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辉 | 作者
安安 | 编辑
全球范围内的交通科技目前在理论技术与应用技术层面真正实现了哪些突破？这些技术对交通运输业内以及行业外产生了哪些技术加持下的正负影响与反馈？当其逐步由技术影响转向更复杂多元的社会影响时，在政治、经济、技术、人才发展与综合治理等层面又衍生出哪些矛盾冲突与实践碰撞？
进一步的，鉴于中国交通科技逐步被重视与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站在全球视域下的相关治理工作又将如何有序开展？如何统筹把握技术本身与经济、管理及法治等要素的不协调？如何将交通科技创新及其治理置于一个平衡且科学的状态，以此促进中国交通科技与国际交通科技并轨？本文将通过多视角的比较与丰富的案例来逐一论证。
交通运输，是欧美经济运转的生命力与重要保证。数字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使城市、能源、物流、出行等领域更加智能化，欧美政府和学界也逐步转向，将资源和激励方案，运用于交通科技的研发过程，投入到智能交通项目的打造中。交通科技手段成为欧美国家改善交通运行状况、建设更清洁、更少拥堵城市的重要工具。不少欧美国家在其城市规划与项目建设方案中，将交通运输的创新列为首选内容，运用科学技术，为现代城市制定高效、经济而环保的交通战略。在技术端，智能交通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共识性判断。目前，欧美已广泛应用的成熟交通科技，主要涉及交通监测协调、辅助驾驶等方面，着重利用大数据平台与人工智能算法，收集海量数据信息，提供科学、人性化的交通管理服务。在政策端，尽管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欧美各国政府在交通科技研发上的投资仍在不断增加，相关文件与管理计划有序落实。欧洲在2010年制定了《ITS发展行动计划》，着力在智能交通系统、道路安全等领域，提出战略实施方案。美国联邦政府则发布ITS战略计划（2015），该计划要求在2019年完成联网化、智能化的交通科技系统升级。总结而言，人工智能、5G技术的新发展为欧美智慧交通的科技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想象力。欧美的研发实践，集中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交通跨域共享技术、能源节约与能效管理技术、交通运输违法识别网格化技术等方面的创新，以此优化城市为单位的交通运输三维管理系统、保障交通运输效率与安全。但从智慧交通的整体规划和实践上看，欧盟和美国又有所区别。由于强大的技术基础和人才培养体系，美国交通科技的相关科研进展具备了国家统一规划的力量，因此发展迅速。相比之下，欧盟更注重各国合作，强调欧盟经济体内部交通科技的整合与融通共享。从国情背景上看，日韩有诸多共同之处。以日本为例，由于地形中山地和丘陵较多，全国90%人口，都集中在仅占10%国土面积的沿海平原。全国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或大城镇，有26%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首都圈。韩国也具有类似特点。日韩发展交通技术的核心诉求，高度围绕城镇消失、大城市集中化和“少子高龄化”的社会特点加以研究应用，对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整合、完善和优化。在技术层面，面对全球交通科技快速发展浪潮，日韩的交通科技研发更为专业务实，注重实效应用，而不是喧宾夺主，为了科技而科技。日韩轨道交通装备正加速模块化、标准化、绿色化和智能化。其中，运营管理和运输组织服务朝向一体化，网络化、集成化发展，轨道交通清洁化、绿色化、智能化技术等，受到空前重视。在政策与治理层面，日韩面对未来都各自制定了密切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产业技术相结合的未来交通科技发展规划。
表1 日本和韩国对未来交通技术发展的规划
中国践行改革开放至今，交通运输始终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支撑，依托“双循环”战略，加之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刺激了国人对于速度的渴求，打破了时空对社会生产与消费能力的局限，成为中国交通运输发展的机遇。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与交通运输行业的融合，更是带来交通科技的飞跃发展和行业内商业模式的创新。技术层面，近5年中国交通运输高新技术的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均取得了长足的理论+技术性突破。