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赵洪娟：中国西北地区燎疳习俗之祆教因素探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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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推介

赵洪娟，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青岛市拔尖人才，山东省青创人才引育计划团队负责人,主要从事丝路文化、典籍外译、中西文化交流传播研究。汉代丝路开通之后，中国与波斯、粟特等西域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极为频繁密切，本文通过分析西北地区正月二十三日的燎疳习俗，揭示其与始自中古且持续至今的伊朗跳火节不论从节庆时间、参与人员、仪式内容，还是从习俗意义方面来看二者都极为相似，作者从民俗学、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发现文化交流对节俗发展变化的影响必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西北地区燎疳习俗

之祆教因素探原

赵洪娟

原文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

2019 年第 6 期

摘要

汉代丝路开通之后，中国与波斯、粟特等西域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极为频繁密切。在中国的物产、文化向西输出的同时，西域的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宗教及其他文化对中国社会生活亦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西北地区正月二十三日的燎疳习俗，与始自中古且持续至今的伊朗跳火节不论从节庆时间、参与人员、仪式内容，还是从习俗意义方面来看二者都极为相似。从民俗学、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发现文化交流对节俗发展变化的影响必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西北；燎疳节；祆教；跳火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西域宗教、文化对中国民众的生活习俗及社会文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波斯文化的影响尤为明显。波斯萨珊王朝和中国在文化和贸易方面的往来极为频繁密切，纵使萨珊王朝灭亡之后，其文化习俗亦在很长时间内对中国、阿拉伯和其他国家具有一定意义。本文从西北地区正月的跳火燎疳习俗入手，以闽南粤北地区的跳火群仪式为佐证，通过将燎疳节与伊朗具有祆教传统的跳火节在仪式形式、日期、功能等方面的对比，探讨中国西北地区燎疳习俗的祆教因素。

一、燎疳疳，大吉大利一年年

——西北地区跳火燎疳节

每年的正月二十三，开春之际，西北的宁夏、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山西西部等地区的部分县区都举行燎疳仪式。此仪式的具体形式为在此节庆之日，各家各户均在门口燃起火堆，然后一家人争相从火堆上跳过，不会走路的婴幼儿也会由大人怀抱着，在火堆上跳上几个来回。有些地　区即便是上了年岁腿脚不便的老人也尽量让自己在火堆上迈一下，以示自己燎疳了。

关于燎疳的形式，各地略有差异，但燎疳的意义内涵，各地区基本一致。燎，主要指放火、烧、烤之意，如《毛亨注疏》曰“燎，放火也”，《广雅疏证》则记“焚燎，烧也”，《后汉书》中“光武对灶燎衣”则表示了燎的“烘烤”之义。而疳，一般多指疳积，是一种小儿常见疾病。宋代刘昉的《幼幼新书》云：“有小儿中疳积候。面带青黃色，身瘦肚膨胀，头发立，浑身或热，肚中微痛”，此外，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亦有所记述：“疳皆脾胃病，亡津液之所作也”，而《本草纲目》则给出了治疗疳积的方法：“治小儿疳积腹大，黄瘦骨立，头生疮结如麦穗。用立秋后大蛤蟆，去首、足、肠，以清油涂之，阴阳瓦炙熟食之，积秽自下”。因此，燎疳字面之意为燎去疳积之病，多指幼儿疾病。而疳积之所以会在西北一带流行则是因为贫瘠的黄土高原在衣食不济的年代，幼儿非常容易感染疳积，其大多是因为断奶后饮食失调，脾胃损伤或虫积所致，所以当地民众就用燎疳之仪来消除疾病。

