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胡玉福：传统工艺的技术变革与“新式风格”——以郯城挂门钱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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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胡玉福，男，民俗学博士，山东临沂人，现为华南师范大学城市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非遗保护、都市民俗、传统手工艺研究。本文以拥有手工挂门钱刻制传统的山东省郯城县万高册村为例，通过对挂门钱生产技术变革的呈现，分析技术变革对挂门钱行业带来的变化，进而对挂门钱在流通消费中形成的“新式风格”进行探讨。

传统工艺的技术变革与“新式风格”

——以郯城挂门钱为例

胡玉福

原文发表于《艺术与民俗》

2019年第2期

摘  要

在现代社会，技术变革对于传统工艺的冲击已经不可避免。从手工制作到机器生产的这一转变过程中，往往会引起很多质疑，呈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状态。深入到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挂门钱生产消费的实际状态及社会背景的变迁过程之中我们发现，手工挂门钱和机器挂门钱在相互竞争中呈现一种相得益彰的状态，手工挂门钱作为传统文化得到保护，机器挂门钱发展出符合现代消费理念的“新式风格”。事实上，我们需要超越“二元对立”的悲观态度，从造物的身体技术、技艺传承的动力、生产与消费的互动等多重角度来理解，而非单一地从“机器与手工对立”的观点来看待技术变革这个复杂的过程。

关键词

挂门钱；技术变革；消费；新式风格

以技术革新为标志的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等此类社会面貌的变化，让社会中存在的手工艺传统发生质的变化。一方面，机器化生产的采用令手工艺衰微，甚至面临生存压力，这也是机器生产被否定理解的主要原因。技术变革不仅关系着手工艺的传承方式和形态，也影响着世人看待手工艺的态度。在技术革新的初期，出于对新事物（先进）的好奇，人们容易把传统的东西（落后）加以否定，尤其是在看到新事物所带来的变化时。在此进程中，手工艺会出现衰退甚至消失的情况。

另一方面，当工业化飞速发展而手工艺的生存状态不断恶化时，社会上就会批评技术革新的副作用，并且强调手工艺的情况。在乡愁意识、怀旧心理的作用下，社会赋予传统技艺新的意义，手工艺的价值得到高度评价，保护手工艺的呼声日渐高涨。此外，因由技术变革积累的财富增长和观念变化，让人们产生了对遭破坏、淘汰的文化进行反思的心态，随之出现对传统文化进行弘扬、传承、保护的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即是此例。

然而，面对手工艺的技术变革，当下的社会和学界往往呈现一边倒的声音，尤其是在“非遗”保护的语境中。研究者们虽然也都看到机器生产在效率上的巨大优势，但大部分人对此持消极否定的态度，并且流露出对传统工艺的怀念和追思，总体上对技术变革抱有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观点。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市场化、全球化的浪潮无处不在，技术变革与传统工艺之间的关系不单是技艺本身的生存问题，更牵扯传统工艺的多个面向—涉及传统工艺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还涉及文化产业、文化保护政策、地方社会等方方面面。所以，手工艺的颓势或许只是技术变革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技术革新一方面冲击了手工艺传统的生存，但是否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即技术也可以挽救工艺传统走向消失的命运？对此，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传统工艺的生存基础，而不是草草地接受“机器与手工对立”的观点。对技术变革与传统手工艺的关系的认识除了“二元对立”的立场，“相得益彰”可能是当下的另一种视野。

鉴于此，本文以拥有手工挂门钱刻制传统的山东省郯城县万高册村为例，通过对挂门钱生产技术变革的呈现，分析技术变革对挂门钱行业带来的变化，进而对挂门钱在流通消费中形成的“新式风格”进行探讨，认为在面对传统手工艺技术变革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时，应该持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心态，从多元角度来审视它们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系。

一、挂门钱从手工到机器生产的变革

挂门钱是我国部分地区在春节期间张贴悬挂于门窗上用于祈福纳祥的年节用品。“挂门钱”或“挂门钱子”是山东郯城当地流行的称呼，在书面表达中一般称为“门笺”或“挂门笺”。万高册村有着手工刻制挂门钱的传统，但生产并不起源于该村，而是在20世纪30年代因为姻亲关系由外村传入的。此项手工艺之后逐渐在万高册村生根发芽，至20世纪80年代更是达到鼎盛，手工刻制挂门钱成为万高册村的“标志”。2000年前后，因机器挂门钱的冲击，该村挂门钱的生产迅速衰微。得益于近年来“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郯城挂门钱”作为一项“非遗”项目被挖掘出来，逐渐受到各界的关注。

