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两年多前，这家书店已有了新址。而在记忆的滤镜中，与书籍有关的光辉岁月，越发令人怀念。2021年12月17日一早，张强在处理网店的生意。妻子穿上电动车挡风被，准备出门收书。出门前，她照旧用江苏盐城话喊：“张强呐！”倒是别样亲切。夫妇在这个屋里住了快18年。家里能放书的地方都放满了。“这里相当于半个家。”他说的是自家经营了22年的复旦旧书店。很多人关注复旦旧书店何时何地重开。坐在床前，张强大概每半小时就接到一个询问的电话。复旦旧书店所在的菜场二楼，纳入了街道整改范围。最近正式停止营业。张强不想书店最后的样子太难看，街道来砌砖封门时，他特意请砌墙师傅把位置往后挪了大概六厘米，把卷帘门拉下来挡上。“看过太多书店最后落寞的样子，真的不忍心。”1这家复旦旧书店要追溯到1999年，张强还在复旦大学的文科图书馆摆地摊。白天城管看得严，他不敢出摊。因为收书就在高校周边，白天空出很多时间，加上经济拮据，2000年，张强在中国科技图书有限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工作地就在现在菜市场的位置。2000年，这条路上全是卖菜、卖小商品的商贩。政府出台政策，马路菜场收到室内。街道和高校合作建起这栋楼。一楼规划为菜市场，二楼和三楼主要是教育和培训方向，引进了一些企业。2001年，二楼和三楼全部建好，之后科技图书有限公司搬到二楼，隔壁是网吧，三楼是一家名为求智教育的机构。那时摆地摊，张强只有一辆二手永久牌自行车。他用钢筋焊接加固，增加载重。自行车后座捆上两个大号蛇皮口袋装满，中间加上一个袋子。收进来两块钱一公斤，卖五块一册是好价钱，十块一册的旧书是高价。回家时书往往已卖得差不多，一晚上常能挣两三百块。年轻时的张强。本世纪初，是张强最艰苦也最怀念的一段时光。早上七点起来收书，九点到科图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后再接着收书，晚八点出摊，十二点左右回家。冬天冻得瑟瑟发抖，但遇到能聊到一起的师生，疲惫和寒冷就全忘了。那时，文科图书馆十点半闭馆，闭馆时出来的那批学生，是最喜欢看书的。他们一出来，张强的书摊旁就围满了人，书很快能卖完。在摊上，有人拿起一本书，张强就会问，这本书好在哪里。“那时的学生也真的愿意讲。虽然对一些书一知半解，我也会跟他们讲。我似乎起到了交流中介的作用，在这个同学这里学到一点，再到那个同学那里去讲一下。他们觉得我懂的，他们也学了一点，慢慢成了相互学习的关系。那种状态我特别享受，我没上过大学，能够接触到那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遇到那么厉害的学生，真的是非常好的事情。”最后留下和他交流的人，有时一起聊到天亮。如果遇到冷天，大家就到邯郸路和文图之间的地下人行通道里聊。这条通道直接由复旦大学校门通往国年路，后来改为地下隧道，只有车来车往。2张强白天在科图书店上班，常被老板问起：“小张，晚上摆地摊，情况怎么样啊？”到了2000年底，张强和老板商量，试着拿几个书架出来做旧书。老板爽快答应。于是，书店最里角腾了出来，大概六七十个平方。张强打印了“旧书超市”四个字，贴在墙上。他没那么多书，就到文庙招揽了一帮卖旧书的人，每人租下一两格书架。旧书价格由卖家自己定。老板从销售额里扣除25%，后来渐渐加到35%。旧书流动得快，总体利润高过新书。老板发现旧书有赚头，逐渐把新书退了出去。到了2003年，新书全部退出书店。2005年，书店老板决定出国，打算把600多平米的书店转给张强。张强没有信心，再三纠结之下，和老板商量，书店规模缩小，自己负责管理，仍由老板挂名经营。装修后，隔了三间，全是办公室。剩下500多平米招租，改成了旅馆。这么多书，该往哪里放？张强想：如果设成两米多高的书架，人在书下，会感到压抑；只设一层矮的书架，会浪费空间。要是中间能空一点，抬头心情舒畅，空气流通也好些。就是为了多放点书，才打造出如今的空间格局，自2005年形成后，基本没变。他没想到后来大家这么喜欢。复旦旧书店的空间格局。2007年，书店老板回国，表示自己无心经营，张强若不想接，就会把书店关闭。张强于是2008年正式接手。此后夫妻两人经营直到现在。2012年是中国互联网发展最快的一年。张强发觉，实体书店越做越差，每天两三百块营业额，处于亏本状态。做网店更能挣钱，他也把精力投入在网店上。但有一次和朋友聊天，张强猛然意识到，自己已有稳定收入，生活不成问题。书店开在这里，应该对师生在学术上有帮助，让附近居民有书看，也能提高素养。随后，张强尽量把好书放到实体书店。网店收入就越来越少。而实体店的营业额逐步上升，2015年后，呈阶梯式上升，2019年到达顶峰。北京、广州等地的人慢慢知道这里，经常来这儿上万册淘书。2020年初，因为疫情，营业额一下收住。本地客源损失不算大，但外地客源忽然断了，对书店有不小冲击。2020年10月底，张强听到消息，书店所在的二楼可能纳入整改，有可能拆迁。张强原是和三房东租来的房子。三房东一度有意隐瞒此事，张强错失了租到旧书店附近空闲房子的一些机会。他只好一边打理生意，一边寻找新址。3张强不想离开复旦大学的范围，只要有一线希望，都想在这里继续为读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地方。在别人眼里，张强找地方比较挑剔。张强很明确，复旦旧书店走的是学术路子，周边做学术的人也多，不靠近高校的话，基础就没了，再想把它做成今天这样，是很难的事情。张强思来想去，对面路口空了近三年的超市旧址最合适。空间属于高校，产权非常明确，方便办理营业执照。“那个地方虽然小，但以前积累的一些文化气息也好，人脉也好，都还在。哪怕一年亏十万八万，在亏得起的状态下，我都想把它拿下来，等于这个书店没有搬，等于这条文脉没有断。”他已向这所高校的资产部提交申请，得到的信息是，正在走流程。复旦旧书店在原址营业的最后一日，张强与读者合影。张强在这一带有二十多年的积累，不论师生还是书店，他都很难割舍。一直以来，不少朋友给他介绍新的落脚处。市区也有不少人主动联系他，希望提供空间。张强感觉，如果自己经不住诱惑去了，旧书店将逐渐不是他一直坚持“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的样子。4张强总会被人问到，为什么不专注做网店，而是执着于这个实体书店，吃力不讨好。“这个话我真的跟他们说过不止百遍。”在网上，需要什么书直接搜索，看哪家书店便宜，合适就买，很少有人去一一翻看。这样必将错过太多好书。2006年，张强在孔夫子旧书网也注册了书店。但他没有成天盯着电脑。网络上彼此看不到，打字把意思表达清楚即可，实体书店不同，大家面对面交流，互相感受到对方的存在，体验完全不同。张强在收银台拿着手机处理网店的事，有时空闲也看书。有熟悉的人来侃大山，就一起聊一聊。这让他很享受。读者因书店相识，是张强坚持要做这样一个文化小角落的原因。有时，毫不相识的两个人，因某本书聊起来，而忘了看书。因为站在书架前会挡到别人，两人就找个角落聊很久，最后买一堆书，一起走了，下次又一起来。张强见到过许多这样的事。“收款的时候，说实话，我看着两个人，我还蛮高兴的，我不知道最后成没成，但是因为那种感觉，我们这里又多了一层意义。”太多书店最后关门的样子都很落寞。这个书店在最后几天，人们络绎不绝，必须出来一个人，才能进去一个人。读者对张强的支持与肯定，给了他很大的信心。他就一个信念：不管怎样，都要把实体书店开下去。5复旦旧书店的书，过去主要从高校退休的老先生、学生那里收来。随着老先生走掉，这方面资源逐渐枯竭。现在收书辐射到江浙一带。有很多人知道这个书店，愿意把书卖给他。张强也去淘出版社的库存，其中有很多精品。他还从废品站捡回许多宝贝旧书，抢救了很多文献。有一回，他骑着自行车从国顺路收书，快到四平路时，看到前头有一辆装满书的三轮车。最上面是《明荣与堂刻水浒传》《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他立马抄到三轮车前头，问这些书要拉到哪里去。骑车的老先生说，要去废品站。张强马上以高于废品站的价格，把整车包下来。张强回想起来，也觉得奇怪，整车只有上面是那几本珍品，下面只是些普通的书，就好像非要让他看见一样。整车拉到家里，他就在家整理。大概十几分钟，老先生又来敲门，张强心里一惊，不晓得是不是不卖了。开门见老先生提了个塑料袋，说既然包给他了，连一张废纸都是他的。张强打开看，是几本日记本，中间夹着宣纸。再一看，是朱东润先生的书法。若是没给张强遇到，就会直接变成纸浆。早年收到珍贵书籍，因为经济不宽裕，张强不会存起来不卖。现在珍品再难收到，收到中意的，张强就封在箱里不卖了。藏品中，有《蒙氏随笔》，是伪满洲国时用道林纸印的，史料价值非常高。还有一套日本人出的日军侵华的明信片，张强觉得，这是珍贵的史料，从对方的角度看战争，非常有教育意义。还有的书，最早是木刻本，后来发展到石印、铅印。张强想到，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出，会让人一目了然。张强设想，如果书店再开起来，就做一个展示柜，把所藏的宝贝向公众开放展示。虽然这是博物馆应做的事儿，但读者在书店看书，顺便也能看到些不一样的东西，他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些店里的旧书。6以下是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史学硕士，讲师，中国训诂研究会会员何立民的讲述，他是旧书店最早的读者之一。我大概是2003年开始去的。当时复旦旧书店规模是现在面积的3-5倍，有很多摊位，旧书新书都有，摊主也有很多位。2003年至今，我几乎看着复旦旧书店发展到今天。以近十年为例，我平均三五天去一次书店，看书翻书淘书买书，真真是人生一大乐事。复旦旧书店的特色，就在于书杂，在于书多，在于杂乱无章，在于“堆山码海”。徜徉其中，放眼过去，都是图书的味道，时光的味道。只有杂乱才可感受图书的魅力，有时你翻阅一些图书，好似与作者对话，书中夹带几十年前的明信片、信札、照片，更似与收藏者、读者对话。令人心生感慨，令人浮想联翩。我先后在这家旧书店购买图书大概5000册以上，随着学习环境、知识积累、课题研究的转移，关注点一直在变，购买图书也不同。特别的记忆都与图书有关。记忆深刻的不是一种书，而是一类图书。大概是2018年，曾经在旧书店看到新收集、准备出售的中医古籍，估计有百余册，影印版、整理版均有，出版时间自1950年代至90年代，图书干净整齐，可见保管者精细。我当即买了大概40册，用于自己当时的中医文献整理及《内经》授课之中。再过几天，又买了十余册，继续参考备用。2020年，书店新进一批《周易》类作品，有数十种，我一次性买了30余册。内容广涉《周易》校注、阐释、应用等领域，繁体直排、简体横排等版式不一，文献整理、哲学阐发等内容。与旧书店结缘，有很多原因，过程也复杂。当时读研究生，除保证基本温饱外，囊中羞涩，望书兴叹，很多图书无力购买，只能一直在图书馆慢慢“啃”，很希望未来有一天可拥有学习与研究用的一系列基础文献。机缘巧合，到复旦旧书店等处看到诸多旧书，价格合适，品类众多，只要有眼光、懂专业，还是可以淘到很多品相俱佳、质量上乘的图书。自己的图书收藏慢慢成规模，后面渐成一点体系，重要基础文献，个别大型图书，均陆续购置。节省一点金钱的同时，关键是心情愉悦、广博见闻、翻阅方便。举个小例子，我在复旦旧书店买过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教授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册子。花费80元，又是旧书，心情愉悦，收获很多。关于此书，刘先生主编此书，组织团队，多次研讨，几经修订，终于出版发行，到目前仍在印刷、使用之中，泽被学林，影响深远。但诸版本印刷装订质量，参差不齐。诸多版本中，最好的就是本人今日所购1984年二版四印之本。此本线钉胶装，大十六开本，400多页，软精装。更重要的是此书配图精细，大部分图纸、细部或复原图、结构图等皆为手工勾画，标题则是繁体撰写，部分图版，原样呈现，不加缩放；还有大图，则是拉页形式，极其精美，处处体现这一版的匠心与细致。相对而言，之后1987年印本、19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有关版本虽是软皮装，但纸张较差，印刷粗陋，墨色浓淡不一，其中大图版全加缩放，不能细致入微呈现有关细节，展示呈现程度较差，较二版，质量下降明显。隐藏于街角、闹市中的复旦旧书店，也是一地的文化符号，各色读者或爱好者均可在此有收获。研究者经常踏足，淘书买书，用于研究需要，寄托心情，关照历史，明了时光珍贵。年老者来此看看，翻看的不仅是书页，还是过往，感慨的同时，或重温，或回忆，或验证。学生们进来，或买小说等文学作品，陶冶情操，或淘参考书，用于提高学业。甚或有旅行者来此，感受一地文化氛围，顺带找几种小册子带回，或路上闲看，或机上浏览，或车上摆弄，权做闲暇、零碎时间的慰藉与调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朽，人如此，事如此，物也如此。当下世界，信息发达，资讯便捷，年轻人，小朋友，包括我们，都过度依赖电子产品，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纸质图书、纸质媒体发行减少，影响减弱。相比厚重或高头讲章式的图书，当下小朋友更喜欢看肥皂剧、短视频，看心灵鸡汤、零碎信息。关注点已转移，图书杂志销量必下降，各类物流人力成本攀升，自然而然，实体新书店、旧书店生存必存在很大困难。现在这种情况，虽然很遗憾，很不舍，也能理解。只不过，不舍、遗憾、难过的同时，还是要一起努力，找寻机会，希望自己及广大爱好者，能拥有街角旧书店观书淘书的空间和自由吧。7张源庚是在校学生。复旦旧书店是他第一次接触的二手书书店。以下是他的讲述。与图书馆不同，在复旦旧书店，挑到喜欢的书可以把它买下来。我曾花50块买过一套1970年代出版的《马克思主义选集》，在书里发现一个书签，感受到上一任主人的痕迹，像在与上一任主人对话，有种历史传承的感觉，也是看旧书的乐趣之一。很多人的书没有地方安置，只能挂到网上去卖，而在网上找到一本书，只能通过搜书名，这是一种缺陷。一个城市里，那么多人读书，书读完之后，有人想把书卖掉，或分享给别人。书店的意义，在于书籍分享的过程，让更多人享受知识的传播。另外，二手书交易，可以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书这种载体，看的是上面的文字，除非有损毁，并不会随读者的翻阅而消失。我之前去的，大多是一些装修很聪明的新书店。新书摆在架上，没有多少人看，大家只是拍个照，或坐下喝奶茶。这些地方越来越偏向于网红打卡地。而在旧书店，自己可以随性慢慢寻找，总能找到感兴趣的书。从各家各户收来的书，是多且杂的。复旦旧书店每天上架的旧书不下三百册，哪怕是天天来，都会看到这个书店在不断变化。在旧书店淘书如同寻宝，这是淘旧书的乐趣所在，是旧书店独特的魅力。在这里，永远会和自己喜欢的书不期而遇。这也是来过旧书店读者的感受，只会不断拥有惊喜。旧书店要关闭，就像一个陪伴多年的老朋友，突然要走，不在原先熟悉的地方了，心里总归空落落。