燎疳节礼历史悠久，后来随着时间推移，燎疳的意义功能有所拓展，对此史料多有记载。清代《平凉县志》记载：“二十三日夕，剪纸人刺孔遍身，当门焚草，子女皆绕火跳越，已而，人曰燎疳”，如《灵州新志》则曰：“廿三夕，人家堆蒺藜于门外，以火焚之，撮以盐，老幼相跳越名曰燎疳，既而扬其太名六谷花，以占丰年”。据此知，二十三日傍晚，老幼皆从火堆上跳过称为燎疳，意即只要谁跳过这火堆，其过去一年的疾病、灾厄都将一并被燎去，新的一年将好运连连。因此人们在燎疳时会一边跳一边唱“燎疳疳，大吉大利一年年，不生病，不害病，州府县里挣钱钱”，“燎啥呢？燎疳呢！燎好了？燎好了！”“燎疳疳，大吉大利一年年，不生疮，不流泪，当了新娘穿绸缎……”但跳过火堆之后，其仪式并未结束，而是继续用火花熄灭后被扬起的灰烬，即“六谷花”进行今年的粮食丰收占卜。扬六谷花主要是用铁锨等工具将灰烬高高扬起，然后根据火花形状来判断丰收粮食的种类，如果火花细腻而均匀则代表谷子丰收，火花又大又圆即是大豆丰收，但如果火花粗而有棱角则是荞麦丰收的预兆。关于根据六谷花占卜农事的习俗，《豫旺县志》有完全相同的记载。其他县区各地情况也大致相同，但略有差异，如甘肃灵台县是根据燃烧过后的火堆中的五谷杂粮颗粒的多寡来判断收成情况，《重修灵台县志》有详细记载，曰：“二十三日，家家门前放柴火，其焰愈高愈佳，谓之燎疳，并于灰烬余堆内，次晨寻验五谷杂粮，以占当年收成。若某谷之颗粒多者，当年某谷即收成”。

后到民国时期，燎疳时人们便往火堆中撒盐、纸炮或蒜辫子等物以通过其响声来增加驱疾力度，如《朔方道志31卷》记载：“二十三夕，家户堆蒺藜于门外以火焚之，撒以盐，老幼越跳名曰燎疳，既而扬其灰名曰六谷花，以占丰年”。据笔者调查现在宁夏灵武、隆德，甘肃庆阳等诸多地方仍沿袭此俗。

另外，在宁夏隆德和甘肃平凉等地还流行燎疳时节剪纸人之俗，所剪纸人被称为燎疳娃娃，疳娃娃在燎疳时被投入火堆中，意味着疳娃娃被火烧尽后人们的灾难也被一并带走了。彭金山认为这是一种转嫁巫术，将疾病、灾祸转嫁到了疳娃娃身上，随着疳娃娃的化灭，人自身的病灾也被消除了。对此，史料中亦有所记载，《民国平凉县志》记：“二十三日夜，剪纸人，剌孔遍其身，煨火当门，子女皆绕火跳越之，已而焚纸人其上，曰燎疳”，而陕西《山阳县志12卷》则有“二十三日，以黃纸疳人贴于门首名曰散疳，午后以灰围撒庄院场圃，名曰积谷囤”的记载。关于散疳，实则是燎疳节庆的一部分，在陕西华阴，二十三日这天将谷秸分置门旁，叫“散疳”；而在合水县、庆阳县，二十三日白天在院子内撒谷草为散疳，实际上无论是将黄纸疳人贴在门口，还是在门旁或院内放置、撒放谷秸，其目的都是借自家门户进行防御灾祸疾病。

再者，当地民众认为燎疳之火具有无限魔力和神圣性，任何东西只要在火上燎过便能去秽转新，同时具有驱除邪恶的法力。如在陇东一带，妇女们把自己常用的剪刀、菜刀、锅铲之类的家伙什儿都放在火堆上燎一燎，燎过之后便会认为自己今后一年的家务活会做得更加灵活顺手。而在有些地区，人们会从燎疳的火堆中扒拉出几个被火烧烤过的土块放在窗口、门口以驱除不吉祥之物在庆阳合水县，还会用土块夹起火星甩的远远的，这样可以一年不害眼病，也不会受五毒的伤害。由此可见，人们对燎疳之火的巨大功能无限的信仰、敬畏。

