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湾青年的自白：在台湾，并不是只有我认同中国共产党

走长征路时候的遵义会议会址柏辉章公馆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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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微信号：penetratingview）

我认为这也是当今许多台湾涉及两岸研究的学者和青年交流工作者的主要制约，摆脱不了台湾优先的偏狭立场而不是从民族大局、共同繁荣的角度出发。

作者 | 张立齐

我是1986年台湾台中出生的本省客家人，2013年来到北京大学学习。

我第一次接触简体字是在高职读书时，因为学的是汽车专业，在互联网上为了下载汽车维修手册，找到了大陆的简体字版本，但我开始学习和使用简体字时，被老师视为怪胎。当时台湾轰轰烈烈地搞起爱台湾运动，被排挤的还有那些不会说闽南语的外省后代同学，那时年纪小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因为觉得大陆讯息好用所以学了简体字，长大才知道这是陈水扁上台搞“台独”斗争树立族群矛盾搞的“本土化”运动。

大学我到了台南学习，由于离乡背井，第一次开始自己认识社会，我学会了闽南语是因为第一次和本地人沟通，他们问我会不会说台湾话（台湾人讲的闽南语），在台南不要说“北京话”（台湾人讲的国语）。因此在台南很自然地就学会了闽南语，对此我也发现台湾认识世界的狭隘，虽然我学习的专业是自动控制，但由于我是外地学生不常回家，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学生会活动、课外学习。我在图书馆里发现很多近代历史上国共战争的书籍，才认识到台湾与大陆之间有这深刻的矛盾，这矛盾不是台湾人民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而是国民党统治阶级造成的矛盾。在台南学习期间，我在网上发现大量的大陆历史材料和台湾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但由于理科学校没有老师指导解惑，所以仍然一知半解，当然关于共产党这一问题的探索也能感觉到台湾人人避之的氛围。

大学三年级我开始去工厂实习，这时我的注意力不再是中国近代史。在工厂里我发现马克思在著作中谈到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问题。我开始大量地在学校图书馆和网上探索有关的讯息，包括当时台湾大量谈论的M型社会，我发现共产主义有很多很管用的理论能够解释这些矛盾，但是台湾社会几乎是避谈，或当作不存在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见到很多工人包括工程师无故下岗，或放所谓的“无薪假”，但是这些企业不是没钱发工资，而是将资本转移到中国大陆，这段时间我明白台湾存在“阶级矛盾”，这种矛盾有时是无情的。

大学四年级，作为学校学生会骨干，我有机会参与到两岸青年交流，这个团里面的同学都很优秀，很多人都出国过或已经到过大陆，我则是第一次离开台湾，看到什么都新鲜。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到祖国大陆，七天几乎没睡什么觉，白天去各地参访，晚上我整理各样的照片和写日志，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台湾像是被骗了一辈子，说大陆各种的不好，或各种的恐吓台湾的人们不要接触大陆和共产党，可是我看到的却是共产党把大陆的城市建设得美轮美奂、欣欣向荣，还记得当时大陆各项工程在建设，台湾却整天在谈大陆泡沫和崩溃。我还记得当时我虽然是第一次回到祖国大陆，但是我在观念上却是第一时间认同的。在看到祖国发展的实际和台湾自我吹捧的对比之后，我已经坚定地选择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那时我22岁，大学四年级准备要毕业。这次交流后我认识了一位华南理工的学生会主席，他告诉我他准备参与西部计划要到贵州去支教，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说他要到祖国贫苦的地方去支持当地的教育。

大学毕业前，我看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现实的发展，我看到台湾资本主义的黑暗，但由于自己是理科生，当时连蓝绿的概念都是模糊的，而对大陆却是天天看着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门户，看着杨利伟上太空而为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和信仰共产主义而感到自豪。我上研究所的目的是为了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当时这方面的专业主要是在大陆研究，但毕竟我不是文科生，资质差考不上台北的学校，正好看到金门大学陆研所在招生。那时我在工厂工作，每一工班中间休息10分钟，或是中午吃饭午睡时间，无论机械加工的声音再尖锐嘈杂我都会拿起我的考试材料，开始追求共产主义，并最终考进金门大学，从理科转文科。我总和北大的同志们笑着说，我可是工人阶级出身的。