图一：手工刻制的挂门钱

（一）基于身体技能的手工挂门钱生产

在“非遗”项目的申报评定中，通常将挂门钱视作一种剪纸艺术，其实挂门钱多为刻制而非剪制。挂门钱一般分为单色和套色两种，单色以寓意吉祥的大红色为主，套色以大红、小红（粉红）、黄、绿、蓝为主，两者刻制原理大致相同，主要差别是套色门钱生产过程中需要进行套色部位的调换，形成多色搭配的效果。郯城挂门钱属于套色门钱（图一），其刻制流程是在叠好的纸上根据模版刻制出形制，再将其中的各个部位进行相互调换，实现不同颜色相互交叉的效果，最后粘贴即可。这一原理看似简单，但需要复杂的工序来完成，包括制版、叠纸、裁纸、刻制、换膛子、填补、分装粘贴等，最主要的是刻制这一环节。

刻制即艺人用刻刀依照设计好的模版刻制出挂门钱的雏形。凿刻时遵循自上往下、自左到右的下刀原则以及由简单到复杂、从粗到细的刻制流程。这其中需要准确掌握刀片纵向切入力度和角度，以保证一刀下去能够穿透从上到下的所有纸张。手劲的掌握很重要，手上没劲下面的纸刻不透；手劲太大底下的纸容易刻斜，中间细窄部位的连接线容易刻断，因此需要多年历练才能拿捏到位。

刻制时各个手指之间分工不同，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握紧刻刀，左手食指扶住刻刀并加力，其他手指则固定纸张。常年的重复工作使得手工艺人的食指和大拇指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刻制挂门钱需要很大力气，初学者一般从20张纸为一沓开始刻，然后随着力气增大和熟练程度的增加，达至100张左右。从这一环节可以发现刻制挂门钱依赖于艺人基于感官经验的身体知识与技能，在各个环节中做出技能性的把握。万高册村艺人常常说的“难了不会，会了不难”，就是对刻制挂门钱所需要的身体技术的总结。

“难了不会，会了不难”体现在对于技艺的领悟上。基于身体技能的感官经验是艺人之间互相区别的关键，这其中的耐性、手劲把握、好工具是决定性的。挂门钱的技术是一种“体会的”或者说融入于身体的知识，不是手把手教的。浸润在村落挂门钱生产氛围中的万高册人，他们从幼小时就耳濡目染地习得这一门手艺，父辈就是他们的师傅，模仿是基本的学习方式。在不断地模仿中，他们逐渐掌握刻制挂门钱所需要的“身体知识”与“文化经验”，外人难以习得。基于多年模仿练就的手劲和耐心，这些凝结着时间的独特性是刻制好挂门钱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都是“依葫芦画瓢”，做出来的产品却不一样的原因。这种由身体技巧的造物经验所形成的优势在机器生产的冲击下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显得有些“形而上”，并充满了“人文”和“技艺”的韵味。

（二）机器挂门钱的技术变革

谈起手工挂门钱生产衰落的原因，万高册村民一致认为是由于机制挂门钱的冲击。取代万高册村民的并不是万高册村人，而是来自外界的市场生意人。他们虽没掌握刻制挂门钱的手艺，但有着把握市场行情的头脑。大约在2000年前后，原先一直批发出售万高册村挂门钱的一名商人，看到销售挂门钱的商机。他找到印刷厂仿照手工挂门钱样式制作模版并用机器进行生产。凭着产量大、价格低的优势，印制的机器挂门钱迅速占领了市场，手工挂门钱因滞销而大量积压。在机器产品的强力冲击下，村落的手工生产迅速衰落，市场上手工挂门钱的销售屈指可数，春节期间也难在村落中觅得贴手工挂门钱的地方。

机器生产挂门钱的工序包括设计模版、烫印、冲眼、切割等，其中设计和烫印是主要环节。现在机器挂门钱摆脱了依靠模版印制的生产方式，采取智能化的全自动烫金机印制。烫金机由专门的机械厂设计生产，不仅可以印制挂门钱，还可以印制春联等节日用品。模版在计算机上通过绘图软件完成，烫印时直接输入控制程序，设置好参数后，启动机械就可以生产。整个生产过程由计算机操控程序，流水线生产，工人主要负责看管设备和包装运输。

