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
1644年皇城根下的老百姓，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子民”的身份归属一变再变，前后经历了“大明”、“大顺”和“大清”三个朝代。虽说中国历史向有周期性改朝换代的习惯（新名词叫做“王朝周期率”），成王败寇已成常识。但这样的“半路杀出程咬金”，让京城里的人怎么也弄不明白，刹那间紫禁城的皇帝宝座怎么倒让“第三者”莫名其妙地给夺了过去？360年，六个甲子过去了，往事如烟。所幸保存下来的明清易代记载算是多的，仅在京亲历的回忆录就有十来部，扩大到相关人士著述也不下三、四十部（不包括南明部分）。20年前，我搜集并阅读过这些“记忆”资料，也做过研究。这次重读，说实话，仍是一头雾水――历史永远是混沌不清的：这结果是偶然还是必然？为甲申再祭，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题目。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哲理性的探讨吗？不，我能做的，就是作些历史性的叙述。老祖宗叫做“述而不作”，西方流行的新名词称“后现代”。后现代史学推崇“叙述法”（而非过去流行的诠释法），认为故事说完了，“叙述者也就死了”，余下都是读者自己的事。历史学家比过去谦逊多了，不好意思再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来标榜自己职业的绝对神圣――想借助陈旧的历史构筑未来的蓝图，实在是一种过高的奢望。新的说法，历史学实际上只是一门重新处理“记忆历史”的人文学科。历史既已经远逝，不可能被原模原样地得到整体“克隆”――留下的都是些记忆碎片，有的是落花缤纷，满地枯叶，不知如何收拾是好；有的则是荒芜零落，依稀见到的只是模糊的历史背影。但是，以“记忆历史”为名，拂去历史学神圣的光彩，决不意味着历史思考的艰难性和智力考验的程度降低了。这些陈年往事，无一不是我们先辈煎熬过的人性历练、社会写照，也不断地在拷问后代子孙的智力水平：你们怎么认识，是比我们聪明，还是依然故我，没有进步？崇祯十七年春夏之交，北京城的老百姓，虽说向来见多识广，处变不惊，但怎么也想不到，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历史的造化要让他们经历接二连三的大事变，体味什么叫做惊恐万状和不知所措。崇祯皇帝登基已经有17个年头。18岁时接手的是他“木匠”哥哥撂下的，被大宦官魏忠贤恣意捣乱7年，朝纲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即位伊始，对着前任政治狂烧了二把火。一把火，不动声色地把大宦官魏忠贤的势力消灭殆尽；第二把火，为东林冤案平反昭雪。一时道路相传，都以为“大明中兴”有希望了。然而，没有多久，崇祯皇帝对臣僚的谦逊和柔情消失了，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令他烦心的是，官僚们办事不力，相互间的攻击隔三逢二，无有休止。经心腹太监密查，说是在高尚的词句和说不清的是非之争背后，仍在玩门户党争老一套。17年里，他先后更易内阁“宰相”50人（其中处死2人、充军2人），任免刑部尚书17人，兵部尚书处死2人、被迫自杀1人，诛戮总督7人、巡抚11人。崇祯帝辩解说：“朕所诛者是贪欺二字。”处理的都是那些伸手要权要钱，说假话大话却失职连连的“劣臣”，下此狠手，也是出于无奈。他发狠说“但要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就满足了，以此表达对官僚层素质普遍低下的强烈不满。当几度整肃无效，失去耐心之后，崇祯帝再度起用宦官和东厂，重蹈永乐皇帝开创的宦官干政覆辙。最令他头大的，则是起自陕北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崇祯执政17年，农民军跟着他17年，犹如幽灵附身，是专来催命、索命的。应对当政者的剿抚互用，农民军东奔西突，转战秦、晋、冀、豫、鄂、徽、鲁、川、甘等九省，死去活来。崇祯九、十年间，农民军经卢象升、洪承畴等人的合剿，几临灭顶之灾，可辽东的清兵南下袭明，卢、洪先后抽调到抗清前线，一死一降，无意中帮了农民军。躲过大劫大难之后，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离开隐伏多时的陕南山区，向连年旱蝗饥馑至极的河南挺进，五战五捷于中原大地，气势极盛（惟有三攻开封无功而返，以黄河决堤、水淹全城为结局，北宋东京的繁华陈迹荡然无存）。崇祯十六年冬，被崇祯帝强令离开潼关出战的明军最后一支精锐部队全军覆灭，时势已经为李自成敞开了一条通向北京的胜利大道。甲申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大顺政权正式成立，并亲率10余万大军渡河东征。