但此处需指出，燎疳之俗不同于古代传说中帝王烧柴祭天的“郊祭”之礼，需区别开来。丁山在其《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中指出“每年除夕之夜，民间祭天，辄焚芝麻杆一束于庭中，以为升天梯的象征”，“束茅为藉以象征上帝，这种宗教仪式的发端，至晚不能迟于殷商中期武丁以后”，且不说仅靠丁山一家之言来判断“束茅为藉以象征上帝……不能迟于殷商中期武丁以后”这种说法是否可靠，这种焚烧仪式与西北燎疳之俗在仪式时间、形式、举行区域以及含义方面均不相同，二者需作辨别，不可混淆。

综上可知，在每年的正月二十三日，冬去春来，季节转换之时，西北地区的某些县市都要举行跳火燎疳仪式，燎疳一方面具有袪病迎福的心灵祈盼之意，另一方面又有根据灰烬形状进行粮食丰欠占卜的习俗，驱恶迎新，燎疳结束了，代表年真正过完了，新的一个耕作生活周期正式开始了。正如弗雷泽所言，就定期普遍驱邪这一方式而言，前一次和后一次两次仪式之间的间隔通常是一年，而举行仪式的时间一般又和季节的某种转变恰好一致，但不论在一年的哪个季节举行，普遍驱邪总是标志着新的一年的开始。

二、波斯跳火节

——远在西域的燎疳节

在遥远的中亚伊朗，冬去春来之时亦要举行与中国西北地区燎疳仪式极为相似的跳火节。一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三为伊朗的跳火节，庆贺此节时大人小孩均从火堆上跳过，以祈盼火的光亮能带走疾病、灾难，带来幸福、美好。此跳火节是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节日，琐罗亚斯德教是阿契美尼德时期的波斯国教，奉阿胡拉马自达为最高神祗，崇尚日月光水火，尤其尚火，认为教徒可以通过火与最高神进行交流，因此又被称为拜火教，祆教是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中国称呼。

跳火节在波斯被伊斯兰化之前便已存在，但其庆贺时间和方式与现在多有不同。在伊斯兰文化中，周三代表不幸多灾的一天。波斯人为了保留其原先的拜火信仰，即敬火习俗，阿拉伯人为了借助祆教所信仰火之神力来消除周三之不幸，平稳渡过周三，两种文化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融合、妥协，形成了每年最后一个周的周三举行跳火节的习俗。对祆教徒而言，跳火节习俗是其为保证崇火信仰习俗的延续而在形式上做出的巨大让步、改变。因祆教认为火、水、土、空气均是神圣的，这是自然界中四种最主要的物质，而在这四种物质中火是首位重要之物，因为它是神圣纯洁不可污染的，火因此被奉为至尊。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古时期祆教徒应该不会在大街上随意点燃火堆并进行跨越。所以说跳火节俗是具有一定伊斯兰教影响的祆教习俗。

虽说祆教徒的崇火节庆在伊斯兰化后形式有所改变，形成了现在这种形式的跳火节，但核心形式得以保留。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认为一年的最后十天应该准备丰盛菜肴进行庆祝，他们认为人类保护神以及逝去的祖先会在这段时间回家团聚，这十天的节日活动主要是为了庆祝火及人类的创造出现。在萨珊王朝时期，祆教徒在庆贺崇火节时要对其房屋进行开春大清扫，同时在屋顶燃起火堆，人形或动物形状的泥塑亦被放在屋顶。时至今日，祆教徒仍然保有此习俗。

伊朗人在跳火节时还要进行各种占卜、预测活动。如“偷听某人的好运”，即在跳火节这天燃起火堆后站在某个角落或墙后，偷听过路者的谈话。如果听到积极、美好的谈话内容，人们就坚信他们的愿望将会实现，好运将会到来。还有一习俗就是将代表邪恶之兆的煤块、罪恶之眼的盐末以及表示贫穷之意的小硬币装在一个土罐子中，并将罐子举过头顶，在家庭成员中依次传过，最后由一人从屋顶将其扔到路上，意味着恶运、邪恶之眼、贫穷从家中被扔丢出去。

