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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史话｜黄冈、苏轼与瘟疫
公众眼里的黄冈标签，一是苏轼苏东坡，二是黄冈秘卷。如今又多了一样。
元丰二年（1079 年）十二月，苏轼受乌台诗案影响，被贬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那年他四十四岁。
元丰二年的元月壬日，苏轼尚还能意气风发地和雷胜（陇西人，京东第二将，臂力惊人，骑射敏妙）等十人狩猎徐州城南，以“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为韵作诗（《苏轼年谱》卷十八“元丰二年”），还特意作了《猎会诗序》来记录这件事，“……客皆惊笑乐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润风和，观者数千人”。（《苏轼文集》卷十）可以说是一桩值得记录的乐事了。
有时世事变幻便是如此。公元2020年和公元1079年并无差别，前一刻还意气风发大笑挽弓，后一刻便风云突变心态颓唐。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自徐州移知湖州，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上《湖州谢表》，其中“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给自己招来祸事。七月二十八日，上任仅三个月的苏轼，被中使皇甫遵“勾摄”至御史台。八月十八日，赴御史台狱；十二月二十六日，授苏轼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离开京城赴任黄州。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上谢表。后人评论此谢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跋东坡黄州谢表》）黄州在熙宁之后便属淮南西路，治黄冈，县三：黄冈、黄陂、麻城。黄州之名最初出于隋代，后来被称为齐安，到唐代称为黄州，到了宋代得以固定下来。
冬天的黄州气温与今日无异，据苏轼自己描述：“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 （《与章子厚书》）他先是住在黄冈县东南的定慧院，定慧院杂花满山，却有海棠一株，诗道：“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雨中有泪亦悽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分明是说他自己。在定慧院，他还写下“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醒。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经历大劫难、初到偏僻之地的苏轼，心情可见一斑。
刚到黄州的苏轼，如同当今的湖北乡亲一样，人皆畏避，唯恐与他交往牵连到自己，日子过得不可谓不艰苦。起初他担心自己一家人吃不饱穿不暖——确实如此。他在给秦观的信中写道，每月他会取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需要取用时便用画叉挑取一块，然后用大竹筒储藏那些没用完的钱以待宾客——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宾客。他天真地盘算了一下，自己的钱够用一年多，那怎么办呢？经过一轮盘算之后，似乎应该为贫困潦倒而悲泣的苏轼下了这么一个结论：反正够用一年啊，到了那时候我还可以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顾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看看，没什么好操心的！（《答秦太虚书》）
哀怨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太久。接下来，苏轼开始操心寻找美食，当地特产江鱼、竹笋、猪肉……他都饶有兴致地予以尝试，并严肃地撰写《猪肉颂》：“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元丰四年（1081），苏轼开垦东门外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将其命名为黄州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与田夫野老相从于溪山间，日子过得津津有味。元丰五年，他在东坡筑屋，其时飘雪，遂命名为东坡雪堂。在黄州他看似一无所有，却又迎来了人生转折。《定风波》、《前、后赤壁赋》均创作于这个时期，境遇的大开大合，开启或是印证了他豁达的副本，一开始的忧闷一扫而空，从此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是“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元丰三年，黄州遭遇了一场大疫。本无处事权、自身难保的苏轼惦念当地百姓，用圣散子方予以治疗，所全活者不可胜数（《东坡全集》卷34《圣散子叙》）。他提及，自古论病，以伤寒最为危急，以圣散子方来治疗，尤为有效。此方他是从老乡巢谷处求得，本答应了巢谷不以此方传人，但还是将其传给了蕲水人名医庞安时。后来庞安时在著作《伤寒总病论》中附了此方。并有《圣散子方》一卷流传, 以后被收入《苏沈良方》中。
