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范小建：难忘48小时〡送牛送出一段惊险旅程
Sept.
21
灼见（ID：penetratingview）
无论如何想不到，送牛送出这么一段惊险的旅程。
作者 | 范小建范小建，1953年8月出生于北京，四川内江人。1968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插队，197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8月参加工作，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毕业。曾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农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那是1988年的一月，三九寒天，北风呼号。
我从西藏返回北京之后，在农业部畜牧局担任常务副局长，上班还不到一年。那时的中国，吃奶十分紧张，年人均奶类消费只有3公斤，而发达国家的人均奶类消费水平超过了100公斤。那时，我的儿子还不到3岁，为了给他订鲜奶，我曾骑自行车从宣武门到北郊乳品厂去订奶，牛奶公司每天早上把瓶装的鲜奶送到家，第二天送奶时还要退瓶。而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鲜奶。
为了尽快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奶牛基地，在加快良种繁育扩大母牛群体的同时，实施积极的对外开放，吸收国外的援助也是一个重要途径。当时，作为中德合作的一个重要项目，德国一个合作社准备无偿援助我国200头荷斯坦奶牛。这200头纯种黑白花奶牛，对中国奶业的发展是个极大的支持。
要进口奶牛，第一个难题是隔离检疫。北京当时没有隔离场，无法实施隔离检疫。为此，农业部畜牧局联系山东省畜牧局，在位于黄河口的山东省东营市建立了一个临时的检疫隔离场，德国运来的牛要运到那里去隔离。但东营没有可以降落大型运输机的机场。因此，只有在北京机场换乘国产小型运输机。一架747运输机可以一次将200头牛运抵北京，但换乘国产“运七”小飞机后，要飞10次，即每次20头。因为检疫方面的要求，换乘飞机的过程中，牛的蹄子不许落地，即不许直接踏上机场跑道的地面。
接机转运那天，农业部畜牧局局长陈耀春专门到首都机场给我们送行。外经处副处长钱宝珠、动物检疫处副处长徐百万以及德国的一名记者Rice与我同行。前面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北京机场接机转运时的留影。
开始还算顺利。上午10：30前后，美国飞虎公司一架巨大的747货运飞机平稳落地，200头奶牛分十次用木笼卸下大飞机。开笼前，用桡板在跑道上铺出一条路，再垫上塑料布，直接铺到小飞机的后舱门，再将20头牛赶进小飞机的后机舱。机舱里临时用铁管搭了拴牛的架子，就像平时拴牛那样，放些牛草，把牛拴在架子上。说白了，就是在飞机上临时搭一个牛圈。
那奶牛真好，个体高大匀称，为了体现友谊与合作，都是怀孕母牛。一头顶两头。
我们从驾驶舱肚子底下钻进飞机。在驾驶舱后面，有一个不大的隔舱，顺着两侧玄窗各有一排座位，没有安全带，行李也是随便放在头顶的隔板上，我们就坐在那儿。人与牛之间，用隔板已经隔开了。
我们负责押运第一个航班，航班号是8号，钱宝珠、徐百万、Rice与我同行。起飞时一切顺利。因为机舱没有密封，怕牛缺氧，飞机飞得很低，大概只有3000-4000米。航速也不快，从北京飞到东营，用了两个来小时。
由于飞得低，风又刮得很大，路上一直有点晃，但还可以承受。在飞机上我才知道，东营的机场是新修的，目前还没有地面导航设备，那天机场的地面导航是临时的。已经快到了，又是飞在天上，一切只有听天由命。
