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秩芳华 百年新篇·我与厦门大学经济学科（二十四）】何冬妮：五四之际追忆厦大求学往事

【四秩芳华 百年新篇】

我与厦门大学经济学科（二十四）

厦大经济学科新百年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成立40周年专栏【四秩芳华 百年新篇】今日推出第二十四篇——何冬妮：五四之际追忆厦大求学往事

五四之际追忆厦大求学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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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冬妮，女，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经济学专业1999级本科生，现任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学术副院长、资深研究员。

1999年，我考入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并进入经济学系首届国家经济学基地班学习。国家经济学基地班全称为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全国共有13所高校获批设立，自1999年也就是我考入经院那一年开始招生，目的在于培养一批经济学基础理论人才。当时黄鸿德老师是经济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是经济学系国家经济学基地的建设者和推动者。作为首届经济学基地班的学生，我们班同学毕业后多在政府部门、商界、学界任职，取得不菲成就的不在少数。我由基地班保送至南开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方向是比较经济体制，硕士毕业后的16年时光里，在我国改革智库——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从事科研、国际合作交流、教育培训等工作，期间又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想来这可能是黄鸿德老师向我约稿的缘故，既是对我在经济研究道路上勤勤恳恳、初心不改的肯定，更是对我未来继续坚持的鼓励。

恰逢五四青年节，在此追忆当年求学往事，与年轻的学弟学妹们分享共勉。

少年当立高志，读书需用“笨功”

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是厦大经济学系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在经济学基地班学习训练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

我考入厦大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是1999年，适逢世纪之交，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那一年，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引发国内学生以及各个爱国群体的游行抗议。那一年，澳门回归，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大业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那一年，未满18岁的我站在经济学院王亚南先生的雕塑前，听辅导员讲述先生的生平往事。虽然当年的我并不能完全体会先生“应站在中国人立场上来研究经济学”和培养中国自己的经世济邦之才的家国情怀，却记住了先生“少年壮志，卧室锯床苦学，海上自缚以读”的故事。先生是厦大经济学系的精神图腾，他虽早已驾鹤西去，但留下的思想和方法论厚植了厦大经济学人的精神家园，引领一代又一代厦大经济学子进入经济学殿堂，上下求索、孜孜不倦。

今天，我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极为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叠加世纪疫情的重大挑战，“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并未过时，仍是对新一代青年振聋发聩的呼喊。为什么要学经济学？经济学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学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政治安定就会缺乏基础；没有经济发展，国家就很难在国际社会争取到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为弱国无外交。我们这一代人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果实，许多人的小日子过得很好，过好自己的生活并没有错，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需要大家在各自岗位上做贡献，但少年当志存高远，经世济邦是厦大经济学人的理想和志气。这是我到厦大的第一堂课，是王亚南先生给“上”的。

读书要用“笨功”，是当年教授我们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刘经华老师说的。刘老师当年给我们上大课，总是座无虚席。虽然授课的具体内容我已记不大清，但每次听他引经据典娓娓道来，都让我对经济学更多一分兴趣和喜爱。记得刘老师曾说：“你们都是天之骄子，但读书要用‘笨功’，尤其在打基础的时候，不仅要扎扎实实读经济学的经典和名著，而且要跨学科跨领域的读书。”“要看到自己的‘笨’处，别不懂装懂。”这些年，每每在研究遇到困惑或思考阻滞时，我就会想起刘老师说的“笨功”。名校毕业往往容易自带包袱，不怕苦，就怕别人觉得自己笨，这就容易在自以为是的路上越走越远。这些年的科研工作更是让我感到，要找到真问题和破解问题的方法，首先得不怕“笨”。我理解这是读书需用“笨功”的要义所在。在基地班学习，几乎每一位老师都给我们开出了厚厚的书单，囊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史、财政学、统计学、经济法、政治学、管理学等专业和领域诸多名著典籍。大学四年，我们不仅学经典，而且读了许多当代经济学家的书，比如，杜润生、孙冶方、吴敬琏、于光远、厉以宁、温铁军、韦森、钱颖一、张维迎……我的同学中，有许多读书用“笨功”的例子。一位与我要好的女同学不仅读完《资本论》三卷原著，还读了斯蒂格利茨、哈耶克、阿玛蒂亚·森的一系列著作。虽然我的这位女同学后来并未走上学术研究道路，但她在读书上所花的“笨”功夫成为她的知识积淀和她后来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毕业时她送了我一本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和厚厚一摞读书笔记，我至今仍保留着，时时勉励自己。