因此，甲申新年刚刚撩开它的面纱时，中国的政局实在是迷雾重重，有三个政权相互对峙着，前景深不可测。除正统的大明政权、西北的大顺政权外，还有一个从辽东崛起、由“金”改名为“清”的东北政权。努尔哈赤是在统一女真族后，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宣布与明政权处于敌对状态的。到其子太宗皇太极手里，父子两代经营50多年，屡败明军，边境不断东展西扩，基本慑服了蒙古诸部落，崇祯九年（1636年）正式改国名为“大清”。到甲申，年轻的新政权已经长大成人，进入了它的“青春躁动期”。京城里的老百姓大约是从三月十六日大顺军攻陷昌平、火烧十三陵的消息传来，紧张气氛开始扩散弥漫。但九门紧锁的北京城，在冷兵器时代，固若金汤，从来不容易被攻破。北元、后金的部队曾几度抵达城下，都望洋兴叹，转一个圈便开溜，因此并未意识到将有特大事变发生。不祥的预感也是有的。去年夏秋之交，京城里遭遇到一种很奇怪的瘟疫，身上突生一隆起赘肉，数刻莫名死去，患病者有十之四五。年初又有呕血病流行，不时听到出丧的嚎哭，撕裂心肺，再加北来风沙暴袭击，“飞沙走石，或二三日一见，或一日再三见”，上上下下都高兴不起来。事也蹊巧，北京城的攻陷，全出李自成的意外，几乎兵不血刃就城门洞开。三月十七日半夜，崇祯帝最倚重的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义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义军在北面的德胜门、西面的阜城门、西直门三处摆出攻城态势，炮声震天。十八日，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由软梯入城，代表李自成与明秘密谈判，要崇祯帝逊位，未获成功。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刘宗敏率军进入，此后内城各门齐开；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沿途百姓早听得传令，各各在门前摆设“永昌”香案，书“顺民”二字于门上，闭门不出。不到半天的时间，京城的百姓已经从“大明”的子民变成了“大顺”的子民。宫中遍搜崇祯帝不得，全城严查。二十二日，确知崇祯皇帝已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公园内，死时虚龄36岁）。李自成下令收尸入棺，予以“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有和尚为他诵经。二十七日，大殓毕，下葬于西山的田贵妃墓中，未能入围昌平明皇陵。大顺军占领京城，前后42天，几度宣布要举行登极仪式，却一再推迟，百姓惶惑不解。进城初秩序尚好，店铺照常营业。转折发生在三月二十七日起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连累店铺商家罢市，恐怖气氛逐渐浓重，人心开始不安。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贴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谣言四起，甚有说观音托梦“明当中兴”，估计都是吴三桂一类人放风，借此动摇大顺军心。吴三桂南下投顺途中，获知吴家被抄，反叛回山海关。义军高层四月初已经获悉，经过一段踌躇后，于十二日杀戮大臣勋戚30余人。十三日，李自成亲率10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前。二十六日，义军从山海关败归，仅余三、四万人，城里军纪开始严重失控。