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要在世界工厂迎接万众创新，工人怎么办？

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的城市，以其在全球化制造业中的地位被誉为“世界工厂”。在这个世界工厂里，正如2013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策展人奥雷•伯曼所讲：“不仅创造产品，也创造价值。”

从一部描述工人的戏剧说起

作为全球产品的制造者，深圳的工人在这个世界工厂里创造的社会价值是巨大的。但很可惜，在《世界工厂》这部被称为“作为一种社会研究和实践的剧场”的戏剧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工人的苦难，而且仅是流水线工人的苦难，不是工人的价值。笔者认为，这部11月底在深圳演出的剧，正代表了一种由对工人的刻板印象生发的典型想象，忽略了工人内部多样性和新一代工人的崭新变化。

这部来自草台班的戏剧，在描述苦难方面是成功的。机械化大生产将人异化成一个“螺丝钉”的即视感扑面而来：唯一能证明工人依然作为人的存在的，是他们用四川话、广东话等不同方言发出的嘈杂质问——“这是什么样的工厂，这是什么样的世界？！”工人的质问声，在流水线上，从微弱的窃窃私语到振聋发聩的怒吼，代表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暗涌于全球资本产业链条中强大的工人力量。

那么，工人是如何觉醒的？工人觉醒后怎么办？《世界工厂》在接下来的几幕中，或许是出于某种原因，并未对此作答，也没有转向“工人自我觉醒后如何解决愤怒”的问题。

《世界工厂》营造了被全球化资本和消费主义压迫的工人形象，工人被当做单一的受害者。我问一位到场观看《世界工厂》的前女工，如何看待这部戏里的工人，她说：“工人里也有管理层的工人啊。”当我在靠近深圳新机场的一个工业区中，见到3个年轻工人脚踏最新款的智能电动代步车从我面前如少年哪吒一般“飘”过时，当我在这个工业区中7天酒店的电梯里，见到卡拉ok店专为工友提供的凭工作证的优惠时，我想，这或许是“苦难工人”的另一面。

该剧对工人群体内部的矛盾，包括现实中存在的男工对女工的性骚扰情况都未有触及。演出后，有观众质疑主创团队，“演员没有在工厂打工的亲身经历，演出来的东西是否真实”；也有工人观众提出，是否可以去厂区演出，而被导演现场婉拒。剧末提及的“新工人”，主要以会弹吉他、会唱歌的文艺范工人为代表，并未触及其他工人的新身份、新处境。一位来自富士康的年轻工人，在演后谈中表示，自己根本算不上工人：因为以前工人被称作“工人老大哥”广受尊重，现在在工厂工作的这些人，连基本的尊严都没有，何谈受人尊重？——这一观点来自被人们以为是“工人”的观众，更是透过消解“工人”身份本身，消解了“新工人”这个概念。

这种对工人苦难形象的着力铺陈，以及对工人多元现状的忽略，显示出该剧对不断变化的“工人”生存状况研究不足。同时，在演出中，具有文艺人、咨询师等现实身份的演员，以工人身份与场下观众对话时提到“你们”；在演后谈中，演员以自己的现实身份与场下观众对话中提到的“我们”，包括导演以距离太远为由拒绝去厂区演出的回应，在在显示出，该剧团在演出前后的身体转场中显露的身份边界。

汪晖在观后的一篇文章中，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形成一种新的‘我们’”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在剧中剧后都有可能存在。一位90后青年工人在看过该剧之后告诉我：“这个剧是很好，的确演出了很多工人遭遇的问题。但是这个剧要演给那些白领看，给工人看一点用都没有。工人天天接触到的就是这些事情，你再演一遍让他们看，只会让他们更痛苦，要么反抗，要么沉默。如果这个剧告诉工人说，没有什么解决办法，那么只能让工人更沉默。”

可惜的是，正因这种身份边界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与工人群体的距离感，使主创们无法很好地处理工人群体内部的身份差异，以及新旧工人身份的历史变迁。剧中对工人形象及其身份的片面想象，也让该剧没能抓住借由戏剧文本形成社会联动的机会。

工人的身份转变与城市的转型

对剧团演员身份边界的讨论，很自然地就让人联系到工人身份的转变。智能化工业时代来临，无可避免的一个趋势是，工厂中越来越多的产业机器人将取代工人的工作，工厂中的工人会越来越少。

在一次与深圳女工面对面的沙龙活动中，一位女工NGO的代表也提到了“我们”、“你们”的身份之别。在她们的感受中，工人和城市人是不同的：工人只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工厂区内，城市人是她们心中的“你们”，女工姐妹才是“我们”。

