三峡就是广阔的江面呀。

说一句多余的话，实际他在海外，发表的言论，对大陆政权并不友好。比如台湾版的《史学与红学》里有篇文章，夸了刘绍唐办的《传记文学》，又说到大陆政协办的《文史资料选辑》，说刘的功绩，可谓“以一人敌一国”。

这四个人，可说是四个类型的历史学家。

杨联陞是中国传统型的，他的长处是博学多识，轻松自如，常在他人不经意处，显示了自己的高才卓识。何炳棣是西方传统型的，结构谨严，气势恢宏，就是要超越前贤，就是要彪炳史册。黄仁宇属于经历型的，以其独特的经历，敏锐的才识，独辟蹊径，自立门户。唐德刚是才子型的，也可以说是个学者型的社会活动家，能在纷纭的现实社会中，及时地找到彰显自己才华的门径，获取地位与声名。你看他，结识了胡适，就写了《胡适口述自传》，以此为开端，走上口述历史的路子。

有志于史学的同学，不妨把这四个人，当作自己的四种人生阶段，也就是说，走到哪一步，算是哪一步。

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定下研究专题，或者说只是隐隐约约有个方向，还不明确，这时最好是学杨联陞的治学方法，多看书，多结交名流，激起兴趣，想写什么文章，就写什么文章，不慌不忙，消消停停，朝前晃悠着。

一旦获得学位，站稳脚跟，就要拉开架势，大干一场。这个时候，就要学何炳棣的做法了，穷搜旁绍，竭泽而渔，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料，拼足气力写出煌煌的著作，占领学术高地，铸造人生辉煌。

人生总不是都那么一帆风顺，说不定会遇上什么样的困厄。这时候，千万不要气馁，要咬着牙，坚持下去，想想黄仁宇先生，四十多岁了，才获得博士学位，六十多岁了，才获得巨大的声誉。你也许什么都得不着，但努力的过程，也是值得欣慰的。

不管什么时期，什么境况，都要有唐德刚的本事，文思敏捷又笔下灵动。有了好的文笔，只要逮住个题目，就能写出洋洋洒洒的文章。这可不是小本事，这是大本事。而这个本事，是要靠平日勤学苦练，才能得到的。

按说我的讲座，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因为我是历史系的老学生，你们都是小学弟小学妹，我很愿意跟你们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一是，毕业后若不选择历史研究则罢，若选择历史研究，一定要舍得花钱买书。凡是有大成就的学者，都是舍得花钱买书的，胡适是，钱穆是，陈垣是，陈寅恪是，这些人，都做成了大学问。钱锺书聪明过人，但是舍不得买书，做学问全靠从图书馆借书，抄书。他的《管锥编》，只能看到一根一根的管子，一根一根的锥子，看不见天，也看不见地，只能说是饾饤之学。我以为，像钱锺书这样的学者，还是归到作家里头更恰当些。这样说，并不是说作家不好，下面还要说到这个问题。

二是，一定要知道，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乃是竭忠尽智。这四个字，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有人认为，我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报效了国家，就是竭尽了对国家的忠诚。我的看法是，只有竭忠，才能尽智，也就是，只有有了强烈的报国情怀，才能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地发挥出来。报国情怀，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含。为什么19世纪末年出生的那一批知识分子，凡是去海外留学的，几乎都成了所学的领域里的开山祖师呢？一来是因为等他们成人的时候，科举停了，门户开了，有了外出求学的机会。最最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祖国积贫积弱的处境，一心报国，也就最大限度地显现了他们的智力，这才成了大事的。

三是，中国有个传统，就是文史不分家，由经可以入史，由经也可以入文。而中国文人，自明代以后，开始认识到，过去的诗词歌赋，格局小了点；最能显现文人情怀，最能施展文人才华的，还是说部，就是长篇小说。自明末以来，中国的长篇小说的传统，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就是邪思淫喻，呈才使性。肇其端者是《金瓶梅》，继其后者是《红楼梦》。清末民初，大放异彩，为其绚烂期。钱锺书的《围城》，可说是一部中国长篇小说的杰作，虽说吸取了许多外国小说的元素，也没有破了这个八字诀。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钱锺书的淫喻》，意思是说，《围城》里面精彩的比喻，几乎全是从男女情事上来的。钱氏有此成就，不比任何一个学者差。

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将来若有可能，不妨试着写写小说，别让你们这个老学长，孤零零地走在前头。

谢谢同学们，谢谢郝平院长！

2017年8月23日，于潺湲室        

（《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5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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