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疫情能搞定吗？张文宏李兰娟等线上会议万字实录来了！
3月29日下午15:00，网易财经·财经派云对话特别版节目：“全球抗疫 四海同心”——第二届新冠肺炎多学科论坛在线举行，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助专家组组长，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终身教授翁心华、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卢山、德国病毒学家陆蒙吉、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雁共同参与，在线解读全球疫情形势和应对。
全球疫情蔓延，企业对疫情态势尤为焦虑，当前疫情下在企业防疫和恢复生产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尤其是一些有出口业务的行业和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张文宏在回答网易财经提问时表示，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开始进入了复工和复产高潮，但是除了中国对疫情控制得比较好以外，世界各地整体疫情现在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特别是欧洲，已经成为世界上疫情爆发的中心，除了欧洲以外，美国也出现了疫情不断上升的情况，我们很难预计这次国际疫情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
张文宏表示，现在大家都开始复工复产，很多人担忧现在复工复产是不是足够安全，中国内地现在的疫情控制，与中国香港、新加坡相比，我们的新增病例，本地病例都是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复工复产的安全性在国际上应该是复工复产安全性最高的地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复工复产那该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工作呢？第二，大家不要担心，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复工复产了，大家感觉好像放松警惕了，其实没有，是我们目前对疾病控制的重点转向了防输入，所以在防输入、社区管控和医院发热门诊、医院监测网保持得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对复工复产提供非常好的保障的。
要点速读：
1、中国内地是世界上复工安全性最高的地区之一。
2、德国要一直跟病毒打下去，现在的计划是起码要打两年。企业不停工，社会不停摆，这是基本原则。
3、德国病死率低？
病人死亡的数据是滞后的，所以还会看到（病死率）增加，这就是目前的数据。
4、美国为什么这么多？
现在美国几十万根本搞不清楚从哪里来的，现在从各路进来，第二波和第三波、早期融合在一块儿，所以病例只会往前走。
5、中国要感谢春节，反正要放假，我们就提前两天放，所以对于当时做决定有很大帮助，尤其春节过了之后就顺势把春节延长，而不是在年中，如果年中突然决定全国放假，压力是非常大的。
6、他们觉得中国政府把老百姓的健康置于经济之上，我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
7、今年夏天有没有搞定的可能性？
病毒传播很快时，感染率、病重程度是不大的，这是我们的一线希望。最聪明的人要随着世界的变化而采取变化的措施。现在讨论六个月还是两年毫无意义，关键是见招拆招，
8、中国的经验有两条：一个是封，二是方舱医院。
最重要的是80%轻症的人，有地方把他们收治起来。最终社会的转机是病例数和医疗体系平衡的数据，如果病人数压垮了医疗体系，这个病就失控了。
以下采访实录：
张文宏：大家下午好！“全球抗疫 四海同心”全球多学科论坛现在正式开始，我是本次论坛的主持人，也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坐在我旁边的是中国和国际上非常著名的葛均波院士，这次他在新冠领域作出了非常多有价值的研究，今天请他过来一起主持会议，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终身教授翁心华，也是我的老板、导师。我们邀请到中国感染界的领头人，国际上非常著名的李兰娟院士，她也是在多次全球抗疫中在中国起到引领作用的专家。几位专家在国际上都非常有名；我们有卢山教授，他是美国麻省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也是国际非常著名的疫苗专家，国际疫苗学会的前任主席。我们还要介绍中国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院分子病毒教授金冬雁教授，他也是美国微生物科学院的院士，国际上非常著名的病毒学家。还有来自德国的专家，对于德国抗击疫情我们一直云里雾里，有人说好得不得了，但又看到疫情往上崩，在意大利旁边，疫情病死率却非常低，这些谜底全部由来自德国的陆蒙吉教授解释，他是德国埃森大学病毒研究所的教授，也是国际上非常著名的病毒学专家，事实上只要在这个领域，近期他写过一篇非常详细的关于德国抗击疫情的文章。
会议开始之前首先有请今天大会的主席：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终身教授翁心华教授致辞。
翁心华：各位专家、各位同仁下午好非常感谢大会邀请我作为这次大会的主席参加“全球抗疫 四海同心”新冠肺炎国际论坛的会议，首先请允许我以这条战线上战斗了数十年的传染病科医生，向这次战斗在一线上的各位专家（不管是感染科的还是微生物方面的专家，以及其它相关科室的专家）致敬，他们付出了非常大的辛劳，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表示衷心感谢！
翁心华：我想起了17年前SARS在中国爆发时我参加的战役，在那次战斗里我认识了很多非常好的专家，特别像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这些非常热心于这些工作，在抗击SARS战役里做得非常好的专家。时间过去了17年，想不到17年后这次新冠病毒肺炎又一次爆发了，这次疫情看起来比上次SARS的疫情还重，发展还快。大家知道，新冠病毒的传染力比SARS大20倍左右，这次战斗大家是非常辛苦的，但我体会到，在这次战役里，从全球范围来讲，现在疫情还在蔓延，但在中国来讲，我们看到了曙光，前面这么多专家的共同努力，四万多位医护人员在武汉共同战斗，取得了这个非常好的成绩，我觉得非常值得骄傲。当然，战斗还在继续，相信这次论坛中专家的互相交流会更加开阔视野、开阔思路，目的只有一个，尽快把疫情控制住，使这个不平静的状态走向平静的世界。
张文宏：感谢翁教授的致辞，下面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锵锵五人行”，给大家剖析这场疫情的由来，开始讨论之前先看一段视频。
张文宏：从视频中大家看到了惊心动魄的抗疫之路，这是中国的抗疫，我想世界上很少有人预测到中国抗疫居然能在这么短时间内结束，今天有谁能代表中国对这段抗疫之路作出自己的解释呢？我们特地有请感染病学在这个领域带领我们走出至暗时刻的李兰娟院士，直到今天她还身在武汉，带领全国各个过去的学科在武汉进行抗疫。