二十九日，在举行登极仪式的烟幕下，大顺军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部署焚烧宫殿和各门城楼，并于次日清晨急促撤出北京，由山西、河南两路向西安方向退却。此时京城的官民百姓，但知吴三桂得胜，将奉明太子进京即位，不知清军紧跟着也已经于三十日晚抵达蓟县。多尔袞在得知李自成军撤出后，与吴三桂一起统领满汉精锐，星夜赶路，于五月初二晚进抵京城脚下。吴三桂受命不准进城，继续追杀西逃的义军。初三，大明一些在京官员准备好“迎驾”的一应仪仗设备，身着白色丧服，齐集东郊，打开朝阳门，吹号击鼓，迎候大明太子入城。但令明官大吃一惊的，“望尘俯伏”，山呼之后，登上宝舆的不是大明太子，而是胡服拖辮、人高马大的满人（即多尔袞）。不等众官弄个明白，即有清传令兵怒喝：着所有内外官民人等，悉去丧服白冠，“我大清摄政王率满洲兵入城来了！”有脑子转得快的几位明官，迅即联名上《劝进表》，不想被清国内阁大学士范文程呛白一顿：“此未是皇帝，吾国皇帝（即皇太极的儿子福临，史称顺治帝，虚龄7岁即位）自去岁已登极矣，何劝进之有？”生当明清易代之际，事前、更多的是事后，有许多人都在检讨和思考这段历史。检讨细致到了应该任用什么人、处置什么人、这个战役该怎么打、那个战役打得如何不对头，以及执行哪些政策就可能逢凶化吉，苦思冥想，呕心沥血，虽不无“事后诸葛”的嫌疑，但看得出是十分用心的。先说崇祯皇宫里的一帮人。20年前，一位好友特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收藏的古代孤本里，给我寄来一份复印件，内容是由杭州人韩顺卿在苏州的故纸堆中发现的，题名为《天翻地覆日记》的手抄本。从文字表达判断应出自内宫宦官之手，也有学者怀疑它就是久已失传的宦官王永章的《甲申日记》。其中有这么一段情节：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六日，万岁谕娘娘云：“贼陷昌平，悔不从汝言，早令太子南迁。”入夜，贼犯平则等门，竟夜未睡。十七日早朝，怒书御案曰：“文武个个可杀！［原话如此，皇帝的批文常常是白话，清君有时还狗屁不通，明朝没有发现］”（此一情节在《烈皇小识》等书中均有记载，《小腆纪年附考》亦采入）……（罢朝后）大门楼接进伪诏一封，召太子、永王、定王入宫，谕“汝等”二字，即哽咽不成语，抚其手。谕娘娘云：“廷臣惟争义气，全忘忠义。十七年辛苦，仍为若辈所误。朕惟一死报祖宗，但苦百姓耳。”娘娘云：“毛文龙不诛，袁崇焕不杀，卢象升、洪承畴不必勤王，贼犹可灭。天运人事，一至于此。”娘娘云：“早年求治太急，朝廷皆不安于位。后来已补救不及。或者永乐爷杀戮忠臣太过耶？”撇开《日记》的真伪不论，“娘娘”的看法在当时极具代表性。明方的检讨异口同声地都这样说：当年袁崇焕不杀“皮岛”上的毛文龙，辽东一帮骄兵悍将就不会叛明而降清，明就会有从背后牵制清人不敢贸然南下的武装力量，骄悍的军阀们也无缘替清军灭明充当“马前卒”；不是误中皇太极“蒋干盗书”式的离间计，杀了袁崇焕，辽东的失守以至后来吴三桂的出卖山海关，都可能避免；更要紧的，如果不是把剿杀义军最为得力的卢象升、洪承畴调到抗清前线，改剿为抚，而是趁热打铁，崇祯十三、四年左右，说不定农民军的事情也就侥幸解决了。此后，回头全力对付辽东，何至于有“清兵入关”这局悲剧呢？搁下明君臣各种“假设”不论，再说李自成方面。在古代，有关农民军的“记忆史”，都是别人给他们写的。那么多的甲申实录，都把他们写成“祸水西来”，所幸还注重描述，北京42天里农民军的行动细节，无意中被保存了一部分。读这些相关资料，头脑里曾闪过一念：但看义军东征沿途，直至入京前后，明朝大批官僚、将帅望风而降，争先恐后“改头换面”，其中不少人品低劣猥琐，寡廉鲜耻，大明王朝人气之差，超乎想象。魏斐德曾据《明季北略》等书作了统计，在京自杀的明官40人，其中大多数来自南方，且多居高位；投降大顺的高级官员竟有167人，南北方籍贯相等，年龄与资历偏低者占大多数。需要补充说明的，魏没有统计在此前后投降的武官和太监，文官投顺名单中也有一些是受党争之害被诬陷的（南明清查“从逆”，是党争的延续）。有一件事更带滑稽色彩。五月初，有目击者看到，大约是江淮地区的一个前科举人，不知北京已经易手给清人，仍乘船由运河北上，“大为招摇”，到处声称他是去赶“大顺朝”的官员招考的。这一切似乎预示事变也有另一种可能：不是辽东的清兵在中间横插一杠，李自成是可以慢慢坐稳皇帝宝座的；果真如此，“二十五史”煞尾，就不是《清史稿》，而是“大顺史”了。