腾讯研究院&澎湃研究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龙瀛课题组设计未来城市，并使其能够生长，就要思考和理解城市。针对有关城市的大问题，我们访谈了许多处在前沿的思考者和实践者，包括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者、人文地理学者、技术史学者、互联网法学者、经济学者、公共管理学者、未来学家、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以及从事城市服务的企业管理者试图得到一些答案和线索，能够更好地前行。未来城市的轮廓，仍将由运输和出行方式决定，就像一百年前的汽车革命那样。这个领域仍然会诞生对城市形态影响最为深远的技术变革。可以预见，将有更多自动驾驶技术应用于城市道路。对此，人们有诸多乐观而谨慎的期待，比如：路上的时间会充实而愉悦，通勤者会拥有更多选择，甚至模糊掉办公和娱乐、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界限。但另一方面，面向未来的自动驾驶，也会对城市产生许多影响，需要谨慎评估和处理。对此，不妨再次回顾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为了服务于小汽车，城市架起了高架，丧失了诸多活力空间。自动驾驶的应用也与此类似，为了让城市生活更为公平、体贴而有效率，需要尽早有合适的规划去引导技术的使用场景。比如，需要提高道路使用率，让出行更能为用路者所共享，避免自动行驶的交通工具在路上空转，甚至造成更多拥堵；城市的街道空间功能复杂，不能只服务于自动驾驶，而要在其中为步行者留出足够的、安全的开放空间；还有，未来城市中将有各类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需要与它们协同工作，需要设计各种确保安全的措施，同时也需要促成人与人的交往，而非由此切断人们会面的可能；另外，还需要避免在诱导需求之下，人们在出行工具上度过更长时间，难以达成富有质量的面对面交往，进而使得城市再次蔓延，去中心化而失去活力。要达成这些意在长远利益的目标，需要拿出真正的智慧和耐心，去摸索、尝试和调整。如果面向这样的目标前行，那么，未来城市逐渐成型的过程，就一定会是令人们慢慢确立信心的过程。让我们还是先从眼下一点点说起。从公共交通开始关于自动驾驶如何在城市中运作，谷歌子公司Sidewalk

关注城市治理与城镇化进程，以创新、社区、可持续为原则，寻求城市问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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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食物得到应有的尊重并物尽其用？食物共享，强调共有食物、共同开展食物生产，以及共饮共餐。所共享之物，既包括原材料，也包括产品；既包括服务，也包括能力以及空间。本系列文章基于SHARECITY项目的编译和整理，对全球8个城市的食物共享行动加以推介。本篇将介绍巴塞罗那的两个案例。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第二大城市，人口170万，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作为一座全球城市（global

如何让食物得到应有的尊重并物尽其用？食物共享，强调共有食物、共同开展食物生产，以及共饮共餐。所共享之物，既包括原材料，也包括产品；既包括服务，也包括能力以及空间。本系列文章基于SHARECITY项目的编译和整理，对全球8个城市的食物共享行动加以推介。本篇将介绍都柏林的两个案例。都柏林是爱尔兰的首都和最大城市。都柏林大都市区现有124万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是爱尔兰的商业和文化中心。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10年，都柏林历经快速增长、扩张和外部投资流入的过程；2008年受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房地产市场崩溃影响，失业率攀升，在2012年到15%；自2014年起，经济逐渐改善。当前都柏林云集若干全球制药公司和信息与通信技术公司，并吸引了包括微软、英特尔、谷歌、亚马逊、脸书等大型跨国公司作为运营基地。尽管都柏林在全球城市指数排名中列为第44位（2018年），在未来潜力评定上却有不俗表现。自1990年代末开始，都柏林就呈现出人口净迁入的高趋势，吸引了来自欧盟及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等国的学生和专业人口流入。目前都柏林人口中有五分之一出生在外国。一方面，都柏林的生活成本压力一直超出爱尔兰平均水平，增加的人口、复苏的经济以及2008年以来城市开发的不足，导致房价和租金快速增长，并使得无家可归者人数渐增。都柏林有15%的人口无法获得充足营养的餐食，2016年的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中，都柏林位居第24位。另一方面，都柏林却在2015年获评欧洲首都居民整体满意度十佳城市之一。在SHARECITY100数据库中，都柏林已有44项城市食物共享行动，其中73%分享的是多种事物（multiple