其一，5G移动通信技术、卫星等先进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行业，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逐步完成，智慧公路、智慧铁路等一系列“智慧+交通运输工具”，高效、人性化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优化交通运输网络布局。其二，在“互联网+交通”的基础上，“共享经济”进一步惠及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共享单车、各种形式的网约车等，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和生活方式，并首次以技术迭代的变化推动了领域内商业模式的创新，社会资源利用率的实现有效提高。其三，“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冉冉升起的明星，二者的有机结合为交通领域提供了现代化升级方案，助力交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加快了交通网络的智能化、立体化建设。中国与国际交通运输高技术相比，在发展策略、技术重心以及技术承载主体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种根源于国情区别与意识形态矛盾等所造成的技术发展差异却也并非单纯的令国内国外的交通科技交流显得格格不入，而是在彼此碰撞的过程中彼此学习借鉴，尝试实现技术与理念层面的融合交流。发展策略方面，中国交通科技的发展过程表现为典型的后发制人特点。由于全学科的基础技术实力较为落后，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以谦卑的姿态大幅引进国外成熟的交通运输技术，锚定“引进、模仿、复制、创新”的技术革新链路，参照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交通技术方面的先进理念，逐步综合中国客观的交通运输国情现实来进行技术仿效乃至实现超越。举例来看，近年来以共享交通为代表的网上交通科技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为传统交通运输体系提供了新型替代服务。尽管共享交通科技应用在中国发展最好，但其真实的理念发源与基础技术背景却来自欧美，背后正是因为国内外截然不同的技术发展策略造成了这一现状。欧美国家的科技应用证明了使用共享汽车能有效减少私家车数量，降低交通拥堵，减少污染物排放。但欧美抢先一步的理念认知与基础技术挖掘却并未对交通共享技术迭代形成连续性关注，中国反而将相关技术一步步的在现实场景实现，并在全面取得实质成效后才在国际社会取得关注与认可。技术重心方面，无论是欧美还是日韩，其在交通技术相关的主要科研重心均放在了较为传统的交通工程学研究，涉及的基础学科技术与工具学科以技术统计物理、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等为代表。比较之下国内则更多的结合当下“新基建”和“智能交通”的大背景，围绕社会实际需求大的研究方向而深耕细分技术领域，包括交通数据分析/挖掘（城市计算）、状态预测、感知和边缘计算、仿真和仿真性能优化、交通网络规划与管理、智能网联交通运输安全、智能云交通规划决策和虚拟测试、交通运行风险评估与预警管控等，在很多细分技术领域实现了对欧美日韩等发达交通技术强国的弯道超越，但同时也要认清国内在基础交通运输技术理论层面与国际尖端技术还存在巨大差距。技术承载主体方面，中国的交通科技表现为强政策引导，以国有技术企业及其背后的国家力量为核心，谋求最大限度的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技术统筹优势；而国际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则主要依靠头部的跨国私营技术企业，诸如Uber、Lyft、Amazon、Facebook、Ebay等大型互联网公司，以及众多的“专精特新”技术中小团队。技术研发主体的国内外异同也直接决定了专利归属、技术转化效率、技术人才构成等决定交通科技走向的细分要素，并主导着国内外的交通技术向两个大方向发展。对于国际技术走向而言，表现为交通工程技术更多的与大数据、计算机科学融合在一起；而国内则更多围绕“新基建”、“综合交通网”等重点，推动智慧交通、数字交通成为发展的主力方向。交通运输领域的高新技术，本身作为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技术的所属权与保护天然的限制了国际层面的沟通与交流，同时也致使其相关治理工作的开展多数时间是以本国为边界，至今未能形成全球之间相对畅通的沟通保障机制，使得交通技术及其治理更多是发达国家的议题，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基础技术支持，很难同步的实现交通技术应用及其治理的新时代升级，这在全球化程度加速深入的当下，直接造成了交通技术始终无法打破国别限制，“互联互通”成为奢望，各国手握核心技术闭门造车，全球缺乏对交通运输高新技术的政治互信，可持续交通发展中的“不让任何国家掉队”成为空谈。