李自成终究没有做成皇帝。说大顺军因为骄傲而失败，今天看来是皮相之见。我倒觉得，李自成一帮人身上“朴素的阶级情感”未能及时褪去，这对想做稳皇帝是致命的。在立足未稳之前，就忙于对京城勋戚与官僚实行大规模的“拷掠”抄家，固然也可以认为出于建立“财政基础”的考量，但给人的感觉，总更像穷汉子积久的情绪发泄和劫夺“富有者”急哼哼、时不我待的肤浅心态。他们不够“狡猾”――不能透彻地意识到这是改朝换代、生死攸关的一局大棋，完胜需要大智慧、大手段。为着彻底制胜对方，有些棋子要先走，有些要后走，有时更要舍得拼“炮”弃“卒”，以迷惑对手。譬如对吴三桂，既然知道他军队所处战略地位事关紧要，派人招降他，却又在北京抄他的老家、夺他心爱的陈圆圆，这与刘邦在“楚汉战争”紧急关头，对韩信、彭越的隐忍妥协相比，就知道李自成他们太没有“文化”，吃了不读历史的亏。还有，李自成不像朱元璋那样一早就下决心“转世投胎”，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若即若离，缺乏表示诚意的策略手段。但我也想为李自成叫一声屈。李自成实在没有朱元璋幸运，他遇到的时代，活跃在功名场上的知识分子，多数心态浮躁，专长内耗，钩名钓誉，不务实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点了明亡的一个死穴：明中期开始产生了一种叫做“道德灾变”的社会风气，知识分子很喜欢唱高调，也热衷抱小圈子，动辄以“异端”、“伪学”整人，结果假人走红，真人受气，连李卓吾这样的书呆子也不放过。李自成身边，投顺者甚多，但既没有李善长那样干练的行政高才，也没有刘伯温那样胸富韬略、世不再出的智囊（李岩是个虚构的人物，史家已有考证）。那时中国也不是没有高人，李自成遇不到，或者那些人不屑与“流寇”为伍。清国的大学士范文程是一位民间高人，但他“养”在辽东，被太祖、太宗慧眼识中，帮助清人完成了“入主中国”的大业。可以说，毁坏明王朝与李自成帝业，是各类人物的综合作用，但范文程，也包括洪承畴等“贰臣”，都有一份“功”或“罪”参与其间。说一说“第三者”清人的“记忆史”。清人始终坚持，他们不是从明朝手里夺得江山的。1645年清兵南下，摄政王多尔袞有一封信寄给史可法，半为恐吓、半为劝降。信写得很机巧，说：“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肆毒君亲。中国臣民，未闻有加遗一矢。”因此，“夫国家之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朝也。”现在看来，明清易代这一官方“辞令”，是清政权深思熟虑后创造的“意识形态话语”（首倡者为范文程）。事隔73年后，康熙五十六年，有一篇长达2700字的“圣祖长谕”，历数平生，大讲兴亡治乱之道，其中有一长段与前说呼应。康熙帝对臣下说：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我仔细琢磨过康熙帝的说法，觉得“味道浓极了”。康熙帝既承袭先辈的“话语霸权”（得手了，什么话都可以说；那时没能力，可以说成不忍取北京等等），但也增加了一层意思：过去我们是尊重你们大明天子为“共主”的，可你们的皇帝不争气，老百姓造反，把天下丢了，这怪谁？在中国，在历史上，谁是“真主”，不是看出身，而是看谁有能力为天下扫除“乱臣贼子”，“应天顺人，抚有区宇”，把握中国全局。在这种“英雄不问出身”典型的中国话语背后，还包含有强烈的反驳：别以为我们是“少数族”，多少也是一族的大头领；你们过去的皇帝，一个是小小的亭长（最多相当于乡长），一个是穷村小庙里的和尚，你们怎么就没有觉得不对味呢？清人的成功不容易。这里只能说一项：清人在入关前后，对汉族王朝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合法性资源”一直是在努力学习、认真钻研的，也很重视发挥为他们服务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方面，与过去辽金、蒙元相比，都可谓“当刮目相看”。因此，机会到来时，在运用汉族意识形态资源，收笼人心方面，真是“后生可畏”，紧紧抓住“救民”、“安民”这二条汉族统治的“祖训”不松口。