元丰三年至七年，和苏轼同期遭遇贬谪的苏辙，在任监筠州（治今江西高安）盐酒税期间，同样遭遇了一场大疫，足见这场疫情不止局限在黄州一处，而苏轼也将圣散子方授予了他亲爱的子由。“时大疫，乡俗禁往来动静，惟巫祝是卜。” （《雍正江西通志》卷60《名宦四》）当时的人同样是禁止往来，因为内心惶恐而求助于巫卜，苏辙采取的方法也是多制圣散子和糜粥，遍谒病家予之，所活无数。
数年后转知杭州的苏轼又碰到过一起疫情。元祐四年（1089年）杭州大旱，饥荒瘟疫并作。这次苏轼同样用了圣散子方救了数千人（苏轼《圣散子方后序》）。然而圣散子方在后世的几次使用中出了差错，根据叶石林《避暑录话》记载：“宣和后，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此次疫情当是金兵围攻汴京之后造成的大疫，据《宋史·五行志》：“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乎半数。”以及，明代某次瘟疫，根据俞弁《续医说》记载，明弘治癸丑年的吴中大疫因为用了圣散子方，“十无一生”。
在杭州治理疫情的苏轼，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向朝廷请示，诏免本路上供的米的三分之一，稳定了米的价格；二是得了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上百，换成米来救助饥民；三是到第二年的春天，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这三个措施缓解了饥民的困顿局面。苏轼还做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分坊治病。在处理当前棘手的问题之余，苏轼清楚地意识到，杭州是水路交凑之重地，因此因疫病死亡的人比他处要多。他收集了多余的钱二千缗，又自掏腰包拿出黄金五十两，建造治病场所“病坊”——可以认为是传染病医院，并储备钱粮来提前防备疾病（《宋史《苏轼列传》、韩毅《宋代地方官吏应对瘟疫的措施及其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当一种有传染性的疾病开始广泛传播，疾病便升级成了瘟疫。瘟疫作为一种统称，包括伤寒、疟疾、痢疾、鼠疫、麻风病、肺结核等等。瘟疫在历朝历代并非罕事。根据华中师范大学龚胜生教授的研究，在春秋至清朝之间的近两千年间(770BC~1911AD)，平均四年就有一年会发生疫灾。而疫灾与气候变化关系密切，从大气候看，寒冷期往往是疫灾频繁发生的时期，温暖期疫灾较为稀少。从季节看，以北宋时期为例，一共59个疫灾年份，疫灾平均每2.85年发生一次，夏季和春季为多发期，主要因为夏季温度高、利于细菌滋生，而春季饥荒多发的缘故。在当时疫情多发于首都汴京周边和人口密集的长三角地区（龚胜生《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
传染病的传播与气候、时令有着很大的相关性，因此古人喜欢把传染病的起因纳入“气”的理论体系里。《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六气分治。”这“六气”指的是风、热、湿、火、燥、寒六种气候分治四时。曹植《说疫气》：“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当玄乎的，似乎包罗万象无所不能指代的，从天地间穿入人体内五脏六腑的，“气”，和传染病联系在一起后，“气”更偏向于指代气候。气候应该按照规律变迁，不按规律乱来会容易产生疫病。“气”也可是人呼出纳入的气，它无孔不入，弥漫于四周而容易传播。
正因为因气而生，因气而散，治疗也是要提升自身的气，用自身的浩然正气来驱散疾病——可以说是增强自身免疫力？卫生工作也要改善环境中的气——可以说是增强空气流通？似乎也说得通。
瘟疫爆发时期，民众通常会想象，有一种弥漫的圣水或者火来驱散那股邪气，以及最高阶的武器——人的德行。此德行不仅是人自身的浩然正气（免疫力），也是治理者的管理能力（于赓哲《弥漫之气：中国古代关于瘟疫“致”与“治”的思维模式》）。
苏轼的气镇住了瘟疫的气。“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园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苏轼，出得世亦入得世，能烹猪肉，能躬耕田园，逆境与顺境皆不移其志，这是在困境中见天地、见自己、见苍生的苏轼；自身难保之时还不忘民生，开药方救人无数，做起地方官来思路清晰、措施得当，既能务实操作，又能目光长远防患于未然。为官一方便尽忠职守造福一方，这便是千年前黄州及杭州大疫中称职的地方官苏轼。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轼贬居黄州的第三年。这年的寒食节，他留下了闻名于世的《寒食帖》。那时的黄州依然阴雨绵绵，和今天没什么差别。湖北的雨天总是如此，小雨淋漓不尽，阳光失了踪，湿气深入骨髓，一年复一年，从冬天点滴渗到春天。
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光，人生跌入谷底似乎不见天日。当我们望着窗外的雨，想着不知道何时会结束的倒霉光阴时，不如想想苏轼。总有一天，料峭的春风会吹醒今日颓唐的酒，那时山头斜照相迎。坚持，熬过当下病痛的日子、流浪的日子、蛰居的日子、恐惧的日子、为所爱之人牵挂的日子，回首之时，我们也会像躬耕黄州东坡时的苏轼那样，道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
到那时，不妨按照他的菜谱烹一锅东坡肉吧。
《临江仙•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答秦太虚书》：“初到黄，廪入既絶，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顾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寒食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