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傅灵犀：摩登想象与土洋之辨：民国时期汽水风俗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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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傅灵犀，1996年生，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都市民俗、休闲文化。本文认为汽水在晚清时期进入中国市场，于民国初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外资企业、民族企业与自制汽水商贩，共同构成了民国汽水行业的初期风貌。20世纪20年代末，可口可乐公司在民国汽水市场逐步确立了独占鳌头的地位。饮用汽水蔚然成风的背后有着丰厚的文化蕴含，体现了人们对闲暇与享乐型消费的追求、对卫生与科技的尊崇，迎合了民国百姓对于西方“摩登生活”的想象，同时呈现出民国时期“土洋之辨”的时代底色，亦彰显了近代中国商人与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思想。

摩登想象与土洋之辨：

民国时期汽水风俗考

傅灵犀

原文发表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民国时期胶东区汽水厂标

摘 要

汽水在晚清时期进入中国市场，于民国初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外资企业、民族企业与自制汽水商贩，共同构成了民国汽水行业的初期风貌。20世纪20年代末，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被可口可乐公司打破，它通过先进的技术和巧妙的营销策略，塑造了高雅的品牌形象，在民国汽水市场逐步确立了独占鳌头的地位。饮用汽水蔚然成风的背后，文化蕴含主要有二：其一，汽水之流行体现了人们对闲暇与享乐型消费的追求、对卫生与科技的尊崇，迎合了民国百姓对于西方“摩登生活”的想象；其二，国产汽水与以可口可乐为代表的外国汽水艰难抗衡，呈现出民国时期“土洋之辨”的时代底色，亦彰显了近代中国商人与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思想。

关键词

汽水；民国时期；摩登；土洋之辨

炎炎夏日，打开一罐冰凉的汽水，享受二氧化碳在口中绽放的感觉，已然成为当代人习焉不察的生活方式。近年来，碳酸饮料被网友赐名为“肥宅快乐水”，这一称谓使得饮用汽水在当代语境下具有了青年亚文化的特质。然而，汽水并非当代产物，它进入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晚清。至于民国时期，男女老少皆凭此消暑休闲，饮用汽水蔚然成风。

中国人对自身饮食文化的反思自古有之，而较为系统的中国饮食文化研究则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饮食史、食俗礼仪方面的著作自此陆续出版。但是，大多饮食研究著作并未对民国时期给予足够关注，譬如有著作将中国食俗二分为古代与现代，而略过中西杂糅、贯穿古今的民国时期。在民国饮食文化这一稍显落寞的领域，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三类：对饮食原料、菜肴及器皿等进行梳理，从饮食习俗的角度透视近代社会风尚变迁，以及对民国时期特定地域的饮食文化进行讨论。然而，目前的民国饮食研究重“食”而轻“饮”，对饮品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茶、酒及咖啡，汽水在中国的滥觞与流变往往被一笔带过。关于汽水风俗背后的文化意蕴，此前的研究则鲜有关注。

事实上，饮用汽水之俗，是我们追溯民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时不容忽视的部分，也是分析民国社会情状时一个值得尝试的立足点。百姓生活习惯乃至精神追求的厘革不仅依靠电灯、汽车等瞩目的事物，看似微不足道的汽水也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推动着中国人通过纷繁观念激烈碰撞的“历史三峡”，尔后迈入现代。那么，汽水在民国时期经历了怎样的变革历程？通过饮用汽水之俗，我们能否看到民国的时代底色？鉴于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是彼时最为活跃的文化舞台，官方与民间、商家与消费者皆在此发声，本文以民国报刊杂志中的广告、新闻、公函及杂文等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尝试对近代中国汽水发展史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民国时期饮用汽水这一风俗背后的意义建构和时代内涵。

