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郑晓东：古节：晋南稷山县36岁同龄人的节庆再造——兼论其在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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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郑晓东，男，山西运城人，云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现在河北省保定市委工作。指导教师：张多，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认为“36岁同龄人祈福迎春庆典”的节庆再造是晋南地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社区文化内生的应对措施。它发挥人群聚合和社会交往功能，反向推动了“打工潮”，重建了人与自然之间循环路径，稷山民众也借此重塑了节日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价值，表现出其在基层社会建构与治理方面的意义，因此顺应并适当引导乡村社区的节庆再造，发挥其内生的积极作用，是改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文化举措。

古节：晋南稷山县36岁同龄人的节庆再造

——兼论其在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意义

郑晓东 张多

原文发表于

《节日研究》第19辑

主编：王加华

主办：山东大学

出版社：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5月

摘 要

“36岁同龄人祈福迎春庆典”的节庆再造，是晋南地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社区文化内生的应对措施。它在充分应用地方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发挥强大的人群聚合和社会交往功能，通过对传统的再发明，实现对“打工潮”的反向推动，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循环路径的重建。“再次命名”古节的过程中，稷山民众重塑了节日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价值，表现了其在基层社会建构与治理方面的意义。顺应并适当引导乡村社区的节庆再造，发挥其内生的积极作用，是改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文化举措。

关键词

古节；晋南乡村；节庆再造；

礼俗互动；乡村振兴

作为社会生活时间的“节点”，节日穿插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之间，涵纳了民众的综合性民俗实践。从民俗生活的精神文化意义来看，节日具有“非日常”的“神圣性”特征。因此，作为“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节日受到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广泛关注。

在民俗学领域，有关传统节日在当代社会变迁的研究，总体上采取的是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两种分析路径。内部视角着眼于节日本体，针对节日的习俗、过程、流变、地方知识等展开研究，例如季中扬、朱振华等的村落民俗志书写；外部视角则是把节日置于多层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分析节日在生活整体语境中的传承状态和价值功用。这类研究主要是在当代社会变迁语境中观察节日的社会治理功能和传承状态，如张士闪、王加华等的理论研究。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节日研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出兼具内部描写和外部社会网络分析的特点。例如毛巧晖、毛晓帅结合乡村振兴的实际来阐述节日重构的走向。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乡村节日文化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巨大冲击，描述乡民的节庆实践如何应对这种城乡巨变，成为新的学术热点。以往对节日的个案研究大都把节日“对象化”，即将其看作一个相对固定的事象。其实，社区内部的民众（乡民）对生活变化是有敏锐感觉的，能够抓住生活节奏的微妙变化，以此调整社区的节日设计。

基于此，笔者在对晋南稷山县乡村节庆开展田野调查时，将重点放在乡民如何发挥文化调适的主观能动性对传统节庆进行改造上，并发现古节与“36岁祈福仪式”相融合的案例。该案例研究试图回答，乡民如何通过“36岁同龄人祈福迎春庆典”的重新命名，推动节日社交功能适应当代生活，以及这一举措对于乡村振兴背景下应对乡村空心化等现实问题有何启示。

山西省运城市地图

一、“过三十六”植入“时节子”的社会语境

稷山县系山西省运城市下辖县，地处晋、陕、豫三省交界，西近黄河，南靠稷王山，北依吕梁山。稷山因境内稷王山而得名，即“邑以稷山名，以后稷始播百谷于兹也”，系民间信仰繁盛之地。全县下辖稷峰、西社、化峪、翟店、清河五镇，蔡村、太阳两乡，共200个行政村。稷山县地形呈南北高中间低的马鞍状，汾河自西向东横穿县域。

古节，在稷山县民间又称作“时节子”，原本是由正月间的民间社火发展起来的地方性节庆，普遍存在于稷山乡村。“时节子”属于新年年节的配套节庆，常与元宵节前后相继，但也有个别村落如清水庄将其放到农历二月办。2021年，笔者在稷山开展古节田野调查，主要涉及清水庄、高渠村、东庄村、马家巷村、阳史村、西王村、西薛村等7个自然村。