看到机场了，可以看见下面是一片厚厚的冰雪，只有跑道清晰可见，其它一切都是白的。大家都很兴奋。但机长报告说，侧风很大，要大家一定坐稳。正说着，飞机开始盘旋着下降，并将机头对准跑道。飞机一直在晃。不知为什么，眼看要下去了，又拉起来绕了一圈。这一次好像是真的要下去了，但由于侧风很猛，机身一直是歪的。我以为还要拉起来，但飞机却径直降了下去……
就觉着是左侧的轱辘先着了地，紧接着又向右边摆过来，飞机十分剧烈地摇摆和颠簸起来，以极快的速度冲出了跑道。
我本来就是侧着坐在那里，也没有安全带。如此剧烈的晃动，人一下子从左边玄窗被抛到了右边，还没有来得及用手抓住什么，又被飞机的惯性抛到了前舱的挡板上，重重地撞了一下。这时候，隔架上的行李全都飞起来了，有的打在身上，有的直接摔在地上，前舱的人和行李乱做一团。
飞机终于停在了冰雪覆盖的草坪上。我看了看自己，除了手碰破点儿皮，胳膊和肩膀有点疼，并无大碍。他们三个的情况与我的相似。我们从机头肚子底下钻出来才发现，飞机的一个轮胎已经瘪了，机翼下两侧的轮子都杵在草坪厚厚的积雪里。我赶忙绕到机尾去看奶牛。“牛圈”已经不成样子了。原来搭好的架子，全都歪七扭八地立在那，就像是一片倒塌的脚手架，牛有的站着，有的卧着，眼睛瞪得很大，看着我，露出不安的神色。我查了查，都还活着。除了个别的牛有点儿擦伤，似乎没有很严重的。
这时，已经有人从候机室那边跑过来了。“范局长，没事儿吧？外宾和东营的领导在那边等着呢，你快过去吧。”说到这儿，要解释一下。原本，我是可以与多数外宾一道乘火车或民航班机经济南绕道到东营的。但依我的想法，一是直飞东营可以节省时间，二是体验一下押运的经历，增加点知识。没有想到，竟经历了这样一场虚惊！我赶紧正了正衣襟，在来人的陪同下走向候机室。东营的领导和两个德国外宾（一个官员A、一个合作社技术人员B）在那里热情地迎候着。大家无非是问候一通。“看着飞机下降的时候就歪了，晃了一下就冲出跑道了，真危险！没事吧？”等等。我说了一句，“没事，好像牛也没什么事，擦破点儿皮。”那个德国B说了一句，“不知道会不会流产。”我的心里咯噔一下。
第二、第三个架次的运输机平安落地了。没有再等其它的飞机落地，留下徐百万，我就与东营的领导和外宾一起，乘车向市区进发了。
现在的东营已经是个中等的、比较繁华的城市了，可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不大的小县城。从机场到市区的路挺长。一路上，除了冰雪覆盖的荒原，几乎什么都看不到。特别是在凛冽的寒风之中，更让人感到一片苍凉。中国的耕地资源十分有限，总体而言，是个日趋减少的趋势。只有两个地方土地和耕地在不断地增加，那就是地处黄河口的东营和长江口两侧的滩涂。东营是块宝地，每年因黄河挟带的泥沙，可以淤出几千、上万亩地，经过几年的改造，就可以逐步变成良田。但那时，东营的主要任务还在开发胜利油田，农村和农业都显得比较薄弱。
当晚，徐百万告诉我，牛都到齐了，经过检查，没有发现流产迹象。真是谢天谢地！第二天上午举行接牛仪式，搞得很隆重。牛已经直接进了隔离场了，无法亲临会场。仪式是在一个不大的宾馆里举行的，没有主席台，与会人员都是坐在临时摆放的折叠椅上。钱宝珠给我当德语翻译。我的致辞无非是说了一些感谢的话。但有几句，至今可以记得。
“东营是黄河的入海口。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从这里走向大海、走向世界。这200头牛来到东营，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成果。对外开放的中国，也要经过这里走向大海、走向世界。”这几句话，现在听起来可能有点勉强，有点“造句”，但在当时，在会场上着实是引起了一阵极为热烈的掌声。
后来徐百万告诉我，那天Rice一直惊魂未定，晚饭时还不停地说：“……8号飞机。他无论如何想不到，送牛送出这么一趟惊险的旅程。”
第二天午饭过后，我的任务就是陪几位德国外宾一起回北京。按计划，外宾买好了当晚10点20分从济南到北京的火车票，也预定了第二天上午11点从北京到波恩的飞机票。
下午3点，一辆国产“松花江”牌微型面包车徐徐来到了宾馆门前。说微型面包车可能大家没概念了，其实就是后来一度在北京十分普遍的“面的”！这在当时，是东营比较好的外事用车。
