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西安·费弗尔 | 一种整体的观点——历史学与心理学
“有揭示相关性的才能”：这是对科学天赋的最令人满意的定义之一。想想一位杰出的临床医生，通过对一些分散的征候和症状进行比较，就真正发现并确立了一种新类型的疾病。“有在相邻学科之间进行协调、交流的才能”：这对一门正在发展的科学来说，同样是一个进步的好定义。人们常常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个经验的真理：“伟大的发现就是在学科的边界上获得的。”
因此，心理学这种关于精神作用的科学知识，必然应该与社会学这种关于社会作用的科学知识建立一些密切联系，这一点无须过多解释；同样它必然应该与由于定义不当而被我们以历史学的传统名称合在一起的学科，保持一些有逻辑性的关系。但是，目前这些关系几乎只能令人失望，对于这种状况，人们觉得还得先忍受着。心理学刚刚摆脱了与哲学的纷争，在实验研究的坚实土地上安顿下来。社会学这个名称问世才一个世纪；只是在不久前才具有现实意义。至于一个世纪后将从历史学大杂烩中分离出来的学科，它们连身份都还没有。这是人们不忽略人文科学生活的如此变化不定的任何方面的又一个原因。
乍一看，在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关于管辖范围和职限的争论的关键是什么？显然，是对个体的认识。鲍德温说：“心理学探讨个体，社会学探讨群体。”至于历史学，如果让鲍德温来定义，我想他会把个体和群体都包含进去，就像包含在一个封闭的领域，而且会声称，由于拥有了心理学和社会学所获得的成果，历史学会力图在过去事物的范围内确定它们的相互关系。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些极好的观念，为他们提供了方便的钥匙。可惜的是，当人们试用这些钥匙时，它们总是会让第二道门关闭！我们别做抽象的论述，也不要在纸上画出清晰的界线，还是来直面现实吧。并且采取合适的方法，把看上去非常简单的东西弄复杂些。
一
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普遍的看法是：一方面，是研究无名群众的杂乱无序的活动，这些活动以某种方式给历史学带来大量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研究从这些平淡乏味的活动中突显出来的，某些被称为“历史人物”的个人的领导活动。
人们对群众知之甚少。一些完整的时期都没有给我们留下关于群众的任何直接而详细的证据。历史学生来就是研究大人物的学问，千百年来，人们眼里往往只有国王、君主、人民和军队的头领，即所谓的“历史创造者”（Menschen die Geschichte machen）：这正是最近出版的一部德语的大部头历史传记集的书名。因此，根据普遍的看法，心理学与历史学之间关系的建立十分简单。
无名群众？他们属于集体心理学研究的范畴，这种心理学要以现时可理解的对群众的研究为基础，而且这种研究容易（人们至少这样猜想）把它的结论推广到过去的群众、历史的群众。至于不同的个人，至于“历史人物”，他们自然属于个体心理学范畴。对心理学家来说，涉及他们的文献（其中许多包含了对他们的活动和特征的心理学解释）都将被充分掌握，扩充他们的观察资料库。反过来，心理学家研究他们所拥有的各种人的案例能够得到的结论，可以让历史学家更好地了解过去的社会的“领袖”，理解人类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为人和活动。
所以，我们在这里总是要面对“个人—社会”这种二元结构。我们继续紧扣这个问题。
这些有魅力的个人，“历史人物”，是些什么人？不久前我们回答过，就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事业的负责任的发起人”。可是，什么又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事业呢？就是由历史学家收集、归类、组织的一组事实，所采用的方法让它们构建成环，在一些同类的和不同类的事实（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等等）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我们就用这些联系织成多少有点密匝的网，将人类过去的历史置于其中。由于我们需要“对过去的事实进行组织”，使事实在不断变化的整体中，从令人目不暇接的瞬息万变中突显出来，并使之显示出规律性，通过不断锻造、锻造、再锻造，构成了这些链条。这些事实并无明显的规律，在每个人的生活——从而在他所参与的社会的生活——的每时每刻，就在他周围相互冲突、相互混合和相互控制。