如何让食物得到应有的尊重并物尽其用？食物共享，强调共有食物、共同开展食物生产，以及共饮共餐。所共享之物，既包括原材料，也包括产品；既包括服务，也包括能力以及空间。本系列文章基于SHARECITY项目的编译和整理，对全球8个城市的食物共享行动加以推介。本篇将介绍新加坡的两个案例。新加坡是东南亚的城邦国家，由新加坡岛和另外62个小岛组成，土地总面积为710.2平方公里，主岛人口为575万。在2018全球城市指数排名中，新加坡名列第7。这一指数涵盖五个维度，即商业活动、人力资本、信息交换、文化体验和政治参与。新加坡的环境政策是一切公共政策之基石，其环保政策及“花园之城”的愿景令人瞩目。作为一个多种族和多宗教社会，亚洲和欧洲文化在此交融。新加坡失业率极低，2015年为1.9%。尽管新加坡在人类发展指数（Human

如何让食物得到应有的尊重并物尽其用？食物共享，强调共有食物、共同开展食物生产，以及共饮共餐。所共享之物，既包括原材料，也包括产品；既包括服务，也包括能力以及空间。本系列文章基于SHARECITY项目的编译和整理，对全球8个城市的食物共享行动加以推介。本篇将介绍柏林的两个案例。柏林是德国的首都，也是德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总面积为892平方公里，拥有350万人口。因生活成本低而品质高，还有极佳的基础设施，柏林对艺术家、积极行动者（activists）以及创业者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在最近20年里，柏林吸引了来自190个不同国家的170万居民，据2015年数据，15.5%的柏林市民为外国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土耳其和波兰。2015年，柏林又迎来了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的8万名难民。在欧洲家庭友好城市排名中（family-friendly

当然，楼盘的价格是由更多因素决定的，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控制了其他参数（包括开盘时间、容积率、社区规模、停车空间、建筑质量、距离市中心距离等）。计量模型显示，洋化对于楼盘价格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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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3000英亩计划志愿者（来自于http://3000acre.org/）墨尔本食物公平卡车计划食物公平卡车（Food

在有限的资源基础上，韩国何以创造出汉江奇迹、新村运动呢？乡村内部的驱动力在哪里？作者于2017年9月及2018年11月参访了韩国乡村，观察到韩国乡村如何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无尽的利用。本系列共分为五篇，本篇为第五篇，将介绍位于韩国忠清南道的阿里郎农场和位于洪东面的埔尔木农业高等技术学校。韩国行程的第七天，我们又从南往北走，到了忠清南道，参访了宣称是“世界中心”的阿里郎农场。《阿里郎》是朝鲜民族的民歌，当地一般称呼青年男子为阿里郎。很多职业都有其创作特性，也会留下作品：建筑师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建筑，音乐家创作美妙绝伦的乐章，作家写出流传千古的文章……那么农民，能创造出什么作品呢？阿里郎农场的主人郑义国，提出了这一问题，并给出了他的答案——一个可持续、可传承的农场。他认为，农民要有大梦想，不应仅仅为了赚钱。农业的本质是管理和服务生命，仅有农业技术还远远不够。同时具备农业精神和农业技术，才能做好农业。郑义国的父亲是来自朝鲜的失乡民，就是离开北部朝鲜的家乡，流落他乡的人。他在1945年日本退出朝鲜的战乱时期，流落到韩国的忠清南道，和此地的姑娘结了婚，经营这个丘陵地带的阿里郎农场。他的梦想，就是将自己一手创办的阿里郎农场，做成“世界的中心”。立石为证：祝愿这片土地，成为世界的中心（郑义国父亲的祷告文）。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郑义国向我们介绍了他的“作品”创作过程。他认为，年轻人一般只重视农业技术，缺乏农业精神，这是需要改变的。于是，他在高中学习了农业技术，后来读大学，获得了园艺学硕士。他在37年经营农场的历程中，对农业问题不断思考和尝试，他发现，农业需要有更多的追求。实际上，农业是一种生命行为，其本质是管理和服务生命。生物的多样性和农业的协作性，需要开发多种功能，进行多元合作。有了这样的大梦想，就要付出大行动。经过三代人的努力，阿里郎农场做了四期工程建设，已建成占地6000平方米，以花卉园艺为盈利核心，提供休闲观光、文化教育、健康养生、音乐活动等多种服务的多功能农场。目前，农场由郑义国夫妇与他们的大儿子夫妇一起经营，父子均有农业硕士学位，而他们的夫人都取得了博士学位。有梦想，有见识，有技术，使得他们不断雕琢“阿里郎农场”这幅作品。农场有三栋主体建筑，分别是会议中心、康养中心和妇女儿童中心。夫人们在里面制作花茶、开幼儿园，兼营妇女活动场所，进行缝纫、烹饪等活动。三栋主体建筑之间是花卉园艺大棚，里面种植了各类园艺植物。花卉园艺大棚外面的道路，由透气保湿的草绳编制、铺垫而成。而在农场花卉园艺场外的一大片空地上，每年都会举办大型音乐节。此外，在农场妇女儿童中心50米外，他们又参与投资了一座乡村教堂。康养中心每年的户外音乐节如今，世界各地的人都来这里参访。韩国人把这里当作乡村休闲旅游和教育康养的必来之地。政府也在此投资修路、修建停车场，以方便游客乘坐旅游大巴前来观光、住宿、康养。我们还遇到一对从美国回来的夫妇，在这里开了一家名为“南田山房”的餐馆。南田山房——留美夫妇回乡办起乡野餐馆从阿里郎农场这幅农民作品上，我们可以看到三个特点：1）大梦想（七十年前成为“世界中心”的祈祷，如今某种程度上已变成现实）；2）多功能（发挥了生产、生活、生态、生命四大功能的“四生农业”）；3）可持续（三代传承，持续完善，体现了农民的道路自信）。接下来，我们去了埔尔木的农业高等技术学校和洪东面图书馆。洪东面是韩国发展有机农业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这里一半以上的耕地在做有机农业。在主，中韩友谊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事。此行中拜访的82岁高龄的洪淳明老先生，使我们看到一个人带领一群人，在真实的信仰支持下，做有根有基的努力，会成就多么大的事情。洪老先生是埔尔木（poolmoo，韩语“风箱”的意思）农业高等技术学校的创立校长，现已退休，专职做忠清南道洪城郡洪东面（Hong

在有限的资源基础上，韩国何以创造出汉江奇迹、新村运动呢？乡村内部的驱动力在哪里？作者于2017年9月及2018年11月参访了韩国乡村，观察到韩国乡村如何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无尽的利用。本系列共分为五篇，本篇为第四篇，将介绍位于韩国新村运动的发源地——庆尚北道的清道郡的清道里村。在行程的第五天，我们参访了韩国新村运动的发源地——庆尚北道的清道郡，并去了运动发源地的村庄——清道里（原名神道村）。中国在2005年提出新农村建设运动，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计划，一个主要的学习对象，就是1970年由当时的总统朴正熙推动的韩国新村运动。朴正熙是一个军事强人，通过武力得到了总统位置，在1979年遇刺之前，带领韩国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腾飞，是

在有限的资源基础上，韩国何以创造出汉江奇迹、新村运动呢？乡村内部的驱动力在哪里？作者于2017年9月及2018年11月参访了韩国乡村，观察到韩国乡村如何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无尽的利用。本系列共分为五篇，本篇为第三篇，将介绍位于韩国南部的庆尚南道陕川郡的两个共同体：“茅草屋共同体”和“梦想小屋木结构营造公司”共同体。开创了“蒲公英共同体”的金博士，带我们参访了位于庆尚南道陕川郡（Hapcheon-gun）的另外两个共同体：一个是由一位姓李的长老创建的“茅草屋共同体”；另一个是“梦想小屋木结构营造公司”共同体。李长老的茅草屋68岁的李长老，原本在釜山的出版社工作。工作之余，他会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一些社会边缘群体，如释放出来的囚犯。三十多年来，李长老给他们送书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但最终发现收效甚微，与自己的预期相去甚远。在他三十多年来帮助过的人里，只有三个囚犯改过自新，其他人只是利用他的好心。李长老反思这种帮助人的方式，觉得自己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就不能一直对他们发挥影响。于是十年前，李长老把釜山的房子卖了，带上全部家当，搬到了位于庆尚南道陕川郡（Hapcheon-gun）的偏远山村，买下了60亩山地，建立一个共同体。在这个人走屋空的偏远山地，李长老自己开路做建设，甚至买了二手挖掘机器平整路面。据金博士介绍，建设过程中，李长老曾两次因挖掘时山石倒塌而差点丧命，但他没有放弃建立一个共同体的愿望。李长老希望在这个共同体里，大家和社会边缘人群一起生活，从根本上帮助和改变他们。这个过程中，李长老遇到了重重困难，比如当地的老百姓不愿接纳这批从城里、从外地来的人，认为这些曾经的囚犯、吸毒者、自闭症患者和有抑郁症的人住在这，会影响当地的社会治安和地区发展。经过李长老和众人的坚持与努力，共同体带来的良性效应开始显现，社会边缘群体的家人也一同迁入，这里从最初的4户发展到目前的40人。照顾边缘群体的家人都是健康人，当健康人群多于不健康人群时，共同体里健康向上的力量逐渐占据上风，不健康者也慢慢得到康复。金博士向我们称赞道，“李长老是我见到的最忠心、最勇敢的人”。在这样一座座废弃房屋的基础上，李长老开拓出茅草屋共同体。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李长老说，你观察乡村，就会发现每个乡村都有主体性。乡村是自我循环、自我维系、独立自主的有机共同体。乡村之所以具有自给自足性，主要来自两个特征：一个多样性，另一个是分散性。多样性在于，乡村共同体拥有丰富多样的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分散性在于，乡村每家每户都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通常每家相隔一两公里。有了足够的分散性，共同体里就没有边界冲突，就更加自立；有了足够的多样性，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就会相互需要、相互帮助。人们相互需要，就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只有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生活在其中的人，其身心健康就会改善。李长老引用并引申了丘吉尔所言：“我们创造空间，空间也创造我们”（We

