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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抗疫观︱美国：疫情煎熬下，伯克利不缺善意和爱
华人的煎熬
在过去的近两个月里，我看到海外华人因中国的新冠疫情备受煎熬，这种煎熬可以总结为三条：
第一当然是为国内的疫情揪心。
大家不分日夜的听、看、聊着步步惊心的疫情发展，组团购买防护物资，急送回国。随着国内的需求增长，几天内市面上的口罩就抢空了。大家顾不上日后自己没口罩用的风险，一心只想着支援战疫前线。
第二是在华人内部，人人自危和害怕自己被种族歧视之间的纠结。
因为新冠疫情始于国内，所以从国内，尤其是武汉来美的人成了众矢之的。小区或者孩子学校，谁家最近有人从国内回来，消息会瞬间扩散。微信群里轮番上阵，规劝来人自行居家隔离，呼吁学校停课保护孩子，引发了一场场论战。可怜的是，很多华人一边人人自危，一边也恐惧自己和孩子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有种腹背受敌，里外不好做人的崩溃。
第三种煎熬来源于现实和头脑中两个世界的分裂。
虽然身在国外，但很多人信息来源多为中文平台，所以心理感受更贴近国内。而在上周之前，大部分当地人对新冠病毒的认识还停留在流感上，大多见面时谈笑拥抱，生活云淡风轻。这多少让人觉得安慰，但也催生一种风雨欲来的焦虑。更别提因认识不同而产生的各种纠结，比如到底戴不戴口罩。
然而现在，这一切煎熬都被远远抛到了脑后。最近两周，美国的疫情快速恶化，政府管控剧烈升级，百姓们谈到病毒也都面容严肃。
所以过去的两周发生了什么，我所生活的这个小城的人们都经历了什么呢？也许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片段能让你们体会到一二。
在说这几个小故事前，我先简短介绍一下伯克利，因为一个地区的政策出台、社区反应，都和当地文化密不可分。
伯克利绝非一个面目模糊的小城。虽然它的面积只有上海徐汇区的五分之四，人口约12万，也只有徐汇区的十分之一，却充满了传奇的故事和人物。著名作家Michael Lewis说过一句拉仇恨的话，“ 仅因为我住在伯克利，就让陌生人对我比住在其他地方，比如Palo Alto （斯坦福大学所在地），更感兴趣。”
伯克利到底特别在哪里？这里是美国民权运动的大本营，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极高。这里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劳伦斯国家实验室所在地，满大街左派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嬉皮士和流浪汉。这里的空气里充满了love & peace的芬芳，书卷气和大麻味。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有五个公共图书馆，大约20家独立书店，流浪汉也常常在加州阳光下享受读书。
谨慎又善良的路人
3月3号，伯克利出现第一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人，表面上看起来人们的行为方式并没有改变，但大部分人都知道了这个病毒不是流感那么简单。那个周末，我带着儿子去本地人最爱的Berkeley Bowl超市买菜，把车停在了地下停车场。我发现很多人已经把购物车装得满满的，似乎有屯粮的架势。
等我们买完菜出来，发现车打不着火了。家属走路去旁边的配件行买了移动电池，似乎也不管用。正当我们被困在地下一筹莫展时，停在我们旁边那辆车的车主出现了，我随口问了这位中年女性一句，她是否有跳线电夹（jumper cable），她点了点头，打开了后车厢给我看。
接着，我很不好意思地问，她能否帮我们点着车，她就转身拿出来了连接线，递给我。在完全不说话的情况下，老公和她很有默契地接线、打火、收线，再还给她。她留下一个温暖的微笑，转身匆匆小跑去超市了。
或许是我想多了，但她在这个特殊时刻的全程沉默和果断相助，总让我觉得是一个完美的缩影：人们意识到了问题严重，和陌生人不敢再有热情的亲近，但依然坚定地保持着体面和善意。
安排周到的幼儿园
作为妈妈，从疫情一开始，我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学校关不关门。一方面，我当然希望孩子健康；另一方面，我和老公都算是比较心大的人，在只有几人确诊的情况下，也不希望学校关门，因为双职工家庭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让三岁男孩长期在家里待着，真的不知道如何运作。所以，当国内的长辈苦口婆心轮番上阵劝我们，别再送孩子去学校时，我也总是“嗯嗯啊啊”就过去了。
孩子去的学校，创办已有46年，是个一直坚持为不同族裔、阶层的家庭提供高质量早期教育的非营利性机构。这段时间，校长已接连发了好几封信，详细介绍学校是如何通过各种措施，比如勤洗手、每日消毒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并且也乐观地表示不会关校，除非几种情况——比如公立校区整体停课。
