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 | 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

仇鹿鸣

自宋以降，金石学渐成大观，至清代已发展成为传统考据学中的重要门类，诚如赵明诚所论：“余每得前代名臣碑板以校史传，其官阀、岁月少有同者，以此知石刻为可宝也”，[①]于是，取新出之金石文物与传世典籍相比勘，订正讹误，早已内化为历代学人自觉遵循取法的学术范式。尽管现代考古学是一门从西方舶来的学问，但传统金石学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取向。[②]传统金石学对于出土碑刻的重视，盖源于“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这一信念，[③]即相信出土碑志由于切近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足以纠订后世史家因偏见或无知所可能造成的种种谬误，强调借助于出土文献与传统文献之间的互相印证，发掘历史的真相。但现代史家可能更倾向于认为，任何历史文本的形成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碑传与史传虽然形成的时间有先后，但对于两者间记载的差异未必定能做出非此即彼的裁判。如果我们努力回复到历史文本形成的情境中去，或能关注到不同书写背后的复杂动因，从而发现历史人物形象塑造中的“层累”特征。

新近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④]由于传主身份与经历的传奇性，引起了远超学界层面的瞩目。但在最初的轰动平复之后，我们或可以这位传奇女性的生平为例，分梳碑传与史传不同记载的源流，揭示在当时与后世，因种种政治与社会原因，上官婉儿的形象如何被不断地构建、涂抹与重塑。

一、文本

一般读者对于上官婉儿生平的了解，主要依赖于新旧《唐书》中寥寥数百字的传记，尽管随着墓志的出土，我们对于上官婉儿的生平较之以往有了更丰富的认识，但总体而言，关于其人，留存的史料总量仍相当有限。但所幸的是，在有限的传世文献中，我们尚能辨其源流，检出两则重要的原初记录。

惠文，赠昭容上官氏。景云二年七月追谥。初，昭容尝引其弟王昱为拾遗，昱谓其母郑氏曰：“主上在房州，则武氏得志矣。今有天命，以能兴天之所兴，不可贰也。而武三思有异志，天下知之，必不能成。昭容为上所信，而附会三思，诚破家之征，愿姨思之。”郑以为然，言于上官，上官笑曰：“昱之谬言，勿复信之。”及三思被诛，李多祚索韦氏及上官。上官始惧，以昱言有征，遂乃归心王室。及草中宗遗制，引相王辅政。及难作，以草本呈刘幽求，幽求言于玄宗。玄宗不许，命杀之。以其有功，故此追赠。开元初，玄宗收其旧文勒成集，令中书令张说亲为其序。[⑤]

此则出于《唐会要·谥法》，其于“景云二年七月追谥”句下叙述上官婉儿生平的一段文字，可以相信抄撮自上官婉儿的实录本传。所谓实录本传是编年体的实录“于大臣名人书卒之下，具其事迹，略如列传”，[⑥]成为稍后编纂国史列传的基础，目前我们尚能从韩愈《顺宗实录》中所存张荐、张万福、陆贽、阳城、王叔文诸人的实录小传中，见其大概形式。[⑦]

苏冕《会要》取材于实录、国史、诏令、奏议等官方文献，不取小说，故前引上官婉儿一则若非出自国史列传，便出自实录本传。学界一般认为，《旧唐书》肃宗以前的部分，大体本自韦述《唐书》，并无大的更动，但比之于《旧唐书·上官昭容传》便可发现，本传中未载此事。究其原因，大约与睿宗、玄宗两朝对于上官婉儿的不同评价有关，前引上官婉儿归心王室一节，无疑是景云初以礼安葬上官婉儿的主要依据，故需在实录本传中特为表出，但开元之后，唐廷对上官婉儿的评价再次发生逆转，[⑧]故韦述在将实录改写成纪传体国史时，一反以实录本传为蓝本的成例，做了大幅度的改写，删落此事。[⑨]因而《唐会要》中此条，大约是目前所见关于上官婉儿生平最原始的官方记录，推测出自《太上皇实录》，[⑩]而《旧唐书·上官昭容传》所呈现的则是玄宗时代上官婉儿的形象。

另一则材料出自武平一所撰的《景龙文馆记》：

唐上官昭容之方娠，母郑氏梦神人畀之大秤，以此可称量天下。生弥月，郑弄之曰：“尔非秤量天下？”孩哑应之曰：“是。”襁中遇家祸，入掖庭。年十四，聪达敏识，才华无比。天后闻而试之，援笔立成，皆如宿构。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谟猷，杀生大柄，多其所决。至若幽求英隽，郁兴词藻，国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颇外通朋党，轻弄权势，朝廷畏之矣。玄宗平难，被诛。[⑪]

