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办的是沉甸甸的人生
昨天下午，陪当事人薛女士跑了趟最高检。副厅长、二级高级检察官接谈，交流三个多小时。一名大所的值班律师也在场。
嫖宿幼女案，鸣冤十八年。案件特殊之处，不是被告人不服判，而是被害人的母亲喊冤：女儿不是“卖淫女”！
为此，她在最高检驳回申诉后，给应勇检察长写了封信，请求给女儿正名。前天发出，昨天上午她又去最高检，不收材料，离开后接到通知，下午接谈。于是，我推掉下午的安排，匆忙赶过去。
2005年，案发时，“幼女”未满十四周岁，被侵犯时是处女，那是她的“第一次”，在生父家中，被生父及其“小姐”情人卖掉“初夜”，卖给退休官员荆某。更惨的是，事后，她被生父恐吓“告诉你妈，就弄死你们”，还被“小姐”情人骗至洗浴中心卖淫，是她打电话喊“妈妈救救我”，母亲才带警察找到她解救出来的。
当年和18年后，媒体都作了报道。
按当年她对警察的陈述，“第一次”的过程，她有反抗，有“撕巴”，有“挠”；生父说她事后坐着“哭”。
这可能是自愿卖淫吗？她知道什么是“淫”吗？显然，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轻易作出判断。如果这都不是强奸，什么叫强奸，什么叫违背女性意志？这可是一个未成年，一个孩子呀。
但，警察认为是强奸，检察官认为是强奸，起诉书上的罪名，却是嫖宿幼女，法院就按这个罪名判了。并且，原本有权利参与诉讼的母女二人，被排除在了法庭外。
最后，退休干部，成了涉嫌嫖宿幼女罪的嫖客，判了5年，甚至判决书上载为“无业”，这也导致事后他一直领着退休工资，至被纠正时，领了近70万元，全部退回。而一个普通百姓家庭的女儿，则成了自愿“卖淫”的幼女。她的命运，母亲的命运，因案件的发生，因案件的错误定性，彻彻底底改变。
那是怎样悲惨的人生？
她们，都曾徘徊在自杀的边缘。
薛女士说，最初维权之际，她要跳楼，一位齐姓检察官救了她，劝她：“大姐，你跳楼是逃避责任，你不配做母亲，你为了你的女儿应该好好活下去，这孩子的一生全靠你了。”
靠这口气，她撑到今天。
这对母女遭受伤害后18年间的心路历程，我也是通过共同援助案件的女同事彭晔律师做的调查笔录，通过女记者的两则报道，通过薛女士的自书材料，才了解到更多的。
推开一扇封闭的心灵的窗户，有些残忍，但愿，真相还原的同时，有更多阳光照进来，将灰色的微尘和霉味，驱散出去。
所以，“幼女”的申诉状说：
在拿到上述判决、裁定后，申诉人的母亲自此踏上了长达十八年的申诉、信访之路，只为替申诉人洗脱“卖淫女”的污名。于申诉人而言，噩梦般的经历及上述判决更是摧毁了本人原应精彩、积极、光明的人生，如今只得惶惶度日。内心积攒多年的冤屈、愤恨、无奈，促使申诉人誓要讨一清白公道。
我不知道，承办案件的检察官，是否认真看过申诉材料中的新的笔录、媒体报道和评论，有没有被触动过。
但即便只看当年在卷的笔录，也不至于得出，幼女是自愿卖淫的结论。这也是为什么，多位当年参与办案的警察、检察官，认为就是构成强奸。上级机关的法官、检察官，水平应该更高。
嫖宿幼女罪，之所以被废除，踢出刑法，就是因为不利于维护未成年幼女的合法权益。
1997年《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在当年来说，给荆某定性强奸罪，鉴于情节严重，判处5年刑期，也是适当的，即使多判几年，也不为过。
但定性的不同，就这样，改变了“幼女”及其母亲的人生轨迹。这个被蒙骗、被出卖、被污辱、被损害、被解救出来的少女，被贴上“卖淫女”的标签，已经有18年。
这个标签，轻若羽毛，却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一个叫刘哲的知名检察官说过：我们办的不是案件，而是人生。
