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儒泳先生走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孙儒泳，因病于2020年2月14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孙儒泳先生简介

孙儒泳，1927年6月出生于浙江宁波，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49年，孙儒泳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学习。

1951年，孙儒泳提前半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助教。

1952年，孙儒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孙儒泳进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

1954年，孙儒泳保送到前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研究生，师从动物生态学家纳乌莫夫（HAYMOB）教授。

1958年，孙儒泳获得前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国，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副教授（1978年晋升）、教授（1984年晋升）、博士生导师（1986年被聘）、生物系副主任、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常年从事生态学教学和科研，撰写和参与撰写的专著、译著、高校教材等共16种，所著的《动物生态学原理》获第二届高校教材评审全国优秀奖和1992年全国教学图书展一等奖。他以8个季节的实验资料，证明地理上相距仅110公里的两个种群间存在着静止代谢率的地理变异，从而为兽类提供了地理物种形成假说的生理生态学证据；同时，提出了地理变异季节相的新概念。

孙儒泳先生自述——北京师范大学校报

(一)动荡岁月中的求学生涯

1927年6月12日，我出生在浙江宁波江北岸槐树路余姚江边一个叫“浮石亭”的地方。我父亲年青时在上海当帐房先生，我母亲是宁波城里白衣巷徐芝章先生家的大女儿。我家有五个兄弟姊妹，我出生时，父亲在沪上班未回家来，儒泳的名字是后来取的。

过去，出门在外的男人是难得归家省亲的，他们的责任是挣钱养家。父亲也不例外，虽然上海宁波之间每天都有轮船来往交通堪称方便，但父亲通常一年只回宁波一趟，住上个把月再回上海当班。父亲回家期间伙食自然大大改善，孩子们也盼望他能经常归省。但是，我们又不容易接近他，或者说很怕他，常常一天谈不了几句话。父亲三句话不离本行，即使在家里也要记帐，名曰“家用帐”。其实这记帐的潜移默化作用不可小瞧，它无形之中养成了我们孩子一丝不苟的作风。我母亲自己识字不多，但她不反对父亲要让儿女们上学读点书的主张，于是我们孙家孩子都有机会进学堂念书。

1933年我七岁，最初进的是杨家边的杨家学堂，那儿离家有200多米，不太远，学费也不贵。进小学后我很调皮，一有机会就到田野、水边玩耍，不肯好好读书，结果成绩自然不理想，一二年级是及格分数，三年级竟然到了非留级不可的地步。后来只好转学来到教会办的崇信小学重读三年级。崇信小学师资强，设备好，课上得有趣，我终于读出了一点点滋昧。

随着年龄的增大，我渐渐懂得了什么叫国难深重。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日寇步步进逼，国势险若累卵。学校有爱国情怀的老师经常结合形势授课，教育学生一定要好好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尤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后，崇信小学周会上老师次次都讲抗战形势。我也开始一改往日调皮的样子而变得忧心忡忡起来，于是同学、邻居送了我一个外号“老笋头”（意思是少年老成）。

到了小学高年级，我的读书兴趣越来越固定在数学和自然上。那时主要是老师因素。教我自然的是张嘉德老师，他也是我们崇信小学的校长。他上课很直观，常常亲自做模型、做标本、做实验。比如在讲太阳、地球、月亮的位置及运动和相互关系时，就利用模型讲解，所以特别生动明白，至今印象深刻，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1940年9月，我考入县私立三一中学，读初一年级。校址在宁波市广仁街（即现在的孝闻街与横河街交叉路口）。入学不久，发生了一件大事、惨事———1940年10月27日，日本731部队向宁波闹市区投下了细菌炸弹，鼠疫突然爆发，短短十几天死了100多人；开明街5000平方米疫区内137间房屋被忍痛焚毁，变成一片瓦砾的“鼠疫场”，宁波城哭声连天。这件事对我刺激极大，但我当时没有半点恐惧，有的只是对日寇的刻骨仇恨。仅仅过了半年，1941年4月1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宁波，三一中学被迫解散，我也失学了。怎么办？只好自己看看书，温习温习功课。空闲时干脆跟母亲姐姐在屋后荒园开菜畦种蔬菜。

差不多又过了半年，1941年9月，在江北岸泅洲塘的原浙东中学校址上，一些热心的教育界人士为了帮助留在沦陷区的失学学生能继续学业，就办起了初中。为免遭日本鬼子骚扰捣乱，学校打出的牌子叫“联合圣经学院”，表示这所学校乃英美宗教人士所举办。我赶快跑去插班读初二。可是好景不长，1942年3月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公然进驻学校，联合圣经学院也终于停办，我再次失学回家。

我零敲碎打只读了一年半初中，功课欠帐之多是明摆着的事。好在当时在家自学，补回了不少功课，1942年9月，沦陷的宁波办起了高中师范学校。我听了消息之后非常高兴，就去考了，结果就考上了浙江宁波高中师范。

学校新办，我们又是第一届学生，记得当时课程压根儿就开不齐全，比如物理化学就告缺，干脆砍掉不开。理科只开了数学、生物两门，语文是当然要开的，外语开了日语，音、体、美倒是全开了。

三年高中师范学习，有三门课让我终生受用，那就是生物、音乐和体育。我后来能考上大学生物系，与宁波师范教生物的老师戴希天教得扎实、教得深入浅出，能够激发学生兴趣是分不开的。高中师范阶段对我影响最深远，堪称师恩浩荡的是音乐教师李平之。李老师是宁波市音乐教育界老前辈之一，是个堪称“业精为师，德高为范”的师表、楷模式人物。三年师范教育，他不仅教了学生音乐乐理，教了简谱、五线谱，还教学生如何演奏各种乐器，尤其风琴和钢琴，甚至还教学生歌咏技巧及如何作曲、如何指挥等。直至今天我都是见了谱就能演唱，一打开钢琴就能弹奏自己喜爱的中外名曲。

1945年7月，我领到了高师的毕业证书，当时李平之老师已经给我发出邀请，让我去奉化某中学任教。接着8月15日又传来特大喜讯：抗战胜利了，日寇投降了。我欣喜若狂，决心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大干一场。但当时一个晴天霹雳使我从欣喜峰顶一下跌到了绝望谷底，东迁“接收”的国民党政府宣称沦陷区颁发的文凭是“假学历”，毕业生是“伪毕业生”，政府不予承认。我就只能在家待着了，我当时在精神煎熬中度日如年。

转眼到1945年底，不知谁传来一个消息，说省城杭州要举办一个沦陷区知识青年学习班，举办者是国民党第三战区。我当即手持文凭，和20多名同命运的知识青年，坐了一辆破旧卡车一路颠簸从宁波出发去杭州。在杭州，我们补习了理化知识，接受了种种查问，参加了文化考试。甄别考试结果尚未出来，宁波四明孤儿院小学的马式容老师就邀请我去他那儿教国文和唱歌课。机会难得，岂容挑拣，我立刻乘汽车返乡。

四明孤儿院是慈善机构办的，学生清一色都是孤儿，个个身世令人可怜。当时我风琴弹得很出色，唱歌课学生都非常喜欢上，国文课也很受学生欢迎。很快，杭州的李平之老师来信通报了一个好消息：我的甄别考试已经顺利通过，信中还希望我能到杭州去发展。当时我想上大学去继续深造，所以在给老师的信里表述了自己的心愿。终于，1946年9月，在李老师帮助下，我来到上海唐山路小学教书。