武平一以文辞、书法见称于时，传见《新唐书》。[⑫]父武载德系武后从侄，[⑬]天授元年（689）受封颍川郡王。武平一虽贵为武周宗室，但在武后时代却一直隐居嵩山，自远于政治中枢。中宗复位后，招入长安，成为景龙年间贵戚群臣宴饮游乐群体中活跃的一员，但政治立场较为超然，中宗尝询其合辑太平、安乐朋党之计。故玄宗即位后，虽亦遭贬谪，幸尚全余生，并尝为文馆旧友宋之问编纂文集，至开元末方卒。[⑭]《景龙文馆记》未见载于《旧唐书·经籍志》，或可推测其成书于开元九年（721）之后，[⑮]是书详细描述了中宗景龙年间宫廷中巡幸宴游、赋诗唱和的情形，并旁及与文馆学士有关的政治活动，“颇记中宗君臣宴亵无度以及暴崩”等宫闱内幕。[⑯]由于武平一是中宗时代宫廷生活的局内人，加之本人党派成见不深，且著是书时，距唐隆、先天政变已有历年，与时事违碍较少，故所述提供了官方记载之外，较为公允客观且颇具历史现场感的私家记事，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原书分十卷，前七卷系编年纪事，后三卷为学士传记，前引《太平广记》一条当出学士传部分，南宋初已有阙佚，宋以后渐不传。所幸诸书保存佚文甚多，贾晋华曾有辑本，大体存原书的次第面貌。[⑰]

以上两则史料，加上景龙三年（709）十一月《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景云元年（710）八月张说所撰的《昭容上官氏碑铭》、《上官昭容集序》及新近发现的上官婉儿墓志，构成了讨论上官婉儿生平最原始的一批史料。若进一步将其与新旧《唐书·上官昭容传》相比读，则可考知本传之史源及去取情况，《旧唐书》中“称量天下”一节，《上官昭容集序》、《景龙文馆记》皆载，盖是上官婉儿权倾朝野时风行的传说，并于后世流布甚广，中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亦记此事，《太平广记》、《南部新书》、《唐语林》皆辗转引录，是上官婉儿最广为人所知的轶事。而“盛引词学之臣”一节，《上官昭容集序》、《景龙文馆记》亦皆存类似文字。至于以“事增于前，文省于旧”而见称的《新唐书》列传中所增事迹，多取小说，此点前辈学者已有系统揭示，但未尝具体论及上官婉儿本传的史源。[⑱]现大体可以推定其中“归心王室”一节盖取自实录本传，稍晚司马光修撰《通鉴》时亦取资于此。《旧唐书》中“自圣历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一句，被改写为“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并于前补入“年十四，武后召见，有所制作，若素构”一事，盖据《景龙文馆记》增改。另可留意的是，即使两《唐书》中皆有的“称量天下”一事，《新唐书》的文字与《景龙文馆记》更接近，而非直接本自《旧唐书》。至于起复为婕妤事，当据《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等传世诏敕原文补入，只是北宋学者所见史料中对上官婉儿起复后的身份及活动的记载已有舛讹，故《新唐书》云其起复婕妤后不久，便复为昭容，今可据墓志订正。[⑲]

现存关于上官婉儿生平的记载，除《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为诏敕原文外，其余大约可分为四个层次，《唐会要》、《昭容上官氏碑铭》、《上官昭容集序》及上官婉儿墓志是上官婉儿被杀之后不久，太平公主权势犹存时形成的，对其仍多有褒美；《旧唐书·上官昭容传》是在实录本传的基础上，做较多删改后形成的，体现了玄宗时代对于上官婉儿官方评价的转变；《景龙文馆记》则是景龙政治亲历者的私家著述；《新唐书·上官昭容传》、《通鉴》则杂糅宋初所见各种公私文献而成，[⑳]但部分叙事可能受到中晚唐各种小说的影响，对上官婉儿武后时期的政治影响有所夸大，距史实稍远，如《新唐书》本传将《旧唐书》中“百司表奏，多令参决”改写为“然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便是一例。至于唐代各种笔记小说中所记上官婉儿的轶事，除了张鷟《朝野佥载》中“逆韦诗什并上官昭容所制”一条为当时人所记之外，[21]其余皆较晚出，更多反映的是中晚唐文士对上官婉儿及武后时期宫闱政治的想象，可靠性不高。

二、家世与生平

新近发现的上官婉儿墓志，全文近千字，由于崔日用所撰《昭容上官氏碑叙》已不传于世，此文是目前所见关于上官婉儿生平内容最详尽的文字，颇有溢出传世文献所见者。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墓志、神道碑及《上官昭容集序》是上官婉儿被杀之后，最初形成的一批史料，但并不意味着其具有天然的可靠性，志文中对上官婉儿生平的描述无疑是景云初年特定政治背景中的产物。关于墓志的内容，前揭李明、耿庆刚两位先生的论文虽已做了初步研究，但仍有不少剩义可供发覆。以下笔者便以墓志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对上官婉儿的生平及家世做进一步的考释。

