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王智量先生去世，享年94岁

问津学术圈 2023-03-24

本文转载于：译介

王智量老师千古

1月2日18:47分，著名翻译家王智量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4岁。下文为资深翻译家朱盛波和朱盛镭所写的纪念文章。

不能湮灭的睿智和灵感

――回忆王智量老师在非常年代的日子

朱盛波朱盛镭

知识匮乏年代的良师

1965年的上海，四处漂泊、没有固定职业的王智量老师得到在红旗中学任代课教师的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任生物教师的父亲。因为同是西北联大的校友，思想和经历比较接近，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

一个昏暗的星期日下午，外面下着淅沥小雨，父亲从外面赶回来说：“王老师，一个很有学问的老师，马上要来我们家”。半个小时后，他的笑声先传进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带着圆框眼镜的清瘦的王智量老师，一口纯正、热情的普通话语是我们认识他的第一印象。他坐到那只色彩斑驳的旧沙发上，环顾纷乱的四周，仔细端详墙上挂着的各种鸟类标本，饶有兴趣地一一点评。

他与父亲什么都谈：北大、西北联大（父亲的大学在抗战西迁以前也在北京）、描写西北联大所在地城固的小书、如何跟随一位白俄学习俄语、普希金、文学研究所、何其芳、上海市井……。他沉浸在回忆中，内心充满孩子般的天真，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我们兄弟俩渐渐被他的风采和言谈吸引住。他表现出学者的睿智和诗人的气质，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每每说到动情处，他有时会激情高昂，偶尔也会伤感流泪，从他的言论中，我们断断续续知道他一些坎坷经历和不幸的事情。但是，那些遭遇是用他最平淡的语言叙述的，当时我们还不能体会平淡语言下面隐藏的痛苦。

父亲希望他指导我们的学习，尤其是英语方面的学习，而当时英语读物极少，学英语很难有提高。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份略带雨水的《Peking Review》，说是送给我们的礼物。他说他已经看过了，要我们也读读。他用手指点着翻开的《Peking Review》，教我们阅读和理解，并告诉我们还可以找哪些报纸（如当时大洋洲两个马列主义党的党报）。

从这以后，王智量老师就成为我们家的常客，成为我们尊敬的师长。我们兄弟俩也经常去他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家请他指导学习。王老师从旧的英文书堆里挑选文章给我们读，批改我们的英语作文，听着他随手拈来、妙趣横生的论道，我们感到的是心灵的享受，感情的纯化。比如有一次，他谈到国外某教授带研究生从不上正课，学生只是到他的书房里一面欣赏他抽雪茄，一面聆听他天马行空地演讲，说是学生在吸进他的二手烟时，也吸进了他的学识。此时，从不抽烟的王老师笑着说，“不过，我这里可没有雪茄。”

艰难的人生砥砺

王老师常回忆起曾经是他老师的余振先生。余先生常与学生们交流随意的诗作，学生们高兴得忘乎所以。后来王老师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颇有点少年得意，余先生却很严肃地对他说，你不要以为会永远在这里做下去！王老师说，我当时不理解个中含义，当然后来是深深体会到了。几年以后，荒唐的反右风起，他被驱外地农村劳动，62年因病回到上海，却失去了工作。在极度困顿中，他常常会用俄语念道普希金诗篇中的诗句：“那里？那里？” 、“我们走吧，无论上哪儿我都愿意” 。他经常说，人生飘泊，前程茫然，真不知今后去那里。

认识王老师后不久，疯狂的“文革”爆发了，红卫兵运动席卷上海。学校停课，父亲被批斗，进了牛棚，抄了家，我们也体会到了王老师的感受。由于学校不上课，王老师失去了中学代课教师的工作。以后一直是临时工，他断断续续当过搬运工、混凝土工、翻砂工和其它繁重的体力劳动，艰难地支撑起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工作那样的艰辛，生活那样的清贫，但是他很少长吁短叹，表现出的是对生活的淡泊而又求索不止，对钻研知识的执着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在非常年代的人生砥砺中，王老师不时闪耀诙谐和睿智的火花。后来，我们从“文革大批判”资料中看到孔子曰：“回也不改其乐”，才体会到，那样的崇高境界只有精神富有的大家才能达到的啊。