在唐山路小学任教的一年，是我生平最忙碌最紧张时期。白天教学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晚上还要去夜校补习高中课程，尤其是理化知识，我必须从零开始。我初中只读过一年多一点，高中师范又根本没开过物理化学课，好在“天道酬勤”，有耕耘终有收获。到了1947年暑假，我觉得自己可以冲刺一下了，就开始考虑投考什么大学。音乐学院是自己所梦想的，但学费天价，碰也不敢碰。其他名牌大学学费也不低，家庭也供养不起。唯一可供选择的是免费的师范大学，对，就报考北平师范大学！那么报考什么专业呢？我的想法很朴实：文科非自己所愿，理化专业不错，但自己基础毕竟不很扎实，而且比较热门，考生也多，最终决定选报生物系———自己多少有点兴趣，相对是个冷门，“命中”的把握要大一些。皇天不负有心人，结果我如愿被北师大生物系录取了。

(二)早期的师大岁月

不晓得什么原因，我接到北师大录取通知书比别人迟，来到北京已是1947年11月上旬了，师大开学已有好几个星期。报到、注册、安顿，待终于坐到生物系一年级教室里，我发觉一切是那么新鲜，又是那么生疏。全班总共14个学生，男女生各占一半，来自天南地北，操着不同方言，各有不同家庭背景和抱着各不相同的入学动机。当时国共内战正打得难解难分，同学们对战端缘由和战局形势的看法也极为歧异。因为政治态度分野严重，所以学生间交流自然就少，男女生之间交流更几乎没有。

大学学习与中学完全不同，老师上课有的用英语，有的用汉语，有声有色，下课就夹着皮包走了，想见也见不着。一切得靠自己，而我又落下了好几星期课，一下子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还记得第一次去上动物学实验课情景：课的内容是在显微镜下观察草履虫，按规定必须绘出草履虫的外观和所见到的内部结构。由于我与老师、同学不熟悉，普通话又说得不好，显微镜也没有摆弄过，于是自作主张胡乱画了一张交上去。第二节课作业发下来我看见上面一个大红叉，头脑里嗡的一声天旋地转了；助教老师更说：“你画的是草履虫吗？”同学们哄的笑起来，我自己也羞愧难当，又不敢吭声。心里暗下决心：“以后我一定会跟上来的。”幸亏有两个男同学主动帮助我，我终于慢慢了解大学生物系课程和实验特点了，也明白绘生物结构图是做生物老师和做生物科研的基本功，必须好好掌握。

我和那两个男同学志趣比较接近，都不想浑浑噩噩混张文凭，也不想卷入各种纷争的漩涡，而只想利用读大学时间尽量多学点知识。我们互相学习，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习方法；大三后还商量分攻不同方向：你攻植物、我攻切片技术、他攻动物，这样可以互相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虽是战乱时期，可是大学里的社团活动还是比较多的。由于我懂音乐，钢琴弹得好，入学几个月后就参加了“群声”合唱团，不久还当上了合唱团指挥。

我记得当时位于和平门外新华街旧址的师大校园不小，花木很多，风光也堪称秀丽，但令我最感兴趣的是那里有丰富的藏书和很多名师。生物系有三位教授对我影响最大，令我终生难忘。

第一个是读大二时教我无脊椎动物学的张宗炳教授。张教授从美国留学归来，授课一直用英语。这对我可是个严峻考验，上课最多只能听懂二三成。怎么办？只能迎难而上，我当时买来张老师采用的原版动物学教材，课前课后夜以继日地猛看。通过半年疯狂努力，英语的听说能力虽提高得不一定很显著，但却养成了终生爱读英文版专业书籍的习惯。这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增加了专业知识，又提高了外语水平。对一个学者来说，能得心应手地阅读外文文献，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更快乐的呢？以后我学俄语、日语、德语，一概如法炮制，都卓有成效。就说张宗炳先生的课吧，期末考试一下子就顺利地通过了。

第二个是大三时教比较解剖学的郭毓彬教授，他也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比较解剖学比较什么？如何比较？郭教授就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纲，不仅以纲带目，且以目证纲，纲目分明丝丝入扣，听得我如醉如痴。尤其海曼的原版教材，构架既严密又宏大，文笔清新而精致，让我完全入了迷———那绝对是一种精神享受，那份豁然开朗那份美丽，怎么形容也不过分！

第三个是大四时教动物生理学的汪堃仁教授。当时新中国已经诞生，他也是刚从美国回到新中国来的。动物生理学是一门讲生理机制的科学，比较高深，理论性强，不如解剖学来得直观，所以比较难学。但是汪先生层层设疑，启发学生思索；再层层解惑，像说书艺人丢“包袱”似的讲得深入浅出，让学生大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感觉。

真心感谢这些名师谆谆善诱，鼓励提携，使我从刚入学时连草履虫观察图都画不好的低起点学生，几年后一跃为班上的尖子生，并提前半年被生物系破格留用担任助教工作。比提前当教师意义更重大的是，在这些恩师的耳提面命、潜移默化之下，我奠定了专攻动物学的专业思想，后来留学苏联时我毅然选择动物生理生态学作为研究方向。人的一生要走很多路，但关键的没几步，北师大的求学生涯对我来说就是个关键。

至于当时为什么会推荐我留校当助教，我考虑不外乎两个原因，从大形势上讲，解放初到处需要人，新中国百废待兴，大学生凤毛麟角。我们14人的班级，最后坚持到毕业的只有6个人，其余8个人由于政治分野，有人跑到南京去上中央大学或到海外去了，也有人到解放区的白求恩医学院改攻医学，或提前参干去了南下工作团、去了教育部、去了北京市政府……解放前北师大学生人数不多，解放后扩招，自然需要补充师资。从个人素质特点说，我最大本事就是屁股坐得住，干事情认真不偷懒。“板凳当坐十年冷，文章不书半句空”，坐冷板凳，我想我也是挺够格的，于是系领导和老师们最终选择了我。

当时，我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呆在生物系小楼里。准备实验材料、示范标本、解剖用具、仪器设备，还要尽可能多地钻研实验指导书和阅读许多中外教学参考资料，比如说预先牢记鱼、蛙、兔子的每一块骨骼和肌肉等等。当然解放初当助教，生活条件和今天是完全不能比的，那时大家都挺艰苦。以住宿为例，和大学生一点没有两样，同系和不同系的年轻助教，六七个人挤在一间集体宿舍里，不仅摆不开工作摊子，连看书也看不进去。所以我每晚总在系备课室熬到十一二点钟，就这样我做了两年多的助教。

我相信“时势造英雄”。觉得若没有李平之老师把我介绍到上海唐山路小学教书这档子事情，就没机会补习中学阶段脱漏的大量知识，也就根本考不进北师大，也就碰不到张宗炳、郭毓彬、汪堃仁这些诲人不倦的恩师，也就不可能有以后专业方向上的立志和奋斗。更重要的，若不是在读大二时欣逢解放，从此沐浴新中国春风，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普通青年能捧一只饭碗已谢天谢地，怎么可能后来被推荐出国深造，公费留学苏联？同样，我能放开手脚搞科研，以后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因为遇到了“科学的春天”。如果仍是极“左”路线当令，知识分子仍要经常住“牛棚”、“接受再教育”、“夹着尾巴做人”，什么评教授、当院士、得科技进步奖……一切都免谈。

(三)留学莫斯科大学(上)（无）

(四)留学莫斯科大学(下)

我在莫斯科的留学生活是紧张的，同时也是满怀希望的。尤其当我的科研工作让导师纳乌莫夫刮目相看后，系里的师生也对我更加亲近起来，许多人都愿意主动关心帮助我，于是工作也更加顺手了。

在留学最后一学年，纳乌莫夫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经常带上我，并把我介绍给苏联生物学界。1957年，一次鼠疫防治国际学术会议在萨拉托夫市举行，当时的鼠疫研究专家陈文贵也率团莅会。会上纳乌莫夫郑重地把我推荐给陈文贵和其他各国高层研究人员。这样，也便有了1959年我主动与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联系，参加森林脑炎自然疫源地调查研究队伍的事情。