一

百花齐放：民国汽水业之初

汽水，在近代中国亦被称作“荷兰水”。据《清稗类钞》记载，“荷兰水即汽水”，是以碳酸气以及果汁等成分制成的饮品。当时的人们习惯把西洋进口的货品以“荷兰”命名，荷兰水的得名只是沿袭这一传统，实际上它并非荷兰人所发明。关于荷兰水进入中国的时间，学界众说纷纭，但我们可以在《格致汇编》上看到，早在1877年，荷兰水已经被介绍到国内，并被介绍为“解暑之物，西人多喜饮之”。光绪十三年（1887年），荷兰水已经出现在上海街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苏州瑞记汽水厂成立，它是中国最早的汽水厂之一。

虽然荷兰水即为汽水，但在晚清时期，“汽水”一词的含义颇多。在《益闻录》刊载的一篇文章中，它被用来指称水蒸气：“流物如水浆之类，荡漾漂浮，即成汽水。”《政艺通报》报道过一则关于美国化学家发明“新制汽水”的新闻，这里的“汽水”则指干冰或与之类似的工业用品。1906年，《中华报》刊登了题为《卖汽水亦仗洋势》的新闻，讲述了商家与顾客在买卖汽水过程中发生口角的经过。由此可见，虽然“汽水”在晚清已有碳酸饮料的含义，但用法尚未固定下来，词义之不确定从侧面反映出饮用汽水之风尚未稳定。

民国初年，与今日意义相同的“汽水”一词逐渐成为报刊杂志中的常客，汽水文化也正是值此之际开始流行。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中，与汽水相关的内容主要有三类，一是汽水厂批示文、纳税文等，二是自制汽水的方法，三是社会各界对于汽水风尚的讨论。汽水既是中外商家在华盈利的方式，也是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追捧的饮品，同时，饮用汽水也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文化现象。

首先来看民国初年汽水厂的情况。自民国初年，各汽水公司陆续注册执照。外资企业有英商正广和洋行、美商怀乐脱克汽水公司、法商康成酒厂、株式会社布引矿泉所等，民族企业则如上海益利汽水厂、八王寺啤酒汽水公司、玉泉山汽水啤酒公司、卫生汽水厂等。在中国汽水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席位的屈臣氏公司本为外商投资经营，后来转让给中国企业家独资经营，成为国产汽水企业。

1915年，汽水已成风靡全国之势，“无论何人莫不用之”。各类汽水陆续注册商标，包括桑子汽水、柠檬汽水、鲜橙汽水等果味汽水，玫瑰花露汽水，以及颇具粤式特色的沙示汽水、忌廉汽水等。汽水生产商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国各大城市出现，各类汽水层出不穷，品质和卫生情况参差不齐。为此，在1916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和《政府公报》皆刊登出汽水营业管理规则以及警察厅的相关布告，批准了香蕉、葡萄、雪梨等口味的近三十种汽水销售。通过官方屡次颁布汽水行业管理规则，足以见得汽水在民国初年受到的欢迎程度之高。

至于自制汽水的方法，自清末民初便有所讨论。1911年，报刊上开始出现自制汽水用于解暑的制作方法，原料为重碳酸钠、稀盐酸、糖浆和冷开水，并呼吁人们大胆创新，例如添加柠檬糖浆、香蕉糖浆以制成柠檬水、香蕉水等。在民国时期，自制汽水的理论与方法在报刊杂志中屡见不鲜，基本方法与清末别无二致。也正是由于自制汽水方法的普及，民国时期的街头巷尾出现了售卖自制汽水的小摊。“洋货”、本土品牌及摊贩自制品，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缤纷绮丽的汽水世界。三者之中，“洋货”占据市场主导，且价格最贵。国产汽水的价格均比同种类的洋商汽水低廉，小摊汽水的售价则又远远低于企业化生产的汽水。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外商品牌所售甜汽水的价格为九角五分到一元不等，如在西餐厅等高档场所则售价更高，国产品牌则为七角五分到八角五分，至于小商贩的售价，“倘若有点认识，或是善于还价的人，一瓶两角钱也就够了，否则要卖三、四角不等”。

