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霖则分享了哲学上对动物伦理的思考，在这个思考过程里，除了道德上的关切和追问，他也获得了求知上的乐趣，“你发现，哇，原来动物世界这么美妙、丰富、多元、复杂。”

今年六月，我来到上海一处由废弃工厂改造的艺术空间。这里正在进行一场蹦迪活动。与以往不同的是，律动的低音中，贴耳交流的人少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手语的海。我穿过卖烤冷面的小贩、塔罗占卜的摊位、涂鸦墙上手语的标识、老人、小孩和狗狗，被人潮推搡着，来到了舞池中央。下一秒，我挪不动步子了。人群翕动，一场聋人斗舞，由一段popping开始。接着，投影幕布上缓缓打出：“听人好奇问我，你听不见声音怎么跳？我说，用心跳下去。身体感觉，就是通过身体的运动和肌肉的记忆来感受节奏。”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约有2780万聋人[1]。这意味着，每50个人当中，就有一位聋人。不同于普遍的误区，ta们并不必然在一个无声世界中。听力是一个层叠而多元的光谱，一如我们的性别、性取向。Ta们通过地板、胸腔的震动，或是通过助听器，更重要的，通过心来体验音乐。当听力的绝对中心被摘去，舞，将有怎样新的可能？这是一个在听觉霸权的世界里，用身体书写音乐的故事。文｜ziyu编辑｜阳少一个聋人街舞团的诞生当天，也是聋人街舞团“X-90dB”开业的日子。它有如新生婴儿般的诞生，吸引了许多其他城市的聋人，来到杭州重新安家，一边工作一边跳舞。X-90dB聋人街舞团（以下简称为“X-90dB”）由听力损失平均为90分贝（dB）的舞者组成。舞团的主理人徐梦娇，是一位23岁的江苏女孩。12岁的一次意外摔倒之后，奶奶没有及时注意到她出现了听力状况。在医院治疗后，梦娇被诊断为脑部外伤引发的听力和语言功能受损。突然失去的听力，让她陷入了恐慌之中，周围的一切都好像变得遥远了。世界卫生组织将听力损失分为六个级别：轻度（21-35

人们习惯用一个词概述一代人的面貌。比如日本的“觉醒世代/宽松一代”。他们出生于泡沫经济破裂前后，深受经济下行、就业市场萎缩以及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对未来的职业和家庭持悲观态度，开始质疑传统的“拼搏精神”，选择逃避社会期待，追寻内心的宁静与个人自由。宅文化和二次元文化成为这一代人的标志，与前辈的“务实”不同，他们倾向于沉浸在动漫、视频游戏和网络虚拟世界中，“不开车、不买名牌、不运动、不喝酒、不旅行、对恋爱冷淡”。“觉醒”体现在他们对社会期待的拒绝。如今韩国的“n抛世代”，也同样深受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压力的影响，尤其是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后，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剧烈变动。这代年轻人放弃了传统社会期望中的结婚、生育、购房、人际关系等责任，这种转变体现在急剧下降的结婚率、生育率上，影响至今。“n抛世代”以追求自由、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为主，尤其是K-pop的崛起成为世代的象征。“抛”体现了他们在这个时代下为追求自我“置换”掉的东西。而在中国，当下也是一个节点。经过1978年至2010年年均10%的超高速增长后，从2011年至今，除新冠疫情期间出现大幅波动外，中国GDP的增速正在逐年放缓。改革开放、房地产升值的红利已过，有人戏称现在年轻人面临的是“时代的黑利”。这代年轻人享受了教育民主化的成果，平均就业竞争力远超上一辈，但也感受到竞争激烈的无力感；生活成本不断增加，但薪资增长却相对滞后；他们在社交平台展示自我、寻找认同，价值观既开放又保守；他们在更丰富的资源下成长，看起来却比父母辈颓丧……对这代年轻人已有不同的概述。比如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曾针对00后的心理特征做过调研，他认为，这代年轻人是“双相情绪波动”的一代，他们有希望，但也感到焦虑，他们拥有丰富的信息但缺乏实际经验，面临更多选择，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和就业压力。再比如“在内卷和躺平之间，该卷卷该躺躺”的“45°青年”。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个时期的群体，必然包含统计上的暴力，但概括世界、理解自我在当下成了一种“不确定大环境下”提供些许确定的慰藉。本文是年度回顾的最后一篇。我们试图为当下（下行周期）笼统的“青年”找到一些共性的概括，在众多选择中，我们悲观地找到了一个词：弱势。他们有此前日韩年轻人相似的处境，比起父辈，他们在经济上、话语权、精神面貌等方面都显得更为弱势。文｜wt编辑｜oi被浪费掉的人

社保上涨、买房放宽、内需不足、消费降级、以旧换新、炒股被套、延迟退休……这些词几乎出现在了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聊天中。身处下行的经济周期，钱包的变化不仅影响个体，也悄然塑造着社会的氛围。

成为各平台标配。拼多多“先知先觉”地把消费的天平倾向买方市场，这种倾斜让它在“供给过剩、需求稀缺”的时代迅速从巨头里挤出一个地位，但也打开了影响全电商的潘多拉盒子：退货率。2024