留学期间，有一件令我终身难忘，且引为恒久动力的大事情，那就是毛主席亲切会见中国留苏学生并做重要讲话之事。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是1957年11月7日，是伟大的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国工人阶级政党都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纪念活动，中共代表团由毛主席亲自率领。大会结束后，11月17日，毛主席来到莫斯科大学看望留学生和实习生。

那年毛主席64岁，穿着灰色呢子大衣，红光满面，身体特好。他老人家先去了学生宿舍，有的学生还有幸与毛主席握了手；接着毛主席来到了莫斯科大学大礼堂会见全体中国学生和部分苏联学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的前途是你们的，世界的前途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留学生们鼓掌欢呼如地动海啸，我自然也激动万分。

留学期间还有两次野外考察令我难忘。一次是1957年7月，纳乌莫夫介绍我前往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鼠疫研究所进行科研考察。

阿拉木图鼠疫研究所，负责天山高山旱獭鼠疫疫源地和荒漠大沙鼠鼠疫疫源地两种类型的监察、研究和鼠疫防治，从科研角度说无疑是块宝地。当年风华正茂的纳乌莫夫就是在这里成名的。机会难得，所以我格外地投入，投入越大，收获自然也就越多。待考察结束，我对导师有关鼠疫疫源地理论的解读已相当深入，而这又为我回国后有资格参加自然疫源地的调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随研究所派出的科考队，先后到天山西北侧埃比柯帕略特山区和阿拉木图西的克孜勒库姆沙漠进行考察。大家知道鼠疫是一种可怕的烈性传染病，所以鼠疫科考队员一定要执行严格的防疫规范，特别是从事血液检测工作的实验室人员。我的主要任务是野外调查，但也必须预先打好防疫针。工作中，我要调查鼠洞群数量及其分布状况，特别要区分出有鼠栖居的洞群和无鼠栖居的废弃洞群；要捕捉活鼠，估计居住率（即平均每洞群鼠数）；还要调查传染媒介———跳蚤的数量。

考察进行一个多月，我大获丰收、满载而归，所收获的除了扎实的学问还有深厚的友谊。没想到之后考察机会又一次来到我身边。1958年7月，我与师兄钱国桢一起参加了由莫斯科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授巴尼科夫率领的科考小组，考察地点是里海西北部的阿斯特拉罕地区，考察课题是高鼻羚羊的分布和数量。

考察组共有九个成员，除了大胡子巴尼科夫，其他都是些活跃的中青年人。这个考察组不豪华也不富裕，只装备了一辆大卡车，带着帐篷和一些简单的炊事用具，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生活力求简便，只图留出更多时间工作。

高鼻羚羊是极其重要的经济兽类。皮、毛、肉毫无疑问可以用来制革、制衣、食用，更珍贵是羚羊角，它是中医药里极其名贵的药材，许多中成药都以它做主要成分。由于只有雄性才有美丽的羚角，所以资源消耗很大。从1923年起，前苏联开始保护高鼻羚羊。我们通过那次考察，经几个星期调查统计，初步估计高鼻羚羊数已经恢复到20余万只，预测可以进行有计划、有限制的猎捕利用。

谈起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最深刻最难忘的体会是什么，我想说的是：一定要善于倾听反面意见———这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东西。听反面意见让我在学术上尝到了大甜头。

1954年秋至1955年秋，当我完完整整地把一年四季的对比实验做完的时候，我根据实验结果向莫斯科大学生物系动物教研组做了报告。报告中我强调：秋季和春季的实验结果表明，莫斯科北部种群的耗氧量高于南部种群，两种田鼠都得出这个结论；在冬季和夏季，北、南两个种群间耗氧量却没有区别，而且也是两种田鼠得出同一结果。

想不到对于这个结果教研组里一下子争论开了，观点明显不同。有的教师认为这是动物种群存在地理变异的有力证据；有的教师则不同意，他们认为只相隔110公里，这么近的两个种群间是不可能出现变异或分化的，实验结果中的区别是取样误差所造成的，或者个体变异决定的，没有普遍意义。比如有的样本中的田鼠个体平均地大了一些，而有的平均地小了一些；或者有的雌性多了一些，有的却雄性多了一些。会上迥异的观点表面看来令实验者有点尴尬，实际上却大大拓宽了我的思路。

经过反复琢磨，我决定从三个方面做进一步研究：第一，再做一年囊括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重复实验，以加强实验结果的可信度。第二，按不同性别、不同大小（体重）、不同季节，进行分组比较，以检验差别的显著性。第三，要考虑提出“地理变化的季节相”新概念。经过又一轮的实验，同时依据反面意见加深针对性的分析研究，使原来不同意见双方达到了完全统一。

我认为，人家在学术上提出了不同意见甚至完全相反的意见，一定有其依据和道理。我们必须相信人家提出反对意见之处，往往正是我们自己的薄弱环节，正是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我从反面意见中得到了启发，继而努力弥补自己的薄弱点，甚至产生了新概念、新思想，这正是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

(五)学成归来

1958年秋天，我日夜萦怀的惟有“回国”、“归去”两个词语。可是学位证书迟迟没有发下来。导师纳乌莫夫让我干脆留下来再工作一段时间，至少等副博士论文正式在科学期刊上发表后再言归国未迟。11月初学位证书终于颁发，我由于归心似箭，便即刻整理行装，告别导师踏上归途。

当时中国兽类学老前辈寿振黄教授已向我发出邀请，希望我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这无疑是个好选择，那里的科研条件在国内绝对是首屈一指的，也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吻合。但我很犹豫，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服从国家分配；北师大培养我，器重我，送我出国深造，于我是有恩的。知恩该图报，于是我便回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为人民服务、报效祖国，责无旁贷，于我是绝无问题！但具体干什么，如何发挥自己专长，倒是该好好考虑的。根据当时形势，国家急需摆脱贫困落后受人欺侮的局面，首先要的是立竿见影的“雪中送炭”，而继续搞哺乳动物生态生理学理论研究，在当时毕竟过于“阳春白雪”，明显属“锦上添花”范围，在多数人看来是完全可以暂时放一放的。1958年底我特意赶到小汤山，找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自我推荐想要从事流行病的自然疫源地研究。正巧研究所应卫生部要求，刚要举办一期“自然疫源地学说和研究方法”的学习班，于是一拍即合，所里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讲授作为疾病宿主的啮齿类动物的生态学和研究方法。

1959年4月上旬，我带着北师大生物系一名助教和两个四年级本科生，参加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组织的“柴河林区森林脑炎自然疫源地”的野外调查工作。时间从4月到9月，为期半年。

调查队由三个小组组成：病源体组、媒介昆虫组和宿主鼠类组，我担任鼠类调查组组长。搞鼠类调查是我的“老本行”，可谓驾轻车就熟路。尽管组员们没搞过类似调查，但经我辅导，大家也很快掌握了规范。全组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小啮齿类的种类组成、生境分布、种类的季节消长和繁殖变化。每天傍晚各人分头到各种林型的地块置放鼠夹二三百只，第二天和第三天早晨去收鼠夹并记录各线的捕获率。把上夹的老鼠，用鼠袋一鼠一袋地装起来带回实验室。先给媒介昆虫组收集体外寄生虫；然后让病原体组采血培养，以检测是否有森林脑炎病毒；最后再转回本组，鉴定鼠种名称、称重、测量、解剖和观察生殖状态等等。这样的工作每半个月做一轮，在老鼠数量高峰月份，常常一天就要解剖二三百只。