紧密的关系，宏大的进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们需要在人类事业中，把几乎只关系到一个小的特定人群的事业区分出来，而超出这些小群体范围的其他群体，则趋于结合起来，或者至少趋于相同的方向。有些不是局限于群体内部、也让群体之外的人信奉的宗教，就是这样的事业。那些越过边境传播，并且赢得所有群体支持的思想和学说体系，就是这样的事业。还有政治的事业：组织与革命，征服与扩张，以及与其相伴的，一方要吞并的事业，另一方要抵抗的事业，同样也是这样的事业。
什么是历史的事业？如果它们没有停留在暴力行为的简单后果的层面，而是得益于时间，并且得益于人们的归附的后果，如人们一开始是忍受，然后接受、采纳和推广，那它们就是历史的事业。如果它们不只是由某些人用来为某些群体谋利益而进行的，而是能够合力来安排群众的生活，那它们就是历史的事业。如果一开始是地方性的事业，也可以说是为了一己之利的事业，后来变成了文明的事业，那它们就是历史的事业。文明的事业不就是——至少部分是——不局限于某个社会，而是可以移植到往往很远，而且条件与发源地迥异的地域的事业吗？
因此，历史的事业，就是以人类为目标，超越“地方”和“民族”的事业。是可以和平地到处传播和扩张的事业。那么，历史人物呢？他符合共同信仰的基本要求：“任何手表都是由一位钟表匠来制造，任何历史的事业都要有发起人。”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业就是父与子的关系。
历史事业之父，就是历史人物，即被共同信仰赋予了这种事业的创始人身份的人，这是必要的简化，便于记忆。但是，如果我们刚刚说的创始人是名副其实的创始人呢？如果这位创始人，不是集体组织的事业的有持久影响的“所谓”的创始人，而“确确实实”是一项科学、文学、哲学或宗教的伟大事业的创始人，这些事业似乎真的就产生自他的头脑（如达尔文、莎士比亚、马克思、加尔文），而如果没有合作者，没有接受这项事业的群体的积极参与，这项事业能有效力吗？发起人宣扬一种观念，但是这种观念被“环境”完全歪曲和改变后又归到他的头上，这种悲剧即使不是常态，也至少是经常发生的吧？马丁·路德的遭际难道不典型吗？他是路德教的真正创始人，却常常坦承他的困惑和不安。他想必已经发现，许多民众一接受他的思想，就开始改变它，让他经受所有伟大的思想或观念的创造者曾经经历过的遭遇，即他们的思想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甚至往往被彻底推翻，可是不管怎样，他们在历史上都还一直背负着这些思想的创始人的虚假名声。
另一方面，人们一说到历史人物，就有一个疑问，即哪有可以被看作一种自主、独立和孤立的强力人物，一种独创的和自发的人啊？因为但凡是人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这些影响有的来自非常久远的时代，有的是当下的环境直接施加的，而且首先都是通过语言和一套交流工具传递的。
语言就是群体对个人施加影响最有效的工具。语言这种技能由人类缓慢开发出来，经过不是以百年计，而是以千年计的长期变化，达到目前这种持续变化的状态。经过这段时期，语言承载了人类最终一点点开发出来的整个一套识别、分解、分类的功能。语言的作用，很像神话的作用，在人类还缺乏了解事物的整套工具时，神话就充当了技能，也很像技能本身的作用，这些技能在同一时期极为相似，而且很大程度上风格相同，这种风格的时期可以准确无误地确定。总之，由所有这些可知，个人是什么样子，从来都只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决定的。