与国外交通科技及其治理的发展过程相比，中国交通科技从始至终获得了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层面的重视，以“新基建”政策为代表的一系列振兴措施，对交通科技影响深远，相关治理规划同步有序开展，不断加速当前交通模式向未来交通的演变进度，促使中国交通科技呈现出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的发展趋势。当下在治理层面反馈的主要问题是技术快于治理，趋势与监管一旦错位，积极的交通科技变革态势也就产生了各种社会、管理与民生隐患。以电动化为例，中国在技术研发领域大力推进交通的电气化改革，国内电动技术在汽车行业的应用加快，新能源汽车生产规模、产品性能和销售量都有大幅度提高，但各地关于电动交通运输缺少统筹性全局性的限制，使得新能源车辆在逐步替代公共领域传统燃油车辆的过程中暴露了诸如改革力度用力过猛、没有充分研判区位实际等矛盾冲突，电动化及其治理工作存在技术走在前面而管理慢半拍等问题。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但数字交通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板块，却没能得到对应的重视力度。以中国为例，数字经济的数据很是亮眼，但融入数字交通的比较后则能明显看到二者全方面的发展断档。数字经济与数字交通的脱节与不匹配，将从技术沿革及其治理角度为各国政府形成数字监管体系以及形成国际治理体系带来严峻挑战。二者在关注度以及发展速率等方面的背离，决定了数字交通技术、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尚未具备颠覆性，仅仅作为提质增效的助手工具，未能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而被各国视为现代数字经济、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载体之一。
图1 中国数字经济、GDP占比及数字交通贡献率波动图（2015-2020年）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
2.欠缺交通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
国内的技术产业创新，总是希望先看到经济效益，再引入各路资本锦上添花，这直接造成了中国当下纵然拥有全球最为领先的数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但却在关键的细分交通技术与治理项目中长期缺少稳定的基础研究资金，这也是未能真正甩开其他交通科技大国形成技术壁垒的关键。中美两国在交通技术与治理环节竞争日益白热化，但美国政府的交通运输基础研究预算高达90亿美元，相比之下，2021年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10%-20%的占比仍有较大差距，亟待从经济投入方面予以改善。同时，中美在交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投资结构差异更为明显。中国涉及交通高新技术的研究投资，政府层面占比高达70%；而美国同类研究投资中的政府仅占35%左右，而企业投资高达45%。中国拥有国际领先的交通科技产业链，但目前绝大多数交通高新技术的有效应用都局限于国内，全球交通科技融合的进展较为缓慢，尚未形成技术层面国际级的“互联互通”。国内目前的技术成果较为成熟，却始终无法在全球竞争中达到Google同级别的跨国认可度与使用率。造成这一现状的关键在于，中国交通科技创新秉持的格局有限，总体的技术研发思维倾向于国内已掌握的环境与数据，缺少全球视野下的技术研发思维，也就导致了技术转化成果致力于提高国内某城市、某经济圈的交通运输效率，而非是打造国际级交通运输的融合互联，技术创新视野亟需拔高到共建全球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智能数字互联的高度。其二，交通领域的高新技术创新需要跨多个学科、行业的协同研发，中国虽然在交通现代化基建方面取得了暂时领先，但其余基础科学基础科研领域与国外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直接造成中国基础科研技术的短板拖累了交通技术创新。交通高新技术从理论研发阶段进入社会应用，其过程面临建设、管理、运维、服务、安全等方面的挑战。以中国交通运输高技术目前在国内主要省市的技术落地情况看，在各个环节尚存一些堵点未被有效解决与攻克，导致技术构想与实际效果存在差距。