首先论及家族源流，关于上官氏的世系，《元和姓纂》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皆有记录，其中以《姓纂》所记较详。《姓纂》云上官氏有天水、京兆、东郡三望，其中京兆、东郡二望皆源出天水，并将上官仪一支系于东郡望下：

【东郡】  上官先元孙迴，后周定襄太守。孙弘，隋比部郎中、江都总监，因居扬州；生仪，西台侍中、平章事，二子庭芝、庭璋。庭芝，周王府属，生怡容。[22]

但上官婉儿墓志自云陇西上邽人，而其父上官庭芝追赠天水郡公，所取者为天水旧望；新旧《唐书·上官仪传》则称之为陕州陕人，盖取其著籍地，[23]两者皆未署东郡郡望，这在注重门第的中古时代并不常见。可资比较的是《姓纂》上官氏京兆望下有隋西平太守上官政，《文馆词林》存其神道碑文，便署京兆郡望。[24]据《姓纂》所述，蜀太尉上官胜二子上官茂、上官先，分别徙居京兆、东郡，成为两望之祖，假如这一记载有一定史实依据的话，那么上官胜家族在西晋末年的动乱中，选择了一条与一般流民避难方向完全相反的迁徙线路，即从较为安定的蜀地前往战乱频发的关中与河南。[25]上官一姓在整个十六国北朝时期皆默默无闻，[26]至周隋间方稍有人物。其中，《姓纂》所记上官先玄孙上官迴为后周定襄太守，是上官仪一支最早较可靠的记载，[27]据此推测，其家族很可能在北魏末年的动乱中，自河南流入关中。因而上官仪一支不称东郡郡望，而改用天水旧望，或与宇文泰推行关中本位政策，改关中郡望的举措有关。[28]另一方面，由于上官氏在南北朝无闻于世，所谓东郡郡望影响有限，亦增加了其称述郡望时的随意性。

上官迴之孙上官弘，上官婉儿墓志中叙其历官甚详：“隨藤王府记室参军、襄州总管府属、华州长史、会稽郡赞持、尚书比部郎中，与榖城公吐万绪平江南，授通议大夫”，多有两《唐书·上官仪传》及《姓纂》所阙载者，但偏未提及上官弘之终官江都宫副监及为陈稜所杀事，其间或有隐情。检其历官，不难注意到上官弘虽出身关中，但自随吐万绪参与平陈之役后，便与江南关系密切。会稽郡赞持之命，盖与江南平定后的善后之政有关，隋炀帝时更为“江都宫副监，因家于江都”，[29]熟谙南方情势。也正缘于此，上官弘才能为深喜南方风物的炀帝所赏识，出任地位近密的江都宫副监之职，但其为何在大业末为陈稜所杀，史文则语焉不详。陈稜出身庐江豪族，是大业中深受炀帝信用的南方将领，故为隋室忠臣，炀帝被弑后为其缟素发丧，《隋书》将之与麦铁杖、来护儿等死王事者置于同传。[30]故陈稜杀上官弘之举，似乎暗示了身为宫廷近臣的上官弘有参与弑杀炀帝的嫌疑，但上官弘与宇文化及等欲拥众北归者不同，其虽亦出关陇，但早已长居南方，炀帝死后亦未随宇文化及等北返，恐未必预其事。但作为宫廷近臣，上官弘并未能死节，或其在政变中首鼠两端，苟全性命，不能戮力王室，因而招致陈稜的追究，大约是更近情理的一种推测，故志文对这段经历略而不书。

另可一提的是上官弘之子上官仪儿时与之同居江南，以绮错婉媚、格律工整而著称的上官体，所承续的便是齐梁宫体诗歌的靡丽风格，这与上官仪年轻时居于江南的经历密不可分。而上官氏之所以能从周隋时的关中小姓至初唐一跃而成为受人瞩目的文学新贵，上官弘居于江南的经历对其家族的文化转向至为关键，墓志云其“学备五车，文穷三变”，虽系套语，但仍依稀可窥见其家族风貌的变化。

作为高宗时代的文坛领袖，上官仪在政治上的崛起与其曾为李治王府旧属的身份不无关系，[31]仕途的成功亦推动了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其子上官庭芝娶于郑氏，便是唐初关陇新贵热衷与山东旧族联姻风气下的产物。[32]郑氏为太常少卿郑休远之姐，[33]郑休远题名见于郎官石柱祠部员外郎下，劳格、赵钺引《会稽掇英总集》、《嘉泰吴兴志》略考其生平，其中《嘉泰吴兴志》引《统纪》云其：“景云元年太常少卿授，迁滑州刺史”，[34]若此，则郑休远的仕途并未受到上官婉儿被杀的影响。《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南祖郑氏房下，郑为范之孙辈皆以休字排行，名为休祥、休业、休光，[35]另神龙元年（705）的安令节墓志，署为“进士将仕郎荥阳郑休文撰”，[36]不知郑休远是否出于此支，俟考。

