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菜场十年：2005-2015
写在前面
开始做这个研究，是2005年的事了。当时，国内学术圈中不乏对2003年全国各地开展的“农改超”运动反思的文章，自己也为了博士研究，在北京三环路内每条大街小巷里“扫街”，记录每个商铺的位置，特别是那些服务于本地社区居民的小商业。在这个类型的功能中，菜市场应是最有代表性的。因此，我顺带记录了每个市场内的摊位数和街头零散摊贩数。
按理说啊，论文顺利答辩了，学术圈也早就对这种大跃进式的改革冷静批判反思了N遍，这事也就该罢了。偏偏在去年（2015年5月），无意中看到网上转发《北京日报》一篇题为“规划院出招，提高老市场颜值”的文章，便立刻决定重操旧业，把自己曾经钟爱过的帝都菜市场再看个究竟。
顺便解释下本文的题目。本人学术研究的方向，是一个叫“空间句法”的领域。这个方向早期传入中国时，朱剑飞老师写过一篇名为“天朝沙场”的论文，讨论传统社会的权力空间与明清北京城空间结构的关系。社会学是空间句法的基础。本文采用类似的题目，完全出于对前辈学者的致敬。菜市场作为日常生活空间的代表，本身也体现这权力自上而下的控制与经济自下而上的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
当然，本文不算是学术文章，仅仅给大家展示数据、讲讲故事。理论呢？也会在最后讲一点，如果对这里涉及的学术问题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最后列出的相关论文。
管控与蔓延：延续千年的战争
说起政府对菜市场的管控，那历史可久远了。打唐朝那时，就有所谓东西市，作为政府制定的市场交易区。当时城市实行里坊制，市场据说也是有坊墙围合起来的封闭空间，便于政府管理和收税。即便在当时，突破坊墙私搭乱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到了宋朝，皇帝也是几度下令治理“侵街”。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为了刺激城市经济的发展，宋朝改变了收税的方式，去除了里坊制，容许商铺直接面向街道开业。这导致城市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学者甚至称之为“中世纪的城市革命”，当时的盛况有“清明上河图”为证。后来到了清朝，这个政策又变了，清政府一度恢复类似里坊的管理制度，在胡同出入口设置栅栏。而市场呢？北京有东四和西四，据说也是东市与西市的谐音。而当时的具体做法是利用四组牌楼来限定东四和西四十字路口的区域，划定市场交易区，应该说是在开放的城市街道空间中采用设施来辅助管控的方法（见图1）。
图1，清代北京的牌楼和栅栏限定的公共空间，中间的照片为西四牌楼限定的市场区。
当然，老百姓的生意是很难通过行政命令控制的住的。事实上，除了这些市场区之外，在城市重要的街道上，包括靠近城门的区域，总是会出现大片商贩集中的区段。甚至到了晚晴和民国时期，在一些区段中还自组织形成了具有特色功能分区的批发型市场：如花市大街的蟋蟀和花卉市场、东晓市街的皮货、琉璃厂街的古玩等等（见图2）。
新中国成立后，私营经济一度被国有经济取代，市场也演变为城市中副食店、蔬菜店和粮油店的聚集地。1987年出版的《北京地图册》详细记录了这些国营小店的位置。图3中用红色标出的，是在50米范围内，包含三个副食店、食品店、百货商场功能的地点。这些商业当时往往直接以所处街道命名，体现出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此外，这本地图册还标出了一些商贩的聚集区（图中深灰色部分），这些街头形成的自由市场，是上世纪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社区商业空间。在记忆中，我家附近的和平里市场既有早市，又有大片沿街贩卖各色商品的摊位，还有街头表演的艺人。在粮票取消的一段时间里，城市居民还可以将手中的粮票作为货币购买市场中的商品。
图3，北京1980年代服务于社区的功能分布聚集地图。