在有限的资源基础上，韩国何以创造出汉江奇迹、新村运动呢？乡村内部的驱动力在哪里？作者于2017年9月及2018年11月参访了韩国乡村，观察到韩国乡村如何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无尽的利用。本系列共分为五篇，本篇为第二篇，将介绍位于韩国南部的庆尚南道山清郡，由金英洙博士创立的教育机构——“蒲公英共同体”。韩国行程的第三天，金英洙博士带我们参观了由他创立的“蒲公英共同体”（Dandelion

韩国是个资源有限的半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资源更加有限。而就是在有限资源的基础上，韩国发起了影响全球的新村运动。韩国乡村内部的驱动力在哪里呢？作者于2017年9月和2018年11月两次参访韩国乡村，观察到韩国乡村是如何通过细致而隐微的工作，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更多利用的。本系列共分为五篇，本篇为第一篇，介绍位于韩国南部的庆尚南道山清郡的HESED共同体。2016年10月底，我和韩国的金英洙博士夫妇，做了一个多小时的交流。这对伉俪讲述了他们在韩国做了三十多年的“蒲公英共同体”。他们表示，希望与中国的农村机构建立互访关系，互帮互助。为了更好地安排金博士夫妇到中国参访，我想要了解更多韩国乡村的情况。2017年9月，我组织了一个中国农村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参访团，一共七人前往韩国。我原本联络了六七位农民一同前行，他们正在从事有关农村社区发展的具体实践。然而，由于当时中韩关系交恶，所有组团旅行停止。作为个体申请签证的农民，拿不出韩国个人签证所需的房产证、信用卡金卡、足够大额的银行存款等资产证明。故所邀农民最终无一能成行。于是，在一边啧啧称叹，一边扼腕遗憾中，我们在韩国度过了十天行程。为了弥补缺憾，我不断记录整理，希望让未访者也有机会分享韩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此次韩国农村的参访行程中，我的核心体会是：如何对有限资源，进行无尽利用。韩国人的“劣等感”韩国的人均资源十分紧张，而韩国人称之为“劣等感”（“劣等感”为韩语里的汉字词汇，接近中文的“自卑感”）。2018年韩国有5116万人口，其中一半人生活在首尔及附近地区，该地区只占全国面积的11.8%。韩国的城市化率在2013年达到91.04%的巅峰后，就开始了逆城市化，城市里的人口开始减少，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乡村。相比之下，2018年初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58.52%，与韩国1981年的水平（58.47%）相当。从城市化角度看，中国还处在城镇化中期，与韩国有至少三十五年的差距。韩国的国土面积（10.02万平方公里）、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地形地貌都与浙江省相当。2017年韩国的人均GDP达3.03万美元，而浙江的人均GDP为1.35万美元，不到韩国的一半。资源短缺导致的自卑感背后，是资源善用带来的优越感。优越感首先来源于经济奇迹。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率先成为发达经济体。其次源于政治与社会制度。看看朝鲜半岛北边同一民族和文化的人，因为制度的不同，发展也有巨大差异。这使得韩国人更倾向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政体。在历史文化方面，韩国人也有他们的“劣等感”。从唐朝到清朝，整个朝鲜半岛，都是中国的藩属国。1910年到1945年，清朝覆灭，内部混乱，没法再为朝鲜半岛提供足够保护，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在此期间，韩国临时政府先是在上海流亡（1919年在中国上海成立的流亡政府——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日本占领上海后，又跟着中华民国政府流亡到了重庆。1945年之后，朝鲜半岛由美苏中三国共同托管。1948年，由苏美主导划定了“三八线”，朝鲜半岛被划分为南北两块势力范围。后来，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7月27日，南北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最终以北纬38度线为界，建立韩国与朝鲜两个国家。朝鲜半岛很少真正作为一个国家独立过。就韩国而言，国家安全在某种意义上也由美国“罩着”。美国在韩国一直驻军，军事安全基本依托美国。根据2014年韩国民意调查，在韩国人眼中，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上能发挥重要的影响力。比如，对朝核问题，韩国人认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决定权，其影响超过了韩国，也超过了美国。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韩国人越来越多把中国看作一个机会之地，但机会与威胁并存。比如，韩国人还保留着“不相信中国产品”的意识。对此，专家们表示，“韩中国民面对对方，同时抱有优越感和自卑感，两国人都处在这种悖论之中”，“两国关系虽然在急剧发展，但增进两国国民相互理解的时间和努力还很欠缺”。睡地板的韩国中产我们在韩国一共去了七个道和两个市，超过了韩国十六个广域自治团体的一半，还去了八个郡和三个市，以及若干的面、邑、洞、里。王老师夫妇在仁川机场接到我们，首先安排我们去首尔南部京畿道龙仁市水枝区丰德川洞的喜乐教会吃午饭。当天晚上，我们一行十人（七人参访人员加三名接待人员），每两人一组，安排到五个当地家庭进行食宿。我和一路给我们义务做司机的张先生，住在位于首尔南部的黄顺明（音译）先生家中。张先生是韩国一间教会的长老，在我们离开韩国后的第三天，他就启程去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印度农村，跟当地社区进行交流与帮助。之后几天，我们在各种民宿和家庭中被接待，这使得我们能深入了解韩国人的家庭生活。接待家庭都属于韩国的中产阶层，但居住面积都不大，一般是60-90平米。经了解，这也是比较常见的韩国家庭居住面积。这些家庭普遍只养育一到两个孩子，这是由于生活成本的高企和居住空间的不足。与中国人习惯睡床不同，不少韩国人长期睡地板。房间不放床，可以省去很多空间，并能综合利用。我们一行十天，多数时间是睡地板，有时十多个人，就分男女睡在两个房间。我们发现，能够睡地板主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铺设木地板，通常有地暖；另一个是要保持得非常干净。当然，接待我们的中产家庭也有睡床，但为了接待我们，都把床让给了我们，自己睡地板。金院长的“永动机”参访第二天是周日。下午，我们从首尔出发，驱车三百公里，横跨了韩国南北，前往韩国南部的庆尚南道。晚上，我们赶到了山清郡（Sancheong-gun）的一个村庄里，住在金院长开设的名为“HESED共同体”的康复中心。金院长夫妇创办了HESED共同体。据了解，金院长每天都要接待很多人，那四天她专门接待我们，免费提供食宿，晚上还给我们上辅导课，有时上到晚上十一二点，而早上五六点钟，又为我们准备好了早餐。HESED这个名字来自希伯来语的“仁爱”，在圣经旧约中指神的恩典和慈爱。美国伊利诺伊州，也有为无家可归人士提供帮助的慈善组织叫HESED共同体。本文所指的“共同体”来自英文的“community”。韩国的共同体，多由民间组织发起，开展各类公益性活动。中国也有一些类似韩国共同体的民间组织，如杭州的三生谷、北京的凤凰公社等。HESED共同体开办在金院长家里，家产来自她先生父母的祖产。在此基础上，他们建设了2000多平米的房屋，接待各类需要帮助的人。金院长帮助的主要对象是遭遇心灵困境的女患者，比如来自离婚家庭的，或是自闭的、精神受伤害的、受到家暴的女子，帮助她们走出泥潭。协助金院长准备早餐的女患者，就是一位面临家暴和离婚，前来求助的年轻女士。在HESED共同体，通过一边帮助别人，一边自我疗伤，她正在走出人际关系的困境。金院长屋子里的海报。在金院长屋子的墙上，我们看到一张海报，上边写着“being

终于见到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之真面目。这个讨论经年、洋洋两万六千多字的文件，还仅仅是一个《纲要》，不禁让人想到，规划一个存在“一国两制”的地区有多困难。对一个从中央政府提出要做这个规划就开始关注其发展的学者，我认真读了几遍这个最终版本，企图真正理解字面以及字里行间的意义。毕竟，对长期身居香港的我，理解这种以国家发改委牵头写成的文件还是很有难度的。首先，文件既然是《纲要》而不是《规划》本身，那我很好奇：有规划全文吗？会公布吗？会不会最终就是一个纲要？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疑问？因为“发展规划”总应该是有实现目标的具体时点。此《纲要》中，提出了该规划的两个时点年份，2022年和2035年。不过，在2035年达成目标，即“国际一流湾区完全建成”，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拿哪些指标衡量算建成，还并不明确。这让我想到，1970年代周恩来提出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和1984年邓小平明确提出建设小康社会。邓小平对他的目标是这样描述的：“所谓小康，就是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美元。”1991年，国家统计与计划、财政、卫生、教育等12个部门的研究人员组成了课题组，按照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小康社会的内涵，再进一步确定了16个基本检测和临测值。延续这种做法，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也明确和具体地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个基本标准”：（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作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000元；（4）恩格尔系数低于40%；（5）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6）城镇化率达到50%；（7）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8）大学入学率20%；（9）每千人医生数2.8人；（10）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相比之下，《纲要》并没有提出具体指标，而是提了六个发展方向。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是《纲要》吧？从香港特区也在规划之中这个角度来考虑，不提具体指标，其实非常合适，因为这里不是一个有计划习惯、有规划传统的市场经济体，愿景很难具体。第二，撇开规划目标不谈，此《纲要》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广泛和具体的，可谓面面俱到（不得不为之吧？）。所涉及的每个行业、每个城市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关注的内容，当然也可能因此产生各种带有偏见的看法。重点多了，就看不清重点了。比如，有人统计了该文件里有70多处提到科技创新，认为是重点；也有人看到到处都是“打造”字眼，明显反映出政府主导而不是市场为本的写作习惯。我与其他人一样，会有关注上的偏好。比如，我注意到文件中带有“级差”的表述，提到香港国际航运中心，而称广州和深圳为枢纽大港，并理解到一些用心良苦的政治考虑。尽管有种种这样的个人偏好，我仍然觉得，《纲要》还是很有选择地将一些地方上期待、令湾区整体上进一步协调跨境发展的务实内容纳入。比如，在跨城市创新的体制改革方面，《纲要》提出要，“研究实施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出入境、工作、居住、物流等更加便利化的政策措施，鼓励科技和学术人才交往交流。允许香港、澳门符合条件的高校、科研机构申请内地科技项目，并按规定在内地及港澳使用相关资金。支持粤港澳设立联合创新专项资金，就重大科研项目开展合作，允许相关资金在大湾区跨境使用。”

