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和老友计韩松落、王恺和麦小麦一起在新浪做了一场连麦，我没想到朋友们问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黄小姐你为什么要写小说。没到年纪你真的很难体会老是一种什么东西——老，最直观的特征就是身体的各个器官都频繁地出毛病，一会是手，一会是腿，一会是耳朵，痛和麻，钻心的痛，电网一样的麻，最近频繁奔波于医院，每一次都让人更明确地知道这具肉身有多么脆弱。老的另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记忆力的衰退，刚刚记下的数字马上就忘了，昨天带什么包出门死活都记不起来了，有一种渐渐无用的惭愧感。有一种潇洒的说法是不记得的东西就应该忘记，我想说出这话的人大概还不老，一旦老之将至，你就会发现人其实并不完全由意志决定。人体是化学的也是物理的，化学有衰变，物理有损耗，记忆是衰老变化中首当其冲失去的东西，完全不由意志决定——这对一个信赖意志的人简直是塌天大祸。一分钟之前要去做的事，一分钟之后却突然想不起来了，人就僵在了当场，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会变成一个连同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的老妪，这时，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天哪，要赶紧写小说了。从初中起，我就把写小说当成我人生的终极目标，每当见到一个有趣的人，特别美，特别可爱，或者特别恶，就想：嗯，这个人我是要写到小说里的，每当看到绮丽的景象、机智的对话、峰回路转的人间世态，就叮嘱自己别忘了，嗯，这件事是要写到小说里的⋯⋯但是，记忆却是一条说破就破的小船，随着年岁的增长，渐渐漂浮得离我越来越远。我的朋友花花菜说起二十多年前认识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娇纵的少妇，每天下午要去单位食堂拎两袋牛奶施施然回家，而我完全记不得了，我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人生，以为根本不会忘记的人生，就这样化为空白，真让人恐惧啊。这本书里的故事来自于从我童年开始的各种道听途说和惊鸿一瞥，当时听了心里一沉或者一喜的故事，随手写了下来，当时只觉得是一种游戏，现在来看简直是幸运，如果不是即时写下，有一些故事就完全忘记了，比如小戴奶奶的故事，比如金凤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写作始于2002年或者更早，到现在，时间跨度有二十多年，篇幅有长有短，文字或者很幼稚，但于我来说，那是很珍贵的存在。大部分的文字都曾经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在这里一并要感谢《广州文艺》《小说月报原创版》和《上海文学》《花城》的编辑，是他们帮助我完成了这些小说。
▲小人物的故事最早发表在《广州文艺》，原名叫《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编辑朱继红。▲真正发表第一个小中篇是在2011年的《小说月报原创版》，连谏老师推荐给唐嵩老师，写完这一篇，我才发现纯文学的难写和难发表，于是这事一停就是十多年，直到2021年我兴起想出小说集的念，才又开始写，最近写的新的两个新小说《春光好》发表于《上海文学》，编辑是久久，《白桃杜薇》发表于《花城》，编辑是小烨，有幸的是，这两篇都被《小说月报》选登，编辑是徐福伟老师。我不知道如何来概括这本小说集，它甚至有点像非虚构写作，因为全部都有活生生的原型，里面没有坏人，但也谈不上是多好的好人，或者说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的故事大概更接近于原生世态，讲来讲去，都是小人物的故事。