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不是本文讨论的主角，但从地图中可以直接发现的是，当时的市场都是直接沿着大街展开的，很少有深入到街区内部的。这种布局在当时没什么问题，毕竟街上也没那么多汽车。
农改超的效果：天朝菜场2005-2009
现在让我们开始正题。2005年到2009年，农改超计划的影响应该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那么，对比这两个时期，帝都三环内的菜市场到底有什么变化呢？
首先跟大家报一组数：2005年，三环内有五个摊位及以上规模的菜市场是179个，而2009年是182个。稍微具体一点的数字是这样的：这四年间，有43个菜市场消失了，但其中只有3个被成功升级为超市。这43个菜市场中，有23个消失的原因是随着城市开发被拆除，而其他的就地转为其他城市功能。与此同时，在这四年间新开业的菜市场也有46个。
图4，2005-2009年菜市场变化。
图4直观显示了这一变化过程。其中有一些共性的趋势：
首先，是最高级别的批发型的中心逐渐从城市中心区外移。比如，天坛东门附近的红桥水产品市场，在2006年被关闭，摊贩转向邻近三环路的四道口和玉泉营地区。相似地，左安门外的大洋路市场也由于轻轨修建而大部分被拆除，摊贩转向周围几公里内的新市场，原址只留下部分批发副食品的区域。
其次，中级别的菜市场（摊位多于150少于250）的变迁则体现了一种动态的稳定性。如和平里集贸市场，在过去40余年，始终是该区域最重要的市场，随着5号线建设的道路拓宽工程，原有的沿街市场已被几个相对集中的大型超市和菜市场取代。与之相似，四路通市场的拆除导致了周边几个已有菜市场的摊位数的增加。
最后，小市场的变化趋势则比较复杂：一方面，随着中心城区商业的总体增加趋势，新的市场也不断涌现。其中大部分（28个中的20个）直接位于城市级别的交通网络上，5个位于更高级的大都市级道路，仅有3家在街区内部开业。这说明了啥？即便菜市场的功能主要面向附近居民，从大路上看得见，也还是经营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消失的43个菜场中，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因城市开发而拆除的23个市场外，剩下的20个市场中的13个，均为邻近中级市场的小市场。它们由于商品趋同、缺乏与中级市场竞争的能力而被淘汰。这又说明了啥？小微型菜市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摊贩的聚集，是城市中非常灵活机动的细胞，很大程度上，它们的兴衰与其说是政策的影响，不如说是市场经济自组织的结果。
在这里顺便提下《北京日报》中被点名的那两个市场吧。
1，四环市场：它位于德胜门内。四环市场是原来的名字。2014年拆除前，叫润得立市场。这绝对是北京二环内的巨无霸级市场，2009年调研时达到469个，而且这个数字仅是生鲜蔬菜水果副食的摊位数，市场中还包括大量贩卖服装和其他日用品的摊位。
当时，这个市场的吸引力有图为证（图5）。笔者调研这个市场时，正巧碰到一个40人左右的荷兰旅行团来参观，和导游攀谈后，得知他们特意要求要看北京本地人日常生活，便给临时安排了这样一个项目。
2，钟楼菜市场：这个市场则袖珍得多，2009年时仅有21个摊位。事实上，当时调研时，笔者几乎忽略了这个市场。这个市场的内部空间有穿套的两进空间，外面一层是超市和卖旅游纪念品的，进到里面才是菜市场区。这个应该叫所谓的“农加超”模式吧。遗憾的是，当时笔者未能掏出相机记录下它的内部空间，但要感谢百度的时光机功能，至少保存了2013年拆除前市场外部环境（图6）。
图6，钟楼菜市场2013年百度街景截图。
总结一下这个时期菜市场位置分布与1980年代自由市场的差别吧。直观来看，大量的中小型菜市场分布在街区内部，朝向车流量较小的道路开门。而且，大多数菜市场分布在街区内部的主要街道上，至于这个“主要”如何定义和描述，则属于学术范畴，好奇又有耐心的话，可以看到本文最后的解释。
步行者的胜利：天朝菜场2009-2015