流水线工人的生存环境的确恶劣。但随着城市定位转变、产业升级进程推进，当有一天流水线上不再有工人时，流水线工人的生存问题也将不复存在。一旦流水线工人因产业转型分流，这种借由“我们”身份而形成的城市边缘人群自我保护的屏障也会被打破，弱势群体的生存形态更加呈现个体化特征，其生存处境会更艰难。

而劳工问题不会就此消失。在深圳大街小巷，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非正规就业劳动者，他们在超市收银台前，在小吃店送外卖的路上，在按摩店的按摩床旁。他们不在流水线上，算不上典型的“工人”，但他们依旧是劳动者。当流水线工人离开工厂，也许会成为这些劳动者中的一员，也许会成为小商贩、包工头、民营企业老板等各种创业者，整个社会一定会经历一个大批工人从工厂离散分流、融入社会的阵痛过程。

工人们从产品制造者到城市创业者的身份转变，在我看来，才是“新工人”概念的真正内涵。这种工人身份的转变，并非今天才出现，深圳的大鹏新区现在很多小老板就是八九十年代来深圳龙岗打工的工人，他们用了二三十年时间，通过个人的艰辛努力，才完成这一身份转变。

与第一代深圳工人身份转变相随的，是深圳这三十年来的城市发展。靠近宝安工业区的前海，成为国际金融的新热土；大亚湾核电站所在的大鹏新区，一些老工业区也已逐渐变成房地产开发项目。

总而言之，《世界工厂》对流水线工人恶劣的生存环境等生活元素进行艺术加工，很好地再现了当代工人的苦难，不失为一部具有现实批判意义的社会戏剧。但由于忽视了工人身份转变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多元，对工人身份转变的研究及呈现不足，夹杂在剧里剧外的身份边界，也阻碍了该剧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实践潜力。《世界工厂》因在深圳这个“世界工厂”演出而引发的争议和讨论，也意味着该剧营造的关于“世界工厂”的想象在世界工厂的现实面前被打破了。

在新一代工业革命的强势推力下，工信部已在2014年12月22日表示，将大力推动工业“智能制造”发展。深圳更面临一个从世界工厂转型为创客天堂的巨大的社会发展机遇。在深圳这个世界工厂里，工人被机器人所取代的时间越来越近，工人们为身份转变的准备时间也越来越少。如果说，城镇化要解决的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那么，工业智能化要解决的就是工厂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随着工业智能化的产业加速，这个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峻。

说到智能制造，拥有大量硬件客户的深圳安视达云监控平台的创始人戴振光认为，“硬件产品的生产流程是：创意-设计-开发-样板-小批量-批量。初创的创新企业往往做的是新产品，更多是小批量的试错。从样板到小批量再到批量的过程是个大门槛”。

据硬蛋网2014年11月报道，在深圳沙井和松岗的3家五金模具厂中，不仅包括长达二十年历史、五百多人的老牌大厂，也有生存了十来年的五六人的作坊式小厂。我在深圳宝安的一个城中村里，也曾见过一排在楼房里开工的五金小作坊。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小作坊式的小五金厂，为大工厂的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就业空间。同时，也正是这样的小五金作坊，为初创阶段的创客团队的小批量产品制模提供低廉、便捷的制造服务，为初创团队迅速进入智能制造行业提供支持。

因此，在关注富士康这类大型制造工厂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也需要为这类为小初创硬件团队提供技术支撑的小型制造厂提供政策扶持，从智能制造产业链条的最底层进行支持，尤其是改善一线工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才能为深圳乃至全国的创客们提供更加完美的创业空间。

从整个智能制造的生产链条看，不论是富士康这类大工厂的流水线工人，还是沙井小五金厂里的模具工人，都在为智能制造添砖加瓦。谁说工人不是创客？不论是曾经的流水线工人，还是当下的个体创业者，他们既创造了供给全球消费者的产品，也创造了城市发展的新机遇，更创造了深圳独有的工业文明。

后工业时代的智能工业浪潮呼啸而来，我们的城市治理者是否做好了应对准备？城市中的每个普通人，又是否做好了准备？虽然《世界工厂》一剧忽略了工人身份转变的问题，但由此引发的讨论，能让我们意识到，在推动智能制造的同时，需要帮助工人在工业升级过程中有尊严、平稳顺利地完成身份转变，使之从苦难工人到受人尊重的社会创造者。管理者只有妥善地解决工人身份转变问题，让一线工人们更好地感受到城市对他们的接纳和尊重，才能推动城市升级、产业转型顺利进行。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城市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