你好，朋友，冬天快乐，又是一年过去了。世界如今所剩的共识已不太多，但“今年很难or更难了”一定算是一个。过日子的主题从不久前的探索转向摸索，从寻找生活方式，逐渐变为寻找生存方式。时代黑利的氛围感就在一字之差里妥妥涌现了。但能咋办呢，生存本能摆在那儿。总得活下去，也总会有活法。有人选择从大城市返回老家，做起“全职女儿”，并告诉自己，和全职妇女一样，全职儿女也是一个辛苦且正经的职业；有人选择笃信经济周期，在下行周期里确保自己“安全第一”，考公，考编，投资或消费秉持紧缩原则；有人选择积极躺平，找不到工作就去搞搞兼职、跑跑滴滴，规律健身、睡觉、补牙，锻炼“抓握力”，等待下一次时代风口的列车驶过能及时趴上车顶。当然啦，也会有人“继续苟着”，有人“开摆”，有人仍在“灵活就业”。在万千声音里，会有逃走的人，她们定期逃回自然，或彻底逃向鹤岗；也会有在“搞抽象”或“PASSION”的嘶吼里支棱的人，会有在八字五行身心灵里走得更远、求得平和的人……小时候我们学过一篇课文《斑羚飞渡》，在断崖和猎枪前，斑羚群像事先商量过那样依次高高跃起。连用力叮嘱彼此“要活着”的时期可能都已经翻篇，就像下文中多位朋友提到的那样，目前差不多就是“活着挺好，鼠了也行，但没关系先活着看看吧”。当下，我们正注视群体里每个人的那一跃，并逐渐修习去敞开接受跃起后的所有“然后呢”。于是此刻，个人的讲述是半空中不断绝的抛物线，而群体的在场与注目就也拥有了意义。何必要再去总结“难”呢？不如坐下听听周围的故事。我们为2024年留存了24段私人片段，分享者是来自天南海北的贴心朋友们。闲聊发生在任意时刻：在通勤的地铁上计算今日时薪有没有回本时，兼职在服装店打零工的间隙，回到老家后开着爸妈的车堵在晚高峰大桥时，保研结束后今天的第五把和第六把游戏中间，健身房练完crossfit套上外套前，早起正打算听几分钟前更新的《声动早咖啡》那会儿，领完n+1大礼包终于决定还是考个公的时刻，学校的午间休息，和姘头爆发关于洗碗的争吵前，还是选择了离职并把所有行李打包寄走的下午，夜晚安抚情绪与睡眠的药片发挥作用前的最后几分钟......我们问了4个问题：1.为了活下去，今年你做了哪些努力，生存方式有什么变化？2.今年的“难”在你自己身上如何体现的？3.今年你是否对数字更敏感了？具体来说是什么数字？4.对于2024年，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你想说的？以下是她/他们的分享。文｜aike编辑｜oiFG，男，31上半年卷了卷自己，然后喜提n+1，后来就在努力地打游戏了。饼干，女，28从都市丽人变成了兼职侬民，积极迎接命运的裁员大礼包后快乐躺平，但是e人不能不出门，需要对生活有掌控感（在生活的实感）所以在迪卡侬干兼职，从ppt女工到门店打工人，每天都在更新人类观察实录和各种搬货体力活，每天健身接触各种运动，不上班的时候就在街上溜达、逛书店咖啡馆、去公园晒太阳看书，感受工作日的另一面，解锁生活新体验。山顶资本，男，28做了最通俗的努力，从公司出来自己炒股又去到另外一个公司上班，身份从基金牛马变成了自由韭菜然后又变成了基金牛马。虽然兜这个圈子感觉又回到了原点，但精神状态有了一些变化。Leon，男，21我之前的身份是一名末流985大学的本科生，迷茫、慌张但是摆烂。为了获取保研资格，我今年参加了很多名字都没听说过的竞赛。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答辩，面对在下面昏昏欲睡的评委老师，阐述着自己学到的知识，获得的经验。但是内心知道自己啥都没学到或者说是啥都不想学。克服着自己的生理厌恶参加着大人游戏，听着身边没有读过研究生的“大佬”教我如何在研究生阶段学习。最终，我获得了保研资格，成为了一名末流985大学的研0研究生，依旧迷茫、慌张但是摆烂。猕猴桃，男，28今年我有一个很重大的身份转变，我终于下定决心不再去做广告和公关行业，而是勇于地去追求自己感兴趣的心理咨询行业，并且已经迈出第一步，现在医院见习，计划明年读书深造。这种活下去更多是精神上的，如果继续做之前枯燥的工作，我感觉“活”不下去了。洞，94年，男2024年九月底，我失业了。看了看自己的储蓄，尚能让肉体健康存活一段时间，于是心安理得，gap至今。算起来，这是第三次裸辞，也是第一次没有恐惧感。函函，女，28今年，为了活下去，我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留职不停薪的休假机会。从一个每天上班无法停止焦虑的社畜牛马，变成了获得生活保障的同时拥有gap喘息时机的闲散人员。听起来也许是很幸运的，但的的确确如这个问题所说，是为了活下去，意味着再不这样做，感觉自己可能活不下去了。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在经历了剧烈的心理斗争、工作层面的利益保障斗争后，我的身体终于被逼到亢奋过度无法入睡，剧烈的躯体反应以及惊恐发作之后就住进了精神病医院，由医生和药物接管我的身体，让我能够停下来，把以往的生活暂时一切强行终止。但能争取到这个用痛苦换来的休息机会我依然觉得是幸运的，我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学习好好地、平和地活下去，在药物和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我把时间的指针继续拨动下去，像重创过后复健的病人练习如何平稳地走路，我也决定在生活的路上不要再跌撞得太狼狈。我想今年的变化对我而言是巨大的，是我从未想象过，也不敢想象的，好在我实现了它，给了自己长长的人生一个短短的安心修养的机会。僵尸王，女，30身份上，我从一个兢兢业业体制内人，变成了晃晃悠悠无业游民。努力变得不那么努力，这是我今年的一个新认知。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牛马生涯里，没有一个地方让你戴上驴套，周而复始地投入拉磨这件事，是脱轨的、失序的。但所谓轨道和序列，也只有当你身处其中并深以为然的时候，它才会以一个引导线的样貌真正作用在你的身上。跳出来以第三方视角来看，它就变成了选项之一，一种被大家选择最多的生活样式而已。我有一种很神秘也不知道对不对的感知，可能连人人高喊“活下去”也已经是上个版本的口号了。更多身边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呈现出的是一种“活着挺好，死了也行”的状态。区别于主动厌生，这种状态是被动的、防御的，以最低耗能维持社会人形的运行机制。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这是在对“你努力了也没有用”的大环境的消极抵抗，一种新时代的非暴力不合作。如果真要说我今年为了“活下去”做了何种努力，那么降低定义自己能够“活下去”的标准，以及以身试法、向死而生，大概就是我的全部努力了。真的裸辞了，正式步入每天打12小时游戏且毫无歉意的节奏，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偶尔定睛一看，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怎么不算一种意外之喜呢？懒懒，女，32以前给自己职业的前缀是自由，现在是独立。今年经历了很多事，一些境遇让我不再给自己建立缓冲地带，让自己和他人都直面那个最真实的我。农村丽人，女，自称105岁彻底离开工位后，衍出了不少新的角色，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能屈能伸了，努力把自己变得更灵活了。只要有工作上门，都不太拒绝，即便是以前看不上的活儿。经济下行的时候，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助理也能当，活跃点总是好的。裸辞是自己选的，那所有变化都得接受，当然好的一面是从这些身份里有了很多新的体验和成长：“演员老师”、“美术老师”、“编辑老师”、“造型老师”、“创意”、“导演”…