可是，这样就要两者择一了：选个人，还是选群众？同样的问题还有另一种说法：选个人，还是选社会？社会环境预先就对历史事业的创始人有影响，他就身处其中，在他创建历史事业时，社会环境从很大程度上限定了他。而且当他的创建实现时，这事业要么失败，要么留存下来，而要想留存，就必须接受积极的协作，接受群众的令人生畏的协作，接受环境的不可抗拒的强制的影响。
换句话说，社会对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是一种有机的现实。也唯独对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用瓦隆博士的话说，“语言少不了社会，就像一个用肺呼吸的物种少不了大气一样”。个人承受这个社会的限制，这些限制对他来说是一种必需的补充。“他追求社会生活，就像他力求保持身体平衡一样。”
二
这样，在我们看来，一切就不像在开头说的那样简单了。如果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个个人具有一组多少有点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属于他本人，并且按照一种方式和一种十分特殊的比例组合；其次应该看出这个人是某一类人的代表，具有和这类人中某个群体的成员相同的特性，尤其还看出他是一个十分确定的时代特征鲜明的社会的成员，那么，一方面，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差别就大大缩小，不再有必要过于简单地把两者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对个体进行调查的方法就开始逐渐明确。
心理学家要依次进行三个系列的调查研究。首先，他应该专心研究人身上应归因于社会环境的东西：这就是集体心理学。其次，考虑人身上应归于他的特定机体的东西：这就是特定心理学或心理生理学。最后，研究人身上应归于他的生理学的个体特性、他的身体结构的偶然性、他的社会生活中的意外事件的东西：这就是差别心理学。
此外，按照正常逻辑，最后一个系列的调查研究，必须在前两个系列的调查研究得到深化以后才进行。而且，只要前两个系列的调查研究没有取得决定性进展，只要心理学家还不能用鲜明揭示特征的“心理学种类”来取代混乱的个体情况，就像医生用人们广泛理解的“疾病种类”来取代混乱的病症一样；只要还没有建立“典型”让人在遇到一个个人时，总能准确地进行“诊断”—这种诊断就在于把个别的病例跟预先确立的某一疾病种类联系起来—那么，差别心理学就不得不大量依赖经验。
目前，心理学的情况确实如此，但是以往的心理学也更是如此。也可以说，历史心理学的情况也是如此。
因为历史心理学存在一个特殊问题。心理学家在论文中跟我们谈到“人”的感情、决定、理性思考时，其实谈的就是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决定、我们的理性思考。谈的是我们的命运，是我们这些融入一些拥有非常古老的文化的群体中的西欧白人的命运。然而，我们历史学家怎么能根据从观察20世纪的人所得到的心理学成果，去解释过去的人的活动呢？而他们心理学家怎么能从历史为他们提供（或可能提供）的关于过去的人的心理的资料中，找到能无条件地扩充他们跟当代人的接触所获得的经验呢？那种经验至多能向他们提供比较的类型，让他们较好地理解我们的直接或非直接的、远的或近的祖先所表现出的与我们的差别。
实际上，当代心理学家的心理学不可能通用于过去，祖先的心理学也不可能完全适用于现代的人。不管这些祖先是人们通过大量传记文献和对其形体和精神的“描绘”认识的历史“英雄”“历史人物”，还是人们几乎既不想从心理学上分析其成分，也不想全面描述其反应特征的无名群众。在这两种情况下，（用夏尔·布隆代尔在其《集体心理学引论》第197页的语句复述）“问题实在不是要固执地坚持轻易确定那些也许并不存在，不管怎样目前尚不可领会的感知、思考和行动的一般方式”。布隆代尔还明确指出：“孤立地考虑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的人群，其作用与描述各个群体固有的精神体系，并且尽可能通过努力掌握它们的产生机制、发展规则以及它们之间使它们的要素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性质来对它们进行分析是相反的。”