机器生产挂门钱是建立在资本与市场支撑基础之上的，是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效率高、成本低、十分便利是机器生产被一致认可的优势，这也是机器能够取代手工的地方。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机器挂门钱的出现是挂门钱行业产业发展和效率提升的结果。对于万高册村民来说，他们因为没有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直接导致其生计模式的终结，昔日刻制挂门钱的手工技艺陷入绝境。如果单从村民生计的角度出发，机器挂门钱的冲击不免让人感伤和遗憾，对机器挂门钱进行否定的认识也容易让人产生共鸣。但是，客观上对挂门钱的技术变革的认识不能过于狭隘，应该从挂门钱生产的整体性变化和围绕挂门钱的使用与消费这两个层面来理解。

二、技术变革中的挂门钱

在有关景德镇陶瓷生产方式变革的研究中方李莉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型的国有企业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作坊，伴随这一过程发生的是生产技术、生产体制、生产方式和文化习俗的消失或改变。正如景德镇陶瓷生产所发生的变革那样，挂门钱生产的技术变革也带来了类似的变化，这些变革体现在艺术风格、承载材料、销售市场等方面。

（一）艺术风格的重塑

手工挂门钱的艺术风格是线条图案与文字的组合，通过换膛子实现套色的艺术特色，具有“鲜艳、明快、简中求繁”的艺术特征。机器挂门钱起初模仿手工挂门钱的生产，并在不断摸索中重塑了挂门钱的艺术风格。首先，机制挂门钱在图案呈现上采用具象图案的形式，取代手工挂门钱抽象简约的图像表达形式。机器挂门钱直接将图案烫印在纸张上，理论上只要设计出模版，任何图像都可以印刷出来，是一种具体图像的呈现。如灯笼这一元素，手工挂门钱需要通过线条组合成灯笼的样式，机器印刷直接将大红灯笼印制出来。在第五套人民币发行之初，一些挂门钱生产者曾直接将百元大钞的图形直接印制在挂门钱上面（图二）。其次，在形制上，受生产工具的限制，最大型号的手工挂门钱一般为26×38平方厘米，形制比较固定；而烫金机的烫印面积可以达到75×135平方厘米，可以印制出超大号的挂门钱。

图二：印有人民币图案的挂门钱

图三：绒布材质的挂门钱

（二）承载材料的多样化

鉴于刻刀刻制的局限，传统挂门钱的承载材料是纸。手工挂门钱起初使用的是由白草纸染成的红纸，遇水或者长期日晒容易掉色，后来发展成五色彩纸，这种纸的出现促成了套色门钱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手工挂门钱使用的是五彩蜡光纸，这种蜡光纸正面油亮、不掉色，需要专门从上海采购。为了增加装饰效果，艺人又加入金色蜡光纸，在刻制时将中间的字用金色蜡光纸代替。机器烫印突破了手工刻制的局限，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承载材料，如蜡光纸、金属纸、塑料纸、绒布等。烫金机可以在纸张、塑胶、布匹、木材等材料上开展大面积的烫金和压痕。尤其是，绒布看起来比五彩纸、蜡光纸、金属纸等更美观和精致（图三）。从承载材料的变化上可见，手工挂门钱的变化只是纸张颜色的不断提升，并没有其他材料的使用。机器挂门钱实现了挂门钱材质的跨越，在纸质材料的基础上，引入全新的材料形式，丰富了挂门钱的表现力。

（三）销售市场的延伸

起初万高册村挂门钱只在郯城一带出售，1985年村民逐渐开拓市场，将挂门钱推广到临沂市批发市场出售，1993年又进入潍坊高密地区销售，但销售范围主要集中在鲁南苏北一带，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从1985年到2000年，手工挂门钱产销两旺，甚至供不应求，很多外地批发商要驻村蹲守备货，村民只需埋头生产而无须担心销路。所以，村民很少与外面的市场打交道。这也是面对机器化生产村民无法抵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市场和技术严重脱节。

