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工之日，my little airport 的《邊一個發明了返工》不自觉地在耳边回响，唱出了打工人的心声：“邊一個發明了返工，以爲自己好有用... 邊一個發明了返工，唔係八婆就係八公...”假期的最后一天有好多悲情的说法，快乐时光的“ ddl ”，“余额已不足”的假期、“倒计时”… 这些隐喻都成功地唤起了我们的紧迫感，渲染着惋惜和苦痛的情绪。而隐喻之外，是我们对工作的抗拒。返工意味着重新回到逼仄的格子间、无穷无尽的加班、更加有限的属于“自我”的时间。为什么假期的最后一天会变得像 ddl 一样，让我们感到紧迫？为什么我们会有假期一结束，快乐就终止的感觉？为什么我们总在悔恨假期的流逝？我们能在闲暇之外获得快乐吗？带着上述困惑的编辑部成员们，返工后这几天严肃地探究了一下这些问题。为什么假期的最后一天会变得像DDL一样让我们感到紧迫？
假期的最后一夜，时钟一分一秒在向零点靠近。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假期就这样即将结束了。我试图从假期中寻找一些快乐的记忆：看春晚，吃团圆饭，和朋友出门拍照打卡……与往年众多个春节假期一样，除了日渐减少的年味儿之外，也没有什么区别。我开始感到一些失望和落寞，与放假前一晚的期待与喜悦形成了巨大的落差：那些想象之中假期的美好似乎并没有到来。想到这些，我再次打开了手机，在各种APP页面之间来回横跳，希望在返工日到来之前，再给自己一次喘息和放纵的机会。时钟最后还是无情地指向了零点，这一刻并没有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无限延长，我依然在重复着滑手机的动作，周围的世界除了看不见的时间在一分一秒跳动之外并没有出现什么变化，然而我的心情却由最后一刻的放纵转变成了对时间和明天的焦虑。最终，我失眠了，成功的打破了今年的第一个flag，“不要熬夜”。原本，人类并没有“时间”的概念。但工业社会为了方便管理所创造出的时间观念，让我们对于生活的规划，甚至关于生活的体验都围绕时间展开。尤其当智能手机变成我们的“假肢”之后，我们不得不去注意时间的存在。即使跳脱出工作场景，这种时间的“驯化”也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休息时间与日常生活都被塞进了像是单元格一样的时间表里。特别是在这种假期分隔点的时候，上一秒我可能还沉浸在轻松闲散的假期状态里，而下一秒过了零点，时间提醒我假期该结束了，我又要强迫自己回到一种“备战”的状态中去。甚至时间这种“鞭策与提醒”的作用，当我意识到所谓的假期余额不足时，就已经开始了。然而就像社会学家索罗金和莫顿曾疑惑的那样，为何人们常常忘记时间的社会建构的一面，而只记得其物理的一面。我们把遵从时间概念变成了一种“守时”的美德，却也因此忽略了时间对于我们的“规训”。越来越内卷的社会下，我们一方面渴望着有充足的假期，能把我们从繁忙的学业、工作中解放出来。一方面，学业与工作又开始逐渐侵占我们的假期。我对于这点有很强的感受。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不能“放任”自己玩到假期的最后一天。因为我会觉得最后一天应该用来将自己调整到工作、学习的状态中去。所以，每到假期的尾声，我都会变得非常焦虑。这种焦虑并不仅仅处于我对于逝去的假期的惋惜，更多地出于我发现自己并不能自如地从假期状态切换到快速的工作和学习中去。因为焦虑着假期后的事情，反而不能很好地享受当下。这种被时间支配的无措，无处不在的时间感，“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的思维定式，其实都来源于时间秩序的强化。在古代的时候，“时间”走得很慢。那时，时间刻度没有那么精确，而是基于日出、日落等自然现象。工业化让钟表成为了最主要的时间刻度。我们的酬劳、生活都被由钟表时间所决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时间变得更加公平了，每个人的劳动都能被统一的标准所测量。但同时，统一化的钟表也是残酷的。我们在行程表中成为了像时钟一样精细复杂的仪器，而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假期尾声的临近，会让人感到越发的紧迫，很有可能是大家被时间所规训的一种表现。即俗话讲的，我们定义了时间，时间又反过来定义我们。哈特穆特·罗萨曾做过一个调查。在这个调查中，许多发达国家的人都表示“几乎找不到时间去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情“，尽管他们每天都能找到3小时的时间来上网，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他们“真的想做”的事。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没办法获得很多的快乐。这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无时不刻地在被一种秩序感、时间感所包裹。我们不是自由地选择什么时候放松、放松多久，而是被钟表和日程表安排着度过自己的生活。我们常常将时间理解为物理性的客观存在，然而时间更有着社会性的一面。社会学家涂尔干就曾指出“时间是一种由社会所建立的制度，用以促成集体行动的发生，同时这种制度也会构筑出有相应韵律的社会集体生活。”在当代社会中，时间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制度，除了“时、分、秒”这类时间单位的划分，时间更被赋予了实践意义，比如工作时间、节庆假日。时间的制度，切实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形成范式，规范着人们什么时候上班、吃中饭、午休、下班、娱乐...而我们现在的所遵循的钟表时间，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密不可分，正如芒福德所说“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资本主义的钟表时间规范了人们的时间分配，假期和工作的分割，也是其产物。作为“打工人”的我们，都顺从着它的指针前行，被8小时（或是996）工作制划分劳动与休息，被法定假日与工作日划分生活的节奏，以至于情绪也依照这个强大的时钟被粗暴地分割：上班是不开心的，下班是开心的。时间从来不是单纯的物理现象，当我们按照时钟生活时，我们也在按照某个制度生活，按照那个制度为时间赋予的实践意义，来规范我们自己的行为。在假期结束的节点上，让我们感到紧迫的不是客观存在的时间，而是附着在这个时间上的，那份令人焦虑的工作，那个飞速运转的钟表。为什么我们会有假期一结束快乐就终止的感觉？