上官婉儿因祖父上官仪被杀，而籍没入宫，时尚在襁褓中。墓志对其在高宗、武周时代的活动着墨无几，仅记其“年十三为才人”，按其生年推算，当在上元仪凤之际，此时高宗因风疹日重，已不堪政事，权力渐被武后侵夺，[37]才人之命或出武后的旨意。志文此句下云：“该通备于龙蛇，应卒逾于星火”，赞其博识而有捷才，与一般嫔妃墓志用典迥异，则上官婉儿在宫中承担当是女官的职任，[38]才人之衔仅表官阶，否则上官婉儿便是高宗、中宗父子两代皇帝之嫔妃，有乱人伦，唐人虽“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实并未开放到如此程度。即使如武后者，高宗在立其为皇后的诏书中仍用“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曲为掩饰，[39]而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中更将武后“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作为一大罪状昭告天下。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上官婉儿进入政治核心的时间相对较晚，尽管《新唐书》本传据《景龙文馆记》将“圣历后”改为“通天后”，但两者相去仅两年，出入不大。因而，当上官婉儿有机会执掌诏敕时，已至武后晚年，而其本人也已年过三十，并不能算是早达。而圣历元年（698）三月，武后将李显从房州召回长安，八月，长期觊觎皇嗣之位的武承嗣去世，九月，正式下诏立李显为太子，此时武后已默认李唐将在其身后复辟的事实。因此在政治格局已基本底定的情况下，上官婉儿也无多少翻云覆雨的空间，过去我们可能夸大了上官婉儿在武后宫廷中的影响。

但仍需指出的是，武周肇建之后，随着皇权性别身份的改变，宫廷之内确实出现了以女性掌诏敕、预机密的现实需求，新近发现的司马慎微墓志透露了重要的信息。[40]司马慎微本人宦途不达，一生沉沦下僚，仅仕至梓州通泉县尉，卒于调露二年（680），享岁四十八，一生平淡无奇。但其妻李氏却在守寡九年之后，迎来了特别的人生机缘，“载初年，皇太后临朝求诸女史，敕颖川郡王载德诣门辟召侍奉。宸极一十五年，墨敕制词，多夫人所作”，载初元年武后正做着称帝前的最后准备，九月便改元天授，正式革唐建周，故此时“求诸女史”无疑是在为女皇登基所带来的宫廷决策方式的改变预作准备，而据墓志武周革命前后不少重要的诏敕当出自于这位无名李氏的手笔。过去我们更多地将上官婉儿在政坛上的崛起归因为文学上的天纵之才，但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意识到是皇权性别转换的现实为才女政治提供了“制度通道”。而武周时期，内文学馆规模的急剧扩张便是这一制度通道拓展的具体表现：

初，内文学馆隶中书省，以儒学者一人为学士，掌教宫人。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习艺馆，又改曰万林内教坊， 寻复旧。有内教博士十八人，经学五人，史、子、集缀文三人，楷书二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咏、飞白书、算、碁 各一人。开元末，馆废，以内教博士以下隶内侍省，中官为之。[41]

在女主政治的特殊情境中，决策中心不自觉地转向宫内，导致大量日常文书行政工作改由女官群体承担，从而导致了对教育、训练女官需求的快速增长。如果说在革命之初不得不借助求诸女史这一的途径访于宫外以应急需，那么两年之后的如意元年（692），便已着手完善宫廷内部的教育体系。以此推论，兼及考虑到草诏工作的繁巨性，我们目前所知的上官婉儿、李氏或不过是其中一二，可能有更多的女性在武后的宫廷中扮演过类似或稍次要的角色。

李氏于长安二年（702）六月卒于宫内，后得返葬故乡，“衣衾棺椁，敕令所司供造”，若将其与上官婉儿的经历相比较，不难注意到李氏在宫中掌诏敕的时间，大致与上官婉儿可前后衔接。尽管志文中特别提及在李氏入宫前便已“曹大家之词赋，誉重寰中”，但很难想象，在当时信息的传播条件下，一位女性的文名如何能上达天听，[42]亦不知载初元年遴选女史具体的标准、范围及规模。尽管司马慎微与李氏两人皆家世平平，但家族中却不乏才女的传统，其女适河东柳氏，“学综古今，才逾蔡、谢”，并在司马慎微去世之后，捃父遗文，勒为五卷。事实上，由于唐代士人常因仕宦所需，离家远游，奔走各地，[43]女性往往在子女教养、知识传授等方面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成为维系士族文化优势保持不坠的重要纽带，甚至上官婉儿本人的文学才能，很可能更多地也是来自于母亲郑氏的培养。[44]