3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病毒为全球大流行病，美国开始有公立学校停课关校，这是美国社会对新冠疫情感知的一个转折点。从这天起，政策步步紧收，美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市场数次熔断，超市空架的照片也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
3月12日，校长再次发信，告诉家长们如果关校，步骤如何，但再次表示这应该不会发生。谁知3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一个个州、郡、市接连宣布停课。当天晚上，伯克利校区也加入了停课大军。脸书上看到“哀鸿遍野”的家长们，对于我，这只等了太久的靴子终于落地了。
3月13日，果然一早收到校长关于停课的邮件，她表示老师会在接下来的一周继续上班，给家长如何在家带娃给予支持，同时也要商讨如何帮助无法在家工作的家长们。不是所有机构都提供在家工作的选项，低收入的家长在当前的局势下，更是无法承受不出门工作的。下午去接孩子时，老师和我们一一拥抱，孩子好朋友的父亲还乐呵呵地说：“回头约着一起去公园玩儿呀。”我当然感谢他的好意，但默想还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
周末情况继续恶化，周一一早又收到学校的一封长邮件。校长开头就说，有很多家庭和她提出，想要提供帮助给需要的家庭，也想要继续和大家保持联系，然后介绍了孩子们在学校的日程安排，提供了全校家庭的花名册，还有一系列的居家养娃建议。下午，我收到了第二封信，是家长委员会的一位家长代表发来的，介绍了接下来，如何一方面保持老师的薪水，一方面给不同收入家庭分梯级减免学费。这是第N次，我们对学校感动又敬佩。
公民自发互助
尽管在媒体上，我们看到的都是疫情的一再恶化，超市被抢购一空的货架，但给我印象深刻的，却是同样喷涌而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青年中年人在疫情中对自己角色的理解。
疫情严重以来，人们逐渐熟悉了一种说法，叫flatten the curve （压平曲线）, 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采取行动，改变生活模式，是为了延缓传染病暴发时间，降低医疗系统短期负担，让医疗资源可以用于最需要的人群。
因为有中国大量的案例和研究在前，人们明确知道新冠病毒对不同年龄和身体状况的人，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严重性。于是很多媒体报道或政策宣传，叙事框架都是，让我们一起努力，保护脆弱人群。
在这个框架下，大量的中青年人参与到提供帮助、邻里互助的行动中去。在邻居聚集的网络平台Nextdoor上，很多人发帖表示自己愿意提供帮助，也有人创建google sheet让需要帮助和可以提供帮助的人各自列出自己的情况，对接需求。
有一天晚上，当我点开其中一个表格，看到当时正有40多个人在线添加内容，愿意提供帮助的表格已经有上百行，还在持续添加，瞬间就红了眼眶。
在伯克利这个公民意识浓厚、行动活跃的地方，人们参与互助的内容覆盖全面，创意百出。比如，有很多人在当地小商户购买礼品券，帮助小商户渡过难关。伯克利的文化地标Moe’s 书店，在他们的Instagram 账号上发图感谢大量跑去购买礼品卡的顾客。也有人发起直接给因为社会停摆、活动取消而失去收入的音乐家、服务生、剧场演员等人的捐款。
我还看到在那张表格里有这么一条：“我是一个全职的性工作者，因为新冠疫情，我已经完全没有了收入，就快要吃不了饭，没地方住了。”而她的求助，也的确收到了不少捐助。
大流行病之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官方公布了伯克利第一例确诊病例的行踪，这位30多岁的居民2月23日从意大利返回，症状轻微，自己在居家隔离，并且已经看过医生。
本地的微信妈妈群里，一个妈妈说：“我们学区发邮件的，这混蛋去意大利回来被传染了。”
我：“ 为什么是混蛋啊，那是病人啊。”
对方回：“明知道意大利有疫情，为什么要去？”
我无意消耗时间去争辩这句话是多愚蠢，立刻退了群，只是觉得心被尖刀狠狠扎了。在这种时刻，我最想躲开的可能就是这种恶意。
伯克利这座小城，在爱和恨、科学和愚蠢、包容和狭隘、融合与分裂的对抗中，赢得胜利的从来都是前者。在很多城市的人们忙着屯粮屯卷纸，甚至屯子弹的时候，伯克利的大人孩子们在图书馆关闭前排着长队，井然有序地背着大包，按照一个人75本，一个家庭300本的上限屯书回家。
在这场对于很多人而言前所未有的全球大流行病面前，我们不会缺牛奶面包，也不能缺失了文明、善意和爱（love & peace）。
（作者倪小乐系从事儿童发展和家庭教育工作的环境社会学博士，现居美国伯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