以深圳践行智慧交通为例，在基础建设方面，深圳是一个交通基建投入规模位列国内前三的头部城市，十四五期间交通基建总投资预计将超7000亿规模，涉及滨海大道交通综合改造、全域智慧交通调控系统等一批复杂重大工程。由于交通基建大量涉及复杂空间、网络和功能安排，亟需通过新技术突破网络级复杂规律认知，以最小投资实现设施最大化利用；在管理方面，深圳受台风、长雨季等影响，亟需相关创新技术来处置各类隐患。如何全面、客观、准确、及时地把握城市级大规模交通运行规律，对相关交通技术的创新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球城市化背景下城市交通运输的拥堵问题，一方面是交通技术要优先攻克的重点，同时也需要交通技术管理与治理由上至下的进行引导。当下的交通技术创新水平已经可以解决多数日常场景中的问题与风险，但由于对技术管理水平的淡化，造成了最终反馈效果的较大差异。上海是中国境内最早开展交通数字孪生技术应用的城市，集国内高精尖技术在上海市内建设包含智能网联三维重建与数字孪生引擎等的全域综合多网路交通运输应用场景支撑系统，在技术水平与相关技术投入方面已经达到了国内顶级水准。但却忽视了技术与治理二元协同要求下的平衡关系，在交通治理角度未能构建“源头预防-途中处置-末端治理”的安全闭环管控体系，与打造成为全国领先的智慧枢纽示范项目的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上海阶段性失败的数字孪生创新案例已经证明了如果数字孪生架构搭建得太过庞大而忽略了同频治理，也会导致真实交通运输需求与数字孪生整体系统的脱节。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头部交通技术人才目前供职于美国企业，主要以谷歌（Google）、特斯拉（Tesla）、思科（CISCO）、甲骨文（Oracle）及优步（Uber）等为代表。高度集聚的交通技术人才结构令美国在全球交通科技发展的人才环节成为了唯一的获益方。其一，科技无国界，而美国乐见交通技术人才高度集中下为其带来的垄断竞争优势，助推其在核心交通技术层面向其它国家行使高额定价权并大肆寻租，包含发展交通智能化必备的高级算法、交通低碳化所需要的最优能源替代方案等，都被融入政治、经济竞争目的有差别的对待。其二，不断加剧其他国家在相关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引入方面的成本与难度，通过降低交通科技领域人才培养的权重，影响相关人才深耕科研的学术大环境等，来持续加固美国专业化交通人才竞争的护城河。中国在交通技术人才以及管理人才的培养策略上缺少针对性的动态调整，现有人才建设方案相对固化，不够灵活。目前，中国本科交通运输类招生共包括交通运输、交通工程、航海技术、轮机工程、飞行技术、交通设备与控制工程、救助与打捞工程、船舶电子电气工程、轨道交通电气与控制、邮轮工程与管理、智慧交通、智能运输工程等12个专业，全部归类于工科范畴。培养方向基本上是按某一运输方式或专业方向培养交通运输类的专门人才，人才培养的出口方式已经不再适配当下快节奏的交通技术变革。同时，由于交通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一系列前沿交叉学科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广泛应用，这种交叉与融合的趋势逐渐淡化了各传统专业学科间的界限，促使交通运输类专业越来越多地站在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科层面形成相对宏观的学科思维，而缺少针对前沿交通科技而动态变化的针对性产学研创新性的教学与实践内容。大学作为中国目前为数不多的交通科技高层次人才培养入口，在专业设置上与时代脱钩，在专业教学内容上的博眼球等，实质都是对稀缺教育教学资源的浪费，也是对中国交通高新技术创新在人才供给端及产业口碑等方面的损害。站在全球视野统揽国际治理形势，不难发现交通科技在技术上的加速创新与其治理工作存在明显脱钩与失序，国内的管理政治工作由偏向效率优先逐步转向效率与环保双管齐下，而国际治理则相对更加注重给技术以自由，在治理上更多采取放任与围堵的策略，如此迥异的交通科技治理选择也就直接造成了全球视域下交通科技国际治理的复杂化态势。中国交通科技的相关治理对美日等国进行了经验总结，历经的几个阶段始终坚持“规划先行”、“制定标准”、“主导投资”、“多方参与”与“因地制宜”的五要素治理策略，截至目前在国际交通高技术发展的治理方面走出了独立行情，凭借不断试错初步积累了交通科技治理的宝贵经验，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其一，依托宏观调控统筹管理。中国在现有顶层统筹机制基础上，聚集中央到地方政府、标准机构、高等院校、企业、分营利组织机构的力量，实现政府、企业和民间共同建设的交通科技发展平台。其二，明确以人为本的治理原则。一切交通技术最本质的服务对象，是切实的“人”，是全社会内每个成员。因此国内交通科技的治理强调人文精神和科学理念，首先回答“要不要用、为谁用、怎么用、用了怎么管”等关键问题。