稷山县民间另有一种习俗，即认为36岁是人一生中的重要节点，因而大办36岁生日。这原本与古节没有关联，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村落将原先的古节植入村中36岁人的集体生日庆典，从而改变了古节原本的年节社火内涵。这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节庆变迁?为何36岁集体生日越来越受重视？要解答这一问题，首先还得从稷山县近些年的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变化谈起。

稷山县是中国较早发展农业的地区。进入21世纪，稷山的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仅西社镇，目前就有100余家企业，其中规模以上的煤化工企业有10余家，全镇形成煤焦、化工、冶炼、建材、新材料加工等支柱产业。这些企业为当地民众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打工或做生意，由此改变了稷山原本以务农人口为主的格局。以蔡村乡为例，目前已有外出务工的新型产业工人4000余人，并且形成四个特色行业：“一是以坑东、南埝为主，涉及全乡20个村的2000多人的‘打饼子’队伍，遍及全国20个多个城市；二是以柴村、杨村、大李、小李为主的2000余人的建筑工程行业；三是以杨村、柴村为主的400人在京跑运输队伍；四是以苏州衬布企业为主的200余人的打工队伍。”这种生计模式的变化，带来了村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吴璧村村民张老四说：“因为种地的钱不够一家子的花销，现在是能出去的都出去了，留下老人和孩子在家，老人边种地边带孩子，这样就能拿种地和打工两份钱。”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半耕半工”的农村家庭经济模式。桂华认为：“农民生产方式的分化与收入水平的分化造成了村庄内部的阶层分化，并导致农民生活面相与生活预期上的分化。”这一点也在张老四的言谈中有所体现：“我们1992年结婚那会儿几乎没有听说过谁要出去发展，大家都留在村子里种地，连去西社镇上工作的人也不多。关键是你得有门路才能出去，否则你在外边连站稳脚跟都很困难，现在不一样了……村子里平时很难看见年轻人。”从“在家务农”到“外出务工”，稷山县多数年轻人的生活轨迹在近三十年间有了巨大的变化，这是36岁人集体生日得以兴起的一大背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乡村中人们的日常劳作模式、休闲模式、交往模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使乡民根据既有习俗作出调整，以适应这一变化。那些挣了钱的36岁人，在正月回乡时便借助古节来过集体生日，这实际上促成了可以“称作村庄记忆的全民性文化实践”。

稷山县传统的古节必须依靠村庙来办，而稷山本身就有浓厚的民间信仰氛围，因而民间庙宇极多。作为民间信仰活动的载体，这些庙宇成为本村的“神圣场所”，为诸多民俗活动提供了存续和发展的空间，比如较为重要的古节“时节子”。据张老四描述：“村村都有‘时节子’，就是这个村的传统节日。这一天要放火、唱戏、闹热闹，就是在庙跟前献爷，保佑村子这一年能够丰收，请一些蒲剧名角来唱，还有就是锣鼓队之类的，闹得好了周边村子都会来看。”有的村庙还会主动解释“时节子”“古节”“三十六”的关系，如清水庄新观音庙外墙上的《观音菩萨与村古节》写道：

观音菩萨诞辰为农历二月十九，这是她为人的日子，这天她成了三公主。成道于农历六月十九，是她证得果位的日子。出家于农历九月十九。因此也有她有三个生日之说。

我村将观音菩萨生日农历二月十九定为本村节日，由来已久。每年此时，春暖花开，万物萌生。村民要在节日当天前往观音堂、土地庙、马王庙、行神祠祭拜诸神，祈求风调雨顺，物阜民康。要唱大戏，闹社火。多年来卅六同龄人也来助兴古节，放烟火，唱歌舞。助学慰老，捐物植树，投身公益，回报家乡，极大丰富节日的文化内涵。随着社会的进步，古节将焕发出新的生机。（刘红元撰文，公元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五日立）

古节和“时节子”是同一个节日，村民口头交流，常用“时节子”这一方言概念，古节因为看起来文雅而多出现在书面记录和横幅标语中。虽然古节正逐渐走进社区的日常交流，不过还是有不少村民只知“时节子”而不知古节。