他们是我短短的前半生遇到过的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细节——它们一直萦绕在我心里，时不时就出现一下，拉扯着我的心脏，像某种ghost，于是我只得把它们写出来。也许，是它们借由了我这个生物个体，从印象幻化成了文字，落在纸上，形成另一个场域——这个过程十分的奇妙，因为就算是我自己，也没法控制它们长成的模样，我得说，是它们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它们。故事发生的背景有农村，有城市，有学校，有工厂，有报社⋯⋯都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场景。认真思量，如果说这本小说有什么意义，我想对我来说，它意味着我前半生切切实实走过了那茫茫的三重宇宙——第一重宇宙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一个湘中小镇和它周围的乡村。我外公家在小镇上，一度下放到附近一个山冲里十来年，我奶奶家在离小镇十来里的古渡口。我的童年是在山里、渡口、小镇和我妈教书的小学校中长大的，那时我是个不漂亮，不聪明的小女孩，表情永远呆呆的，讷言拙行，是个放在人堆里就看不着的小土豆，大人们一看这孩子就是一副没什么出息的样子，就不大理会我，也正因为如此，我多了很多在角落张望的机会。▲Gustav Klimt - The Swamp，1900
湘中地区的民风保守鲁钝，说纯朴亦是沌朴，说残酷亦是残酷。清末重臣的老家就在离镇四十多里的地方，叫荷花塘，老家的人最乐于说的是当年它家是如何如何一船一船运财宝回家的故事，这事不知真假，但满足了乡人直白的愿望：出门打工，然后衣锦还乡，最好财宝还乡。成年之后，我终于去看了大宅，二楼小姐的绣楼黑洞洞的，很俭朴，很空旷，空气中飘着一种度日如年的凛冽气息。后来看到书上说做曾家女眷不易：上午得做小菜点心酒酱，纺纱绩麻，下午做针线活，晚上做鞋子，就倒抽了一口凉气，真比流水线女工还要忙碌。但回想到鄙乡对于女性的最高要求就是勤勉，就觉得大概是真的吧——女人是可以不聪明的，但必须要贞洁勤快，这是底线；但是对男人的要求就不一样了，男人当然最好也勤快，但男人的最高目标仍然是外出谋事，弄钱回家——最好是能做官。当然很少有男人可以做到官，大部分的男人只学会了前者，他们每天出门，每天名正言顺地在外面打牌喝酒，因为社交属于他们责任的一部分。当然最后他们大都没有赚到钱，而是喝得醉熏熏的回来，打孩子打老婆，从前的女人多半忍，后来可以离婚了，再后来女人也可以出门打工了，农村就多了很多光棍。至于乡下的精神生活，从前是一年一次的花鼓戏，后来是守在家里看电视，社交生活是打麻将打牌，要到镇上才有书店。后来小镇上的新华书店没了，只有几处盗版书摊，摊上就摆着很多关于这位重臣的书，他是家乡的骄傲，封面上是他的照片，但书名多是厚黑学研究，让人觉得荒谬。重臣一世精明最后让他的乡邻最为看重的居然是这些俗务，可见此地的务实与直接。我很难说清楚老家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他们大部分身量不高，脸色严峻，此地常用一个词叫霸蛮，是个中性词，可以夸人也可责人。夸人时用来赞美人的创造性，无中生有，不行也得行的刚强，责人是用来暗指对方的偏执与无理。这两个字似乎带出了某种信息，张爱玲的母亲说湖南人勇敢，其实未必是勇敢，更可能是一种无奈，因为外面什么也没有，全靠腔子里的这一口气在霸蛮地折腾。好勇斗狠似乎是此地男人世界的底色，做到极致，就是不要命。不要命是让人惊惧的，乱世时可以去打仗，和平时期就只剩打架了，划个龙舟常常就伴随着死亡的消息，有些是斗殴，有些是推挤，最近一次我听到的死亡消息是端午大雨闪电击中鼓手高扬的金属锤，倒河而亡——警车随即而至，人们有的脸上没有慌张，更多的是木然。▲Gustav Klimt - Malcesine on Lake Garda ,1913