以现代市场为主导的机器生产扩大了挂门钱的销售市场，拓展了销售范围。得益于现代物流业和信息资讯的发展，机器挂门钱形成了两个流通市场。一是以浙江义乌和山东临沂为代表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各地生产的挂门钱都汇集到这两个商品集散中心，然后再分散流转到各地，最终进入普通消费者手中。一是以淘宝网为代表的网络市场，商家通过电子网络的营销模式，构建了挂门钱的网络销售市场，通过网络平台消费者可以直接对接挂门钱厂家。通过实体批发市场和电子网络的销售平台，挂门钱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区，而成为全国性的产品。德国学者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提出“技术所加剧的流动性使交往变得更加广泛并且瓦解了传统的群体”，甚至会创造或促成新群体的出现，重整或新建“共同体形式”。挂门钱销售市场的变化也反映出技术变革带来挂门钱流通市场的延伸和快速交流，并且形成了新的挂门钱生产销售群体。

三、挂门钱的消费与“新式风格”

美国学者迈克尔·欧文·琼斯（Michael Owen Jones）在对坎伯兰兹工匠的研究中认为，不仅要关注物的制造和变化，更要关注产品、生产者、商人和消费者的互动。这启示我们既要对挂门钱技术变革进行研究，也要对挂门钱的消费环节进行关注。

对于挂门钱的消费者来说，起初挂门钱是春节这一特定时期的节物，并不是日常消耗品，而是一个文化符号，作为物本身的艺术性方面并不需要太精致和美观。正如法国学者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现代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消费研究所揭示的，人们消费的不是物本身所具有的实用性，而是其作为符号所体现的象征意义。这决定了民众对挂门钱的消费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消费”，其质量并不影响使用，反而挂门钱本身所代表的吉祥美好的意义才是民众消费的对象。正如一位购买者所言：“都是挂门钱子，贴什么样的不是贴，有便宜的谁还买贵的？”可见，消费者在选择时考虑的是价格，手工与否对消费者并不会产生影响。所以当市场上出现机器挂门钱时，其较低的价格容易吸引消费者。

当然，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并不会固定不变。随着物资供应的日益丰富，民众的消费需求由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转向追求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希冀消费与现代生活方式搭配的产品，注重个性化的追求和自我表达。这种消费取向的形成建立在技术、信息、交通等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消费者对其消费品的选择并不取决于价格，而是取决于物品所满足的消费需求。机器挂门钱的不断发展体现了这种消费需求的转变。机器挂门钱不仅包含了手工挂门钱的传统元素，更在原料、工具、风格等方面进行改变，成为一项新“发明的传统”，满足消费者的多元消费体验。在相关的挂门钱产品介绍页面上，可以看到有关挂门钱文化的知识，在此基础上，消费者购买的不只是挂门钱，还有一种文化。机器挂门钱不再仅代表着春节间的节物，而是具有中国传统吉祥寓意，带有文化符号的产品，成为一种代表超脱了地域的“传统”的新艺术形式。所以，面对技术变革，消费者自然而然地予以接受。

而作为挂门钱的销售者，其目的不外乎降低成本、增加产量、提高效率。这些目标不仅是挂门钱商人的诉求，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在销售者看来，手工挂门钱的生产产量低、效率慢、产品质量不稳定、运输不方便，通过机械化生产满足市场需求更有竞争力。从产业的角度，机械化生产可以制作出品质稳定、供应持续的产品，这是市场化基本的需求标准。手工刻制因为艺人技艺的熟练程度和习性不同，对成品有着明显影响，即便是同一个艺人，前后所做的产品也有差异。以机械化解决手工生产存在的质量不稳定和产量低的问题，进而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盈利是市场化提出来的需求。同时，销售者也希望能有种类繁多的新产品不断上市，以满足消费者对新产品的喜好。所以面对技术变革，市场销售者的态度是积极的，而且是推动技术变革实现的主要力量。

在“非遗”保护的语境下，一提到机器产品，研究者往往想到“标准化”“机械化”“批量化”这类略带否定性的词汇，对待机器生产存在着一种非左即右的认知，认为“机器化生产的产品单一、趋同，缺乏个性，缺少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与这种认识不同的是，现实中机器生产的挂门钱被消费者普遍接受。日本学者菅丰(Yutaka suga)在对中国象山竹根雕的研究中提出，物的“‘美’在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事物的关系中显现，是通过思维被操作的结果，进而对给予其中的事物赋予价值”。在这里给我们思考机器产品为何能够被普遍接受问题的启发是，在生产与消费的环节中主客体建构出了机器挂门钱的“美”感，这就是“新式风格”的出现。