想从我们的意识和观念直接（而且甚至不认为会有困难）过渡到过去的一些意识和观念，这里存在着一种再怎么说、再怎么揭露它也不为过的危险，由于这些意识和观念是用类似的或相同的词表示的，而这些词总是可疑的和似是而非的相同，往往隔了好几个世纪还在用，因此会产生极其严重的混淆。难道要举两三个例子说明一下？
我们别去太远的地方找例子。因为夏尔·布隆代尔就十分清楚地注意到（第202页）：“如果我们找两个在时间上或在空间上相距足够远的群体，相应的心理差异就一目了然。”但如果两个群体相距比较近，要揭示它们的差异，往往需要持久而细致的努力和研究，不过这些差异常常也相当大。因此，我们不去找原始人，吕西安 · 莱维—布律尔曾经专心分析过他们的感觉、思维和行动方式（他的观察结果基本上适合于构建史前史，而不是历史，或者，如果人们更愿意的话，说它适合于构建一种心理学的古生物学）；我们也不去找中国人，葛兰言关于他们的著作内容那么丰富，可以让我们把他们的智力活动同我们的进行比较。我们只提出一个问题：如今的人，最珍惜，或者可以说，最不轻易放弃什么？这是已经需要一些作些保留的问题，因为，人，指的是什么人？人们会不假思索地一致回答：人最珍惜的，或最不轻易放弃的，“就是他的生命。他自己的生命”。
关于这一点，我们随便翻开弗雷泽的一本著作看看。在这些经典著作中，我们将抓到一大把（至少对我们来说）惊人的事实，它们向我们表明，在这种甚至似乎也被“大自然”提到第一位的价值观上，在比较邻近的社会与我们的社会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巨大的差异和反差。从这些著作我们了解到，一些民族，曾经在千百年里，非但不保护他们的孩子，甚至还心甘情愿把他们杀掉作为祭品。我们还从中得知，我们认为是不可分离的神性与不死（即使不是永恒）是一致的，而无数的人不曾知道，而且始终不知道这一点。他们曾经而且仍然在相信，神也是会死亡的，他们按照自己的样子制造了必死的神。
这就是古代的历史吗？无疑是。但是我们翻开亨利·布雷蒙的《法国宗教情感文学史》的第9卷看看吧。它的标题是“旧制度下的基督教生活”，包含了论述“死亡的艺术”的令人震撼的一章。人们容易从中看到，在不到三个世纪前，人们如何以一种残忍的心理—至少按我们的判断是这样—对待垂死的人，这种残忍的心理一下子把我们带到离我们本人和我们的心理状态非常遥远的地方。
还有别的例子。近几年小说化的传记泛滥成灾，这与其说是为了有学问的读者的乐趣，不如说更多的是为了出版商的乐趣，而在这些传记中，令历史学家反感的是什么？是作者因为无能，又不做准备，因而一犯再犯的错误、混淆和败笔吗？是真正历史学家的成果，被急于编历史的拙劣文人有组织地抢劫、厚颜无耻地剽窃吗？更严重的，是一些人无意识地不断犯下的令人生气的时代性错误，他们带着自己的情感、思想，以及知识和道德上的偏见投身过去，并且把拉美西斯二世、尤利乌斯·恺撒、查理大帝、菲利普二世（甚至还有路易十四）打扮成1938年的杜邦或迪朗，在这些人物身上再次发现了他们刚刚放上去的东西，却又稍显惊讶，像是有先见之明，说声nil novi，总结了他们的分析：“可知，人始终都是同样的。”
然而，我们不要走远，来求教于我们历史学家的经验吧。我们如果研究中世纪（一个至少延续到16世纪，甚至更往后的中世纪）的人的生活、道德、生存和行动方式，在可靠的文献中读到有关王公贵族的记述，读到有关节日、宗教仪仗、执法、大众化讲道之类的叙述，不可能不对那个时代的人表现出的令人吃惊的情绪变化无常、特别容易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产生强烈的印象。那时的人们容易被激怒，容易兴奋；随时随地会兵戎相见，又随时随地会相亲相爱。人们有歌舞升平，也有流泪哀号；人们闻过了战争的血腥，接着又去呼吸和平玫瑰的香气。
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在一部非常富于启发性的著作《中世纪的衰落》中写道，“人们如果要想象得出那个时代的生活所具有的辛酸、各种暴力，就应该想到下面这些特性，即容易接受外界影响、情绪容易激动、容易流泪、精神上反复无常”。情况可能是这样：但是尤其需要解释。而且解释起来并不简单，要用到历史学家们迄今为止还不注意汇集整理的大量资料。他们没有想到要赋予它们真正的价值。