由于饮用汽水蔚然成风，鱼目混珠、以次充好的现象随之而来。一些街巷商贩在制作汽水的过程中，用薄荷叶压出汁来代替薄荷油，用脏水、脏冰代替凉开水，这些市场乱象引起了地方卫生局和警方关注，将取缔部分汽水摊位等新闻即时刊登在报。此外，报刊中也不乏针对汽水的测评，专家对各大流行汽水的成分进行提取和检测后，会将检测结果借助媒体公布。社会各界对汽水的关注，进一步印证了它在市民生活中具备重要地位。

在中外企业家积极设立汽水厂、自制汽水小摊同时繁荣发展的背景之下，民国的夏日俨然成为汽水的天堂。尽管外资企业拥有更加先进的技术以及更加充裕的宣传经费，但尚未形成垄断，国产汽水依然有其相当的生存空间。然而，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随着可口可乐逐步深入中国市场而被打破。

二

独占鳌头：可口可乐冲击市场

国产汽水的口味主要包括果味、花露味，这与中国人的传统饮食偏好并不相悖，但甜中带苦的可口可乐对于初识它的中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古怪舶来品。然而，可口可乐最终成功俘获了民国百姓的味蕾，这既是西方国家通过文化渗透打开中国市场的典型，也是近代中国百姓主动拥抱西方文化的表现。

1885年，美国医生约翰·彭伯顿发明出一种新式碳酸饮料Coca-Cola。可口可乐公司成立后，开始部署其“全球战略”，并于20世纪20年代末进入中国市场。可口可乐在中国采取特许经营模式，上海屈臣氏、青岛康乐汽水厂等需从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进口浓缩液与机器，再装瓶经销。由于可口可乐的口感与中国人的传统饮食偏好相去甚远，它在初来乍到的几年里遭受冷遇，有几家特约瓶装厂几乎是赤字运营。然而，短短数年间，可口可乐在中国市场的境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中上层阶级聚餐、宴请和消闲的必备品，也是中下层阶级心目中美好与高雅的象征，拥有了全民认可度。这一变化的背后，既有可口可乐顺势而为的宣传营销策略，也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作为支持。

可口可乐初入中国市场之时，便在媒体宣传中展现出与其他汽水截然不同的定位，强调其为“汽水中之杰出者”“举世无双”，建构着具有世界认可度和高雅感的品牌形象。可口可乐在《申报》刊登的广告插图中屡次出现世界地图元素（如图1），典型配文则为“风行世界七十八国”“全球之上……莫不乐饮”等。这一宣传手段，在“喝可口可乐”与“融入世界潮流”之间建构起关联，暗示了一种更为精致美好的西方物质生活的“幻象”。美味的饮品只是作为可口可乐这一符号的能指，而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才是其所指。

图1 凸显“全球”元素的可口可乐广告

 （1930年10月25日刊登于《申报》）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间，可口可乐在中国的宣传策略呈现出饶有意味的变化。30年代，可口可乐的广告图片以身着长袍马褂的男性为主体，场景往往为环境优雅的餐厅或咖啡厅（如图2）。传统服饰与西式饮料构成的矛盾感，恰恰反映出了可口可乐在当时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它仍是一种尚未被纳入日常生活的舶来品。孙梦诗曾指出，民国商品广告多数以美女形象为表征，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可口可乐的报刊广告中，男性往往是饮用者，女性是隐匿的，或以侍者、陪伴者的形象出现（如图3）。这种性别因素的存在，是由于可口可乐在进入中国市场时采取了以壮气提神为功效的营销策略，迎合了传统中国哲学与中医学的“气”概念。总之，在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它并未试图推广一种全盘西化的饮品风俗，而是将其产品融入到中国传统观念之中。

图2 20世纪30年代可口可乐广告的典型配图

（1930年10月12日刊登于《申报》）

图3 男性作为顾客、女性作为侍者的广告插图

（1930年12月13日刊登于《申报》）

然而到了40年代，可口可乐广告图片中大量出现身着西式服装、风格活泼的人物形象，男性往往身着西装领带，女性则头戴宽檐礼帽等。此外，场景变换为足球场、街边圆桌等场所，不再凸显环境之高雅，而是极力表现一种西式的张扬与闲适（如图4）。可口可乐广告风格的变化，一方面缘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包括民国时期女性身体观念的觉醒以及对西式服装的追捧等，在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可口可乐本身及其所象征的西方文化被广为接受。初期较为保守的广告策略已经转变为对产品市场地位的强势宣告。

