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关于AI的讨论已经避无可避了。哪怕取关所有公众号，还是会有同事或同学倾情推荐你用AI“效率神器”“解放双手”，有长辈、KOL语重心长地教导你，“以后不会用AI的人是会被社会淘汰的”。

8月23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在国新办举办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正在研究建立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和房屋保险三项制度，以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并将在上海等22个城市开展试点工作。其中，房屋养老金制度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房屋养老金」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这个制度首次提出是在2023年两会期间的《关于及早建立房屋养老金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居住安全的提案》中。到2023年6月，住建部开始谋划设立该制度，并于一年多后正式落地。与此同时，住建部还发布了全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相关消息。数据显示，专项维修资金结余已超过1万亿元，但累计使用的资金仅占总归集资金的10%左右。这从一个角度显示出资金的充裕性，多位专家也表示不会因此加重居民负担。在当前经济和房地产市场都非常敏感的时期，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自然是：房屋养老金的资金来源是什么？会不会要求居民额外缴纳费用？如果这项费用成为居民的额外负担，不仅可能削减消费，还会进一步加大二手房市场的压力，导致价格下跌。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在宁波市2023年4月1日发布的新版《房屋养老金管理办法》中，就对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进行了规定。对于老旧小区补缴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政府将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具体缴存办法是：业主按新建项目的60%缴纳，剩余40%由政府补贴。这似乎表明存在“补缴”可能，且大部分费用仍需由业主来承担。什么是「房屋养老金」？它和实施多年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有何关系？后者超过1万亿元的结余，可以应对未来房屋的逐步老化吗？这些资金在过去的利用率又是什么情况？以及更重要的，「房屋养老金」到底该花谁的钱？今天这篇文章将对以上问题作出解答。文｜李厚辰编辑｜阳少为什么房屋也需要“养老金”？高层小区已经成为近十年城市化的主要房屋形态，相信大家对高层小区的“贫民窟化”也有所耳闻，如无法及时维修，便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2024年2月23日，南京市雨花台区一小区发生高层火灾，最后导致15人死亡，44人在院治疗。随着线路老化等情况的出现，电动车和空调室外机都可能成为住宅起火的源头。而高层消防一直是难题，因为通消防车根本无法达到喷水高度。一般的消防登高车在50米左右，通常能达到15

袁凌与皮村兄妹们的相识起始于2017年。那一年，他开始频繁前往皮村担任文学小组的导师，但直至五年后，他才萌生出要为皮村写一本书的想法。自从《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在网络上走红，原本无人知晓的皮村开始频繁曝露在公众视野中。但袁凌感到，大部分媒体报道只能停留在粗浅的表面和单一化的视角。他想要以一本书的体量来容纳皮村的人事物，「这么做，并不是要把皮村看成一个聚光灯下的舞台，而是去呈现一种生活，一个小世界。」那么，皮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地处北京近郊，皮村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但袁凌觉得正是这样一种混杂而斑驳的气质，使得皮村文学小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已于2023年被拆除）等空间得以存在，也让流动的外来务工者们在这里度过一段不可替代的生命历程。在现实的龃龉面前，文学是次要的，但至少能提供一种慰藉。于是，《我的皮村兄妹》这本书里，无论是在鸿雁之家画画、跳舞的林巧珍，还是在温榆河举办「冰上诗歌节」的小海，都通过创作和友谊而找到了一点喘息的空间。在鲜活而强烈的创作直觉之外，这些真实而具体的人，面对这个世界也始终报以善意。以这本书为契机，七月底，我和袁凌在市区一家寻常的星巴克坐下来聊了聊。没有过多的客套和寒暄，谈话开始时，袁凌习惯性地让双臂落在沙发靠背上。尽管看似随和而松弛，我却隐约感受到他在这一类社交场合中的某种局促感。

“诶？你还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魂伴侣吗？”“我感觉我不相信了，已经祛魅了”“为什么呀？我还是很愿意相信。”这是一期相对轻松的话题，起源于女生之间的夜聊。围绕“灵魂伴侣”这个词，古往今来总是有很多想象。灵魂伴侣是否唯一？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被奇葩相爱的故事吸引？“看见”一个人一定要看见ta的全部吗？当代同质化的文艺作品和算法喂养下，我们是否还有独特的灵魂？灵魂伴侣也许也是非性缘的？灵魂契合在当下年轻人的亲密关系中究竟是不是一个伪命题？我们讨论了当代人的爱无能，假性亲密关系的泛滥，对具体的人缺少爱的能力。这个话题最终映射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某种“信任”差异，我们最终与身边人之间结成联盟的信念与信任，随着人生阶段的不同、经历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重要是！这样的讨论实在生动～～几天前这期播客上线，上了小宇宙“最热榜”。有听众批评播客中嘉宾的表达过于松散和露骨。我们希望记录和呈现一种年轻人原生的、日常的聊天方式，这种表达方式的境遇就如同这个专栏的题目「Z世代捏」一样——

2023年，我被诊断出阴道炎，看过两次医生，每次都从医院对面的药房抱着几百块钱的药回家治病。灰绿色的，豆腐渣一样的阴道分泌物几乎每天早晨都会准时出现在我眼前。虽然暂未体会到任何身体上的不适，我还是有点泄气，也有点糟心。阴道炎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很奇怪，因为我不是对于性别话题讳莫如深的人。我从二十岁起学习女性主义，工作后常驻上海，成为关注性别话题的媒体人。性教育、性骚扰、乳腺癌，这些都是我完成过的选题。我自诩对性早已脱敏，等真的患上妇科病后，才发现自己对于最基础的女性卫生与健康知识知之甚少。阴道炎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其中常见的类型包括细菌性阴道病、酵母菌感染（如念珠菌）、滴虫病等。性行为不是阴道炎的唯一病因，女性还可能通过公共泳池、浴巾、便池等途径感染。此外，由于阴道本身具有调节能力，不注意卫生和太注意卫生都可能诱发阴道炎症。阴道炎并不罕见，也不是什么“大病”。世界卫生组织称“全球育龄妇女的细菌性阴道病的流行率在23%至29%之间”，而《健康时报》在2021年表示，75%的女性一生中至少得过一次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霉菌性阴道炎）。面对一种并非洪水猛兽的妇科疾病，社会应该予以怎样的回应？患病期间，我住在家乡这座三线城市，见识了来自医生的避讳和冷漠，见识了来自家人那如临大敌，甚至有点荡妇羞辱意味的态度。在外界强烈的“道德”审视下，我第一次对这个三线城市感到水土不服，也是第一次意识到，离开我在上海建立的文化舒适圈，一切都不一样了，女性主义的乌托邦荡然无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地域攻击和争论，本文把家乡的地名隐去。）文｜Julie编辑｜oi看病三线城市里最知名的三甲综合医院，妇科占据了半层楼。我攥着挂号单在走廊里等待叫号，看到隔壁专家诊室的门外除了有全院通用的，冰凉的联排座椅，还摆着几张暖白色的矮脚圆桌和一圈配套的小椅子，柔和的颜色和脚下煞白的地砖形成强烈的对比。我盯着圆桌上的花瓶和里面几枝白色，粉色的花朵，暂时放松了绷紧的神经。靠近一看，原来花都是假的。我很久不在老家看病了，年初第一次来到妇科门诊时，我有点惊异于许多患者对于私密空间的无视。自从我走进诊室，坐到凳子上的那一刻起，总有病人推门进来，举着自己的病例径直走向医生，打断我们的谈话，其中有一些甚至是男性，替妻子进来问诊。对于突然到访的患者，除非对方是男性，否则医生也不太愿意制止，而是停下和我的对话，给对方答疑解惑起来。虽然只是三两句话的功夫，但频繁闯入的外人让我紧张起来——本应私密的就诊环境被打破，我不喜欢这混乱的秩序，也不愿意在一群毫不相干的陌生人面前毫无保留地谈论我的阴道，和我的性生活。而除了我之外，这间屋子里的其他人似乎从未介意过这些问题。要做阴道分泌物检测。医生让我自己从桌角抽一张一次性的检查用垫，然后下达了一系列指令：“进到里屋，拉上帘子，脱了裤子，躺上去，把腿翘到架子上。”“然后呢？”我看着座位上没有打算和我一起进屋做检查的医生，忍不住问了一句。她也一愣，然后盯着我，面无表情地说：“然后等我。”在这间屋子里，在医生冷漠而果断的语气中，原本就在为疾病烦心的我一下子丧失了所有话语权。我一个人走进屋里，一边按医生的指示操作，一边听她大声地和进来送报告的护士抱怨自己还不能下班。人在没穿裤子的时候总会有点手足无措。我不知道自己要不要躺到椅子上，保持着一个如此没有安全感的姿势等待医生进来。不知为何，把双腿架起来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失去了一种保卫自己的力量，变成了一块任人摆弄的肉，被物化的感觉随之达到顶端。我对着屋外的医生大喊“我准备好了”，医生笑着送走护士，诊室又恢复成一片死寂。医生来到我面前，让我放松。我实在放松不下来，这间屋子里没有一点让我觉得放松的元素。连说三遍“放松”却发现没有效果之后，我听见她气急败坏地叹了口气，就把冰凉的鸭嘴钳熟练地塞了进来，还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不是有过性生活么。”电影《悲伤逆流成河》有过性生活，也不意味着阴道可以随时随地向任何人敞开吧？这是我如今的态度。但当时，她的每一个举动都太快了，我来不及做出情绪上的反应。或许是自己脆弱的部位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她面前，我不由自主地萌生出一种畏惧。至少在她把鸭嘴钳和棉签从我身体里抽出来之前，不顶嘴好像更安全一点。就这样，检查做完，她头也不回地走出检查室，留我一个人在里面慌乱地提裤子、穿鞋、拿包。一种隐隐的委屈和愤怒后知后觉地涌上心头，好像做错事的那个人是我。我和闺蜜几乎每一次妇科检查后都会展开点评与讨论：医生是否温柔，手法是否专业，痛感是否强烈，自己是否紧张。碰上了贴心的医生护士，闺蜜会用“感动”来形容这场检查体验。在我们的一次次对话中，我发现，北京和上海的妇科医生里，有一小部分会照顾患者的情绪和体感。但在老家，温柔的医生还从未在我的世界里出现。关于妇科检查和鸭嘴钳给女性带来的不适，今年五月，网上有一场盛大的公共讨论。《新京报》曾指出在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中，一些从业者的人文关怀不够到位。但于此同时，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也浮出水面：生殖健康教育的责任，究竟该由谁承担？学校还是医生？我似乎从未被动接受过妇科健康方面的科普和教育，学生时代最贴近“生理卫生”课程的，是生物书上那幅女性生殖器官的示意图，和老师举着麦克风，却面露难色的表情。高一时，好友怀疑自己得了妇科疾病，不敢告诉家人，便叫我和另一位同学陪她去妇科医院检查。医生说她宫颈糜烂，让她选择吃药或者挂点滴。她害怕药盒被家人发现，当天就挂上了点滴。在输液区，她才告诉我们，她和男友发生了性关系。她拍着我和另一个女生的手，带着开玩笑的意味嘱咐我们：以后谈了男朋友，一定要注意卫生。多年后我才知道，早在2008年，宫颈糜烂就不再意味着一种疾病了，而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如今被称为“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不需要治疗。我开始怀疑那家医院诊断结果的准确性。医生是否拿准了朋友年龄小，不会求助父母，所以对她进行了过度医疗？电影《悲伤逆流成河》后来，她的疾病自然痊愈了，但她的母亲也知道了一切。这是妇科疾病第一次如此真实的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却是以朋友以身试险的方式。如果妇科卫生的科普能以一种更积极，更清晰的方式，更早进入我们的生活，情况会不会不一样呢？患病后，我查了许多资料，发现除了性生活，阴道炎有多种诱因，比如接触被污染的衣物和器械，长期使用抗生素，甚至抵抗力低下。我向医生求证这些科普是否属实，医生选择了避而不谈，也不愿意和我讨论我的过往细节：有没有去过游泳池，有没有实施未保护的性行为。她只告诉我，检查显示我得的是哪种阴道炎，她就给我开对应的药物。至于具体病因，她说“很难跟你确定，吃药治好就行了”。如果我非要纠结原因，她让我自行判断。对于医生的避讳，闺蜜认为无可厚非，医生似乎只负责治疗，不承担科普的责任。最后，在离开诊室之前，医生在我的处方背面写下四个大字“多喝酸奶”。“现在喝酸奶调节菌群，会不会晚了点？”我心想。妇科病的隐喻，与母亲的性观念得了阴道炎之后，我发现自己也有病耻感，尽管在过往的工作中，我一直通过采访等形式，呼吁患者和社会消除这种负面态度。这种感觉在我拿到化验单的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化验单是判断阴道健康程度的直接方式，上面体现了患者的分泌物清洁度，pH值，是否有滴虫、孢子、各类细菌等病原体感染，被感染了，化验单上就会显示“+”。我看着化验单上的+号，看着自己Ⅲ度的分泌物清洁度（Ⅰ和Ⅱ为正常，Ⅲ和Ⅳ为异常，提示阴道可能有炎症），一种无法隐藏的羞耻感从心底滋生，夹杂着一些罪恶感和悔恨。“我脏了”从一种心理状态变成了客观陈述。我紧闭双唇站在医院的走廊里，感觉胸膛发痒，喉咙发紧，脸颊已经开始发红，发烫。父母对于妇科疾病的病耻感比我更加强烈，尤其是母亲。自从我确诊后，家里人从未直接说出过“阴道炎”这三个字，一直在用“这个病”“那种病”代替。当我第一次告诉母亲，我的阴道分泌物好像有异样时，她向我投来严肃又紧张的目光，还带着一丝躲闪，说话的声音都压低了。我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住在外地，阴道炎这件事，我不会告诉家人。但是患病期间我住在家里，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我必须如实告知，只不过这样一来，我就要承受父母的审视。和我一样，母亲执着于我患上阴道炎的原因。我复述医生的解释，说医生没有给我原因，她听罢犹豫了几秒，欲言又止，最后起身从座位上离开了。后来我才知道，她那天想说的话是“医生没说原因，是因为人家不好意思说。”意思就是我得阴道炎，明摆着是因为我私生活不检点。这句话是我在几周后的一次对话中得知的。那时正在吃午饭，又聊到了阴道炎的事情，她犹豫再三后终于质问我，为什么在我的背包里找到了“那种东西”。“哪种东西？”母亲难以启齿地开口：“下面用的东西。”我反应过来，她翻到了我的震动棒。我藏在背包深处，就是为了不被她发现。母亲算是一个谈性色变的人。那顿午饭，她没有正眼瞧过我一眼，虽然生气，但是连眼皮都不好意思抬起来。性和爱情在我家都讳莫如深。十五岁第一次谈恋爱时，我经常在晚上偷偷和对方发短信，下午放学，男生也会牵着我的手送我回家。这些事情不知道怎么就被父母知道了，但他们一直没有和我正面对峙。直到一两个月后，我的考试成绩下滑，父亲才生气地说：“你一直在谈恋爱，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从那次以后，我谈的每一场恋爱都没有告诉过父母。我的上一任男友还因此感到委屈，以为我觉得他“拿不出手”。我认为母亲将阴道炎视为我没有洁身自好的象征。至于怎样才算“洁身自好”？显然，母亲不支持婚前性行为，也不支持女性的自慰。我试图和她争辩，说得阴道炎的人很多，性行为不是唯一的原因。母亲却提高音调反问我：“那你妈我为什么没得过？”我哑口无言。电影《悲伤逆流成河》后来，我把这段经历讲给一位朋友听，她十分震惊，说她十几岁没有性生活的时候就得过阴道炎，那时她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阴道炎，还是她的母亲给她买来了药。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不是所有家庭面对妇科疾病，都似如临大敌。其实在两性关系这方面，母亲的观念很有趣，又很矛盾。二十多岁初入职场时，她也是个要强且有竞争力的人，面对职业发展的机会从不退让，甚至经常用业务能力打败“关系户”。但是结婚生下我后，她为这个三口之家牺牲了很多。我小的时候，父亲正处于职业发展的关键期，频繁加班和出差，母亲选择应付工作，照顾我，事业发展也自此停滞不前。很多时候，我觉得母亲忍受了太多委屈，忽视了太多自我需求。作为传统家庭结构的受困者，母亲十分欣赏和赞扬职场女强人。她支持我为事业拼搏，从不催婚。在其他亲戚朋友问起我的情感状况时，她说只要经济独立，晚一点结婚也没关系。但与此同时，她的思维又深深受限于一套物化女性的婚恋体系中。在发现我的震动棒，和我对峙的那天，我发现她担心的不只是我的健康和卫生问题，还有婚前性行为会让未来婆家看不上我，不尊重我，让她没脸和男方要彩礼。母亲和我讲起自己身边的同龄人，家里有儿子的，从不在意儿子和女友婚前同居，有些人甚至还觉得是儿子赚了。她深知女性在传统的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担心我在未来会因此受到委屈，但她似乎并不希望我去身体力行地对抗这种不公。在家的这一年多，她经常提醒我穿得“端庄一点，像个女孩子一样”，希望我去适应这座小城市里的常规审美。父亲坦言，我的性格已经不适合生活在这座城市，母亲在心底和自己的传统观念做着对抗。她希望我活得快乐而独立，又知道打破世俗的框架，出人头地需要吃太多苦，而她不忍心看着我吃苦。这一点在她对谷爱凌母女的态度上体现得很充分。谷爱凌曾在滑雪训练中受伤，短暂失忆，谷燕当时心疼落泪，却依然支持谷爱凌继续滑雪。对于谷燕对女儿选择的尊重与支持，母亲感慨谷燕内心的强大，直言如果我因为一项运动受伤，她八成会劝我放弃。不止于性的性教育四年前，我在完成一项性教育的调研时发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年轻人的性教育信息大多来自社交媒体。当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性话题难以启齿时，我们通常会选择转向社交媒体平台，了解陌生人的经历和经验，获得解决办法或者情感共鸣。但这种方法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似乎已经不好用了，因为我经常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分享，哪些是商业推广。在小红书上，不少帖子用“妇科离职后才敢说”“阴道炎自测”等医生或患者的口吻做标题，点开后发现，这是一篇推荐阴道凝胶，检测护垫等妇科药物器械的广告。评论区里，大多数人在提问：霉菌性阴道炎到底该怎么治？我得了阴道炎，是不是一定意味着男友出轨了？能够提供答案的人，除了卖药的，其他寥寥无几。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没有人完整地分享自己阴道炎后的个人经历和情绪体验。有时，我会陷入自我怀疑：为什么没人讨论自己患病后的心情，无论是自我的怀疑，还是外界的缄默与歧视。是我过于敏感了吗？但是打开女性健康博主“六层楼先生”的主页，丰富而汹涌的情绪又涌现在我眼前。六层楼主要分享的是女性生殖健康知识，比如阴道分泌物的作用，泌尿外科有没有性别区分，HPV科普等。但是在他分享的读者私信中，大部分人的问题都和“情绪”有关。有人碍于面子，不敢向分手许久的前男友询问对方的健康状况；有人是失独妈妈，想知道自己如何走出困境；有人问，为何一个母亲会恨自己的孩子和丈夫，认为自己一辈子都是苦的，家里永远是压抑的。英剧《伦敦生活》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妇科疾病的范围，但又与之息息相关，真实困扰着许多人。我深刻认识到，患者的困境不止来自疾病本身，还有本人对疾病知识的匮乏，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与污名，甚至对两性话题的避讳。就像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提，一种疾病越神秘，它所背负的隐喻就可能越恶劣。这时，患者成为疾病的牺牲品。这时，“脱敏”的意义才突显出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雁曾在采访中提出，女性的个体经验被分享，被看见，对女性来说是一种赋权。如今，六层楼已经开始详细探讨疾病以外的话题。今年7月底，他发布了一条长达1小时44分钟的播客，探讨社会和医疗系统对女性情绪化的偏见，和情绪存在的意义。少儿妇科和青少年妇科门诊的开设也打破了社会将妇科病与性行为强关联的偏见。2022年6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开设了少儿妇科门诊，成为北京第一个由三甲综合医院开设的，面向小儿和青少年的妇科门诊。随后，上海，杭州等地陆续出现青少年妇科门诊。有媒体报道了诊室“一号难求”的现象，恰恰说明了过去有多少青少年妇科病患者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在2018年联合出版了《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书中指出，全面性教育不止关乎性行为和生殖健康，还要理解关系，社会性别，价值观、权利、文化与性，暴力与安全保障等概念。今年5月，《华夏时报》在一场关于性教育的直播中介绍了适用于中国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全面性教育技术指南》。儿童性教育专家刘文利指出，如今在国内备受热议的校园霸凌、代孕、性别平等问题，都属于全面性教育的范畴。至少在一线城市和网络上，许多女性已经不再为两性话题感到羞耻了，但是性教育远不止这一面。我认为性教育值得被格外重视，因为只有懂得如何照顾自己，保护自己，尊重他人，我们在两性方面的选择才能更有意义。非常巧合，这篇文章写完后，出版社的朋友推荐了《我和我的妇科指南》，法国的妇科医生出的一本漫画绘本，画风非常可爱，解答了许多关于妇科健康的迷思。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了解的科普知识。留言分享你对“妇科病、病耻感”的看法，留言区送出三本《我和我的妇科指南》。《我和我的妇科指南》作者:

爱丽丝·米勒在《为了你好》中，讲述了这样一种“有毒教育”：父母为了实现宏伟的教养目标，有意或无意地采取暴力或冷暴力的方式控制孩子，遏制孩子旺盛的情绪，不允许孩子体验到痛苦、愤怒、羞辱等情感，更不允许表达这些情感。孩子内化了“为了你好”的教育，对父母的爱和正当性深信不疑，压抑和疏离真实的自我。米勒发现，有毒教育会代代相传，孩子长大后会如法炮制地对待自己的下一代，因为受教育的人对此种教育方式深信不疑，而整个社会也会压抑一切对父母的正确性和爱的质疑。在一些更糟糕的案例中，遭受有毒教育的人成为瘾君子、虐待狂、希特勒

8月9日，演员王悦伊发布了一条批判影视作品中“虐女镜头”的视频，引发了大量讨论。“虐女镜头”指的是影视剧着重刻画女性被暴力——尤其是性暴力虐待，比如强奸——的种种细节，即所谓的“镜头对准受害者”。王悦伊反对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滥用强奸情节，和让女性受辱的桥段成为卖点。这条视频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共鸣，#为什么“虐女镜头”令人不适且毫无意义？#冲上热搜。

在今天的互联网环境下，说理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不讲理的人和事太多。在少数敢于迎难而上的人里，林垚是高产而又恳切的那一个，你总能在和美国政治有关的讨论里听到他的声音。作为一位横跨不同学科领域、在学院体制内任教的青年学者，林垚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或许是“林三土”。在这个ID下，他讨论了堕胎权、性少数权益、Me

近年来，城镇职工和居民的医保基数都在飞速上涨。而农村居民更多参与的城乡居民医保年缴费额，也在十几年内从10元上涨到了380元，这导致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数从2019年开始逐渐下降，并且下跌增速也逐年扩大：2019年到2022年，同比分别减少0.3%，0.8%，0.8%，2.5%。上述数据来源于7月初极昼工作室推出的一篇报道《农村医保「催缴员」：380

尼泊尔旅程结束时，遇到我的人都会好奇地问，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某书上写，那里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是徒步者的天堂，是嬉皮、精灵、自由与各种浪漫色彩滤镜，标签林立。对我来说，许是海拔作祟，许是噪音过载，或者因为某种特殊的空气。记忆里尼泊尔的一切都浸泡在一种绵延而梦境般的昏迷感受之中，只有极少数瞬间，我感觉清醒。很多事我现在也不知道是如何发生的，又如何震撼了我的心。文

从去年开始，年轻人通过塔罗占卜、上香求佛、进寺庙短修、身心灵等一系列方式寻找精神出口。这被一众媒体报道为“玄学热”，而其原因则被归结于，当外部环境愈发不确定时，人们比以往更为迫切地想要获得精神的安宁与自由。在这波热潮中，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成庆，在「看理想」上开设的《人生解忧：佛学入门40讲》获得了远超预期的关注。他试图厘清人们对于佛学的种种误解，用一种紧贴现实生命经验的方式，来阐释“无我”、“无常”这样的话语。在节目的结语里，成庆说，寻求精神安宁与自由的路，也是危机四伏的心灵冒险。同样在去年，诸多身心灵项目被描述为骗局，从而折射出了更深层的隐忧：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红利遮蔽了潜藏背后的精神需求，外加长久以来的宗教管理，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缺少基础的认知，不论修行常识还是神圣空间，当前社会的软硬件都无法承载巨大的精神需求。玄学的流行意味着什么？“身心灵”乱象反衬了怎样的现实困境？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中国人对于心灵层面的探索，经历了哪些曲折？7月的上海，闷热的空气将人包裹得密不透风。我们来到了位于宝山区的永福庵，和成庆探讨上述问题。随着对话深入，缝隙也旋即一道道展开。本期问题青年成庆｜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看理想《人生解忧：佛学入门40讲》主讲人阳少｜青年志编辑，「问题青年」主播玄学流行，背后的指向仍是现实困境青年志：你曾在节目里提到过一个词叫“精神消费主义”，你是如何观察到这个现象？又会怎样去定义它？

这是耳朵这个月第四次主动给自己买花。每天醒来看到家里的鲜花，她都觉得日子变得明亮了一些。耳朵喜欢颜色鲜艳的花，郁金香、风铃、紫罗兰。在装修陈旧、配色普通的出租屋里，它们像有质感的软装饰品。从进入职场开始，耳朵养成了买花的习惯，现在基本每周都会买一到两次花，一个月大概花200多块钱，多数在外卖软件或小程序里买。耳朵并不是个例，买花的人在变多，用外卖买花的人也在变多。美团闪购的数据显示，美团鲜花订单量在五年间复合增长率超过70%，平台鲜花消费超百亿。花，正在以更加日常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文｜echo编辑｜oi鲜花，正在成为年轻人的“情绪价值补剂