1969年后，我们兄弟俩先后上山下乡，一去就是5-7年，我们对王老师在非常年代中的种种悲惨遭遇知道的并不完全。后来在他的回忆录系列《现行反革命》《外语给我惹来的麻烦》等章节中得到记忆的补充。记得王老师后来告诉我们，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后，里弄干部上门给王老师赔礼道歉。王老师对他们的过错并没有耿耿于怀。他只是含蓄地用“狗咬人”和“棍子打人”的形象比喻，告诫他们应该吸取教训。

不能磨灭的灵感

有一次我们和王老师谈起“马丁伊顿”这本书，谈到马丁早年做过一段时期的强体力劳动，王老师问：“注意到马丁后来不做这类工作的原因吗”？“是的，他感到灵感在消失，这是他所不愿意的。”当时王老师正在某印铁厂从事搬运工，每天尽管疲尽力竭，但他的思维从不停息，灵感没有磨灭。他仍然设法写出新作品，校订旧译本。对于暂时不能成稿的，则做了许多资料卡片，后来在别人作研究的时候，王老师慷慨地送给了他。

王老师珍藏一本手抄本。那是非常年代中，他断断续续完成的译作手稿。当时纸张匮乏，王老师就将收集到的香烟纸盒和包装废纸整平裁齐，装订成册，将翻译的文稿书写在上面。这本手抄本上密密麻麻的工整书写，凝聚着王老师的全部心血和才华。“文革”结束后，手抄本译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才由译文出版社得以正式出版。

文革后期，为维持生计，王老师翻译过不少工业技术资料，还翻译了如“肯雅塔传“一类的大量内部资料。在翻译“我们共同的朋友”时，那时已出现了录音机，他就对着一个最简单的单录机口译，再请人根据录音写下来。这样翻译速度快，能够抓住思维的瞬间灵感，文字又非常流畅上口，这在当时确是一种创新。

金丝猫和波斯猫

陷入困境的王老师在最痛苦的时期，仍爱心未泯。王老师家养过两只猫，那是一只黄花色的金丝猫和一只白色的波斯猫。金丝猫是名贵的日本籍猫种，它被一家生物制品厂引进做了药物试验后，被丢弃在厂外。王老师捡到它时，它几乎奄奄一息；波斯猫是一只流浪猫，是王老师倒垃圾时偶尔在垃圾箱边发现的，当时，波斯猫蓬头垢面，浑身湿漉漉。王老师将它带回家梳理后，才发现它的“贵族”身份。这两只同样出身“名门”的贵族猫，劫后余生，大难不死，在经过王老师的精心调养后，不久就恢复原来的风度。金丝猫长得大头大脑，气宇轩昂，一身长毛掩盖着短腿，尾巴毛茸茸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波斯猫举止乖巧，步履轻盈，两只异色的眼睛和一身华贵的绒毛令人怜香惜玉。“同属天涯沦落”的金丝猫和波斯猫似乎与恩人王老师很有感情。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动人情景：王老师在书桌前写作，金丝猫蹲在书桌旁注视他书写，波斯猫依附在他的肩膀上闭目养神。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金丝猫移居我们家有十年左右。它与我们也共同经历了文革的风风雨雨。记得那年，红卫兵来疯狂抄家时，金丝猫曾出逃，避难十几天后带着一身污泥悄然回归。一直到1977年，王老师落实政策后，金丝猫才又重新回到王老师身边。