李兰娟：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今天跟大家一起共同讨论2019冠状病毒重症患者的细胞因子风暴与人工肝血液净化治疗。
今天我们重点对重型和危重型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对这类病人主要要观察他们的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当患者炎症介质细胞升高时，往往会出现重症化的倾向，因为C反应蛋白进行性上升，外周血淋巴细胞进行性下降，乳酸进行性升高，肺内病变在短期内迅速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有重症化的倾向，我们要对这些病人更加严密地观察，采取有效措施，这是细胞因子风暴带来的表现。
一旦有细胞因子风暴，患者就可能从重症转为危重症，细胞因子风暴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明白，往往是因为病毒引起人体免疫系统的过度敏感，我们在H1N1、SARS、H7N9、MERS和这次新冠病毒中都发现了细胞因子风暴，免疫细胞过度产生大量的炎症细胞因子，导致人体变化，包括休克、低氧血症、脏器损伤，水电解质紊乱，微生态紊乱，最后还导致继发感染，实现重症到危重症的变化，细胞因子风暴在整个机制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这次新冠肺炎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早期（第一周、第二周）细胞因子就开始增加，存在细胞因子风暴，主要是IP-10、M-CSF等一些细胞因子。
这些细胞因子与疾病严重程度正相关。
张文宏：李院士前面讲到了炎症风暴和新冠病毒的重症化关系非常密切。在讨论国际疫情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欧洲、美国和亚洲疫情的情况。
张文宏：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疫情除了中国以外，很快在亚洲、欧洲、全球蔓延，在这里我们也是觉得非常迷惑，迷惑点在哪里呢？首先大家都觉得欧洲和美国的医疗资源最为充沛、临床水平最高，哪怕亚洲的中国香港和韩国、日本的医学模式都是欧洲和美国的，为什么反过来现在亚洲的形势除了中国以外，其它几个国家控制得也挺好，欧美的疫情反而得不到控制，这是第一点。
第二，欧洲的情况为什么有这么多复杂性？各个国家互不相同，我们有请陆蒙吉教授介绍一下德国或整个欧洲的情况。你介绍完以后我想葛院士会领导我们大家一起，跟美国专家、香港专家一起讨论，也可能对你的观点不同意，今天是网络会议，原则上来讲我们会颠覆以前所有开会的传统，讲得难听一点，我们五个人在这里吵得越厉害，大家觉得越有意思。
陆蒙吉：非常感谢文宏教授，因为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全球的问题，所以确实急需要全球一起解决。对于德国来讲，这次新冠病毒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现在考虑一个问题，从长远的角度看，既要控制病毒的传播，但又要同时保证社会和经济尽可能地继续运作，就需要在每一步上找到平衡点。
这个平衡点是怎么来的？德国十几年前就有预案，叫“全球流行疫情防控计划”，就是在全球新发疾病时（比如新型流感病毒大传播的时候）怎样一步步进行防卫，这个计划是一直有的，而且在2009年“猪流感”大流行时已经实施过一次，当时大家认为是比较成功的。
主要的基本思想是，新冠病毒疫情这样严重的危害，它肯定会危害我们，危害全球各国，（预案）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损失减到最小，不光控制病毒，也要使经济、社会受到的影响减到最小。所以计划是指导社会各个部门，主要有两点很重要：
一、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是适应疫情的措施。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步步为营，它不是一次到位，而是步步到位。
二、可持久。要一直跟病毒打下去，不是今天，而且明天也要打，我们现在的计划是起码要打两年。这是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中间包括三个部分，一个是拦截、一个是保护，一个是节省。拦截已经做完了，我们把所有进入德国的输入病例基本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找到了，拦截已经做完了，让我们赢得了很多时间，所以德国在前面一个月时间之内主要还是做动员，做全民教育，扩建医疗资源，联系各个医院，社会都采取了措施。
目前我们首先是减少高危人群的感染，为了达到目的，从3月22日德国就封闭了边境，全国实行了禁止两人以上的聚会，大家可以出门，但不允许两个人以上一起走，有些还居家隔离，不同的是我们停掉了非生产性的娱乐活动（如足球、酒吧），但继续上班，工作人员和物流过境，所有的都是流通的，企业不停工，社会不停摆，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我们就可以跟病毒斗下去，我们的时间点在复活节放假，也就是4月20日，根据我们目前追踪的数据进行很大的调整，这是目前德国防控的大概的框架。
张文宏：你前面讲的“小算盘”一打把我给吓了一跳，我们一开始的算盘是这么打的，突出2个月到4个月时间把中国全部搞完，你们跟我们一起完。但现在你告诉我的计划你不是这么做的，你准备搞两年。搞两年，你那里没有结束，我这里也结束不了，我这里日子不好过，所以我要问问葛教授，你是怎么理解的？
葛均波：我刚刚听了陆教授讲的也大吃一惊，一是你们计划两年，二是企业不停工，社会不停摆，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十几年前的SARS有经验，中国建立了一套关于传染疾病的报告体系，防控体系，我把战争比作三个阶段：
开始是遭遇战，突然来了病毒，而且政府没有证实，医院没有证实，我们知道中国的医院有发热门诊，像华山医院这么大的地方，有二三十张床就很好了，平时没有这么多病人，突然来了这么多病人怎么办呢？收不进来，其实早期并发症死亡率比较高，几百个人二十张床，病人得不到收治，都在外面，得不到关注，所以当时有点乱。所以是遭遇战，走在路上突然来了一帮土匪把你打懵了。
后来政府证实以后就从遭遇战变成了阻击战，把病人分隔，建立方舱医院，对病人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打阻击战。
后期是歼灭战，把所有敌人消灭，然后解放了。
没想到一下子欧洲起来了，美国也起来了，而且听说德国准备打两年仗，那我们原来计划的歼灭战变成了持久战，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持久战处于胶着状态，今天1个明天10个，没完没了了。你部署以后，我觉得应该建议政府调整我们自己的策略。
张文宏：不了解，但当中有一件事情葛院士提到了，关于医院，中国碰到了遭遇战，打得我们措手不及，很多病人排队到医院挤兑。但德国现在的病死率这么低，你们德国是怎样对医院资源进行调配的？能不能讲一讲？我估计德国现在的病例数也在增长，这么多病例数，你对床位是怎么安排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前两天听说你们还搞了床位让意大利人来住，发扬白求恩精神，在医院资源的配置方面，德国的经验是什么？