一度很纠结这个部分的标题，曾想过叫“网络时代的影响：天朝菜场2009-2015”，但还是改成了更为保守的说法。2009年到2015年，是网络电商迅猛发展的6年，特别是2015年“双十一”的繁华之后，微信上人们一度转发对中国不限制电商发展的反思，其主要指责声音在于，认定电商是导致实体商铺萧条的罪魁祸首。但实体商业真的面临危机吗？
同样，在2015年，结合百度街景地图和实地调研，笔者的团队开始了新一轮在三环路内的“扫街”，其重要目的之一，便是用数据看清这个伟大的时代。是的，我坚信电商开启了一个伟大时代，它改变了我们使用城市空间的方式，而不是不再使用城市空间。这个是大背景，以后会有很多学术论文出来，现在先转回到菜市场的话题。
这个研究目前的发现是：在北京的中心城区，至少从沿街的商铺数量来看，总体上最近几年不减反增，而且从街区内外这些增加的商铺位置来看，也体现着很大的不平衡性（图7）。
图7，几个地区2015年与2005年沿街商铺数量对比（黑色为新增城市商业、红色为新增社区商业，白色实线框为消失的商业）。
具体地，从代表社区尺度服务功能的菜市场、副食店、杂货店、棋牌室等功能来看，在街区内部总数上有增加（但不如城市商业明显），在内部主要街道上增量更为集中。反过来看服务于城市尺度范围的商业，如那些装修稍好点的餐馆、咖啡吧，在一些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且不仅局限于大路，开始渗入街区内部。我叫它“步行者的胜利”，因为，这些城市商业渗入的空间，或社区服务业出现的空间，都具备一个相似性质：能够很好地承载和汇集步行交通。或者用我们的术语来说，有较高的小范围空间整合度。>_<，算了，这些东西还是留给后面的学术部分。回到正常人的世界，先看看2015年到底菜市场发生了什么变化（图8）。
图8，2009-2015年菜市场变化。
首先，让我有点意外的是：菜市场的数量真的开始减少了！即便不考虑三环西南角那一大片被改造的棚户区，其他地区5个摊位以上的菜市场，总数减少了20多个。“农改超”了？还是“被提升颜值”了？
批发型菜市场逐渐移出中心城区的趋势仍在继续，这次离开的是明光寺水果市场、左安门大洋路市场、润得立市场等。另外一些中型菜市场也随着城市建设被拆除，如崇文门菜市场、太平湖菜市场等。
但是，笔者发现，其背后确有另一个奇怪的原因：绝大多数市场，在建筑面积不变的情况下，摊位数量减少了。对大中型市场，摊位减少不会造成该市场从统计数据中消失，但对一些小微型市场的影响较大。因为，之前的统计，以5个摊位聚集为阈值，但在2015年，我们发现大量社区级小微市场降为2-3个摊位，分布更为分散。换句话说，这个发展趋势意味着居民对市场邻近性的需求可能提高了。集中的大中型市场一般具有价格和商品种类的优势，临近社区出入口的小微型市场则往往以便利性取胜，而随着市民消费能力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对社区级商业的需求进一步增强，菜市场也因此被进一步碎片化，被拽向了街区的内部。
当然，菜市场减少也不乏政策影响，以海淀区为例，笔者在2015年12月再次调研欣欣菜市场时，却发现了如下告示（图9），旁边还附上了一张地图，显示了整个海淀区范围居民可选择的其他菜市场或指定售菜点。
关停通知上，明确给出了本次整改的四个理由：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空间布局、净化市场及周边环境、消除安全隐患。基本与10年前农改超时期保持一致。顺便和那个很聪明的鸡肉小贩说下“不用谢”，免费在这里给您做个广告。
那么，那些市场被拆除后，留下了什么呢？让我们回到二环路那个促进了旅游经济的润得立市场去看看吧（图10）。
图10中的照片，为润得立市场被拆后的现状，目前暂时作为停车场使用。而在其原址周边的小街巷上，则迅速产生了2-3个摊位数在10-20个的小型市场及一系列沿街的生鲜店和蔬菜店（图中红色部分）。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位于劲松南路与华威路交口西南角的菜市场。作为一个露天市场，它在2005-2009年始终保有340多个摊位。在2015年被成功升级挪入南部一栋四层的建筑物。如今称作鼎盛市场，拥有共计114个摊位，主要分布在第一、二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周边道路上出现了新的街市，在上午直接占据行人便道沿街摆摊（图11）。