如今，对于“时节子”，稷山县的不少村落都有用“过三十六”取而代之的趋势。比如村民日常寒暄会说：“今年你们村哪天过三十六？”“过三十六”即36岁同龄人的生日祈福庆典，这一日时年36虚岁的同龄人会集体“献爷”。在稷山县民间生活中，这个活动不只是同龄人自己的事情，而且与全体村民息息相关。2021年春节过去不久，新一轮的“过三十六”交相开展，其中以清水庄举办的“36岁同龄人祈福纳祥”“清水庄村传统古节文艺汇演”“清水庄村古节颁奖仪式”较有代表性。通过田野调查，我们对古节和“过三十六”及其关联有了新的认知，对于这个问题，需从古节和“过三十六”的民俗传统说起。

稷山县城市风光

二、“36岁同龄人”在古节前台的展演

传统古节是广泛存在于晋南乡村的村落节日，方言唤作“时节子”，时间一般根据本村主庙的传统来定，多在正月到三月间，尤以正月为主。村村都有自己的“时节子”日子，且尽量避免“相撞”，以免社火戏剧表演时无人捧场。而有无人捧场，恰恰是古节举办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比如，同在西社镇的东庄村和高渠村，“时节子”时间“相撞”后，经济能力不如对方的东庄村就主动调整。东庄村旧称“东社”，与高渠村同属“五社七村”。旧时，这几个村子在每年农历三月十五会共同举办盛大的羲和祭祀仪式。羲和陵庙在东庄村，但随着羲和陵墓、庙宇群的消逝，东庄村在周边“五社七村”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加上村里没有兴旺的产业和各色能人，所以在“时节子”的选定上就需要另作文章。

传统的古节，通常由村庙办庙会、闹社火，包括敬拜神灵，组织秧歌队、高跷队搞文艺汇演，邀请著名蒲剧团演出等，属于村集体筹办。其举办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组织以娱神为目的的社火戏剧表演，祈福本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保佑村民集体顺利平安；二是吸引本村及邻近村落民众，在提供文化娱乐活动的同时，增强村落的影响力，因为当地人的惯常认知是“比谁办得更红火”。

要理解古节变迁的动因，首先要分析其所依存的民间信仰体系。稷山县的民间庙宇大致有四类：一是已被高度遗产化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类一般已经成为旅游景点；二是虽坐落在村落民居之间，并非旅游景点，但也成为文物保护单位；三是新兴中老年居士群体依托村落善款新建的庙宇；四是原庙已毁，今人根据记忆自费恢复的新建筑，这类庙宇数量很多，很多村子甚至有10座以上。一座庙宇的灵验程度决定了该村古节的规模，显然，保存完好、信众广泛的庙宇，拥有更大的祭祀圈和更多资金。过去，稷山数个村落共修一座庙、集体祭祀的现象很普遍，东庄村所在的“五社七村”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村子的“时节子”大都重合或相邻，灵验的庙宇通常会使本村“时节子”更盛大、更热闹。其资金也来自共有的庙产，按照规定好的游神制度进行分配。

村庙和古节的依存关系，从一个反例亦可看出。随着羲和陵庙的毁坏消失，“五社七村”的共祭制度崩溃，这几个村子的“时节子”延续至今，靠的是本村自身资源的组织和供给。这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人气”衰落，古节的社会功能发生变化。过去，“人气”衰落并不会给村落带来严重影响，因为哪怕降低等级，乡民仍需向神灵祈福，年后农闲时段依旧需要一场“热闹”。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电视机、手机的普及丰富了大众娱乐生活方式，村落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拉大，正月间的“时节子”不再是村中唯一的消遣，愿意参与献神祈福和社火表演的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缩小，只有少数几个手头富裕的村落请得起各式各样的鼓乐表演。

2021年农历二月十九（3月31日），清水庄村举办了当年的古节活动。这里的古节非但没有衰败，反而比过去的规模更大。“2021年清水庄古节的花费和社火规模是有明确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整个节庆主体为一整天，请来的蒲剧团提前5天每晚都有表演。整个节庆的核心仪式有祈福纳祥、社火表演、颁奖仪式三部分，其中36岁同龄人的祈福纳祥代替了全村民众的祭拜，也就是说该群体成了全体村民在神灵前的代表。