例如入关前，即宣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随军大学士范文程在代表多尔袞接受吴三桂投降时，特别强调此次“兵以义动”，是为你们报君父之仇，“国家欲统一区夏，非又安百姓不可”。入京后，立即宣布废除明末加派，减轻民众负担；另一条也很厉害，下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对在京明官一揽子包下，概不追究他们“从逆”大顺的“政治问题”；发现强迫剃发感情上有大阻力，从策略考虑，果断暂缓薙发，能进又能退。因此清兵在华北、西北的军事行动，几乎通行无阻，颇得汉人的协助。现代清史研究的开山祖是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里评论这段历史，也说：“世祖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余皆沿袭明制。明之积重难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颇修明明代承平故事。顺治三年三月，翻译《明洪武宝训》成，世祖制序颁行天下，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此古来易代所未有。清以为明复仇号召天下，不以因袭前代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称赞满族为“善接受他人知识之灵敏种类，其知识随势力而进”，前期诸帝比明中后期都强，可惜末代子孙“死于安乐，以致亡国灭种”。当时，无论是明人还是清人，都明白事变是由所谓“流寇”即农民起义引起的。不是农民军17年对明的长期消耗，几无可“勤王”之兵（明的军事主力全在北方），京城也不会坐以待斃，大清兵更不可能如此轻易地阔步走入紫禁城。因此，明清易代之际的“记忆史”，议论的焦点自然要落到追究大明君臣的“责任”上来：大明政权究竟出了哪些致命的毛病，才变得不堪一击，拱手与人？“记忆史”在这方面提供的材料不胜其多，观点却十分混乱。皇帝那边直到临死前还冤气冲天，觉得是臣僚坑了他，“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写“记忆史”的也有不少同情这种说法。另一种声音则明里暗地指向了崇祯皇帝，埋怨他专断自负，随意杀戮，喜怒无常等等。总括起来，总不离导致王朝灭亡的那些陈旧老套，例如皇帝刚愎自用（或昏聩荒淫，但崇祯不属于此），“所用非人”，特别是任用宦官，更犯大忌；官僚群醉生梦死，贪婪内斗，“不以国事为重，不以百姓为念”，虽了无新意，却都一一可以援事指证。有没有可质疑的余地呢？我想是有的。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都存在，不照样可以拖它百来年，甚至长达一、二百年？万历皇帝“罢工”20年不上朝，经济不是照样“花团锦簇”，惹得一些史家称羡不已？再说彻底些，无论哪个王朝，农民的日子都好不到哪里去，农民个别的、零星的反抗无时不有，但真正能撼动根本、致王朝死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二、三百年才有一次。因此，用所谓“有压迫必有反抗”的大道理来解释王朝灭亡，总有“烧火棍打白果――够不着”的味道。重读明清易代史，新的发现和体会也有一点。近几年西方人对明清史研究的热情很高，出了不少书。他们的视角独特，往往能言人所未言。譬如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其实这项研究，中国学者梁方仲、全汉升走在前，只是没有引起国人足够注意）。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弗兰克等人为了向欧洲中心主义展示“造反有理”，说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因此推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这一项被西人渲染得有些特异的“白银”功能，在明代历史上，是否像弗兰克说的那样，使明史变得一片光明？还产生了别的什么效果没有？假若经济形势真那么好，明末的社会动乱和政权的崩溃，当如何解释？很明显，从“白银资本”话题出发，有一个疑问是必须被提出，并加以深究的：这么多闪闪发光的白银到哪里去了？在哪些人手里？