1959年正是国家的困难时期，天灾人祸让全国都勒紧了裤腰带。调查队驻在黑龙江林口县大青沟，林区生活向来很艰苦，灾荒岁月就更艰苦了。队员们以玉米高粱等杂粮为主食，还不能放开肚子吃饱；副食也严重不足，非但荤腥极少见，素菜也很少。调查工作一展开就是半年，终于在建国十周年大庆前夕顺利结束。依据调查所得资料，我完成了三篇论文，文章均刊发在《动物学报》上；是年，我还被聘为该报的年青编委。

1961年，学校让我上综合动物学教改试验课，几个月后又让我发挥专长，做好准备，改教动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本是我留苏的专业方向，又是解放后全国未曾开设过的新课程，这真是一件让人又惊又喜、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的风险事儿。机遇在于是国内第一份，属开创性工作，做得好是“发凡”、是“滥觞”；挑战在于根本没有现成教材，一切得自己从头做起。诚然1937年费鸿年曾编过一本《动物生态学纲要》，但《纲要》绝非教材，而且几十年过去，生态学早已今非昔比了。苏联的生态学著作，中文本只有两本。一本是1958年版的我的导师纳乌莫夫的《动物生态学》，可是这个中译本，连作为纳氏学生的我都常常莫名其妙，只有对照俄语原文才能明白———译者俄语只经过短期突击培训，译笔几无质量可言。另一本是苏联专家在华讲学的若干专题报告的译文，也根本不适合作学生系统学习的教材用。英文教材倒是有几本，然而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有两个现实问题无法解决：第一，当时大学生外语学习主要是读俄语，英语不懂，何况图书馆中英文版生态学书籍只有二三本。第二，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生态学尽管原理全球相通，但各国动物区系不同，环境也大有差异，甚至有天壤之别，作为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规律的生态学教科书，也应该各具特点。一句话，在中国开生态学课程必须联系中国实际，必须从头做起来。当时我决定第一年先讲课，发试用讲义；第二年再在下一届讲一遍，同时修改讲义，最终正式定稿。

能用来准备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我必须多管齐下：

备课、编写讲义、编写实验指导、筹建实验室。系里理解创业艰难，特地给我配备了一名助教并拨了少量启动经费，困难时期再想多要一点实际上也不可能。好在这时候我已分到了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单人宿舍，书籍有地方可摊，结果桌上、凳上、床上到处都是翻开的书，那份乱劲让那时候来访的同事目瞪口呆，叹为观止。一周二小时讲课，每一次都要用上二三十个小时才能把课备起来。当九十多万字的专著《动物生态学原理》刊行前，我积累的活页纸笔记就厚达一尺多高，卡片盒也用满了三四个，这一切都是一笔一划硬是用手写出来的，而最初两年的辛苦积累无疑是这本专著的厚实基石。经过两年教学，生态学讲义初步完成，我又将讲义发往国内其他生物系交流修改意见，最终出版的《动物生态学原理》教材得到了生物学界的一致认可，我心中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六)蹉跎岁月

从 1954年 秋 到1958年初冬，离开祖国整整四年多时间，我对国内政治形势的认识是很朦胧的。在莫斯科，从报纸中知道国内“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正如火如荼。归国时，当火车从满洲里口岸入关后，我看到的却是田园荒芜、大炼钢铁的小高炉熄火，尽管人人嘴里说着大话，但看得出来物质生活相当匮乏。当时我心里困惑，觉得国内经济状况堪忧，就把感觉告诉昔日熟人，别人不发表任何看法，也无人替我打“防疫针”。

回来到北师大报到时，人事处主动询问我需要什么样的住房条件。那时候我的婚姻已经搁浅，于是决定住集体宿舍，和其他两个教师合住一间房。反正我的行李不多，铺排并不困难，可是书倒有三大箱，宿舍里怎么也放不下，只好放在办公室里。不久婚姻正式解体，我也到黑龙江大森林里去调研了。行前，学校给我定了工资，月薪126元，相当于行政十四、十五级的干部待遇，在当时这无疑属于高工资。除了吃饭买书我根本不会花钱，每月给父母亲四十几元，后来为了给姐姐瞧病，干脆合寄八十元。当时职称制度早已取消，我既非教授、副教授，又非讲师、助教，只是“教员”，那时是“平等”的体现。

在黑龙江大森林的科考活动本来是计划搞到十二月的，至少也必须搞到十一月，这样野外工作就可包括整个秋天和部分冬天了。可是医学科学院和学校却把科考队员急召回北京，说是必须回来参加“反右倾”运动。

因为我是党员，所以有资格参加十七级以上的党内干部会议，结果长期远离祖国的劣势就“显性”了。我当年“反右倾”时对“庐山会议”真实的想法是：彭德怀同志给人的一贯印象是为人正直、艰苦朴素，特别能打仗，抗美援朝连美国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再说根据党章中有关党员权利一项，党员是可以向党的主席写信的，这是党内民主的体现。我还以为1959年仍和解放初一样，什么话都可倾诉。于是我为彭德怀同志鸣不平，觉得他并没有什么错，万言书中所言和我在国内亲眼看到的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不认为那是什么反党言论。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那还了得！我一下子被划为“另类”，成为了党内大小会议无情批判的活靶子。平日不经意间说的“错话”、放的“炮”，也被拿出来示众，以证明我一贯右倾、一贯对党不满。开始，我还为自己辩护，站起来发言解释，结果遭到更大的火力狙击，说是首先要打一打我的态度，煞一煞我的锐气。虽然最后我未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但仍被内定为“严重右倾”。业务上工作权利也被剥夺，下放劳动改造自然更是免不了的事。

我当时觉得要弄清自己错在哪里。经过长期观察、体验、反思，我仍认为彭老总的万言书并没有错，自己所见所闻确也是事实。当时摆在我自己面前有三条可供选择的路。第一条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走上绝路。我以为这种同志人格不低，有骨气。由于知识分子人格尊严受践踏，我也不是完全没有出现过类似思想。只是我终于明白走这条路不值得，于事无补，不仅对不起党和祖国，也对不起父母师长的培养之恩。第二条是灰心丧气，随波逐流。这条路显然不合我的志向和性格。第三条路就是在逆境中奋斗，适应时代环境，调整自己言行。生物学家是应该最懂得适应环境的，这是达尔文归纳出来的“适者生存”的真理。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我给自己定了规定：保持沉默，集中精力在教学和科研上拼搏，做出切实的业务成绩。我以为只有这样，一个科学工作者才算真正报答了祖国的恩情。

正如所料，1960年春天，我被下放到北京郊区顺义县白沟村劳动，说是好好地去锻炼锻炼，增强增强劳动人民感情。由于上中学时我就背过米，种过菜，从事过体力劳动，所以当时根本就不怕这些。33岁正当身强力壮年纪，开垦荒地，点种庄稼，苦活累活我都抢着干，由于表现突出，我还被委任为大田队长。那个劳动基地原本就是学校的校办农场，六七十成员中，除了少数农工，大部分都来自全校各系、各处室。当时强调的是，既然是改造，就该让被改造者“掉一层皮”，好好脱胎换骨，所以一味强调增加劳动强度，每天起码要在田间劳动十二三个小时。1960年又是国家最困难的年代，根本就吃不饱饭，粮食定量说起来还可以，每月32斤，可是相当比例是杂粮；关键在于压根儿就不见荤腥，蔬菜也极其有限，吃顿豆腐就算加餐。没几个月，不少人肝功能就严重超标，有的人还开始浮肿，我也在其中。大概七八月间吧，我和几个健康问题严重的同志被召了回来，住进了校医院。在校医院住了一个月，我终于又回到了生物系。

失败和挫折是很可以磨炼人、让人坚强成熟起来的，任何人生经历都是宝贵的财富，这里最重要的是自己坚持不倒下。我认为，人要有一个好心态，第一，要有追求、要有事可做；第二，要想得开、放得下。比如每次涉及工资待遇、职称地位、福利分房等等事情，我都坚决不去争；即使学术见解，我也努力放低姿态，谦虚谨慎，决不锋芒毕露，唯我独尊。这并不是阿Q精神，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徒耗精力于追名逐利，何如踏踏实实做点事？事实永远胜于雄辩，何乐而不为呢？