陆蒙吉：现在讲德国的病死率很低，可以实话实说，这个病死是自然规律，特别是年纪大的，到了一定年纪后，上帝都不能把人救回来，病死率有一定规律性，但为什么现在我们还会有那么低的数字，为什么跟意大利差距那么高，跟我们的检测率有关，最早3月第一周大概是16万人次，第二周到达25万人次，上一周到40万人次，我们现在坚持每周50万人次的检测，有一个目标说是准备做成20万次。
张文宏：检测的对象呢？发烧还是不发烧，想检就检？
陆蒙吉：不是，这个我们也是有定义的，一是必须要从疫区回来，二是可能跟跟新冠病毒感染者（有接触）的，确定传播的情况，先把基本情况摸清楚再说。
从疫区回来，假如没有症状，那就自动隔离。另外一个，为什么我说我们可能（病死率）也会到1%，因为现在还有一些重病人，这些重病人还在救治，我们还没有放弃，但中间有相当一部分病人，我们也知道，自然规律不可违背，Ta还是会死的，我们病人死亡的数据是滞后的，所以还会看到（病死率）增加，这就是目前的数据。
张文宏：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世界上不同国家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差异很大，比较高的国家病死率高于10%，比较低的国家（如德国）在1%以下，我们也看到中国武汉以外大多数城市整体病死率都很低，特别是中国浙江，我记得浙一救治的病人无一例死亡，所以我想应该由李兰娟院士再介绍一下中国在救治重症病人中有哪些好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李兰娟：针对细胞因子风暴，早在SARS期间便提出了针对阻断“细胞因子风暴”的治疗策略，但治疗上的措施、临床应用非常成功的药物还都在研究当中。
药物治疗总体上要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还是有一定难度，在我们的研究中应用了人工肝血液净化系统，能够有效地消除细胞因子风暴，人工肝创立于1986年，人工肝血液净化系统可以清除患者血液中的毒素，治疗肝功能衰竭，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人工肝对于急性和亚急性肝衰竭的治疗好转率从12.5%提高至78.9%，已经在全国31个省市几百家医院当中推广。
为什么人工肝技术能起到作用呢？它主要是整合血浆置换、吸附贯流和滤过的一套体系，通过分离器把血细胞核血浆分开，通过活性炭和吸附，能把大量有害物质吸附，通过过滤还能对一些中小分子进行清除，还能非常好的以电解质进行酸碱平衡。
利用人工肝血液净化系统，能够清除炎症，救治呼吸衰竭。这是我们的一个病例：52岁男性，基础疾病高血压，从武汉来到浙江，入院后，患者病情明显进展，存在细胞因子风暴。但我们立刻予以了人工肝治疗，阻断细胞因子风暴，共进行了3次人工肝治疗，IL-6从300pg/ml以上降至正常。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工肝治疗后，呼吸困难感觉明显改善和缓解，肺部炎症也及时改善了。
人工肝血液净化治疗已经写入了我国新冠病毒诊疗的方案。
前面讲了这么多，今天主要讲一个主题：细胞因子风暴是新冠肺炎重症化的关键因素，人工肝血液净化系统可以清除炎症介质、阻断细胞因子风暴，阻隔重症患者向危重症进展，显著提高重症、危重症新冠病毒患者的救治成功。
这是武汉武大人民医院人工肝救治的团队，有浙江大学附属医院，杭州医院两个医院的人员组成，在重大疫情中，大家众志成城，攻坚克难。谢谢大家。
张文宏：在H7N9救治的时候，李院士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就是“四抗二平衡”，这里面的一种就是对炎症风暴进行治疗，她在自己的探索中，事实上通过人工肝技术对炎症风暴的治疗一直取得非常大的成就，上次她在H7N9时也获得了国家特等奖，这次她把这个技术用于新冠病毒的重症治疗，我们从上面已经看到了，在救治重症患者针对炎症风暴方面具有很好的效果。
张文宏：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美国谈论疫情升高的时候，因为一直有人指责特朗普总统，说他延误了，但特朗普总统反复提到一句话，欧洲影响了我，欧洲疫情爆发，欧洲人进来了，把美国弄的麻烦了。所以美国的事情，整体医学水平和公共卫生控制水平都是非常高的，但现在却出现了很多疫情方面的矛盾现象。今天我们非常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请放视频。
张文宏：下面我们就请卢山教授来评论美国的抗疫策略，以及美国抗疫现在碰到的问题，我相信只有他才能把问题回答得很清楚。
卢山：先回答大家对美国的判断，美国是怎么样？美国是这样，我们要从流行病的起源来问：
第一个阶段，看到中国爆发，当美国发生第一例人对人的传播，特朗普当天就宣布了封国令，也就是到过中国的，不管是哪一波的，都不能进来，他立刻封住了，这对不对？做得非常之好。从那之后他跟踪了两三个礼拜只找到20例，然后从武汉飞机运回来，从游船回来的加在一起大概就几十例，所以开始做得非常正确，我觉得是成功了。
这是我在我的评论里讲的第二波，甚至有了第三波的问题。
同样，欧洲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认为这个病没有什么了不起，后来为什么他们讲“群体免疫”呢，也就是说，没了不起，我们慢慢过去就好了，为什么德国人说两年呢？他们的思维是采取过去对流行病的控制，做起来。
我觉得这个病毒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挑战，它本身的致病性，如果病毒载量低的时候，它并不厉害，这也是为什么80%的人是自限性的，可是为什么有些人高了呢？它有5%-10%非常严重，还有5%-10%要增长，这里面跟病毒的复制载量有巨大关系，当然也跟你的身体基础有关系，这两个是关联的。病毒会变，人也要变，要学习，这是重要的问题。
回到美国，他第一波没错，第二波，发现意大利出现武汉一样（的情况），南韩出现高度群聚的感染以及伊朗的感染之后，他紧张了，他开始了，但还是慢了一步，到3月13号开始对欧洲进行封闭，所以他就把欧洲（封了），在欧洲封的时候还迟了两步，把英国和爱尔兰分在外面，直到3月16日才把他们包括进来。
所以我说美国的流行病要从全部跟欧洲封闭、其它地方封闭以后再重新算起。我当时还是表示了乐观，说美国迟一点，但至少也封了，下面应该能控制住，可是这两天的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就是说美国一下有大量的病例出现了，这出现在什么地方？我也在问这个问题，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我们的检测过于敏感，这也是大家今后要注意的。所以现在我认为，美国为什么会这么多？尤其在纽约和新泽西，我们没有进一步了解流行的数据，是什么人，他的背景是什么。新冠刚发生时，我们每个人都找，他是不是从澳大利亚滑雪回来，现在美国几十万根本搞不清楚从哪里来的，也就是从美国爆发了，但好在是早期没有群聚现象，但说明是从各路进来，可能还不是单从欧洲进来的，美国第二波和第三波早期融合在一块儿，所以病例只会往前走。
张文宏：卢山教授讲的其实不单单是美国的情况，让我们一下子对于这个复杂局面有了清晰了解，有一个地方跟美国差不多，就是中国香港，大陆会过去，欧洲会过去，美国会过去，日本会过去，但人家搞的挺好的，今天有请港大著名病毒学家金冬雁教授。