在同龄人拜庙献神的同时，古节社火表演也于当天早上9点开始。表演大都是本村老少自发组织的，周边村落以及永济、绛州、陕西西安及韩城等周边县市也纷纷选送节目，包括“黄河战鼓”“清河车鼓”“高台花鼓”“绛州锣鼓”“西安舞狮”等各色传统社火项目，以及“背冰”“高跷走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另外还夹杂着本村临时组建的多支表演团的舞乐演出。古节当天上午的“清水庄村2021年传统古节文艺汇演”是五天来各种演出的高潮。这一系列社火表演在本村、周边村落乃至周边县市之间搭建了一个社区交际平台，这在以往限于本村内的古节中是不多见的。

除了社火文艺汇演，清水庄村的这次古节还有一些新的项目，包括“清水庄村36岁同龄人祈福纳祥”“清水庄村36岁同龄人祈福贺岁演唱会”以及“清水庄村2021年古节颁奖仪式”。前一个活动在当天上午举行，后两个活动在当天晚上举办。36岁同龄人在村委会的致辞中被频繁提及：

31名60岁同龄人，29名36岁同龄人，共同参与了这次的庆典活动。他们为学校捐桌椅，价值2万多元，给礼堂捐餐桌60套，价值5万元，上山植树造林，做了好多公益事业，唱大戏，唱歌舞，打篮球，搞文艺汇演，活跃了我们村的文化生活。

为传承传统古节，29名36岁同龄人慷慨解囊、无私奉献，为我村的公益事业增砖添瓦。60岁的同龄人也不甘示弱，举办了我村首届篮球邀请赛，并慰问我村80岁以上老人。在此，村委会代表全体村民为他们举行简短的颁奖仪式。

其中“60岁同龄人”正是24年前开始以“36岁同龄人”的身份参加古节的第一批人，如今代表一个轮回再次出现，并希望延续传统。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以36岁为主的同龄人群体以一个“无私奉献”的形象登上古节的舞台，受到了全体村民的表彰。

36岁同龄人为什么会登上古节的前台？这其实与稷山县乡村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密切相关。如今，古节整个庆典的资金以及筹划办法都来自“36岁同龄人”，而村委会只是给予引导的“中间人角色”。通过对7个村落的调查可见，如今36岁同龄人基本上都成为古节的主导力量。无论新旧、有无名气，村庙都因为过36岁集体生日而再度充满“人气”。例如，稷山县西王村的古节在农历正月十二日举行，官方名称是“西王村36岁同龄人敬神暨迎春祭祀活动”。该活动以西王稷王庙为主，并祭本村关帝庙、娘娘庙、槐仙庙、佛爷庙、观音庙、眼光菩萨庙，对每座庙宇的祭祀都包括叩首、披圣衣、燃香、读皇恩、点花红、鸣炮、点酒、再叩首等程序。以往缺乏灵验传说的小庙断然没有举办盛大祭祀的可能，而现在由于36岁同龄人的加入，原本在古节祭祀圈之外的小庙也被纳入其中。

有关36岁举办祈福仪式的原因，在稷山大致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36岁为“克寿年”，预示着这一年多灾多难，年满36岁的同龄人须在正月期间祈福祛邪，积德行善。第二种说法是，忌讳年龄数字中包含有“九”，有“明九”“暗九”之分。“明九”指49岁以上含有“九”的年龄，如59岁；“暗九”指36岁以上含有“九”的倍数年龄，如36岁、45岁等。稷山有俗语称“明九好防，暗九难躲”，“四九三十六，不死掉块肉”，“三十六”谐音“山上留”，“四十五”谐音“死是吾”，“四十九”谐音“死上柩”，所以这一年不光要穿红背心、红裤衩辟邪保命，还要献神祈福，热闹庆祝。第三种说法认为，36岁正是人降生于世“三轮回”后的“本命年”，处于事业发展的“定型期”，36岁的青年无论走到哪里，都需要回来看看，给自己往后的人生求得保佑。

