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教授：“洋大学”的当代价值 | 嘉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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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教授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公共政策，教育公平、高等教育，著作有《通才教育论》，《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主编《中国教育蓝皮书》《大学二十讲》等，下面是杨教授的分享内容：
2010年，国家通过了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纲要中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比较遥远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这个目标能够实现吗？我相信能实现！
规划中对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一些很具体的要求，大致是三个方面：第一，提高教育质量，提审科研水平；第二，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第三，扩大对外开放。个人觉得这三个方面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关于扩大对外开放，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当中实际上有三个概念，一是发展，一是改革，一是开放，这三件事是相互独立不可替代的。但很长时间内，我们的现实是发展大于改革，而开放在教育领域是最落后的。
近些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生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后大众化阶段。从2002年开始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就突破了15%，达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下限。当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40%，全国高考的平均录取率已经达到了75%，很多省甚至超过了90%。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导致一些学校出现生源危机的现象。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浪潮也十分汹涌，就是留学。港台的大学在大陆招生，这一切都极大的挑战着传统大学的生态构成。
出国留学的学生呈现低龄化态势，中学生成为了非常重要的群体。中学生留学的速度在几年内增加了五、六倍，并且目前是持续增长的趋势。尽管我们对国际化的呼吁很高，但我们现在也就能够实现冰箱、手机、空调、电脑的国际化，也就是说这些产品能够走向世界，能够占领世界市场，而人才的国际化还要画一个巨大的问号。
事实上，由于中国独特的高等教育培养体制，我们的文化使得很多专业人才不能成为世界通用人才。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在中国可以当医生，去了国外就当不了啦。所以说，人才的国际化远远没有达到商品国际化的程度，而且落后了很大一块。
关于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培养模式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尤其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人才培养模式中教学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们最好的大学基本是不关注教学，不关注学生。把高考状元一网打尽，然后自生自灭。我们要回应新生代学生的特点，要回应全球化经济的挑战。尽管挑战和压力越来越大，但我们陈旧的培养模式反差也是越来越强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洋大学显示了它独特的生命力和价值。洋大学的立足点和核心基因是按照世界高等教育主流的模式来办学，跟世界高等教育的主流是接轨的。而这正是国内大学完全做不到的，国内大学接轨的还是五十年代的苏联教育，这也是现实。
除了西交利物浦，我还去过珠海联合国际学院，个人觉得如果要跟国内的大学做一个比较的话，他们的第一个特点叫货真价实的教育，不注水。本科四年八个学期，多少门课，每个学期都很有价值，每门课都各有功能。而大多数公办学校，到了大四基本上就是放羊状态，就是求职、面试了。前三年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包括军训等等。所以有人说我们四年制的本科，真正用于教学的大概有两年半左右。
重视本科教育，以学生为中心。对西交利物浦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追求，就是把美式教育的灵活性、英式教育的质量控制、中式教育的重基础这些方面有机的结合形成了新的教育模式。还有高校的管理模式，超越传统科层化的官僚管理，探索一种知识型组织的管理模式从而促进大学知识的创造、传播。可以说，关注学生是西交利物浦一个很核心的价值。在他们的核心的理念中有一则“幸福生活，成功事业”的育人目标，以学生为导向的教育，以研究为导向的教学，培养世界公民的目标，这一点其实是很了不起的。
去年12月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一个新的法令，从关注每个孩子的成功转移到良好公民的培养上，重视人的培养教育理念。这个主要说的是基础教育，但背后的价值是相通的。
同年12月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发布了名为《逆转潮流的改革》的报告同样提出了这个概念:我们现在的精英大学，评价模式过于看重分数、AP课程等等，这使高中学生不堪重负，他们做了一个跨国别的调查，发现不同民族的学生毫无例外都把个人利益放在社会利益之上。他们希望改变这种招生评价方式，增加社会关怀内容以及各方面的考核，这种建议已得到了很多美国大学的响应。
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反思教育》也对七、八十年代以来流行的一些教育理念做了颠覆性反思。认为应该重新回到人文主义的基础，尊重生命和社会尊严、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他们认为全球空气变暖、恐怖主义等等等等，都跟我们教育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有关，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人道主义的基础。所以我们今天谈尊重学生，以人为本，是具有时代性的。
我们看到中国高等教育蹒跚不前的时候，世界教育创新已经风起云涌。基础教育领域像美国的ALTSCHOOL，他们现在做的是一种基于网络支撑的后台，可以个性教学。我们过去大规模教学总是对应着一种群体化的教学。而大规模和个性化这两个概念是对立的。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也已经出现，美国加州的美联华（音）大学就是在加州租了一个公寓作为办公室。没有校园，没有任何硬件投资，因为他们以城市为学校，体育馆、足球场都可以为我所用。他们每个学期换一个城市，澳洲、中东、南美等等，带着相应的主题以城市社会作为自己的课堂。四年结束后，他会获得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跨文化的经验、问题和人脉，对于他们来说培养国际化人才是一个具体的教学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体制的竞争，只有在一种多样化的办学体制当中才可能产生多样化、高质量、高水平的教学模式。现在规划纲要当中也提出了关于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问题。
现代大学制度虽然它是一个舶来品，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它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产生了辉煌的成就。有人说以它培养的创造型人才和创造性成果而论，在当时的这些学校其实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了。所以我们必须对现代大学制度有基本的认知，而不是脱离现代大学制度去空谈中国特色。
因此到今天，我们需要特别呼吁推动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文件一再重申的，克服行政化弊端，恢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大学既不是官场也不是商场，大学要“像大学”，这是一个最低目标。建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全人教育之类现代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内涵。把洋大学仅仅是作为一种教育资源的拾遗补缺，对国外优质资源的一种利用，这种认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对洋大学有更高的希望，它应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革和创新的生长点。
中国的教育变革，要比美国更困难，因为它要面对三个不同的传统，第一个是改革1300年的科举教育传统，第二个是改革19世纪的学校制度、教育工厂制度，第三个是改革1950年代移植苏联的计划教育体制。我们很清楚，变革的动力最终来自于基层的学校、校长，还有期待改变的教育家。
比尔盖茨前几年投资拍了一部教育片叫《等待超人》，反映华盛顿特区教育改革的情况的。主要意思是，我们总希望能够出现一个超人，能够一举改变我们陈旧的教育制度，但是可能没有超人，只能靠我们每个人去身体力行实现变革。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对西交利物浦这样的新大学寄予非常大的希望，他们是离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最近的一类学校，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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