在2021年春节的尾声，天气忽而回暖。我和朋友约去公园赏花。那里一片春意，我们坐在椅子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我朋友突然感叹道，所剩无几的假期就像寒潮前的阳光一样。我想很多人都曾发出过类似的感叹。假期对于我们来说是难得的、温暖的、快乐的。而假期后的工作学习，对我们来说是漫长的、冰冷的、难熬的。不知何时起，假期结束的那天就像一个隐形的分界线，跨过那一天的零点，无论假期过得多么充足、有趣，所有的快乐一下子就被剥夺一空。假期的仪式感越重，当我们回归到生活、工作中，我们就越难适应这种平凡与重复。很多人对假期的认识是很功利性的。我们在平日的学习工作中依靠压榨自己去完成各种任务，例如，加班、高强度工作、通宵。但人是没有办法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中的。长此以往，假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放松”的好时期。假期闲暇时间不自然地就跟高强度、充满秩序的学习、工作对立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上学期间，每每临近开学，我们都会后悔没在假期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在假期的尾声，花时间去调整自己的生活。因为在潜意识中，我们已经认定了，假期并不能带给我们秩序的生活。如果总是期望利用闲暇时光去恢复工作、学习中超常输出的自己，那么假期的结束对我们来说注定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假期成为了“快乐”的代名词，而“快乐”变成了一种目的和标准。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一书中，提到了“功绩社会”的概念：在一个功绩至上的社会，人们以“过度的活动、歇斯底里的劳动和生产，来回应变得赤裸而极为短暂易逝的生命”。快乐、积极的情绪成为了一种“稳定的秩序”，尤其在过年时，这种“快乐”更是一种社交场合的礼貌性指标。你走亲访友，绝不可能一脸丧气进入别人家的门，而是要配上热情洋溢的标准式笑容；你打开朋友圈，发现每一个人都在发布着自己关于“美好生活”的画面；即使你躲入商场这样的人造景观，也会发现商场过年时播放的bgm永远是那几首喜气洋洋的春节音乐。当假期与快乐绑定在一起，就使其变成了一种“积极寻求快乐”的最大展示场。
然而就如同哲学家陈嘉映在《快乐与至乐》一文中认为“快乐”并不是一种目的，在他看来我们为了正面或负面的、高尚或低俗的种种目标而做事情。而这些事情一旦有成，会给我们带来快乐，快乐只是一种附随品。然而我们现在却缺颠倒了本末秩序，在假期中我们对于追寻快乐总是怀有过高的期待，而当“假期”这种快乐的暗喻一旦终止，不仅快乐似乎消失了，同时还伴随着落空感。为什么我们总在会很假期的流逝？我们能在闲暇之外获得快乐吗？
放假前，我们可能对假期或多或少有些规划，想要做些自己平时想做但没时间的事情，可等假期结束时却发现，什么也没完成，又要回到上班的生活了。闲暇时光得来不易，而获取高质量的闲暇时光则更难。罗素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闲暇礼赞》，充分肯定了闲暇的重要性。在罗素看来，对无止境劳动的提倡是一个骗局，而闲暇的时光才是文明进步的动力。不过闲暇也有“积极闲暇”和“消极闲暇”之分，在假期用充足的时间刷手机、沉迷社交媒体、看综艺等等，大多数都是消极的娱乐方式，而真正积极的闲暇时间是能够完成自我表达与创造。可是“积极闲暇”对于上班族们来说，或许是更高的要求。每天上班已经很辛苦，筋疲力尽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去欣赏一部艰深的电影、读一部深刻的著作，这些都是需要思考和精力的文化活动，对于996的打工人来说，哪怕有时间，可能真的只想刷刷手机，放空大脑什么都不想。高质量的闲暇难以获得，或许正因为平时的工作侵占生活太多、闲暇的时间还不够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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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破思维定式
社会学家Elias曾经提到，“落入一种无所不在的时间感中，成为我们自身人格的一部分。如此它变得理所当然，仿佛人们无法以别的方式来体验世界”。也许当假期变得像DDL一样，让我们无时不刻都感到紧迫时，我们可以尝试去反思，我们是不是被时间所定义与限制了，试着打破“应该做什么”的思维定式。
2. 不需要把“忙”与“闲”对立起来
我们可以尝试着自己去定义“假期”，而不是被限制在社会性的时间安排中。平日的工作与学习中反而也能穿插很多“闲暇时间”，相信“闲暇”也是可以被创造的，像收拾房间、运动这样简单的发泄方式，或是一顿用心的晚餐、上班前的一杯咖啡这样精心被创造的场景，亲自偷来的“浮生半日闲”也许也能有力量。
3. 看见当下，此刻未必“为时已晚”
原则上，我们可能不需要一台时光机来慰藉假期流逝所充斥的悔恨情感。我们需要做的，是遵循过去与当下的关系，调节我们看待过去的角度。探索可以从更直截了当的行动开始，并将心态锁定在当下所能产生的“行动价值”上。
我们发现假期结束的倦怠，和我们对时间的感知有这么多的关系。我们的探寻还是刚刚开始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些对我们有启发的：参考文献：
《倦怠社会》 | 韩炳哲
《快乐与至乐》 | 陈嘉映
时间形式的时候化: 社会时间形式的改变及其当代现状 | 郑作彧我们为什么越来越忙？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 | 王行坤业务联系：open@chinayoutholog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