总的来说，36同龄人祈福活动是一项“有年头”的民俗活动，只不过如今进入了古节的庆典体系，并作为核心仪式而存在。可以说，现在的古节和36岁祈福实则已经融合为一个节日。鉴于古节和36岁祈福分别代表集体和个人两种价值取向——前者是维系村落认同的重要平台，后者是保证自己平安度过36岁的人生大事，所以这两者的结合意味着村落集体正在动用新的个人力量来维系整体认同。

三、节日再命名：

公共性和公益性的价值重构

刘铁梁认为，“民俗指明了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根本视角，这就是要求通过民俗来观察一定地域和人群的生活……民俗的传承与变迁从来都是与具体的人群、个人连接在一起，同时又与时代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因此，以36岁同龄人为主角的古节，有机地将两种民俗传统融合在一起，显示了乡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努力。这种文化调适所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偶发的捐赠仪式、重构新的熟人社区、民间信仰的民俗化三个方面。

(一)偶发的捐赠仪式

“1999年以前，村民们到了36岁，也进行祈福。”对于马家巷来说，1999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当年，村委会计划在“时节子”正月二十三大闹一次，在村里组织了十几支秧歌队、高跷队，还想请蒲剧团来唱一场。18位准备按习俗祈福的36岁村民听说了此事，决定“凑个份子，请个大乐队来表演，夜里还要拜关公、放烟火，给大伙祈福要搞得好一点”。36岁村民请乐队的打算很快传到村委会，“以前村民过36岁祈福，村里头是不插手的，但我们总觉得这有一点资源上的浪费”。村委会主任很快找到领头人谈自己的想法，提出村里缺少乐器，总要向别村借的现状，于是建议36岁村民换个法子，把乐器买回来自己组织演奏，等用完了再捐到村里。这件事情最初遇到了一些阻力，不过村委会挨个做工作后，决定“钱由36岁村民自己拿着，自己来操办买乐器的事，不过事后捐给村里，就算是给村里做好事了，到时候村委会出面，给大家来个感谢捐赠的颁奖仪式”。

1999年这次偶然事件，此后竟在村子里延续了下来。2000年，20位36岁村民给本村小学捐赠200套组合式课桌，代替原先自备的打满“补丁”的桌椅。2010年，在一位上大学时受到村里资助的36岁村民的带领下，本村成立了助学基金。此后，36岁同龄人每年向助学基金捐献资金，帮助了本村数十位大学生。2013年，36岁村民资助村里建了一所农科培训所。以往村里请专家来开讲座，村民总是很热情，建立农科培训所，可谓雪中送炭。村民们都把这个捐赠仪式视作古已有之的“惯例”，以至于现在几乎没有人会追问这个捐赠仪式的兴起者、兴办时间。“每年都是这个样子嘛，谁今年36就挨着他来办了，没有为什么，咱们这里就兴下这样，毕竟是给村里办好事嘛，人不能光顾着自个儿。”每年“给村里做好事”的36岁村民都会拿到村委会颁发的一张“无私奉献”证书，这张证书成为联系36岁村民和村集体的纽带，既在道德意义上为36岁村民从幕后走向前台提供了渠道，也为古节被“再命名”为“36岁同龄人祈福迎春庆典”提供了条件。捐赠的财物也被进一步利用，并在三个方面推动了该节庆的变化：一是它正迎合了36岁希望平安度过“克寿年”“殉头年”的需求；二是“捐赠”巧妙地将本用于演艺的花费转化为“做好事”的善举并有所拓展；三是在这场仪式背后，一个新的熟人社区交际场和乡村礼俗文化实践平台正在悄然重建。

(二)重构新的熟人社区

随着城市化背景下大量外出务工人员的出现，村落的社会交往、文化传统以及乡民对生活的预期等都受到影响，当下的村落已多少偏离了费孝通所谓的“熟人社会”这一定位，“半熟人社会”“无主体熟人社会”等概念相继出现。但是，以“过三十六”为核心的古节，却体现出不同的面相。