在乡间，死亡是随时发生的事，大家好像习惯了，我有一个英俊的堂兄四十岁不到就死了，因为喝酒。丧礼上，他的朋友回忆起他也不太伤感，只说他这辈子值了，生前是父母的心肝宝贝独生子，永远穿毛料裤子笔挺地出现在牌桌上，比活着的他们都强。这里的人像河边的草，在春风中勃然生长，又可能因为别人甚至自己不小心一锄头下去而片甲不留。但他们不在乎，对于命的不在乎，反正总有人要死，反正人总会死，命在这里不太值钱，因为反正总在不停地生出来，少一个半个，没什么所谓。第二重宇宙是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的湘中小城和厂矿。这是一个工厂区里，方圆二十里地密布许多工厂，硫酸、氮肥、电化、机瓦、有机、纺织、水泥⋯⋯所有的化工厂都建在河边，方便排污。大部分时候化工污水完全没有经过处理就排到河里，空气中弥漫着各种不同的刺鼻的味道，但没有人管——如果都按规矩来，厂子就办不下去，产品赚的利润还不够排污的钱。和许多把宿舍区安排在厂区旁边的工厂不一样，我们化工厂把宿舍区建在一个离厂区二里多外的一个山坡上，有高高的水塔，四周用高墙围起来，像一个独立的城堡。▲Gustav Klimt - Schloss Kammer am Attersee, 1909
极盛时，可能有接近一千人住在里面，前面十来年，城堡里的人脸色比附近农村的人要丰润许多，他们是有优越感的，公家人，旱涝保收，厂里效益好，还会经常发东西，呢子大衣、鱼还有香蕉。城堡里的人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城里人，一方面他们跟城里的联系非常稀薄，毕竟市中心离此地五十里以上，一方面他们明明住在乡村，一方面他们又极少与乡村的人来往，谁要是娶了附近农村的女孩，那是要被厂里的人笑话的⋯⋯城市与乡村，城堡里的人都是融不进去，于是他们只能生活在他们的独立王国里，大巴是他们与城市联结唯一的生命线。每天有一部免费的大巴早上六点从厂区开到市里，然后在雨湖公园的上车点接上人，在八点的时候准确地到达厂门口，傍晚五点准时开往去市中心，然后再把在市里上学的本厂子弟们接回来。周日的时候则改成早上八点半开，下午三点半再把逛了七个小时街的疲倦的人们接回来。日复一日，大家聚集在这城堡里，都不富裕，但也都不穷，直到有一天厂子办不下去了。大家都惊呆了，原来堡垒不是堡垒，已然变成孤岛，没有工厂，他们连农民也不如，农民有地可以种菜种谷养活自己，而工人，什么都没有，一千多人哄然而散，各谋生路，直至他们的城堡变成一片废墟。
整个九十年代，广州在几乎所有在校大学生眼里都是最向往的地方，每个大学生的床上都散放着《深圳青年》《香港风情》《南风窗》《足球报》和《南方周末》，磁带里除了迈克尔·杰克逊，就是张学友、刘德华、陈慧娴⋯⋯刚来广州的时候，只觉得这里热，每天午后几乎都有一场大雨，空气里水分饱满，衣服永远不会干，人恨不得一天到晚都在空调房里呆着，但树木愈发深翠，大叶榕每年都要新绿一次，召唤春天。▲Gustav Klimt - Roses under the Trees ,1905
而香港则是远方淡淡发着宝光的存在，人们追着TVB电视剧，说着粤语，街上人流如梭，每一家酒楼的生意都奇好，奇怪的人来来去去。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大名鼎鼎的报社的华南工作室当写手，老板是一个长得体面的中年男人，极少露面。他的下属只有三位，一个写手和一个司机，还有一个漂亮婀娜的办公室主任管着这两个人，我是写手，我的任务是跟着这位漂亮婀娜的办公室主任跑珠三角各地的政府拉赞助。有一天早上回去发现办公室大门四开空无一人，突然有人端着摄像机冲进来，镜头怼到我脸上，问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老板在茂名乡下有老婆，你们那个办公室主任就是他的姘头？司机在楼梯间碰到我叫我快跑，后来我看到一部电视剧叫《牵手》，我心想，天哪，这不就是在说我们家老板的故事么？半年之内，我换了三份工，因缘际会，我进了当时广州效益最好的杂志上班，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金饭碗。在湖南，我只是一个郊区小学校最不讨人喜欢的年轻教师，可能要苦干十年才可能调得到市里，但是到了广州仅仅凭着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我就进了梦寐以求的媒体，这其中的感动简直只有奇迹可以形容。那是最愉快的十年，忙碌的生活，不断认识新的朋友，大家挥斥方遒，在臭水沟边一桌一桌地吃着饭，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到永远。▲Gustav Klimt - The House of Guardaboschi ,1912