研究所的导师高辉先生在前年过世，他知道我当时来学习的目的。即便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干部，总对他的朋友开玩笑，指着我说我这个学生是台湾的共产党，当时国共的关系很微妙，高先生信任我的原因我想也是因为我不会和台独及国民党本土派妥协。或许正是因为我的立场，我参与了第七届两岸文化经贸论坛（被简称国共论坛），由国民党青年团和“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生班组成青年代表，有意思的是研究生班里面有我这样红的，也有蓝的和绿的。那时是我第一次接触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贾庆林主席和当时的国台办主任王毅，这些人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像，党的干部经过条条框框的训练，办事周全有效率，说话谈论问题沉稳淡定，拿捏原则实事求是，掌握历史规律和讲政治原则。相反的，台湾这边基本准备不足，或者是天马行空，或者是水平低落，甚至搞不清楚历史问题。很明显的是资产阶级的大佬代表的只是阶级利益和个人利益，共产党的领导和他们谈论的问题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说到底是人民的利益。

作者拍摄于延安枣园毛泽东故居

一个主义和思想的成熟势必经过千锤百炼，我见过社会主义建设，见过领导人风采。我庆幸大学的时候奠定了历史和理论基础，让我没有被台湾陆研所教科书式的大陆研究史观给固化。毕竟这个历史观是由保持着反共和与共产党对抗的观点的一群学者所著，而不是站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来思考问题，我认为这也是当今许多台湾涉及两岸研究的学者和青年交流工作者的主要制约，摆脱不了台湾优先的偏狭立场而不是从民族大局、共同繁荣的角度出发。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主要是红军长征，目的是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怎么通过行动来实践自己的理想，通过论文的研究，我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有了深刻的认识；对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长和形成有深刻的了解；也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歧，尤其是国共关系的本质有深刻的掌握。从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本省人的角度要去认同中国共产党其实不难，但我发现问题在于没有这样的环境，我确实走上了与别人不一样的道路。

其实台湾并不是只有我认同中国共产党，从1945年到1947年台湾有一大批认同红色祖国的本省青年投身革命和参与武装斗争，“二·二八”起义中也有我祖辈的身影。当时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镇压的就是在台湾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信仰者，党外运动时期有很多左统人士也信仰红色祖国和社会主义。不论在任何时期台湾的本省人士中都有我这样的人在觉醒，在社会中活跃，而我所探寻的问题或许还只是这些前辈和先烈的一小部分。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脑中回绕着。硕士毕业后我开始服兵役，在部队里传唱国际歌。我当兵的时期台湾的意识形态也解禁，能看出军队里基本没有反共意识形态，军官士官中开始产生了去台独化的变化。

2013年元旦看完台北的烟花，我决心继续追寻共产主义。有些朋友去参加台北总统府的元旦升旗，我通宵写了工作辞职信和给我在台北朋友的道别信，向在台北提携我的长辈们告别。我后来才意识到这是我真正跳脱蓝营统派的圈子，走出自己的红色路线，而不再期待泛蓝阵营对国家统一有贡献的开始。辞去工作报考北大国关学院，当时感觉全家人和朋友都是反对的，我只身到深圳宝安，租了一个房间，在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准备应考。但或许我就是坐不住的人，开始探索周遍，渐渐地从农历新年过完，我依照着我硕士论文写的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自己背着帐篷带着干粮去读书旅行。第一站是红七军团北上抗日的旧地，去了福建长汀，后来又去了江西、广西、贵州，很多时间是在最贫困的山里。那时和当地人坐车，车特别少、人特别多，走基本没有路的山道，座椅基本只剩骨架，车的避震器完全是坏的。第一次坐，我觉得全身要散架了，但我身旁的年纪很大的老爷爷却悠悠哉哉地抽着烟杆对着我发笑。在进入贵州以前，很多的苏区“革命老区”其实让我感觉很亲切。因为这些地方都是有客家人的，客家人当初为什么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主要是因为都是佃农比较穷被地主欺负，即便台湾和大陆分治了很久，但客家人的很多传统和观念却那么一致地流传，我也听过台湾客家的老人用客家话对他的孙子说大陆共产党革命者很多都是客家人，让他孙子要注意客家人要和台湾人认识世界的视角不同。