不平凡的DIY

王老师动手能力很强，他是生活的强者。在“文革”最艰难时期，王老师省吃俭用，节约每一分钱。买碎米，捡菜叶，自制泡菜，用最少的钱养家活口，支撑一家五口人的生存。他还学着做生活中每一件事，例如制作衣架、修理打字机、修鞋、补衣服，装修电灯等。我们记得他曾手把手教我们扎鞋底。王老师的扎鞋底功夫可不一般。他剪好鞋样，将鞋底线打蜡增强，然后用扎针构着鞋底线一上一下飞针走线。与别人不一样的是，他用了一个透明量角器作为定位，鞋底的针脚分布均匀，精确扎实。王老师还跟弄堂口摆摊的人学会做春卷皮子。我们记得他挽起袖子和面，在烧热的铁锅上一起一抹的样子。父亲在牛棚中学会了做木匠活，他和王老师交流起生活的技能来，竟然像做学问一样。

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时光过去40年。40年间，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文革”结束之后的30年期间，王老师政治命运和人生轨迹发生戏剧性的变化。1977年王老师彻底平反并落实政策；经过一段艰苦的奔波和努力，在刘佛年校长的支持下，王老师来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王老师的教学与学术研究进入了鼎盛期。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犹如井喷般磅礴而出。他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译作、专著和大量学术论文，发表了《叶甫盖尼·奥涅金》《安娜·卡列尼娜》《黑暗的心》《我们共同的朋友》等译作，编写《外国文学史纲》《比较文学三百篇》等学术专著，发表小说《饥饿的山庄》等作品。期间发生的政治风波、海外探亲、版权问题等磕磕碰碰的事在所难免，但王老师都能正确处置，平淡以对。“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兄弟俩先后结束上山下乡生涯，考入大学，并有各自的专业。我们与王老师的接触比以前少了，但是，我们一直在关注他的学术生涯，通过电视、报刊、网络和展会关注他的学术活动，为他的丰厚成就所高兴，为他的璀璨文字所倾倒。

2007年正值王智量老师80岁寿辰。这位富有诗人气质的资深教授，童颜鹤发，精神矍铄，才华横溢，壮心不已，仍在为中国文学的学术研究潜心投入，孜孜不倦；这位博学、正直、善良并怀有一颗童心的著名学者，在历经荒唐时期和疯狂年代的艰辛和磨难之后，仍然不能湮灭的学术研究的睿智和文学创作的灵感，没有泯灭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王智量老师与我们共同度过了非常年代的日子，他始终是我们尊敬的师长和朋友。

在王智量老师80岁寿辰来临之际，我们祝愿他健康、长寿，晚年快乐！

摘自《一个不老的老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王智量教授生平简介

1947年王智量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1949 年改读西语系俄语专业。因成绩优异，未毕业即任助教。

1952 年毕业留中文系任教，口译整理出版苏联专家《文艺学引论》，翻译安徒生《野天鹅》等。

1954年调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发表《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期间，自学德语、法语、古希腊语和日语，并立志攀登俄语文学译界高峰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

1958年，王智量因“白专道路”被补划"右派"，先下放河北山区改造，继发配至甘肃农村。妻离子散，饿病交加，数度陷入生命的绝境。

1960年，王智量走投无路，辞去公职，来沪投奔家人，以做各种临时工和代课老师谋生。“ 文化大革命 ” 晚期，一度在上海市成立的翻译组翻译外文参考文献。

1978年，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刘佛年先生将王智量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在工作之余他发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历经 30 余载，终于圆满完工，他是建国后普希金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个译本的译者，该书成为俄国所有普希金纪念馆均予陈列的译本。《安娜·卡列宁娜》、《我们的共同的朋友》、《黑暗的心》、《死者》等都靠夜以继日的拼搏译出。

1993年，王智量退休，他以小说的形式把流放甘肃的经历写出来，名为《饥饿的山村》，发表后震动文坛，被认为是第一部反映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大西北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著名学者贾植芳誉之为 “ 大大超过了教授小说通常的闲适飘逸的境界 ” ， “ 能够再现生活的原始面貌，既挖出了垂涎血与肉，又达到了超越现实的一种哲理性思考的深刻境界 ” 。

2023年1月2日18:47分，著名翻译家王智量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