其三，在治理上强调融合原则。面向国际化的交通科技发展理念，国内强调促进融合发展，融合治理策略。要求转变观念，将原本支撑管理为主的技术体系，转向监管与服务并重的技术治理体系。其四，鼓励交流与创新。由政府牵头，发挥跨行业、跨部门、跨领域的综合优势，加大交通领域内不同主体的联合力度，充分共享和利用创新资源，将交通技术事业推向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由此改变中国的交通载运工具，也改变中国交通的运营、管理和服务模式等业态。同时，中国也在创建交通科技研发新生态的过程中进一步强调发展与治理的协同关系，为交通科技的全球治理难题交出中国答案。其一，多层次融入国际交通技术体系。充分发挥交通基础设施资源优势，利用其他国家的治理实践基础，更好地融入全世界交通技术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多层次立体联动式的“科技赋能监管”。其二，通过积极优化交通能源结构，重视技术的同时更好落实结盟减排方面的国际合作，推动传统交通能源技术的转型。其三，通过积极推动人工智能、5G、区块链、大数据和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等在交通科技研发领域的应用，申请相关国际级技术专利项目，以更充分地支持交通产品、服务、行业的创新发展。其四，充分研究了解各国交通法规政策，探寻其对交通技术研究提供的空间、推动的方向，更精准地建立共同推动交通技术可持续发展的合作环境，形成国际化的交通科技治理思路。图2 2010-2020十年间交通科技（含治理）的专利布局占比国家分布（二）中国交通科技发展的国际责任与挑战
中国交通科技的突出贡献与地位表现，主要体现为对交通行业支撑服务体系的构建与提升，即在交通领域充分运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空间感知、云计算等新一代技术的过程。其发展历程，大概又可分为建设期、探索期与应用期三个阶段。
表2 中国交通科技所历经的三阶段特点回顾
目前，中国交通科技产业链已相当完整成熟，没有明显的欠缺和短板，但也应正视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在国际贡献方面，2012年至今中国在交通科技领域作出了重要成果贡献，通过专利申请、展现研发实力与不断拓展技术应用规模，在国际视野下已经处于重要地位。其一，中国交通领域科技专利的国际级申请量开始迅速增长。随着中国交通运输技术及其统筹治理工作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可以预料中国终将成为世界头号交通科技强国。预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交通强国，交通科技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同时，交通科技也是政府重点引导建设领域，伴随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为中国交通建设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中国交通科技发展方向，始终对标国际交通科技发展前沿，并在交通装备、交通信息化与智能化、交通安全和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了技术创新突破的成果，极大提升了中国交通行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其中，中国交通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向世界展现中国交通科技的高水平，并借由“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国际交通运输行业形成来自中国的支撑与引导力。交通科技的发展和交通行业融合进程，也为中国交通科技提出新挑战。一是交通能源动力系统。交通低碳能源，将是交通科技亟待发力的主要阵地。通过科技发展，转变交通能源的利用模式，使得交通能源动力系统更好地适应绿色、清洁、高效的趋势。二是交通装备设计体系。交通装备制造行业，是技术密集的典型领域。目前，该行业技术发展呈现出轻量化、自动化、数字化、一体化等特征。未来，中国应进一步研究高性能的复合材料，利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推动信息与工业的融合，推动交通装备的设计、制造，变得更为精准和高效。三是智能化、网联化、协同化。主要运用的技术包括云计算、物联网技术、智能传感、大数据技术等，所面对的挑战将主要集中在智能型设施、车路协同、船岸协同等技术研究领域。四是共享化、综合化、个性化的交通消费体验。目前，交通用户的需求更加精细，呈现出共享化、综合化、个性化的趋势，这些消费体验追求，成为影响交通行业消费和服务的重要因素，也是交通科技的研发和应用方向。表3 2020-2030年中国交通科技兑现低碳目标的分类与挑战