故事背后的经验1：管理者看过来
这两个例子说明，菜市场作为自组织经济，很难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控制被消除，而它以何种规模何种形态存在，体现城市经济的客观规律。换句话说，复合规律的政策相对容易实现，且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比如批发型市场的外迁。但是，即便如此，需要注意的应该是市场清退后新功能的即时进驻，从虹桥水产市场的例子来看，从开始清退水产市场到目前古玩市场的进驻，至少经历了5年，而古玩项目到底经营得又如何呢？
相反，违背规律的管控，会带来政策执行时的高成本。再举一个海淀区的例子，图12为笔者在早上7点调研大慧寺南路沿街市场时的照片，该地区在2009年拥有98摊位，目前75摊位。笔者调研时正赶上当地城管执勤，约20名人员，在长294米的街道上，一到两人一组，一字排开。投入20人管控，暂时减少20多个摊位，这个效果是可持续的吗？
——————分隔线下是有关学术的内容————————
故事背后的经验2：规划者看过来
不同等级的市场空间分布，在经济地理中，是中心地理论模型的研究范畴，而该模型往往在大区域城镇或村镇群中比较有效。在城市内部范围内，市场的规模等级和辐射范围则往往体现出更为复杂的、超越了简单距离因素的空间规律。然而，对于规划师来说，以距离辐射范围或人口确定的指标是沿用多年的原则，同样也是容易理解的。
那么，在真实的城市中，即便是对菜市场这样简单明确的城市基本功能，按等级和距离确定的空间分布真的有效吗？图13显示了2009年分别以70个摊位数和150个摊位数以上的市场为中心、以距离为基础的辐射控制范围图。从中不难发现，位于隆福寺的早市（210摊位）辐射了很大范围。
图13，对北京三环路内菜市场的中心辐射范围分析。右上：小型菜市场；右下：大、中型菜市场。
进一步，如果我们按照街道空间类型和面积，大致将三环路以内的范围分成6个区域，再统计每个区域内部的市场规模，则可以明显看出：以规整胡同街区为代表的东四周边区域（SA04），拥有大量小型的市场；而以大院为主要类型的SA01区域则拥有数量较少但规模较大的中型市场。其他区域则位于这两个极端类型之间。
图14，三环路内六个分区域的内的菜市场规模等级研究。注：右面统计图中，早市被表现为没有黑框的灰色条带。
这个小例子暗示城市街道的空间结构可能影响着市场等级和分布：高密度规整的胡同格局容易支持大量小微型的市场，而低密度复杂内向的路网结构则倾向于支持少量大中型的市场。存在即合理，两种城市格局皆有匹配自己的功能分布模式。但从多样性的角度出发，以千人指标或辐射范围的一刀切规划模式便值得反思了。
空间句法：以流为中心的模型
离开以距离为基础的辐射范围和以千人指标为基础的密度，市场的规模可以被以流为中心的模型来解释吗？在完成数据初步收集之后，要完成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尚需时日。但这里可以给出对2009年数据的初步分析，并以此回答前文中遗留的“如何定义主要街道”的问题。
本文采用的方法基于实际道路通行能力和等级将三环路以内的路网分为街区级、城市级和区域级三个等级，在街区和城市级内部以空间句法计算之整合度指标选取该层内最高的10%作为划分其“主要”的标准。由此得出对三个层级空间联系的分析如下：
在街区级尺度中，如图15所示，全部182个市场中的89个在街区中局域整合度高（在该街区内整合度最高的10%的街道段）的道路上设有入口。33个市场位于几条内部街道与街区外部空间连接的必经之路上。这样算来，超过2/3的市场均有街区内主要道路的支持。另外59个缺乏街区级空间支持的市场代码在右面列表中以浅灰色为背景标出，它们中大部分均直接面向城市或大都市级道路开口。