一转眼就很多年过去，杂志垮了，媒体散了，远处的香港也褪却了宝光，TVB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很多人去了北方，回了家乡，我却在此时留了下来。慢慢的，我听到许多人离开的消息，慢慢的我听到许多人生病的消息，慢慢的，我听到有人疯了，有人退了，有人出国了，有人心梗弃世了⋯⋯我原以为生活像一列一往无前的列车，只要你肯往炉膛里加煤，它就能一直烈焰熊熊地往前开，谁知原来一切都有尽时。直到这时，才有了一点恍然如梦的感觉，在时间的冲刷中，生活显露出铁青的暗礁切面，人世流转，命运奇幻。想起来广州最早碰到的顶头上司是一个矮矮胖胖的江西小伙，他那时刚结婚刚买了房子，在一家电视杂志社打工，在我们拿一千多块的时候，他每个月要还四千巨款的供楼款。因为十分需要钱，他谋划着许多现在看来上不得台面的策划，比如让当红女明星的男同学自爆是伊的初恋，那英俊的男孩还来过我们办公室，耀眼得像一道阳光。我的主任得意地跟我们炫耀这个男演员因为他的策划，成功地把片酬从三千一集涨到了八千一集，我疑惑地想这不就是碰瓷么？但那时节，多的是这样的事情。后来，那个炒作恋情的男演员一直浓眉大眼地在电视剧上露着脸，再过了很多年以后我听说我们那个主任年纪轻轻得了脑瘤去世了，他那月供四千的豪宅也不知供完没有。如果我一直呆在那个小镇上，我会不会成为困守一屋的编毛衣的女人。如果我一直呆在那个小城里，我会不会成为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学老师。如果我一直呆在那段婚姻里，我会不会成为一个神经错乱的怨妇生活像一部巨大的机器，很多微小齿轮的转动在发生的那个时刻你完全意识不到这一声卡嗒有什么异样，但轨迹终因那一刻而发生了巨变，你听得到这部老旧的机器被撞得格格做响，一瞬间，未来迎面而来，大家越走越远。
直到多年以后，你突然在某个清晨时的顿悟，过去在记忆里消云散雾，真相从地平线徐徐升起，原来我们曾经有过那样的生活，那些我们以为自己拥有的，也会永远拥有的世界在记忆里再度栩栩如生。就像我小时候走了无数遍的厂区宿舍，它建在一座茶山之上，高大的围墙像一座城堡，方圆十里你都可以看到它的存在，尤其那高高的水塔。而进入这个宿舍则是一条狭长的达三百米的水泥斜坡，坡道中间是台阶，两边是齿状摩擦道，这样推单车的人也能自如地上下；▲Gustav Klimt - Park Alley of Schloss Kammer ,1912
沿着这条水泥斜道登到最高处就是一块平地，左边是白色的单身宿舍类，右边是宿舍区的公共厕所，沿着水泥路走十米往左一拐，是一条香樟树拥簇的水泥大道，大道的尽头能看到一个灯光大球场和一个苏式的电影院；电影院顶上有一个巨大的红色五角星，它的左边附设了食堂、水房和幼儿园，电影院前台的地下室还有一个阴森的图书馆，里面的书统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选品标准，因为纸质粗劣，每一本页面都是黑的，打开之后散发着一股浓烈的纸霉味。我曾经偷偷地跟着人翻窗进去，最后终于因为里面的书太过无趣而放弃。大操场旁边是白色的干部楼，其前后左右还有三栋红砖制成的双职工宿舍楼，这其中的某种等级秩序不言而喻。这是建立于七十年代的一个千人规模的郊区中型化工厂的标准格式， 工厂效益好的时候，厂里的子弟都渴望能到厂里上班，厂里效益不好的时候，就在左近各谋职业，城堡里的人在城堡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自成一个小世界。操场两边有阴郁绚丽的夹竹桃，俊俏的绿叶，秀丽的粉花，其他的通道都种满香樟，只有干部楼前种着一排法国梧桐，人们在这树影下生活，喝酒、打架、打牌、煮饭、生孩子、结婚、离婚⋯⋯我印象中最大的事件，是深夜突然听到许多人在叫嚷，后面的灯光球场和电影院灯光大亮，一堆大人在外面走来走去，大人们神色兴奋又慌张，但又严厉斥责我们小孩子必须去睡觉，空气弥漫着一种大事发生的感觉——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一场深夜捉奸。