韩国自1995年颁布并实施垃圾重量制（根据丢弃的垃圾重量分等级收取垃圾处理费的制度），1996年颁布并实施食物垃圾分类回收政策，而从2010年开始对处理食物垃圾进行收费。自2010年，实施食物垃圾重量制以及食物垃圾分类处理制度以来，食物垃圾在各家各户被分离后，在各个垃圾回收点被集中，之后由政府或小区居民选定的专业回收公司将食物垃圾回收并做成动物饲料或者有机化肥。食物垃圾的分类所有的厨余垃圾都是食物垃圾吗？由于食物垃圾主要用来做动物饲料，因此根据食物垃圾的分类标准，只要考虑动物能否食用这些垃圾即可。而其他貌似属于食物垃圾的垃圾，如坚硬的果核以及骨头等，会损坏食物垃圾搅拌器，需要被分离出来。食物垃圾搅拌器是食物垃圾回收工厂里，将回收的食物垃圾进行粉碎的一种机器。这种机器的底部会有一些搅拌桨。韩国是这样分类的：韩国垃圾分类中，不属于食物垃圾的垃圾上表中“不属于食物垃圾的垃圾”需要严格分类后，同一般垃圾一起放入普通重量制垃圾袋中丢弃。每个城市或每个小区都有自己的食物垃圾分类标准，大体分类一致，但有些细节可能不同。每个小区都会把自己的食物垃圾分类标准发送到各家各户，或张贴在小区公告栏中，居民们根据这个标准，自行在家分类后，丢弃食物垃圾。食品垃圾的回收过程韩国的垃圾回收利用制度由环境部进行顶层设计，具体的政策以及实施，由地方政府以及地方自治团体根据自身情况执行。因此可以在不同地市观察到不同的推广以及执行情况。食物垃圾回收过程一般如下：1）市民们在超市购买当地专用的食物垃圾回收容器或食物垃圾回收袋。丢弃一般垃圾时需要购买付费的普通重量制垃圾袋，普通重量制垃圾袋分为5-100升的不同规格，其中最常用的是20升的垃圾袋，价格约为500韩元/只（约3元人民币）。而食物垃圾回收袋一般为黄色的，分为1、2、5、10、20升的袋子，价格分别约为50、100、250、800、1600韩元。可以看出，20升的食物回收垃圾袋（1600韩元）比20升的一般垃圾袋（500韩元）要贵不少。其原因在于，垃圾袋费用实际就是处理垃圾的费用。处理食物垃圾要比处理一般垃圾费用要高，因此食物垃圾的袋子比普通重量制垃圾袋要贵。2）家中产生食物垃圾后，首先必须将食物垃圾中的水分滤干，再保管到家中的食物垃圾回收容器或回收袋中。3）将装满垃圾的容器倒入小区内专门的食物垃圾收集容器，或将食物垃圾回收袋在指定日期摆放在指定回收点。4）地方政府直接或委托企业，使用专用的处理车辆将食物垃圾在凌晨或早上收走。5）垃圾回收用车上携带有食物垃圾桶清洗装置，会在收取垃圾时清洗小区内的食物垃圾容器，保持其外观整洁，不招蝇虫。有关食物垃圾的集体收集方式，目前有三种主流方式。第一种是加载通信系统的RFID计量回收方式，也是目前较为先进的一种管理食物垃圾回收的方式，即根据居民丢弃的食物垃圾量精确计费（一般在130韩元/公斤），且可将相关数据通过通信网络实时传输到管理终端，所以在监控方面更为高效，由于费用扣除的方式较直观，客观上会促进居民主动减少食物垃圾产生。居民可以刷卡后丢弃食物垃圾，费用按丢弃重量由各家自行负担。这是一种政府可以实时监控和统计丢弃量的方式，但运营维护成本较高。这种回收机器的采购费用为150-200万韩元/台（大约9000-12000元人民币/台），以首尔附近的京畿道军浦市为例，全市一共240台机器，每年的运营管理费用为5000万韩元（约30万元人民币，即每台机器的运营成本为1250元人民币）。也有的新建小区自行负责机器的采购及运营。RFID食物垃圾计量回收装置。第二种是采用计量桶加密封标签的桶装回收方式。密封标签就是待食物垃圾桶盛满之后，会盖上盖子密封起来，贴上标签，表示此桶已满，无法再装更多的食物垃圾。下图中，左边的大桶为“食物垃圾回收桶”，右边的小桶为食物垃圾塑料袋收集桶，两个桶都带有脚阀，居民可以用脚阀打开桶盖，避免弄脏双手。食物垃圾桶旁边通常设有洗手池及肥皂，丢弃垃圾时弄脏双手可以清洗。回收费用由整个小区的人一起平摊，收费包含在每个月的物业管理费中。以军浦市某小区为例，2018年1-7月，每家每月的食物垃圾处理费约为人民币4-6元。计量桶加密封标签的桶装回收方式。第三种是居民购买重量制食物垃圾袋的方式。居民可以将食物垃圾装在袋子里丢弃。为方便居民丢弃食物垃圾，很多小区的食物垃圾回收桶旁边常设有洗手池和肥皂(如下图)。小区采用哪种食物垃圾的回收方式，主要看当地的居住形态。一般来说，有物业管理的小区，尤其是新建小区，一般采取RFID方式；老旧小区采取计量桶方式的较多，也有采取RFID方式的；类似独栋别墅的独立住宅区，一般采取重量制食物垃圾袋回收方式。居民购买重量制食物垃圾袋的方式。关于垃圾回收运输，一般由政府招标选定食物垃圾回收运输企业，也可由小区居民委员会在会议后直接签约选定企业。每月收取一定的垃圾处理费用，回收企业仅负责将垃圾回收并运输至处理中心，不负责处理。回收企业会负责小区内每天的食物垃圾筒清洗工作。政府推行食物垃圾分类的举措1．完善相关法令条例为有效推行食物垃圾分类，韩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条款。如《废弃物管理法》第十四条（有关减少食物废弃物产生的计划制定）、第十五条（食物废弃物丢弃者义务）。另外中央政府仅制定相关法律框架，具体执行细则由各地方政府来制定，如环保部的《资源节约以及循环使用法》、《垃圾手续费重量制实施指南》、《分离排出标记制度》等，同时各地也有相应的制度条例。

在小区如何更好地推广垃圾分类？撤掉楼层的垃圾桶，如何鼓励居民把分好类的垃圾拎到楼下的垃圾箱？如何帮助居民正确地给垃圾分类？这些看似简单却需要细致操作的工作，离不开居委会和第三方社会组织的指导，更离不开社区中志愿者的细致工作。上海静安区宝山路街道包运大厦的颜卫国，就是这样一位推广垃圾分类的社区带头人，他们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小区的垃圾分类推广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2018年8月18日，全国首届零废弃日，爱芬环保举行的线下沙龙活动上，颜卫国分享自己参与的垃圾分类工作经验。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我叫颜卫国，来自上海静安区宝山路街道的包运大厦。包运大厦是我们的居民大楼，靠近上海的老北站，是一幢1996年建成的25层大楼，每层有10户，目前有239户人家。我们小区从2017年3月份开始实施垃圾分类，目前有70%的居民能自觉地进行垃圾分类，把湿垃圾除袋后投到湿垃圾桶，干垃圾投到干垃圾桶。包运大厦从细致的准备工作开始2016年宝山路街道确定我们小区为试点小区之一，我们小区的工作2016年10月正式启动。但当居委会和第三方组织爱芬环保到小区，说要开始推垃圾分类的时候，一开始我们是比较抵触的。当时我是居民大楼的支部书记，也是志愿者团队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几个核心志愿者商量了一下，感觉这个任务不能接，接下来就是一个烫手山芋，所以刚开始我们不愿意做的。后来，居委会和爱芬环保跟我们开了几次讨论会，我们就说，要不这样，天开始冷了，居民也不愿意出来，志愿者也不方便工作，要么我们先做5个月的准备工作。这5个月期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原先有一个20人左右的志愿者队伍，但要推广垃圾分类，20个人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看到哪位同志退休了，或者哪位同志平常有空档，就马上到他家里去邀请。不久，我们的志愿者队伍增加到32位。在所有志愿者的努力下，我们在小区里面拉横幅、出黑板报和宣传画，做了很多宣传，然后不断造舆论。等过完年，我们就进行了几个有仪式感的活动，比如说办“绿色账户卡”，隆重邀请中国银行的同志来给我们办卡；还有正式的“发桶仪式”，给每家每户发一个额外的塑料桶装垃圾，志愿者入户发资料并做口头宣传……，通过这些活动，让居民了解到垃圾进行分类的意义与基本要求。“发桶仪式”，志愿者向居民发垃圾桶此外，垃圾分类的推进还需要一些很细致的考虑。比如，垃圾箱按我们要求就改造了两次，第一次是把普通垃圾箱改造成可以垃圾分类的垃圾箱。但是改造完后，发现垃圾箱的投放口太低，不适合高个子的人，他们要头低下来才行。所以，我们就要求改造垃圾箱投放口的高度，让不同身高的人都能方便地使用。我们又想到，如果下雨天怎么办？下雨天，居民要一手撑伞，一手拎垃圾，还要把塑料袋的湿垃圾倒出来，这样就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就在垃圾厢房顶上装了遮雨棚。抓住各种机会，争取居民的理解和配合我们小区只有一个保洁员，以前每一层楼都有一个垃圾桶，保洁员每天两次把垃圾桶运到楼下的垃圾箱。居民习惯了在楼层投放混合垃圾，现在要把这个桶撤了，让居民把垃圾分类并拎到楼下的垃圾箱，行吗？2017年3月5日半夜里，保洁员把楼层的垃圾桶运下来以后，就不拿上去了，3月6日早上，正式开始垃圾分类。虽然在宣传动员阶段，居民对分类的方法有了理论化的认识，但实际要分的时候还是有很多误区，比如不了解什么是湿垃圾，认为湿的都是湿垃圾，比如餐巾纸、小孩的纸尿裤，都往湿垃圾桶里面扔。所以，志愿者要大量地分拣，还要给居民解释示范。而且，包运大厦租户占比有30%-40%，租户的归属感不强，不易融入社区，租户还换得太快，所以需要反复入户宣传。