2024年，经济局势严峻，尽管政府推出措施提振经济、扭转价格下跌，却未见消费需求回升。房地产仍旧走弱，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价格指数观察，截至2024年9月，二手房价格相比2021年高点下降15.4%，新房价格下降9%。除个别政策支持的行业外，很多行业面对消费的低迷，陷入价格战。企业生存难，“降本增效”成为底色，劳动者收入愈加压缩，消费愈加低沉。就业难在年轻人中尤其严峻，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9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明显高于30岁以上人群*。就个人来说，对经济冷暖的体认并不需要数据支撑。作为年终回顾，我们希望看到“大环境”中的「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我们回归一个简答的问题：这一年你过得怎么样？我们采访了5位从事市场营销的人，他们从业时间均为10年以上，疫情前已经成为中层骨干，也因此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行业的、消费者的、组织的变化。他们来自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从事的行业分布在食品、服装、新能源汽车、科技和房地产，包含不同政策支持程度的行业。当消费降级、降本增效、价格竞争成为市场基调，他们或者比从前更“卷”，为维持收入不降太多，不放过任何可能奏效的办法；或者开始“克制自己的努力”，接受今非昔比的现状，维持恰当的投入产出比。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可能和大多数中产一样经历着上升受阻、财富缩水，几位被访者均就职于北上广深的大型企业，处境很可能好于其他城市，好于中小企业雇员；并且，相比于后辈的年轻人，他们已经感到自己属于“幸运的一代”。在明天即将发布的《下篇》中，我们采访了24位年轻人，听他们对2024还有什么想说的。从高歌猛进的时代走来，我们习惯于在年终复盘和新年展望之时，总结“机会”和“办法”。但是，这一年在尝试了比以往年头更多的“机会”和“办法”之后，或许真正留给我们的，是如何理解一个从未经历过的经济周期，如何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自处。以下是他们的自述。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7.1%，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6.8%。本统计对“就业”的定义为每周工作时间1小时即算为就业。另有经济学家关注到从城镇回归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可观，并没有反映在城镇失业率数据中。文｜Lisa编辑｜oi两个创新项目被喊停之后，我不折腾了，苟住吧。大概2015至2019那几年，商业地产这个赛道做得风生水起。那时我还在一家服装公司，我们得求着购物中心给个好铺位，因为当时对于零售品牌来说，在购物中心开店是提升品牌形象、把握高净值顾客的重要渠道。我之前在咨询公司做过，有跨界的思维和资源，刚好那两年我经常跟一家商业地产公司的合作伙伴探讨关于购物中心的想法，有一天他们就抛出了橄榄枝。或许当时这家公司在同行日渐火热的竞争中，期待通过跨界人才的加入做一些尝试和突破，打造差异化，毕竟商业地产行业一直崇尚“标准化、可快速复制”，当时还没有太多所谓“非标商业”出现。那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但我当时没想到疫情会有三年这么久。我大学期间也赶上了非典，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抱着疫情很快会过去的预期，我就来到了这家商业地产公司。刚加入的时候，公司有利润和增长的空间，要求我这种跨界人士提供不同的视角、充分发挥。2021年上半年，公司曾给我一栋空置的小楼，包括调研、定位规划、品牌化包装、空间及商品规划、空间设计、招商洽谈、运营策略、投入收入测算等大部分环节都交给我。在招商洽谈中，对于一些小众品牌，老板甚至允许不用惯常的租金思维来合作。我很喜欢这种挑战，大概在一个月里就把规划类环节做完了。第三个月的时候意向商户也基本谈完了，在上项目申报预算的一周，突然被公司喊停了，这个项目算是“胎死腹中”了。现在回头看，2021年房地产政策起起落落，大家信心逐渐没那么足了。那时大部分同行企业和资产方在资金上大概开始出现问题，部分企业开始售出重资产项目。那段时间“轻资产”成为商业地产这个板块热议的话题。注：2021年房地产政策包括上半年严格调控的“三道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管理制度、实施“两集中”供地模式等，及下半年透露暖意的维护按揭有序发放、房地产税延期、支持优质房地产并购贷款等。2022年上半年，公司又启动了第二个创新项目，我再次重整信心参与其中，这次覆盖全国业务，但就在规划完毕、项目落地第一阶段时，公司的领导层发生了大变动，从70后为主的行业资深经理人，换成了一个更为年轻的80后团队，无人提及的旧项目默默流产。我估计老板的考虑一是要降低成本，二是在这样的大环境里，行业大咖和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做出的结果可能也差不多，因为公司没有开拓性的事情要做，只是维持基础运营。我觉得就是不折腾，安安稳稳地躺过这段周期的信号。接下来公司给我的空间也收缩了，新的领导层也不关心我以前的工作经验，我擅长什么，而是把我当成一个螺丝钉，布置我做按部就班的工作，把基础工作做到极致。之前在工作当中很契合的、一起碰撞创意灵感的同事先后离开，只剩下一两个，零零散散的。我有种失落感，也了解到不少同事很难找到令自己满意的新工作。于是我发现自己变怂了，考虑要先稳住工作，稳住存款，那就先苟着吧。客观来讲，我觉得或许这是一家公司面对周期而做出的最好决定了。降本肯定要降的，有试错成本的事就不敢做了。对老板来说肯定也想先稳住资产，不倒闭，发出工资，至于做行业龙头什么的就先别想了。对员工来说就是稳住工作，其他别想了。民营背景的购物中心，吸引品牌入驻变难了。疫情前的三到五年里，都是品牌方去拜访购物中心，求着购物中心给个好位置啥的。现在，很多连锁品牌的拓店计划都收缩了。购物中心的人得跑出去问品牌今年有拓店计划吗？人家可能说我今年只能做一个新店，已经有四家购物中心来找过我了。对购物中心来说，以前要挑符合商场定位的品牌。现在可能很多商场开业的时候你会觉得奇怪，这家商场到底是什么定位？为什么会有一堆定位不匹配的品牌堆在这边？商场也没办法，今天它解决不了好不好的问题，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因为出租率得先上去，才有机会慢慢调整入驻品牌，逐渐符合定位。今天想要一步到位吸引符合定位的品牌入驻，对于民营性质的商业地产公司是蛮难的。国央企的商业地产项目比较受品牌方的偏好，品牌会认为国央企的项目资源比较好，稳定性也好一些，因为它们的位置会拍得比较好，也不存在资金链的风险，因为稳定，也能吸引到较高质量的运营人才，营销费用也没有像民企砍得那么多。疫情前有些商场一年花百万甚至千万级别的营销费用去做策展，现在营销费用砍下来了，内容创意肯定没以前好，吸引流量的能力就进一步下降了。但是没办法，今天消费者想的都是稳住存款，没那么有消费力了，就算花再多的营销费用，消费者也是来逛而不是来花钱的。今年有一家商场开业，位置还不错，但没有把卫生间细节搞得很人性化，导致消费者在开业第一天就吐槽，怎么感觉从一线城市突然到四线了。如果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品牌商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我也能理解，房地产商很可能没有钱了，但是商场要先开起来再说。现在一些商场有病急乱投医的状态，今天看到别人家做宠物了，也跟着做个宠物活动，明天搞一个市集。我的一个商场的朋友开始帮品牌商户做直播了，他说其实也卖不掉什么，但是一定要做满一定时间，有KPI考核的。这些做法解决不了问题。我觉得源头就还是要去研究消费者的感受，消费者真正关心的是什么，把钱花在他们真正care

电影《好东西》无疑是今年最值得讨论的华语电影作品、女性主义文本及流行文化现象。自11月9日点映以来，它就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幽默的文本风格、新颖的人物形象以及切合当下的情绪表达赢得了各路观众的喜爱。截至今天，《好东西》票房已破

Situationship的讨论大都较为负面，它让本就缺乏安全感的人加剧了内耗与自我审视，紧随其后的往往是“劝退”、“戒断”和“避雷”。除了Situationship，FWB（Friend

2024年的中国经济如同一场跌宕起伏的连续剧。9月底股市大涨，激发了居民对经济复苏和政策刺激的热切期待。从央行到财政部，各类发布会接连登场，试图提振市场信心。10月9日，国庆后股市开市第二天，国新办预告财政部将在发布会上宣布“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措施。

“交卷”，就可能面临来自社会、家庭以及自身的压力，焦虑我的这一生“会不会不及格”。加速社会的增长逻辑与绩效主义不断为“上岸青年”们制造考卷试题，压缩着个体试错与失误的空间。现实人生仿佛成为

从2021年再版的《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开始，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渐渐为中国大众读者所熟知。这本书切中了许多人内心的拷问：为什么我在工作中难以获得尊严和意义感？为什么消费后又总感到虚无与不满足？相比童年时代，明明物质生活越来越丰沛，可贫穷感却更胜以往？2023年，鲍曼的对谈集《将熟悉变为陌生》出版，他一针见血地说道：今天，我们要求个体来解决那些迄今为止一直由政府、国家和共同体解决的问题。换言之，我们期待个体在一个无法改善的世界上寻找一个还能忍受的地方。世界注定要完，但每个个体都必须在这场社会的衰亡中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案。以最新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出版的《自我》为契机，我们和社会学学者陈振铎梳理了鲍曼的关键思想：什么是「流动的现代性」？鲍曼对于「消费主义」和「自我实现」的批判，和其他社会学家相比有何独到之处？以及他在过去的思考，又怎样关照了人们在当下的处境？本期问题青年陈振铎，社会学学者，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博士郝汉，媒体人，节目策划人阳少，青年志编辑

早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国有企业的主要领导多由中组部发文任免，从而形成了行政级别（例如，许多央企最初的“一把手”级别为“副部级”），“编制”开始和体制内、国企绑定。1995年，《劳动法》在全国实施，劳动合同得以推广，此后入职的员工统称“合同制员工”，此前入职的老员工都为有企业“编制”的正式工。1999年北京市为解决国企新增劳动力和新增工资总额的问题，率先试行劳务派遣制——派遣员工不与国企签劳动合同，不占国企定员，工资进劳务费，不占工资总额。相比于国企“编制”员工的“定员定岗定编定资”，劳务派遣制员工通常只被安排在

颜怡颜悦，两个“怪女人”（如她们自己所述），最近出版了新书《正常故事》。她们像一支最小的队伍，写下她们眼中的“文学时刻”，又亲力亲为各种各样的琐事：做场工、做设计、做宣传，为新书分享会亲手设计舞美和灯光，以此打破“资本主义的分工隔离”。这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但饶有兴致。文

和小红书上诸多家人们一样，旅行作家刘子超也是一位“长期主义穿搭”爱好者。他甚至为此打磨出了一个出行公式：无论冬夏，4件上装，4件下装，排列组合，你就可以拥有16套灵活就业人员ootd，和灵活拎包上路的自在心情。时钟拨到2022年11月，距离他的上一部作品《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出版刚过2年，对于“何时能放开”，每个人的心里都还没数。刘子超决定先动起来。他先搭飞机到巴黎，打算向南取道西班牙，经直布罗陀进入北非，随后也许是西非。如果不出意外，这将会是一个暖冬。果然还是出了意外。人到了巴黎，行李被航空公司忘在了北京。事后分析，多半是限制太久，连机场工作人员也忘记了国际托运该怎么操作——一种重新连接与流动的后坐力。下一班飞欧洲的航次会在三四天后落地阿姆斯特丹。不久前荷兰刚切换冬令时，就快下雪了。就像一个小小隐喻，计划从落地的那一刻就被改变了，个人意志拗不过的东西太多，索性就地改变方向，做些计划与准备，一块叫“巴尔干”的土地就这么显化在坐标系上。不久前它还叫南斯拉夫，再早些叫鲁米利亚，它曾属于阿拉伯人、罗马人和土耳其人，而自从“民族”作为一种看待和理解世界的视角降临后，那里像水银珠子似的碎裂成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科索沃等新的名字。这里多民族、多宗教、多种族杂居，曾位于一战、二战、种族屠杀、冷战、围城战与国家解体的中心，如今在我们的叙事中，它最广为人知的名称是“欧洲火药桶”。