我们习惯了接受一种成功叙事。无论是挤进越来越狭窄的上升通道，还是想象一种跳出圈套的生活，人们称前者为体面、稳定的“上岸”，后者是自由、享乐的的“旷野”，如今都成了模板化的想象符号，在这些主流的叙事面前，似乎从一开始，就隐去了普通人的话语权。“农村女性，学历不高，没有存款，家里不支持。”这是入阁在豆瓣“fire生活（穷版）小组”帖子里对于自身境况的回复。她在2023年3月带着一万三千元的存款逃出家，来到重庆，不上固定的班，不买新衣服，几乎不外出吃饭，剃了寸头，以很少的存款，和严格控制的支出平衡生活。事无巨细的账单里记录了她的日常。220元，是她在重庆一个月的房租，2元，是她在地铁吹空调、写生的交通费，3元，是今晚超市里折价的鱼，4元，是皮有点厚的西瓜。而这样看似极度压缩物质欲望、游离在社会价值体系之外的日子，却比大部分人更接近生活的原貌。入阁认真地对待一蔬一饭，给自己计划一顿不会太快变冷的年夜饭，观察植物的生长、鱼缸反射的光、路人的姿态，她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明朗起来。一个普通人，为什么想，又如何开始追寻自由？她放弃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在入阁的经历里，有太多“不得不”的时刻，面对复杂而混沌的生活，她努力伸出手，抓住了一点想要的。文｜坚果编辑｜oi逃离“2023年3月15日，妈妈抓回一只逃了几个月的鸭子，我担心是不好的预兆，因为17号是我出逃的日子。”入阁在帖子里讲述她的出逃，这不是她第一次计划离开这个家。她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农村家庭，曾经几次“逃离”，又几次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回去。第一次逃离发生在8年前，高考后，她报了1500公里外的大学读产品设计，目的是离家远一点。结果并不圆满，她在学校遭遇校园暴力，休学了一整年，复学后，她的状态没有恢复，只能去医院治疗，学校说这种情况需要家长陪读，或者让医院出具证明。入阁嫌“太麻烦”，主动退学了。她回到家，做过半年奶茶店的工作，又做了几个月书局的工作，她先做仓管，后来做客服，都没能继续下去，入阁不想再上班了。入阁觉得自己好像理解不了工作那套规则：“有时候我会在工作内容上比较较真，但他们会告诉我，你这个时候不需要这样认真。但有的时候，他们又说，你应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之前的遭遇也让她恐惧社交。上班两个字像日复一日的漩涡，让人被迫卷入，被动疲劳。22年，入阁去了朋友在河北农村的一个“躺平基地”，因为疫情，那里只有她们两个人。她第一次接触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很享受地过了一段时间”。刚到那儿时是八月，大部分蔬菜已经进入采收期，每天都有吃不完的新鲜蔬菜，实在腐坏的就扔回地里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偶尔补午觉，她们给南瓜花授粉，把多余的雄花炸着吃，入阁清理了一片朋友忘记采收的樱桃萝卜地，想开荒种白菜。村子里的夕阳慷慨了一整个秋天，有一次，她们和狗追着夕阳跑了二里地。入阁和朋友常常看夕阳直到冬天，朋友去北方旅行，留下她，她的猫，基地里的一条狗。收紧的防控让村里的情况变得不确定，有时买不到菜，有时出不了门。入阁陷入焦虑：“谁知道在这里还会遇到什么？”去日本留学的念头也是那时候出现的，入阁在社交网站刷到了一个帮忙办理日本学签的团队，一时好奇进了群，根据对方的意思，入阁可以通过学签到日本，一边打工赚钱，一边上语言学校。像一根突然漂来的浮木，抓住它，就可以离开家，重启学业，也好像可以重启人生。她想尽办法带着猫离开了基地，回家，隔离，缴费，办理护照，学网上的的语言课，等签证下来，入阁才发现和他们承诺的不一样。“原本说好是一年的学签，结果变成六个月，我觉得没保障，就去问了，他们很心虚，我一提就说要给我退款。”入阁很崩溃，“本来我什么都准备好了，甚至猫咪也打算让家里人照顾，最后还是和中介掰了。”去日本的希望破灭后，入阁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我很害怕自己是一个无能的人，做不到任何事。妈妈说，要帮我找个工作，让我好好安稳下来......我一听就头皮发麻。”入阁的爷爷奶奶是农民，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在家里，类似要她“安稳点”的话，她听过很多次，还有偶尔被说出来的后半句：“不工作，就嫁人吧，但你没工作，也没有男人看得上你。”入阁想逃，再也不要回去，她不想重复上一辈的生活。一开始，她并没有一个详尽的计划。她打算去包头投靠朋友一段时间，再看下一步怎么办。她带上了之前兑换的15万日币（折合人民币7000元左右），和一张之前工作存下来的、有6000元余额的卡，因为害怕被家人拦住，春、夏、秋、冬的衣服，她只各带了一套。2023年3月17日，入阁和妈妈说“打算去散散心”，离开了家里，跳上去往包头的列车。被妈妈捉回来的鸭子一间自己的房间三月的包头很冷，到处都在结冰，入阁出门写生，再回朋友家，外面是冬天，家里又是夏天，她把唯一的外套脱掉，换上唯一的夏装。包头只是她的中转站，前几天，奶奶发消息说猫丢了，虽然后来又找到了，她还是很愧疚，不想呆在离家太远的城市了。“我一开始考虑的是去云南，但云南的租金有点贵。那种自建房隔断出来的一居室都要五、六百一个月，价格再低的话，条件更差了。”她仔细看了看从包头到云南的火车，发现中途会经过重庆，又切回租房软件，搜索重庆的房子，“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完美符合我预期的房间。”入阁口中的“完美符合预期的房间”，月租220元，在城中村，14平米，没有怎么装修，只是简单粉刷，但麻雀虽小，房间自带厨卫，有一张床，一个书桌。筒子楼里的老房子，窗户带着铁杆，小学、初中时她去县城里读书，家里帮她租的就是这一种，入阁猜想这类房间会有蟑螂，但她不介意。她立刻决定了，她一定要租下这个房子，在重庆生活。租房软件上的样子初到重庆的那个下午，入阁觉得一切都是新的。她坐公交去约好的地点看房，高铁是始发站，只要坐三站，她提着一个重重的包，等车，上车，到站，下车。她兴奋地回忆：“当时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我甚至觉得那些乘客也是开心的。”下车之后就是一个大平台，老年人在纳凉，一些人在卖菜，人来人往。往下是一溜的店铺，再往里走，是城中村典型的平房，老房子旁边有地方正在拆迁，入阁有些担心：“不会我住了几个月就要搬走吧？”然后她见到了房东，也看到了那个房间，“我觉得和我小时候住的那个房间很像”，入阁这样向我描述它，尽管厨房里充满了油垢，没有空调，没有热水器，没有油烟机，也没有风扇......对于她第一个独居的、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她很满意。入阁很快签了租房合同，一次性付了押金和三个月的房租，拿到钥匙，关上门，打开电脑，开始玩游戏。其实她并不沉迷于游戏，后来的日子也很快不再玩了，但那个晚上，她玩了一整个通宵。玩一会儿，收拾一会儿东西，挪一会儿床，挪一会儿书桌，她知道楼下住着人，害怕吵到对方，就以一种很慢很慢的速度拖动这些家具，直到把它们搬到想要的位置。打理后的小家城中村养着鸡，凌晨三、四点的时候，鸡叫了。屋子旁边是一个有着彩钢板屋顶的平房，猫在上面打架，声音很响，隔壁楼的天台有只狗，听到动静后跟着大叫。入阁隔着窗户，兴致勃勃地看它们怎么吵架和打架，等天彻底亮了，她终于躺到床上，因为没有被子，盖着冬天的衣服睡着了。独居生活的一切，都让人亢奋。第二天，入阁列了一个详细的表，给这个房间慢慢添置必需品，很快，这里被拾掇成了一个“小家”。她喜欢在附近散步，有五金店，菜市场......甚至燃气站，一切都是触手可及的、便利的。她做了好几罐泡菜，萝卜泡菜、韩式泡菜，还有重庆人爱吃的川渝泡菜。她在燃气和电磁炉之间算了笔账，最终花了50多元买下电磁炉，她惊讶地发现，在不用迁就别人口味之后，原来自己是挑食的，比如，她不喜欢吃芹菜，相反的是，她突然爱上了香菜。她买了面包机，认真做了几次吐司，吃了几次三明治，后来拿它专职揉面，做馒头和油泼面。她有了一株小仙人掌，一个鱼缸，摆在窗台上，重庆总是阴天，但偶尔也会透进阳光。重庆的鱼常打折，这顿不到4元早上起来，被鱼缸的光美到了重庆14㎡的生活夏天要到了，整座城市变得燥热，食物的腐烂变得迅速。当入阁见证一块煮好的肉，在两个小时内“长满苍蝇的后代”时，她决定买一个小冰箱。房东阿姨拿来了风扇，阿姨的女儿和她差不多大，总是特别关照她。经历了一开始的兴奋后，入阁建立起朴素的日常，因为激动而做的那些泡菜，最后只吃光了一罐，让她有些懊恼。她逐渐学习怎么控制买菜的量，摸索自己的进食习惯，为了减少开销，她没有点过一顿外卖，几乎餐餐都是自己做饭，真的不想做了，就去买韭菜盒子或者烧饼，都是2元一个。有一段时间，她会把它们写下来，明天要吃什么，冰箱里还剩什么。她在豆瓣小组的帖子里写自己做的饭，以及省钱的攻略：“超喜欢会放折价鱼的超市！刚死的鱼，剖干净了放在折价区，拿回家当天吃基本没差～”“划重点！不爱吃的菜不要强迫自己买来吃，冰箱小一定不要买太多菜，浪费是一回事，菜发霉了收拾起来也麻烦，尽量一顿吃多少、做多少，两顿吃不完就要扔了，节约归节约，吃出毛病了更不好！”“重庆公交卡9折，1小时内换乘直接免费，于是我夏天经常去轻轨里吹空调。”“没有买新衣服（朋友送了我两身过冬的），在二手群付邮+一件几块钱，买了一件毛衣、一件牛仔裤和一件套头卫衣。”......入阁的吃饭日记日本作家吉田忍在著作《东京8平米》里，这样描写她8平米租房的生活：“也许8平米在别人眼里是畸形状态，但它能够让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那里你不用伪装，可以好好地面对自我，尽可能地去享受当下。”像书里说的那样，入阁小心地经营着她14平米之内的世界，也因为家的“小”，转身走向外面的世界，保持和社会的连接。有时候，她会打开地图，搜寻家附近的免费景点，一个寺庙，一个公园......她还喜欢坐轻轨。“我会先坐3、4站公交到轻轨站，根据重庆公交卡的规则，刷过公交后一小时内进入轻轨是免费的，当时在轻轨里的时限有270分钟，我常常待在里面，一条线从头坐到尾，又坐回去，一边乘凉，一边画乘客。有几条线可以看到江边，那些景点我从来没去过，但我在轻轨里见过洪崖洞和嘉陵江。”学产品设计的入阁喜欢画画，为了锻炼自己的能力和精力，她在轻轨里写生，随机画遇到的乘客，只要对方没有动，她就马上画下来。完成一幅小画只需要1-2分钟，一趟地铁下来，最多的时候，能画30-40个人。她翻本子的时候发现，有三分之二的人都在玩手机。玩手机的人“太久没有画画了，一开始我画得好烂，但我还是鼓起勇气，我要成长，不要做焦虑的人。”入阁给自己打气。轻轨里看她画画的小孩子最多，总喜欢围着她。有一次，她画了一对带着婴儿的夫妻，小朋友的妈妈拍了照。入阁想把画撕下来送给她，但又想，自己明明画得不够好，这么做有点不好意思。有一天，入阁发现居民楼门口的平台上，有嬢嬢剪头发，只要五块钱。她拿着之前寸头的照片过去说：“帮我剃成这样吧！”嬢嬢反问她：“真的吗？你不会后悔吗？你会难受吗？”就这样拉扯了五分钟，对方才终于同意了。其实之前入阁就尝试过剃头，身边的人总以为她失恋了、发生大变故了，但她只是觉得这么做能凉快一些，洗头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洗发膏。她想变得自信一些，挺着肩膀走路。“我就是想让自己舒服，不想在意别人怎么看。”“剪发嬢嬢的女儿是聋哑人，后来每次我路过，她们都会和我打招呼”折返与重启“我中间回家过一次。”入阁坦诚地告诉我，这并不是一个坚定逃离的故事。“2023年5月28日那天，奶奶突然发消息说，我的猫快不行了。”入阁的猫叫张豆豆，一只可爱、有个性的三花猫，额头上有棕色和橘色的斑点。入阁马上买票回了家，因为生病，豆豆精神不好，毛发变得杂乱、肮脏，见到她以后，“一直叫，好像是气我抛下它走了。”入阁发现豆豆的身上长了一个脓包，农村没有条件，县城的宠物医院拒绝治疗，她自己买了针筒、酒精、消毒喷雾，把伤口剪开清理，豆豆也很争气，伤口很快结痂了。入阁突然想，自己没能去日本是对的，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就救不了豆豆、再也见不到豆豆了。给豆豆做完手术后入阁动摇了，自己是不是也能一半时间在家里，一半时间在重庆？她想着可以做一些手工，这样两边都能摆摊卖钱。但就在她准备开始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村子里自建房的工人因为操作失误，让运输材料的斗车砸伤了入阁的膝盖，她去医院缝针，却被奶奶指责“不该在那个时候出门，早点出门就不会受伤了”，入阁想要让肇事者承担医药费，家里没人支持她，妈妈说肇事者“是一个老光棍”，让她“不要太欺负人家了”。“为什么不是我的错，但所有人都要我承担？”入阁自己报了警，找了村支书，最后只要到了500元检查费。她拖着还没恢复好的腿，联系了托运公司，打算带着猫一起走。“我彻底呆不下去了，之前想要两边跑的想法完全被打消了。”她拉黑了亲人的联系方式，再一次回到重庆，入阁的身边多了豆豆，又好像只剩下豆豆。卡里的余额只有3000多了，她不得不去找兼职，一份小孩作业托管的工作，每天工作三小时，下午5:30开始，试岗时一天70块，定下来之后是一天80。入阁每天坐1个小时的公交过去，她往往会提前一点，不想让对方觉得自己是不守时的人。去上班时，她常常遇到之前的剃头嬢嬢，嬢嬢的女儿是聋哑人，热情地向她打招呼。工作的地方有一家永辉超市，八、九点下班，正好会遇上折价菜，入阁会挑一些带走，蔬菜一、两元就有一大把，肉类也只要八、九元一斤。寒假开始前，老师问入阁愿不愿意带寒假班，假期里带10天，就有1300元。入阁想存点钱好好过个年，就咬咬牙同意了，备课、上课、备课、上课，有时候她觉得自己讲得颠三倒四，回到家会痛批自己“怎么这么不专业！”第二天又重振旗鼓，她很担心“我是什么都做不好、特别差劲的人。”入阁觉得“孩子们会不会瞧不起连备课都备不好的她”，却在很久以后的分别时，收到了她们的零食、小礼物、一个热乎乎的汉堡。托管班的孩子得知她要离开很伤心，她们问：“你会不会记得我的声音和长相？”“你会不会只记住这是一个学生？”“你会记住我多久？”入阁给她们买了本子，她们一定要她在上面写上名字、画上自画像。寒假班结束时，除夕也快到了。老房子的过年气氛很浓厚，房东在她常去写生的寺庙里领了对联，贴在走廊里。入阁给这个年留了五百元预算，包括年货零食、年前两周以及年夜饭的食材，她记录自己的支出：“买了猪板油和一桶大豆油，另外就是面条和饼子，真的好爱饼子。”“小年那天去买了鸡蛋和肉，鸡翅中降价了必须买。”“年二十八去很远的超市买了宝肋肉，打折人员给了我便宜的价，切了一片做小酥肉。”为了这顿年夜饭，入阁规划了好几天：什么时候开始做，几分钟切菜，给肉焯水的同时要做什么，下一个菜什么时候开始......房间里没有空调和取暖，冬天的菜凉得很快，她得保证这顿年夜饭在吃的时候，大部分还是热的。年夜饭的详细步骤，入阁写了一份word文档“最后还是挺成功的。”除夕那天，入阁给自己做了八个菜，有鸡有虾，有荤有素。第一次做乾隆白菜，意外很好吃，而为了给过年一个“吃饺子”的仪式感，她特意做了蛋饺。看着一桌子的年夜饭，入阁想起了两年前。“当时我在西安，因为有合租室友，不算完全的独居，我也做了年夜饭，和家里人视频通话，他们还夸奖我的饭菜。但今年不一样了，我把他们都拉黑了。”“我讨厌我的家庭，但又渴望一个完整的家。我每次都会告诉自己不要再想这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了，但还是忍不住幻想，是不是也能和平共处，是不是也可以互相发发消息......”入阁一个人的年夜饭入阁刚离开家到重庆时，坐了很久的公交去找朋友，路上，她接到妈妈的电话，妈妈问她是不是再也不打算回来了，入阁回答“是的”，妈妈说：“你要当只流浪猫吗？”入阁说：“是，我是只流浪猫。”入阁到重庆满一年时，在豆瓣分享了这一年来的所有花销，支出22632，收入23790，她计划在存够13000（和刚到重庆的数目一样）时，换一个城市生活，像电影《百万元与苦虫女》一样。她希望自己做手工摆摊的想法能够重启，不浪费自己买的那些材料，之前她做了50个钩针，因为托管班的工作搁置了。在帖子下，她收到了很多羡慕和佩服，入阁朴素地回复着：“世界那么大，人口七十亿，我们总会有不同的路走。”

长久以来，中国股市都牵动着亿万股民的心。而在关于股市的诸多“连续剧”中，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从2023年开始炒股的故事，则有一定代表性。6月底，他在微博回顾了自己在A股开户一周年，总亏损高达74597元，占70万元本金的10.65%。与A股相比，疫情后受到通胀等因素影响，全球股市大涨，多个市场都涨到历史最高点，即使不破历史高点，多个新兴市场也在经历大涨。而A股兜兜转转，大盘屡屡回到3000点保卫战（截止发稿日前一天收盘为2977.13点）。而从历史数据来看，自从经历了2007-2008年的暴涨与暴跌后（峰值6124，最低点1664），A股就开始了长期的震荡。2009年12月末为3068点，这和当前没有太大变化。都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先不论成色质量，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是不争的事实：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经济体量第二大的国家，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外贸第一大国家，人均GDP也达到1万美元以上。经济整体在增长，企业盈利也在增长，唯独股市成了例外。无法上涨的股市其实影响着我们每个人，不仅仅是股票投资者。比如，作为社会福利的基础，社保与养老基金的保值对全世界主要国家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社保与养老保险缺乏可行的增值手段，面对老龄化社会会更加困难。全球前

ale（中文名亚历），93年出生，意大利人，用中文写作，出了一本新书《我用中文做了场梦》。2014年，ale第一次来中国，在南京青奥会做体育记者；2016年，他看到中国电影的繁荣，离开意大利，来中国学中文，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从此，他和众多北漂、沪漂一样，开始了六年的「中漂」生活。在中国，ale换过许多工作：导演、演员、模特、外教、作家......从北京，到上海、成都、青岛、海南，他像当地人一样生活，也经历了这六年的一些变化。如果有人说这是一本「意大利小伙看中国的书」，他估计会收获ale的皱眉。「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解释中国，我也不想解释中国，我就是想跟你共享一些体验」。但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的这六年发生了什么——ale的私人写作，变成了一段集体记忆。

我知道自己需要看心理医生，但是那时我刚毕业不到一年，没有积蓄，也没有稳定经济来源。单次四五百元的心理咨询，对我来说，是难以负担的开支。难道没钱的人就不能得到心理援助吗？这里存在一个悖论，社会资源最稀薄的人群，反而得不到应有的帮助。于是，我开始思考，类似处境的人该怎么办？是否存在更平价的心理服务，来接住坠落的人们？文｜林屿编辑｜Sharon难以负担的开支说出来可能难以置信，作为媒体从业者，看到社会上的不公，我可以义正词严地声援、控诉。可是如果欺凌发生在行业内部，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反而保持了缄默。在职期间，我能一周哭三次。离职后，抑郁状态也没有中止，我整天提不起劲，什么都不想干。怕光、怕见人，白天拉窗帘，晚上也不开灯。我觉得自己像阴沟里的老鼠，“鼠鼠我呀，真的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思？”我知道自己需要看心理医生，但是那时我刚毕业不到一年，没有积蓄，也没有稳定经济来源。单次四五百元的心理咨询，对我来说，是难以负担的开支。难道没钱的人就不能得到心理援助吗？这里存在一个悖论，社会资源最稀薄的人群，反而得不到应有的帮助。于是，我开始思考，类似处境的人该怎么办？是否存在更平价的心理服务，来接住坠落的人们？我在浏览器中输入“自杀”，网页自动弹出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同时附有一行灰色小字“你不必独自面对一切”。公开资料显示，北京市心理热线，开通于2002年，是国内第一条24小时开放的免费心理热线。直到2024年，全国已经开通了400多条心理热线。我想知道，这些心理热线是否发挥了兜底作用？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来电者？我采访了几位热线求助者，她们都表达了对广州心理援助热线的认可。于是我打了3次电话，联系热线员和背后的运营机构，希望争取采访机会，但最终因“没有官方新闻机构采访函”被挂电话。直接联系行不通，我又不抱期望地，在朋友圈询问：有没有朋友认识心理热线员？有人反问，“现在还有人打心理热线？”近年来，心理咨询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心理热线似乎显得过时、老套。但是很多人忽略了重要的问题：能走进心理咨询室，已经代表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而这只是少数人的权利。接住坠落的人曾玲，是我联系上的第一个热线求助者。采访前，她提出希望能用视频会议的形式对话。因为她担心自己在回顾创伤经历的时候，会遭遇情绪崩溃，“有个人陪着会好一点”。