与我一路同行的，有钱宝珠副处长，A、B、R三位外宾，还有司机王师傅。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只靴子”这才刚刚举了起来……
一辆“面的”坐6个人，算是满载了。何况还有行李、记者的照像器材等等。A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我、钱和B、R坐后面。老外在宾馆进进出出搞惯了，衣服穿得很少，坐车跑长途，也不过就是简单加个外套，勉强挡挡风寒而已。我、钱和王师傅当然是中国人的习惯，“三九天”出门在外，穿得还算比较暖和。
东营到济南不到200公里。预计三个半小时可以到达。路上要经过博兴、桓台、章丘三个县。
三点钟，准时出发了。一出东营，路就不行了。虽然还是柏油路，但路状极差，坑坑洼洼，还不如好一点儿的沙石路。开始不觉得，走了一会儿，风越刮越大，小“面的”被风吹得像飘起来似的。车里的温度还算可以，暖气放大些，并不感觉冷。
冬天的天特别短。由于路况不好，车子开不起来。开过博兴就用了一个多小时。眼看着太阳就要下山了，孤烟落日，雪后余晖，寒风彻骨。除了车轱辘与路面上的坑洼和与沙石碰撞的声音，就是外面的风声。车里面显得有些冷落了。
为了调节气氛。我开始介绍自己所知道的山东。从孔夫子到煎饼卷大葱，从胶东的苹果到鲁西的棉花，还有济南的泉水和千佛山、一城山色半城湖……
时间过得飞快。太阳的余晖已经变成青灰色的了。东边的天空上偶然可以看到几颗星星。外面的村庄稀稀落落，一闪一闪地从车窗外向后滑去。
“坏了”，突然，司机王师傅喊了一声，把车开到路边停了下来。
“怎么啦？”王不说话，打开车门就往后看，“左后车胎爆了。”
“赶快换吧，现在5点刚过，还来得及。”我催促着说。
王低头不语，停了一会，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声，“没有备胎”。
？！！，所有的人都傻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上哪儿找备胎去？
“怎么办哪？”我问。
王师傅沉默了一会儿，“只有一个办法，我带着这个轮胎到前面修车行去补。再有几里路，前面就是桓台县城了，那儿一定可以找到修车铺。”
我极不情愿，但也确实没有办法，把王的想法告诉了老外。老外只有耸耸肩，无奈地表示同意。为了要卸车轱辘，大家只好都下了车。
大约5点30分前后，王比较顺利地拦住了一辆带拖斗的拖拉机，把轮胎甩上去，自己又翻身上车，向着县城的方向，飞快地消逝在大家的视线中了。
留下来的人只有一件事儿——等待。但是，好冷呵！此时，车里和外面温度一样，零下15度左右。因为卸了一个车轱辘，大家也不能到车里去避风。
我和钱还勉强可以，老外一会儿就不太行了。在那里不住地跺脚、搓手。我拿出香烟给大家抽，只有R做了响应，其他两人平常不抽烟，这时候也不愿抽。我本想多走几步，带老外到附近的村子里去暖一暖，但又怕王师傅回来找不到人，因为毕竟还是赶路要紧。大家就这样坚持着。我看老外冷得没有办法，就教他们做气功，再不行就干脆顺着公路跑步。
时间过得真慢。但不知不觉，也已经6点了。大家望着王去的方向，连个车的影子都没有。
我真是急死了！再这样下去，人要冻坏，火车也赶不上了。一定要再想办法。大家开始商量。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再派一个人，直接去县政府要车，不管王是否回来，必须马上换车。
老外同意了。但是谁去？翻译去？留下我怎么说话？何况翻译能行吗？我去？留下翻译，要是我再回不来怎么办？我不会回不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老外也认为，主动出击比坐以待毙要好得多。
就这样决定了。我千方百计拦下一辆个体户的大货车，但驾驶室已经坐了三个人，后车厢也是满的。我苦口婆心向驾驶员讲明了情况，说明此事关系国家荣誉，不尽快解决要出大问题，等等。那个驾驶员听后说了一句，“那你上来吧，就是委曲你一下，坐在他的腿上吧。都是咱中国人的事儿，没啥说的”。
说的多好！都是咱中国人的事儿，没啥说的！这就是咱中国的老百姓！
这时候，是6点10分。
上了卡车，我留了一句话，“王要是先回来，你们到县政府来找我”。