《再见爱人4》开播以来，每周四的热搜榜上有一大半都是关于这档综艺的内容，被网友笑称开启了新的“疯狂星期四”。这档聚焦于三对夫妻的离婚节目引发了大量讨论，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素人麦琳在节目中横空出世，热度远远超过明星夫妇杨子黄圣依和拥有千万粉丝的网红留几手（刘爽），成为了近期社交媒体上的“顶流”。麦琳在节目中的所作所为、丈夫李行亮口中两人在生活中的种种矛盾，激起了屏幕前网友的愤怒，猛烈的攻击射向了这位在此之前没有过真人秀录制经验、在镜头前频繁情绪崩溃的家庭主妇。“麦学”成为一门新的互联网显学，观众们一边感觉窒息、被情绪勒索，但一边又无法停止关于麦琳的讨论。一个重要但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讨论、指责、批判麦琳的行为言论，和讨论、指责、批判麦琳，是两回事。真人秀是一宗情绪生意，节目组不论是用环节设置还是后期剪辑，利用戏剧张力来聚焦注意力、引发观众情绪，以此来催生流量，从而获利。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引发的情绪会导向什么地方。兰德尔·柯林斯在《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书里提到：没有暴力的个体，只有暴力的情境。在综艺的链路里，节目组并非出于本意引起对麦琳的网暴，但事实层面上提供了一个暴力的情境。无数以流量为生的切片短视频、热搜、二创，都在强化集体的情绪，加强这个情境。在这场指向麦琳的网络狂欢里，有人用麦琳现象来反思自己的亲密关系，有人用吐槽麦琳来跟朋友达成午后小同盟，有人因这样的攻击感到恐惧，“害怕自己也成为麦琳”“在麦琳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还有人用“吃绝户”“PUA”“NPD”这样的词语定义麦琳，逐帧审判她在镜头前的表现，跑到她的社交网络下留言大骂，在弹幕里刷满对麦琳的攻击。再见爱人节目的弹幕作家、心理咨询师张春注意到了这种网暴现象，她在微博中写道：“我愿意相信，言辞激烈的网友大都主观上没有想要对方‘死’的期望，而是不愿也不能去分辨自己正在做什么。”张春观察到，这样的网暴不仅会对受害者造成痛苦，也会让许多围观讨论的普通人感到不安、害怕，丧失在公共场域里表达的勇气与愿望。围绕麦琳与她遭遇的网暴，我联系到了张春。在这次对谈中，我们希望可以抛开麦琳在节目中具体做了什么，来探讨这场网络暴力是如何形成的。在张春看来，网暴为什么选中麦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类似的暴力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在社交媒体上发生。文｜echo编辑｜oi

Sam长度我们在经期不敢让自己动作幅度太大，走路小心翼翼，也无法避免需要额外清洗干净漏在裤子和床单上的经血。女性一生中承受侧漏、后漏的担忧数十年，却没想过经血会漏的原因并不在自己。为了降本逐利，在

10月，著名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在中国的首个大展《能量转换》在上海艺仓美术馆举办，这也是她在36年后重返中国。作为少有的「文化偶像」式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以直接、大胆和极具感染力的身体表演而闻名。她早年许多作品都有着对于女性身体遭受凝视与暴力的思考，在和艺术家伴侣乌雷的合作中又探讨了亲密关系中诸如伤害、碰撞等永恒的命题。而生于南斯拉夫，历经了故土的分崩离析，她也在像《巴尔干巴洛克》这样的作品中，用血与肉来反思战争带来的伤痛和撕裂。1988年，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徒步长城，两人分别从长城的起点和终点出发，在历时三个月的徒步后交汇，拥抱，分别，完成了《情人·长城》这部作品。这部作品普遍被认为是二人的分手之作。但事实上，他们早在1980年就向中国政府提交了在长城上表演行为艺术的申请，等待批准的时间长达八年。八年间，爱人的关系慢慢滑向终点，于是一部原本关于爱情的作品，最终变成了一次分手之旅。《情人·长城》的回响并未散去。徒步长城期间，阿布拉莫维奇踏足了许多的水晶矿，引发了她后来在创作中对于水晶的使用。她深信水晶具备某种「能量」，而作为「能量装置」的水晶，也密集地出现在了艺仓美术馆的展陈空间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种「能量传递」的方式，因而《能量转换》也在社媒上引发了许多争议，比如有观者就认为这是玄学而非艺术。以展览为契机，我们和《能量转换》的学术顾问祝羽捷、「鼓腹而游」主播Nelly和媒体人郝汉，聊了聊彼此的观展体验，并重点回顾了阿布拉莫维奇的以往作品。此外，我们还讨论了玄学与当代艺术的界限、行为艺术诞生的语境及其变迁，以及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进入一场艺术展，是先看展签，还是先看作品呢？本期问题青年祝羽捷，写作者，策展人，文化学者Nelly，「鼓腹而游」主播，资深文化记者郝汉，媒体人，节目策划人阳少，青年志编辑

时隔六年，贾樟柯的新片《风流一代》于近日正式公映。作为今年唯一一部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影片，贾樟柯将它视为“一种新的尝试，一个新的进展，一次不安全的创作”。就目前的评价来看，许多影迷对这次的尝试并不买账，认为“它几乎是贾樟柯过往作品所有不受市场欢迎的部分的集合和放大，看起来无聊、零碎、不知所云，同时不可避免地有偷懒与自恋之嫌。”但它依旧吸引着某一类型的观众：贾樟柯一直以来都在做一件很简单的事，他只是看到并记录了那个时代。然而，除他外，确实也再无人把镜头对准蒙古王酒、墙上的性病小广告和废墟上的芭比娃娃，以一种不带着猎奇或审视的态度，再现那些伧俗的、热烈的、伤痛的，时而冒着冷幽默的记忆。《风流一代》里，老去的斌哥问年轻的短视频从业者：我还能做点啥？从小武迷失的世纪末到现在，二十年过去了，我们面对的已然是一个新天新地，但这仍然是一个无法被解答的问题。浪潮不断，有人被抬起，就不断有人被拍在沙滩上。文

2001年，出版人严搏非和一位澳大利亚朋友白杰明聊天时，听到了尼尔·波兹曼的名字，白杰明说他写了一本叫《娱乐至死》的书。不久后，白杰明回到澳洲，寄来了一本英文版。书在朋友之间传阅，看过的都说好。严搏非决心拿到它的版权，由他的图书公司“三辉”出版。他试着给波兹曼写邮件，但许久无回音，后来才知道，波兹曼有长期不同外界联系的习惯。在编后记里，严搏非回忆联系版权的漫长过程：1999年，学者刘擎与他一同联系波兹曼；2002年，学者张旭东就近访波兹曼，最后是身在纽约的朋友帮他拿到了版权。七年后，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终于由“三辉图书”策划上市。如今，《娱乐至死》已经是讨论现代性与媒介文化时绕不开的著作，而当年争取版权的三辉，却在近期发布了关停通知。在最后一本书《碳民主》出版之后，这家经营二十年的出版公司宣布在去年十月已经停止运营——“这之后我们努力将有望付梓的书做完，《碳民主》是最后一本。”文｜徐鲁青编辑｜阳少

，只有一个韩国人还有一些外国人说不了解，其他碰到的路人，都能讲一讲。」随后，这本书在中国也掀起了阅读和讨论的热潮。此后再谈及韩国文学，女性议题似乎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关联议题。

