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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能生，越贫穷
时间来到2018年，最后一批90后迈入了成年人的行列。
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探索和学习多年后，如今，80后与90后的这代人，终于成为了社会的中流砥柱。
与父辈所经历的青春不同，他们成长于中国热情拥抱市场经济、GDP高速腾飞的年代，伴着他们摆脱稚嫩的是一路高歌猛进的房价，是残酷竞争的职场生涯，是独生一代支撑家庭的负担。
以及生养下一代的压力与抉择。
他们标榜特立独行做自己，却常常被要求为国生娃。
年轻一代：经济、压力与生育
在绝大多数事物能够被金钱量化的中国，住房压力、工作压力、社会压力和来自国家和家人期盼的生育压力，使得更多平凡的80后和90后，继承了他们父辈的“优良传统”——省。
售楼处看着沙盘的年轻人
这里“省”的意思跟低碳环保、简约生活关系不大，他们的省，就是不买、少买、买便宜货，就是抑制消费、是消费降级。
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作为时代的主人公，在目睹了物质领域的选择如何一天一天变得越来越丰富后，却为了能够抗住来自物质上的压力，而主动选择了抑制渴望，而缺少了来自消费最主力人群支撑的宏观经济，似乎也呈现了上升乏力态势。
经济疲态最终并不是孤立停驻于财富世界的，经济情况与生育问题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经济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个人的意志。
对于已经省了再省的人们来说，那些可被金钱量化的压力，统统都是避孕药——有数据统计显示，房价每上涨10%，生育率就会下降1.5%。在自己尚且求生存的时候，哪里还顾得上“求发展”呢？
其次，纵观全球各地区的生育率情况，越能生越贫穷似乎是普遍的现象。从最富足的欧洲到最为贫穷落后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经济发展水平逐渐向下，但生育率却显现相逆态势，在出生率位于前列的国家中，找不到一个发达国家的名字。
全球生育率水平分布图
越发展，越不想生，是全球二百多个国家所验证的共同趋势。
更加有趣的是，当一个国家开始意识到自身面临着生育率低、人口面临老龄化危机的时刻，往往这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也刚好需要它来思考如何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以亚洲为例来说明。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工业化进程和国际分工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完成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的提高，包括中国香港、澳门，以及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都陆续地开始着手研究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从结果上看，亚洲四小龙成为了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也位数不多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而诸如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却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停滞。
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与韩国的生育率走势
然而鲜为人所关注到的是，在经济上取得不俗成就的亚洲四小龙，无一例外地陷入了低生育率危机中，在近十年的统计中，四小龙包揽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的前四名。
另一边，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虽然在如何维持经济增长领域迟迟不得法，但高出生率和年轻的人口结构，却使得它们免于过早地担心本国社会老龄化问题。
简单说，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似乎不可兼得。
“生育率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两个大坑，总要选择一个纵身一跃。
政府：不管不行，管也不行
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年限的上升，进而使得社会普遍生育年龄延后和生育率下降，已经是全球范围内被不断验证的规律。
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想要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我国政府，就要眼睁睁地看着青壮劳动力日益短缺、老龄化趋势带来巨大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而做事不管呢？
当然不是。
但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对上述问题解决做出贡献的方法也许有很多种，但绝不应当包括通过“生育税”的方式来负面激励来“催生”。
先来看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
在全球的经济分工中，过去的中国和现在的越南等国，都曾依靠着造鞋子、做衣服、织袜子等手工业和轻工业，或是用拼装电子产品、折叠包装盒这样的劳动，完成着缓慢而艰苦的财富积累。
受制于教育水平，那些透支着身体健康，做着重复机械劳动的工人们，永远无法创造出与那些身处科技和潮流前沿的设计师和工程师相媲美的个体价值。
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女工
尽管流水线上的工人同样用汗水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尊重和认可，但是，如果将关注的重点聚焦于如何贡献更多税收、如何创造更多财富，低附加值的劳动一定会被第一时间被排除在考虑范围内。