近几年，“黄谣”问题越来越多地被人们看到，一些在高校、职场和生活场景中出现并蔓延的“黄谣”成为热门新闻，人们借此讨论着造谣者应得到怎样的惩罚，也分享着深陷漩涡的被造谣者如何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黄谣”并不仅仅是成人社会需要面对的问题，如今的中小学，也已成为“黄谣”的频发地。一位审理过初中生造“黄谣”引发的名誉权纠纷案件的法官曾经表示：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表现出的求知欲、想象力及好奇心本就强于成人，且因身处校园，长期进行集体生活，更易受从众心理的影响。因此，谣言在该群体中的传播能力更强，传播速度也更快。在各类社交媒体，能够看到一些教师的求助帖，他们得知自己的学生陷入了“情感”谣言，有些虽然算不上“黄谣”，也是不容忽视的中伤。迷茫是许多帖子的主基调，发帖者们接受的培训更多是如何上课、维持纪律、保护学生的安全，从不包含如何处理这类谣言，多数学校的校规也没有相应的条例。对于那些成人社会中的谣言，报警、以法律武器惩罚造谣者是常见的给被造谣者的建议，但是对于半大的孩子，教育和惩罚应各占几分、惩罚应为何种形式和力度，不同的意见太多了。在评论区里，甚至可以看到“看淡就行了，现在的孩子很多都这样”“没@你就别自己跳出来调查”这样的话。就算有清晰的思路和计划，一些教师也会在处理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力量实在有限：有人为追查谣言源头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找到几位知情的学生，对方要么不愿提供线索，要么答应指证又反悔；有人希望学生报警，却被校方压下；有人陷入两难，当被造谣的学生及其家长的诉求不太一致，究竟应该让谁满意？当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学生陷入“情感”谣言，教师作为家长之外的、与他们朝夕相处并负担教育责任的成人，能够为此做些什么？我们找到了3位曾经发现学生陷入“情感”谣言的初中教师，她们最终做出了较为有效的应对。以下是她们和学生的故事：文｜沈后编辑｜Sharon微微（班里出现黄谣的）情况是有人报告给我的，（被造谣的）本人报告过，班委也报告过。当时是（那批学生）刚进入初中的那个学期，造谣者是好几个男生，还是成绩比较靠前的，他们会时不时说一些男女同学之间的谣言。找我反映的（被造谣者）只有一位，她当时并不是很气愤，而是有点无奈。之后我就找了几个学生了解情况。他们告诉我，确实听（那几个男生）说过谁和谁怎么样了，不过他们并没有表现得有些愤慨，或者向我表达，他们觉得这个行为是错误的。很快，一位科任老师也告诉我，我们班的男班长跟Ta说班里有这样的情况。我就去问了这个男班长，他一开始不太好意思说出那些（造谣的）话，后来我了解到，班里的某些男生说起这些，语言已经很露骨了，比如哪个女同学吃男同学的生殖器。这种内容实在太过分，再一个，造谣者有好几位，肯定影响班级风气。男班长尝试介入过。他倒没有从“给女同学带来什么伤害”的角度去想，只是觉得，这是脏话，不能一直说生殖器什么的，所以他有站到讲台上、或者到他们面前去制止。但是往往造谣的人是三五成群，而制止的人只有他一个，尤其是刚入学，他的威信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效果不是很大，那些人一般会无视他。一些（被造谣的）女生只能赶紧离开，或者不去搭理，防止他们变本加厉。我立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得尽快处理，就找了一节班会课专门讲这件事，甚至没来得及准备课件。我单刀直入，听说我们班最近有了一些谣言，表明自己的态度——零容忍。我没有对那几个造谣的男生指名道姓。我觉得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形成，现在能接触到很多信息，这些信息良莠不齐，作为未成年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分辨、过滤。有时他们并不是带着很大的恶意去说，只是觉得，我比其他人更早地知道了一些东西（可以炫耀），或者这个话题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本质上是没有人教给他们，这些话是不能说的，这是一种冒犯。他们可能只知道上课不能说话、站队要排齐，很少会有老师专门去做这种性教育。©《少年的你》我有观察那几位造谣者的反应，有的比较机灵，知道老师是说给他们这几个人听的，有的就没有意识到，还在那怪笑。我以前教过的学生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上课时很正常的内容，就联想到这方面去了。比如有次我播放一个讲地壳运动的视频，一个板块要俯冲插入到另一个板块的下面，就有男生在怪笑，我立马问他笑什么，他就不吭声了。还有一次是几年之前，一位年轻的音乐老师在公布学生们的等级，说等级A的有谁、等级B的有谁、等级C的有谁，就有个别男生把ABC联想到女生的罩杯上。这次班会，也有学生不觉得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完全没有意识到严重性。我就点名那些表现兴奋的学生：“你刚才在想什么？对本次事件，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对那些受伤害的女生，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他们就沉默了。我先是从对（造谣者）自己的影响来谈，如果被很多人知道你这么做，（你在他们心中）就变成了一个品行不好的孩子。我所在的学校，学生们的家通常离得比较近，家长之间会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别的家长可能会由此对你的整个家庭的风气产生怀疑。我强调，这种东西不能作为一个笑话、一个谈资，对同学造成了伤害，是要承担后果的，你能不能承担得了？慢慢地，他们就严肃起来了。后面我还说，如果继续这样做，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比如我会找家长，并让他们在家长和老师面前打开生殖系统结构图，挨个说生殖器官；比如生物课学到生殖系统的时候，我会让老师单独点名他们站到讲台上回答问题。有时你不跟这些学生说惩罚措施，他们不当回事儿。我觉得叫他们公开、正式地讲生殖结构，是有震慑作用的。私底下说和在讲台上说，他们的心理感受还是不太一样，被老师点名，他们不会那么兴奋。这是我第一次处理学生造黄谣的事，因为不是每年都当班主任，有些话传不到你的耳朵里，或者不需要你来处理。学校没有给老师培训过要怎么处理，都是自己摸索着来。©《少年的你》起初，有比较多女生在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会有点不好意思，有的都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但是随着气氛变得严肃，那些女生有抬起头来，跟我进行一些眼神的交流。我觉得通过这次班会，那些被造谣的女生心里有被植入保护自己（的观念）。我对这种事零容忍，她们应该接收到了这个信号。我当时好像没有提，假如你是被造谣者，你可以怎么做。后来一想，应该把这个加到里边。我还在网上看到有些老师说，可以在课件上出那种选择题，站在不同的角度，别人对你说了这些话，或者你（作为第三方）听到了这些话，会有什么样的处理方法。我讲的，确实互动性不是很强。这次班会之后，我们班就再也没有人敢公然地造黄谣了。我私下询问过班委，有时中午在食堂吃饭也会和旁边的学生聊一下，他们都说没有再出现过这种现象。当时想着，如果有人继续造黄谣，就一对一地去谈，正儿八经问问Ta，当时说这些话的时候是怎么想的。这是一个慢功夫，急也急不来。我还是相信，绝大部分孩子是能够被扶正的。我们是中考压力超大的一个市，我们学校在区里算是成绩很好的，学生们的学习压力很重，所以说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性教育。我的观察是，小学也好、初中也好，专门以性教育为主题开的（班会、讲座），真的少之又少，一年也就那么一次，多了也就两次。可以说，学生们能接触这方面知识的正规途径太少了。去年我们学校从外地聘来专家，开了一个关于青春期的讲座，在二三百人的大会议室，全体学生分批去听。前段时间，我们级部主任也发了一个这方面的课件，我就又按照那个课件讲了一下。难得有个人给他们讲这些，他们其实很关注，也比较积极地参与其中，比如我提到生理上的变化，就看到好几个男生在互相摸喉结。不过，当我说到正确看待两性交往，不要整天脑补这脑补那，他们就又笑起来了。我就很淡定地问：“你们又在脑补啥？能不能说出来给大家听听？”我觉得堵不如疏嘛，没必要遮遮掩掩。Yuan当时这群孩子是初一，我带了他们一个多学期。起初是家长给我发了信息，（写着“情感”谣言的）信直接被投到（被造谣的）男生的书包里面，家长晚上收拾书包的时候看到了，那个信封上画了一个很大的红色爱心，家长可能以为是情书，收缴了，打开一看，发现竟是这样一段内容。家长有把那封信拍给我，篇幅蛮长的，我们当地统一的课作业纸，写了一面半，至少有四五百字。里面有黄色片段，写男同学女同学去酒店开房。这个男生肯定是不知道这封信的，他还没来得及看到，家长也没让他看。家长非常愤怒，表示这样的行为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是极大的伤害，希望我能处理。我是2022年开始当老师的，这是我当老师之后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收到信息的当下，我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小红书上发帖求助，发完又打电话给我们段长，段长的大意是叫我自己处理。我的搭班老师是隔壁班的班主任，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教师，平时我遇到问题会向Ta请教，但这种事我不好意思跟Ta讲，我怕Ta也会误解（涉及到的学生）。当时我感觉天都塌了。那天刚好是周五，第二天开始放（五一）假，有很多天见不到学生，就不知道这件事会怎么发展、发展到什么样，我开始在心里进行各种乱七八糟的推演，满脑子都是：“完蛋了，那个（被造谣的）女生不会怎么样吧？”写这封信的男生家庭情况比较复杂，是个重组家庭。他有很多不良习惯。他继母曾经积极地去管教他，但是失败了，因为她只要一管教他，孩子的爷爷奶奶就会说她虐待孩子，“不是亲生的就这样对待”，包括邻居也这么说。最初几年她还能硬管，后来根本就管不了了。发帖之后，我看到评论区有几条回复，都建议我找家长，我就联系了他的家长。我有跟他的父亲说，也有跟他的继母说，因为我不知道哪个能做主。后来是跟他父亲对接的。我没有把（信的）图片转发给他，怕再传出来。我在电话里跟他说，你儿子写人家的黄文，你来学校，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不能发给你。我暗下决心，自己必须是最后一个收到它的人，不能再让其他人看到了。©《少年法庭》放假回来第一天，我先找造谣的学生私聊。他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假期时他父亲和继母讲过他了，他继母还跟他生母说了这件事。我问他，你到底给谁看过这个东西？他跟我说了两个女生，她们都是被造谣的女生的朋友。我问，还有其他人吗？他说没有了，他是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写的，放学时偷偷摸摸扔进人家书包里的。我们班是有监控的，我就去看监控，发现他写完之后，抱着那种“我写了个好东西，大家来欣赏一下”的态度，给这两个女生看了，一个女生读了里面的内容，另一个女生要上课，没看。下课之后，3个人就偷偷摸摸去投信了。被造谣的女生是绝对没有看过的，也不知道有这封信存在。我也去问了她，最近某某有给你乱七八糟的东西吗？她说没有。我又问她，班里有没有男同学做出一些让你不舒服的行为？她就跟我讲，那个造谣的男生有故意把被造谣的男生撞到她身上。好在她没有感到很受伤，只是认为这个撞人的男生脑子不清楚。说回这个男生，我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说，觉得好玩就这么干了。我说，你觉得这件事真的可以做吗？他们两个根本没有什么，退一步说，哪怕两个人之间有暧昧的情愫，是你写出这种东西的理由吗？你这种行为从头到尾就是错的！接着他就在我的办公室哭，我想他应该只是觉得自己倒霉。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骂了一句脏话、踢了一下凳子，还嘀咕说“又要被真实了”，这是网上流传的一个梗，“真实了”是“整死了”的谐音。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没有问题，还跟我抬杠，说只是私下写写玩的，又不是什么大事情。我说，如果你觉得这些行为没什么问题，现在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以你为主角写10份，我传播给整个年段。后来他就不跟我抬杠了。我让他在办公室写检讨。他的检讨我很不满意，写的都是我跟他说过的话，最后加一句“对不起”，没有自己的反思和歉意。之后我就让他在全体同学面前跟被造谣的两个人道歉。虽然他写信的事其他人不知道，但他磕CP的事情其他人知道，我让他说，再也不乱磕他们的CP、乱讲他们在一起这样的话了。他道歉的时候倒挺情愿的，可能有一种解脱的感觉，觉得这件事终于可以翻篇了。我觉得他在那个当下认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是最重要的，在后面的成长过程中，他肯定能理解到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我们起码要先去遏制他的行为。那天，我私聊问看过信的那个女孩，为什么要让他去投到人家的书包里？她跟我说，她也不知道（应该制止），这个男生经常写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只是之前没有（这么大的）尺度。因为写信的男生不是那种（看上去）流里流气的人，属于表面上比较无害，不会打架、不会威胁人的那种，所以这个女生不去制止，我感到很讶异。我问她，你连跟老师说的勇气都没有吗？她跟我说，她当时也觉得很好玩。我非常失望。我说，被造谣的是你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经常看到你们两个形影不离，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不站在她这边呢？你想想，这种事落到你身上，你肯定会不高兴，你为什么觉得落到她身上，她就会接受呢？©《重启人生》我上学时也遇到过同学被造黄谣的情况。初中的时候，班里有男生写了一本子，造谣一个女生跟整个年段的很多男生有“不得不说的情感经历”。那个本子很多人都看过，整个年段都传开了。当时被造谣的女生没有向老师求助，她跟造谣者打了一架。因为造谣的是男生，体力上更有优势，反而把这个女生打哭了。她哭了之后，班主任就叫他们两个不要打架。最后的解决方式好像是让那个男生去给她道歉，然后把那个本子撕掉了。被造谣的女生跟我关系很好，我们当时还一起去骂那个男生，所以我的角色和这次的这个女生是一样的。我告诉她，不应该在朋友遇到这种伤害的时候什么都不做，甚至去采取这种看笑话的态度。不管是作为朋友、同学、还是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时，就算没有能力去阻止，也不要认为它是对的。但是她没有听懂，也是觉得被骂了很倒霉。后来她就再也不跟那个（被造谣的）女生玩了。第二天造谣者的父亲来了，放假时我给他打了4个电话，他才答应来学校。他跟我说，已经了解这件事了，跟孩子沟通过了，孩子说再也不会这么干了，如果他再干，你就让他停一个学期的课。在我看来，这位父亲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我还跟他聊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不能觉得不好管就不管了，把所有责任都扔在现在的妻子身上。最后他还是跟我说，自己工作很忙，没有办法管孩子，如果孩子的继母不管，就只能期待我这个老师管了。我停了那个男生两天课，让他回家反思。现在想想，其实惩罚是有点过头的。我有研究过，他的情况，我们学校没有相关的处罚条例，后来其他班有更大的黄谣事件，升级到了段长、德育处那里，也是让学生回去反思。男生复课之后，我又找他聊了，他说不会再这么干了。在这之后，我怕如果立刻跟学生们讲造谣的危害，会导致他们去猜测我为什么突然间讲它，所以我隔了一周，把自己的课改成了班会课，花了一整节课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我给他们看了一些视频，包括造谣入刑的，也举了我初中朋友的例子，然后讲了很重的话。我还做了个PPT，如果被造谣，可以用什么样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也给他们列下来了。©《少年的你》两个被造谣的学生以为这个男生是又被我抓到抽烟了，没有把停他课和隔一周的班会对应到他们（被道歉）的事上。我也跟那3个人讲，（之后）就当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会比较庆幸，事态在蔓延到被造谣的学生之前就得到了控制。一旦传开，我自己经验也不足，很怕学生受到伤害，尤其是女生，受到的伤害应该更大。我觉得那节班会算是比较有成效，因为过了一个月，我们学校发生了一件影响比较大的事，也是造谣男女同学怎么样，还有视频传播出去，那次谣言传播得非常广，基本上全校都知道，被造谣的是隔壁班的学生，一般来说，（相邻的）兄弟班或多或少都会掺和进去，但是我们班的学生没有，而且只有我们班没有，我很欣慰。事情传开的时候，正好是我在隔壁班的课，下课时，其他年段的学生就过来指指点点，找这个女生到底是谁。后来我在我们班提到这件事，学生们说，对她本人很了解，这件事是不能相信的，更不能到处传播。一个女生还很高兴地跟我说：“老师快夸我，他们很傻，在那里乱讲，我都没有像他们一样。”小茉当时学生们是初一，大概十三四岁。那天是周日，那个女生先是和我在QQ上聊了一下，说被小学同学造谣了，希望我可以帮她。因为我自己之前有过被造谣、成功维权的经历，我在班里和学生们说过，有相关的事情可以寻求老师的帮助。她是从别的同学口中听到这个谣言的，距离谣言出现已经过去蛮久了。谣言主要是发在表白墙，她没有截图给我，不过我有那个表白墙的好友，所以有看到，主要是说我们班的学生在小学的时候追求过投稿者。造谣的学生是隔壁班的，两人小学时是同班同学，家也在同一个小区，所以经常会一起上下学，周末也会一起玩。但是她对那个男生就是普通的同学情，并没有上升到男女关系情。那个男生觉得她是喜欢自己的，向她表白，结果被拒绝了，男生就去表白墙造了这个谣。女生找到我时，情绪还算正常。关于“被造谣不是自己的问题”这个观点，我很早的时候就跟学生们说过。我同意帮助她，让她周一来办公室，说一下事情的具体过程。©《高考》我自己也被造谣过。去年上半年，我刚接手这个班，和学生关系还不错，有天我的学生给我发了一张截图，截图里，有我和对象在医院排队的照片，下面有学生评论“这个女的很骚的”之类的。那天上午，我陪对象去医院看病，穿着情侣装。学生们是中午在一个大群里看到了这段聊天，就马上截图给我了，相隔不到半小时吧。大群里有上千号人，除了在校生，也有往届的毕业生，人还是挺杂的，（谣言的）传播面应该算广。造谣的是当时的初二学生，我教初一，和他根本不认识。有班里的学生在大群里为我打抱不平，我想着，刚好可以告诉他们，女生怎么保护自己。然后我就做了这么几件事：1.确认该初二学生的班级、姓名，联系他的班主任了解情况。2.班主任告知，这个孩子是问题学生、派出所常客，随后给了我学生的微信。3.加他微信，该学生通过，其态度较好，向我道歉。我提出，需要他在之前发表言论的群里公开道歉，并且截图给我，留作证据。4.和他的班主任说明处理进度，第二天继续处理。第二天，我提前联系了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学妹，让她从法律层面去教育那个学生，学妹欣然同意。大课间的时候，在他的班主任的陪同下，我和这个学生见了面。一见面，他就和我道歉了，但我还是让我的“律师’和他聊了聊。然后我回到班里，和学生们说了这个事情的处理方式和结果，他们都在鼓掌。说回学生被造谣的事，到了周一，被造谣的学生和另一个女生来办公室找我，那个女生是（造谣的）男生和（被造谣的）女生的共同好友A，男生有和A说过之前在表白墙上的那番言论，所以A算是一个人证。她们还给了我一些截图，物证也有了。我跟他们讲过，如果要告老师，必须拿出证据。后来还找到几个人证，是男生的同学，也听男生说过（那个谣言）。那个男生（向表白墙）投稿之后，四处炫耀。他们听到了，就会跟其他人讲，包括我们班的人，会问我们班的人（被造谣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这样，算是谣言的传播者。女生的诉求就是希望男生承认他说的是谣言，并且向她道歉。如果造谣者在老师的见证下道歉了，她就可以很有力地向其他传谣的同学证明，那些话是假的。©《摇摆少女》将事情了解清楚之后，我联系了隔壁班的班主任一起处理。我们班和隔壁班的师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和隔壁班的班主任关系还不错。他之前并不知道谣言的事，我们分开问话，再整合回答，如果有不一样的地方，就一起问，找出说谎的人。因为受害者是我们班的，所以最后主要是我把涉事的几个学生叫到办公室来的，包括造谣的男生和4个传播过谣言的学生，都是隔壁班的。我问他们这个事情是不是如同人证所说的那样，他们都承认了。造谣的这个男生，你说他多坏吧，可能也没有，更多是表白被拒绝了，面子上有点挂不住。我觉得他不笨，他能察觉到，我们把他叫出来、和他说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也能感觉到，我们是为了他好。我就造谣和早恋的问题和他交流，他也认错了。接着我批评了围观群众，用大案子告诫他们，之前杭州不是有个案子嘛，就是一位女士去驿站取快递时被快递员造谣，我借此告诉他们，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随便开女生玩笑会有极其严重的后果。也和他们讲道理，让他们明白，造谣会对他人造成什么样的心理阴影。在双方班主任的见证下，这几个人对被造谣者道歉了。没有让他们到班级道歉，是考虑到这个谣言的传播度并不广，两个班都只有个别的同学知道，如果他们公开道歉，反而可能让这件事被两个班的学生们问来问去，我们害怕会衍生出其他事情。被造谣的女生当场接受了他们的道歉。我给所有的涉及的学生都开了班级处分单。它不像校级处分那种，可能会记录到档案里，主要的目的是惩戒。班级处分也有不同的惩罚力度，也是需要有1个月、3个月，6个月的观察期，根据学生在这几个月的整体表现决定是否撤销，始作俑者肯定是惩罚力度最重的。受害者本人只是想要收到道歉，是我执意给的处分，因为这是青春期的孩子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我还是希望能体现我对这种事的强硬态度。除了处理涉事学生，我还到班里不具名地把聊了聊这件事，告诫全班学生这种做法不可取。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他们的三观仍在被树立的过程中，我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班的学生树立起正确的观念。虽然隐去了相关人的姓名，但是学生肯定也会问来问去。所以我也对那几个人讲明白了，这件事从今往后就不要再去讨论，别人问你，你就说不知道。之后那个造谣者没有再犯过同样的错误，班级里也没有学生做过这种事，我还挺满意这个结果的。就有一次，班里的女生又被其他班学生造谣了，我依然是找到对方的班主任，一起解决了这件事。后来就没有听说类似的事发生。（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皆为化名。）投稿联系tougao@chinayouthology.com业务联系open@chinayouthology.com招聘联系hr@chinayouthology.com