图4 20世纪40年代可口可乐广告的典型配图

（1949年8月6日刊登于《大公报（香港）》）

事实上，可口可乐不仅在媒体中被赋予汽水中最为尊贵的地位，它的售价也在证明着这一点。在汽水市场的数次价格变动中，可口可乐始终保持着比其他饮品更为高昂的价格。40年代，一瓶可口可乐的价格相当于一碗牛肉面或两本杂志。即便并无价格优势，可口可乐还是在中国汽水市场逐步斩获众星捧月的地位，这得益于它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

由于采用优质的瓶子、现代化的水处理技术和机械化的运输，可口可乐不久便在与国产汽水的竞争中脱颖而出。1935年，上海市卫生局对夏令饮品进行检验，在二十一种汽水中，仅有可口可乐和当时流行的一种俄国汽水的检测结果合格。可口可乐亦抓住自身的技术优势进行宣传，天津的山海关汽水厂、上海的屈臣氏汽水厂等可口可乐瓶装公司为了向消费者展示其产品清洁卫生，经常邀请各行各业人士免费参观可口可乐生产工厂。随之，人们逐渐克服了最初对可口可乐的抗拒心理，转而肯定甚至夸大其功用。例如《益世报》曾连载数篇名为《关于可口可乐丛谈》的系列文章，认为可口可乐对于人体健康具有意想不到的裨益，并称世界著名医院皆采用它。

正是因为可口可乐品牌深入人心，仿冒品开始出现。20世纪30年代，可口可乐的广告基本都会以“认明瓶样及瓶盖为记，谨防伪品冒充”作为结尾，类似的表述在其他品牌饮品的广告中鲜有出现，这恰恰证明了它在30年代便广受追捧的事实。此外，通过可口可乐广告中屡次出现的“无论何处，均可购得”字样，以及某宴席消耗掉六百打可口可乐、可口可乐脱销等新闻，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民国汽水市场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的这场黑褐色液体的风暴。20世纪40年代，可口可乐逐渐走向独占鳌头的市场地位，自动售卖机正是在此之际首次在中国亮相。1947年，输管会、中央银行及屈臣氏公司从美国进口了四台可口可乐售卖机，仅需向机器中投入一枚铜币，可口可乐便会自动跃出。1948年，上海的可口可乐年销售量已经超过一百万箱，上海成为可口可乐在海外最大的销售市场。

三

摩登想象：汽水文化的现代意蕴

新事物往往孕育着新理念，饮用汽水之风盛行的背后，是民国百姓对闲暇的追求与消费观念的转变，换言之，它蕴含着人们对西方现代生活的想象与模仿。由于民国时期对现代化生活的诉求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民族国家遭遇危机而激发的，其视角往往是自下而上的，相应的各种实践背后皆隐藏着一个先进的他者和一个亟待进步的我者，饮用汽水因而便具有了更新与提升自我、实现“摩登人士”身份认同的象征意义。为进一步迎合人们对摩登生活的想象，诸多中外汽水商家皆以“卫生”“科技”标榜其产品，科技、卫生因而与闲暇、消费共同营造出了一种现代生活的幻象，这种幻象可以被概括为“优雅的享乐”。

（一）闲暇与消费

清末民初，大众化的公共休闲从通商口岸开始兴起，随着工商业深入发展至更为广泛的地区，加之交通、照明等基础设施的优化，到了民国时期，公共休闲之风更盛。民国时期，咖啡厅、茶馆、酒馆等休闲场所鳞次栉比，而其中最受年轻人喜爱的则是专门喝汽水的场所——饮冰室。在戏院、车站、公司乃至招商局等政府部门皆有饮冰室设立，有宛若置身水晶宫的冠生园饮冰室，有“不记金钱在装饰上力求精雅”的易安居饮冰室等。虽然饮冰室、茶馆和咖啡厅在民国时期皆被塑造为高雅场所，但与茶馆之三教九流汇聚、咖啡厅之静谧清幽相比，饮冰室更加适合年轻群体休闲谈乐。到了1940年，上海的饮冰室已然繁荣至“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程度。有的饮冰室刊登广告称营业至12点，建构起了打破传统时间限制、推门即得的现代性空间。