讲香港之前先看一下亚洲的短视频。
张文宏：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金冬雁：好，谢谢文宏。香港确实延用学习的都是英国的体制，整个体系都是英国的，但其实也是在找自己的道路，慢慢它也接受了一些美式，现在其实有一些是向内地学习的。
从这次疫情来说，一开始我们是走在前面的，1月1号的时候，袁教授当时就做了判断，说这次跟2003年很相像，不会小于2003年，所以他亲自向特区政府的官员做了警示。可是现在不得了了，特首刚刚出来宣布，说现在香港进入医学上的紧急状态，我们禁止四人以上的聚集，要做到极致。面临最严峻的冲击。
这一点也是我们完全意外的，因为我们差不多要恢复了，我们学校已经都恢复了，我们的特点和德国有些像，并没有完全停止生活跟生产，一直都没有停，都准备恢复了，觉得看了中国的情况已经受控了，结果现在出现了这个情况，其实我个人很早就觉得这次会全球大流行，会打持久战，昨天袁教授也说了，这是一场持久战，像刚才陆教授所讲的，要做两年的计划了。其实我们也有应急计划，下一步如果控制不住的时候怎么办，要怎么做。其实可以说中国香港的情况是既有内地严防死守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学习了英国、美国、德国的好做法，形成了自己的做法，我们这一波现在面临很大的考验，看看这一下能不能把它挡下来，希望我们还是能够把它挡下来，然后又进入下一波。
葛均波：我是外行，假如有病人去会诊，我会告诉怎么处理，对于流行病学的传播知识掌握得太少，假如那时爆发不刚好是中国春节，不刚好是春运，没有这么多人大包小包的回家，会不会发展至今天这样的局面呢？
众教授：一定会的。
葛均波：我想当时过春节大家要回家，武汉又是中转地区，在那个地方倒来倒去的，春节回家看老人，导致了传播，如果没有这个会传播吗？
卢山：绝对会传播，我个人认为中国还要感谢春节，这对中国政府和当时湖北武汉决定封城，跟中国过春节很有关系，觉得反正要放假，我们就提前两天放，所以对于当时做决定有很大帮助，尤其春节过了之后就顺势把春节延长，而不是在年中，如果年中突然决定全国放假，压力是非常大的。
最后我们要讨论新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难做决定的有时候不是我们科学家、医学家觉得，政治领导人做各种决定，他是不得已的，他的压力非常巨大。为什么德国决定做，他是看得很远，他觉得那样做经济会垮掉。你看美国、中国现在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德国采取的是，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德国，你要拉长两年，别人都不干了，经济垮掉了，你怎么活下去？最后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张文宏：刚才卢山教授提到这根本不是医学问题，英国首相感染了新冠病毒，他是重要国家的元首，也是他第一个提出来没办法接受经济停摆，社会受影响，提出了“群体免疫”的概念，提出来两天就被大家所诟病，我看在座几位对这个观点很有看法，而且严词拒绝，下面我们看一看英国专家对中国前一阶段在防疫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和措施是怎么评价的。
张文宏：这个短片剪得挺好的，两位英国伦敦的教授，他们都对中国的政策做了评价，有两点我听了至少我心里还是非常满意的，第一件事情，他们觉得中国政府把老百姓的健康置于经济之上，我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但我们也知道这样做的话带来的经济损耗事实上是非常大的。前面卢山教授也提到了，做这样的决定时政府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也知道，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说有人传人，1月23号我们就封城了，所以也就是说，做这么巨大的决定只花了72小时不到就做出来了，这个决定是不是很草率？或者是非常正确？大家已经看到了，刚才两位英国的专家认为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成功的。特别是其中一位教授认为，中国为什么这么大，他觉得你有切肤之痛。
现在在整体局面里我们感觉到确实扑朔迷离，最大的问题是面对将来，葛院士，我说句实话，没有疫情来的时候你是很忙的，几次会议邀请你你也没时间，但最近我看到你倒是挺空的，一个星期要看见你好几次。再下去，你这个心血管的很多活儿都做不了了，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办？美国是对的还是中国是对的？或者我们搞一个什么折中的方法？大家都是这个领域非常厉害的人，我们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
葛均波：作为一个外行，今天刚刚跟一个大学讨论，这时候发生心肌梗塞怎么办，你给不给他做导管？我说我们有20个字五条，我一个一个讲一下：第一个是“就近就医”，第二个是“定点转院”，第三个是“倡导溶拴”，第四个是“重点防护”，第五个是“远程会诊”。
第一，我们对这样的病人原则上讲不进行放支架，我们知道放支架是最有效的方法，很快开通血管，救治病人。
张文宏：我在这里做了一下，我现在发觉他对这次疫情的预估跟各位的预估差得可远了，葛院士原来计划6月份怎么也搞完了，他在5月底还有一个非常大型的国际心血管会议，上万人要参加的。
葛均波：去年是1.4万人参加，原来我想疫情3月底结束，4月份、5月份就可以了，5月底开会，现在几个专家一说，刚刚我在想完了，一点底也没有，开网上会议还是延期呢？
张文宏：葛院士的心里拔凉拔凉的，按上海现在对航空的开发程度每天是5000到10000，现在葛院士的会议是1.4万人，前面的航班给他一个人包了都不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各位教授，第一个问题：今年夏天有没有搞定的可能性？谁来回答一下？
卢山：我觉得也有一些光明的地方，病毒传播很快时，感染率、病重程度是不大的，这是我们的一线希望，没有这线希望，世界全完了，但我觉得创造病原体很有道理，不会把我们全部杀完，他会留一条生路，要不然它也死掉了。所以它造成的是很多人的慌乱和世界的紊乱。
科学家和政治家说，我很聪明，我有方案，有时候这是不真实的，最聪明的人要随着世界的变化而采取变化的措施。现在我们讨论六个月还是两年毫无意义，关键是见招拆招，我觉得中国已经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问题是当人们意见太多，尤其在一个国家，或是像一个洲，欧洲是整合在一块的，欧洲已经是一个国家了，这个国家采取这个方案，别的国家不配合，那就没有意义嘛，不可能两年都把边界完全封锁，所以我们一定要采取时刻变化的措施。如果美国要问我的意见，我就说各个州要加强，问题是这个州做了那个州不做，那是不行的，如果全国都做14天，像中国的经验，80%的病毒就被控制住了。