上官婉儿在中宗一朝的经历是墓志叙事的核心部分，志文有意塑造了其忠于中宗，反对韦后的政治形象，其中尤以以下这段叙上官婉儿以死劝谏中宗除去韦后的记载，因与传世文献中所见上官婉儿的形象大相径庭，读来颇令人耸动。[45]

以韦氏侮弄国权，摇动皇极。贼臣递构，欲立爱女为储；爱女潜谋，欲以贼臣为党。昭容泣血极谏，扣心竭诚，乞降纶言，将除蔓草。先帝自存宽厚，为掩瑕疵，昭容觉事不行，计无所出。上之，请擿伏而理，言且莫从；中之，请辞位而退，制未之许；次之，请落发而出，卒为挫衂；下之，请饮鸩而死，几至颠坠。先帝惜其才用，慜以坚贞，广求入腠之医，纔救悬丝之命，屡移朏魄，始就痊平。表请退为婕妤，再三方许。

此事的真相虽难以确考，但若循此线索，重新检讨中宗时代政治的复杂性，则能有不少新的发现。圣历元年，中宗一家以疗疾为名，被召还长安，进而获立为皇太子，放弃为皇嗣十余年并无过错的李旦，[46]改立中宗为储无疑是武后晚年政治的一大关节。而自嗣圣元年（684）开始，被流放出京长达十四年的中宗，此时虽然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但与太平公主、李旦等不同，长期的放逐生涯使其在长安的官僚群中缺乏必要的人脉与政治奥援。重返长安之后，在武后的卵翼下，恐亦不敢与朝臣交通，以免重蹈故辙，招致猜忌，故直至神龙政变，被拥立为帝时，中宗本人几无政治资源可凭依，所能信赖者唯有曾在房州共患难的韦后与安乐公主，故登基之后，放纵妻女，重用外戚，亦在意料之中。而上官婉儿虽是武周时代的宫闱旧人，但游离于核心圈外，其家世与中宗又颇具渊源，其父上官庭芝本周王府属，因而成为中宗韦后与太平诸武新旧势力双方皆可接受的人物。故在中宗登基之后，进位昭容，“专掌制命，深被信任”，成为中宗宫廷中的核心人物。其祖、父并获平反、改葬、优赠，母封沛国夫人，权倾一时。

如果说李氏、上官婉儿这些宫内女性所掌的草诏之任与唐中后期的翰林学士的职任颇有几分相近之处的话，[47]那么与翰林学士一样，其对政治决策的参与，并不像宰相那样有明确的制度保障，更多地取决于其与皇帝本人的关系。[48]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同样是草诏，面对猜忌多疑、对于权力有着强烈控制欲的武后，上官婉儿所扮演的仅仅是词臣的角色，而在中宗时却能权倾朝野。特别是中宗纵容宫内妃主置第于外，自由出入宫掖，因此上官婉儿得以方便地与外朝官僚交通，内外勾连，崔湜便是借其出居外宅之机，请托而致高位。[49]因此中宗时，上官婉儿的权势并不局限在宫掖之内，而宫内妃主政治势力向外朝的渗透与扩张也成为中宗朝政治的一大特色。对此，嗣虢王李邕墓志中的一段描述提供了当时人的观察：“于时，公主等出入无度，夫人辈诡伏多途。工言之状万端，离间之词千变”。[50]

韦后、安乐公主作为中宗朝崛起的政治新贵，起初尚能和太平公主、李旦等武周旧人维持表面上的和睦，但随着韦后、安乐公主权势的扩张，双方的矛盾逐渐激化，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的动议大约是双方关系破裂的关键。[51]神龙三年（707），太子李重俊政变的起因便与皇太女之议的刺激有关，随着李重俊的兵败被杀，皇嗣之位空悬，皇太女之议反倒有了真正实现的可能。襄邑尉席豫闻之，上书请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其为谏官，借此表达对立皇太女动议的不满。而安乐公主则以穷治李重俊党为名，欲将太平公主、李旦罗致其中，[52]双方的关系终告破裂。

从目前所见史料来看，神龙年间，上官婉儿与韦后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故传世文献中皆将神龙元年韦后仿武后故事，上表请改制度以收时望之事归因于上官婉儿在幕后谋划，而李重俊政变时，亦索及上官婉儿，但在神龙之后，两者之间的关系已日渐疏远。[53]前引《景龙文馆记》中提供了一条关键性的史料：“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若此，则上官婉儿在景龙后便已不掌诏敕，从权力中心隐退，虽与通说有异，但恰好能与《唐会要》云其受神龙三年李重俊政变的刺激，归心王室，暗中布置政治退路的记载互相发明。