交通科技的发源主要来自欧美，但交通科技全球治理的表率在国内更具前瞻性。客观上，西方国家更早的将交通科技作为未来城市产业综合体业态的重要构成板块，普遍以市场为主导来开发、管理交通科技的运营和发展，在其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方面与国内治理思路相去甚远。因此，在治理框架方面，国外的交通科技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并没有中国复杂。而国内则不同，交通运输相关高新技术主要以国家控制权居多，以公路物联网管理系统在各省市的投入现状为例，采取的主要技术治理方案是政府全流程的干预与技术维护更新引导，先由政府明确系统使用的条件、规模等要素，满足先期基础设施项目的技术环境后由政府牵头募集技术投放资金，并在管理系统应用后实施延续性的多级监管。综合而言，交通科技的全球治理以国内国外为主体又可划分为政府治理型与企业治理型两类，前者的特点是资金有保障，风险由政府承担，政府的干预较强，保证了交通科技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权威性、集中性和统一性。国际普遍采取的交通科技企业治理型则保证了资源配置较灵活，技术进入市场后的竞争力更强，治理的问题则体现于缺乏统一规划，容易产生公共治理等问题。在厘清全球交通运输高新技术研发态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盲从不冒进，有节奏的加速开展各省市的数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运用多角度政策引导产业链发力进行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数字交通基础设施，将“新基建”背景下的交通运输高新技术转化作为数字经济建设的重要手段，同时为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各省市推行的关联性政策均可以作为政治之维的有益借鉴。如贵州最新打造的省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厅际联席会议制度，通过“联席会议—协调问题—向下通报—责任落实”四步走形成监管合力，将本省交通新技术的最新进展最快速度向上反馈，体现了从政策端发力对交通运输高技术予以强监管的政治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通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依托庞大用户群体与互联网消费浪潮下的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中国在交通运输高精尖技术领域的研发与治理必然要充分考量经济要素，并以其为关键指标指导数字交通产业化、集约化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创新。以数字经济建设为核心，加快数字经济融合背景下的产业数字化构建趋势，逐步提升政务民生数字化下智能交通的建设与治理规模，提高其在整个产业数字化过程中的GDP占比与资本权重规模，将数字化新模式与交通运输高新技术成果深度融合。从“硬”经济建设方面看，中国即将建成全球最大的数字基础设施网络。完善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将从5G、大数据等方面为交通运输高精尖的技术落地提供广阔市场，同时提供规模庞大的用户基数作为硬核支撑。
图4 数字经济产业链影响交通运输技术创新与治理的示意图同时，交通科技及其治理本身暗藏前所未有的金融风险、技术风险与治理隐患，过度谨慎与过度轻率的金融扶持均不可取。要反思美国早先通过1.2万亿美元交通专项经济管理计划盲目拉动电动乘用车技术在各州普及，致使美国电气化乘用车交通事故率大幅走高的惨痛教训，引导资金为技术革新所用，为对口监管与治理所用。基于中国客观国情，中国围绕相关技术创新设定的总体策略是不断加快推进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数字化、信息化和智慧化，加强重要通道和枢纽数字化感知监测覆盖，增强关键路段和重要节点的主动预警能力与协调治理能力。而数字交通技术催生的信息安全风险，在交通运输高技术治理上需要给予强调与重视。一方面，要深刻意识到交通数据泄露所带来的社会公众信任“滑铁卢”，如2021年马来航空数据泄露事件，航司系统内全部会员信息与个人隐私被公开，该事件甚至上升到了威胁国家安全层面。另一方面，面对交通数据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逆，国家层面要全面提高各细分交通工具承载下的数据安全权重，尽快形成数据安全的整体解决方案，技术研发侧重点也需逐步向安全保护端倾斜，筑牢数据安全服务增强、数据分级分类保护、数据追踪溯源、数据安全防护能力评估等协同防范的交通数据安全防护壁垒。