前两天特朗普说到四月几号就恢复正常，这是非常荒谬的，不能这样想，我们知道“美国版张文宏”，大家都看他怎么讲，他说时间不是任何人决定，是病毒决定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可能超过病毒，我们一定要虚心，向病毒学习，向我们的敌人学习，不要认为我们比敌人聪明，这是我们最要避免的事情。所以中国的经验有两条，一个是封，二是王辰院士提出的方舱医院的意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意见，46位海外专家建议分层管理，早期建议这样做，但迟到了，为什么方舱能成功？开始我们都很担忧，觉得那么多感染在一起不是会造成更大感染吗？后来你看见这些人在方舱里唱歌跳舞听音乐看小说，什么都干。为什么？他在家里很孤独，他到急诊室排队把医疗体系挤崩溃了，把他们放在外面，所有问题迎刃而解，要不然在全国再调40000个医生去也解决不了，病房只有那么多。所以美国现在某些方面做的是对的，各个州已经启动了，搭帐篷搭床，到下个礼拜纽约就可以盖出来，纽约还缺少大概10万个呼吸机，现在州长正在调，这儿调三万个那儿调一万个，这是最坏情况，我觉得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80%轻症的人，或者在家里，或者有地方把他们收治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会产生社会混乱、压力和害怕。最终社会的转机是病例数和医疗体系平衡的数据，如果病人数压垮了医疗体系，这个病就失控了。
另外我讲一点病毒载量，为什么意大利会变成“武汉意大利”？一个病毒颗粒假设说有5个，如果是一个病毒很严重，病毒血症很厉害的人喷出来的带20个病毒颗粒，如果把这个人接进来，20个病毒颗粒很高，一下就变成了重症。而只有5个病毒颗粒时，慢慢感染，免疫系统就会发生抗体。当一个地区里重症病人越多，就会翻倍几何数增长，从而使情况变得越来越厉害，所以我们关键是不要让重症更多，累积互相传染，为什么年轻人也可能被感染呢？因为病毒载量多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没办法抗拒的。
所以现在全球检查，发现轻症，把他分离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总人数并不重要，要看重病的数目，重病多了死亡一定会多，所以我们一个是在源头卡断感染链，不要感染，二是感染的话控制在轻症的，我不是做流行病的，但我天天在学习这个，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如果这样做下去，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葛均波：ICU有医生讲，把棉棒放在ICU三个小时拿出来培养，就可以培养出病毒，危重症病人咳嗽，整个空气里病毒的载量是非常大的。还有一点，为什么意大利医护人员感染得多，你看他们即使戴了口罩，也是这样戴的（戴的不好）。你再看我们中国ICU的医生，我们戴四层手套，穿一套防护服，这个防护服完全跟外面不通，病毒根本就进不去。所以我们的42000医护人员零感染，我觉得这个保护非常重要。
卢山：和我刚才讲的也有关系，后来再来的病人已经不是浓级高病毒感染了，这是有关系的，后来派到武汉，我的很多朋友都告诉我，当地很多病人其实很容易治疗，最后死的人都是年纪大的或是有其它并发症的，原来有心肺功能不好，肾脏不好，肿瘤，年纪大了，糖尿病，所以有并发症，后面死的病人大多数是这种类型。所以我们要看到病毒给我们的“漏洞”、“机会”，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入手。虽然我觉得几个月份，这个时间，低病例会慢慢控制，如果在发达国家，包括欧洲，不管采取什么办法，还有美国，本质上很相近，如果尽量做到隔离，有的病症我们要控制，不要让我们的医疗系统被压垮，相信疫情会得到控制。
张文宏：卢山教授表达的很清晰，他跟美国ANH的主席是一个观点，说这个事情没法儿讨论，唯一采取的就是不断学习，跟着病毒变。第二个是分离、隔离，第三是医疗体制要进行充分的准备，不要被压垮。陆蒙吉教授，你有什么意见？
陆蒙吉：我们在德国目前可以讲得最简单，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德国要把检测量提到那么高，而且想再提高？我们在采取任何措施时我们不知道它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个病毒和过去已知的病毒都不同，这是我们目前的出发点。在你不知道这些病毒后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时，包括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到底会对它的传播造成什么样的印象，我们就要以试剂去检测，为什么德国要拼命扩大测试量就是这个原理。我们现在要做实验，现在我们已经砸了，砸到什么程度？在德国来讲，中国听起来可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现在在德国还能出门，可能你们有意见。但在德国，你不让三个人聚在一起就（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认为这种损害比病毒还要厉害，所以他们一直要求两个星期以后一定要告诉我们这样做起到效果没有，如果起到效果，我们还要坚持多长时间，我们期望那个数字。
特别是包括复活节以后能不能开放，能不能复工，学校能不能再开学，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也就引出了下面的问题，我们现在做的所有决定都是临时决定，两个星期以后就会被推翻。现在我们预测6月份行不行或者8月份行不行，对我们来说目前还是非常遥远的预测。接下来德国的科学院已经启动了一个项目，社会各界，所有学科都要来参与、来分析新冠病毒对德国、对全球的影响，我们认为现在启动这个项目对我们会有帮助，因为（病毒影响的过程可能会）非常长，甚至超过两年时间。
张文宏：谢谢蒙吉教授，听君一席话，我更加糊涂了。原来你说两年，现在两位专家讲了半天（美国专家和德国专家），我想两年可能更不止了，你说你预测只能预测到两个星期以后，6月份的事情根本就不知道，4月份能不能开学也不知道。我想也是的，中国都没开学你就想开学呀？但听过你一席话我们算是把德国人搞清楚了，这么大一件事情，德国人一步步是怎么思考的，我想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你们这样一步步，作业都事先做好了，是什么题目，用什么解答方法，都是事先都有的，我们也是觉得很佩服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在想，如果是这种打算，我倒是要问问金冬雁教授了，香港什么开学呢？
金冬雁：我们就没有停学，现在医学院没有停，全部是网上教学。
张文宏：将来怎么样？是不是还会继续这样舒服下去呢？你说说看。
金冬雁：我说说看，我非常同意卢山教授和我的老所长的说法，你得问病毒，病毒的感染是有它的自然规律的，我们要认识它的自然规律，这是由病毒本身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从历史上来说，冠状病毒没有一直不停的闹，一直不停的延续下去的（状况），这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比较乐观的，对于它最终的结局，我认为应该要归于平息，过去我说一半一半的可能性，我觉得现在起码还有三四成的可能性，在一年以内最后可能受控，主要是由病毒本身的传播力、致病性这些因素来决定的。