闲暇之风形成需要的不仅是空间，还有时间。民国时期，人们的闲暇时间较之传统社会大大增加，其原因在于机械化生产的引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昔日倚仗人手的工作，如今皆被机械夺去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人们在饮食方面脱离温饱问题的考量，而以精神享受和美好体验为目的，民国时期的人们也在工业文明观念的强势渗透下，对“闲暇”的社会功能形成了更为多元和正面的评价，因为劳动者享有规律性的闲暇是维持生产的必要润滑剂。在此背景之下，各大报刊杂志频频刊登关于闲暇价值的文章，冲击着崇尚克勤克俭的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于是夏日里享受一杯汽水便成为一种再合理不过的休闲方式了。

汽水的流行不仅反映出人们的闲暇的追求，也印证着民国百姓消费观念的空前变化，即走出私人空间、走入公共消费场所进行享乐型消费。1935年的一则社会调查印证了这一点，看电影、看比赛等休闲方式在当地占据了非常高的比例。调查者并未将“喝汽水”列为统计对象，而我们或许可以在此基础上为民国时期的消费图景添上一笔：那些缓步走入电影院的人们手中正握着一瓶冰凉的汽水，观看篮球赛后激动的观众相约在饮冰室聊个尽兴……为什么享乐型消费的兴盛会发生在民国时期呢？这与民国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殊性密不可分。

这一时期，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大量涌入，西方教会、商行、银行等改变着中国都市的物质形态。在更深的层次上，中国人也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牵涉的文化所影响。丹尼尔·贝尔指出，资本主义文化通过把个人从传统束缚和血缘纽带中解脱出来，以获得主观上的“自我实现”，它确立了自我控制规范和延期报偿原则。对应至当时的中国社会，传统的小农经济以及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伦理道德在都市中日益隐去，追求品味与个体化享受的市民文化逐渐生成。正是在这种从自我意愿出发、塑造自身理想形象的愿景之下，民国时期的人们对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热情高涨。在人民消费能力普遍有限的民国时期，汽水作为一种单价相对低廉却能实现身份塑造愿景的产品，其风靡便成为一种必然。

也就是说，真正吸引消费者的，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汽水本身，而在于它在民国时期被赋予的象征意义。在让·波德里亚给予消费的经典定义中，消费不尽然是某个物质产品的流通过程，它也作为一种“文化”，使物品成为交流的普遍中介物。物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都通过这一物质建立起了一个携带着意义和价值的消费空间。

首先，从物与人之间的消费空间来审视民国时期的汽水，人们通过购买汽水，获得的实则为汽水附带的诸多文化符号。1940年，《展望》刊登人们饮用汽水的照片时，配文为“劳苦者的汗·富人的清风：富人们茶室中闲坐终日，汽水，可口可乐，鲜橘汁，是却暑的妙品，多安闲的夏季人生啊！”当汽水被赋予安闲、富有的象征意义，饮用汽水的行为便使得消费者获得了“富人”“闲人”的身份认同，从而获得心理上的舒适感。对于中下层民众而言，他们可以偶尔通过高档汽水消费，虚构出“摩登”“闲暇”“高雅”的现代性体验。