因为36岁人的加入，稷山的村落正在自发地尝试重建熟人社区的交际场。从上述案例可见，乡民善于调动传统民俗事象来应对城市化的冲击，如以一场独特的捐赠仪式赋予36岁同龄人群体以新的仪式体验。这个过程包含多方主体的积极互动，集中体现了乡民们在村落重构中的文化实践。其意义在于：一方面，虽然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导致以36岁群体为代表的青年与传统村落的人际关系日渐疏远，但作为日后村落共同体建设的主要力量，他们在此获得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另一方面，36岁祈福活动与古节融合，为村落社区人际关系的弥合提供了新手段。根据36岁是人生“三轮回”后“定型期”的民间说法，稷山乡村乡民常认为无论在外闯荡是否成功，一到36岁，青年都得回家乡一趟，如果在外事业不顺，就趁机回乡发展。这也是古节融合同龄人生日庆典的一个重要背景。可以说，36岁同龄人祈福本身，是利用传统乡土社会的民俗和观念进行节日重构的过程，对于乡村文化治理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根据7个村落的调查，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带头捐献的36岁人多是移居城市或者经常外出工作的“游子”,包括商人、事业单位人员、公务员、运输车司机、工人等，他们拥有更多财富，并希望自己在老家有好的名声和影响力。在对村落的“捐献”中，贫富之间的矛盾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当然，也经常会有一些“掐后腰子”（给予资金保底）的村民。“其他同龄人只要每人攒1000元，剩下的一切花费由人家承包，不管多少万，只管请人来表演”,也就是一般“掐后腰子”者的花费要超过其他所有人的总和，相应地他就会成为该村声名远扬的能人，其事迹会口口相传，数年不息。另外，捐献还与民间信仰相勾连。一位报道人曾说：“在我看来，36就是一个要出出血的时候，有钱的人要在这时候花钱‘献爷’求平安，保佑自己健康，然后更富贵。没钱的也要尽力参加，因为36还是一个转折点，过了今年，有的人发财，有的人倒遭，谁能说得准呢。你这个时候舍不得花钱，倒遭的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那些这个时候还抠抠搜搜的人，我们也是瞧不起的。”归根到底，同龄人的捐献最终会用于本次的神灵祈福、文艺演出和公共事业建设，所有同龄人都对村落有贡献，由此才作为一股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力量受各方青睐。总之，“36岁同龄人祈福迎春庆典”是青年群体重新建立人际链接的契机。青年群体在外工作获得了财富，村委会希望这批强力群体参与村落共同体建设，不希望他们完全游离于村落之外。

古节中的社火表演也是方便同年龄人交流的重要活动。36岁同龄人参演的花鼓、鼓车等是每年的保留节目，在排练的过程中，“作为身体经验和身体记忆的个人叙事，对于人们体会民俗传统的意义和价值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2021年农历正月十四（2月25日）晚，阳史村北甲关帝庙前锣鼓喧天，本村有社火表演经验的老年人带领村中一众男青年表演“拉鼓车”式的锣鼓。这是每年村落庆典必有的内容，由当地“拉鼓车”的民俗演艺形式发展而来，不过现在多用汽车代替驴车来拉大鼓，一般每组一人敲鼓，数人打锣，以能在高速行进中表演而为人称道。其打法富有节奏，并在锣、鼓两种乐器的互动中有所变化，如今已内化成一种身体记忆，嵌在村民的生命体验当中。在老手的带领下，整个表演队很容易进人状态，表演效果震撼人心。这也是36岁同龄男青年需要排练和表演的内容。这项活动需要选出一到三位能够服众的大鼓手来掌控整体结构，并通过不断的演奏，实现锣手对鼓点的规律承接。正是在这种深度的合作交流里，人与人之间互相探知对方的性情，为日后可能的交际打好基础。这种合作模式在历年庆典活动中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且已经不限于同龄人之间。2016年，阳史村正月十五的36岁、49岁庆典上只有军乐队的程式化表演，且文艺晚会上多是传媒公司的老套节目。到了2021年，庆典的组织者特意将文艺表演提前到正月十四，并在关帝庙前举行，有舞蹈基础的女青年带领村中妇女跳秧歌和花鼓舞，这也是36岁同龄女青年学习的内容；12岁的孩子则融合军乐表演和花鼓舞来表演自己的节目；更有村民以特有的民俗演艺形式排练了闹新婚、土特产与大老板等主题的小戏。以上节目在庆典当天夜晚轮番上演。这种自导自演的演艺活动，成为各年龄段争相参与的活动，为村民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往日的交际模式。