说是快到县城了，其实还挺远的。从坐上卡车到找到县委、县政府大院，大概又花了20分钟。
谢过卡车司机，我急不可耐地冲进了县委办公大楼。
那时候已经下班了。我的出现着实让县委值班室的人摸不着头脑。
“我是北京来的，这是我的名片。现在有几个德国外宾在你们县城以北几公里的地方抛锚了，又冷又饿，还要赶火车，你们能不能帮助派个车，救个急？”
几双狐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透露出极度的不信任，没有人立即做出反应。我一下子明白了。是呵，要是自己也不信呢。别忘了文革结束才几年呵！……也没听谁说，要有外宾经过此地，更没听说会有一个北京的局长要到我们这个小县城呵？此人这么年轻，许不是个骗子？这些话他们虽然没有说出口，但都写在他们的脸上。
我急忙解释，那几个人像听天书一样听着。我已经满头是汗，那几个人却在笑。我知道他们在有意拖延时间。但又没办法。还好，值班人员没把我当场当骗子抓起来。他们只是踢了个皮球，“我们这里是县委办公室，这些事情我们不清楚，你到东边那栋楼去问问，那里是县政府。”
我正好可以脱身。马上又跑到了政府办公楼。
在县政府值班室，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但没有任何进展，办公室的值班人员还正而八经地盘问了起来。“你说你是北京的局长，光有名片不行。你带工作证了吗？”“你说城北的路上有外宾，我们怎么从来就没接到过通知？”“你怎么证明你的身份呀？”那时候没有身份证，我又没带工作证。
这下坏了，事儿办不成，兴许还走不了了！我心急如焚。
猛然之中，我看到了值班室办公桌上的那部摇把式电话。我灵机一动。
“我有个办法证明我的身份，但你要允许我用一下这部电话。”
“可以，你要哪儿？”
“我要省政府值班室。”
“好吧。”
我赶紧要通了总机，并通过总机呼叫省政府值班室。“喂，我是某某。我是国家某部某局的副局长。是你们省长的客人。今天上午，我们在东营举行了隆重的奶牛接交仪式，下午从东营出发，汽车在路上抛了锚。几位外宾要赶今晚10点的火车，现在在路上等着，但没有汽车接应。我们希望省政府能够证明我的身份，并请通知省畜牧局马上派车来接我们。”
“好像听说过送牛这事儿。好吧，我们会通知省局。”对方的电话挂了。
虽然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已足以打消现场值班人员的顾虑。他们的态度马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好吧，你要我们做什么？”
“马上派一部面包车，随我一同去接外宾。再请你们煮几碗汤面，可能外宾要吃点东西。”
这时候，时针已经指向了7点20分！足足耽误了50分钟！
王一点信息也没有。我决定马上带车去找老外。
15分钟之后，我带着一台新的面包车赶到了那儿。
只见“面的”那围了几个人。我上前一看，是王在“上”那个刚补好的车轱辘。与老外赔了一通“不是”之后，我说，“行了，找来新车了，赶快换车吧。到县城吃点东西，马上赶路，还来得及。”
这时候王说话了。“还是坐我的车吧。”大家都愣了。“万一再坏了呢？”“不会的，补得挺结实的。何况，你们要是不坐我的车，我回去也交不了差呀。就算我求你们了。”王的恳求，让我犹豫了。也是，真要是被甩了，他回去怎么交待呀？这可不是小事，是外事呀。征求了老外的意见，一行人又上了“面的”。
“还是到县城去吃点东西吧。”我说。“还是赶路吧，时间不多了。”钱说，“何况R还在他们国内预约了一台手术，准备回国后，下了飞机就进医院。是几个月以前就约好了的。”几个老外都表示赞成。“那好，我们就赶路，也不吃饭了。”我只好对桓台的同志千恩万谢一通，匆匆上路。
车子继续在那条不太平坦的公路上前行。
8点30分以后，车子已进入章丘境内。“再走一段，路状就会好了。”王满怀信心地向大家报告，显得很兴奋。
可真是祸不单行。王的话音刚落，“面的”的左后胎又爆了！
又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知是什么时候，天也全阴下来了。除了“面的”自己的灯光，几乎见不到什么光亮。