陶昕然在《甄嬛传》里饰演的安陵容，现在已经成为一门互联网显学。角色以外，她多是以“很敢说”的采访出圈，例如“问陶昕然有没有超越安陵容，市场超越《甄嬛传》了吗？”她也坦率地表达自己不会去拍非常悬浮的偶像剧，“高精尖海归就少点吧，现实中谁天天开着豪车上班，戴着劳力士”。综艺《是女儿是妈妈》里，她将自己和妈妈的关系摆到台前，作为典型东亚母女关系的代表，激发了大家的共鸣和讨论。与我们对娱乐明星的想象不同，她是一个不太讨好的人，也有着自己非常鲜明的立场，“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说：文化工作者是有责任去拍摄、记录、传播不常被看到的她们的故事。她作为主演、制片人和出品人，真金白银投资拍摄的电影《夹缝之间》在11月8日上映了。影片聚焦了一个无房产无户口的单亲妈妈，一个无法异地入学的6岁流动儿童，和五个留守儿童的创伤与挣扎。涉及了底层女性、留守儿童、犯罪与教育等社会边缘群体的现实问题。而电影上映后，这位理想主义者在与世界交手的过程中，陷入了沮丧与自我怀疑。我们和陶昕然聊了聊，当一个女演员选择做制片人，想拍什么样的电影？为什么是留守儿童题材？流动儿童成长中受到性骚扰和侵害，在现实中由谁来保护？39岁的陶昕然为何第一次开始怀疑世界？本期问题青年陶昕然｜演员、制片人，《甄嬛传》饰安陵容，《胭脂》饰冯曼娜，《夹缝之间》饰演李青草小吓｜青年志作者，影评人陈陈｜青年志专栏「Z世代捏」作者，撰稿人

《这个杀手不太冷》的背面，是吕克·贝松和他曾有过的16岁妻子。13岁时，娜塔莉·波特曼收到的第一封影迷来信，是对她的性侵幻想。11月1日，《这个杀手不太冷》首次在内地大银幕上映。这部1994年的经典电影，在豆瓣上已有243万多人标记看过，有着9.4分的高评价。

今年，关于学生自杀的消息越来越多，而更令我感到窒息的还有几张照片：中学教学楼的走廊，装上了密集的防盗网，让人分不清里面是学生还是囚徒。这些防盗网的作用自然不是防盗，而是防止学生跳楼。学校处理坠楼事件的经验丰富，已经形成一套熟练的“洗地”流程和增添防护措施的办法。一些讨论围绕学生心理状况展开，却无法解释当下普遍的厌世情绪——当自杀反复发生，我们或许该发问，如果一个环境中不断有人“生病”，那么“病”的究竟是谁？“放弃生命”真的是少数学生的“个人选择”吗？许多学生说，他们被无力感淹没，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感受到生命的枯萎……人类学家项飙注意到这些表达，并在今年提出“生命力”这一概念，指出教育系统正在大范围“捕获生命力”——通过上课、刷题、考试等时间和空间的安排，捕获学生的体力、长期注意力及意义赋予能力，从而生产高分。学校成为一个极端追求绝对主义公平的系统，根据成绩不断分班、打乱座位，既保证竞争的绝对公平，同时也阻止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年少日记》这种趋势在县城及更多地方扩散，无数家庭被卷入了超级县中的拔尖活动。焦虑、抑郁从学校蔓延到家庭，成为这个时代的共同经验。被防盗网网罗和隔绝起来的学生，如同“捕获生命力”的一个哀伤隐喻。什么是项飙所说的生命力？我很难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像“附近”一样，它似乎来自于一种直观的感受。但在我的想象里，代表生命力一定不是整齐划一、拼命朝一个方向生长的速生林，而是森林的千姿百态。舒展的，柔弱的，挺阔的，散漫的，生命相互依存，自由生长，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局部气候。围绕“生命力”这个关键词，我联系到项飙，并向他提问：学生为什么普遍感到抑郁、焦虑？我们是怎样被卷入“捕获生命力”的运动的，又该如何突围？希望下面这场对话有助于激发更多讨论，促成一种或多种局部气候的产生。文

录完播客的第二天，我去参加了鱼翅的MV《理发师》点映会，现场绝大多数观众都是年轻女性，似乎还在读大学或刚毕业不久。她们分享着彼此失败的理发经历，和在职场与校园的困顿中感到些许自由的时刻。

一名在北京大院长大的青年导演，一群在唐人街的至暗年代里也要舞出自己的华裔舞者们，在旧金山相遇了。接着，导演杨圆圆用六年的时间，以影像记录下她们向死而生的舞。11月5日，公路歌舞片《女人世界》将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六年间，这部跨越代际的女性生命之书里，疫情、死亡、孕育新生、癌症，如列车般飞驰而过。不变的是，舞从未停过。文｜ziyu编辑｜阳少天鹅之舞童话故事中，天鹅会在死去之前跳最后一支华美的舞。而《女人世界》，也由余金巧（Coby

今年的线下商业，似乎正在走向两极化。一方面，商业地产的半年报里写满了“严峻的考验”，许多高端商场都出现了负增长；另一方面，一些大型非标商业、社区型商业、活动市集人头攒动，年轻人拿着咖啡、带着宠物，逛得不亦乐乎。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近五年的消费研究后提出，“只有让人感到喜悦、充满亲切感，并能接纳悲伤的门店，才是更能让顾客花钱的门店。我们应该会进入这样的时代。”如果说百货商场在19世纪下半叶是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商品博物馆”，吸引人们走进去欣赏，那么今天的年轻人都是主动选择自己要去哪、要买什么。问题是，年轻人选择的是什么？又是什么让年轻人出街消费？线下消费有哪些新趋势？到底是什么样的商业空间，才能吸引年轻人到街上去？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还要去线下消费？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了解年轻人如今的处境。大环境的显著变化，让年轻人的价值观和消费观都在跟着变。社会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现代工作的“螺丝钉化”和个体实现价值的难度升级，进步叙事和传统成功学模版的号召力逐渐减弱。年轻人开始反思高度统一的评价标准，更倾向于经营好自己具体的日常小生活。经济增速放缓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年轻人对消费更加理性，追求性价比，但对性价比的理解不局限于商品的价格和质量，还包括情绪价值，从物质追求转向精神层面，更注重消费过程中的情绪和体验。数字信息的过度充斥同样给年轻人带来了困扰。社交网络上信息爆炸，大量对立和碎片化的内容，导致年轻人产生数字疲劳和社交倦怠，就像《制造消费者》中提到的，“技术的发展从来不会让人的欲望满足，恰恰相反，速度越增加、人们越不耐烦”，越想要有温度的线下社交。这些大环境的变化，促使年轻人对自己和生活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需求：想变好，但不想卷，想松弛；想链接，但不想装精致，想真实；想娱乐，但不想被动消耗能量，想有创造性地玩。而出门、去线下、去真实具体可感地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寻求“善待”自己，寻求安顿身心的各种资源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年轻人的线下消费有哪些新趋势？1.为「Passion」买单在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的脉络下，年轻人不仅喜欢和“同担”线下聚到一起，还会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情感，开拓谷子、吧唧、痛包、潮玩等新潮领域，把“非必要消费”转向“必要消费”。和之前不同的是，在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下，兴趣是年轻人寻找生活多元锚点的“最小单位”。以前是自己有爱好，所以想跟有共同爱好的人玩到一块，现在是想通过找到共同兴趣的搭子，来收获情绪。如今的为兴趣买单，重点不是买和囤，而是怎么和“同担”一起玩得更好、更开心、更有参与感和体验感。在THE

韩国作家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奖颁奖词提到，“她以紧密的诗性散文，直面历史创伤并展现人类生活的脆弱。”

8月底的佛山顺德，暴雨不期而至，一场新书分享会座无虚席。外面狂风大作，在书店单向空间里，自诩为「周星驰式阿姨」的菜场作家陈慧，和写了《我的母亲做保洁》的年轻作者张小满，面对面坐着，聊陈慧的新书《去有花的地方》。