此外，跳火节时富人、穷人均可聚集在一起，祈盼新一年的吉祥好运，在火堆燃起的这一时刻，等级、礼节、生疏、隔阂一切都被化解；同时人们认为人从火上跳过之后，亲戚、朋友间的嫌隙与不和将会被一并清除，一笔勾销。

今日此仪式举行时一般也是由民众从当地捡拾的柴火堆积成堆后点燃，人们在燃起的火堆前一边跳一边唱：“你炙热的火红属于我，我虚弱的黄色苍白属于你”。跳火节之所以能如此隆重、久远地流传，一是因为当地民众认为跳过火堆希望就会实现，二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对传统的一种记忆。

对比中国西北地区的燎疳节和伊朗的跳火节会发现，首先，二者均在季节转换、冬去春来、万物新生之时节举行，即两节日仪式日期大致相同；其次，二者均是将捡拾来的麦秸、柴禾在门外或街上堆积，点上火后人人从火堆上跳过，代表灾难疾病被驱除，好运到来，即仪式意义相同；再次，二者均有占卜之俗，燎疳节用扬起的灰烬火花所成形状来预测丰收粮食的种类，伊朗跳火节时则用“偷听某人好运”来预测自己的运程，即仪式功能类似。总之，二者均认为火具有无限魔力，能驱除疾病、邪恶，跳过火堆即可修复亲人朋友的不和关系，在火上烤过的东西均会变得吉祥完美。

一个是流行于宁夏、甘肃、陕西、山西等地部分地区的区域性节日，一个是始自萨珊波斯祆教传统的伊朗全国性节日，两个相隔千万里的节庆在日期、仪式、节俗意义、节俗功能等方面的极大一致性想必并非偶然现象。但这是两个独自产生于各自国家、各自地区的节庆，还是一方节俗受另一方影响而形成？因燎疳节仅限于西北各省交界之处的某些县区，并不具有全省或大区域的普遍性，10世纪之前的史料少有记载，而伊朗跳火节则是具有祆教传统的全国性节日，始于萨珊王朝时期。因此，燎疳节不太可能西传进入域外之地影响伊朗，使其产生全国性的跳火节习俗。那反之，燎疳节跳火、崇火的信仰习俗是否具有祆教的因素呢？燎疳节是否受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波斯人宗教习俗的影响，具有域外渊源呢？此问题的解答想必要从波斯沿丝绸之路与中国民众在经济贸易、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谈起。

三、陆路丝绸之路与

波斯宗教文化入华

圈画处为西北地区燎疳节县市

中国自古以来就与西域往来密切。中国丝织品在公元前就已经由波斯输送到希腊、罗马，波斯是横贯欧亚大陆的要塞之地，是中国与欧洲和西亚贸易的周转中心。关于中国和西域的交往，班固《汉书》最早有记：“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自此开启了两地交往之路。汉时亦有安息侍子带领大批随从定居中土，有西安出土的安令节墓志铭记：“线武威姑臧，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享洛，故今为豳州官禄人也”。而自北魏至西魏废帝二年波斯十多次派使团出访中国，除官方互派遣使外，波斯、粟特等西域之地同中国的民间贸易、迁徙之事亦极为兴盛，极大促进了两地经济文化交流。据《册府元龟》载自唐贞观至天宝年间，波斯遣使入唐的次数多达20余次，唐代长安居住有大量波斯人，而“西市波斯胡”则指波斯祆教徒。

除陆路外，自海路到达中国的波斯、粟特等地商贸使团更是络绎不绝，东晋安帝时已是“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南朝时“广州刺使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说明当时广州作为进出港口，贸易往来非常忙碌，刺使一职多有利可图。唐时，元开《唐大和尚东征传》中记载广东“有婆罗门、波斯、崑仑山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过、大师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宋代以降，随着陆上丝路的衰微，海上丝路的发展，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地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与波斯贸易往来日渐频繁。至明代，中国与波斯除繁盛的民间贸易外，两国多次互派使臣，以促进友好交往。随着中国与西域往来，西域祆教也随之传入中国，且受到多朝统治者的信奉。祆教在中国西北、西南、东南一带均有流行。西域文化及祆教东传必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文化、风俗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渗透。