点击阅读原文，可观看相关视频大学生在村庄，献计垃圾分类。视频制作：陈佳妮(03:55)当今消费已然全球化，而同质化、不易降解的垃圾也遍布全球。而在中国的乡村，由于人口空心化、老龄化，以及生活习惯不易改变等状况，要推广垃圾分类，比在城市更为艰难。但当下关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重要命题，如保护环境、发展农业、开展旅游等，都离不开完善的垃圾处理体系。位于杭州西北郊的黄湖镇青山村，就是一个正在推广垃圾分类的典型样本。这个距市中心42公里的村子，以竹笋产业为主。年轻人大多在杭州工作，老人留在村里务农。近两年来，大自然保护协会与阿里巴巴自然教育基地的项目落在当地交界村的龙坞水库——禁止对周边竹林施用化肥农药，给予村民补偿金并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这无疑增强了村民的环境意识。与此同时，当地的旅游业也在发展。青山村试点概况青山村的垃圾分类建设试点就在龙坞水库所在的交界村进行。从硬件上，每村户都拿到了两个“二分类”垃圾桶。所谓二分类，是指只区分“厨余”和“其他”。而四分类指的是区分“可回收”、“厨余”、“有害垃圾”、“其他”。在村户聚居的地方，作为小垃圾集中点，大约每3-5户人家放一对二分类垃圾桶。全村还有9个四分类的大垃圾集中点。而在软件上，每年村里都会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宣传垃圾分类的知识，并强调村民在家里把厨余垃圾用作肥料，从源头上减量垃圾。但在青山村村委书记俞祖根看来，这项工作仍然难以推进，因为垃圾分类很需要村民自治。“二分类”垃圾桶，只区分“厨余”和“其他”。本文图片均由作者供图村中垃圾分类宣传点以及“四分类”垃圾桶：蓝色可回收、绿色厨余、红色有害垃圾、黄色其他垃圾观察与行动针对当地的垃圾分类问题，2018年7月，在当地NGO杭州余杭乡村志愿者服务中心的合作帮助下，公益组织“捡拾中国”在这里开展了为期8天的青年训练营。来自全国各地、专业不同的18位大学生，在相关NGO实践者的指导下，对交界村开展了垃圾分类的调研实践。营员与村民在家中、户外交流交界村有25户居民。但7月的调研进行时，只有12户居民在家。综合四个小组的调查，居民几乎都在40岁以上，有半数不知如何具体细分垃圾，但超过一半的人知道厨余垃圾应单独分开。约50%的居民都把自家垃圾混合式投放到垃圾集中点，但也有一半居民觉得有必要分类垃圾。18名大学生分成4个小组，组名和大自然有关，分别为星座队、果园队、青谷队和鸭子队。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营员们以组为单位，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与建议。垃圾桶的设计问题营员发现，交界村超过一半的人家，并未使用政府发放的垃圾桶。另有居民反映，下发的家用分类垃圾桶设计不合理，使用不便。而在垃圾集中点，可以看到，垃圾桶摆放位置错乱，半开半合，未被完全利用。另外，垃圾回收缺乏规范和监督，做不到定时定点，直接将垃圾混装拉运的状况也会发生。鸭子队设计的贴纸针对家用垃圾桶使用情况和公共垃圾投放点现状，鸭子队提出了他们的方案。他们设计了两款家用垃圾桶的贴纸，希望居民不必更换家中已有的垃圾桶，也能在家实现垃圾分类。第一款贴纸是针对一些花纹简单的家用垃圾桶，选择用小贴标，来分辨干湿垃圾。第二款贴纸是针对一些花纹和构造复杂的垃圾桶，采用环形彩带式的贴标，来达到区分的目的。项目的贴纸颜色和垃圾桶的颜色一一对应，倒垃圾时能醒目提示。垃圾集中点的问题垃圾后端收运由杭州城威物业有限公司负责，由于居民垃圾分类情况差，

一说起日本的垃圾分类，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路上垃圾桶少”和“分类手续多”这两个事实。的确，这一“少”和一“多”，基本概括了日本在处理生活垃圾上最主要的两个原则。日本的垃圾处理制度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而在新的时代也面临更多挑战。了解日本垃圾处理的过去和现在，也许能为更多城市的垃圾处理提供新的思路。东京新宿区的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包括日英中在内的11种语言的垃圾分类说明书。图片来源：http://www.city.shinjuku.lg.jp/seikatsu/index09_01s.html日本垃圾处理简史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日本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居民产生的垃圾开始成为一个公共议题。早在1900年，日本就制定了《污物扫除法》。该法把垃圾的收集和处理规定为城市行政单位的职责，这也为后来日本的垃圾处理制度定下了基调。随着战后经济复苏，城市垃圾问题也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对于垃圾焚烧场和填埋场的需求不断增大。另一方面，要确保垃圾在运输途中不对城市环境产生影响，需要更多基础设施的投资。为减轻作为垃圾处理主体的地方政府的负担，日本1954年通过了《清扫法》。它使得中央政府为地方处理垃圾提供财政和技术的支持有法可依。进入高度成长期的日本，城市垃圾更是飞速增加。在1960年到1980年这20年间，日本的垃圾大约增加了3500万吨，增长了5倍。其中来自工业生产的垃圾还导致了大规模公害的发生。1970年，日本国会通过《废弃物处理法》。该法明确规定了生活垃圾由政府处理、工业垃圾由企业自行负责的原则。有了惩罚的制约，对企业污染的控制得到了加强。但在生活垃圾的处理上，更多障碍却急需解决。城市政府试图在市区内新建垃圾处理厂的动议常因“邻避效应”而中断。最为生动的一个例子是笔者之前介绍的文章《日本城市的垃圾战争》。1970年代，因为东京杉并区居民的反对，该区的垃圾处理厂无法建成，大量的垃圾需要运送到江东区填埋。而江东区的居民也发起行动，拒绝杉并的垃圾车进入。在市和区各层级政府和市民代表的多次商谈后，对峙才勉强告一段落。正因为这些因素，日本垃圾处理厂的空间不足问题，始终无法彻底解决。根据日本环境省的数据，到1990年，日本垃圾处理容量只剩下8年空间。在此背景之下，日本各界终于意识到，要解决垃圾处理的危机，更关键的应对方案在于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1991年，《废弃物处理法》得到修正。抑制废弃物并对其进行分类、再生和再资源化的原则被加入其中。随后，日本相继通过了数部资源回收法规，比如1995年的《家电回收法》、1998年《建设回收法》和2000年的《食品回收法》。2000年，《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出炉，它确定了日本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型的社会，转变为以Reduce（减量）、Reuse（再利用）和Recycle（回收）为代表的3R社会的决心。正所谓“无吉祥物，不日本”。日本各地政府都推出了许多吉祥物来宣传包括资源回收、垃圾分类在内的各项公共政策。图为东京葛飾区的3R社会推进吉祥物“REE”。图片来源：http://www.city.katsushika.lg.jp/kurashi/1000048/1001534/1001569.html“沼津分类法”的诞生日本垃圾分类体系正是在上述充满矛盾的1970年代诞生的。而静冈县的沼津市通常被视为日本垃圾分类的一个发源地。1975年，随着垃圾量不断增多，当地政府不仅缺少空间堆放垃圾，更缺乏足够资金来支付庞大的人工费支出。在政府和市民的协商下，大家提出，如果可以在垃圾被搬运和回收之前，先按照种类进行分类的话，既可以减少后续工作量，又能通过资源再利用来制造收益。从这一年四月开始，居民们按照“可燃垃圾”、“填埋垃圾”和“资源垃圾”这三种类别来进行丢弃及回收。和现在许多刚导入垃圾分类制度的城市一样，沼津市民一开始也是怨声载道。但两个因素推动了该制度的成功普及。第一，当时的沼津作为一个工业城市，工人占据了城市人口的相当一部分比重。而他们通常和同一个工厂的同事居住在同一社区内。依靠着这种建立在“业缘”之上的社会资本和关系网，更多居民得以接受和认同分类的制度。第二，在推行政策时，注重以市民为行动主体。对分类进行宣传和监督的，往往都是当地的居民志愿者。在他们积极的介入下，分类才得以进入每个家庭中。神户市的垃圾分类吉祥物。它们会以动画等多种形式出现，面向学生和孩童介绍垃圾分类的规则。图片来源：http://www.city.kobe.lg.jp/life/recycle/waketon/tanoshimu/index2.html在日本垃圾处理方式开始转型的1990年代，以“可燃、不可燃和资源”这三种类别为主的“沼津式”垃圾分类规则，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地方行政体采用。同时，G7东京峰会为代表的国际会议的召开，和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事件为代表的恐怖袭击，对城市公共安全提出了高要求，使得作为“安全隐患”的城市公共垃圾桶逐渐减少，这也间接加速了垃圾分类制度的推进。在今天的日本城市中，公共垃圾桶基本不存在。唯一类似的替代物是大街小巷各便利店的垃圾桶。但它们原则上只供进行购物的消费者使用。人人把垃圾带回家进行分类再回收的做法，基本成为日本全社会的共识。垃圾分类实例在此，以在东京市区23区中人口排名处于中位数的新宿区为例，来具体考察一下垃圾分类的实行。新宿基本按照“沼津式”的分类法，把垃圾分为“资源垃圾”、“易燃垃圾”和“金属、陶瓷、玻璃垃圾”（即不可燃）三种。其中资源垃圾每周回收一次，后两种垃圾每周回收两次。每周的回收时间会根据居民所在町的不同而略有差别。垃圾必须在指定投放日的8点前放到规定的地方（基本上大家会在前一天睡觉前就把垃圾放好）。独门独户住宅的垃圾丢放所一般就在大门边上，而多住户的公寓楼通常会有自己的垃圾堆放室。也由此，对公寓楼的居民来说，丢弃时间可以更加自由。他们只需把垃圾扔到垃圾室的规定角落里，到了特定的回收日，会有回收业者进入垃圾房统一收走。在规定的时间和日期之外，丢放的垃圾不仅不会被回收，还可能会因为随意丢弃而受到惩罚。日本动画片《蜡笔小新》里就有一集关于垃圾回收的故事：小新家所在的小区改变了垃圾回收的方式，而他们老是搞错指定的时间和种类，从而垃圾不断被退回并受到了警告。此外，分类垃圾的丢弃方式也有讲究。比如在丢弃玻璃或塑料瓶时，居民需要对它们进行简单的清洗。在丢弃厨余垃圾时，有时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干燥处理。新宿区“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的分类说明。图片来源：http://www.city.shinjuku.lg.jp/seikatsu/seikankyo03_001030.html另一方面，不要的家具和家电等，只要其任何一边的长度超过30厘米，就会被归为“粗大垃圾”。这些垃圾的丢弃需要通过网上或电话预约。同时，居民还必须在便利店等场所购入“粗大垃圾回收贴纸”（相当于交了粗大垃圾的处理费）。在约定的时间，把有贴纸的粗大垃圾放到指定的地方，才能有相关从业者完成回收程序。回收费根据垃圾的大小和种类而变化。比如在新宿区，回收一个普通收纳箱需要400日元，而一个两人沙发则需要1200日元。为了避免这笔开销，有时居民会找民间回收业者，试图以更便宜的价格处理。把不要的家具卖给二手中介店也是另一种选择。正因为存在处理垃圾的成本，市民们在购买家具和电器时会更加精打细算。同时，也为回收和旧物再利用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动力。在以个人或家庭为主体的垃圾分类和回收之外，日本城市中还存在以小区为单位的“集体回收”（日语：集団回収）制度。集体回收的对象一般限定为资源垃圾。在新宿区，十个以上的家庭就可以结成一个集体回收小组。这些小组可以和资源回收的业者协商一个最便利的回收时间和方式。而每年两次，新宿区政府会根据回收小组的报告书，给回收小组发放奖励金，一般为每公斤回收垃圾6日元。基本上这些奖金都会被捐给町内会，以筹办小区每年的祭奠或其他集体活动。小结从上述介绍中可以看出，日本垃圾分类的成功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每一项政策背后都有完整的法律支撑；第二，在分类和回收中市民被赋予和政策制定者平等的地位。因为市民的积极介入，才使得制度真正被落实。当然，日本的垃圾回收在实施了大约40年后的今天，也遇到不少挑战。一方面，随着老龄化的演进，垃圾回收如何能够减轻高龄者——特别是独居老人——的负担，成为许多地方政府正在实验的领域。另一方面，在城市高层公寓楼中，由于居民的流动性和隐秘性高等特征，对非法垃圾投弃的监控变得越来越困难。如何保证公寓住户积极参与垃圾分类，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参考文献：環境省、日本の廃棄物処理の歴史と現状，2014年2月垃圾再生｜菲律宾社区资源回收站，半年让垃圾减量过半垃圾再生｜西班牙用“冰屋”回收玻璃，用“垃圾”奏响音乐垃圾再生｜瑞典用真空垃圾收集与沼气，助力可持续城市发展垃圾再生｜荷兰网络社群变废为创意设计

