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更：面对面怀念

文学评论家雷达

2018年3月31日，我从珠海机场飞重庆，准备去龚滩参加一位文学名家的作品研讨会。那是一次春天的聚会。

飞机舱门被漂亮的空姐缓缓关闭，广播要求大家关闭手机。一种完全是强迫症的举动，我看了一眼微信，还是发现了最新信息——一个教授告诉我，雷达去世了。

忽然就有被关在炮弹中准备发射的感觉。重庆大雾，从重庆机场转飞武陵山又是大雾，飞机盘旋好久，颠簸得非常厉害。没有一个人说话，空姐也紧张地把自己绑在专用座位上闭着眼。

下了飞机，我赶紧开机。微信群、朋友圈已经满屏都是雷达了。小编们已经把他的生平他的重要文章罗列出来。

尽管好几年前，夏康达就告诉我雷达身体出问题了，此刻我仍然感到十分意外。这些年我还是经常见到他，因为东莞文学兴镇，他时不时来广东，来樟木头还有他当村长的作家村。

研讨会就一下午。在座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作协会员，只有我什么会员都不是。本来是准备了按照场面上要求的讲话，结果光是各路“大咖”的发言就已经进行到晚饭时间，主持人大概就没有让我出声的意思了，我也在心事重重想着雷达。眼看都晚上七点了，还是在一位大姐的提醒下，主持人突然要我还是说说。一瞬间我的所有准备都飞到九霄云外。长篇大论是不可能了，我一直记着任芙康的告诫，到了饭点，你就是有多么宏言高见，你就是多么牛人“大咖”，过了饭点还不知趣地滔滔不绝，你就是人民公敌。

一时间我简直是慌不择路；其实我是教书出身，习惯在公众场合发言。为了不至于挨骂，我发表了我历史上最短的研讨会意见：研讨会最好的功能，是可以在被研讨人面前由衷地热情地甚至夸张地表扬，是生前友好们面对面怀念的机会。我举了雷达的例子，雷达那么多朋友，但是他没能在生前举办个人研讨会，让我们失去了面对面对他表达敬意和怀念的机会。

我看到主持人脸色不好看了.有些人觉得我这么说话不吉利。

还是国情不同。老布什的葬礼，可以在无限伤感中传出阵阵笑声，那是人们怀念他生前的种种趣事。西方追悼会往往没有哀乐，反而是优美乐章，空灵缥缈。

在我们这里，不会说话的人，往往比不会做事的人更不受欢迎。同是员工，别人升职加薪，自己迟迟没有起色；同是销售，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大单，自己磨破嘴皮还是被拒绝；同是恋爱，别人颜值一般，总能和优秀的人在一起，自己长相不错，却是屡屡失败。社会中的人生困扰，十之八九出在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困扰，又十之八九是因为不会说话。

很多时候，别人说我是因言废人，自己把自己逼进死胡同。谁让我是文艺批评家呢，习惯以挑剔的眼光看人。现在好啦，哪怕我是认真地表扬，别人也会认为我是嘲讽，改正了也是坏同志。

二十年以前，我出了本评论集，点了二百多位当代作家的名字。有好事之徒拿着去挨个问，结果很多作家不满，认为我有点鸡蛋里挑骨头。莫言就说，难道因为我写得多就一定是语言垃圾吗？也有宽宏大量的。池莉跟记者说，李更虽然怎样怎样，但是，他的直觉往往正确。舒婷说，童言无忌吧。韩石山最虚怀若谷，甚至不断在各种讲座上说，广东有个李某人如何如何。

雷达也是正面肯定我的人之一。他知道我因为文学批评和地方作协长期不睦，每次到珠海有饭局，他都要执意等我去。他非常善于沟通，从来不谈文坛矛盾，只是笑说，你不来我不动筷子。

