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荐书081 | 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
书名：长安与河北之间
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
丛书：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仇鹿鸣 著
ISBN：978-7-303-24073-9
定价：78元
布罗代尔认为，“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便在于这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甚至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衰落”是后世史家提供的刻板印象。本书的讨论虽仍集矢于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观察的角度力求与前人有所不同，尝试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考索中晚唐政治运作中的惯例与默契。作者熟练运用新出石刻资料，并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勾勒与以往稍具不同的历史演进线索，推陈出新，别开生面。
仇鹿鸣，1981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00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2008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出版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参与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点校，并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士族政治、石刻文献等。
序
第一章 五星会聚与安禄山起兵的政治宣传
一、小引
二、四星聚尾与玄宗朝的德运之争
三、金土相代：安禄山起兵的政治宣传
四、严复的死亡与哀荣
第二章 一位“贰臣”的生命史：王伷在安史之乱中的沉浮
一、赵骅：《忠义传》中的“贰臣”
二、四易其主：安史乱中的王伷
三、唐廷处置“贰臣”政策的形成与转变
四、张巡、许远之外：唐人眼中的陷伪臣僚
五、 “忠”的观念强化与扩展：社会与思想层面的互动
第三章 墓志书写与葬事安排：安史乱中的政治与社会一瞥
一、伪号行用与正朔认同关系辨考
二、国号与年号：安史政权内部的正统之争
三、动乱中的葬礼
四、余论
第四章 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
一、作为政治景观的纪念碑
二、德政与秩序
三、控驭之道：德政碑的政治学
四、尾声
第五章 政治的表达与实践：田氏魏博的个案研究
一、长安与魏州：政治景观的建造
二、纪念碑中的政治：田氏魏博时代刻石表微
三、魏博田氏的双重镜像
四、政治默契的形成
第六章 刘广之乱与晚唐昭义军
一、李裔家世与高湜出镇昭义的背景
二、咸通、乾符之际昭义节度使人选订误
三、隐没的三十年：刘广之乱与会昌伐叛的善后
四、唐代藩镇变乱模式的演化
第七章 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以罗让碑为中心
一、罗让碑的发现与调查
二、唐末变局中的魏博镇
三、魏博政治中的罗氏家族
四、作者与读者：罗让碑中的政治书写
五、记忆与诠释：罗弘信的符谶制作
第八章 深描与重绘：中晚唐历史演进线索的再思考
一、“胡化说”的射程
二、长安与河北之间
三、藩镇研究史的反思
四、重绘中晚唐历史线索的尝试
参考文献
本书各章初出刊物及修改情况
后记
陈景仙墓志