但我有一些担忧，其实对于美国、对于欧洲，德国也好、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我都不担心，担心的是，很早我就说这个病毒会传到全世界，还有很多不够发达的地区，包括现在很多病例数很少的，像埃及、印度前一轮报告的病例数非常少，但我们的旅游团一去，去10个人回来10个人全部中招，那就是说肯定爆发了，传染病无国界，如果他们出了问题，最后还是会传到全世界，倒灌到我们这里或其它地方。
而且我们最担心的是超级病毒，刚才卢山教授讲了，病毒载量特别高的时候，危险肯定大。除了病毒载量高，病人也是一个方面，当时香港淘大花园的病人就是这样“超级传播者”，就是因为他是肾透析病人，他就大量放了病毒出来，一下子传到了下水道，通过下水道传到了整栋楼，300多人就这样被传染了。病人本身有偶然性，但我们还是要非常非常小心，可能少数几起“超级感染者”就会传得到处都是。包括“钻石公主号”也怀疑有超级传播者。
张文宏：所以你不要担心了，那根本不是什么Zero，我也赞同最美好的季节将是今年的金秋十月，这时可能是低谷，后面可能还有一个高峰，所以今年基本是绵延不断，葛均波院士的会议基本都是万人朝上，所以估计这个会最大的可能性你开实体会议要放在今年的10月份，但中国是否允许这么多人在上海落地，葛院士你自己想一想，估计可能性很小。这是今晚你愿意过来参加讨论会最大的收获，估计比我们讲的要准确。
他们都是这个领域非常Top的病毒专家和传染病教授。
卢山：我加一句，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对，挑战意味着机会，所以现在所有人都在发展网上会议。
张文宏：上次我们开这个会议，网络上登陆的人士接近300万，你要知道登陆的很多人并不是专业人士，今天好不容易逮到美国的、德国的、中国香港的在一起了，有些人问香港为什么好，现在控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戴口罩，他们说欧洲、美国这一轮就是拎不清，就是不戴口罩，有戴口罩的人出来还去打他。今天你们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怎么说清楚？先看看短片。
张文宏：谢谢。我们也谢谢两位英国的专家，但他们说的话，我估计不作数，事实上我只相信你们说的，因为只有你们才真正理解中国。
陆蒙吉：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多了，不光是医学问题，科学问题，已经成为更高层次的问题了，社会认同问题。
为什么德国现在还没有戴，确实，它现在感染的人数非常少，1000万中有几百例病人，你是不会去戴的。另外，德国的公共空间非常大，保持1.5米、2米的距离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在中国就不同，在整个商场里排个队，让大家保持1.5到2米的距离，这还是有很大难度的。二是大家反复强调，假如大家都用口罩的话，一是造成很大的浪费，当时在中国也发生了这种事情，在医院里医用口罩数量不足，这也是德国目前政府所做的事情，其实他控制了大部分口罩的供应，很多地方说我们现在没口罩，但事实上要用的话卫生部就发下来了，它就是不让你囤，这是公共卫生国家管控的一个手段。
到了这个份上，你要到外面买口罩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张文宏：卢山教授，你同意蒙吉的话吗？
卢山：我现在天天跟踪你的发言，你的发言很多，到处采访，我看到了你对于口罩的回答是经典，我觉得完全用你的回答就可以了，你的回答非常好。也就是各种环境，各种场合，这是两个文化的不同，因为你的会很重要，我再讲一下，东方，中国人的一个特点是，我要保护自己，戴口罩是保护自己。西方的概念是，伦敦公共卫生学院，我们说结果没有做过是错的，这两位专家讲的是一个意思，公共戴口罩，他不好说，说得比较委婉，公共戴口罩，防止自己被感染的意义实际不大，这是有数据的。但两位专家讲了，你戴口罩是为生病的人戴口罩，因为一个喷嚏喷出去力量很大，把源头封住，远远大于个人保护。
我觉得还是跟刚才讲的，跟病毒载量，社会病毒浓度有关，如果一个社会很多人戴，比如让我选三个地方，我讲了中国感染三个模式，武汉、湖北或上海，在上海、北京不戴，我心里很放心，但要让我在武汉，打死我都要戴口罩。在湖北呢，可能我出来就戴，坐汽车就不戴，我觉得世界上的事情不一定是绝对的，美国也在变化，开始他们没有要口罩，你要知道，美国政府教你一个行为是很困难的事情，第一，他教你这样做，让老百姓往东他一定往西，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张文宏：卢山教授给了我启示，我必须让金冬雁教授简短地说一下，香港读的书全是英国的，英国人不戴，但香港人拼命戴，卢教授在多个场合说了不用戴，但你们还要戴。
金冬雁：袁教授也是有一个转变，一开始他从武汉回来，他不戴。人家问他为什么不戴，他说他没到高危的地方，他不戴。第二天他改变了，一定要戴。我觉得现在他们采取驭敌从宽的策略，反正我用比较低的代价，大家都戴上口罩，大包围去防，特别是防一些可能存在的漏网之鱼，无症状的人。是这样一个观念。有一部分是社会心理，特别是我们离内地这么近，内地的大家都在戴，如果我们不戴的话，可能社会上都接受不了，所以现在就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态度，大家都戴，也是采取了卢教授他们的建议，大家都戴，现在居民楼门口都贴一个，不戴口罩不能近。
张文宏：我明白了。今天跟大家讨论口罩的问题，我才知道世界上很多东西其实都没有标准答案，这才是生活的真谛，就像今天说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估计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还是要问一下疫苗的事情，今天卢山教授来了，卢山教授，你作为世界国际疫苗的前主席，我也很难找到比你更权威的疫苗人士，新冠疫苗，一是时间点，二是适用人群，三是实验到底怎么做，你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现在很多人告诉我，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疫苗身上了，但压力都压在这个身上时，如果出不来，那我们的日子是不是就过不下去了？
卢山：最近找我谈疫苗的很多，我发了一个，全球可能也就5亿个人染，这也是第一次我个人经历回顾历史和几十年做疫苗经验，我总结，疫苗出来不出来，什么时候出来，是由几个因素决定的：一是科学，科学基础理论有哪些方向、技术手段；二是技术，“技术”和“科学”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要全球做疫苗，最后生产成几千万人份甚至上亿份，这个产能和工业，公司能做这件事情，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很多人不知道，这非常重要；三是监管机构的松严重程度，大家说FDI就是FDI，他当然要保证送出的东西不能把人搞病，不能有很大的副作用，但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风险收益比，如果疫苗基本安全，但世界天天都在等着你，FDI马上就可以送。最近我们看到一个例子，中美双方在3月16日，几乎是同时做，为什么同时做？这是耦合吗？我告诉你，世界上就没有耦合的东西，耦合的东西一定有必然的原因，也就是双方都在标，如果你批我也批，同时都可以批，这是监管机构的态度。
