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 | 国家富强与人民福祉为何会产生矛盾

杨国强

张洪彬(《学术月刊》编辑,历史学博士):以前有一种思维定式,认为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之间好像方向比较一致,但在《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通贯百年的历史因果》这篇文章里,您讲到富强与民生在当时是有很大矛盾的,尤其讲到为办洋务而向民众征税这样的行为,因为可能需要启动资金。除了这样办洋务的苛敛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导致这种矛盾吗?

杨国强:作为一个特定的词汇,我们今天讲的“国家”出自于现代观念、现代知识和现代经验。在现代观念中,国家不仅重大,而且神圣。但古来并不如此,古人在另一种时势和场景之中,因此有另一套观念,一套由道学政融为一体,而不容易用后来的学科分类划分界限的观念。就其本有的理路而言,这套观念的重心不在国家,而在民本。

自商(殷)人拜鬼变为周人敬天之后,人君便因面对天命无常,惟德是辅,而不能不兢兢于克己进德以邀天佑。其间进德与天佑之间最直接的关联,便是《尚书》中所说的“四海困穷”,则“天禄永终”,以及其意蕴中所内含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在这种一层意义推衍出另一层意义的过程里,高高在上的天命实际上已化为践行践履中的人事,而人事之大端则在民的一头。后来“国家”一词的内涵,就其对内一面而言,大体与古代“邦”之一字相对应,但从周代以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在王朝的兴衰起伏中延续了数千年,并成为中国文化里的一个重要命题,又说明历史中国的政治叙述中,国家的意义和安危是由黎民来界定和确定的。

因此,《尚书》用“四海”指代苍生之后,中国人的文化便很少言及国家,而关注都在天下。天下之所以不能不关注,正在于苍生在天下,从而民本在天下。虽说古代“天下”一词间或用于多义,但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基干词汇,则其常义正在于此。于是而能够由此引申,又有“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一类深思熟虑的思考。其中的“天下”显然都与《尚书》里的“四海”前后相应。

这些关于天禄、邦本、民生联为一体的论断起于三代的先王对于后王的提撕,又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演化为儒学对于帝王的警诫。虽说与数千年已经发生的历史相比,这一套由文字记述的道理在实际上所能够达到的程度常常是有限的,而且一个朝代与一个朝代不同;同一个朝代的前期和后期也不同。但这套道理在数千年里前后传承,又在数千年里厚积层叠,而前后传承与厚积层叠,则都会使它们深入人心,化作君臣共喻和朝野同认的天理之当然和人情之当然。因此,与世路中的治乱无常和起伏不定形成对比的,是治世里的庙堂常常在论天下,乱世里的庙堂也常常在论天下。这种议论未必总能直接转化为现实,却使每一个时代的君臣都常常要感受到这套道理的存在,以及由这套道理所作出的对政事之是非的裁判。与之相映,并为之提供了实证和说服力的,还有千年之间王朝的兴衰起落的事实,以及末路帝王遭受的身后唾骂和千古追论。有此以为政事的常课,则对于其间的多数人来说,民本意识便既成为一种限制恣肆的精神束缚,也成为一种思危思惧的真实压力。

清代户口牌

清代的君权归于满族,但满人是在明末重赋苛敛激成民变,并因此而致天下河溃鱼烂的一片板荡之中进入关内和中原的。他们一开始就从反面直观地看懂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立意。因此,在统一中国之后,就整体而言,清代的帝王都比明代帝王更多一点民本的自觉意识。政事以国计民生为根本,而以国计和民生连类而言,则其间之大端,便是自康熙一朝以后,“永不加赋”成为清代的祖宗家法。此后的二百多年里,与轻赋相为因果的,遂不能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有限和这种限度的不容易突破。为轻赋所限定的有限财政,只能在国家的收入和支出之间维持一种常规的平衡和脆弱的平衡。一旦天灾人祸起于常规之外,随之而来的支出大于收入,便不能不使收支之间的这种脆弱的平衡成了非常容易被打破的东西。而后是“永不加赋”成为一种限定,则“度支不继”之日由国家向民间出卖官衔来“集赀”,遂成了朝廷用以济急的办法。这种别开一途的罗掘当日名之曰“捐纳”,而在后世的论述里则因其伤到了国家名器,已久被看成是一种秽政。但就“捐纳”所内含的不得已而言,伤及名器本是为了不肯用加赋的老办法以伤及民本。这种逼仄之中的选择,既说明了帝王的自由程度实际上的有限性;而以出现于清代的传统中国最后一个盛世为对照,也说明了帝王与民本之间的亲疏远近最终都会以真实的结果影响世局。

前代帝王留下了家法,对于后代帝王来说,家法便是桎梏。因此,即使是咸同两朝前后十多年内战绵延,其间的饷需浩繁把国家财政逼到山穷水尽之日,朝廷犹不敢越出家法而轻议加赋。后来从地方开始的抽厘以助军饷,曾因其征税于商而久被重商的论客痛詈。然而当时人持为理据的是与其病民,不如病商。以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农民人口的数量比商业人口的数量,则这种宁征商税而不增田赋的做法,显然也是以民本为立足点,权衡选择于两头逼仄之中的结果。他们生活在一种给定的文化之中,因此只能以这种给定的文化为自己的理路。而时当中国社会在外力的强推硬挽之下已经开始走入近代化历史变迁之际,这一类发生于内忧外患交迫下的事实,又非常明白地显示了积数千年之后民本意识在那个时候政治中的真实存在和深度影响。

但同一个时候西人两次打败中国,并以其了无止境的冲击逼出了中国一面的自强意识,而后是中国人在回应西人的冲击中由寻求自强而寻求富强。与民本相比,自强和富强的本位都是国家。当时人说:“言王道者羞称富强,而时势使然,不得不耳。”这里的矛盾在于:时当中西交冲之日,中国人不得不以国家为本位而与西方竞比富强;但本与中国思想史上的法家相渊源的富强,又因其贯注于物力和物利而不同于儒学的王道理想,它们为中国带来的是另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走向。千年以来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以民来界定国的,但西人之冲击和逼扼造成的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对峙,因此中国之为国不能不在中西对比之中由西方之国作反照,并以西方之国为对象来界定。两者的差异,决定了这种立国家为本位以追逐富强的走向,同时又会使国家在观念上日趋独面张大,而致国与民之间本有的联接一层一层地脱散。这个过程在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变迁中已经开始,到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则两者的脱散已演为两者的对立。那是一个近代化的铺展在程度上和速度上都远远越过了之前六十年的时代,然而由营造富强所派生的六七十种捐税一时俱起,罩向民间,遂使二百多年里被视为祖宗家法,而没有一个帝王敢于打破的“永不加赋”,在这个时候成了可以轻易打破的东西。而与之相对应的,便是民变四起于南北之间,并以自己的此落彼起和众声喧哗助成了辛亥年间君权的土崩瓦解。

至于你所问的苛敛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导致这种矛盾,我想,在儒学制约和导引帝王的政治理想里,民本既是基石,也是主干。二千多年这种基石和主干有时隐有时显,但却无人公然蔑乎视之。而近代化造成的另一种时势和另一种理路,则使本来笼罩国运的民本此日已成了被国运笼罩的东西。这是一种根本的改变,而由此衍发,又会产生你所说的其他原因的改变。

《脉延的人文：历史中的问题和意义》（杨国强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