综观举行燎疳仪式的区域，发现其分布地点非常集中，主要集中在宁夏自治区银川市的灵武县、吴忠市盐池县、中卫市、固原市隆德县；甘肃省的平凉市、庆阳市、合水县；陕西省的延安安塞县、宜川市，咸阳长武县，渭南华阳县；山西省的吉县、永济市蒲州县等县市地区。上述区域基本是黄河“几”字弯及其周边地区，而黄河“几”字弯一带则是河套平原地区。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河套周围三面阻黄河，土肥饶，可耕桑。密迩陕西榆林堡（今陕西榆林），东至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镇，东西可二千里；南至边墙，北至黄河，远者八九百，近者二三百里。”此区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也恰是举行燎疳节庆的地区。

据考证，我国古代联系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的交通大道主要有三条，一条是由河西走廊从敦煌出古阳关或古玉门关去西域的“阳关大道”，一条是出四川盆地西北沿柴达木盆地南缘去西域的“河南道”，还有一条是联系北方的辽河流域经河套地区与西域间的通道，这条道路被称为“居延道路”，这三条道路构成了丝绸之路的中国段。其中第三条路线，居延道路是在安史之乱后成了沟通西域与中原的重要线路，也是联系古代中外陆路丝路的重要据点敦煌和营州的最直接路线，而居延道路的最核心路段就是河套地区。

河套地区在历史上处于不同经济、文化的交接地带，形成了交流的十字路口，引来了多个族群杂居，多种文化汇聚。随着西北吐蕃和西南等陆路丝路的弱化，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行走者粟特人在丝路上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发展起来的河套地区丝路路段，以波斯商人居多，对此，出土文献多有佐证。在燎疳仪式非常隆重的宁夏固原市，在1983年发现的李贤夫妇墓中就挖掘出了鎏金银壶、玻璃碗和金戒指等三件波斯物品，这表明古波斯与中国在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密切交流，同时也表明固原在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此外，上世纪70年代，山西大同出土了萨珊波斯产出的海兽纹八曲银洗。萨珊王朝灭亡后，辉煌的萨珊文化仍然继续存在了很长时间，对阿拉伯及其他国家都具有重要影响。萨珊王朝灭亡后的波斯在一定程度上伊斯兰化，其跳火节就是伊斯兰化的祆教传统节日的保留。虽然粟特人是祆教的主要在华传播者，其教义经典、宗教习俗与波斯伊斯兰化之前的状况大致相同，而跳火节是波斯伊斯兰化后产生的节日，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在有大量粟特人聚居的地区只有火神节，而未有跳火习俗的原因。

此外，居延道路还是中原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而突厥人是活跃在北方草原丝路上的主要族群。突厥人之所以能成为草原霸主，王小甫认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改宗了新的宗教拜火教，从而突破了旧的社会传统，获得了族群凝聚的新的社会力量。蔡鸿生则对突厥“事火”的起源及其在中亚向“事祆神”的演变进行了论证。实际上，早在突厥汗国建立之前，就有祆教徒在草原上活动，这一点已被太原发掘出的虞弘墓所证明。所以祆教在河套地区流行，宁夏、甘肃、陕西、山西等地保留了跳火节等祆教因素的节庆习俗实属必然。

再者，大约７世纪中叶，大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已经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内陆，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同繁衍，渐渐形成了统一的少数民族——回族。波斯人来到中国，与中国人杂居，必将其宗教文化、生活习俗带入中国，意即其古老的祆教文化以及具有一定伊斯兰文化影响的祆教跳火节习俗也会因其长期与中国人的生活交融，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影响，融入中土，由此被中国当地民众所接受，变成其生活习俗的一部分。正如林悟殊所言“西域胡人对该等神的崇拜，世代相袭，无意识中已成为习俗，是为胡人之民俗，古代汉人称之为胡俗”，西域波斯等地人群将其习俗通过民俗的功能和作用融入中国本土，从而保持其存在性。