我们这样讲，好像监管机构胡闹？不是，它是怎么决定的？就是第四个因素：社会。社会包括两方面，人民是主要的，政治家不管什么政绩，实际上政治家最终是代表人民做决定。但这次新冠影响之大，如果我们不是最终靠疫苗来控制疫情，我个人认为用疫苗来控制整个疫情的技术可能和疫情需要最后都不会，一是来不及，二是政治家下不了这个决心，所以我觉得疫情还是要自己控制。靠刚才我们讨论的公共卫生、隔离、医院等但问题是疫情降低了，到秋天如果好了，这个疫苗还做不到，我想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我个人认为这次的疫苗全世界会把它一直做到底，不管怎么样都会做这个疫苗，有一个平台以后再做改换，我想这是大家总结的经验，这是我能讲的事情。至于谁能做出来我不敢预计，但我觉得中美两国都有很多公司，尤其这次中国的公司非常大、中国的布局也非常大，所以我几次讲，中国做出来（疫苗）的机会也是相当相当大的，主要是由于中国有资金和政策的支持。这是别人赶不上的。
张文宏：今天的会议接近尾声了，我们在这里也有请整个医道学习平台的董事长，有请章晓冬医生，他也是原来呼吸科的教授，现在一直在从事医学教育平台工作，请他说两句。
章晓冬：各位专家，特别感谢大家参加由医道、医界以及华山感染共同发起的新冠肺炎第二届多学科论坛，在这样一个论坛当中，今天的主题是“全球抗疫 四海同心”，现在地球变小了，全球是一家，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未知的病毒，需要全球的专家以及学者共同努力，一起制定政策，教育民众，进行抗疫，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参加今天这个讨论，我相信这个讨论对我们医务人员和大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育和启发。
张文宏：非常谢谢，今天会议到此结束。陆教授请讲。
陆蒙吉：我跟武汉有比较多的感情，在这个场合我想给武汉做个广告，大家知道欧洲提了群体免疫，现在中国群体免疫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大家可以想得到，是武汉。为什么要歧视武汉人呢？其实武汉年轻力壮，得过新冠病毒感染的，他们是我们国家的“防火墙”，他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我们没有把这个力量组织起来，在敏感的地方，让他们为我们国家铸成“防火墙”，给他们最好的待遇，他们应该得到最好的待遇。要是你请到一个从武汉去的、感染过新冠的人，照顾你的老人，你可以非常放心，他不会再把病毒带到你的家里，他可以保护你的老人。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歧视（湖北人），而且要以科学的眼光来看，武汉的这些新冠病人，只要他们身体允许，只要他们恢复健康，他们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张文宏：我认为在节目结束之前，我在这里盛情邀请今天来演讲的每一位嘉宾都能讲一句话，请卢山教授给大家一句赠言。
卢山：我觉得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不要悲观，中国最黑暗的时候，2月2日，《知识分子》发表了我的一个采访，说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还有几天病情就会有转机。后来国际卫生组织总结，2月2日是中国疫情的拐点，跟我讲的几乎一模一样。我今天还是讲同样的事情，我觉得疫情现在规模很大，但一定会得到控制，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努力做好我们的工作，另外准备疫情完成以后全世界要面临的很多挑战。
张文宏：谢谢卢山教授，虽然你讲的话我不是太听得懂，但我认为讲的肯定是至理名言。请金冬雁教授讲一讲。
金冬雁：我很简短地讲一下，首先，现在香港到了很多专家说的“最危机的时候”，马上会大爆发。但我还是觉得我们可以守住，全球的疫情，香港的疫情，我还是审慎乐观。
葛均波：我觉得你们在传染组的专家，你们的估计肯定有道理，估计两年内病毒会与我们共存。张教授刚刚讲了一句话，跟气侯有没有关系，大家记不记得2003年，SARS突然之间没有了，我们觉得怎么一夜之间没有了，它就是没了，所以有没有可能性，到了夏天之后它突然就没了，因为SARS是这样的。
金冬雁：我认为还是有三到四成这样的可能。
张文宏：我已经理解了，最后我也想讲一句，今天各位专家来很不容易，我学到很多，我最后讲一句，还是替卢山教授讲的，他的话我前面其实不是太听得懂，但我从他的话里总结出两句话：
第一句话，新冠肺炎疫情在后面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为金冬雁教授只有三四成把握，你是我见过的我认识的最优秀的病毒学专家之一，你都只有三四成把握，所以我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是第一点。
第二句话，卢山教授前面提到了，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每个国家领导人作出的决定都是取决于人民的意愿。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就知道中国的疫情为什么这么早能控制得住，我们也知道将来中国的疫苗，国际上的疫苗什么时候可以用。这两句话卢山教授说的，我领会出来非常重要，第一句话是新冠疫情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第二句话，起作用的最终还是人民。
章晓冬：最后我要再次感谢现场的张文宏教授、葛均波院士为我们主持这样一场精彩的论坛，同时也感谢翁心华教授、李兰娟院士给我们做的精彩发言，同时我们也感谢来自美国的卢山教授、来自香港的金冬雁教授以及来自德国的陆蒙吉教授参加我们这场精彩的线上讨论，这个讨论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大的启示，我们希望今后继续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探讨。谢谢大家。
章晓冬：直播过程中我们收到了很多大家的留言和提问，所以现在我还是要占用一点大家的宝贵时间提几个问题请现场的专家回答。
提问：我们从网易后台看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前疫情下，企业在防疫和恢复生产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尤其是一些有出口业务的企业面临的压力很大，应该如何应对？
张文宏：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开始进入了复工和复产高潮，但是我们现在也知道，除了中国对疫情控制得比较好以外，世界各地整体疫情现在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特别是欧洲，我们看到欧洲已经成为世界上疫情爆发的中心，除了欧洲以外，美国也出现了疫情不断上升的过程，我们还很难预计这次国际疫情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现在大家都开始复工复产的时候很多人会担忧，我们现在复工复产是不是足够安全，中国现在疫情控制应该说和中国香港、新加坡相比，我们现在的新增病例，本地病例都是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复工复产的安全性在国际上应该是复工复产安全性最高的地区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复工复产那我们该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工作呢？这是一个。