(七)坎坷前行

1962年 9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就有了四清运动。有的人认为校内运动对我教育力度不够，触动不大，于是1965年下半年，我被下派到山西武乡县涌泉公社白沟村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白沟村位于晋东南，是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非常穷困的小山村。搞四清对我无疑是个全新的挑战和考验。“同吃同住同劳动”没什么问题，我从来就不怕吃苦。只是武乡涌泉白沟村更困苦一点，比如一年到头吃粗粮，且没有菜吃，只有白盐拌葱下饭。难的是抓农村阶级斗争，对此我不熟悉，也无把握，我只想好好宣传党的政策，接待干群来访，多多了解情况，供领导决策参考。

白沟村干部群众生活都非常困难，也看不出有什么“四不清”问题，运动根本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三晋大地麦子半青半黄尚未开镰，后方北京已隐隐约约传来了阶级斗争的“炮声”。果然不久后工作组奉命回撤，时间约在五月中下旬之交，可能是5月20日。一回北京，“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形势下，“反动学术权威”自然是首当其冲。那时候39岁的我当“学术权威”还不够资格，只是参加学习，并被勒令不准离开学校，不准跟随革命群众外出串联。后来，生物系根据军宣队指示办起了土霉素工厂，我被分配去工厂劳动。

文革开始后，既不能搞教学，也不让搞科研了，我急得团团转。实在闷得发慌，我就用窗帘布绣毛主席像，绣得特别像，有几幅还被人家讨走了。后来还学过缝纫，当时我托人从上海买来裁剪书，认真钻研，先用纸，后用布裁剪，接着便上机缝制。我替大女儿做过棉大衣，给小女儿做过格子呢春秋装，给儿子做过茄克衫，而且样子新颖，穿着合身，连邻居大妈大嫂都啧啧称赞。

文革中大小批斗会、学习会非常频繁。我决定悄悄学日语，那时候兜里永远放着许多小纸条，上面抄满日语单词和句子，只要左右没人注意就拿出来看上几眼，别人批什么斗什么，一概充耳不闻。当然闹笑话的时候也有，或主持人点名让我表态，我就瞠目结舌，不知所云；或别人已退场，我还端坐如仪……通过几年努力，我就可以借助字典读日语版科技文献了。后来又在教育系张天麟教授指导下学习德语，终于掌握了四门外语。

文革期间，中华大地上除了核物理和急性传染病研究，其他科研基本上都停顿了，更不要提什么小啮齿类的生态生理研究了。在某些人看来，拿着国家工资去研究老鼠，岂不是吃饱了撑的。然而老鼠还是要研究的，比如说灭鼠除四害，比如说防治鼠疫。那时候我苦闷得很，于是恳求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领导，准许参加他们的灭鼠拔源工作。因为以前的合作，他们表示热烈欢迎。驻生物系的工宣队也通情达理，破例开绿灯放行。

如此背景下，1973年开始，我连续四年，随医科院流行病研究所到边疆地区参加灭鼠拔源和疫源地调查工作。其间吃住在老乡家，生活虽异乎寻常艰苦，但增长了很多见识，内心比较充实。

四年里，我每年有大半年在边疆和野外度过，大女儿总说：“我爸一年到头老是出差”。给小女儿留下的印象是“我爸难得回家，一回家我总是觉得陌生”。而我自己认为，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经过那几年对鼠疫的调查研究，我基本掌握了鼠疫的流行规律和防治对策，并且对东北、华北各地的鼠类生态也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对我导师的自然疫源地理论，也理解得更加全面，更加深刻了。

科学的个性是老老实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尽管看起来，有时它会悖于常情常理———吃了千辛万苦，搞了四年灭鼠拔源，到头来却怀疑灭鼠拔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认为，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搞这项工作不值得。农业害虫长期防治经验表明，物种种群的动态和物种的死亡或新生，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如果采取正面进攻、人工杀灭的方法，往往会使种群繁殖更多和恢复更快。防治鼠疫最紧要最好的办法是进行鼠疫疫源地调查，进行鼠间鼠疫流行病预报，以及切断疫菌与人接触的渠道和加强人间鼠疫的防治工作……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人们的思想还未从旧轨道上拐过弯来，我的上述看法明显是捅了大娄子。于是立刻就遭到了“上纲上线”式的批判，批判的主力军是基层鼠防工作人员。不过毕竟不是文革时代，我没被戴上任何帽子，实际上这种大规模的灭鼠拔源工作往后也就无声无息地停止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出现人间疫点时，包括疫点本身和周围一定面积内就不需要灭鼠和围隔了。是否需要灭鼠，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生态学对于害虫、害兽的防治对策，其实早有了许多宝贵经验、理论和方法了。可惜科学道理普及得还太少，作为生态学家，我觉得肩上有推脱不了的责任。

(八)重执教鞭

“四人帮”粉碎了，神州大地锣鼓喧天，人人喜气洋洋。欢庆热潮过去，逐渐冷静下来的人们发现，十年浩劫给国家造成的创伤太深重了，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无处不元气大伤，必须奋起直追才是。

转眼迎来了1977年，那时我已经整50岁了。上半年，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市民吃鱼难问题，提出了一个“工厂化养鱼”的想法，要求中科院和首都高校攻关解决。课题由北京市水产局主持，分六七个子项目，责成北师大生物系也参与其中。尽管我是搞啮齿类生态生理专业的，当时又正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奔忙，师大生物系还是决定立即召我回校，参与这个课题的科研攻关。当时学校给我在丽泽区解决了一套建筑面积近70平方米的三居室带厨、厕的房舍。房子在底楼，门前有一小块空地，妻子和儿女们非常高兴。我们用铁丝、角铁把空地圈成十几平方的小院，种上花草、药材和丝瓜。

回到了生物系，我根据领导要求，立即组织动物教研组教师讨论课题和子项目，最后决定搞罗非鱼雄性化和罗非鱼耗氧量研究。罗非鱼是一种非洲热带淡水鱼，鱼的外型有点像中国的鲫鱼，只是多了几条浅黑色的体纹。罗非鱼吃食好，对饲料要求不高，生长快速；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雌雄体型相差悬殊———雌性体型小，性成熟早，雄性体型大，性成熟迟。从经济角度考虑，最佳选择是单养雄罗非鱼。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就要让雌鱼变性成雄鱼。那采取什么科技手段？就要喂食国产雄性刺激素促使雌罗非鱼雄性化。

罗非鱼是热带淡水鱼，如果大规模养殖只能找温泉地区，所以京郊小汤山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实验和饲养工作都放在小汤山新建的鱼塘里进行。世界上用性激素促使鱼类性别转化以日本为早，他们的学者1953年已进行这项科研了；在中国，北师大生物系无疑是首举大旗的，但比日本已整整迟了24年。经过几个月反复对比实验和统计分析，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罗非鱼雄性化研究试验取得了成功。研究成果与其他子项目成果一起，由北京水产局以“机械化养鱼综合技术研究”为题上报，获得了1983年北京科技二等奖。而另外一项罗非鱼耗氧规律的研究是由我和张玉书两人进行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1980年科学技术成果四等奖。

1982年8月，我与南京大学钟崇信教授一起，去澳大利亚悉尼参加国际太平洋生物地理学学术会议，这是我自1958年从莫斯科回国后第一次出国参加的国际会议。在会上我就以上述的“饲养水温对罗非鱼成鱼生长的影响”为题宣读了自己的论文，论文是用英文写的，现场就获得了很好反响。后来此文在《生态学报》发表，刊发后收到国外索取文章的卡片计20余份。会后中国代表考察了堪培拉和墨尔本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所，参观考察中我看到，与科研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物生态生理研究的主要差距在于实验手段和研究方法。