坚持科学精神，问题导向，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坚持科学精神、培养问题导向意识、重视社会实践是经济学基地班的突出特色，这给我们打上了经济学研究科学方法论的深刻印记。

当年基地班学生有两个重要的实践平台，一个是以学生为主编辑的《学经济》杂志，另一个是以地方经济调查为重点的暑期社会实践。当时这两项工作都是黄鸿德老师直接指导。黄老师常常鼓励我们，要多思考多练笔，要到现实中去研究去验证自己的判断和观点。他总说，基地班就是要培养面向未来的经济学家，老师们的重要任务是引导基地班的学生自主思考研究问题、自主编辑学术刊物、自主开展经济社会调查。

我是《学经济》的投稿积极分子，投过的稿子包括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产业安全问题探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思考等。当年中国加入WTO，有不少人将这看作是“狼来了”。记得当时，我们1999级基地班班主任刘连支老师，还有庄宗明教授、许经勇教授、林季红教授等，都旗帜鲜明地反对用民粹主义阻挡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声音。“入世”就意味着民族产业必然会受到冲击吗？总体看是会提升还是削弱产业竞争力？这些问题激发了我的研究兴趣。在《学经济》上成功发表文章又进一步激发了我对问题的探索，很快我开始向校外的学术期刊投稿，陆续发表了《小企业资金周转与现代物流管理——对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的思考》等文章。

除了写文章，暑期社会实践也是我最喜欢的学术训练项目。大二暑假，我和经济学系另一位学生会干部一起带领一支10多人组成的大学生社会实践队赴仙游考察，形成《体味仙游》的考察报告集，提出促进仙游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观点和建议，获得了厦门大学优秀社会实践者的荣誉。

笔者在《学经济》刊发的文章

让人颇感欣慰的是，20多年过去了，《学经济》刊物仍在办，而且越办越好，不久前还设立了微信公众号“经经有道”，推文的累计阅读人次已近20万。暑期社会实践也在继续，寻找真实的问题、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成了厦大经济学人共同的“肌肉记忆”。

开学术自由之风，追求真理永不止步，传承与创新永无止境

追求真理永不止步，是经济学系和基地班的价值传承。这里还要提及王亚南先生，作为厦门大学的校长，面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他倡导学术研究自由，“从反对者获取自由，予反对者以自由”是他的名言，也是经济学系的文化传承。“我们提倡百家争鸣，是为了发现真理”，而“真理决不是任何一个全智全能的伟大人物一次可以发现无遗的”，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才能不断地开辟真理的前进道路”。正是在这样开放包容、接纳质疑、鼓励创新的氛围下，经济学系各种研究小组、讨论班、研习社才得以蓬勃发展。基于追求真理永不止步的价值传承，经济学基地班在学术自由的风气下，培养了一批批直面问题的经济学人。今日中国经济学界仍有许多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政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但有争论就是好事，“真理总是越辩越明”。

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厦大经济学科的建设从未止步，一直在向前创新发展。在我们毕业离校后的20年里，厦大经济学科先后建起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和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对推动“中国立场、国际视野”的经济学科建设及经济学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WISE在本科专业就设置经济学国际化试验班，着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经济学和现代统计学等学科领域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2005年WISE成立时，我已毕业离校两年，正在南开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听闻此讯特别高兴，虽身不能至，但心向往之。2017年，我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收到经济学院邮寄来的院刊，看到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于2016年底成立的消息，感到厦大经济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与时俱进。这个中心致力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国际语言讲中国故事，这对我当时在改革智库做国际交流合作工作也有重要的启示。

追忆往昔，考入厦大是我人生的重要起点，“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是母校给予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在经济学基地班接受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训练，为我后来走学术科研道路奠定坚实基础，坚持科学精神、坚持追求真理的价值传承使我终身受益，在此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和同学情谊已成为我前行路上的有力支撑。

展望未来，虽道阻且长，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追求真理永不止步，传承与创新也永无止境，衷心祝愿也期待着在新时代母校母院和经济学基地班培养出更多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的经世济邦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