其次，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汽水主要是一种公共空间内的消费行为，人们在饮冰室三五成群，闲坐畅聊的同时品尝汽水。饮冰室中“一批批客人出去，迎新的一对对情侣进来”，这一消费空间亦是备受当时民众欢迎的社交空间。不同饮冰室规格不同，面向的消费群体也有所差异。一部分饮冰室的装修富丽堂皇、幽雅高贵，用于中上层阶级交谈休闲，而另外一些设立于市井街巷的饮冰室则被打造为颇为暧昧的空间。诸多饮冰室在字数精简的广告中强调店内聘用“一呼立诺”的女服务员，甚至会在店铺招牌上标出“特聘平津沪汉美丽女子招待”。事实上，通过雇佣女服务员招徕顾客的饮冰室并非少数，致使文人对此颇具微词，称街头饮冰室的女子招待“搔首弄姿”，“拉袖牵裾”。然而市井百姓作为被照顾和取悦的对象，能够通过饮冰室消费获得心理舒适之感。饮冰室闲适美好的社交环境，穿梭于店中的女侍者，让顾客纷至沓来，多种娱乐、文化、商务活动也在此上演，在微观层面推动着民国百姓社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二）卫生与科技

民国时期，关于汽水的广告、科普文、公文等各类文体中，都会频繁提及卫生问题。例如，饮冰室广告会细致描述餐具消毒、原料遴选及饮品制作的相关细节，强调清洁卫生，政府也对汽水的洁净与否非常重视，多次刊登关于取缔不卫生汽水的报道，小摊上的汽水成为人们格外担忧和呼吁禁止的对象（如图5）。

图5 抵制小摊汽水的宣传画

（1935年刊登于《我的画报》第3期第5页）

汽水领域对卫生的关注，与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兴起了身体改造的话语，这其中包含了民族主义情绪，即从身体层面反思内外交困的中国如何立足于世界，也与现代医学观念在中国的普及密切相关。具体到饮食领域，西方饮食的传入刺激着国人在对比中思考各类饮食的利弊，以“新生活运动”为代表的社会运动则进一步将食品清洁、安全和营养等问题纳入群众日常生活的考量之中。随着西餐、洋酒等广泛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利用营养学等科学理论来分析饮食，过去口弗能言的食品营养与卫生问题成为被理性阐释的对象。汽水作为广受欢迎的饮品，自然成为讨论的热点话题。在1934年初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中，西方的卫生观念作为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方面，得到了政府大力宣传。“新生活运动”的其中一项要求，是“食具须净，食物须洁”，并认为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这六项要求，才是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虽然这一倡导的实效并不显著，但是随处可见的标语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卫生意识，进而促进了人们对汽水卫生的追求。

为此，汽水商家皆宣称他们采用了高科技机器和现代化生产方式，来证明其产品清洁卫生。民国是强调破旧以立新的时代，现代性的达成往往需要对传统进行否认，例如，宣传摩登家居时会强调传统中式家居的雕梁画栋是烦琐无用的，推崇摩登服饰时则称宽大直身的中式造型无法满足女性对时尚和魅力的追求。与之相类似，汽水广告也往往宣称传统方法制作而成的汽水不够洁净安全、口味欠佳，并称新式汽水则通过技术改善了那些问题。当时的汽水广告常常使用“蒸馏”“消毒”“强烈灯光照射”“全部由机器担任”等说法（如图6），它们不仅体现出民国时期人们对卫生的注重，也反映了当时奉技术为神祇的观念。究其原因所在，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一次次通过残忍的方式向中国人证明“坚船利炮”的威力。在民国百姓心中，机器、技术、科学既是他们的痛点，也是他们所认为的摆脱时局困境的关键所在。

图6 以机械化生产过程与精细的消毒过程为卖点的

屈臣氏汽水公司广告

（1935年刊登于《妇人画报》第29期第26页）

《海啸》中刊登有这样一段话：“当我们的世界已经是盛行飞机汽车，听无线电，开香槟，看电影，喝汽水的时代，他们还在那里玩些对巨蛇叩头，恐惧鬼神，喝卡伐，吃活人的奇风异俗！”正如这段话所反映出的，汽水在民国时期被赋予了与原始性相对立的先进性，与野蛮感相对应的文明感。作为一种“优雅的享乐”，汽水为消费者营造出身为“摩登人士”的自我认同感，因此与其说民国时期饮用汽水之风盛行，不如说民国时期蔓延着一种关于摩登的普遍想象。