在城市级尺度（中尺度）中，如图16所示，全部182个市场中的58个在城市级道路上有入口。其中的12个在整合度高的城市级街道上，在右表中被单列出来，大部分为大、中型的市场。另外，89个市场位于距离城市级道路一个拓扑步数的街道上，18个市场直接位于区域级道路或与之距离一个拓扑学步数。由于区域级道路本身并不阻碍它被用作城市级别的交通，这些市场也可以被理解为与城市级运动网络有直接的空间联系。因此，总体算来共有165个市场与城市级空间相连，达到了三环路内市场总数的90.1%，仅有18个市场没有城市或区域级别的空间支持。右表中这些市场的代码以浅灰色为背景标出，它们大都为小型或微型的市场，除M138b外均少于50个摊位。
在区域级尺度中，如图17所示，仅有7个市场直接面向区域级交通网络开口。毕竟菜市场是一种低端的城市功能，而区域级交通沿线的土地价值较高，往往为更高端的功能占据。69个市场与区域级空间相距一个拓扑步数，它们中的大部分为大型菜市场。由于区域级空间多为高速路和环路，对步行交通多有阻断作用，这样的结果比较合理。另外，当考虑到这些市场与更高级的交通网络的关系时，M004、M003b和M211+这些批发型的高级菜市场都在铁路沿线，其原因可能是运输便利或沿线周边用地价格较低。
最后，当综合考虑菜市场与各个层级的交通网络关系时，如图18所示，25个市场同时与三个层级的交通网络相连。在右表中，它们的代码以深灰色为背景，其中多数为大、中型菜市场：9个超过150摊位，8个超过70摊位。作为该区域中最大的菜市场的M004明光寺水果批发市场甚至与四个层级的交通网络相连。129个市场至少与两个层级的交通网络相连，在右表中它们的代码以中灰色为背景，其中24个缺乏街区级空间的支持。仅有26个市场只与一个层级相连，在右表中它们的代码以浅灰色为背景，它们大多为微型市场，其中仅有两个超过50摊位。总体来说，街区级空间的支持（局域整合度高）为菜市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条件，而与城市或更高级空间的联系则为大多数较大市场的必要条件，在多个尺度层级空间上，同时具有较高的可达性，似乎是菜市场在城市中顽强生存与发展的土壤。
城市的活力源于多样性，而什么支持了多样性呢？
“差异”不是“多样性”，“多样性”是给定的结果，而“差异”是生成这种结果的机制。 ——德勒兹, 《差异与重复》
Difference is not diversity. Diversity is given, but difference is that by which the given is given.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作者系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副教授
英国空间句法公司北京办公室 高级顾问
环境行为学会 委员
如果您感兴趣相关研究或想引用相关内容，请关注如下已发表或即将发表之论文：
关于北京1980年代到2015年的社区级空间演变：
盛强, 刘星, 社区级中心发展演变的空间分析[J], 新建筑，2016，（1），164. pp78-83.
关于北京历史城市商业空间演变：
盛强，韩林飞，北京旧城商业分布分析——基于运动网络的层级结构[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2），pp.122-130.
关于北京2009年的社区级中心空间分布规律：
盛强，社区级活力中心分布的空间逻辑——以北京三环内222个街区内小商业聚集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12,27(6),pp.69-76.
关于北京2009年菜市场分布空间分析：
盛强，菜市场的等级与路网层级结构——对北京三环内菜市场的空间句法分析[J]，华中建筑，（录用待刊）。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数据化设计
或直接发email联系： qsheng@bjt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