这起案件中，“幼女”的人生，是沉甸甸的。沉重得，来不及张开人生的翅膀。
判决虽然是法院作出的，以嫖宿幼女罪名诉出去的，却是检察院。
在找到我们，希望代理案件之时，薛女士早已山穷水尽。中院、高院、最高法、市检、省检，都驳回了申诉。她把最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最高检。
18年当中，薛女士也面对过很多诱惑，给“XX万，签息诉罢访协议”，但她不接受。多少次，问她补偿多少钱才行，她都不语。
她真正想要的，就是给女儿正名。至于经过改判，是否加重荆某的刑期，并没有一个诉求，只希望“依法判”、“依法就行”。
而如果能重审，能把罪名改过来，她们以被害人的身份主张赔偿，也名正言顺、合情合理合法，哪怕赔偿、补偿，没有“诱惑”那么多，也拿得心安理得，不至于像很多访民那样，多年后，再背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
面对薛女士，很难不让人想起被贴上“上访妈妈”标签的唐慧。
那是一位湖南的母亲。她的女儿，是“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中的受害者，11岁的乐乐。
2006年，年仅11岁的乐乐遭多人强奸、轮奸，被强迫卖淫，遭受虐待。唐慧发现后，设法救出女儿，常年上访告状，最终，2008年，案件提起公诉，几名被告人被认定强奸罪等，分获死刑、无期徒刑。
而由于唐慧上访，公安机关曾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对其处以劳动教养，引发行政官司，唐慧最终胜诉，行政处罚被撤销。
两起案件，两对母女，何其相似，命一样苦。不同的是，唐慧不满14周岁的女儿被“强奸”，薛女士不满14周岁的女儿被“嫖宿”。
我所认识的薛女士，是一位和唐慧一样伟大的母亲。
但我不希望，她遭遇唐慧所遭遇的那些。在经年累月的维权过程中，唐慧与地方结下深怨，近年被整了一个寻衅滋事案，身陷囹圄之中。
她像唐慧一样执着、坚强，又多一些克制、隐忍——“我不求别的，怎么也得把判决书改过来，不是嫖宿，我姑娘就是被强奸了，”对记者，对检察官，对法官，薛女士都是这么说。
这就抛给检、法机关一个难题，如果只是改一个罪名、未必加重被告人的刑期，只是给被害幼女一个无辜的身份，给她们一个在法庭说话的机会，值不值得再审、抗诉。
我认为，是值得的。因为，案件的判决，不只跟被告人的命运、自由相关，还严重关涉这个案件中“幼女”的名誉、诉讼权利等正当权益，进一步，深刻影响她的命运。
办案就是办人生，可不是说句漂亮话这么简单。而真的去掂量一下当事人的人生，不能光在案卷中找答案。
在最高检和检察官一番交流，达成诸多共识。
顺便谈到本所王飞律师和我共同代理的、向最高检申诉过的郭尚仁杀人冤案（地方公安已对郭案终结侦查结案）、正在申诉的田志娟姐弟杀人冤案。
我特别提醒，田志娟案，当年是原全国人大代表、知名律师迟夙生代理，黑龙江高院四次发回重审，冤情明显。向最高检申诉，也是最后一次机会，请万分慎重，切勿轻易就驳回申诉。
顺便还谈到代理这几起案件的收费问题。坦承相告，三起案件，分文未收。援助这些案件的初衷，无非是认为案件存在问题，申诉有法律依据，当事人值得同情，仅此而已。
律师并无绝对把握，也不可能承诺，案件一定就能重审、起死回生。真正能决定这些当事人命运的，是司法机关，是执法者。
但律师代理每一起案件，或多或少，也在潜移默化影响自己的认知。特别是，通过办案，体验了当事人的人生，对律师的认知，也是一种重塑，代理案件的得失，当事人的信任，也将融入律师自己的人生。这是“办案就是办人生”的另一种解读。
——李显峰，2023.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