四

土洋之辨：汽水文化的时代烙印

1934年，某新开张的饮冰室门前有一对联，上联为：“暴日相侵，试问同胞思雪否”，下联为：“炎风是袭，何妨大众饮冰否”。这一对联在招揽顾客之外，亦有一层抗日图存的内涵。其中，暴日的一语双关不言自明，而炎风根据《辞源》则似乎意指正值沦陷时期的东北。类似的表述在民国时期不胜枚举，原本属于休闲领域的汽水，由于其背后巨大的经济价值及象征意义，被纳入了救亡图存的民族话语之中。

民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文化融合、社会变迁最为激烈的时期之一。有学者认为，民国社会对各类文化非常包容，并称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器物、制度和精神层面都“呈现出世界主义的气质”。但是，通过审视民国时期的汽水风俗，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民国时期新鲜事物在不断诞生，器物方面确实具有“世界主义”的意味，但器物背后，孕育着炙热的民族精神。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世界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陆续迈入帝国主义阶段，并以资本输出为主要特征，试图操纵控制中国的社会经济命脉。在血淋淋的武装侵略之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宛如慢性药一般，所涉范围大到铁路煤矿、小到汽水。正如前文所说，在民国时期，外国企业所制汽水的受欢迎程度远在国产汽水之上，“外货汽水，畅销甚烈，国货汽水，绝鲜顾问”。一些爱国人士看到这一现象，深感痛心，于是在各大报刊杂志中奔走呼号，抵制外国汽水（如图7）。

一些知识分子将民族观念与消费文化联系在一起，通过抵制洋货与倡导国货来表达爱国热情，针对汽水领域的崇洋媚外现象进行了平实直白的批评。例如，有人发文号召读者在电影院不要购买外国汽水，如若无法接受国产汽水的味道，“请你们忍耐两个钟头的功夫，万万不至于把你们活活的渴死”。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的措辞非常激烈，批评可口可乐的消费者为“轻视国货的准亡国奴”，认为喝外国汽水就是“喝中华民族一滴滴的血”，呼吁同胞“站起来推翻可口可乐”。

图7《今日画报》呼吁抵制可口可乐

（1948年刊登于《今日画报》第2期第10页）

在民国媒体中，除了上述直白的呼吁之外，有些旨在推崇国货的报道是较为隐晦的，内化于故事或科普中。例如，1928年《上海画报》记述了某采购员向正广和汽水厂分销处购买汽水，因而被部长斥责的故事。这位部长勃然大怒的理由之一，是采购员所购汽水为英商所生产，因此指责该采购员不爱国。再如，1933年的《社会医报》发表了四种汽水品牌的测评结果并称，大家偏爱外资企业正广和生产的汽水，不喜欢国产汽水益利，但实际上益利所含碳酸最多、更加能够促进消化。牙齿放置于可口可乐中数日会溶解的说法，也自民国时期开始流传，1948年的《飞报》便对此有所报道。总之，知识分子通过积极塑造屈臣氏、益利汽水等国货的正面形象，通过或隐或显的方式与外商进行对抗，为保卫民族经济做出努力。

与知识分子倡导国货的风气相呼应，国货汽水企业顽强地发展着。它们在宣传中往往会强调其国货特性，鼓励爱国人士购买。例如，益利汽水厂发文称“本公司夙以提倡实业救国，抵制外货侵略为己任”，并往往在广告中附上一句“海内外爱国同胞驾临一度惠赐品评”，屈臣氏身为可口可乐在华授权商，在广告中强调它本土性的一面，打出“国货汽水业之先进者”的旗号。

汽水“土洋之辨”的背后，是20世纪兴起的“中国人要用中国货”的国货运动。国货运动既是在现实层面反抗经济侵略的手段，也是在精神层面动员民众爱国情绪的阵地，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货运动达到高潮。国货商场中设有专门的国货饮冰室，大量国货汽水厂主动申请加入国货维持会，汽水也被列入《日用国货指南》。由于国货运动与普通消费者喜好物美价廉的消费心理相适应，因而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在此时期，有的外国汽水会伪装成国货汽水来售卖，可见国货运动对汽水方面的媚外倾向产生了一定冲击。