从机器挂门钱的发展中可以发现，与手工刻制相比，当下的生产条件、消费需求已经不同，即使在风格样式上模仿传统形制，机器挂门钱从呈现效果上也不再有所谓的手工味道。但却出现了值得注意的问题，在科技化创新、机械化生产、市场化运作下，一种具有“新式风格”的挂门钱正在形成。这种“新式风格”并不是指某一种具体的风格，而是围绕机器生产的挂门钱所体现出的文化形式。“新式风格”并不只是手工技艺衰微或生产技术变革的结果，而是在多项因素合力下形成的：包括科技创新提供图案设计的可能性，通信技术满足信息交换的瞬息万变，机械化条件产生对精细化生产、生产组织方式改变的需求，挂门钱市场中产品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消费者对挂门钱消费需求的转变等，也就是说“新式风格”是在挂门钱生产与消费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都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不是单一群体来决定，而是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变革、消费需求的变化、劳动力价格的转变等相互作用的变化过程呈现在挂门钱风格上的发展动向。

尽管机器挂门钱所表现出来的“新式风格”还没有被显著地关注，但是在对挂门钱消费的实际考察中已经反映出，“新式风格”近来已经为消费市场所接受，成为有代表性的挂门钱样式，这在挂门钱的发展历史上来说是不可忽视的。在这个技术信息发达、物资供应丰富的时代，消费者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着具有相似风格和使用功能、价格多样、选择多元的手工艺市场，生产者若不求变，终将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消费者对手工艺产品样式、材料的关注，用途的探索，文化的兴趣等消费品位，是在市场发展以及生活方式的变革中逐渐形成的，而传统的手工生产者似乎难以招架住，如果不进行改变，至少跟不上消费的快节奏变化。因此，从产业生存的视角出发，生产者必须借助现代技术的力量，生产出符合现代消费者喜爱的产品。

或许有人会认为在机器印刷的挂门钱冲击下，手工生产的挂门钱将会消失，这是令人悲叹的场景。但是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发现作为村落生计的手工挂门钱生产衰微了，但是作为传统文化的手工挂门钱反而得到提升和弘扬，已经从一种商品变成为遗产、地方特产、艺术品。虽然这是一些小众的行为，但也代表了当下手工艺发展的一种趋势，即走向“专业化”和“艺术化”。作为手工的文化遗产是机器所取代不了的，这正是手工挂门钱被评为遗产的价值所在，也是其得到重点保护和关注的原因。

结 语

以上以山东省郯城县的挂门钱生产变迁为例，从生产、流通、消费的角度对技术变革与传统工艺的关系进行了考察。郯城挂门钱的例子提醒我们，需要从生产、流通、消费的完整过程来思考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变革问题。围绕着技术变革所形成的“新式风格”，虽仍以“传统”的形式现身，实际上是新技术、“传统”和现代消费品位交织的产物。一方面消费者赋予“新式风格”以价值并不断建构着新的消费品位；另一方面技术革新者乐于将新技术与“传统”进行结合，从而创造出更多满足现代消费品位的“新式风格”产品。在当下“非遗”产品的销售市场上，“纯手工制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宗”成为不少商家的宣传口号，也成为吸引消费者购买的动力。与传统的生产方式比较，这些产品中缺少的可能正是“手工”部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现），也就是用机器代替被认为是“落后生产力”的手工和重复性的劳作。在机器产品普遍取代手工制品的当下，当无法分辨时，消费者往往愿意相信其购买的产品就是“纯手工制作”的。“非物质文化是不断地被人类创造出来的文化我们不仅要从保护的侧面进行理解，同时，也必须要从创造的侧面来进行理解”。传统技艺的发展就是在这样断裂与接续的实践中不断创造，从而凸显出绵绵不断的生命力。所以，面对技术变革令手工艺衰微的场景，研究者不应以悲观心态面对它，而应该直面生动的活态实践，超越二元对立的视角，讨论如何利用民间艺术的两种形式，如何在社会中彰显其价值，更好地为构筑民众的幸福生活发挥作用。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艺术与民俗》2019年第2期

照片来源：作者提供

图片来源：原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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