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但在我的记忆里是这样的，我们厂最能干最年轻的车间主任爱上了我们楼下一个工人漂亮的二女儿，在他们刚刚躲到电影院放映厅那个高高的放映间里亲热时，警惕而正义感爆棚的人们神兵天降，把他们捉奸在床，然后又飞车接来了车间主任年轻美丽的老婆。据说两个美人当场就撕打起来，现在想起来简直无法理喻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但是它就是这样发生了，成了宿舍区数年之内都让人激动不已的大新闻。这个故事的结局是车间主任最后变成了厂长，然后又离了婚，而二女儿远走他乡，再也不曾回来。这样的大件事，当然很少，宿舍区里的生活大部分是平常到不能再平常，平常到使人绝望，所以你全然不觉得那些喝醉酒的男人，骂骂咧咧的女人，剧烈哭喊的孩子有什么不妥。但是你模糊地知道这样的世界是没有光的，家家户户都散发着破罐子破摔不得不过下去的悲情，大部分人家里都是脏乱不堪，五十平米的房子里要住四五六口人，家家都闹得鸡飞狗跳。我记得唯有一户姓丁的人家里干净得有种圣洁的气氛，每次去她家我都觉得似乎到的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只有些微的几样家具，到处都漂动着一股温柔清凉的空气，连床底下的水泥地都擦得锃亮，我要时刻控制自己用舌头去检查地板有无落灰的冲动。后来我妈说因为丁家妈妈是船家的女儿，所以才能有这异于常人的干净。▲Gustav Klimt - Island in the Attersee ,1902
很快丁家就搬走了，宿舍区仿佛剔除了一个异类，大部分人的家更加坦然地乱起来，一条大走廊通着，吃饭的时候互相乱窜，孩子们从这头打到那头⋯⋯时间仿佛静止了，一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报纸和电视里天天在叫国有企业改革，宿舍的房屋日益破旧，厂里时而上班时而放假，人们一茬一茬地走，留下来的人们越来越沉默，他们聚集在黑暗的棚子下，聊天喝酒打牌赌博，无所事事，流氓们在棚子下面的晦暗处睁着灼灼的眼。1999年，我离开它的时候几乎是迫不及待，像离开一个破旧的茧，我觉得自己破茧而出，腾空而去，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想要再回到这里。我听到很多人去世的消息，大部分是癌症，化工厂的污染太盛，人们因为莫名的疾病而去世。2017年再次回到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城堡只剩下了围墙，里面是一块空旷的泥泞空地，幼儿园倒是还有几面墙，里面长着一人多高的杂草灌木，我惊奇地发现它远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而我家曾经所在的位置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泥坑，只有那条水泥斜道还保持着我记忆里的样子。而这条在我记忆中充满希望甚至可以用秀丽来形容的坡道现在却变得如此细小，破旧和荒谬——没有了宿舍区没有了人，这条通向宿舍区的通道还有何意义。拆迁之后一切荡为平地，我们的厂区和这片宿舍区被报纸命名为人类不宜于居住地带，不久的将来，它将成为长株潭高速公路边上一块无名的坡地——谁能想到曾经有上千人在此处曾经繁衍生息，绝望撕扯，亲热炽烈，那时住在这里的人们以为自己一辈子乃至世世代代都将生活在这里。是的，一切看似坚固的终将烟消云散，甚至连一颗香樟树也不会留下，庞然大物终归会在某一天轰然瓦解——世事荒谬，真相迷离，只有在记忆里，只有在文字里，它们依然生动地存在——我沉郁的香樟树，我阔大的梧桐叶，我妖艳的夹竹桃。春光一片大好，真爱如此难找，植物们在春天的微风里沙沙作响，抚慰着那颗惊疑不定的少女心。今年《春光好》正式上市，下面是这本书的购书链接，首五百名有独家签名，后五百名有价值二十元的花城社独家“深沉花园”便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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