藩镇作为中晚唐历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历来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既往研究总体上将藩镇割据视为导致唐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学者则在实证的基础上对这一历史图景提出了较多的修正,认为唐帝国实际上相当成功地应对了安史之乱引发的危机,特别是穆宗以后,朝廷与藩镇之间建立了一套较为有效的政治运作模式,维持了长期的稳定。*除此之外,大量藩镇个案研究的积累,虽有“千镇一面”之虞,但也使我们几乎对每个藩镇的建立、分合、衰落过程及内部构造都有了较为明晰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我们或可尝试重新审视藩镇在中晚唐历史上的位置。
将藩镇视为决定中晚唐历史走向的关键因素,这一看法并不完全是现代学术的产物,至少可以追溯到宋人。欧阳修纂修《新唐书》时将原本散布在《旧唐书》各卷的骄藩节帅传记重新排列,编次为《藩镇传》五卷,置于外戚、宦者传之后,突厥、吐蕃等四裔传之前,并在传前撰写了批判性的序论。中国传统史学具有两种重要的现实功用,一是塑造本朝合法性的“正统论”,二则是发挥以史为鉴的“鉴戒论”作用。这一传统将秉笔直书与微言大义交织在一起,使历史记载充溢着后见之明,往往轻忽了过程的复杂与多歧。若取新旧《唐书》藩镇的相关传记比读,或可留意到《新唐书》“事增而文省”的背后,埋藏着简明而更具目的论色彩的叙事脉络。*《新唐书·藩镇传》的成立,不仅是传统史学“鉴戒论”的产物,也成为后世在“统一与分裂”的框架下理解藩镇问题的滥觞,影响延续至今。例如,作为中文世界最具分量的藩镇研究著作之一,1969年初版的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便以中央与藩镇的关系为主线贯穿全书。*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坐大作为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对矛盾,使得后世学者对藩镇的评论往往带有“借古讽今”的色彩。如顾炎武《日知录》云:“世言唐亡于藩镇,而中叶以降,其不遂并于吐蕃、回纥,灭于黄巢者,未必非藩镇之力。”顾炎武摈斥陈说,对藩镇的作用有所肯定。但需要指出的是其持论的背景是基于对明朝覆亡原因的反思,因此才在“国朝大患,大略与宋同”的脉络下,对宋、明两代“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提出批评,最终指向的是“陆士衡所谓‘一夫纵横,而城池自夷’,岂非崇祯末年之事乎”的当代教训。*因此,古人的史论文字固然有不少值得现代学者汲取的洞见,但严格而言不能算是一种“学术化”的思考*,我们引述其观点时尤需解明成说的时代背景与现实关怀。*
张淮深德政碑
而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唐宋变革论作为理解这一时期种种变化的统摄性框架长期以来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不过在这一框架中藩镇并不处于显要的位置*,因此如何把藩镇与这一时期的其他变化相联系,进而确认其在中晚唐历史中的作用及影响成为学者思考的重要方向。日野开三郎1942年出版的通论性著作《中国中世的军阀》将藩镇分成玄宗及安史乱中藩镇体系的形成、代宗德宗时藩镇的跋扈及宪宗的抑制、晚唐藩镇的复振三个阶段来加以论述,并强调两税三分等改革对中央与藩镇间实力消长的影响*,奠定了之后理解唐代藩镇历史的经典体系,至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剑桥中国隋唐史》仍大体袭之。*日野开三郎对唐代藩镇历史的概述大体以政治史为线索,尽管重视两税法等经济、制度因素的作用,着眼点仍在于比较中央与藩镇实力的消长,因此也旁及神策军的发展、藩镇内部的构造及对所属州县控制的强化、均田制瓦解后流民的增加对藩镇尤其唐末动乱的影响等议题,总体而言时代分期论的色彩并不强烈。栗原益男在《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中对唐代藩镇面貌的总括,除了沿袭这些议题之外,所增加者大约包括三个方面,藩镇中“义父子”等拟制血缘关系的发展,贵族出身藩镇节度使幕府的构成与朝廷党争,唐末藩镇与地方土豪阶层的关系。这些成果反映出日本学者在战后二十余年的研究中尝试将藩镇构造与人身支配关系的演变、贵族制瓦解及地方土豪层的兴起等论题相连接*,定位藩镇在唐宋变革中的作用,从而将这一议题打上战后时代分期论争的烙印。*同时代的中国学者虽然没有这么明确的时代分期关怀,但因时代风气熏染,亦习惯于探究藩镇割据局面形成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多认为藩镇割据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有关*,或将之与新兴商人阶层的崛起相联系*;亦有学者从封建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讨论唐末五代豢养义子的风气,指出其保留了奴隶制与村社制的残余*,或认为这是作为私人募佣兵制的伴生物而存在。*