明晰了这一背景，便可对志文中上官婉儿以死劝谏中宗除去韦后的这一惊人记事的可靠性作进一步的检讨。墓志虽一般形成于死者身后不久，常被史家视为第一手的史料，但这一文体本身便有所局限，出于对志主褒善讳恶的需要，叙述生平时往往便有所取舍，特别是上官婉儿墓志撰于景云之初，对其生平的凸现与隐没，都与唐隆政变之后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自然不是一种客观中立的历史文本。[54]而从墓志叙事的一般规律而言，则往往呈现出“事实而情虚”的特征，即墓志所记事件的基本事实并不会向壁虚构，因为若某一事件对于志主的形象完全不利，墓志大可以隐而不书，[55]但至于如何来表述、呈现这一事件的前后因果，则需仰赖于志文撰者的生花妙笔。若将此揆之于上官婉儿墓志，则可知志文所载上书、自杀、退为婕妤这些基本事实恐难捏造。[56]其中，退为婕妤之事，在传世文献中亦有记载，《唐大诏令集》录有《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云其因母郑氏去世而守制，“顷罹创巨，爰命权夺”，[57]所述原因虽与墓志迥异，但上官婉儿在景龙间淡出政治中心一事则进一步得到坐实。[58]关于郑氏去世的时间，《宝刻丛编》京兆咸阳县下著录有《唐沛国节义夫人郑氏塔碑》，云岑羲所撰，魏绍书，景龙三年立，[59]而据《景龙文馆记》所记，在景龙三年正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十二日这长达近一年的时间内，上官婉儿都没有出现在频繁举行的宫廷游宴及唱和活动中，而在此之前及之后，上官婉儿都是其中的常客，则郑氏去世的时间当在景龙三年正月之后。另据《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上官婉儿起复为婕妤的时间是景龙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变化立刻在《景龙文馆记》的记事中得到了反映，其在十二月十二日便出现在随扈中宗幸新丰温泉宫的队伍中，并献诗三首。[60]上官婉儿在中宗景龙年间的隐退与起复，其背后的真正原因，由于所存两种记载形成时皆有特定的背景，墓志无疑要着重呈现上官婉儿与韦后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起复诏书颁下时，韦后尚掌权柄，亦不可能直陈其事，目前尚难定谳。但仍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供推测，其一，上官婉儿起复为婕妤，而非昭容原官，较之于先前中宗对其的信用，[61]其中的原因，值得推敲。其二，上官婉儿起复的时机颇为微妙，景龙三年十一月，朝廷中的政治斗争已趋白热化，《通鉴》便于其月下记“太平、安乐公主各树朋党，更相谮毁”，[62]而至次年六月中宗便遭毒杀，考虑到墓志中所见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的密切关系，上官婉儿此时的起复、但又仅以婕妤的身份起复，其背后或有多股政治势力角力其中。

另可关注的是中宗在景龙政治中的角色，传统史家对中宗的印象多停留在放纵妻女、昏聩无能的“和事天子”层面，这无疑是一个脸谱化的形象，[63]如新旧《唐书》、《通鉴》皆将韦后毒杀中宗的起因系于景龙四年（710）五月丁卯，宗楚客杖杀燕钦融，“上虽不穷问，意颇怏怏不悦；由是韦后及其党始忧惧”，[64]而至六月壬午便行鸩杀，两事相距不到二十日，而在此前后完全没有述及中宗与韦后矛盾产生、激化的过程，似乎是韦后轻率而鲁莽地毒杀了一位昏庸、轻信而易于控制的皇帝，从而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这恐距历史的真相较远。[65]若墓志中所记上官婉儿上言除去韦后的记载有一定事实依据的话，加之中宗在景龙三年末起复上官婉儿之举，并在起复后仍用上官婉儿掌诏敕，中宗遗诏便出自上官婉儿、太平公主之手，至少可以证明中宗较早便有意对韦后的权势有所限制，并试图在宫廷中扮演一个政治平衡者的角色，与仅仅是受韦后操控颟顸傀儡的传统形象颇有不同。

上官婉儿死于唐隆政变之中，李隆基明知其暗中倾向睿宗，仍故意诛之，盖与其欲借机尽诛武韦势力，彻底破坏并重建武则天以来的宫廷权力结构的目的有关。[66]但大约由于玄宗的讳饰及顾忌太平公主的态度，在政变次日颁布大赦诏书所列举的逆臣名单中并未提及上官婉儿，[67]并于景云元年八月将其礼葬。但从志文的书写及葬事的安排中，仍可看出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互相角力的痕迹。如前所述，志文中虽凸显上官婉儿忠于中宗、反对韦后的一面，但并未叙及其草遗诏引相王辅政之事，故上官婉儿虽是前朝忠臣，但无功于新帝，对其评价仍有所保留，进而限制了葬礼的规格。墓志通篇称其为婕妤，文中虽已记礼葬赠官，但未言赠何官，仅于志盖上篆题为“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可知上官婉儿昭容赠官下达得较迟，故已不及在志文中体现，仅书于盖。墓志长七十三厘米，宽七十五厘米，这是初唐三品官员墓志常见的规格，[68]则其最初大约还是按婕妤三品的身份来安排葬事的。志文虽云“圣慈轸悼，爰造制命，礼葬赠官”，朝廷虽然名义上给予了诏葬的待遇，但与之配套的卤簿、监临、赙赠、手力诸事一无所载，[69]而仅记“太平公主哀伤，赙赠绢五百匹，遣使吊祭，词旨绸缪”，足可窥见朝廷与太平公主在礼葬上官婉儿一事态度上的冷热不均。