村小）是庞大教育系统的“神经末梢”。从2001年到2012年，在“撤点并校”的过程中，全国村小锐减三十多万所，平均每天有68所村小消失。2012

中国盲人1731万（中国盲人协会数据，2016年），相当于每80人中，有一个盲人。约三分之一的盲人基本都呆在家里不外出（《视障者基本信息调查》数据）。尽管数量庞大，在大众的印象中，盲人往往被刻画成一个行动受限，需要大量帮助的弱势群体。似乎只能在盲人按摩店里谋生，而生活则被简单地定义为饱食暖衣的艰辛求索。事实上，多数视障群体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消极。有些甚至比明眼人更热爱探索世界。其中，看电影，这种明眼人日常的活动，如今在盲人中也不再是没法做到的事。谁在关心让盲人进电影院看电影这件事，谁在让它成为现实，盲人们如今又如何去看一场电影，盲人影院背后，又是哪些人在让它能够持续下去。这是一个给盲人看电影的影院，和它背后人的故事。文｜度三编辑｜oi“告诉他们，你看到了什么？”

去年四月，艺术家鹏鹏和伙伴旻旸在银边村（化名）进行了一次支教。一开始，他只是想完成一场与农村儿童相关的艺术实践，就和他过去发起和创作过的许多儿童艺术项目一样。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银边村小学的93个孩子中，有14个孩子的爸妈长年在外地工作。鹏鹏也曾是一名农村留守儿童，他发现，两代人在各自的童年都提出过类似的疑问：为什么爸爸说只工作十天就回来，却走了一年多？为什么农村人要去城市打工？这些疑惑被写在由鹏鹏和旻旸收集的1300多张纸条上。接着，鹏鹏和潘秋蓉、孙雅璇两位艺术家组成工作小组，从1300多张纸条中选出189个问题和愿望，通过微博话题、朋友圈认领、腾讯会议、街头剧场等方式发起公众讨论。最后将留守儿童的提问，艺术家和公众的回应集结成了《不存在的课本》这本书。今年三月，鹏鹏和旻旸拉着一箱《不存在的课本》回到了银边村。彼时“邯郸少年杀人案”正引发全网热议，呼吁“降低未成年人入刑年龄”的声音也传到了孩子们耳边。这让鹏鹏感到不安：爸爸打妈妈、老师打学生的事情在这些孩子们周围时有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司法上的严惩能够驱散盘踞在留守儿童头顶上的暴力阴霾吗？此外，谁又能够回应由城乡差距带来的不公呢？鹏鹏和伙伴旻旸试图用行动，把留守儿童的困境重新拉回公共视野。文｜吴杨编辑｜阳少银边村旧广场上的标语为什么农村人要去城市打工？去年四月，“拆界艺术小组”成员鹏鹏和旻旸，在西安城郊的银边村小学支教了四周。这所学校过去没有美术课，于是学校安排他们给三到五年级一共

去年，随着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以下简称《快递》）的走红，作者胡安焉受到了大量关注，他在书里讲述了自己打过的19份工：从酒店服务生、加油站工人再到后来的快递员。如果说《快递》围绕着胡安焉的职业经历展开，试图回答一个人在做了那么多份工作后如何保全自我，那么他今年出版的新书《我比世界晚熟》（以下简称《晚熟》）则向内走了一步：他反刍自己的现实经历和内心世界，剖析心理、性格与观念的成因和相互作用。胡安焉在《晚熟》中所写的个人经历，集中在从千禧年开始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近

自此意识到，投缘的人能彼此相遇、彼此接纳、并真诚相处，才是最珍贵的事。“珍惜”并不必然指向一对一关系，毕竟这种约定俗成的规范细究起来既没有充分理由，也不符合真实的情感体验。我和

2022年7月，我从北京逃往大理，在那里遇见了作家杨潇。当时还没有“偷感”这个词，可如果一定要为这个流行词赋予最精准的画面，彼时的大理当仁不让：这里犹如一片飞地，人们在“偷”来的时间与空间里喘息，摘下口罩，在洱海边散步、遛狗、玩飞盘，同时带着侥幸与后怕。那时我还不知道，杨潇正在整理他的新书《可能的世界》，这本书收录了他在2010-2019

在社会创新和公益领域，我们常听到人们问，年轻人是不是越来越不愿意参与公益行动了？他们是怎么看公益和社会创新的？与此同时，徘徊在公益和社创门口的年轻人，困惑着自己适不适合这条路。受「瓶行宇宙社会创新节」的邀请，「问题青年」6月2日在莫干山做了一场线下播客。Lisa

在我微博的“经常访问”里，有一个排名特别靠前的朋友，半年来我几乎每天都会看看他的更新。他主要写一些关于失业和找工作的记录，他更新频繁，写得也很诚恳，尽管微博只有36个读者。而另一位朋友的离职生活看上去则要精彩得多，他在小红书更新了自己从大厂裸辞之后申请到了国外硕士offer的笔记，带来了两万多的阅读和几百个粉丝。而他后来告诉我，笔记和现实是有出入的。有人将“离职博主”戏称为内容赛道，各行业的离职潮反而带动了一波流量密码。而我则好奇，平台构建的旷野和真实的生活差距有多大？离职博主的流行，是算法使然，还是人们的想象力匮乏？以及这背后，每个人避而不谈的真问题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跟他们两个分别聊了聊。事实上，我也采访了一些其他离职的朋友，但最后没有放进来。这绝对是我写过最容易找采访对象的文章，因为不管主动或被动，都有太多的人离开职场了。文｜刘天编辑｜阳少裸辞博主，不是“真裸”半个月前，我的朋友Jason兴奋地告诉我，他在小红书发布了一篇笔记，内容是从大厂裸辞之后申请到了国外硕士offer，这篇笔记给他带来了将近两万的阅读量，涨粉几百，是他近期数据最好的一篇。在此之前，他不靠做小红书博主赚钱，虽然也接过零星广告，卖过几单托福资料，收益共计2000块左右。可是，周围熟悉Jason的人都知道，其实早在辞职之前，他就拿到了学校的offer。不仅如此，3月初，他做了一个小手术，目前还在康复阶段，可他却在那篇火了的笔记里写到，辞职之后的他恢复了健身跑步。对于笔记内容与真实生活的出入，Jason倒很是坦诚：“关系好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发布的内容做了美化，但是只有写裸辞才有流量。你说辞职之后做手术躺了俩月，这没人看。辞职之后健身跑步提升自己，积极自律，这才是人们想看到的。我没觉得我欺骗了受众，因为我给他们提供了有效信息。”Jason告诉我，他的评论里有三类人，第一类是插科打诨来暖场的；第二类是伸手党，会跟你要一切需要动手查询汇总的信息；第三类是还在上班的人，言论里透着羡慕，还许下了之后也要裸辞的愿望，他们认为Jason做了自己想做又没法做的事，而这类人是比重最大的。这不禁让我好奇，相比于Jason，那些更大流量的离职博主，是不是包装得更为夸张呢？或许可以从一个专门做离职博主观察的账号窥知一二。简介中，这个账号说要观察100位离职博主的动态，Ta会盘点离职博主们的基本信息、数据、离职后的方向，并且给博主一个赛道归类，写出分析和建议。我看到该账号对一位离职博主的建议是：“在帖子里多提‘北大毕业、字节裸辞、百万年薪’这三个爆点；更新频率与内容质量需要优化，普通的旅居日常对于涨粉没有任何帮助”。这种观察让Jason感到愤怒和厌烦。他认为不论发心如何，为了流量变现也好，单纯记录生活也好，离职博主们起码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些可能性的参照。但这类观察账号，把人进一步扁平化和标签化了，像是把人嵌进同一种模具里。之后我发现，小红书上的裸辞博主和Jason差不多，并不都是真的裸辞。他们有些在辞职之前就有一些稳定副业，有些做好了深造准备，随时可以出发，有些打算先出去玩玩，但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存款，对未来也不是完全没有计划。而他们唯一的相似之处，是向人们展示了脱离上班这件事，自己过得还不错。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流量与焦虑的双向奔赴由于我过去一年都在打工旅行，Jason曾一度建议我也去做离职博主。与此同时，另一位朋友开玩笑说，包括裸辞在内的“离职赛道”已经是一片红海了，主要是被更细分的“裁员赛道”挤压了。小红书上可以看到各类离职博主划分，有裸辞型的，gap型的，数字游民型的，还有大厂毕业型的，比招聘软件上的工作内容还丰富。当我在小红书输入“裸辞”，它联想出的关键词有：重启人生；三十岁；焦虑迷茫；四大；创业开店；在家现状；北京；深圳；gap