Miles》这首歌，说里面有几句词很好地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态：Not

你炒股了吗？或加码购买ETF指数基金了吗？如果有，最近你的心情应该像过山车一样颠簸。从2015年的疯涨与暴跌后，我们再次迎来对股市的疯狂。很多人曾设想过无数种中国经济刺激的方法，但应该没有人会想到，率先搅动中国经济的是股市。牛市当前，人往往会高估自己的理性和纪律性。而市场的透明程度，交易措施，宏观环境，又超过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智能力，面对这样的市场，我们该具备怎样的认知与心态？今天这篇文章试图回归一些基本常识，比如为何股市上涨，散户反而可能会亏钱？期待国家意志决定股市涨跌，为什么可能是一厢情愿？以及股市带动经济的假设，又存在哪些问题？从普遍的悲观情绪到突如其来的财富冲动，一些股民的心理活动从短期“逃顶”演变为救经济、长期慢牛、赌上国运，最终走向“金融民族主义”的疯狂。但在这样的股市中，不仅需要长期投资经验和投资纪律，还要有从容应对亏损的能力。若没有这些基础就盲目入市，不仅不会增强经济信心，反而可能削弱对经济的信任。文｜李厚辰编辑｜阳少被盈亏左右的认知在9月26日和9月27日A股最初上涨时，大家的看法出奇的一致，这是9月24日央行股市再融资政策导致的一次短期刺激的行情，当时大家讨论的都是这次行情能持续多久，何时“逃顶”的问题。在正常的预期下，大家都明白因为互联网的原因，股市周期会比过去更短，可能顶部会更快到来。但旋即十一假期，这波行情随着十一假期的舆论开始放大，各个券商也开始全力宣传开户事宜，越来越多人决定在国庆假期后投入股市。就在这个过程中，散户对行情的心态也在发生改变，认为是短期投机市的人开始减少，长期牛市起点的观点在增加。各种“中国人再次造富机会”的说法流行于网络。更进一步，越来越多人相信股市的疯涨是国家下的一盘大棋，用股市给居民发钱，进而拉动消费带动经济腾飞，全国经济活力必将因此而激活，中国会因此走出疫情后的经济阴霾。在这个背景下，长期牛市看来不可避免，不管何种方法，这次股市都成为解决经济困境的“定海神针”，而官方必将不惜代价维持股市快速上涨。如此看来，连风险都不再存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可以多快入市了。以任泽平为代表的所谓“经济学家”也开始为这个观点火上浇油，开始长期唱多中国股市，并说出10月8日开盘即收盘，一定会直接涨停结束。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8日股市确实逼近涨停高开，但迅速回落。而9日上证指数更是重挫6.62%，连续跌破3400点与3300点关口。且这两天主力资金天量离开市场，上市公司也发布大量减持公告，明显对中期走势缺乏信心。虽然之后的市场仍然扑朔迷离，不过国庆假期间这个用股市牛市发钱带动经济的设想，应该说不攻自破了。但这里面折射出的问题其实非常恐怖，就是“人会被其愿意相信的观念影响”。在一个经济时代，人人都有财富增值的冲动，尤其在已经被压抑了快两年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一个可以“财富翻倍”、甚至很多人认为可以翻好几倍的机会。这种求财冲动被激发并非不可理解。但关键就在于，一旦将真金白银投入其中，这个“财富翻倍”的预期将彻底改变认知。这样的预期在10月9日非常明显，上午指数大跌时，大量人表示不慌，下午“国家队”一定会救市，并在下午指数拉涨一点时表示自己预测成功，但其后的走势证明这个“国家队救市”的愿望是一厢情愿。关键问题在于，到底是“希望”国家队来救市，还是“判断”国家队会救市。前者是欲望，后者是理性，这看似很容易分辨，但当一个人真金白银投入股市时，这二者的界限却会变得非常模糊。类似的例子频繁出现在各种赌徒身上，不管曾经是多么理性的人，上了赌桌，把欲望误以为是理性，扭曲对世界的认识，最后赔得倾家荡产。这还不是个单一的认识论或伦理学问题。分不清是判断还是希望，是很多人在股市亏钱的原因。寄望于存在资产翻倍的机会，唯恐“上车”太慢而在暴涨时买入，下跌时又担忧资产缩水，恐慌性抛售，不敢控制持仓成本——追涨杀跌，基本等于把亏损最大化了。为何散户都知道追涨杀跌不好，但总是难以抑制地追涨杀跌呢？说明绝大多数人高估自己的理性和纪律性，以为自己可以轻松驾驭恐惧与贪婪，但真金白银投入，恐怕才能了解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散户，才是机构投资者们的“韭菜”。电视剧《繁花》

我们听过许多关于工厂、骑手和城中村的故事，打工者的身影，留在了重复的流水线上、复杂的算法系统中和昏暗的握手楼里。目光还可以落在哪里？答案在不起眼的细微之处——打工者的餐桌。这张餐桌，可能在地下车库，在出租屋里，也可能在流动的路边摊，在老乡的快餐店……在餐食时刻，也在劳动的缝隙中，打工者们试图守住食物的主动权。「打工者的餐桌」是由食通社“联禾创作计划”支持的对劳动者的系列关注与记录。第一篇文章，邀请读者们一起循着烹饪的香气，跟随保洁员阿梅的一日三餐，跟随一位普通劳动者跳动的脉搏，感受她所经历的劳动与生活、波澜与平凡。文｜吴杨编辑｜徐悠悠阳光背面的厨房

青年婚恋一向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最近，相亲市场又涌入了大批年轻人，不是冲着找对象，而是去给别人兼职当媒人。早在2022年，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就以《年轻人热衷当“兼职红娘”，有何好处？》为题展开了一轮全网讨论。同样是灵活就业，白领兼职当“红娘”似乎满足了打工人想要摆脱虚无感、接触现实的需求，听起来还挺攒功德。就这么着，本文的主人公小红入了行。小红入行是为了在低迷的经济环境下找个副业赚钱，几天前退圈，是为了防治气出来的乳腺结节。她的客户大多是90后同龄人，据她观察，相亲早就不再只是过年回家的限定节目，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主动相亲。不久前，Soul

“毛毛是我的跨龄朋友”，见面第三天，戈丽向别的朋友这样介绍我。她比我大20岁，再过一年，我们就要各自迎来人生的30岁和50岁。我和戈丽认识了近一年才见面。去年底，在共同好友Alex的推荐下，我和戈丽结成小组，一起申请了matters的游牧者计划，一个数字游民支持项目。在申请书里，戈丽写道：我2019年开始学习朴门永续设计理论，把学到的知识在新疆实践了3年。我也仔细阅读过《鸣响雪松》系列丛书，并逐渐坚定了过一种永续生活的决心。对《用手雕塑的建筑》的学习帮助我找到了接下来的实践方向：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能够亲手建起一栋泥巴屋。

自2020年以来，以徒步为代表的户外运动持续迎来增长。原因很好理解，随着传统进步叙事逐渐瓦解，人们意识到过去强调物质财富积累、彼此竞争和个人成就的价值观，忽略了内心上的满足与他人的联结，要从职场内卷里喘口气、要跟人发生连接、要到自然里减压、要健康、要体验、要有生活，徒步恰恰是可以填补这种时代情绪的运动之一。在对自我的期待上，不少厌倦了给KPI当牛马的年轻人，开始从强调自律、不断追求超越，转而更关注自己的情绪与感受；在和他人的关系中，人们也渴望能暂时卸下滤镜和人设，期待更真实、纯粹的交流场景。户外徒步活动给了人们这样一个出口，更多人愿意到自然里去，他们有着不同的背景，怀着着独特的出发原因，徒步的经验、技能点各不相同，但都逐渐一次又一次地喜欢上了徒步。现如今，徒步本身也已经成为许多人感受生活、甚至感受“活着”的方式，它很火，吸引着越来越多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走入山野，但不管什么样的人，来了自然会变得不一样。撇开那些抽象的符号，徒步的人在旷野里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采访了3位徒步者，以下是他们的自述。作者：echo编辑：oi“过线的时候，我们和领队抱在一起大哭。”——去徒步，平等地连接人与人YOUNG男