三、形象

中国尽管有着漫长的历史书写传统，但能够进入史传的女性不外乎嫔妃与列女这两类人物，更糟糕的是，这少数的传记也大都充斥着格式化的套语，让读者索然无味，而上官婉儿作为其中绝少的异数，生平轶事在其生前身后，自不乏文士史家的评骘议论甚至穿凿演绎，至今犹然。而这些真伪羼杂的传闻轶事，构成了后世所见上官婉儿形象中重要的一面，事实上，这种对上官婉儿形象的塑造，在其生前便已有端倪。

若抉出“权势”与“才女”两词来涵括上官婉儿的形象，想来异议不多，而塑造其才女形象最著名的两则轶闻，其实在其生前便广为传布。一则便是前引《景龙文馆记》中“秤量天下”，张说《上官昭容集序》中亦有类似文字，可知此说大约最初出自参与宫廷宴游的文馆学士之手，尽管武平一、张说等皆是景龙文坛的局内人，但并非上官婉儿早年宫廷的生活闻见者，所云恐系耳食，郑氏之梦及上官婉儿少时便有捷才之说，不免有以上官婉儿当时在文坛上的地位，回溯并传奇化其早年经历的嫌疑。事实上，上官婉儿领袖文坛的地位恐更多地与其政治地位有关，“常劝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作为掌握当朝文士黜陟权柄的关键人物，上官婉儿“才女”与“权势”这两个形象自始便是交织在一起的，“秤量天下”传说本身可能便是修文馆学士们为博取上官婉儿之欢心而刻意制作宣扬的。而这一传说，至中晚唐稍有变形，《刘宾客嘉话录》云：“仪子有罪，妇郑氏填宫，遗腹生昭容。其母将诞之夕，梦人与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郑氏冀其男也”，[70]所更动者有二，一是将“秤量天下”，改为“秤量天下文士”，淡化了上官婉儿秉持国权的一面，强化了其文坛宗主的形象。[71]其二则是将上官婉儿襁褓中入宫，改为郑氏入宫后遗腹所生，并云“冀其男也”，增强了上官婉儿发迹之后，以女性身份重振家声的戏剧效果。这些更动大约颇符合中晚唐士大夫的趣味，[72]故此说反倒较《景龙文馆记》的原本流布更广，《北梦琐言》、《唐语林》皆曾据之引录。

第二则是著名的品第沈佺期、宋之问两人诗作高下的故事，此则虽出自于较晚的《唐诗纪事》中，[73]但大约本自《景龙文馆记》。《通鉴》亦记：“每游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学士无不毕从，赋诗属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优者赐金帛”，[74]可知所述确为当时实情。沈、宋二人皆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并于后世影响深远。[75]而由上官婉儿来权衡两人高下无疑是其“秤量天下文士”地位的生动写照。但需指出的是，尽管表面上来看，在宫廷宴游的情景中，君臣之间唱和连句，其乐融融，使原来朝堂上森严的高下之别有所模糊，但事实上这一文学场合背后仍充斥着权力的影子，沈、宋二人不过是奔竞于帝王门下的文学侍从之臣，而上官婉儿裁断高下的权力直接来自于中宗“选一曲为新翻御制曲”之命，文学的权威渊源于政治权力。如前引司马慎微墓志所透露出的信息，当时宫廷中未必没有“曹大家之词赋，誉重寰中”这样的女性才人，放眼整个唐代更不乏知名于世的女诗人，但再无一人拥有上官婉儿“秤量天下”这样两重的政治与文学身份。事实上，在唐代文坛宗主与政治领袖的身份往往是合一的，无论是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还是稍后以燕、许大手笔而知名的张说、苏颋，皆属其例。[76]而作为修文馆学士群体在政治上的重要庇护者与拔擢者，上官婉儿所居显赫的政治地位在其生前便放大了才女的形象，[77]成为后世众多传说的起点。