如何快速辨别出身边的“做题家”？几年前，在“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刚火时，这个带有冒犯性的问题在某个喝了点酒的席上被人提出。我对其中两个答案印象尤其深刻。有人说，那个在某团队里最“要”的人；有人说，那个现在好友列表里几乎没有什么童年或者早年朋友的人。“当下很用力”和“来处很模糊”，是我当时留下的刻板印象。在与社会学学者谢爱磊的对话里，我向他分享了这段往事。他说，“要”这个总结很有趣，是个不错的切入点。聊天于是从这里展开。自2013年起，学者谢爱磊对中国四所精英大学的近2000名学生开展追踪研究，其中近28%的学生来自农村和小镇。他们从千万人的分数搏杀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口中的“小镇做题家”，踏上“社会阶梯攀爬的第一步”。10年后，“小镇做题家”已经不再是什么新词，但我们依然时不时在公众领域看到它——以更扩散开来的面目和使用语境。也许当下无常，未来悬置，越来越多人在梦醒的当口，发现自己手中不再握有“美好未来号”快车票，而只是“社会爬梯大军”中普通的步行者。从这个意义上看，每个人都是“做题家”。又是一年高考结束，“高考完就好了/轻松了”已经成为年年打假的一句空话，它的姊妹篇是“教育改变命运”。我们如何理解当下农村和小镇籍学生面临的大学教育现状？如何分析出身、心态与环境对他们带来的结构性影响？以及每个人可以做些什么？以下是谢爱磊的自述。文｜aike编辑｜oi这是一个我们共同在写的、关于出路的故事我们时刻被提醒的不同，和命运处境上的相似要拿来展开今天我们讨论的某些内容，“要”这个字我觉得特别好。字眼上它指向某个人上进，有目标，也知道实现目标的途径，比较主动地希望获得一些东西。在它背后，则是一种普遍的意义系统的更迭。所有青年都在共享一种新自由主义阶段的困扰，每个人都在被赋予一种期望，也就是要对自己人生的成功和失败负终极意义的责任，这是一种无限责任。如果你不做某件事，那就是你没有个体能动性，你不够努力或是聪明，社会和集体的责任义务被完全淡化了。于是你必须有清晰的目标，明确的方向，也必须奋斗，必须“要”。这跟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社会情况完全不同。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回过头看个体“社会流动”这个概念本身，过去主导性的故事版本是看结果：当你从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阶层变更到另一阶层，你就完成了一次社会流动，个人在其中的主观情感维度很少得到关注。但如果去看近年的媒体文章，看豆瓣小组，每个在流动过程中的青年所分享出的个人故事，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收入的范畴。社会流动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坐标位移，还有社会坐标的变化，它有更丰富与主观的情感维度，但这个情感维度在已有的研究里面很少受到关注。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怎么去把握它，然后让更多人能更好地去理解它，是我最初的研究起点。纪录片《高考》剧照我在很多地方讲过这个故事，我成长在安徽一个农村，上初中之前没有出过我们镇，上高中时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我们市里，直到高考成为省重点高中的文科第一名，误打误撞来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小时候有一次我妈带我去镇上，给我买了一根五毛钱的雪糕，比普通的绿豆冰棒贵出五倍。我怀着想象拆开它，但发现那个味道尝上去很奇怪，“是不是它坏了（变质了）？有点苦！”那根雪糕被我失望地扔进路边一条河里，直到几年以后，上大学的哥哥从城市带回来一盒巧克力。尝到巧克力味道的那一刻，我顿时明白，原来儿时被我扔掉的雪糕是巧克力的味道。我常想起这段童年经历。阿尔贝·加缪说：“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无非是我们事先赋予它的各种形象与图景。”出身不同的孩子赋予同一事物的文化意义可能截然不同。在刚踏进大学时，你首先看到的可能是教室和图书馆，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也许是体育馆和博物馆。那个叫做“大学”的地方有不同类型的建筑，推开每一个空间都能展开不同的活动，但你所看到的会是我所理解的吗？图书馆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图书馆？就像我曾引用过的杰罗姆·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里所说的那样，“公立学校的男孩们所置身其中的哈佛，却并非罗斯福和他的朋友们所置身于其中的那个哈佛”。其中分裂的不止是生活环境这类物理符号，还有文化和社会资源，也即社会生活。纪录片《初三》剧照我的研究领域是社会发展和教育公平。博士毕业之后，我开始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的四所“双一流”高校里开展学术研究，我和团队选择了近2000名学生开展追踪，这些学生中有近28%来自农村和小镇，他们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精英大学，从几年前开始，这类来自农村与小镇的学生被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称作“小镇做题家”。研究刚开始时，其实我比他们也大不了多少，访谈从他们还是大一新生时开始，之后定期回访，一直到他们毕业步入社会，以及工作适应了一两年后。聊天有时在学校自习室，有时是学生活动中心或者校内咖啡馆，我会问问他们每个人当下的生活适应得怎么样，学习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也会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经历和情况，不会刻意去强调城市或者农村的出身，也不会为了学术上所谓严格的“价值中立”或“不介入”而羞于表露情感。我记得一个同学在受访的几年间穿着风格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有同学在第一次坐下尝试和我开启聊天时，就情绪失控开始流眼泪。他们会频繁向我提及，因为感受到某种差异或缺失，而“融不进去”“找不到感觉”“没有城市的同学那么自信”，或是“没有能力胜任（学生组织和社团）相关的工作”。

“以旧换新”是今年见诸报端的火热概念，继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后，4月30日政治局会议中又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落实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并以此作为除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外的第一号政策，足见其重要性。事实上，早在2008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海啸所导致的消费性电子产品订单急速下跌，财政部便采取了“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的政策，用扩大内需市场来替代外销缺口。如今，政府再次采用了逻辑相似的策略，一方面为拉动内需，另一方面也为消化产能。通过5月份的相关消费数据，本文试图分析“以旧换新”目前为止取得了怎样的效果。此外，特定行业的刺激政策，能给经济系统注入活力，并让个体的钱包鼓起来吗？而在进行存量分配的社会，什么才是好的刺激手段？文｜李厚辰编辑｜阳少不同领域的“以旧换新”是如何展开的？本次“以旧换新”在工业和民用领域都有所涉及，其中民用领域主要为房屋、汽车、家电。这三个领域的产能利用率都相对较低，房地产自不必多说；家电领域以冰箱为例:

野本是一个喜欢做饭的女性，对烹饪有着炽热的热情。虽然是业余爱好者，但她却能制作从饭团到磅蛋糕和南瓜布丁的各种美食，得到同事、邻居和朋友的一致称赞。可是当野本带着自制便当去公司午餐时，却被男同事评价：“野本小姐以后一定会是个好妻子、好妈妈”。野本有些怅然：“明明是因为喜欢，给自己做的。却全部归结为了男人，真难受啊。”这个情景出现在3月刚刚第二季完结的日剧《想做饭的女人和想吃饭的女人》中（以下简称《饭女》）。《饭女》改编自日本同名人气漫画，漫画以“食物与烹饪x女性间的情谊”为主题，讲述了女性在生活中的异样感和女性间的互助作为解法的可能性。其中的两位女主，一位是热爱烹饪、享受制作料理过程的野本。她热衷做饭，尤其享受做出大量美味食物的快乐，但她常常会因为自己一个人吃不下做出的美食而有所拘束；另一位主角则是胃口上佳，对美食有着无比热爱、享受品尝各种美味佳肴的春日。编剧以女性视角出发，对女性和食物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在满足食物基础需求之上逐层展现了女性在日常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以及她们对自身困境的思考和求解。文｜Herring编辑｜Sharon日剧《想做饭的女人和想吃饭的女人》食物与性别权力西敏司在《甜与权力》里指出，饮食模式与所属社会的一致性，揭示了特定的文化形式是如何得以维系的。在东亚的文化中，食物和权力密不可分。《礼记》中把“礼”的起源归结为饮食，强调通过礼仪的规范让食物在人生中获得恰当的味道和意义；日本文化有“食国祭事”一词，就是“吃”、“国家”和“政体”的结合，意思是国家是为神提供食物而建立的。在建立于传统礼教和祭祀之上的东亚封建父权制下，食物被作为身份等级和权力的象征。从播种到餐桌，食物链本身就是性别化的。在山东、河南、福建的部分地区，节日用餐或宴请客人时，仍有男女分桌吃饭的习惯，男性坐主桌而女性和小孩则被分配到茶几或另一桌。在对于上桌的讨论中，有高赞回复表示：“我姐嫁到了山东，直接跟我说，就是单纯不让女的上桌而已，没那多理由”。在早期的社会性别分工下，由于父权社会的性别规范，女性被认为是进行家务和照料劳动的主要角色。做饭、清洁、取水、照顾老人和孩子等劳作被默认成她们的无偿义务。但女性不论是在家庭还是餐桌的地位往往处于下位者，她们的劳动价值也常常受到忽视。上野千鹤子就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本书中提到，在“家”这样一个共同体中，男性的收入作为共同财产，母亲和妻子的身份则容易让女性“心甘情愿”地付出，被视为为男性减轻负担，但由于无法转化为男性的收入而不被重视。但当男性主导起家务的角色，并由此对照父权在家庭中的权力关系时，我们或许才有可能反思起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和权力差异。李安在导演《饮食男女》时的第一场戏便是一场绝佳范例。电影《饮食男女》第一场家宴剧照在这场戏中，李安首先捕捉的是朱先生烹饪食物时的专业、熟练和用心。被以菱形刀法切制的鱼片被浸入滚烫的油中；闪闪发光的五花肉，被切成大小等同的块状，每一块都有完美的肥瘦比例；新鲜的绿色蔬菜被洗净，香菇被炸碎；鸡肉被塞进瓷盘里腌制……从早上开始到日落结束，观众随朱先生完成了一场马拉松式的烹饪。他无疑掌握了关于厨房的一切的主导权。

在租房这件事上，年轻人从不缺少话题。根据智联招聘在2023年秋季校招结束后公布的数据，上海、北京和深圳的应届毕业生起薪中位数略超7000元，占据全国前三。若按“房租：收入≤1：3”的建议，约50%的三城应届毕业生可支付的房屋月租金低于2500元。然而以上海为例，2023年第四季度，工房小区中一居室的平均租金为4419元/月。一线城市并不是特例，全国城市空间成本都在逐年攀升，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只能在居住需求上一再调低标准。不久前有个热搜再度把奇葩出租屋推进公众视野，话题名叫“上个房主是怎样苦命的一个人”，看完对那套目测只有几平米的“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房子（也被网友戏称为“带灶台的厕所”，见导语前的头图）长达1分钟的视频介绍后，有人在评论区留言：“我去自首住宿条件都要好点。”种种因素结合，让一个叫作“撇火药房子”的垂直领域忽然火了，连带红了一位专做这类房产的中介“老辈子”。“撇火药”，四川话里拿来调侃东西或人“很差”。房子差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能获称“撇火药房子”的殊荣。而在撇火药租房中介这个更细分的领域里，“老辈子”是绝对的顶流。他活跃在抖音和视频号，以代理成都市中心撇火药房子香飘互联网。我们在老辈子繁忙的日程里见缝插针，和他聊了场愉快的天。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撇火药房子从哪里来？做撇火药房子中介有什么特别之处？谁在租住这些撇火药房子？他/她们过得怎么样？文｜aike编辑｜oi各位帅哥美女，在熊猫屁股下面，有一个撇火药单间很少有人晓得老辈子全名叫啥，家在何方，只是从他扯起嗓门的方言吆喝里辨别出一点四川中部遂宁那带的风味。老辈子自称“老光棍”，据他自己介绍，今年芳龄四十九，周围人不管男女老少，都跟着抖音粉丝一起，叫他一声“老辈子”——这是四川话里头，一种对目测比自己年纪大点的人表达适量尊敬的称呼。搭配他圆圆的脸和真诚的眼神，又有种莫名的亲热。老辈子的粉丝们自称“撇家军”，作为撇家军的精神领袖，他专攻的术业方向是撇火药房子。“撇火药”，四川话里拿来调侃东西或人“很差”。拿来自用的比较少见。在成都市中心春熙路商圈，老辈子总能找到犄角旮旯里房龄50年以上的破旧空间

你有多久没有被「爱」击中过了？进入液态现代性社会，年轻人的住所、职业、欲望、价值观、性取向、身份认同都变得流动，对于亲密关系的需求随之变得更为多元，也因此产生更多顾虑。人们一边自嘲“爱无能”、抱怨“维系关系好难”、立誓“封心锁爱，只想搞钱”，一边又在深夜孤独难捱，算着塔罗、刷着交友软件和

沐鑫18岁，坐标广州，“完美但缺了一角的孩子”如果跳出文学这一番天地，回到现实生活里，他敏感、容易共情，文静、稍显成熟。

最近几年，女性主义、酷儿、性别议题的讨论开始大量涌进我们的视野，我们切身地感受到这些不仅仅是一个个名词、概念或者所谓的议题，背后所涉及的更具体的切面是每一个女性、酷儿、非二元的人们最切身的经验和感受，于是我们开始认同它、学习它、实践它。

今年的618预热刚刚开始，就被六十余家出版社联合抵制，宣布退出京东618促销活动。参与的出版社包括发布联合声明的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在内的10家北京的出版社，上海的46家出版单位，以及单独发布声明告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令人困惑的是，虽然早有耳闻电商挤压出版社利润，但出版社这么多年的购物节促销也都参加了，为啥偏偏今年不干了？电商巨头也不止京东一家，为啥只抵制了京东，却参加了天猫和当当的促销？为什么人们的体感上觉得现在的书越来越贵，烂书越来越多？逼着出版社让利的互联网大厂，和抵制电商不合理降价的出版社，究竟谁才能让读者受益？文｜Tonya编辑｜oi

今年3月，财新《处置问题险企》一文提到，修订中的《保险法》新增：“若被接管的保险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依法进行保险业务转让的，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对保险合同进行合理变更”。这让人担心，保险的刚性兑付或将不在。保险的刚性兑付，一直是其保障性的根本来源。根据《保险法》第91条规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其持有的人寿保险合同及责任准备金，必须转让给其他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能同其他保险公司达成转让协议的，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接受转让。当保险不再“保本”，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保险企业的风控能力与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投资收益率下降的社会所面临的整体困境。保险公司的风险有多大？他们又是如何盈利与亏损的？保险公司的钱在过去的经济行为中面临着怎样的矛盾？希望通过本文，你能对以上问题有所了解。无论是否购买保险，风险链条的传递都会对个体带来看得见的影响。文｜李厚辰编辑｜阳少保险行业的风险有多大？

18岁阳台上的那些少年，他们有何心事，背影为何如此寂寞？我们是三个Z世代的年轻人。我曾以为大家都算是精英大学的优等生，但当我们在聊起高考与青春时，却都提到了那种非主角的感受，一种很灰暗的感觉。本期播客灵感来源于一篇叫做《18岁的阳台，中国非精英少年的人生答案》。斯怡在文中描绘了一幅西南边陲小城高中生的群像，那里有“复读生、外地生、在农村信用社取钱的州县生、想要自杀的年轻人、贫穷的年轻人、性少数的年轻人”。那是主流叙事中很少看到的细节，却是我们大部分人所体验的青春。我们处于教育资源很不同的城市，也拥有实际上差异的青春，聊到最后，我发现，我们却拥有同一层质感的不体面与恐惧。也许是因为我们都属于阶级的底层，而过早的拥有了一层审视的目光。一个家境不好的学生，如何在西南边陲长大，如何在四川教育集中营长大，又如何在东南小城的重点中学长大。青春，不是一杯干净明媚的白水，而是如身处开水、冰水或浑水之中，我们在阶级、应试、家庭与伤痛的夹缝中体验高中时代。站在阳台上，在恐惧、自卑与拧巴中，我们也一次次眺望远处。更当下的是，对于Z世代的初高中生，他们将在算法和互联网的世界里，更早地感受到地域和资源的割裂，如何去处理贫富差距与可能性的不可得，又如何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本期问题青年斯怡

you”“不要总是望着我的背影，你要为自己活着”这些句子来自在伦敦小野洋子的展览现场的最后一堵墙。这是一个关于母亲的互动装置「My

月初的上海小洋房里，和我一起看片的留美插画师朋友，观看时，笑得根本停不下来！难以抑制兴奋，她连连被对话中的梗与尬点惊喜，自嘲“有被讽刺到！”短片是一个伍迪艾伦式的开篇，夕阳的余晖下，苏州河边，女主角

