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大家谈丨张晓军：像牛津大学一样的超级大学能引领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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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是万千学生向往的求学之地，也是教育工作者崇尚的教育圣地。11月初，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访问牛津大学并在三一学院住了两天。在这个古老庭院里的所见所闻，激发了我对大学未来的诸多思考，暂且总结为四个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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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才与专才的矛盾

大学到底应该培养具有知识广度的通才还是具有某一方面深入知识的专才，一直是教育界讨论的永恒话题。牛津大学的书院制实际上就是一种巧妙地平衡通专的体系，每个学生都有专业和院系，也会去上某个专业的课，但是他们所住学院里的老师（FELLOW）的专业方向则是五花八门哪里都有，这样就让学生可以接触到不同学科的思想。一天在贝利奥尔学院用过午餐后到咖啡室，同一个桌子上就有生物、化学以及语言学的老师在聊天，这种氛围很奇特。

我们国内的本科教育是基于前苏联的专业化培养体系建起来的，非常强调专，近些年也有兼顾通的趋势，例如借鉴美国的做法在大一进行通识教育，以及对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尽管牛津自身已经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通专结合，但是从骨子里可能还是以专为主。这次在牛津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教授做了一个报告，主要是介绍西浦太仓教育基地里面发展行业学位培养学生更多通用能力的体系。很多牛津的教授就提出疑问，认为学生首先还是应该专，深入到某个学科体系中，学科跨越的事情，不同学科的人合作就可以了。这也许体现了牛津的教育体系的基本假设。

但问题往往也出在跨学科合作上，不同学科的人真的能很好地合作在一起吗？这种合作的团队，从知识的角度来看，能形成一个针对特定任务的学科整合体吗？我看不见得，人和人之间合作的社会复杂性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晚上报告结束后，牛津资深教授DENIS NOBLE送我了一本他的书《The Music of Life》，书的基本观点是以还原论为基础的分子生物学尽管把人体能够研究到分子层面，但是却没法从分子层面退回去解释蛋白质、器官以及人体的功能。因此他讲系统生物学的重要性，主张整体论的理念。这是不是和专才之间的整合有类似之处？个体层面的专才坐到一起组成团队，真的能形成一个体系吗？我没有答案，可能大学人才培养的通专之辨还会继续，也会演化出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哪个更好可能要看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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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等级观念与平等对话氛围之间的矛盾

在牛津，随处都能见到体现等级观念的设计，例如学院里吃饭的地方只能FELLOW去，学生不能吃，有些很漂亮的花园门口也写着只允许FELLOW进入，吃晚饭时座位的分布也非常讲究，都是提前排好的。我看到后就想到了国内设宴时的座位排布规则，什么样的领导坐在什么位置是有讲究的，尽管这两个之间可能逻辑不完全一样，但是一定是重要的人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另外在西浦很少见到有报告是只邀请少数人参加不对学生开放的，但这次的报告却是不公开的，可能受邀的人挺开心，但是学生却没有机会参与。

牛津的另一面是平等和自由，住在学院里的学生经常可以和FELLOW见面，讨论任何问题。我们刚到达的那天晚上在一个酒吧里讨论人的意识和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旁边桌上一位中年男子突然加入了讨论，丝毫没有违和感，牛津的教授笑着说这就是牛津，大家喜欢讨论哲学问题，而且有很开放的讨论氛围。

牛津这种对于学术地位高的教授的优待和对于学术开放讨论的鼓励，好像看不出什么矛盾，但这种张力到底对学术的发展是利是弊有待进一步思考。这种张力的把控也是一门艺术，说西方文化是简单的一维，我看不见得，牛津把这种矛盾把控的非常好，需要的可能正是东方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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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不变的矛盾

牛津大学成立于1167年，至今已经800多年，走在牛津古老的庭院中，依然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那些古老的建筑，不仅仅是一道风景供人参观，更是一种文化，塑造着这里的人的学习行为。特别是现在互联网导致人的学习场景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牛津校园的古朴和学术气息到底在未来人的学习中还有多少价值，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往更大了说，牛津的校园基本上已经设计好，甚至牛津整个运行体系也是设计好的，即使是校长也很难改变什么。但是，牛津所处的时代已经变了。在从上海回苏州的车里，广播正在说即将到来的双11，说到尽管手机上网也就几年，但是双11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购物时代的象征，这种时代的变迁其实就几年的时间。在这个时代，全世界的大学都开始谈变革，比如斯坦福2025计划，比如密涅瓦大学等等。那么问题是，牛津到底在这一轮科技革命中会不会有根本的变化？在牛津那几天刚好看到牛津校长的年度报告，里面尽管提到“同一个牛津”的新理念，但基本不涉及到大学里教学和科研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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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的人才培养质量和难以引领未来教育之间的矛盾

这一点和牛津独特的成本与收益结构有关。牛津是典型的精英教育模式，师生比据说是1:3，牛津从全世界选拔最优秀的万分之一的人才，用全社会的资助来培养极少数的科学研究精英，这种成本高昂并且目标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很少有其它学校可以模仿，绝大多数大学也不能模仿，因为目标并不是培养科学研究精英，从而很难成为一流大学的标杆，也很难引领下一个时代利用技术重构大众化教育的改革潮流。

目前国内高教要振兴本科教育，打造一流大学。尽管牛津的本科教育举世闻名，但很难成为我国大学的参照和标杆，国内大学学习牛津的一些具体做法可行，模仿整个体系不切实际，也没有必要。古老的牛津，能满足极少数精英人才的需求，以及绝大多数人欣赏的需求，这种模式可能会一直存在下去，成为一种培养极少数科学精英的好模式。而下一代为绝大多数求学者服务的高等教育模式，如果会有的话，可能不会在牛津诞生，也不会由牛津引领。

本文作者 ：张晓军 副教授 

▪ 西交利物浦大学领导与教育前沿院常务副院长

▪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学术助理

近年来主要从事教育领导力及教学改革的培训和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制度与组织变革、组织领导力（主要在中国环境下的本土领导力研究）、未来大学、社会科学的质性研究方法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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