(三)乡村礼俗实践：民间信仰的民俗化

张祝平指出，“民间信仰民俗化”是“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转化创新的基本政策取向”。稷山县乡村的“36岁同龄人祈福迎春庆典”，恰好体现了民间信仰民俗化的实践。

首先，民间信仰中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被发掘，诸如孝、义、忠、勇、公等民间价值观就在祈福仪式的过程中得到了有力表述。西王村在7座村庙中选择稷王庙作为主庙，并将其安排在仪式的头尾，作为价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后稷作为“中华农耕人文始祖”，充分体现了“天下为公”的精神农业兴盛的追求，这在其祭祀祝词中也有所体现。阳史村选择的主庙是关帝庙，这在当地更有普遍性。与之类似的还有三义庙或三结义庙，以刘关张的历史故事为蓝本的讲述，符合当下生活实际的精神表述。在仪式场合，长者在宣读祝词时常常从奉献国家、回报家乡、拼搏奋斗等层面出发，表达自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从而以国家礼仪正统自立，获得祝福的权威。

其次，民间信仰的民俗化，更好地满足了民众精神需求。传统的36岁祈福仪式乃是基于本命年和克寿年的认知。具体来说，就是为乡民的生活期望提供了一个表达渠道，用集体的力量赋予个体更多积极的暗示和实际的帮助。作为重要的节日要素，这个仪式也被新古节继承，使民众能更积极地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

再次，民间信仰被转化为村落共同记忆的“小历史”，并为独特的民俗载体所承接。例如，“水陆神”的重新展出，便是西薛村的创造性实践。过去每逢正月十五“栽灯”“放火”“唱戏”“闹元宵”，都要悬挂“水陆神”，供人们瞻仰，借助各方水陆神仙向大众进行“德孝”文化宣传教育。1949年之后，“水陆神”成为文物，被博物馆收藏。2016年，西薛村36岁同龄人“为弘扬发展‘善做魂’‘诚立身’‘孝当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地复制了“水陆神”中的一套“十殿闫君”，置于村广场走廊展出，历史的连续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修复。类似的例子还有小阳村的稷王、姜源叙事。小阳村村民广泛搜集有关后稷、姜源的神话传说，将文本和图像绘于村中各处墙壁，作为稷王庙和姜源庙祭祀仪式的补充，由此稷王和姜源的美德在村落中便获得了的新传播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知识分子发挥了很大作用，还与村落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动相关联。

最后，将民间信仰作为一种非制度性安排，内化于村落社区的治理之中，成为一种中国传统社会“礼俗互动”机制的延续，体现出“民间微政治”的集体智慧。“村庄是一个主动回应城市化冲击的主体，其中绝大多数村庄不会即刻消失，而是要经历村庄变迁与再造的过程。”在这里，城市化作为外部力量利用了民间信仰的民俗化来应对村落人口流动和阶层分化所带来的变化，重塑了新的“村落文化边界”，为村落的文化认同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机制。

当36岁同龄人为村落、全体村民以及自己祈福时，村庙和民间信仰的庆典就被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资源，发挥着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文化纽带功能，使得36岁群体从幕后走向前台有了文化和道德意义上的合理性。此处的祈福行为已经带有考验性质，是对36岁村民的一次大考，只有经过这个“通过仪式”，其才能真正成为成年人，以及村落的永久成员。祈福行为兼具人生礼仪和岁时节日双重性质，实现了个体人生与村落治理的有效结合。