国家统计局2024年2月数据显示，不含在校生的16—24岁失业率为15.3%，不含在校生的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6.4%，青年失业，已经成为经济下行时代无法避免的沉重议题。事实上，当生活中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增强，爱情在年轻人生活中的比重也开始降低。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一项针对1000名女性的调查显示，2024年的目标选择爱情还是事业，87.1%的女性选择搞事业，仅有12.9%选择了爱情。“没上岸不配谈恋爱、没编制不配结婚”、“双体制夫妻”，这样的讨论在社交媒体上愈发频繁出现。就业和经济状况的动荡，也影响着年轻人的亲密关系。有些人失业后仍然瞒着伴侣出门假装去上班，有些人为了让失业的伴侣有安全感而求婚，有些人习惯了用物质表达爱，失业后贷款供养爱情而负债累累。失业后爱情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找到了两位即将步入婚姻和一位刚刚分手的年轻人，以下是他们的故事。文｜Nepethe编辑｜oi“失业意味着在关系里失去主动权”景岐年龄：28失业年限：五年存款：二十万负债：一百万＋今年十月一日，景岐就要结婚了。她和未婚夫阿诚是大学同学，大学毕业后，景岐和阿诚先后来到上海，在接触了一段时间后，景岐接受了阿诚的表白。此后，两人恋爱长跑了六年。年初订完婚后，景岐就总是失眠，有的时候半夜三点多从梦里惊醒，翻来覆去却再也睡不着了。这个时候，她会蹑手蹑脚下床，去客厅打开iPad，追几集电视剧，再戴上耳机玩会游戏。“他工作很忙，睡眠质量也不好，正好我不上班，等他出门后我再睡回笼觉。”阿诚去年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室内设计工作室，一连接了好几个项目，正是冲事业的关键阶段。景岐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失眠。订婚的时候，阿诚告诉家里人，景岐准备辞掉工作，在家备孕。作为山东人，阿诚的父母对此没有表示反对，甚至委婉暗示景岐，生完孩子后不要立马出去工作。“他们的观念还是很传统的，认为男主外女主内，我只要把家里操持好就可以了。”但她还是害怕自己会一辈子都困在家里，从此以后，对外的身份只有一个：阿诚的妻子。焦虑之下，其实还有一个让景岐难以面对的事实：早在2019年3月，她便丢掉了工作，在随后的大半年时间里，她也曾接到过offer，但最终要么因为通勤时间太长而放弃，要么则是在试工期间就被辞退。到了年底，景岐本想休息几个月等过完年再接着找工作，却没想到赶上了疫情。景岐离职前在上海一家留学咨询公司任职课程顾问，这类工作带有一定销售性质，工资按底薪＋提成来计算，底薪往往只有5000-6000，大头都在提成上。前三个月，景岐只开了四单，在小组里业绩倒数，景岐有些气馁，和团队leader提出过离职的想法，但leader鼓励她继续做下去。景岐最终选择咬牙挺过去，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缺钱。阿诚那时候还在设计公司里当设计师助理，月薪只有4500。景岐知道，一旦自己辞职，两个人连房租都会付不起。没有想过向父母求援吗？景岐对此表示，阿诚的父母其实一直不同意他来上海发展，如果当初知道他们生活那样艰难，也许会立刻让阿诚打道回府。一年多以后，阿诚顺利跳槽，月薪从4500涨到了8000，景岐每月的收入也固定在11000左右，正当她以为自己会在这家公司一直工作下去时，突然到来的离职确认书却像一记闷雷，迎面击向了她。“我们整个团队都被开掉了，领导请我们吃散伙饭时，说自己要创业，要我们和她一起干，结果过了没多久，她自己反倒离开上海回老家了。”景岐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告诉男友自己失业的事情，“首先是不知道怎么去开口，其次是因为那时候觉得失业很丢脸。”和往常一样，她每天八点起床，洗漱收拾完后，和阿诚一起离开出租屋，两人在地铁站分别，随后，景岐便去往附近的购物广场，在麦当劳或是星巴克坐一上午，其间一直刷着求职软件。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但是很快，阿诚就觉察出了异样，在他的追问下，景岐最终告诉了他自己失业的消息。“他知道以后就一直安慰我，让我在家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不用急着找工作。”不仅如此，阿诚还把自己的工资卡交给了景岐。而在此之前，两人一直是财务独立状态，只在支付宝绑定了亲情卡。景岐的心踏实了不少，更为重要的是，她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拉近了很多。在此之前，景岐一直觉得阿诚非常外向又很粗线条，但没想到，阿诚却是一个极为心细的人，她后来曾经问过阿诚，究竟从哪里发现自己不对劲的，阿诚回了一句：“你那段时间每天都穿高跟鞋出门。”景岐恍然大悟，自己的确只有在面试等重要场合中，才会选择穿上高跟鞋。这句话让景岐感动了许久。失业不仅让景岐和阿诚的关系陡然亲密了很多，它也成为了一个只有他们二人共同享有的秘密。景岐和父母联系不算频繁，一个月内偶尔视频几次，她的父母都是体制内的小领导，对她的要求十分严格，从小到大，无论是成绩还是其他方面，她都必须拔尖、出色。从小就紧紧绷直的那根弦最终在高考的考场上断裂了，景岐在高考中发挥严重失常，以往成绩保底211的她，最终去了一所双非一本。为此，景岐的父母一个暑假都没怎么和她说话，这样的成长环境自然让景岐无法坦然告诉父母这一事实，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她一直瞒着父母。有一次，景岐的妈妈打算来上海看看她，她得知后告诉了阿诚，最终还是阿诚出面告诉景岐的父母，两人要去国外旅行，这才让景岐的妈妈改变了主意。自这件事以后，景岐发觉，自己越来越离不开阿诚了。没有工作的她失去了自己的社交圈子，以前的朋友要么在其他城市工作，要么还在求学，大家的生活步调早已不再一致。而同在上海的朋友也大多工作繁忙……那段时间，景岐每天都盼望着阿诚早点下班，两个人一起去附近的公园散步，或者去电玩城打电玩。到了20年8月，景岐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而阿诚在公司却如鱼得水，不仅升任了设计师，手上还有好几个案子在忙，而成年人忙碌的标志之一是，应酬变多了。起初只是一个月有一到两次聚餐，之后变成一周两到三次应酬，回家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晚。景岐心里有落差感，但又不好意思直说，因为阿诚除了陪伴她的时间变少了之外，其他方面都无可指摘，发了奖金第一时间是给景岐换手机，或是买GUCCI手袋，周末只要不加班，便会陪景岐出门逛街。景岐觉得自己应该满足了，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她开始怀疑起她和阿诚之间的感情。电影《花束般的恋爱》阿诚升职以后，工作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为了排解压力，他迷上了手游，没有应酬时，下了班后便会回到家里，躺在沙发上打一晚上游戏。起初，景岐还会饶有兴趣地和他一起玩，但她很快便对这款游戏丧失了兴趣，而阿诚却越来越上瘾。景岐想要阿诚和自己多聊聊天，但最终得到的却都是简短潦草的应付。从原本无话不谈，到躺在沙发上相顾无言，各自玩着手机，景岐意识到他们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景岐尝试在网上寻找占星师或是心理咨询师，希望通过她们的帮助来排解消化自己的困惑和痛苦。最终她得到的反馈往往是：尝试发展一些兴趣爱好，或者重新回到职场。景岐的迷茫并没有减少，她不是没有想过继续找工作，然而那两年的工作经历让她对工作产生了轻微的PTSD，她渴望找到一份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工作，但又不知道自己究竟适合哪一行。景岐试着将这些烦恼告诉阿诚，但换来的却是阿诚对自己略显敷衍的回应，久而久之，她便不愿再和阿诚讨论。当一段关系中出现了一条裂缝，很快你就会发现，实际上这段关系早已千疮百孔。阿诚开始创业后，手头流动资金少了很多，两个人的生活质量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不仅如此，阿诚还曾多次暗示过景岐，让她节省开支，对此，景岐很是委屈，自己从未主动要过奢侈品，手机也用了快四年，平时也很节省，除了偶尔买个一两百的盲盒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个人花销。景岐后知后觉意识到，阿诚现在对待自己，俨然一副上位者的姿态。“因为我没工作，没有收入，所以他说这些话，我也只能听着。”景岐没有离开的勇气，也没有独立的底气。在景岐不断为这段关系内耗时，阿诚却突然向她求婚，看着阿诚提前准备的惊喜，景岐有些不知所措。她打电话给父母，母亲听完后立刻让她答应阿诚的求婚，在母亲看来，景岐这个年纪，已经没有重做选择的余地。最终，景岐还是选择戴上钻戒。上个月，景岐和阿诚两家凑了一套老破小的首付，在上海漂泊六年之后，他们总算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在失眠了几个月后，景岐把心一横，她下载了几个求职app，决定海投简历。她还没有想好要做什么，只是，她不想再过这种生活了。“有份工作总比没有的好，毕竟，我不想生小孩，也不想在家带孩子。”在景岐讲述完她的故事后。我有些好奇，作为故事的另一主角阿诚，又会有哪些想法和感受？我加了阿诚的微信，试图发掘并看见故事的另一面。刚得知景岐失业时，阿诚其实挺高兴的。那之前景岐经常加班，总是很晚回家，回家以后，手机还是一刻不停地响，为此，阿诚总是担心景岐的身体会吃不消。“她有胃病，压力太大的时候胃就会不舒服，看着她难受，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儿。”所以在景岐失业以后，阿诚劝慰景岐先在家好好休息，不要着急找工作。那段时间是他觉得最快乐轻松的日子，“天气好极了，钱几乎没有。”他们偶尔出门散步，大多数时候则待在家里，一起看电影追番剧，打游戏或是做手工。电影《花束般的恋爱》但阿诚渴望成功，渴望财富。很快，他抓住机会升了职，工作也开始愈发忙碌。花在工作上的精力越来越多，花在感情上的精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少。阿诚对景岐有些歉疚，便只能用物质来补偿，久而久之，给景岐花钱，似乎成了他在这段感情里，唯一能做的事。这期间，阿诚发现他和景岐之间，似乎有些不对劲。他知道，景岐也发现了。他想过和景岐沟通，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这是他第一次恋爱，“没有技巧，全是感情。”阿诚变得更忙了，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公司，陪伴景岐的时间更少了。有段时间，景岐向他咨询职业发展的问题，他莫名有些烦躁，也是在那一刻，他终于明白症结究竟出自哪里，“我和她的人生步调不太一致了。”应该怎么办呢，阿诚不知道。他笨拙地想到了一个办法：结婚。“我还是很爱她，和她结婚，我们即便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也能够通过婚姻来维系感情。”对于婚后生活，阿诚暂时没有考虑太多，但有一点他很肯定：他暂时不想要孩子。阿诚最近看了伯格曼的《婚姻生活》，有一瞬间，他对于婚姻产生了一丝恐惧，但恐惧转瞬即逝。他坚信，自己和景岐能够一直走下去。

青年在当代是一种普遍的客体，被谈论、被引领、被分类，之后作为最主要的数字燃料，驱动互联网这只怪兽极速狂奔。也每隔一段时间就作为被研究和书写的素材案例，出现在新造的热词里，为消费品牌和流量施肥。这些讨论描摹出当下年轻人这样一副轮廓：他们在“巨大的草台班子世界”里、一边“断亲”一边结交“电子亲人”、一边“发疯”一边有“淡淡的”死意，在人生的“轨道”和“旷野”里反复横跳……

作为一部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长处境的议题型电影，《年少日记》早在去年上海电影节首映时便引发了影迷和部分观众的关注。它是豆瓣近一年院线华语片的最高分，超5.5万网友给出8.4分。导演卓亦谦也凭电影4次取得金马奖、金像奖、亚洲电影大奖等电影节的最佳新导演荣誉。在香港，它是2023年本土电影票房榜的第二名，仅用325万拍摄成本，最终收获超2600万票房（均为港币），并成功引发了一轮有关“青年少年抑郁”、“学生自杀”的讨论：本地学校、社会机构、教育局积极参与电影分享，尝试反思在推行生命教育的同时，学校与老师应有的价值观与角色。而与电影在香港所引发的观影热潮和讨论相比，尽管各方口碑不错，观影现场眼泪不止，电影上映一周不过突破一千万人民币的票房。电影始自课堂里出现的一份未署名遗书，在寻找企图自杀的学生的过程中，中学教师郑Sir逐渐回忆起自己隐秘而惨痛的童年往事。“我未必可以帮到你，但我会陪着你。”这是郑Sir的一句台词，也是导演卓亦谦想对活在抑郁与痛苦里的孩子们讲的话。我好奇他为何想要呈现这个故事，以及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公开讨论青少年抑郁？在电影上海站的路演途中，我当面询问了卓导。尽管已面对过许多媒体，无数次回答相似的提问，他还是耐心、仔细地向我讲述着他的故事和观察。我亦在短暂交流中发觉，卓导是从低谷里幸运走出来的人，而《年少日记》的创作即是重要支点。电影的动人，也许在于这是他最贴近内心与渴望讲述的故事；同样的，电影也作为一种疗愈，安慰着曾因故友离去而深陷痛苦的他。文｜秋辰编辑｜阳少《年少日记》海报二十年过去了，孩子们为何还是不快乐？卓亦谦来自典型的精英家庭。成长于上世纪90年代，他把从小感受到的成长压力与观察到的价值观，都放入了电影。“我自己家庭比较传统，小时候爸妈希望我的工作稳定又赚钱，但我功课不好，从小一到上大学都不好。但朋友可能更惨，会因为家暴、成绩不好被歧视，就是这样子”。在《年少日记》里，郑中基扮演的是一位典型的东方式严父，融合了大男子主义、棍棒教育、等级观念，脾气异常火爆，而他对绩优主义的无限度追求，也间接酿成了后续悲剧。电影上映后，曾有朋友问卓亦谦，这样的人物设置是否过于激烈，卓亦谦则透露，在剧本设定上，这位父亲患有躁郁症（bipolar

4月以来，不少重庆市民反映自去年底更换智能燃气表后，家用燃气费暴涨，少则1-2倍，多则3-4倍。此后，四川、江苏、深圳等省市也纷纷爆出燃气费用涨价。燃气费用上涨的原因有多方面，相比于纠结燃气公司是否在电表上“做手脚”，更值得关注的是过去几年天然气的“顺价”改革提速。处于市场化改革中的天然气，其价格面临着上游相对放开、下游严格把控的矛盾中。而在全球能源价格高涨、地方财政紧缺的大背景下，涨价只是时间问题。事实上，除了燃气，水、电、汽油、地铁和公交——国家集中控制的公共服务都在普遍涨价。地方财政大规模补贴公共服务的时代过去了，燃气费上涨所揭开的，不仅仅是普通居民对于价格的敏感，相关地方和企业的捉襟见肘，更是一种经济系统的路径两难，而这早在过去就埋下了伏笔。文｜李厚辰编辑｜阳少燃气费是怎么涨的？燃气一般包括天然气（含煤层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等。同我国很多领域一样，燃气也存在价格双轨制，即居民用气和非居民用气，前者比后者便宜得多，因为后者的定价已经基本市场化。根据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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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一起消息引起了注意：重庆市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试点暨住房租赁基金首批收购项目签约仪式举行。签约仪式上，重庆嘉寓房屋租赁公司、重庆建渝住房租赁基金共收购7个项目，合计4207套小户型房源，将用于保租房。4207套房源，大概相当于重庆半个月商品房的成交数量，直接拉动全年销量的4%。而这仅仅是一个缩影。保租房项目正在大踏步推进，全国各地保租房已达508万套，其中上海26.7万套、广州13.37万套、深圳达到

初入猫meme门，如日中天的新鲜产出让我成为一个快乐而幸福的小女孩。猫meme形似早期吐槽人最爱用的柠檬头/西瓜头，在今年改头换面汹涌而来。无需出镜，无需拍摄，甚至连五官和语气都不需要表露，视频创作者藏在可爱生动的猫猫头后面，用无数人用过的表情包，讲述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怎么表达人类生气的表情？猫猫来生气！怎么表达作者崩溃的心情？猫猫来哭泣！第一次观看猫meme时，你也许会被里面猫咪的嘶吼吓到。小到丢掉一百块钱的崩溃，大到一个性侵幸存者的自述，配合着猫咪的尖叫和暗色屏幕里白晃晃的文字，每一个观看者都能体会其中浓度不一的毛骨悚然。对于过于复杂的场景，猫meme则省去了想象的一环，比起文字叙述又多了一层简洁。讲到这里，“猫好，人坏！”已经显露无余了。文

近年来，社交媒体上刮起了一阵阵以“中产”为命题对象的造词运动。从生活方式上的“Citywalk”、“老钱风”，到直戳阶层焦虑的“中产防坠落指南”、“中产消亡史”等等，中产的喜怒哀乐似乎覆盖了我们的许多议程，但究竟什么是中产，又很难说清。