人是都是生活在反差中吗？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不就是由反差构成的吗？1925年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我们来想想一些非常大的，我们从未估量过其影响的事物吧：
对我们20世纪的人来说，白天和黑夜的反差有什么影响呢？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摁一下按钮，电灯光就接替了太阳光。我们是白天和黑夜的主宰，娴熟地操纵它们。可是中世纪的人呢？16世纪的人呢？他们就不是主宰。那些可怜人，当夜幕降临时，连油灯都没有，甚至连蜡烛也没有。他们过着一种有节律的生活，是由每天的光明和黑暗相继更迭产生的节律；一种被分成两部分，即白天和黑夜的生活（按照季节和地区，这两部分不相等）；绝对的寂静和喧嚣的劳作，你相信这种生活在这些人身上产生的心理习惯，他们的思维、感觉、愿望、行动和反应的方式，会跟我们过的没有截然分明的矛盾、反差和对立的稳定生活在我们身上产生的这些东西相同吗？
白天和黑夜的反差产生的影响是这样，还有冬天和夏天的反差，也就是说寒冷和炎热的反差呢？对一个欧洲人、一个北美人而言，有感觉舒适的冬天吗？只要他们想要，只要他们想找最有冬季特色的地方，要在那里享受“冬天的乐趣”，就一定会有。但是在一些舒适的旅馆里，这个冬天始终有夏天与它相伴，跟它轮替。人们整个白天在户外滑雪溜冰；晚上回到家，因为到处有暖气，房间温度能升到20摄氏度。如今在寒冬腊月里，你走进大城市一个“有产者”的家，立刻会感到暖气片散发的热气扑面而来，需要脱掉外套。而如果是在16世纪，你在一月份走进他的家，便会感到寒冷刺骨：是没有生火的屋子里的那种凝滞的阴冷。人们一进到这种屋子就开始发抖，就像刚才在教堂里那样瑟瑟发抖。王宫里的人也那样瑟瑟发抖，尽管他们有能烧掉整棵树的大壁炉。人们进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脱去外套，而是赶紧套上一件比出门时穿的更暖和的宽袖长外套，还要戴上毛皮帽子，比上街时戴的帽子还厚实。
冬天和夏天的反差，对最穷困的现代人来说都不算强烈。可是对过去的最奢侈、最富有的人来说，毫无疑问就是极其强烈的反差。但是，这就是心理学家对我们说的，物质生活条件均等，情绪就均等吗？这两种事物不是前后连贯，逻辑上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吗？
至于安全条件呢？譬如人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如今，一场火灾，一次事故，人的夭折，都有保险公司赔偿。可是过去呢？我们注意到，有时事情还不仅仅关系到一家。当大火烧着城市一头木瓦盖顶的简陋房屋时；当狂风卷着烈火，在夜里很短时间内就烧毁了整个村庄时，人们没有救火的手段，连牲畜都救不出来，只能惊慌失措、四处奔逃，眼睁睁地看着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孩子们流落街头，走投无路，不知道去哪里去找他们的兄弟姐妹。这时候生命的安全从何谈起？
而庞大的粮食供应领域的情况又如何？有两种人群的心理会一样吗？一些人群，如在19、20世纪的西方人，除了战争时期，他们占有的粮食越来越多，品种也越来越丰富；而另一些人群则因口粮持续供应不足，致使饮食生活制度很不稳定，他们或是因为食物匮乏，或是因为命运更惨，遇到经验不足的好心人办了坏事，最终导致大批死亡。有些好心的施舍者因措施不当，竟成了谋杀者。我们记得吕西 · 朗多万提到过爱斯基摩人，他们就是欧洲人慈善事业的受害者。这些欧洲人以为，送给爱斯基摩人过量的粮食是在做善事，殊不知这样做竟打破了人的食物定量的脆弱平衡，对于这种平衡，新型粮食供应科学的首创者赋予了那么多的重要意义……而曾经生活拮据的爱斯基摩人，却因为食物过剩而大批死亡。
我们应该记得，中世纪曾经是一个粮食持续匮乏、饿殍遍野的时代，某些时候却也发生一些不正常的大吃大喝的情况。那种饮食生活的状况，难道能让那时的人产生并保持和我们一样的身体的和精神的构造吗？我们这种定居民族的饱食终日的饮食制度，使得人们不再受饥饿折磨，却受到肥胖症的困扰。想想我们的形象在近邻民族眼中是怎样突然改变的吧！在18世纪，英国人想象我们这个生活在塞纳河边的绰号为“青蛙”的民族人人饿得面黄肌瘦（无疑他们没有想错），他们也乐于承认，在他们的绰号为“约翰牛”的英国，人们由于耽于酒池肉林，容易发生中风。这里面有那么多启发性的、吸引人的东西还没有研究呢，我们应该研究研究。