这段长征路我走到川西甘孜藏族羌族自治州，晚上搭的帐篷被牦牛踩烂，之后回四川到北京参加北大的考试，完了之后又回川西，没有过雪山的能力但去了毛儿盖、诺尔盖草地，继续往北慢慢走到了延安。一路上搭着帐篷和体验当地百姓的经济生活，在城市里为了省钱住30块不到的铺位或是干脆睡ATM（自动取款机）机里面。还记得当北大录取通知寄到台湾家里的时候，我已经身无分文，幸好是把深圳租的房间退回后拿到的押金和把一些旅行用品卖掉才勉强凑够去厦门和小三通回金门的路费。之后回台湾打了两月的工，我还记得当时高辉老师给了我六百块美金的资助，这笔钱也是我在离开台湾到北大得到的唯一的资助。因此在北大学习时得到高辉先生的噩耗时真令我悲痛不已，他是当时唯一支持我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长辈。他曾说过，他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想要为国家民族奉献只能加入国民党，现在时代不同了，国民党培养不了你们，你可以去大陆好好追求这个理想。

拍摄于台湾彰化县社会主义民族思想爱国教育基地

在北大，我学习到很多过去想学的知识，尤其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再也不是通过台湾的影响扭曲，而是直接得到最直接的讯息。这对解除疑惑有很多帮助，过去在台湾搞社会主义读书会有很多很模糊、或是不了解的问题，现在都能解释清楚。因此来北大学习后再回台湾办的读书会，就更能让在地方发展起来的同志更加明白大陆的实际发展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政策。避免台湾人被台湾蓝绿意识形态绑架，在我的经验中，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台湾的同志做台湾人民群众的工作，假借其他政党去做的都是带有偏见和其他政治目的的，例如我们谈国家统一用认同中国人来争取和认同社会主义来争取统一是本质上的不同。

作为台湾同胞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我们有些同学、同志想在北大完成入党程序，但却得不到组织的回复。我们组织读书会，大陆的同志我们的同学开玩笑说，你们搞“两学一做”学习和民主生活会搞得比我们真的共产党还真。这句话是让人又感觉好笑却又是个严肃的实际问题，我们这些积极认同共产党和有实际作为的同志一直没有被吸收入党，连个明确的回复和说法都没有。

2015-2016年，我以北大研究生身份参加了西部计划的支教项目。这是我从大学毕业起就想参与的工作，台湾人在台湾当兵是贡献国家，为什么不能参与西部建设或参加解放军贡献祖国、保卫祖国呢？对祖国的认同除了看到祖国发展好以外，我感觉到参与对落后地区、贫困县或基层农村的建设更能建立对祖国的认同。这段时间我和北大的同学一起到过青海玉树藏区和内蒙支教，感受到真正的融合是放弃那些原有的身份，从对彼此的称呼从“你们”变成“我们”。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和责任，为祖国的发展添砖加瓦，台湾学生来了大陆可以一同学习专业知识，也能一同学习社会主义、一同分享革命建设的机会、一同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做贡献，培养年轻一代人奉献祖国的革命情感。这一年我们到农村支教开展扶贫工作，也是向人民群众学习，和人民群众融合在一起，谈两岸的统一其实就是谈两岸人民群众的融合。我想象的未来，一方面是能解决我们一些同志在北大的入党问题，一方面是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能够消除身份的区别，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学习成长，一同享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共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参与建设祖国的工作。希望祖国统一的工作从“由上而下”主要做上层工作转变为“上下并重”采取增量改革，“由下而上”地来扩展两岸基层的融合，让“融合”能从“我们”做起，有更多的台湾青年能到西部偏远地区和祖国需要奋斗建设的地区支持教育事业、挂职锻炼甚至能够参军保卫祖国，与大陆青年携手并进、一同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THE END—

☀ 作者：张立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北京大学校报1448期。灼见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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