“36岁同龄人祈福迎春庆典”还与春节、元宵节、二月二等传统节日融合，进一步获得其所赋予的传统性和合法性，而同龄人的参与又使原本的庙会更加盛大或创生出原本没有的节日庆典。阳史村将正月十七的古节置于春节和元宵节的传统节日体系中，依托同龄人群体提供的充足资金，创设迎新春、庆元宵、保平安三位一体的话语表述，并在此基础上举办由村委会支持、36岁同龄人出资、全体村民共享的元宵节文艺晚会，在保持节日“神圣性”的同时，以36岁同龄人为中心整合了全村的社交关系网络，搭建了一个全面、完善的节日社交平台。

余论：乡村振兴进程中晋南乡村的文化选择

2018年发布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设独立篇章强调“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包括“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等一系列旨在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的具体规划。同时，作为“五个振兴”之一的“乡村文化振兴”理应放到乡村整体环境中去考量。

随着城市化、市场化的推进，乡村文化面临着城市文化的外部冲击、内部的自我怀疑困境，传统的“文化下乡”手段难以解决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价值困境、现状困境、主体困境、治理困境”等诸多现实问题，乡村振兴内动力的发掘成为当务之急。唯有直面农民流动的乡村社会常态，因地制宜地将处于流动状态的青壮年重新纳入乡村文化建设当中，才能缓解留守群体对自我价值观的怀疑和否定。

“36岁同龄人祈福迎春庆典”的节庆再造，正是乡村文化内生的应对措施。它在充分应用地方民俗文化的基础上，通过节庆再造，实现对“打工潮”的反向推动。经过重塑的节日，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价值，体现出其在基层社会建构与治理方面的意义。首先，新古节精准地锚定36岁这一年龄节点，并通过它推动了整个青年群体逐年参与乡村礼俗公共文化建设，从而弥补了乡村重要主体的缺失。其次，新古节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导向，意味着其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活动具有强大的人群聚合和社会交往功能，并在其中传导以“做好事”为中心的新时代礼俗文化体系，促使全年龄段的村民在亲身参与和历年强化之后形成深刻的文化认同。最后，村委会在其中扮演的不是自上而下的“改造者”角色，而是因势利导的“引导者”角色，并对古节进行恰当、积极干预，尽量保持民众主体的高参与度，将节日交还给村民。

对稷山县或晋南乡村来说，36岁这个年龄的节点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也是各个村落社区共同作出的文化选择。乡村振兴的话语，在村委会的宣讲声中以更日常的形式进入了民众的生活。可以预见，在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语境中，稷山县新古节的作用将更加凸显。2019年以来，涌现出一种新的捐款趋势，即捐款名单上新出现了1～12岁孩子的名字，其后附有孩子父亲的名字。“给村里做好事”是一股动力，村民整体上愿意参加这个起初只有36岁同龄人参加的祈福迎春庆典，由此带来越发盛大的祈福庆典仪式以及公益性的新变化。比如，老年人协会作为代表出现在文艺晚会的主席台上，是近年来公益性建设向老年人倾斜的表现之一。捐助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和关爱老人献爱心成了做好事的新风尚。将来，村落社区里一代代疏离的年轻人或许能在这里寻找到群体的纽带。

面对乡村空心化，乡民们没有无动于衷，而是积极应对。外出务工获得的财富，足以支撑他们完成一场祭拜、一出戏剧和一次捐献。回顾36岁同龄人群体在节庆台前持续了20余年的展演，其背后最重要的保障来源于进城务工带来的经济改善。所以，古节的再造其实是村落社区依托传统文化和城市化两股力量，对时代变化作出的适应性调整。

古节带来的变化还体现在通过民俗塑造新生活。“36岁祈福”与古节的民俗传统通过民间信仰这一交会点实现了融合转化从而“发挥作用”，并得到了村落社区“局内人”的认可和实践。正是这种民俗节日内在生命力和社区的文化选择，为乡村提供了应对巨变的缓冲时间和渠道。所以，顺应并适当引导乡村社区节日的变化，发挥其内生的积极作用，是改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也应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文化举措。

新古节只是村落民俗文化变化的一个阶段，在近二十年来的发展中不断完善。但作为主要参与者的36岁村民，在未来社会发展中还会发生变化，并不是稳固的。因此，未来的节日研究也应该不断跟踪这些微观变化。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节日研究》2022年第1辑

图片来源：原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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