综上可知，当大量波斯人沿丝绸之路来到河套地区，在当地建立聚落与当地民众杂居在一起时，外来民族的某种节庆仪式可能会因其独特的功效性、灵验性和易于接受性，符合当地民众的生活需求，就极可能被当地民众采纳接受，并较为完整地将其原有的仪式习俗保留下来。正如敦煌的赛祆仪式习俗，其原本是祆教的酬神活动，后随移民聚落进入敦煌后逐渐与敦煌当地民众的生活融为一体，而且还对民众的节庆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中国节庆的一部分，尤其是其幻术、歌舞表演不但在中国留存下来，而且随着各种改造发展逐渐成为诸多地区年节期间庙会表演的主要形式。波斯跳火节可以驱逐疾病、灾难，可以卜测未来，可以转灾为祥，这恰恰符合贫瘠的黄土高原民众在面对衣食不济、人口存活率低的恶劣生活条件下，跳火习俗可以驱恶纳福，求保平安健康的心理。所以具有祆教传统的波斯跳火节被中国当地民众接受，并改变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燎疳节可谓顺理成章之举。

四、海上丝绸之路

与闽粤“跳火群”

圈画处为闽粤地区燎疳节县市

在与西北内陆地区遥遥相望的东南沿海一带，有一种与燎疳节仪式意义几近相同的年节仪式——“跳火群”、“跳火堆”仪式。

每年除夕夜时，在闽南一带的乡村，家家户户都要将藤条柴火堆放在门外，点燃供其烧旺之后，一家人依次从火堆上跳过，并且边跳边念：“跳入来，年年发大财；跳出去，无忧又无虑；跳过东，五谷吃不空；跳过西，钱银滚滚来。”这种仪式被称为跳火群，象征烧掉旧岁的邪恶，迎来干净吉祥的新年。在跳火群时，如有家人远在他乡，未能归回，其家人也会捎带其衣服从火堆上跳过，以达到助其驱灾迎福的目的。有的地方还有将未熄灭的火灰余烬投进碳炉中的做法，这种做法叫作“添旺”，象征更加兴旺。跳火群习俗在东南沿海一带主要存在于福建、广东两地，在福建省主要分布在泉州市及其下辖的晋江、石狮等县级市以及莆田市一带。如在泉州，跳火群是其传统年俗之一，直接按当地方言翻译成汉字就是“跳火盘”，也要一边从火堆上跳过一边吟唱“大人跳入来，年年旺旺旺。小孩跳出去，欢喜无忧虑。”既表示驱邪避灾，又有预示来年红火之意，是一种避恶迎祥的美好愿望。对此，民国时期莆田县志有所记载：“元宵自十三日起十六日，里社张灯为祈福逐疫之举。居人当首者，则剧金设醮，燃烛如山，举社炉巡境内，谓之行傩，里中少年各抬棕轿，聚薪跳火为戏。”

在广东省的东北部地区，如梅州，每年正月十二也要举行驱除灾异的跳火堆仪式；在揭阳市普宁县，举行跳火堆仪式的时间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在这同一时间，潮州一带也要举行石桥头跳火堆“走老爷”的活动；而汕头市潮阳大东湖村跳火堆“走老爷”的仪式活动集中在正月十四、十五两天进行。当地民众认为，在跳火堆时他们不但不会受伤，而且还能祈求到一年的平安好运。

综合东南沿海地区举行跳火群、跳火堆仪式的地点，发现其主要分布在闽南和粤北，即福建、广东两省交界一带。

为何在闽南粤北一带会有与西域伊朗和中国西北地区同样的节日习俗跳火节呢？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想必可从海上丝绸之路及波斯与中国海上经济、文化交往中找寻答案。