文革结束后，学校也全面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1977年10月在成都召开生物学教材会议，我作为北师大代表被通知履会。会上制定了《动物生态学》教材的大纲，并决定由钱国桢、黄文几、林浩然和我四人合作编写，我们四人合编的高等学校试用教材《动物生态学》上下册，分别于1981年12月和1982年1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我在《动物生态学》一书编写中约承担了一半工作量，负责编写了种群生态学、生态系统、应用生态学和附录四个部分。继《动物生态学》之后，《动物生态学实验指导》也由我校和华东师大合编，于198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1983年10月，教育部组织生态教育考察团赴比利时考察，考察团团长是内蒙古大学李博教授，我任副团长。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以比利时为窗口，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生态学教育状况，作为我国的借鉴。在比利时的列日大学，我们仔细参观了生态学实验室并会见了著名教授瑞迈克尔。温室是办好大学生物系必需的教学、研究设施，列日大学的温室真让中国同行开眼了：温室建在教学大楼楼顶上，不仅规模很大，有许多分室，而且自动化程度很高，阳光、室温、湿度都能随意调控。由于整个访问针对性很强，所以收获就特别大，访问团全体成员无一例外地说，此行对我国的生态学教学改革启发至巨。这次赴比利时考察对促使我独力完整地编出一套中国动物生态学教材，更起了极大的激励推动作用。几年后我编著的90余万字的《动物生态学原理》一书终于问世，当然这是后话。

这次出国也使我感觉到英语听说能力的重要。虽然之前我一直在学习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也够用，但听说能力还是跟不上。1984年，我毅然报名上了英语学习班，主攻听说关，为此还闹出过小笑话。当时，我的岳母和我们住在一处，老太太经常见我一回家就一头扎进书房、关上房门，有时一整天也不出来。有一次，她在书房门口听了一下，发现有一男一女的说话声，心中大惑，就对下班回来的妻子说：“儒泳一整天都关在房间里跟一个女人说话，也不见他们出门来。”老太太哪里知道，我是在跟着录音带练习英语口语呢。

(九)乐为人师

1978年我国开始恢复学位制度，也正是那一年，我被定职为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最初招的两个硕士生一个叫景绍亮，另一个叫董全。

过去我虽培训辅导过进修教师，工作性质有点像带研究生，但毕竟有所区别：培训教师主要是示范和讨论，不像带研究生，要量体裁衣因人而异地指方向、定课题、提要求、列文献，还要授课补缺、实验示范和指导论文写作。

我经常鼓励学生一定要敢于超过老师。我认为导师的作用只是指导和引路，能不能成为好的研究人员，关键在研究生自己。研究生学位获得者，理应在自己研究课题的领域方面超过自己的导师，这样才能有科学的发展和创新。实际上，研究生在自己课题研究方面，文献应该要比老师看得多，新的思想也应该先于老师由研究生自己提出来，这才能称作为创新性。

我的硕士生大弟子景绍亮，是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鼠疫组的工作人员，我们早就认识。根据景绍亮的情况，当时我为他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内蒙古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优势种，沙鼠鼠疫疫原地的保存宿主——长爪沙鼠，主攻方向是研究长爪沙鼠的体温调节的个体发育，即如何从出生后变温状态逐步发育成恒温状态的过程。

另一个研究着眼点，是对同一批鼠的静止代谢率和每日平均代谢率进行对比。他的有关科研论文发表在德国的《生态学》。后来生物系先后邀请加拿大的C. Krebs教授和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B. A. Wunder教授来北师大讲学，两位教授都亲口向我赞扬这篇论文，说它是篇很有创见的好论文。景绍亮获得硕士学位后仍回了中国医科院，不久去了美国，至今仍在美国任职。

除了去干旱地区研究长爪沙鼠，我还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青海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另一个硕士研究生董全正是去青海做种群生态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藏系绵羊。

董全在3100米高山草甸上安营扎寨，调查绵羊种群结构，分析绵羊出栏的最优方案。他有一个强项，特别喜好数学，数学基础打得比较扎实。根据这个特点，我与他一起制定了课题计划，基本思路是：配置合理的畜群结构是管理畜牧生产最重要工作之一；研究者根据实际调查的藏羊种群结构现状，以系统分析和线性规划方法，通过计算机模拟，提出藏羊最优种群结构及出栏方案。牧民如果按照这种新方案和现有羊只生产能力，出栏率可以提高到种群的52.7%。很明显，董全的研究既涉及生态学又涉及经济学，其研究成果对牧区经济发展很有现实意义，这让作为导师的我十分欣慰。

在国外，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合作搞科研已有很长历史，可是在当时国内总体上仍算是条新路，尤其对高等师范院校来说。很长时间以来，国内对师范大学是否要进行科学研究是有争论的，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师范院校是只母鸡，只需生蛋——培养出基础教育的师资来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越俎代庖，凑热闹去搞什么科研。因为有争论，所以就缺少专门的科研经费。1978年8月，全国陆地生态系统科研工作会议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我应邀与会。中国科学院下属好几个单位纷纷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研究课题，有人还开玩笑说：“你们那儿又没米，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干脆到我们这儿来，米尽你先舀。”经过考虑，我决定与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协作。当时校所合作搞科研还是条新路，后来事实证明这条路走对了。

协作是多方面的，协作合带研究生便是其中一种形式。当时，我委托西高所的李庆芬指导我的硕士研究生贾西西写作论文。贾西西是我们学校生物系毕业的女学生，1982年考取了我的硕士研究生。她不畏艰苦决心去青海研究根田鼠静止代谢率和每日平均代谢率。1983年春，就跟我上了海拔3200米的海北站。后来贾西西在西高所李庆芬的指导下写出了两篇很有质量的论文发表在《动物学报》上。几年后李庆芬也经我推荐来北师大，成了生物系的教师。

另一种协作方式是由我确定研究课题和制定实验方案，然后与西高所同行一起做实验，一起总结、撰文。例如当时我与曾缙祥合作共同进行了根田鼠体温调节的胎后发育研究，这项合作研究取得了很好成果。由我执笔的论文《根田鼠体温调节的胎后发育和恒温能力定量指标》发表在英国《热生物学》杂志上。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次愉快的合作，科研成果也是非常令人欣慰。

套用一句时下使用率很高的熟语“双赢”，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合作搞科研正是一个双赢格局。自然，与西北高原动物研究所的协作也应作如是观。合作既培养了学生，又取得了研究成果。西高所也既锻炼了科技干部，又完成了科研项目，真是各有所获，皆大欢喜。再往后，北师大也有了自己的科研经费，但我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仍长期继续保持着。

(十)我与生态学会

英国的生态学会创建于1913年，美国的生态学会创建于1916年，其时正是20世纪初期。中国的现代科学起步比欧美迟得多，生态科学起步得更晚，而生态学会的建立则是晚上加晚了。然而中国迟到的生态学会却诞生在特殊背景里，一待成立就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1979年，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幕不久，中国刚刚走上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的新时期。那时也是全球环境恶化，世界面临五大社会问题———粮食、人口、资源、能量、环境———的重重困扰之时，当代生态科学的研究重点正在转向更加宏观、更加综合的生态系统研究方面。用句口号来表达，此时正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明天”时候。中国生态学会就是在这种光明与危机交织、挑战与机遇共存的形势下成立的。1979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在昆明市正式举行中国生态学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马世骏教授为生态学会首任理事长，我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负责生态学的教育和科普工作。