作什么用途，是用以发展经济、改善国民生活了呢，还是用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不错，从众多的“记忆史”里，也能够确证明王朝君臣上下搜刮到的白银数量，多得惊人。崇祯末仅国家财政收入，已经上涨到年约三千余万两白银.五六十年间，民间负担增加到三倍。崇祯五年有人揭发，淮阳巡抚半年内即有赃款17万两私入“小金库”，不防突然调任，仅支二万离去，余额尽为后继者所得。后者又兼了缉私的“巡盐”，欺匿盐税21万两。然而，数额巨大的白银储备，花在奢侈性消费方面，多少还能对各类“生活服务业”起点“推动”作用，遗憾的是相当部分却被收贮在国库或官僚的私宅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掌握实据，竟是因为他们死到临头还抱住不放，最终被大顺军抄没，原形毕露。据《甲申核真略》、《再生纪略》、《甲申传信录》等书记载，甲申正月初一，前线告急，内阁向皇上询问库藏究竟还有多少银子。崇祯愁眉不展，含糊地说：“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不愿透底。三月初十，义军离北京越来越近，为筹措军饷，皇帝派太监向大臣、勋戚、大珰逐家强行“捐银”。众人各各哭穷，都说“家银无多”。龙颜大怒下，老皇亲张国纪捐二万，皇后父亲捐一万，其余“未有及万者”。退休太监头司礼监王之心最富，纷传家产在30万两以上，也只肯认捐一万两。大学士陈演推托“从未向吏兵部讨一缺”，向来清苦，一毛不拔。然而，到大顺“拷掠”抄家，老底全兜了出来：陈演被拘，派人送四万两至刘宗敏府，结果为家仆告发，“先后搜掘黄金360两，白银48000两，珠宝盈斗”。太监王之心家，搜得白银15万两，珍玩珠宝大抵价值也在15万两左右。在皇后父亲周家，搜得白银53万两，“缎匹以车载者相属于道”。据说大顺军早有“坐探”潜入京城，对官僚的家底深入摸排，因此刘宗敏等对他们的“追赃”定出了“指标”：内阁大臣级为十万，各部、院、锦衣卫以及顺天府长官七、五、三万不等，科道监察官员和吏部官员五万至三万［这是受贿最多的部门］，翰林三万至一万，其余部属（司长、处长）则各以千计。当然，这种“毛估估”也有个别是虚夸的，有的被酷夹而死，仍不足此数。但若考虑到这些官僚勋戚还有收贮或存放在别处的大量金银，例如票号、钱庄，以及蓄藏于老家的，占有的白银肯定还有不少未被大顺军抄走。在京抄得总数多少？《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说：刘宗敏上交一千万两，而李岩、李牟“用刑宽，所得少，以己物充数”。李岩有否其人也成问题，此说只能姑妄听之，但总数有千万两之多，似不算夸张；这里，还没有包括各书透露的大顺军官和士兵私抄入己之数。《甲申核真略》作者由接触义军所得印象是：士兵囊中多者五六百两，少者亦有一、二百两。从国库里抄没的有个大约的总数。据目击者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叙述，从四月十日起，即有马骡等车辆不断装运各库银锭往西安。十六日更是以千骑计。据他观察，所载的内库“镇库银”，刻有“永乐”字号，每锭500两，每骑二锭（千骑则为一百万两），其它寻常元宝则打成包裹搭装在一起，不易辨认。估计白银总数是3700万两，黄金为若干万两。赵士锦任职户部，比较清楚底细。他在《甲申纪事》中说：载往陕西的银锭上有万历年号，因万历八年以后所解内库银尚未有动，计白银三千余万两，黄金150万两。白银数与前杨士聪比较接近，再将黄金折为1500万两白银，总价值约为4500万两白银。史惇在《恸余杂记》里说崇祯帝确实以为内帑已空，为厂监内臣所欺隐，一直蒙在鼓里，结果尽为“闯贼”所得，“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此恐得之道路传闻，未必确凿。我约摸地估算，掌握在京城皇宫和官僚手里的白银，总数至少在五千多万两以上，约占弗兰克所说白银总数的1/6。至于贮藏在各地藩王、官僚、富绅私宅里的白银，其数亦当十分可观。文秉为明末内阁大学士文震孟之子，依据父亲及亲友所藏大量邸报奏疏抄件，按年汇辑成《烈皇小识》，保留了揭发官僚贿赂的诸多“原始材料”。书中记载崇祯三年，后金兵入犯永平（今卢龙县，属唐山地区），乡官白养粹降敌。督师孙承宗命辽东明将祖大寿（此人后降清）、马世龙退敌。收复永平后，“叛人白养粹已死，其母尚在，张春先至，尽封所有而出，绝无染指。