赵雨乐曾经指出，唐前期由于多是女主当政，宫官、命妇利用性别上的便利，成为了沟通宫廷内外的重要渠道，也获得了显赫的权势，而唐后期宦官权势的崛起，与玄宗上台之后刻意防制后宫有关，唐前后期政治的一大变化，在于皇帝的政治侧近群体由宫官变为了宦官。[78]其指出宫官与宦官在皇帝政治侧近群体中互相取代的关系，颇具启发，而唐末朱温尽诛宦官后，唐廷不得不以赵国夫人、晋国夫人、河东夫人等内夫人来传宣诏命，[79]亦可赵氏之说增添新的注脚。但若我们延伸历史的视野，则不难注意到，初唐女性在宫内政治中的活跃与北朝以来的政治、制度传统有着不绝于缕的联系。

后置女职，以典内事。内司视尚书令、仆。作司、大监、女侍中三官视二品。监，女尚书，美人，女史、女贤人、书史、书女、小书女五官，视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宫人视四品，春衣、女酒、女飨、女食、奚官女奴视五品。[80]

北魏所置这一套完备而自成阶序的后宫女官体系，[81]较之隋唐以“六尚”为中心的女官制度，在规模、地位及复杂性上皆有过之，也与北朝制度较为“简朴”的传统印象不符。而在这一女官体系中除了宫内负责饮食起居生活所置各官之外，女侍中、女尚书、女史、书史、书女等官名的出现无疑是与宫廷处理日常行政文书的需求有关：

渔阳太守阳尼妻高氏，勃海人。学识有文才，高祖敕令入侍后宫。幽后表启，悉其辞也。[82]

而宫廷内部行政事务繁巨或与北魏常以太后临朝的政治传统有关。[83]如灵太后临朝，宠用元叉，而封元叉妻冯翊郡君，拜女侍中，[84]无疑取其沟通内外朝的便利，这与上官婉儿在中宗朝的扮演的政治角色颇有几分相近之处。女侍中、女尚书等职在出土石刻中亦时有所见，如高肇之姐韩贿妻高氏，宣武帝时“授内侍中，用委宫掖。献可谏否，节凝图篆”，[85]盖与高肇专权有关。《王僧男墓志》云其：“惠性敏悟，日诵千言，听受训诂，一闻持晓。官由行陟，超升女尚书”，[86]可知此类女官所需具备的素质。

这一制度对北齐亦有影响，如后主朝权倾一时的陸令萱，便以女侍中的身份控制内廷。[87]隋唐以降，这一套女官体系虽遭废止，但初唐之人，去时不久，于其事并不陌生，故张说《上官昭容集序》云：“古者有女史记功书过，复有女尚书决事宫阁，昭容两朝专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响”，明确地将上官婉儿在内宫中的身份比附为女尚书。[88]因而，上官婉儿虽先后拥有五品才人、二品昭容、三品婕妤这些不同等级的嫔妃名目，所行者却是渊源于北朝宫廷传统的后宫女官之任。[89]而上官婉儿之所以要假借嫔妃名号，而不直接出任尚宫这样的女官，或缘于唐时尚宫仅五品，地位较低，而不像北魏女官之职可至一、二品之高位，故需暂假嫔妃位阶以崇重其地位。但至中唐以后，士人对此传统已较为隔膜，加之对武周以降女性政治的猎奇心理，故对上官婉儿时代的宫廷生活平添了几分想象，如《北户录》记载：

天后每对宰臣，令昭容卧于床裙下，记所奏事。一日宰相李忘名对事，昭容窃窥，上觉，退朝怒甚，取甲刀札于面上，不许拔。昭容遽为《乞拔刀子》诗。后为花子以掩痕也。[90]

此则轶闻当是据《旧唐书·上官昭容传》中“则天时，婉儿忤旨当诛，则天惜其才不杀，但黥其面而已”一句敷衍而成，[91]《北户录》的作者段公路系穆宗朝宰相段文昌之孙，其于“宰相李”下小字注曰“忘名”，暗示此则或闻之于朝中士大夫，而武后晚年确实曾有宰相李峤、李迥秀等，[92]但文中关于宰臣奏对时令上官婉儿卧于床裙下记事情景的描绘，与实际制度相去甚远，实属不经，所反映的不过是后世好事者对于女主时代宫廷生活的艳情想象而已。

武周、中宗时期的政治，由于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在国史上受到了特别的瞩目，而涉及其中的许多重要的女性政治人物如韦后、上官婉儿、安乐公主等，虽声名显赫，但留存下来的记载却相当有限，且或出于政敌之手，或为小说家所润色，斑驳纷杂，故其在历史上的形象一方面显得平面化，另一方面又有层累形成的特征，并随着后世评价的变化而不断摇摆。[93]而借助上官婉儿墓志发现的契机，系统地分梳其生平各种记载的源流及可信度，呈现碑传与史传文本形成的不同情境，探讨书写差异背后的政治背景，或可丰富我们对中宗时代及上官婉儿本人生平复杂性的认识。

本文原刊《学术月刊》2014年第5期，后收入论文集《皇帝·单于·士人——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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