日本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笼罩在唐宋变革论框架下的藩镇研究模式有所反思,大泽正昭系统评述了堀敏一关于晚唐五代藩镇一系列论文后,提出要从地域差别入手开拓藩镇研究的新方向。*此后,日本学者陆续发表一系列不同时段、不同地域藩镇个案研究论文,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顺地”及南方藩镇,对河朔三镇的不同也有更明确的区分,研究时段上则从中唐延及唐末及五代。*虽然所述及一些论题,如唐末南方藩镇与在地豪强的关系及向十国、宋代转变的历史过程,仍有受唐宋变革框架影响的一面*,但总体而言,与时代分期论争渐次脱节。进入80年代后,中国学者同样逐渐展开对藩镇分期、分类型的细化研究,并对之前藩镇研究中大而化之的经济基础等命题有所反思。*其中张国刚根据唐代藩镇的不同功能,将其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等四类*,进而将藩镇视为中晚唐历史中的一种结构性存在来分析其作用,摆脱了既往研究中“藩镇割据”这一平面化的描述,颇具影响。此后随着理论的退潮,学者已不再热衷于探讨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这类宏大的命题,精细化的个案研究成为主流。
安重荣德政碑赑屃
个案研究的浪潮及对墓志资料的运用虽然在某些方面推动了藩镇研究的深入,但同时也造成了议题的碎片化*,而近年来中日学者研究的分途亦日趋明显。中国大陆学者更关注对中央与藩镇关系的动态把握及运用新出墓志展现藩镇内部的构造。*中国台湾学者则日渐强调摆脱原有“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主张从地方史的角度来观察藩镇,这一提法本身并无问题,但也与台湾本土意识的勃兴有关*,落实在具体研究中不免有“以偏纠偏”之嫌。*日本学者则站在欧亚史的立场上,强调游牧帝国对中原王朝的影响,试图借此突破既往以中国为中心唐宋变革论的框架,构筑新的历史叙事,在这一潮流中北方藩镇内的突厥、粟特、铁勒、沙陀等胡人群体被凸显。*
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积累的学术议题,藩镇研究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庞大的先行研究与主干史料的相对有限,加之前辈学者对一些类似现象不同甚至相反的解读,使得更年青一代的学者进入这一领域时,不免有无所适从之感,或因此转而更多的仰赖新出石刻展开细部的讨论,回避了对藩镇问题整体性的把握。如果我们将既往的研究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对具体史料的解读,利用互有联系的史料群对某一较为复杂历史现象的描述与复原,解释某一历史现象的作用、意义及影响,或不难发现争议主要集中在第三个层面,即如何来为某一历史现象“赋义”,建立起关联性或因果性的解释,进而将其纳入某一统摄性的框架或拟构出连续的历史线索。在此情况下,我们或当先将藩镇研究与或新或旧的理论框架脱嵌,尽可能回到史实本身,完成对前两个层次问题的清理,尝试描摹藩镇自身的“生命周期”。*
注释从略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是我近十年来关于中晚唐历史思考的结集。2008年毕业留校任教后,有幸参加《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的重新点校工作,这一工作虽然占据了我大部分的精力,但促使我有意识地将研究重心转向唐代,开拓新的研究议题,也间接催生了本书。从我个人的工作习惯而言,面对新的研究领域,喜欢从具体个案入手,犹如石油勘探,须先试钻一二,尝试深浅,才能判断某一题目的潜力,加上日常工作时间已被校勘填满,仅在假期中稍有余暇作文,无力做系统地搜检与思考。因此本书各章最初都是作为独立论文撰写的,并没有形成一本专著的设计。直到最近两年,随着具体研究积累稍丰,渐渐觉得对中晚唐历史演进的大势有所心得,才决意将之前分散的研究改撰成书,因此各章收入本书时都做了篇幅不小的增订,亦请学者引用时以书中的观点为准。