世龙则尽取其所有。大寿至，遂将白母用极刑，乃尽出其窖藏，盖几百万云”。河北的一个乡官（退休官僚），窖藏白银达几百万两，由此推想全国官吏聚敛的总数会有多么大！弗兰克不理解“国富”、官富不等于民富。在此情景下，普通百姓能捧些小银子过过手气，就算阔的了――保不定今天在手，明天还得交进官府（明末赋税是要交白银的）。各书记载，都对京城勋戚、官僚的贪财吝财以及种种媚态，极尽暴露讥讽的能事。例如对大顺长官将士使用贿赂旧技，多有送金银珠宝的，甚至也有送婢女或以婢女冒充女儿上门的，无耻至极。清朝康熙年间计六奇汇编的《明季北略》，因收录杂芜、考辨不精，史家使用常取谨慎态度。其中收录有宋献策、李岩两人的长篇对话，我估计是落第文人借宋、李之酒，浇自己心中的愤懑，显属编造，却点出了大明政治与白银贪婪的关联。大意是：李岩问明朝经科举选官入政坛非常不易，“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多见也？”宋献策的解释，大明天下，满朝公卿，哪个不是坐享荣华富贵，年薪丰厚，怎么肯随便舍弃？刚考上的，会说“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顶。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老官僚则认为“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因此宋献策总结说：他们每个人都认为“功名”是自家辛苦挣得来的，各处和各个环节都得花费白银，子母相权，赢利至上，弃旧事新，把忠义二字抛到九霄云外，是毫不足怪的。以上所述，足以说明社会实情与弗兰克等人的想象大相径庭。在明代，白银滚滚，并没有显著改善民众的生活；白银的诱惑，倒是极大地刺激了当权者的贪欲――要知道，白银不只具有资本流通的作用，更有易于贮藏的功能。因此，在白银时代，官僚层的贪婪，是实物经济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明中期以来廷臣间无休止的争斗，以及亡国前后投降失节之风的极盛，都与白银的诱惑不无关联。后者在甲申变故中暴露淋漓尽致，前一种情景，则可援引周延儒事为证。周被崇祯帝罢归后，于十四年再度出山，任内阁首辅，就是由复社张溥、吴昌时等人集资六万两白银，贿通亲信内监办成的。事后证明复社此举愚蠢至极。周延儒以及与周勾搭成奸的一些人，“表里为奸，无所不至，赃证纍纍，万目共见”，最终在京城陷落前一年，被崇祯帝因“交通内监”无情诛戮，复社亦蒙受污秽。总之，白银的权力化，权力的白银化，从明中叶开始直到清亡，除顺治朝、康熙前期和雍正一朝稍有收敛外，贪污贿赂的规模是一波比一波扩大，官场腐败，人心不古，吏治每况而愈下。明清官绅消费奢靡成风，“春风薰得游人醉”，自然觉察不到岩浆的“地下运动”，突然井喷，悬崖勒马也就来不及了。文秉描述编写《烈皇小识》的心情是“悲愤填膺，扼吭欲绝，涕泗滂沱，几执笔而不能下”，发问道：“天乎，人乎，岂气运使然乎？”其实，凡说到明亡的原委，明末清初人必追问“殆由天运，抑或人谋所致”，困惑不解，非文秉独然。现代人往往指“天运”为迷信、愚蠢，不屑一顾。今天我要为这一说法“翻案”。明清易代的原因，可以罗列几十款，款款都找得到证据；但若强行证伪，每一款都很难单独成立。然而，还有一种因素长期被忽略，或者说意识不那么强烈，那就是：在明代的中后期，东亚大陆适逢称为“小冰河”的自然灾变周期，从中国到朝鲜普遍受灾，西北与中原尤为严重。正是这一“天变”的因素，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一起，中国政坛才最终演绎出百年一遇的“火山爆发”。最近韩国学者朴根必、李镐澈在我国《古今农业》上发表了题为“《丙子日记》（1636—1640）时代的气候与农业”的论文，指出“17世纪的东亚通常被称为近代前夜的危机时代，即所谓的寒冷期(小冰河时期)”，这种灾害性的气象危机，因有《丙子日记》的发现，在朝鲜境内已经得到确证。我国中央气象局科学研究院编著出版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以及相关论文集刊，也证实1470年至1644年为我国旱灾严重（且旱涝互生）的历史时段，其中全国性大范围有旱象的年份为18年。现在看来，由于气象史专家搜索的历史资料不全，实际情况远比他们已经调查的要严重得多。