现在看来，20多年来中国广大干群对生态和环保重要性的认识能提高到今天水平，“科学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观念能如此深入人心，确实与一大批中国生态学家扎扎实实的教育研究，全心全意的奔走呼号是分不开的。自1979年中国生态学会成立那天起，生态学普及工作就没有停止过。我曾参与组织培训班15次，参加学习的骨干一千余人次。为青少年举办夏令营和知识竞赛6次，通过这些生态夏令营和生态学知识竞赛，青少年切切实实感受到了生态学在“四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举办学习班来探讨初级、次级生产力研究方法问题，不过是一种无奈的补课之举。即使补课，也一定要补出成效来，多数主讲人按照要求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文字资料。我自己就与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王祖望研究员一起写了《陆地生态系统次级生产力研究方法》，由学会事先油印好，上课时分发给学员们。由于做得和大学上课一样，比较正规，效果也就比较好。当年学习班的学员现在也分布在生态学的各条战线上，为保护生态环境做着各种努力，这尤为令人欣慰。

1987年11月在成都举行了中国生态学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暨学术讨论会。大会主题鲜明而响亮：“生态学与国民经济发展”。大会选举产生了由75人组成的第三届理事会，接着第一次理事会议选出了23名常务理事。理事会全票一致推选我担任理事长。

四年理事长任内，我首先对党政干部进行了普及生态学基础知识的教育。生态学会组织专家草拟了讲课提纲，经过在北京市委党校、河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校、顺义县委党校三次试讲，然后修改完善，终于形成了一本《生态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干部学习课本，于1989年由湖南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21.3万字，我撰写了四分之一的内容，并负责全书的统稿任务。这本书后来于1996年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三等奖。而这次科普活动的意义绝非一个奖项所可涵盖，事实证明，一旦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认识和掌握了生态学基本理论知识，并在决策和管理中加以实践贯彻，就必然会减少许多短视和失误，也将会给社会带来福祉。我们的天空将会更加蔚蓝，我们的大地将会更加花红木翠、水清山碧。

第二项别有创意的工作，是调动全国各层次生态学会的理事长和秘书长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学术活动的活力。由于中国生态学会对各省市的生态学会，及中国生态学会属下的各学科专业委员会皆没有垂直领导关系，因此根据学会组织的特点，积极展开活动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我组织召开了全国各省市生态学会秘书长工作会议，以“开展学术活动和提高学会活动能力”为议题。各级学会实际工作的班子是秘书处，秘书长的积极性调动了，学会的活力也就显示出来了。果然全国各省市学会秘书长会议一举行，思想明确了，各级学会积极性也就发挥出来，全国各地的学术活动便红红火火开展起来了。

在我担任理事长任内，有一件事让我痛悔不已，那就是我母亲于1984年逝世。

当时老父亲考虑我工作太忙，没及时把噩耗告诉我，待丧事办完才写信告诉我有关举丧的详情，这让我终身遗憾。20岁之前，母亲对我影响最大。父亲常年在上海经商，难得回家，家中里里外外撑持的就是母亲忙碌的身影。她克勤克俭，却让子女个个有机会上学；她教育子女决不取半分半厘不义之财，立身全凭奋斗进取。母亲的离世让我很长一段时间停留在悲痛中不能自拔。1989年6月，父亲也过世了。想起父亲一生侍奉祖母、养育儿女之不易，我心如刀割。想想自己，自1946年离宁波，1947年离上海来北京求学以来，几十年间奔波在外，很少回家看望父母，更别说在床前侍奉尽孝道了，心里觉得非常内疚。稍感宽慰的唯有自己在经济上对父母是尽了心力，挑了主要担子的。除去这一条，我深觉“不孝”，为两个老人实在做得太少了！

(十一)我的“取经”历程

自“科学的春天”到来之后，我就非常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国外的先进东西。

第一次是纽约之行。1986年8月，第四次国际生态学会议在美国纽约州雪城举行。会上中国生态学会派出的代表团中有两人被推荐为国际生态学会委员会成员，一个是中国生态学会秘书长蒋有绪，另一个就是我。为参加这次会议，我提交了论文摘要三篇，以壁报形式在会场展出。会议进程中，我还访问了雪城大学蓝瑞·沃尔夫教授的实验室，沃尔夫教授是1979年版的《普通生态学》作者之一。

会议结束后，我应卡耐基自然博物馆鲍德米尔保护区主任简·麦瑞特邀请，参观了保护区。保护区设在美国东部阿巴拉契亚山区，麦瑞特主任也是搞小哺乳动物生态研究的，跟我可算是真正同行。这次访问让我认识到两国的动物生态研究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但美国同行的技术手段要远远优于我们。比如他可以用无线电标志方法直接测量野外生活中的小动物的体温，这让我大感兴趣。临别前，他还请我到邻近的斯腾山大学生物系做了题为“中国兽类生理生态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很受欢迎，美国同行对中国生态学家刮目相看。两年后，他来到北京，我邀请他及同来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生物系主任布鲁斯·旺德教授到北师大生物系讲学，向中国同行介绍美国生态学研究方面的新进展。讲完课他就直飞西宁去考察青海和西藏高山生态系统，以便与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生态系统相比较。美国同行的敬业精神，让生物系师生很是钦佩。

同年的牛津之行，我看到了久负盛名的皇家学会主席团会议厅，那不过是一个可以容纳十几个人的圆桌小会议室，可就是这历史悠久的小厅在世界科学发展进程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许多大科学家正是在那里宣读了自己的成果并一举成名的。在牛津大学动物系，系主任简·费林森教授陪同我参观了动物博物馆，那里陈列着许多由著名科学家从全世界采集来的标本，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接。牛津的生物楼非常古老，看起来有些破旧，然而每一间小小实验室都诞生过生物学界的非常人物。

接着我去了苏格兰格拉斯哥的陆地生态研究所，与摩斯教授进行了深入交谈。接着访问了阿伯丁大学动物系，与瑞森教授见面。虽是初会，瑞森教授却像接待老朋友一样接待了我，他说他已经读过我1984年发表在柏林《生态学》杂志上的那篇《静止代谢率与每日平均代谢率关系》论文，文章对他正在指导研究生搞气体代谢率研究很有帮助。会见结束后我们驱车到野外观察了石楠灌木丛，由正在阿伯丁进修的意大利籍研究生表演了研究猛禽对野兔行为影响的记录装置。这次游学令我大开眼界，了解了许多现代生态学的研究事例，对我日后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1989年，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派出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人代表团，去意大利参加第五次国际兽类学会议。会议以在总统保护区举行野餐会的方式欢迎世界各国的与会代表，这种方式别开生面，为过去会议所未见。各国学者自由交往，既切磋学术心得又增进友谊，会议结束后，便是根据需要，各自进行自由参观访问。

1993年，我赴美国科罗拉多州参加研讨国际冬眠（低温生存）问题。此次我随布鲁斯·旺德教授到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生物系访问，并参观了他的实验室。当时，经过十多年的改善，北师大生物系实验室设备，与科罗拉多大学生物系实验室设备相比较，已在伯仲之间了。只是美国同行方便而快捷测定脂肪的仪器，仍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显得差距大的，倒是美国同行的图书资料出得又快又新，让我们瞠乎其后。于是旺德教授送给我几本《兽类学》等新出版的书籍，同时帮我买到几种实验用的试剂，甚至把其中有些“宝贝”干脆赠送给了我校的生物系实验室。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国际会议虽然规模小，专业性却非常强，报告内容个个精彩，会议的论文集实际应用价值很高，对我的研究团队也显得特别有用处。回国后我认真地阅读和消化完文集中一些主要文章，为我后期的研究开拓了视野。

我向国际同行“取经”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我想正如居室需要经常启门开窗，才能阳光充足空气新鲜一样，做学问也须经常与国际交流，才能及时掌握和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

(十二)当选院士

我是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当时称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那年我66岁。