从法治角度看，国内交通科技存在明显短板，因此也是构建四维一体交通技术全球治理架构的重难点。一方面，亟需完善交通运输监管的基础法治体系。修订《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交通科技发展提供底线保障；为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培育，还需进一步研究推进数据确权、数据跨区域流通、跨国流动等相关制度法规制修订工作，厘清政府、行业、组织等多方在数据要素市场中的权责边界。另一方面，要完善应急交通法治体系，考虑到全球新冠大流行、俄乌战事等国际重大突发事件对全球交通运输业带来的未知风险，中国改革交通技术法治的首要任务将是充实法律制度供给，形成系统化的应急交通治理法制体系；同时督促各省市地方尽快出台配套应急交通科技治理的法规规章，并兼顾对各交通运输技术领域法律及配套法规规章的制定、修订。践行工具导向，重点是明确交通运输高技术在当下所吸纳的大量全球资本、数量众多的专业人才配给与所占据的国家与社会民生关注等比较下是否能够为全球科技创新、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提供真实有效的积极价值。在宏观上，要深入理解科技创新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核心内容，与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紧密结合，形成的丰富科技思想成就和科技创新成果不仅是为国内社会民生服务，同时也是凸显综合国力，彰显大国形象的重要工具与核心通道。坚持交通高技术创新及其治理的工具导向，加大相关基础研究的资源投入力度，特别是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形成未来技术和未来产业的根本保障。目前，交通运输产业是为数不多实现同级别同水平国际竞争的稀缺领域之一。“工具导向”型的交通高技术全球治理架构，要求政策制定者与科研从业者要始终秉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总体要求，强调在有限资源复杂环境内突破技术瓶颈，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真实交通运输细节问题中把握全球交通运输高技术走向，集中支持，聚焦突破，弄通“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强化交通涉及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的探索，提高相关治理管理理论的中国式创新比例。建设交通强国是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要求交通运输从传统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变，由规模速度为主向质量效益为主转型，由侧重交通基础建设向科技创新引领升级。遵循交通运输高技术全球治理的双导向，需要围绕价值导向打基础，做文章。无论是推动“一带一路”在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贸合作等多个领域取得丰硕成果，还是为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交通的技术力量，都需要至始至终秉持价值导向原则，努力实现全球交通技术应用下的共同繁荣。2022年交通运输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十四五”交通领域科技创新规划》就从基础设施、交通装备、运输服务3个要素维度和智慧、安全、绿色3个价值维度布局了六大领域18个重点研发方向，再次对交通运输技术规划提出回归价值的转型要求。2022年博鳌亚洲论坛“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新实践”分论坛，也多次强调了从发展的视角看问题，以技术带动沿线发展中国家并为其创造更多机遇与空间；以绿色、低碳与可持续的价值观，引领沿线国家同频达成交通领域碳达峰与碳中和。同时，以交通技术支持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之道，核心是依托祸福相依、安危与共的命运纽带，不搞技术殖民，不利用交通运输的科技地位分化国际利益，转移矛盾或攫取资源，而是利用交通高技术传达开放意识，包容而不极端的价值引导技术的融合发展思维，坚持重视各国合理技术关切，秉持安全共享原则，构建均衡、有效的交通运输高新技术架构，共同应对交通拥堵、交通数字化与交通治理等全球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