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杰 | “打折”的统一：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

中国近代国语运动在致力于“语言统一”的同时, 也对统一“过度”的危险抱有深刻警惕, 因而明确将“不统一主义”定为国语运动的宗旨之一,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民族主义潮流中都别具特色。“不统一主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力倡保护方言, 反对国语一统天下;二是主张“蓝青官话”式的国语标准, 不要求每个人都说得字正腔圆。造成国语运动这一特色的原因不止一个, 既和国语运动领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有关, 也和中国文化和社会传统本身对于地方性的宽容和高度赞许有关。这一特色提醒我们, 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建设在走向权力集中化的同时, 还存在着“疏松统一”的可能。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状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普通话迅速普及,方言的领地急剧缩小。尽管缺乏精确的调查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生的城市儿童里,会讲方言的人越来越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有可能要面临许多汉语方言渐趋消失的危险。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大致包括改革开放之后的大规模社会流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迅速普及、学校教育的进一步制度化,等等。

可是,我们不能据此结果反推上溯,认定国语运动自始就怀有类似意图。国语运动的宗旨主要还是推广国语,并没有压制或消灭方言之意,甚至对国语的“标准化”也不够热衷。一句话,在它看来,国语既非“唯一的”,也不是“对所有人皆是同一的”。尽管它一开始就提出了“语言统一”的口号,但确切来说,其真正的追求乃是“统一的语言”,而非“语言的统一”。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国语运动和国家政治统一之间的连带关系,或者否认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具有权力集中化和泛政治化的趋势。从一些具体事例看来,国语统一本身的确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它并不随时都是政治的一部分,更不一定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相配合,相反,那批积极推动国语运动的新文化运动者乃至具有官方身份的领导人如吴稚晖等,对于防止国语的“集权化”都有着清楚的自觉。尽管广东、福建、台湾的事例似乎为国语运动的“国家宰制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例证,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里更多地体现出某一具体时空条件下的权力架构的影响,其中并不存在任何必然性,也不是在所有地区都能观察到类似现象。实际上,正是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具体变化才让语言维度的政治性分外凸显出来。因此,它提示我们,在整个日常生活趋于全面“政治化”的同时,20世纪的中国史还存在着许多异质空间。

国语运动对方言地位的维持,是诸种合力的结果:既有技术性方面的理由,也有从现代政治理念出发的考虑,又和特定时期社会场景的分类系统有关。不过,笔者更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和社会伦理观的影响。它们并不像前边这些因素那样明显可见,即使是当事人也未必就有清醒自觉(他们更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脉传了这些价值取向);但也正是这些因素,将中国国语运动的独特思路彰显得更加鲜明。

中国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不但与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大相径庭,也展示了中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诸多“新兴国家”的差异,尽管它们都属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民族主义浪潮的“最后一波”。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1926—2006)曾在一篇名文中指出,“新兴国家”所面临的基本文化矛盾,就是“原生情感与公民情感的直接冲突”,以及“原生性认同和国民性认同”之间的“直接冲突”。中国当然也有此类矛盾,但在很长时间里,家庭、乡里这样一些场所,依然是得到广泛尊重的情感和价值根源。至少从语言角度看,建立在地方、家庭基础上的“原生认同”,和国语所代表的“国民性认同”,被认为可以共存互助。这倒很接近格尔茨理想中的制度:“并不要求简单地用国家纽带和国家认同取代原生性纽带和原生性认同”,而是“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以维持二者顺利活动的空间。

由此观察,国语运动也为我们提示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一些鲜少受到关注的面相。我们应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些现象的由来?简单地说,我们必须注意到,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其中起着非常核心的作用。

无论跟欧洲国家还是“新兴国家”相比,中国的特色都在于它的长期统一性,尽管这“统一”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限制,但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它长期占据思想的主导地位,犹如铁路扳道器一般,将整个历史实践维持在朝向“统一”的方向(“分裂”时期也不例外)。在此过程中,由文字、经典和儒家思想等承载的“精英”文化传统,以及郡县制、科举制等政治体制,起到了基本黏合剂的作用。与此同时,广土众民又使得国家不得不将统一维持在一个相对疏松的水平,为地方预留下不小的自主空间。《礼记·王制》篇所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是我们理解这一现象的重要线索:“教”与“政”是“一”,“俗”和“宜”是“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一”“多”并在,“一”中有“多”,“多”不碍“一”,“一”“多”对流的结构(这当然不是说,“移风易俗”的思想乃至举措就完全不存在了)。用许倬云的话说,从“内部结构”看,传统中国“不是一个‘society’,而是‘communities’”。所谓“统一”,实际上指的是由众多“地方”构成的社会文化生活“共同体”,可是在其上,又有着一个“一”,对这种“多”起着整合和调节的作用。这不只是一个政治文化的结构,它也同样体现在语言文字方面:尽管文“重”而语“轻”,但在日常生活中,纷繁的“语”和统一的“文”却长期各司其职,并行不悖。有意思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却恰好得益于人们对“语”的轻视:在方志中,方言往往被放在“风俗”门类,正是属于“不易”(至少是“不必易”)的对象。

姚大力教授指出:在转向“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基本完整继承了“帝国”的版图,而不像其他许多“帝国”一样,分裂成为多个国家。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帝国”时代的某些政治和文化特征,在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路途上,提供了一些独特的条件?这给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运动以什么样的影响?笔者希望通过语言文化史的考察提醒我们注意,在学界通常关注的权力集中化的走向之外,在现代中国还存在着一种“疏松统一”的可能。对此,本文所揭开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而更多的认知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众多方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逐渐淡化,中国文化内部的多元性也将大为削弱,这必将导致中国人用来构建人生意义的资源日益贫乏。怎样保持传统中蕴含的真正活力,以防范过度“现代化”带来的困局,是我们今天不得不去直面的难题。

本文节选自《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王东杰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