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可能算是我平生最高兴的事情之一了。这倒不是说我对院士这个头衔有多痴迷，有多梦寐以求，绝非如此。当然也绝不是故作清高，不当一回事儿，我自然很在乎自己的当选。因为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意味着学术界，或者说整个社会，对我几十年在科教园地上耕耘、工作的承认和肯定。我对学校、教育部以及各相关部门和领导，深怀感激之情。

最令我欣慰的是当选院士以后可以不用退休了，可以继续为我所热爱的生态学工作了。我无法想像如果真的从工作中退了下来将会如何？生态学是我的生命，离开工作、离开生态学，也就没有了我的生命。

我不是天才，甚至算不上聪明。我的优势在于一旦确定目标，就兢兢业业去做，从不左顾右盼，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研究上，一旦确定课题方向后，就要一步步按程序去做，半年不行，一年；一年不行，二年。做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干任何事情都要讲持之以恒。现在有些人很浮躁，恨不得马上做出成绩来，出不了成绩立即转向，这是做不出真正的学问的。

科研其实并不难，一是方向须正确，二是要耐得住寂寞。我的子女先后都走上了科研道路，他们在科研上做出了成绩，我当然很高兴，也很满意。但我从不强求子女必须做出成绩来，一切听其自然，家里环境很宽松，没有任何压力。有时子女在国外不顺利，焦躁苦闷了，我就说那就回来吧，没关系的！世上事哪有件件成功、处处顺利的？国内机会也很多，重新来过就是了。

在当选院士后，我继续带研究生。在哺乳动物生理生态领域，在鱼、虾、鳖的生理生态领域，在哺乳动物种群生态领域等继续培养了多名研究生。

我涉足动物行为生态学领域较迟，且主要是受自己的留学英国的博士生房继明的影响，才正式深入其中的。好在依靠我在脊椎动物生理生态领域的根底，所以对行为生态方面也能很快地揳入，且在1993年第一次招收了行为生态方面的博士生刘定震。

刘定震成为我的博士生时，我刚刚被选为院士。他搞的是行为生态学，我原是搞生理生态学的，这对我无疑算是挑战，我于是努力搜集资料，阅读整理资料。为把学问搞得有把握，我总要先把刘定震的文章电传给在美国进修的房继明审看，然后再传回来认真审看推敲，没有十分把握绝不轻易放过。

在动物行为生态领域，刘定震搞的是“圈养大熊猫的行为生态学”。他和1994年的博士生赵亚军、1996年的博士生张立，都是由我和房继明合带的。我一贯认为能者为师，只要弟子比老师高明，那么弟子完全可以成为老师的老师。老师有这种气度，其结果必然是“双赢”。一个学者要服膺真理，学生在学术上有见解，只要有道理尽可和老师去争，这种民主宽松的氛围会让大伙受益无穷。

除了培养研究生，教材修订、科普工作等还是继续做。以教材修改为例，《动物生态学原理》第一版发表后，我广泛地收集意见，该书再版时做了五处大改动。但生态学是近年发展最迅速的学科之一，研究对策的应用生态学发展尤为迅速，许多分支学科纷纷产生。《动物生态学原理》第二版的使用也已快有十年了。在这样背景下，我再次对自己的著作“动手术”，于2001年9月出了第三版。

人生是有许多所谓的“逗号”、“句号”，这本来就是相对的。我们完全可以把一个个逗号看作是一个个小句号。比如一本著作问世、一篇论文杀青、一个研究生出站、一次出国访问完成、一届任职期满都可画上一个句号。有人说，人生最大欣慰在于能把一个个句号换成逗号。从这个角度看，我无疑是个幸福者，因为至今仍不断在把句号改换成逗号。

但年龄大了毕竟是客观的，因年事渐高、糖尿病缠身，我越来越难以适应北方的寒冷气候。2002年起，我逐渐把工作重心迁至温暖的南方，与两个学生一起进行海洋水产的研究，每年夏天回到北师大工作。我说自己是一只南飞的老雁，而且基本上已适应了热带的气候。前些时候，我被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聘为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我挺高兴的，我觉得现在还图什么呢？还不是想多做些事情，图个桑榆霞满天？所以我对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特别感兴趣，说不定这些孩子中间将来能走出诺贝尔奖得主呢，谁说不能？

(十三)从教55周年感言

今年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的第55个年头。北京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如果算上四年的大学学习时间，我在北师大的时间将近60年。我真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多的领导、嘉宾、老师和同学，还有远道而来的华南师大生科院的领导和同事。此时此刻我和我的老伴都特别地兴奋和激动，心里感到特别地温暖和幸福。可以说这是我一生最隆重、最难忘的时刻，真的谢谢你们！

我从事动物生理生态和种群生态研究已有56年，从1954—1958年的博士论文开始至今一直投身在这块热土之上。从苏联回国后，我参加了森林脑炎自然疫源地调查；对鼠类宿主的生境分布、季节消长、垂直分布和繁殖生态等种群生态进行了研究。本人于1962年被吸收为《动物学报》编委，随后被选为中国动物学会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开始进入学术界活动。

70年代末的国内形势变化，使研究工作得以深入。如果说以前的研究主要是在阐明我国鼠类的生理生态特征的种间差别及种内季节变化、年龄变异、地理变异等，以后则着重在阐明生理生态特征和能量生态的机理等，因此更具普遍的意义。研究课题拓宽、加深，并且除前五年以外，我多数是在指导研究生工作。经过多年研究，北师大生态学博士点成为脊椎动物生理生态学（主要是能量生态学）研究的前沿，并汇同鸟类、昆虫生态学等研究方向，于1988年被评为国家教委的重点学科。

在种群生态方面，我从参加自然疫源地调查后，连续四年参加鼠疫拔源和流行规律研究。文革后，我结合中科院海北生态系统定位站研究，进行鼠类标志流放、巢区、生命表、繁殖生态和次级生产力的研究，在国内一级刊物发表论文七篇，1988年被聘为中科院海北高寒生态系统开放站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任教前40年间，我曾开设动物生态学、动物生理生态学、脊椎动物学和生物统计等课程，并践行教学和科研相互促进。1987年本人编著的《动物生态学原理》（90万字）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同行关注，并成为台湾《中国时报》组织专家评选推荐的十本大陆书之一（科学方面仅两本，另一本为《科学学基础》）。我先后培养硕士生12名、博士生21名，博士后4名，进修教师、访问学者各一名，有的已升为研究员和副所长，有的硕士生毕业后赴美、英攻读博士学位。

自1962年后，我积极参加社会学术活动。文革后任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理事长，《生态学报》等四学报的编委，两学报的副主编，在学术交流、科普、教育上做了些工作，如组织电视广播、编写党政干部教材、办生态学先进理论和方法的培训班。1977年参加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1983年任国家编制《1986—2000年科技发展规划》生态学组长，1988年参加我国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现状与对策的调研工作，1991年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编写《中国生态学发展战略研究》等工作，做出了一定贡献。

刚才几位领导、嘉宾的致辞和我学生的发言，给我那么高的评价，我真的不敢接受。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和科技工作者，我仅仅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专心钻研学术、教书育人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已经从中得到了很多，而组织上却给予我那么多的荣誉和回报，在生活上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对组织的感激之情，我无法用语言表达！

从1949年步入北京师范大学，我已经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近60年，也就是说，我自出生以来，近四分之三的时光都是在北师大度过的。回首往事，过去教导和关心我们的组织和老师，一起学习工作的老同学、同事，自己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一切仿佛都在昨天。近年来，我常常回忆过去，我深切地感受到师大这个大家庭是温暖的、幸福的，彼此相互学习，相互关心，共同成长。

最后，我再一次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祝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本文为2007年孙儒泳先生在从教55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谨以此为“孙儒泳先生自述”作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