河南商丘人郑廉在清初著有《豫变纪略》一书，因对农民战争期间河南省情熟悉，记载详尽，在明清易代诸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他对河南全省灾害，作了详细的统计年表，阅后触目惊心，摘录于下：13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豫变纪略》还抄录了吕维祺给朝廷奏折的全文。吕氏曾任兵部尚书，退休在家，目击河南灾情严重、备受征派增饷之苦，不吐不快。奏疏写于崇祯七年，字字沥血，不忍卒读：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輓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草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兼以流寇之所焚杀，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矿徒之煽乱，而且有防河之警扰，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补禄……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贫，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易代之际弃官返乡的宋应星，除所著《天工开物》向为学人推崇外，尚有刻于崇祯末的政论著作《野议》。他是预感到危机逼近的晚明“醒人”之一。在该书《民财议》一文里，点出了“民穷财尽”的时代要害，也说到了多年灾荒对北方农业生产的影响，亦转录于下：普天之下，“民穷财尽”四字，蹙额转相告语……其谓九边为中国之壑，而奴虏又为九边之壑，此指白金一物而言耳。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之鱼耳。有饶数物者于此，白镪黄金可以疾呼而至，腰缠箧盛而来贸者，必相踵也。今天下生齿所聚者，惟三吴、八闽，则人浮于土，土无旷荒。其他经行日中，弥望二三十里，而无寸木之阴可以休息者，举目皆是。生人有不困，流寇有不炽者？所以至此者，蚩蚩之民何罪焉！这一轮“小冰河期”，综合南北方志的记载，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崇祯一朝才达到灾变的高峰，收尾一直要拖到康熙二十六年（1667年），态势呈倒U形。魏斐德《洪业》开篇就注意到了自然灾害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政局的影响，援引埃尔文的统计，1585－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40%。但从整个周期看，不是自然灾变立即就会引发社会动乱；清初顺治朝和康熙前期，尽管仍处于灾变期内，社会秩序却在逐渐修复之中，两者的关系绝非完全重叠“同一”。呜呼，说不尽的明清易代种种历史原委！面对偶然、必然的哲学难题，甲申之际的各种人，都表现出一种迷惘：说完全是天变所致，是也不是；否则“谋事在人”，又怎么说？难道混沌的历史，真像先哲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所说，有一种神秘的综合力量在主宰，它叫做“气运”？那么，“气”是什么，“运”又是怎样产生的呢？王夫之说“气运”，概念演绎得有点神秘，但反复读《读通鉴论》就知底了，老先生其实还是得从“人气”、“民心”上去发挥。每当王朝中后期，总会有神经过敏的知识分子凭感觉跳出来，大叫世风日下，国运不济，实际上却是：什么都可能发生，也可能什么都不发生。但有一点没有疑问，“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忧患意识，意识到危机，说明还有希望。凡属王朝灭亡，都是麻木不仁，听不得危言耸听的警告，结果什么毛病都改不了，天灾人祸一齐奔来。天灾可能造成经济恐慌，若无人祸烈火浇油，“天崩地裂”也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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