一年前，我来到新西兰打工旅行。我不再坐在办公室电脑前，而是在不同的餐馆和酒吧当服务员或是调酒师。做这份工，打碎杯子是常有的事。从一开始的紧张和羞愧，到后来泰然处之。我发现自己打碎的不止是杯子，还有那些被东亚社会所塑造、让人谨小慎微的道德枷锁。与此同时，在和当地华人相处的过程中，我逐渐感知到了他们对身份、房产的在意与追逐，以及我们所共享的那一部分“东亚性”——操劳、不轻松、在意赢又害怕输等等。而这些，显然没有杯子那样容易被打碎。东亚可以逃离，但“东亚性”可以被摆脱吗？抑或“摆脱”是必须的吗？我带着问题来到这里，以下是我的回答。文｜刘天编辑｜阳少逃离“东亚”2022年3月，我辞职了。辞职前，我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品牌经理。我几乎不加班，团队氛围不错，收入在同龄人里还算可观——朋友们说这是一份“神仙工作”，但我仍然出现了职业倦怠。很难分辨这种职业倦怠和疫情封控有没有直接关系，但我开始思考这看起来体面的生活，到底是不是自己的选择——像很多按部就班读书工作的东亚人一样，在人生的某个节点，突然怀疑这一切是否合理。那阵子我时常问自己一些难以马上回答的问题：我是谁，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近在眼前的问题：如果核酸永无止境地做下去，我要怎么办？5月，在新西兰的好朋友得知我心情不佳，建议我换一个生活环境，提出可以尝试去新西兰打工旅行，并帮我弄好了签证。9年前，他在大学毕业后申请了打工旅行签证来gap

中国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城市化的发展，让大量农村人口往城市迁移。那些被父母留在老家的，被称为“留守儿童”，被带到流入地的孩子，被叫做“流动儿童”。2020年，中国留守儿童6693万，流动儿童7109万，受到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1.38亿，将近中国儿童总人口的一半。（《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有的孩子在城里上了几年学，得回到户籍所在地考试、上课，成为了“回流儿童”，既被城市抛弃，又融入不了农村。有的孩子缺乏父母的照顾和关爱，或者遭受暴力无人诉说、或者自己变得暴力，成为“问题儿童”。问题是，如何让那些幼小的孩子，免于被本就自顾不暇的打工父母家暴；如何让缺乏父母支持的孩子，获得平等的教育；如何让那些无法融入学校的孩子，“有一个学校之外的选项”。这篇文章中的故事，试图回答这些庞杂问题中的一环。文/老衲编辑/oi问题儿童2018年5月的一个凌晨，在海口的滨濂新村，唐浩多遇到一个在街上游荡的小女孩。她穿着邋遢，衣服上粘着厚厚的污垢，还有一股几天没有换洗过的味道。唐浩多跟她打招呼，小女孩说：“操你妈！我家里还有三把刀，你相不相信我拿过来插死你！”第二天，小女孩又来唐浩多的杂货铺找他。因为手边没有小零食，他就给了她杂货铺里唯一的甜食，一盒金嗓子喉宝。“她像是小猫拿到一块小肉一样，赶紧叼走，怕别人争夺它。”十分钟以后，小女孩又回来找他，想要第二盒糖。过了一会，她又来要第三盒。这个叫月亮的小女孩就住在杂货铺附近，和妈妈一起生活。在她们住的社区里，月亮母女已经搬了四次家，第一次是因为无法承担更高的房租，之后的几次，是因为月亮半夜不回家，敲邻居的门，房东不堪其扰把她们赶了出来。滨濂新村学校的问题更棘手。月亮长到14岁，常规来说，要读初二。但她在学校呆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换言之，几乎没接受过什么义务教育。学校换过好几个，每次不到一个礼拜，班主任就受不了，校长直接叫妈妈把她接走，从公立换到私立学校，去一两天马上被劝退。因为无法融入任何一间学校，月亮就不念书了。唐浩多当时在公立学校做美术老师，他想知道这个孩子身上的暴力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唐浩多深入了解月亮的家庭，意识到一个女孩身上的问题，牵扯出两代人、多个女性的被动、失语、工具化和痛苦。月亮的妈妈，严格来说是养母，一个不能生育的女性。发现她不能生育，无法延续血脉后，在农村的丈夫就提出离婚，她被迫离开了原本的婚姻。她那时40来岁，在农村是一个很难再婚的年纪。“在传统的观念系统当中，当她失去了生育这个所谓的功能性以后，她成为一个没有存在位置的女性。”后来，她碰到了一个女性朋友。当时老家还没开放二胎，那朋友有一个女儿，婆家想生一个男孩，发现二胎是女孩就不想要了，但胎儿比较大，做引流的风险很大。这对父母告诉她，如果生下男孩他们自己养，如果是女孩，就给她。月亮生下来第二天，一出院生母就抱着她交给现在的养母，前15天生母喂养母乳，15天以后就彻底离开了。这对被抛弃的没有亲缘关系的母女，从农村搬到海口。月亮妈妈是流动摊贩，每天凌晨4点出门批发蔬菜，晚上才能回家。那时候月亮一岁，一个人待在家里。两岁的时候被送到全托所，母女一个月只见两次，回来以后月亮说同学和老师打她。月亮在画画相依为命的关系里也涌动着暗流。一个单身妈妈，认为自己孤独，价值感缺失，需要“有个伴”才养一个孩子，她还怀揣着一个朴素的愿望：孩子将来能解决养老问题。然而，许多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根源，来自爱很难是全然无条件的，家长很难不对孩子有所期待，当月亮的妈妈对孩子的期待一次次落空，积累到一定程度，怨言、焦虑、不接纳就出现了。月亮很小的时候就出现过一些反常现象，妈妈没有寻求过帮助，或者说她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干预。周围的人说月亮有智力障碍，她妈妈一开始也怀疑是这样。但唐浩多根据他们的相处，意识到月亮并非那种所谓的智障儿童。相处久了，唐浩多发现月亮身上的一些怪癖。月亮总会去做，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被认为是“违背良俗”“不道德”的事情。“其实就是一种禁忌，被禁忌的东西她就越去想要去破坏。”月亮有“顺东西”的习惯，唐浩多被她拿过好几次东西。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叙事里，这会被粗暴地归结为“生性本恶的问题儿童屡教不改”，但唐浩多从创伤的角度出发，将之视为一种“应激反应”。“其实她是在挣扎，她有存在感的掉落，掉落的时候她一定非常恐慌，想猛地抓住一些东西，她想到的事就是进行一些破坏。”对唐浩多来说，他产生了一种迫切感，如果不干预，这种破坏行为，以及她的创伤，会伴随月亮的一生，并不会随着人长大而消失。唐浩多2017年，唐浩多参与了艺术家满宇发起的“一个人的社会”项目。在一组《家暴图谱》的作品中，唐浩多用简笔水墨画的形式，描摹了他和家里的孩子遭受父亲各种各样家暴的场景。在《小鸟与好奇心》的访谈中，关于唐浩多的父子关系是这样写的。“毕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和父亲的关系，他鄙视他，同情他，屈服于他，就是不能挣脱他。”“生活中最痛苦的记忆——包括离家之后父亲如何对母亲施暴。”“看待自己父亲作为男性的处境，他作为家族成员的压力，他为何无法控制自己的暴怒和施暴的手，他为何要用蛮横纠缠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儿子的选择，从职业、婚姻到生育。”《家暴图谱》（部分）初中的时候，他开始了对父亲的漫长的叛逆期。他“完全不读书”，“不认识班主任”，在学校里整日游荡，或是在上课的时间逃出去爬树，偷果实，抓鱼，沉迷去录像厅看香港电影。考试分数自然是一塌糊涂，为了不让爸爸知道，他直接在试卷上改分数，“17”就加个“0”变“97”分，“3”就变“85”分，骗了整整三年。唯一坚持的爱好就是画画。有个学长看他画得好，介绍他去学画画。240块学费一个月，他就入门了。后来他读高中，想走艺考的道路。在一个闭塞的小镇上，他没有条件也没有意识去报名艺考班，没有补习，在宿舍里，摆个静物自己练。“我们家没有钱，所以就自学。”让唐浩多觉得神奇的是，班上另外的四个同学也想考美术，没有老师，他们就拜唐浩多为师，跟着他学。几个人一起出钱买静物、布和画具回来。这个野路子的学习小组竟然真的考上了美术专业，唐浩多和另一位同学都做了美术老师，还有的做了设计师。在他的成长经历里，学校系统，原生家庭，都很难称得上支持，只能说是“不干扰”。他在既定路线之外，踩在悬崖的边缘，颤颤巍巍地行走，依靠自学完成教育，成为独立的个体，然后再舔舐过去的伤痛。在那之前，唐浩多在他任职的初中里，做了一个叫“聊社”的家庭会议工作坊项目，起初是一些小调查，比如中国孩子的学习作息时间，发现我们是全世界上学最早、下课最晚、作业最多、孩子平均睡眠时间最少的国家。他的学生给他留小纸条，倾诉自己的情绪问题，甚至有自残的倾向。唐浩多后来发起了一个有关家庭暴力的调查。原本以为相比于他自己长大的农村，海口城市里的孩子的家庭问题会更少。没想到结果出乎意料，城市孩子受到的创伤的残酷性和数量一点都不少。聊社的家暴问卷（部分）有孩子因为在课间看《人类简史》被老师发现，回家以后被父母指责一个多小时。有孩子因为晚回家半小时，被关在家门外罚站两个小时。他发现暴力以更复杂和隐秘的形式存在，不只是体罚。他开始更多地关注青少年的暴力，以及与之高度相关的心理问题。然而聊社没过多久便被校方叫停。随着调查的深入，唐浩多不想只是面向自己授课的学生，当他想要扩大学生群体以后，发现学校很难有这样的公开而灵活的机制，他试图申请做一个社团，但他收到了以下质问：你做的都是心理层面的问题，你是不是心理老师？和学生讨论家暴也被认为是敏感的，不合适的，最好别说的。在应试教育系统里的尝试，让他感到受挫和无奈。他教课的那一届学生毕业后，聊社便停止了。无墙幼儿园海口的滨濂新村是一个城中村。原本是一块菜地，后来老居民盖起自建房，租给涌入城市的打工者，于是这里汇聚了各种职业身份、不同地域的人。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家庭，这些家庭中的部分孩子从留守儿童变成随迁儿童，没有户口，上不了公立学校，被称为流动儿童。7年前，唐浩多在这里租下了一个店铺，取名“伴伴杂货铺”。他想做一个实践性的空间，这里像普通杂货店一样卖日常用品，还有唐浩多老家产的地瓜酒、花生油。邻近的铺子已经换了好几波店主，伴伴杂货铺一直还在。开在街边的伴伴杂货铺，它也是无墙幼儿园的主要活动空间。2018年摄唐浩多决定把自己的教育实践移到学校外面，选中了这个地方。没想到遇到月亮，这成为新故事的开始。他想要在这里持续展开，想到把杂货铺变成一个非典型意义上的幼儿园。“无时间限制、无空间限制、无模式限制”，这个30平方米大的地方被称为“无墙幼儿园”。它对孩子完全开放，无论哪里人，有没有户口，父母做什么，读什么学校，认识与否，是不是住这个社区，任何小朋友都可以进来。他们名正言顺地来这里玩游戏，做什么都没有规定，想玩什么玩什么。唐浩多和他的朋友们，为城中村里缺乏父母陪伴，无法在陌生的城市建立自己伙伴关系，或者难以融入学校的孩子，提供一个包容的自由环境。“能跨进来无墙幼儿园本身就说明了某种渴望。”更深层的部分，是他试图为受过心理创伤的儿童进行长期陪伴、艺术教育、社团活动。唐浩多依然在做美术老师，无墙幼儿园是非盈利的性质的公共项目，租金由他自己承担，其他的运营成本主要依靠捐款，以及他为孩子们做的艺术项目的衍生品售卖，中间一度因为资金紧张无法继续，好在收到了一笔5000块的匿名捐款，这一笔钱可以让无墙幼儿园运转半年。月亮无墙幼儿园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为月亮办个展。唐浩多学艺术出身，自己也做雕塑作品，自然而然地，他想到用艺术的方式陪伴小朋友。月亮来画画的时候，他看到她身上原生的力量。“她并没有被社会给阉割或者驯化，绘画的方式没有成人的审美范式，画一只鸟要像鸟，画一只龙要像龙，她不遵守形象与否。这个东西很难得，因为是一个孩子特殊的经历之下，才会形成这样一种对绘画的表达和认知。”唐浩多鼓励月亮继续画，画了几百幅，都放在伴伴杂货铺里，画纸和画布堆了一叠又一叠。个展的时候，认识月亮的大人和孩子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儿童”身上的另一面，还有从社区外赶来的观众们购买收藏她的画。唐浩多为她无偿代理作品，希望这个计划能持续到她18岁，如果顺利的话，或许她能靠作品积攒的资金支持成年以后的生活。月亮第一次个展

《坠落的审判》在2024年的声名鹊起有两个显著的节点：一是成为被奥斯卡盖章的年度最佳原创剧本，二是因为一段映后谈贡献了一个中文互联网性别领域的热点。这两个节点各有代表之处，前者是权威对艺术性的认可，后者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地放大了电影中具有社会意义的部分。抽离点来看，这应该也是一部艺术电影所能获得的最幸运的反馈。无论是影片本身，还是女性导演的视角、女主角的突出塑造，《坠落的审判》毫无疑问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但它并不如刻板印象中的“女性主义电影”，依靠反映女性现实生活中普遍的弱势地位和两性的结构性对立展开（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以此类核心创作的作品就更加低级）。围绕一场由丈夫坠亡引发的命件，导演向我们展示了非常态但具有普世意义的家庭与性别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平静时默契避让而在暴怒的瞬间就淋漓的伤口，是失眠夜辗转反侧的懊悔，是恩爱而事业有成的中产知识分子外壳下双方都心知肚明的补丁，是鞋子里的沙砾。它因为男女主人公的家庭分工而极富特殊性，但同时也因为其蕴含的普遍性而让观者心有戚戚。

吉雅是我在大学里最好的朋友，直到他退学前我们在校园里几乎形影不离。他已经退学十个月了，现在的身份可以是银匠或者牧民，但我更想形容吉雅是一个坚持“做事”的人。他逃离了自己所厌恶的“托管式大学教育”，带着还未消耗殆尽的创造力，回到眷恋的牧区草原，靠一门手艺吃饭。过年回家见到吉雅时，他似乎已经完全摆脱了上学时的那种苦闷。这是一个鄂温克牧民青年在当下寻找出口的自救之旅，也是我曾畅想过但未能下定决心作出的那份选择。

去年初春，我偶然刷到一篇题为“21岁成功改母姓”的帖子，作者是个女孩，讲述了自己在母亲不认同的前提下，从父姓改为母姓的经历。这让我眼前一亮。虽然最近几年，公共空间有了更多对冠姓权的讨论，但作为姓名最终的所有者，孩子对此有何认知，依然是罕见的视角。更可贵的是她的主动性，不像我接触过的其他改姓之人，就算不是被长辈安排，也起码是双方皆有此意才行动的。在冠姓权的“战场”，偶尔会有这样的声音：能不能让孩子在长大后自行决定姓什么呢？我觉得这样不错，但实现起来太遥远了。没想到，已经有人在现有的制度之下，迈出了这一步。我开始四处寻找像她一样主动选择母姓的人，想记录下这群人的出身、思考和行动，以及这个选择所带来的回响。这最终成了一篇完全由女性讲述的内容，并非我刻意为之，而是愿意分享改母姓经历的大多是女孩，再加上“由自己主动提出”的条件，就更难找到男孩了。她们之中，有人与父亲早早断联，或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期望能通过改母姓找回自己的归属和选择权，但也有人从小浸泡在父母的爱意中，改母姓更多是投射对自己的希冀——希望成为像母亲那样强大的女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