然而也要看到，直至民国末年，外国汽水的优势地位依然没有被颠覆。1948年7月，数家国产汽水公司曾联合向政府呈请禁止进口可口可乐原料，称其在华倾销产品的行为导致国产汽水销路不佳甚至濒临停工，应当“节外汇而维国库”。但是，参议会在两个月后回应称由于中国暂不能获得可口可乐的混合香料，必须依赖进口，因而对于禁止进口可口可乐原料的提议不予实施。这段关于爱国人士抵制可口可乐的抗争经历，也是民国时期整个汽水行业“土洋之辨”历史的缩影：民国时期的国产汽水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存，为争取经济主权做出了巨大努力，然而由于国产汽水企业在资金、技术与经营理念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加之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妥协性，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较强，直至民国末年时国产汽水占据的市场份额依然较小，难以与西方汽水企业抗衡。

通过汽水的发展史，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更宽远意义上的民国史。在中国于20世纪初被迫卷入西方经济体系之后，与外国商品侵入市场同时发生的，是国民积极抵制外国经济侵略而做出的一系列爱国实践，知识分子和民族企业家在这场持久的博弈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尽管直到民国末年，许多民族企业仍被洋商牵制，生存状况艰难依旧，但抗争中激发的民族精神已经随之内化于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心中，爱国运动和进步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五

结语

通过梳理民国报刊与杂志中的相关资料，汽水的发展历程已然浮现。简而言之，在晚清时期，汽水已经出现在中华大地的街头巷尾，但生产尚未形成规模。自民国初年起，各大汽水公司相继成立，果味、花露等各种饮料琳琅满目。外资企业、国产企业与自制汽水商贩，共同构成了民国汽水行业的初期风貌。20世纪20年代末，可口可乐进入中国市场，打破了汽水行业原本“百花齐放”的局面。它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高效的广告投放，在20世纪30年代广受欢迎，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消费市场中占据首屈一指的地位，并将其优势地位一直保持至民国末年。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民国：可口可乐卡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它们醒目的黄色车身上喷绘着红色商标，强势宣告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已经进入古老的中国；推开饮冰室大门，燥热的夏日便被甩在了身后，精美的室内装修、冒泡的橘子汽水、热情的年轻侍者，无不在邀请来客坐下与三五好友享受一个悠闲的下午；街角的冷饮摊旁，人力车夫将一瓶物美价廉的淡绿色荷兰水一饮而尽……从清末到民国时期，汽水对于中国百姓来说，从一种充满陌生感的新鲜事物逐步转变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建构起包括宴请宾客、祛暑消闲等在内的一套日常生活逻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变化具有不平衡性。西风东渐的强度既从东南沿海向内陆城乡递减，也呈现出由租界向华界逐步式微之态。因此，汽水消费情况在不同地域之间、城乡之间皆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乡村有事多饮烧酒，城市多饮黄酒，至啤酒、汽水......”。由于本文主要以报刊杂志为研究材料，而这类纸质媒体聚焦于都市生活，因此关于民国时期乡村的汽水风俗还需日后通过地方志、访谈等方式进行补充。

总体而言，当我们透过汽水一窥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可以看到两方面的文化蕴含。第一，饮用汽水之风盛行的背后，是近代国人对西方现代生活普遍的追求与想象。作为一种以闲暇为前提、以享乐型消费为实现方式的风俗，它为消费者营造出了一种“摩登人士”的身份幻象。商家则利用人们追求清洁卫生、崇尚理性与科学的观念进行产品宣传，将饮用汽水塑造成为一种“优雅的享乐”。此外，汽水文化的“土洋之辨”在民国时期贯穿始终，这既是国产汽水与以可口可乐为代表的外国汽水在经济层面的博弈，也是崇拜西方心理与倡导国货观念之间的反复碰撞。在西方资本输出的重压之下，中国民族企业做出了艰难抵抗，诸多有志之士的爱国思想的火花在此过程之中迸发。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我们正努力在海纳百川的同时守住本土文化认同，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当我们回望近百年以前的中国，那民国汽水所携带的“辛辣”与“甜”，依然能够引起我们源自于民族心性的触动。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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