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这些足以表明，如果我们拒绝把我们的现在投射到过去；如果我们摈除心理学的最恶劣、最隐蔽、最严重的时代错误；如果我们打算靠研究社会存在的一般条件来解释社会的所有活动，而且首先是解释它们的精神活动，那么显然我们就不能认为，我们的心理学家根据现代提供的资料进行的描述和论证，对于过去的时代是有意义的。同样明显的是，只有在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经过条理清晰的协商，达成一致后，才可能产生一种真正的历史心理学。前者靠后者指明方向，而后者紧密依靠前者，而且必须信赖他，让他注意为自己创造工作条件。他们合力协同工作。更明确地说，就是组成团队来工作。
因为：首先要详细清点所研究的时期的人所掌握的心理方面的材料，然后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织；要不仅通过博学的不懈的努力，还通过想象力来复原其中每一代都是从前一代蜕变而来的整个物理的、智力的、精神的世界；要清楚地意识到，一方面，关于这个或那个问题的观念其实是贫乏的，另一方面，所研究的社会在某一时期所用的技术性材料的性质，必定会在所虚构的关于世界、生活、宗教、政治这种历史的集体性的描述中，产生一些缺陷和曲解；最后，借用亨利·瓦隆的话说，要注意到，一个“人们只靠膂力与面前的具体存在搏斗”的世界，与人们为了生活需要而利用电力，并且为了产生电力而利用自然力的世界是不同的，也不可能相同；总之要明白，“世界”跟“精神”或“个人”一样，也不是一种绝对存在，而是随着发明，随着人类社会产生的文明不断变化的。所有这些就是历史学家的最终目的——但是靠一些单枪匹马的历史学家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即使他们注意跟心理学家建立联系也不行。
如果要历史学家替心理学家弄到创立一种有价值的历史心理学所需的材料，任务很艰巨，这不仅超出了单独个人的能力，也超出了单独一门或两门学科的范围。要顺利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所有相关学科组网进行协作。
技术呢？如果涉及过去的文明社会，就需要考古学的有力支持，这种考古学研究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代，而是离我们非常近的时代。如果涉及现在的社会，就需要一种人种学的同样有力的支持，这种人种学不限于清点原始人的人种，而且会用跟苏斯戴尔研究拉坎东斯人，或梅特罗研究图皮—瓜拉尼人相同的方法，研究离我们更近的、文明资源更丰富得多的人群。
语言呢？它是从社会接近个人的另一条主要途径。我们需要文献史学家的合作，他们清点语言，这不是为历史学家做的，但历史学家可以充分利用他们的成果。并非对文明的那些重要语言进行全面清点，那些语言里面融进了地方或社会不同群体所提供的许多东西，并且杂乱无章地传给了我们；要清点的是方言，这些语言经过研究乡村社会的历史学家翻译，为我们提供了那么多珍贵资料，只有他们才能提供这些资料。同样，还需要那些“语义学家”的合作，他们为我们复原了一些特别有意义的词的历史，从而书写了观念史的一些简明篇章。也需要那些语言历史学家的合作，如编写希腊语言史的梅耶，如一步一步追踪法语命运历程的费迪南·布吕诺，他们记下了某些时期同期出现的一套新词，或者赋予一些旧词新的含义。要从一套符号规则转到另一套符号规则，需要那些肖像学注释家的合作，他们利用一些推定了日期的文物，复原了非常复杂的宗教情感史。还需要其他帮助，我们不再一一罗列了，反正就一句话：需要头脑灵活的、有创造才能的智者去寻求合作者，并且在面对任何智力工作时，都给自己提出研究者的问题：“这个对我可能有什么用？如何利用这种不是为我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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