2015年中国游戏直播井喷爆发，“抽象文化”一词诞生于游戏主播李赣的口头禅，“真是太抽象了！”，经过网络玩家的多次再创作，成为一种互联网亚文化的指代。在“前抽象时代”，抽象的精神是“嘴臭”和“娱乐至死”。起源于主播李赣及其前合伙人孙笑川和粉丝之间的骂战，内核是用荒诞的方式宣泄自身情绪、无差别肆意嘲弄与戏谑。从B站鬼畜到丁真宇宙，越整活、越抽象、越有乐子，越得到追捧。进入2024年的当下，抽象文化历经多次变革，定义早就落在了互联网上积极寻求乐子的大众手中。起初的攻击性和审丑性被剔除，荒诞的形式五花八门，情绪内核成为了青年群体的文化价值观——万物可抽象，解构一切并满足于停留在乐趣之中。这期播客，我们三位搞抽象的年轻人，想要通过自己对于时代的感知去聊一聊，年轻人到底怎么了？作为所有网络亚文化中最有活力的抽象文化，何以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代言？为什么我们都感受到疲累与没有力气？在解构了一切的空虚之后，我们会走向何方？本期问题青年高嘉丰｜音乐人/自媒体创作者，出道曲为《蹦迪治大病》陈陈｜aka

今年春天，我偶然刷到一条关于卫生巾刺绣活动的分享。一众作品中，唯一一位老年女性的作品尤其吸引了我：在全场最长的卫生巾上，她绣了一颗没有受精的卵子和几滴经血。她是米姨，一位62岁的单身母亲。活动上，她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去年，她27岁的独生子希望接受结扎手术，未婚未育的他接连被医院拒绝之后，选择向她求助。她帮儿子写了一封同意书，并陪他去了医院。大约3年前，我在一家医学人文类媒体撰稿时，就关注到没有生育史的男性想要结扎是很困难的。当时我接触了几位亲历者，他们被多次劝退之后，有的专门跑到外地寻找能给自己做手术的医院，有的不得不暂缓计划。没有人选择向父母求助。甚至在他们终于结扎之后，大部分人的父母也不知情。因此，我很惊喜看到了这对母子的故事，好奇他们多年来是如何与彼此相处的，得以让儿子愿意为了结扎向母亲开口，而母亲愿意毫无保留地支持他？同时我也好奇，像卫生巾刺绣这类新兴的女性主义活动，参与者大多是年轻人，这位62岁的女性是抱着怎样的想法加入的？于是，我请活动组织者引荐了这对母子，和他们分别聊了聊。我们从关于结扎手术的经历聊起，延伸到避孕责任的性别差异、生育观的演变以及更多私人化的、这个家庭中的闪光细节。他们有着几重“对立”的视角：女性与男性、上一辈与这一辈、有过生育史的与不育主义的……但也很容易从他们的讲述中剥离出相同的落点——自决与尊重。以下是他们交错的讲述：文

数字化时代下个体的社会状态，呈现出一种在情感层面的群体无着落性。对一切变淡的青年人开启省电模式，通过交友平台以及

场内光线昏暗，中心位置矗立着稿件夹和话筒，没有讲台。几排折叠座椅，观众们陆续就座，窃窃私语着。一束聚光灯从斜后方照亮了话筒。一切似乎都在静待着声音的出现。"hey

近年来，高等教育不断受到社会的审视和质疑。学习成为以追求绩点为中心的理性经营，师生关系异化，兴趣社团、实习等课外活动越来越成为经营履历的工具化过程，大学充斥着向上社交和混圈子。在「问题青年」播客第106期节目《我是大学生，我对大学感到失望》中，还在读大三的燕麦奶同学锐评大学课堂成了“空洞的表演”，大学远离了智识追求的理想，成了“社会权力结构的预演舞台”。大学生本能地把

“爆改”，毫无疑问是过去一年社交媒体上的热词。无论是“听劝”的素人改造，还是明星下场的“换头术”。2023年12月，自媒体创作者化妆师兔子开始发布“挑战爆改一百人”系列视频，金靖、杨迪、宋小宝等艺人经过化妆爆改，化身浓颜型帅哥美女。“爆改”带来的反差感，令人直呼“整容级别化妆”，话题播放量过亿。在这场流行风潮中，今年20岁，正在读大学念摄影专业的Roll，也十分沉迷看爆改视频。从素人到网红明星，改造的力度越来越大，吸睛的程度也越来越大了。但看着看着，她开始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了。没想到，这成为了她学习女性主义的契机。她说，“还是要多读书！”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很多理论之后，她在三个月内完成了一场光速进化，并由此反思了自己过往人生中对容貌的焦虑。小红书博主@一个在版纳的化妆师兔子、@春楠“爆改会让大家觉得我一定要通过化妆变漂亮，才能去树立自信。我觉得这不是褪去容貌焦虑，而是通过强调了美在社会评价中的必要性而加重了容貌焦虑。而趋于流水线和同质化的爆改，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是一种审美霸凌。”她不仅开始脱去了美役，更开始发起一个摄影项目，“反向爆改”身边的朋友。这是一个很小的创造，只是一个年轻人想要开始做点什么东西。但她的故事里，是不被注意的角落里，Z世代更早被互联网裹挟的容貌焦。

在今天，关于AI的讨论已经避无可避了。哪怕取关所有公众号，还是会有同事或同学倾情推荐你用AI“效率神器”“解放双手”，有长辈、KOL语重心长地教导你，“以后不会用AI的人是会被社会淘汰的”。

8月23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在国新办举办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正在研究建立房屋体检、房屋养老金和房屋保险三项制度，以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并将在上海等22个城市开展试点工作。其中，房屋养老金制度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房屋养老金」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这个制度首次提出是在2023年两会期间的《关于及早建立房屋养老金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居住安全的提案》中。到2023年6月，住建部开始谋划设立该制度，并于一年多后正式落地。与此同时，住建部还发布了全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相关消息。数据显示，专项维修资金结余已超过1万亿元，但累计使用的资金仅占总归集资金的10%左右。这从一个角度显示出资金的充裕性，多位专家也表示不会因此加重居民负担。在当前经济和房地产市场都非常敏感的时期，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自然是：房屋养老金的资金来源是什么？会不会要求居民额外缴纳费用？如果这项费用成为居民的额外负担，不仅可能削减消费，还会进一步加大二手房市场的压力，导致价格下跌。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在宁波市2023年4月1日发布的新版《房屋养老金管理办法》中，就对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进行了规定。对于老旧小区补缴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政府将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具体缴存办法是：业主按新建项目的60%缴纳，剩余40%由政府补贴。这似乎表明存在“补缴”可能，且大部分费用仍需由业主来承担。什么是「房屋养老金」？它和实施多年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有何关系？后者超过1万亿元的结余，可以应对未来房屋的逐步老化吗？这些资金在过去的利用率又是什么情况？以及更重要的，「房屋养老金」到底该花谁的钱？今天这篇文章将对以上问题作出解答。文｜李厚辰编辑｜阳少为什么房屋也需要“养老金”？高层小区已经成为近十年城市化的主要房屋形态，相信大家对高层小区的“贫民窟化”也有所耳闻，如无法及时维修，便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2024年2月23日，南京市雨花台区一小区发生高层火灾，最后导致15人死亡，44人在院治疗。随着线路老化等情况的出现，电动车和空调室外机都可能成为住宅起火的源头。而高层消防一直是难题，因为通消防车根本无法达到喷水高度。一般的消防登高车在50米左右，通常能达到15

袁凌与皮村兄妹们的相识起始于2017年。那一年，他开始频繁前往皮村担任文学小组的导师，但直至五年后，他才萌生出要为皮村写一本书的想法。自从《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在网络上走红，原本无人知晓的皮村开始频繁曝露在公众视野中。但袁凌感到，大部分媒体报道只能停留在粗浅的表面和单一化的视角。他想要以一本书的体量来容纳皮村的人事物，「这么做，并不是要把皮村看成一个聚光灯下的舞台，而是去呈现一种生活，一个小世界。」那么，皮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地处北京近郊，皮村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但袁凌觉得正是这样一种混杂而斑驳的气质，使得皮村文学小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已于2023年被拆除）等空间得以存在，也让流动的外来务工者们在这里度过一段不可替代的生命历程。在现实的龃龉面前，文学是次要的，但至少能提供一种慰藉。于是，《我的皮村兄妹》这本书里，无论是在鸿雁之家画画、跳舞的林巧珍，还是在温榆河举办「冰上诗歌节」的小海，都通过创作和友谊而找到了一点喘息的空间。在鲜活而强烈的创作直觉之外，这些真实而具体的人，面对这个世界也始终报以善意。以这本书为契机，七月底，我和袁凌在市区一家寻常的星巴克坐下来聊了聊。没有过多的客套和寒暄，谈话开始时，袁凌习惯性地让双臂落在沙发靠背上。尽管看似随和而松弛，我却隐约感受到他在这一类社交场合中的某种局促感。