荷兰因创意设计公司而闻名全球。近年来，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思潮下，许多环境友好型设计涌现，垃圾的回收利用及再设计是其中热门。2018年荷兰设计周，就开设了“清洁革命”专展，展出了40余个荷兰设计师在回收利用和循环经济方面的丰硕成果。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荷兰是全欧洲废物回收利用最好的国家之一，每年有70%的废物会被回收和重复利用。据调查，90%以上的荷兰人日常会积极参与废物回收利用。笔者初到荷兰时，并不清楚荷兰废物回收方式，不止一次遇到好心人主动上前讲解帮忙。随着网络社群遍地开花，更多的荷兰人开始用网络的强大传播力，将废物回收利用和设计结合起来，造福更广阔的人群。最简单的方式，便是在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上自发分享经验。笔者加入了一个荷兰人创办的名叫“Re-use,

目前为止，全世界成功实施并运营的“可持续城市”案例只有四个，其中两个在瑞典——哈马碧湖城和马尔默的明日之城。从上世纪中叶开始，瑞典城市的发展逐渐受到不断高涨的环保意识影响，进而不断追求与试验“可持续城市”的可行性。在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方面，真空垃圾收集技术和沼气纯化技术，为这个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哈马碧生态模型1972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办了第一次人类环境国际会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大会聚焦于国际视野下的环境问题。而1970年代初出现的石油危机，让瑞典从国家层面开始重视节能项目，并支持石油替代能源的研发。从第一代可持续城市哈马碧湖城开始，斯德哥尔摩市政府就提出了严苛的环保要求，并设定了相应的环境目标：将哈马碧湖城的能耗降低到当时普通新开发项目的50％。在上世纪90年代，这是相当大胆的目标。哈马碧湖城建成后，基本实现了当初定的环境目标。而且，与周边地块相比，其土地价值提升了25%，却仅付出了5%的成本增量，让开发商获益良多。其中，1996年由斯德哥尔摩水公司、Fortum

以上这些活动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也需要许多社会组织的精心策划。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非营利组织Ecoembes。这个组织已经成立20余年，他们致力于把环保变成一件有趣的事，通过策划活动推广环保概念。

2013年11月，我曾前往菲律宾开展为期14天的考察，参观了地球母亲基金会推进的零废弃社区、奎松市生活垃圾露天堆砌场、医疗垃圾焚烧厂周边零废弃社区、以及Alaminos市的零废弃垃圾管理体系。

作者：清华同衡技术创新中心

“尽管目前网上销售存在良莠不齐、以次充好的现象，但互联网让更多的人了解紫砂壶、了解紫砂文化。当信息更加透明，互联网信用体系完全建立起来时，好的产品一定会显现出来”。村委书记范泽锋这样告诉我们。

而从2002年起，北京在“流通现代化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开始了对三环内农贸市场的改造，并决定大力发展超市、便利店、社区菜店等设施。也几乎与此同时，北京主要城区的菜市场开始逐年被慢慢地改造、外迁。

High”创办者）路线概览：（定海桥）复兴岛——出岛后往北走——（海安路桥）上海理工大学——（人行桥）水产大学原址时长：约4小时（其中包括一顿午饭时间）名额：8人

城市漫步·追溯︱弄堂串起90年代生活印记城市漫步·重构︱家门口穿弄堂，发现了新世界城市漫步·社群在造

5月19日周日上午九点，上海常熟路近五原路口。澎湃·市政厅的“城市漫步”即将启程。由法商赉安洋行设计的瑞华公寓伫立在常熟路、五原路口，“城市漫步”集合等待时，细细打量楼顶的墙体装饰：光线、花朵和鸟。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拍摄毕业后我就住在附近，转眼近五年。自以为对周围几条马路还算熟悉，但跟着格里董和INS在家门口走街串巷，听他们讲街区的历史以及儿时的记忆，这个街区的丰富层次随之又一次让我倾倒。可能因为是“外来者”，我常探头探脑地在某条弄堂口徘徊，却并不确定能不能走通，不敢冒然“入侵”。某一次毅然拐进永福路一条张望了很久的弄堂，还是爸妈来上海看我，饭后一起散步的家庭/集体举动。从另一头走出来的时候，颇为惊喜，“哦原来是这里”！在这个街区长大的格里董和INS果真不一样，弄堂穿得十分笃定。INS小时候的同学、玩伴也大都住在附近，借着串门的机会，便很早地拜访了街区各异的内部空间——洋房、别墅、公寓、公房、平房，也因此从小就懂得了阶层的差异。直到如今，哪里有大花园，在哪棵树荡秋千，INS都如数家珍。漫步从五原路开始，我默不作声地听格里董怎么说。华东神学院的故事就让我暗自大吃一惊！曾经伫立在五原路（近常熟路口）的小教堂已经拆除，完全寻不见神的踪迹。我用以标记这个位置的是Spicy