布罗代尔曾谈及:“在谈到各个帝国和它们的兴衰的时侯,也许应该注意到促使这些国家诞生的命运,也就是说,不要混淆时期,不要过早去察觉那些与日俱增后来变得强大的事物的巨大威势,也不要过早去预示那些随着岁月流逝后来不再强大的事物的衰落。”(《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二卷,中译本第7页)而中晚唐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之处便在于这是长达两个半世纪缓慢的“衰落”,甚至可以略作夸张地说将这一过程描述为“衰落”是后世史家提供的标签。至少在同一时期,唐王朝的内外敌人,无论回鹘、吐蕃,还是河北藩镇,也经历了类似的“衰落”过程。至晚唐,唐王朝敌人们的境况甚至比唐王朝更为窘迫,如果不是黄巢起兵这一稍显意外的冲击,历史的走向或许仍悬而未决。因此,本书的讨论虽仍集矢于唐廷与藩镇这一旧议题,但观察的角度力求与前人有所不同,尝试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勾勒与以往稍具不同的历史演进线索。另一方面,尽管中晚唐的史料总体而言不算寡少,新出石刻资料可资参酌者亦不胜枚举,但这些史料多较为零散,缺乏成系统的记载。因此本书结论总括的线索,虽从具体的研究抽绎而出,无疑仍待进一步的补充与修正,尤其期待更多的实证研究来加以证明或证否。
陈尚君老师在我工作的最初几年,不断提示我值得注意的碑志材料,本书最早完成的罗让碑一篇,便是在他的建议下撰写的。在陈老师的影响下,我也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新出墓志中较有价值者,聚沙成塔,渐对唐代墓志较为熟悉并稍有心得,可以说没有陈老师的垂范与指点,我转向唐代研究之路会曲折很多。感谢邓小南、渠敬东、朱天飚、陆扬等老师的照拂,使得我有机会先后假座浙大高研院、北大文研院,稍获安静读书作文的机会,书中二、五两章初稿得以在此期间草成。本书大多数章节之前都曾在各种学术会议上报告过,受到过与会学者或温柔或严厉的批评与指正,陈尚君、荣新江、陆扬、张学锋、游自勇、史睿、雷闻、任乃宏、陈侃理、赵晶、唐雯、夏婧、李碧妍、聂顺新、陈志远等师友或对书中具体内容有所匡正,或提示相关资料;杨俊峰、张达志、梁辰雪、管俊玮协助复印了部分参考资料;学棣吴晓丰校核了部分引文并编制了参考文献的初稿;夏婧、李碧妍、饶佳荣通读了全书,对具体表述提供了一些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谭徐锋兄的鼓励与敦促。我和谭兄最初仅在网上稍有联络,未曾谋面。当时我恰好听闻李碧妍《危机与重构》一书已辗转几家出版社,虽颇受好评,但因无出版资助,皆遭婉拒,因感不平,转而向谭兄推荐。谭兄读毕书稿后,立刻允诺出版。或许正是谭兄当年的慨然一诺,奠定了他在我心中有担当出版人的形象,促成了本书出版的缘分。近十年来,随着各个层级学术资助的大幅增加,学术显得繁荣,出版变得容易,但景气不可能永远持续,尤其是当这种景气仰赖的是公共财政的扩张。热闹过后能留下什么,作为体制中人,保持适度的自省,或仍不无必要。
作为中国“数三数四”的高校,复旦其实不可能自外于热闹,反而是热闹的所在,好在我们平日点校所用光华楼27楼北侧的四间办公室,大约是人来人往的光华楼中最冷清的角落。如果说光华楼是一个光鲜的学术剧院,那么这个角落恰好位于舞台的背面,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冷和寂才更接近学术的本真。学校内外两个非体制化的、松散的学术社群,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与复旦大学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对我近十年来的学术成长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许多不成熟或带有试验性的想法,最初是在与这些同仁直率地讨论中逐步成型。我去年从联谊会“退休”时曾感慨,在目前名目繁多的各种学术会议中,联谊会或许是名目最不正式,但与会学者态度最为认真的学术会议。在万花筒般的当下学界,学术的“名与实”或许会是未来学术史研究中有趣的课题。
在“微近中年”时出版的这本小书,可以算作我“走出”博士论文努力的一份答卷,其中的得失,当然有待学界同仁的批评,好在尚无“几茎白发”,还可以拼命向前。
仇鹿鸣记于2018年8月17日晚
点击“阅读原文”，购买《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