换句话说，能为个体劳动带来更高附加值的高端人才，才是一个国家最热切盼望、也是最需要精心培养的劳动力。
而当培养人才的教育资源还需要通过家长斥资买房、学校随机摇号来分配的当今中国，我们缺的好像并不是孩子。
即使不去强调高端人才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就算是要为满足社会正常运转而被需要的劳动力，也同样不应该靠催生新孩来解决。
发达国家提供的经验是——
在文化较为融合的欧美国家，如法国、加拿大等国，它们通过较为宽容的移民准入政策，通过雇佣外国年轻的劳动力，来填补本国劳动力短缺。
而在文化较为传统保守的日本、韩国等东亚发达国家，则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扩大老年人可从事工作的范围，来扩展劳动力广度，使得人人都可以在身体允许的状况下继续劳动。
以上相关措施，中国正在部分借鉴，而在政策上每开放一点，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来自劳动力不足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在餐厅做服务员的日本老人
而且，在看到欧美和日韩社会老龄化情景的中国人应该感到乐观。
首先，在全世界人员往来日益密切的今天，有吸引力的土地就会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用脚投票，作为全球公认的潜力市场和未来经济的中心舞台，中国对于国外相当数目的、不同级别的劳动力，应当都还算颇具吸引力。
而且，相比于日本和韩国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文明发展史，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民族之林恰恰是因为“融合”“同化”。
汉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与感化力，或许能令我们放心地接纳国家化劳动者的到来。
其次，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且在各行各业里都还有着丰富的人才储备，在巨大的人口基数下，仍能为政策的实施和调整提供缓冲时间；
第三在，中国刚刚放开二胎政策，结束计划生育时代，在生育政策仍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或许仍然可以期待年轻人未充分释放的生育潜能。
早年计划生育时代的宣传语
别打我们的主意
或许，需要强调的是，为了能够维持合理的人口结构，政府盼望适龄家庭能够多生小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并且，目前我国生育率到达了1.2-1.4区间的水平，同正常代际替换2.1的标准已有不小的差距了，政府想方设法提高生育率，实际上也是站在更长久的国家发展角度上考虑的。
但为什么当有学者提出要建立“生育基金”的时候，会有那么大的反对声音呢？
《新华日报》的刊文
根据有关专家的建议：要建立的生育基金制度，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
错不在生育，错在要以法定强制税收的方式来达成目标。
首先，为了达成生育率上升的目标，于是一声令下，全民交钱的想法，如同计划经济时代不做变通的一根筋做法，政府大包大揽一肩扛，却不顾关系到亿万人的生活实际。
专家的建议中还包括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再行取出。
这就要让生孩子的家庭得一面看着交上去的钱跟通货膨胀赛跑，一面为了能早一日拿到生育补贴，而快马加鞭地生二胎，而这势必要违背规律。
并且，选择不生或少生的人们并不一定是主观意愿上的不想，有人找不到结婚对象、有人有心理问题不能应对孩子的生育、有人压根生育就有问题，等等。
房子是商品单纯花钱买卖，这可以靠公积金平衡。但生孩子不是，人也不是机器。
经济发展应该是满足越来越多家庭多元化需求，而不是统一的生产机器。有人想生个足球队要鼓励，有人想丁克社会也会包容，才是人民对幸福的渴望。
长沙地铁中出现的另类催生广告
其次，有关“人”的事情，政策的制定应该只能做引导，不能做“干预”。
生还是不生，是公民的个人自由，可以鼓励，不能惩罚。
生育基金在一定程度上，是变相地加剧了年轻人的经济成本。
而真正能够帮助那些想生、能生却不敢生的年轻人解决后顾之忧的，是政府通过优先真金白银投入，是提供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良好条件，是通过减税、减费切实地减轻年轻人的生活负担，让人的钱包先鼓起来，才敢于展望未来的家庭生活。
提供长期稳定的、充满关怀的、有诚意的优抚生育政策，让年轻的父母为生育的选择不后悔、敢负责。在关系到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问题上，奖比罚更有效。
最后，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有点自信才行。
一方面，渴望补充新劳动力、并为全民社会保障制度资金提供新支撑的政府，可以把步子迈的再大一点，为那些愿意生育的家庭全面开放生育政策，拉高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未必要押宝在一个生育率上，要相信全社会的力量，尽管我们仍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内外部的经济环境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
但我们国家依然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各个领域众多的顶尖人才，每个人都有着推动全社会经济进步的潜能，无论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是否生育小孩，生育几个小孩，他们都同样能为中国的经济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若过分强调那些还未出生孩子能带来的变化，却对此时此刻正在建设国家的青年男女们缺乏关照，这未免有些令人哭笑不得。
……
但愿我们都能自由地享受青春、期待生命。
作者：包大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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