第二，大家不要担心，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复工复产了，大家感觉好像放松警惕了，其实没有，是我们目前对疾病控制的重点转向了防输入，所以在防输入、社区管控和医院发热门诊、医院监测网保持得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对复工复产提供非常好的保障的。
提问：这个问题想请金教授回答：新冠疫情在国际上持续蔓延，我国面临日益增大的输入性风险，同时国内正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复课，有很多人担心疫情会再次复发，大家想知道的是，这次疫情病毒有没有发生变异，潜伏期最长大概多少？会不会对我们的复工复产造成影响？谢谢。
金冬雁：谢谢章教授。关于变异，其实刚才卢山教授已经介绍过了，新冠病毒比较起SARS、比较起HIV，它是变异率非常低的，SARS有两个不同的毒株之间都有几百个碱基的差别，而新冠病呢，从武汉的病毒、意大利的病毒、香港的病毒、美国的病毒（伊朗的病毒还没出来）比起来，三万个碱基里只有一位，充其量是11、12的碱基的差别，就是说它整个变异率是非常低的。
一般的情况下，潜伏期以14天为限，其实根据国内大规模的实验，基本上都是在7天潜伏期以内。但由于我们的核酸检测比较灵敏，比我们过去所能检测到的更加灵敏了，所以它对潜伏期和病程会有影响。现在以台湾的数据来说，他们从检测阳性到最后阴性的时间平均是20天，甚至最长的已经到50天了。所以从病程潜伏期这一点来说，现在可能会比原来我们说的14天在一些特别情况下会长一些，但14天已经能非常安全地包括在里面了。
你说到防止输入，现在我们最最最重要的任务，像香港、像台湾（都是），因为我们对外交流太多，在外面读书的年轻人特别多，他们现在回流以后造成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威胁，所以现在香港也好、台湾也好，基本都是一级总动员了，将来内地也可以有互相借鉴的地方，内地现在还是继续用严防死守来防止输入的策略，这方面相信我们能防住，香港能防住、台湾能防住，我们内地也能防住输入性病例。
提问：有研究表明，无症状感染者占到了感染者的一定比例，目前境外输入性病例已经成为我国主要的新增病例来源，我们怎样防止入境人员里的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播风险？
卢山：大流行病的时候，第一个是封闭国家，第二个每个人进来待14天，都会大部分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不要担忧。我更加担忧的是全中国人都（过于）担忧，比如隔壁的张文宏先生，他无症状，所有人都无症状，世界上没一个好人，这是非常危险的。
提问：新冠病毒肺炎的传播性和气温有没有关系？会不会随着气温升高有所减弱？我们看到南半球也有不少确诊病例，到底会不会随着气温的升高使病毒传播得到遏制呢？
金冬雁：我稍微讲讲，人类对冠状病毒的感染是有一定的季节性，引起普通感冒的四种人类冠状病毒基本上表现出来一定的季节性，新冠病毒会不会有一定的季节性呢？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有可能会有的。如果我们看了发生大爆发的地区，我稍微留意了一下，像武汉，像意大利伦巴蒂地区，韩国大邱，伊朗库姆，这些地方基本都是比较寒冷，而且还比较干燥，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地方温度比较高，非常潮湿，现在起码还没发生社区的大爆发。其中到底有没有规律，其实需要流行病学家做一些过细的研究，去分析，去研究，才能说明温度跟湿度到底有没有关系。
提问：问题还是要请教卢教授，因为也是关于疫苗的问题，刚才卢教授已经讲了很多疫苗的进展，包括四个条件，他们还是想进一步知道，疫苗出现，如果病毒发生变异，疫苗会不会失效，我们怎么办？
卢山：我觉得现在世界上大家都是疫苗病毒专家，担忧病毒变异比我担忧得都要多。第一，刚才金教授也讲了，非常感谢，我不是说了嘛，再聪明的敌人也有自己的弱点，所以看来这个病毒很厉害，但它的弱点就是没有变异那么多，所以给我们做疫苗的还留了口饭吃。非常好。
我觉得不会太重要，如果变异很多，我们也有其它变异的方法来对付它，这个我历来不担忧，大家知道我是做艾滋疫苗，艾滋病的变异也很多，到现在我们也有方案对付它，正在往前进走，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来处理。
提问：国外留学生现状如何？如何防范境外输入病例？国内疫情会出现二次爆发吗？
张文宏：这两天大家都比较担心国外留学生的情况，最近我也跟国外华裔和留学生做了对话，我发现大家确实比较忧虑，忧虑是两方面的，一是他们在外面很忧虑，国外的疫情得不到控制。二是国内人员对于大量返流人员（的担忧），会不会造成国内疫情（二次爆发），对这两点比较忧虑，事实上目前经过一段时间跟大家的沟通，很多人的焦虑心情已经有所缓解，最关键的一点是，因为整个欧洲和美国在整个疫情防控初期确实准备不是太充分，所以病例数上升比较高，但前面我们也看到，我们跟卢山教授也沟通了，卢山教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美国的信息，德国的陆蒙吉教授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信息。
就是说，在一个不同的国家采取策略不同的情况下，中国现在采取的策略，我们希望在最短时间内控制疫情，但欧美的想法是，可能要通过比较长的时间来控制疫情，因为如果非常短的时间控制疫情，他们觉得他们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要彻底把经济停下来，可能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经济会受到很大损害。所以可见，中国这次为了全世界疫情尽早控制好是作出了重大牺牲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随着疫情的不断发展，事实上这些国家现在已经采取了很多策略，跟中国已经非常相近了，也就是封城，限制人群聚集，甚至有些欧洲国家也开始鼓励在人群多的地方戴口罩，我相信这些都是非常正面、积极的信号，所以有些继续待在国外的同志，如果你继续跟别人保持非常好的社交距离，在人群聚集时可以戴口罩尽量戴口罩，同时还是要尽量多待在家里，勤洗手，我相信这几点做好以后，对防止疫情应该是非常有用的。
张文宏：关于国外回来的人群会不会给我们造成二次疫情。事实上中国在国外输入做的防备工作是做得非常好的，一是中国海关的筛检隔离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二是中国的防控，三是现在各地都加强了医院发热门诊和发热哨点门诊的建设。这几点结合在一起，输入性疫情在目前可预计的情况下，我认为它的控制比我们第一波控制武汉的疫情要容易得多，尽管现在大家现在面临输入性风险，但对于风险的可控性，我相信中国是有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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