我是INS，这不是一个外文名，更不是Instagram的缩写，只是因为我的名字上海话读音就是/in’s/，简单好记。我是从小生活在徐汇区的原法租界区域内的上海小囡。既是一个资深的城市漫游者，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普通年轻人。有着很多爱好，这些与城市相关的兴趣，都是让我更加热爱这座城市的理由。我经历的上海90年代换房从小学到大学，我都与父母居住在长乐路最尾一段（乌鲁木齐中路至华山路间），可以说放在现在与90年代无差，仍是闹中取静的一处普通一室半公房。说是生长在长乐路的孩子，可我家并不是从我出生就在这的。有印象的是，小学前一家三口住在田林新村——80年代中期建立、90年代中期建成的一处扩散形的工人新村。因为父母结婚，我妈的单位分了一套田林新村的房子作为给组成家庭的员工补贴。由于是单位分配的，所以我妈的同事分布于新村的各个角落，以至于很长时间内，我都把田林新村和我妈的单位划等号。当时的政策是，组成家庭后，夫妻双方单位各出住房面积或等同于住房面积的补贴。简单地说，那时我妈单位出了面积，我爸单位出的面积算在现有的这套房子里还有余，可以补足。那个时候一是考虑到可选居住地方的位置，二是原来的田林新村房子面积更小，家里人就朝着多补一些面积的方案，换了长乐路的房子。其实也不多，现在想想可能也就2、3个平方吧。正因为这样一换动，我在幼儿园毕业、小学入学前的这个暑假里，顺利地办好了一切入学手续，成功地在1991年小学新生入学的时候成为了长乐路上的新居民。公房、洋房和弄堂公房篇与现在大多数的密集型住宅区不同，长乐路末端是分散的。我的小学在武康路五原路口（当时是武康路小学，现为一所幼儿园），我的初中在安福路原西班牙领事馆正对面（当时是黎明中学，现为一所小学）。正因如此，我当时的生活半径在：长乐路-华山路-安福路-乌鲁木齐中路的范围里，这一圈现在走走可能只要刻把钟，短短的矩形街区里，随处有我学生时代的生活记忆。我居住的长乐路1131弄，建造于1960年代，从小我一直将家里住的地方叫作弄堂里的楼房，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里弄房子。从街面走到楼房，有向内延伸的走道，走进三十来米的距离，能见两幢一样结构造型的一梯四户五层建筑，一弄两栋四十户人家，就是1131弄的小社区。我住的一号楼和二号楼外观看似一样，却有些小不同，我们家楼下是有地下室的，大人们都直接叫“防空洞”，在刚住进去的前几年还是有人进出的。虽然我从来没进去过，但是有人进去又没有关上门的时候，我会站在入口处往里张望，半天看不出什么东西，只有深不见底的楼梯，觉得阴阴暗暗的，却又抑制不住好奇心，不放过每一次“防空洞”打开时的机会去看。夏天热的时候，走进楼道里就会觉得凉爽，再加上地下室的门一打开，毫不亚于现在立式三匹空调的功率。另一个不同是，我们一号楼楼下有院子，与整幢楼一样的长度，深五、六米。几只散养的母鸡和夏天的葡萄藤是一楼居民的产物，加上和房子同龄的一棵玉兰树，组成了我90年代初期，站在阳台往下望去的所有记忆。洋房篇现在回想，当时我的小学同学们住的地方，可是遍布在了现在网红的“法租界”区域各幢大小洋房里。而我最初接触的洋房，则是离我最近，我家正前方的那两幢。走进1131弄三十米的走道，四、五米长的围墙分别隔出两幢风格迥异的花园洋房。我家在四楼，从家中窗口望出去就是中轴线，既能看到左洋房里一对阿公阿婆家满屋的书和超大的电视机，又能听到右洋房里传出的阵阵麻将声、还有花睡衣阿姨在露天走道里把小菜炒得劈里啪啦响。我家的窗台下就是自来水龙头，所以我的一天从早上刷牙到晚上刷牙、甚至洗手的时间，不自觉的就会朝着外面看，左张张、右望望，观察两边洋房居民的生活景象成了那时我生活的一部分。

狗大人本科是学会计的，毕业后工作做了两年财务。2013年，他因各种缘分知道了邬达克，自己探索了邬达克的故事，然后开始转型做citywalk。原因只有一个，他喜欢上海，希望更多人喜欢上海。

此外，为了体现绅士点周围POI的特征，我们将其与POI在旧城内的总体分布情况进行比对，发现绅士点附近旅游类、交通出行类POI显著高于整体水平。但是，总体上绅士点附近设施的配置数量处于中等水平。

其次，居民区的宜居度除了居住，还少不了人们的沟通交流。而违章商铺的拆除带走了一定的人流量，导致街道的可参与性和停留性下降。居民的社交及休闲娱乐需求，得不到一个合适的替代出口，进而降低了街道的活力。

随着厕所革命的深入贯彻，以北京西城区为代表的区域率先升级改造辖区内的公厕，包括给厕所增加通风除臭系统、增设洗手池和镜面等。此外，公厕信息平台的搭建也为人们寻找公厕提供了方便。

本研究除了深入计算老年人专属的生活步行友好性外，还计算了一个适用于普通人群的生活步行友好性，并将两个友好性做对比。结果发现，普通人的生活步行友好性平均得分为84.5，略低于老年人的生活步行友好性,

此外还发现，面向高端消费市场的工作学习类第三空间较少，提供免费公共服务的场馆类工作学习第三空间（如东西城图书馆、各街道分馆和博物馆附属自习空间等）分布也较少，其中小型社区图书馆的服务水平也有待提高。

2018年4月23日，澎湃新闻城市漫步栏目邀请我带大家逛逛北京的菜场，这是我今年第二次带朋友们逛菜场了。说实话有点惭愧，明知随着治理拆墙打洞和疏解非首都功能，菜场有望再度成为热点话题，但2015年以后，我始终没有开始后续的系统实证研究。一是，我计划五年做一次地毯式调研，下次应该是2019-2020年；二是，我认为目前的菜场分布情况，是强力政策的结果，不能体现菜场自组织分布的需求。每被问及菜场是否会消失时，我总是坚定地说“不”。一方面，从我在荷兰生活八年的经验来看，无论城市经济如何发达，管理机制如何健全，菜场这类空间总会存在。但另一方面，荷兰城市中的菜场分布密度远远不及北京，另外，北京三环内五个摊位以上菜场的数量，在2009-2015年已略有下降。那么，未来北京的菜场命运会如何呢？今年这两次漫步，我观察到一些变化。第1站：新民菜市场，幸存的赢家新民菜市场有两部分：东区是个大早市，也叫日易晶盛菜市场；西区叫新民菜市场，一直开到晚上7点。在最近一次地毯调研的结果中，除了新出现的菜场，新民菜市场是唯一有显著摊位数增长的案例。从2009年的156个摊位，增长到2015年的309个摊位。北京漫步团队在新民（日易晶盛）菜市场（左图），澎湃新闻城市漫步团队合影（右图）。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由作者拍摄或制作。新民菜市场位于二环路与鼓楼外大街的交口，地理位置优越。早在2009年的调研中（跟踪+采访），新民菜市场（下图中M023）的60个被跟踪对象显示出的服务范围就明显高于其他案例（其中M007和M214d的摊位数当时高于新民菜市场）。此外，采访的顾客中有相当数量坐公交车（一般情况下，我在跟踪结束，被跟踪对象临近到家时，才开始采访；而对去公交站等车的对象，采取直接采访的方式，放弃跟踪），他们表示新民的价格是周围其他菜市场的2/3，且种类多样。2009年6个案例市场跟踪调研的轨迹分布，新民为M023。（图片来源：《流体的城市》，盛强

“新区”这个词，对普通百姓来说，意味着新楼房、小轿车和大花园；对地方政府，可能更多意味着卖地、建房、招商引资。最早的国家级新区，是设立于1992年的上海浦东新区。25年过去，它尝试了多种发展模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经验。截至目前，中国共有19个国家级新区。我们今天的关注对象——2014年11月被国务院批复为第11个国家级新区的成都天府新区便是其中之一。那么建了新区，老区的情况如何？我们之所以注意到新区与老区的差别，源于一栋位于锦江宾馆地铁站旁200米步行范围内的办公楼。它虽位于最好的地段，但曾经的气派抵不过时间的沧桑。新旧建筑交叉空置率高、办公环境差、租金低是这一带区域老办公楼的普遍现象。从天府广场往东向春熙路方向走，会看到不少楼宇面临改造的境地。

1939年，蒋介石在西昌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将西昌视为第二陪都，即如果重庆失守，国民政府将迁往西昌。当时在西昌市邛海西岸一片半山坡上修建了二百多间平房，这片

巴塘是藏区最早接触天主教的地区。但天主教徒们告诉我，那里早已没有教堂了，不必费心去寻找。法国天主教会在巴塘传教，一开始就不顺利，从1873年进入巴塘，到1905年巴塘之乱，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冲突。

“格勒得沙”是嘉绒藏语中“藏族人民”的意思。1935年红四军来到金川时，成立了这个藏族苏维埃政权，隶属于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这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也是中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革命政权。

赵尔丰在川边推进的铁腕政策，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激化了矛盾。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赵尔丰奉命镇压。辛亥革命后，赵尔丰又被认为策划兵变反对革命，在成都被激进的革命党斩首。

1939年，孙明经加入中英庚款川康科学考察团，被允许使用庚款经费拍摄电影。他于1939年7月进入西康，进行地理人文考察，拍摄了8部影片。1944年，孙明经第二次进入西康，放映电影并进行爱国宣传展览。

2018年开春，澎湃新闻城市漫步栏目邀请我带领大家逛一逛乌鲁木齐中路一带的小菜场。活动定在3月25号上午10点，同一天我参加的另一个活动“山民小菜场”也是这个时间开场。凌晨四点我便出门买菜备料，预备了100多人份的馄饨馅料和汤头，连带锅碗瓢盆一并送到复兴西路城市山民的后院，托付给来市集帮忙的小伙伴们，转身拐到乌鲁木齐中路与参加漫步的新朋友们会合。大家庭式做菜，从小菜场市集开始先说“山民小菜场”，它是一个民间自发组织的市集。自去年九月份开始，基本每月一次。发起人郭亚珊，六十年代生人，来自台湾，专修艺术，做过二十年广告片导演，十几年前来上海安家，在复兴西路城市山民的后院定期办起茶课堂，将自己从都市高效脑力风暴运转的前沿行业里抽转出来，寻找有序安定的在地生活。山民小菜场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