唐朝时，大量来自波斯和波斯湾的物品在广州出售，此时的广州可谓波斯的集市或者说某种形式的当铺。从波斯湾往东的贸易主要由伊朗、阿拉伯和犹太人把持。实际上，在萨珊王朝的早期，波斯物产就大量进入中国，后随着海运和航海的发展，波斯与中国的联系更加密切。6、7世纪时，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以广州作为主要据点，与中国南方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贸易关系。7、8世纪沿海进入中国的商人主要是波斯人。《唐会要》记载“贞观二年六月十六日敕：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由此法令可知，朝廷允许外国使者娶汉人妇女为妻，但禁止其把汉人妻子带回母国。又据836年上任的广州口岸官员卢钧之传记载“卢钧，字子和，范阳人。……擢岭南节度使。海道商舶始至，异时帅府争先往，贱售其珍，钧一不取，时称洁廉。专以清静治。蕃獠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吏或挠之，则相为乱”。此外，王锷之传亦有“广人与夷人杂处，地征薄而丛求于川市”之记载，由此可知当时从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到达广东口岸的外国商人与中国人杂居在一起，他们相互通婚，互相影响。鉴于华人与蕃獠杂居的混乱情况，卢钧到任后，便“下令蕃华不得通婚，禁名田产，阖部肃壹无敢犯”，此立法使华人与外国商人分开区域居住，不通婚姻，外国商人不许买房置地，由此双方互不侵犯，生活清净，“蕃坊”的出现便是华人与蕃客分区而居的结果。由上述史料可知，在此之前的几百年间大量波斯人在广东沿海一带与中国人杂居在一起，其生活与习俗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因此，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与中国进行长期、长距离的海洋贸易，并长期在中国广州及周围一带定居，与中国人杂居在一起，相互通婚。因此波斯必将其崇火信仰及其他生活习俗带入中国并影响中国人生活，他们把自己的跳火节带入中国，以胡风胡俗的方式极大丰富、影响了中国民众的文化与宗教生活，被中国人接受采用后留在中国，变成中国习俗的一部分。

五、结语

通过文献梳理和实际的田野调查，发现处于西北黄土高原一带的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等省交界处的部分县市，即处于黄河“几”字处的河套地区，在每年的正月二十三都要举行跳火堆的燎疳仪式。这一仪式与伊朗全国性节日跳火节在日期、仪式形式、仪式功能及意义方面极为相似。伊朗跳火节是起源于中古波斯的祆教徒的崇火节庆，在萨珊王朝被阿拉伯攻灭后，与伊斯兰文化相互融合妥协，形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跳火节庆仪式。

此外，在与黄土高原地区遥遥相望的东南沿海一带——闽粤交界处，在除夕夜或正月的其他日期都要举行与西北燎疳节和伊朗跳火节同样的跳火群、跳火堆仪式。

位于国土两端，相聚千万里的西北与东南，在地理、环境、气候、人文、风俗等方面相去甚远，差异极大。然而在这几乎没有交集的两个地区却有一个共同的跳火堆仪式。通过考证波斯经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的经贸文化交流状况，发现无论是在有燎疳仪式的西北河套地区，还是有跳火群仪式的闽粤交界一带，在历史上均有大量波斯人定居，并且多与汉人和其他国家的商人以杂居的形式聚居在一起。同时根据628年的朝廷律令，外国人可与汉人妇女通婚。因此大量波斯人和汉人共同生活通婚，必会引起生活习俗与文化的相互融合，即波斯文化、宗教在汉化的同时，必然亦会对中国文化产生一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当外来宗教习俗对本地民众的生活具有一定功能意义时，其必会较为容易地被接受，成为当地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正如林悟殊先生所言，祭祀活动作为胡俗的一个重要内容，像其他胡俗那样必定对汉人有所影响，如果我们承认唐代有很多汉人胡化，那么我们就得正视祆神崇拜作为胡俗的东西不可避免地被汉人或多或少地接受。

由于外来人群在进入中土时仅在某些区域有过大量集中居住的状况，因此外来文化对中国民众生活习俗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性，从而形成了某个地区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总之，中国文化、文明传入西方，而西方文化对中国民族的生活和民间信仰亦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宗教文化交流的继续研究必有深刻意义。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9 年第 6 期

图片来源：原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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