1984年7月，我去合肥找鲁书潮玩，就住在他家里。书潮父亲鲁彦周说，不要整天玩了，你去认识一下有影响的评论家，你不是喜欢文学评论吗？于是我就参加了由中国作协和安徽作协举办的“改革文学研讨会”。当时我是想见北京朋友阎力的父亲，因为阎力父亲是著名评论家阎纲。结果来了一大堆业界高手，就是没有阎纲。朱寨、张炯、陈骏涛、周介人、刘锡诚、汪中元、苏中等。

本来我和夏康达一个房间。第二天半夜，杨桂欣抱着枕头硬要我跟他换房，他说他实在不能忍受雷达了。原来雷达鼾声如雷。当年的雷达41岁，正是壮汉，每天大量写作，可以倒头便睡。他的鼾声最后把我也赶出来了。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在黄山顶，有一处落脚点，是木板和竹子搭建的简易房，他的鼾声，好像能让整个房子颤抖。他开玩笑说：我这么有名，你还嫌弃我？

我是几个月以前认识杨桂欣的，他当时已经是丁玲研究专家。我去木樨地22号楼找丁玲时，他觉得我可能是个莽撞的小青年，特别告诫我不要太打扰老太太，而其实，丁玲当时因为左倾形象，门可罗雀，十分高兴我去打扰。

新时期的南方文坛，文学里面讲经济，经济之中出文学。土生土长的作家并不多，但是有关部门费用不少，于是大量去外地买“外援”。雇佣军，水军，一时间如卡萨布兰卡一样，各路神仙，各种谍报，各样花边，林林总总，层出不穷。矛盾是在所难免的，一些来珠三角的文学高人自然被各种各样的人情包围，甚至介入，直到陷落。雷达往往独善其身，喧嚣之上，明眼人如水下之鱼，冷眼向洋看世界。开始有些人还不相信他能够出污泥而不染，事实证明，他到广东真正是为文学而来，不像某些人到处唱高调，在珠海赚了钱就在珠海买了房子之类，原汤化原食嘛。

关于雷达有心脏病，我也是听说而已。最近几年两次见面，我看他脸色都不太好，本来肤色黝黑，现在更是黑里发青。我问他到底是“搭桥”还是“支架”，他也不正面回答，却是一直表扬什么垂杨柳的一个医院。那个社区医院因为名气小人也不多，终于看见他这个需要手术的病人，上下都充分调动起来。雷达认为手术十分成功，这样的手术根本不需要去什么大医院。

直到2018年春节前几天，我正在开车，他忽然来电，却是问我是不是给他打电话了。他说看见手机里面有我的未接电话。我说没有，连误拨也没有。接着聊天，我问他，冬天了怎么不来南方过冬？他说年纪大了，走不动了，北京有暖气也很好。然后突然问我，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怎么你从来不找我写评论？我认识的文学朋友里就你没找我写评论了。我说哪里哪里，那么多找你的，我怎么好去再麻烦你，再说我也没有写小说了。他说，最近出了本自选集，要听听朋友们的想法，你也要给我写一下啊，批评批评。我赶紧说，批评不敢，心得体会一定是有一点的。

没想到这就是最后。

想到另一位雷老师。2012年11月，郭文斌约我们去银川开笔会，其中一个环节是给雷抒雁开个作品研讨会。我当时不知道在银川能见到多年不见的他，没有什么准备，只是泛泛而谈。不过我马上到街上找书店，想买几本他的书签名留念，结果新华书店里没有，倒是一家独立书店居然有一本。雷老很高兴，还写了一段话。他一直想开个人作品研讨会，但是北京高人太多了，“我排不上”，他说。他非常感谢宁夏方面，让他了结了心愿。本来，我是要写一则心得体会的，没想到不到三个月他就去世了，这文章就没有写。读者都没有了，写出来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坚定地认为，个人作品研讨会决不能理解为形式主义，崇高的事物必须要有一定的仪式感。在个人作品研讨会上，你一定要大声表达对朋友、对你尊重的作家浓墨重彩的感情，让对方活着的时刻，享受文学带来的高尚的快感。

2018年12月7日，珠海

（《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1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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