这回是真傻了！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发生了！老外和我都愤怒了！
没有办法，几乎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火车是赶不上了，还有飞机，还有那已经预约了几个月的手术……，这几个老外今晚如何安置呵？
“大家别急，我来想办法。”嘴上是这么说，我的心里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天无绝人之路。在漆黑的夜色中，我看到了一丝希望。
在离路边200-300米的地方，有一盏灯。“我到那去看看，你们在车里等着。”我向其他人说。
路边是庄稼地。因为没有手电，又没有路灯，找不到路，我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庄稼地，径直向那盏灯走去。
那是一盏电灯！是在一所房子外面，一个不高的电杆上架着的一盏电灯！我的脚步越来越快。
也许是听到有人走路的声音，屋子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大嫂，这是啥地方？”我问。
“你是谁呀？”我立刻想起了桓台县城里的一幕，赶紧自我介绍。
农村人到底是朴实憨厚，我的话大嫂深信不疑。“这是章丘县的某乡某村，我们这儿是电话室。”
“电话室？！！”，太不可思议了！“我能进去打个电话吗？”我问。说着，已经进了屋。
这是一间单独盖起的小屋。也许是因为天太黑，周围没看到什么房子。屋里有一铺小炕，一堆木柴，一个铁皮做的火炉子，一把条凳。最引人注意的是那部老掉牙的交换式电话机。像一架旧式的风琴，桌面上有几个拨叉，对应着有几个粗大的插头。旁边装着两个比玉米棒还粗的干电池。一副耳机和一个话筒放在一边。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不是二十年前插队的时候，我们村子里用过的那种电话机吗？
“你往哪打，我帮你要。”“我要省政府值班室……”我说这话的时候，自己的声音都迟疑了，不知道是不是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行，得要一会儿。”“你先要着，我那还有几个人，我让他们来烤烤火。”“好吧。”
山东的大嫂就是这么热情！
我赶忙跑回去，让几个老外和钱跟着一起来烤火，并对王说，“我在桓台县曾向省里要过车，你在这儿等一等，别错过去了。”“好吧，你们去吧，我的车我也要看着。”王说。
老外和钱跟着我走进了那个乡间的电话室。“别介意，就这个条件，让你们见丑了。”我说。老外以极其好奇且惊讶的目光看着那部电话，叽里哇啦地说了好几句。钱说“他们说，在德国，这样的电话机只有在反映二战以前的电影中才看得到，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真的这种电话机。”
“快坐下烤火吧，别说那么多啦。”我又说。
大家看着大嫂要电话。
真不容易，终于要通了！我马上接过话筒通话。
对方的声音是熟悉的。“喂，我们的车又坏啦。现在在章丘，省局知道要派车吗？我们在路上等着呢……”“好像已经派了，你们等着吧。”
大约11点左右，王跑来了，说省上的车子已经到了。一行人谢过大嫂，留下王，又匆匆上路。
到济南，已经是午夜12点过了。省局的同志马上联系机场。凌晨2点，搞到5张早上8点去北京的飞机票。
大约早上10点10分，我和老外所乘的飞机落在了首都机场。这时，离R的航班起飞还有50分钟！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我与几位老外握手告别时说了一段话：“48小时，从你们的牛运到北京首都机场，到现在大约48小时。这48小时，你们完成了送牛的任务，把德国人民的友谊送给中国人民，又经历了一次奇遇，看到了更真实的中国。让你们吃苦了。希望能够看到你们关于这次经历的报道。”我顺势眨了一下眼睛。
R会心地笑了笑，“你放心，我们不会写什么，谢谢你。”
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