“诶？你还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魂伴侣吗？”“我感觉我不相信了，已经祛魅了”“为什么呀？我还是很愿意相信。”这是一期相对轻松的话题，起源于女生之间的夜聊。围绕“灵魂伴侣”这个词，古往今来总是有很多想象。灵魂伴侣是否唯一？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被奇葩相爱的故事吸引？“看见”一个人一定要看见ta的全部吗？当代同质化的文艺作品和算法喂养下，我们是否还有独特的灵魂？灵魂伴侣也许也是非性缘的？灵魂契合在当下年轻人的亲密关系中究竟是不是一个伪命题？我们讨论了当代人的爱无能，假性亲密关系的泛滥，对具体的人缺少爱的能力。这个话题最终映射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某种“信任”差异，我们最终与身边人之间结成联盟的信念与信任，随着人生阶段的不同、经历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最重要是！这样的讨论实在生动～～几天前这期播客上线，上了小宇宙“最热榜”。有听众批评播客中嘉宾的表达过于松散和露骨。我们希望记录和呈现一种年轻人原生的、日常的聊天方式，这种表达方式的境遇就如同这个专栏的题目「Z世代捏」一样——

2023年，我被诊断出阴道炎，看过两次医生，每次都从医院对面的药房抱着几百块钱的药回家治病。灰绿色的，豆腐渣一样的阴道分泌物几乎每天早晨都会准时出现在我眼前。虽然暂未体会到任何身体上的不适，我还是有点泄气，也有点糟心。阴道炎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很奇怪，因为我不是对于性别话题讳莫如深的人。我从二十岁起学习女性主义，工作后常驻上海，成为关注性别话题的媒体人。性教育、性骚扰、乳腺癌，这些都是我完成过的选题。我自诩对性早已脱敏，等真的患上妇科病后，才发现自己对于最基础的女性卫生与健康知识知之甚少。阴道炎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其中常见的类型包括细菌性阴道病、酵母菌感染（如念珠菌）、滴虫病等。性行为不是阴道炎的唯一病因，女性还可能通过公共泳池、浴巾、便池等途径感染。此外，由于阴道本身具有调节能力，不注意卫生和太注意卫生都可能诱发阴道炎症。阴道炎并不罕见，也不是什么“大病”。世界卫生组织称“全球育龄妇女的细菌性阴道病的流行率在23%至29%之间”，而《健康时报》在2021年表示，75%的女性一生中至少得过一次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霉菌性阴道炎）。面对一种并非洪水猛兽的妇科疾病，社会应该予以怎样的回应？患病期间，我住在家乡这座三线城市，见识了来自医生的避讳和冷漠，见识了来自家人那如临大敌，甚至有点荡妇羞辱意味的态度。在外界强烈的“道德”审视下，我第一次对这个三线城市感到水土不服，也是第一次意识到，离开我在上海建立的文化舒适圈，一切都不一样了，女性主义的乌托邦荡然无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地域攻击和争论，本文把家乡的地名隐去。）文｜Julie编辑｜oi看病三线城市里最知名的三甲综合医院，妇科占据了半层楼。我攥着挂号单在走廊里等待叫号，看到隔壁专家诊室的门外除了有全院通用的，冰凉的联排座椅，还摆着几张暖白色的矮脚圆桌和一圈配套的小椅子，柔和的颜色和脚下煞白的地砖形成强烈的对比。我盯着圆桌上的花瓶和里面几枝白色，粉色的花朵，暂时放松了绷紧的神经。靠近一看，原来花都是假的。我很久不在老家看病了，年初第一次来到妇科门诊时，我有点惊异于许多患者对于私密空间的无视。自从我走进诊室，坐到凳子上的那一刻起，总有病人推门进来，举着自己的病例径直走向医生，打断我们的谈话，其中有一些甚至是男性，替妻子进来问诊。对于突然到访的患者，除非对方是男性，否则医生也不太愿意制止，而是停下和我的对话，给对方答疑解惑起来。虽然只是三两句话的功夫，但频繁闯入的外人让我紧张起来——本应私密的就诊环境被打破，我不喜欢这混乱的秩序，也不愿意在一群毫不相干的陌生人面前毫无保留地谈论我的阴道，和我的性生活。而除了我之外，这间屋子里的其他人似乎从未介意过这些问题。要做阴道分泌物检测。医生让我自己从桌角抽一张一次性的检查用垫，然后下达了一系列指令：“进到里屋，拉上帘子，脱了裤子，躺上去，把腿翘到架子上。”“然后呢？”我看着座位上没有打算和我一起进屋做检查的医生，忍不住问了一句。她也一愣，然后盯着我，面无表情地说：“然后等我。”在这间屋子里，在医生冷漠而果断的语气中，原本就在为疾病烦心的我一下子丧失了所有话语权。我一个人走进屋里，一边按医生的指示操作，一边听她大声地和进来送报告的护士抱怨自己还不能下班。人在没穿裤子的时候总会有点手足无措。我不知道自己要不要躺到椅子上，保持着一个如此没有安全感的姿势等待医生进来。不知为何，把双腿架起来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失去了一种保卫自己的力量，变成了一块任人摆弄的肉，被物化的感觉随之达到顶端。我对着屋外的医生大喊“我准备好了”，医生笑着送走护士，诊室又恢复成一片死寂。医生来到我面前，让我放松。我实在放松不下来，这间屋子里没有一点让我觉得放松的元素。连说三遍“放松”却发现没有效果之后，我听见她气急败坏地叹了口气，就把冰凉的鸭嘴钳熟练地塞了进来，还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不是有过性生活么。”电影《悲伤逆流成河》有过性生活，也不意味着阴道可以随时随地向任何人敞开吧？这是我如今的态度。但当时，她的每一个举动都太快了，我来不及做出情绪上的反应。或许是自己脆弱的部位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她面前，我不由自主地萌生出一种畏惧。至少在她把鸭嘴钳和棉签从我身体里抽出来之前，不顶嘴好像更安全一点。就这样，检查做完，她头也不回地走出检查室，留我一个人在里面慌乱地提裤子、穿鞋、拿包。一种隐隐的委屈和愤怒后知后觉地涌上心头，好像做错事的那个人是我。我和闺蜜几乎每一次妇科检查后都会展开点评与讨论：医生是否温柔，手法是否专业，痛感是否强烈，自己是否紧张。碰上了贴心的医生护士，闺蜜会用“感动”来形容这场检查体验。在我们的一次次对话中，我发现，北京和上海的妇科医生里，有一小部分会照顾患者的情绪和体感。但在老家，温柔的医生还从未在我的世界里出现。关于妇科检查和鸭嘴钳给女性带来的不适，今年五月，网上有一场盛大的公共讨论。《新京报》曾指出在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中，一些从业者的人文关怀不够到位。但于此同时，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也浮出水面：生殖健康教育的责任，究竟该由谁承担？学校还是医生？我似乎从未被动接受过妇科健康方面的科普和教育，学生时代最贴近“生理卫生”课程的，是生物书上那幅女性生殖器官的示意图，和老师举着麦克风，却面露难色的表情。高一时，好友怀疑自己得了妇科疾病，不敢告诉家人，便叫我和另一位同学陪她去妇科医院检查。医生说她宫颈糜烂，让她选择吃药或者挂点滴。她害怕药盒被家人发现，当天就挂上了点滴。在输液区，她才告诉我们，她和男友发生了性关系。她拍着我和另一个女生的手，带着开玩笑的意味嘱咐我们：以后谈了男朋友，一定要注意卫生。多年后我才知道，早在2008年，宫颈糜烂就不再意味着一种疾病了，而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如今被称为“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不需要治疗。我开始怀疑那家医院诊断结果的准确性。医生是否拿准了朋友年龄小，不会求助父母，所以对她进行了过度医疗？电影《悲伤逆流成河》后来，她的疾病自然痊愈了，但她的母亲也知道了一切。这是妇科疾病第一次如此真实的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却是以朋友以身试险的方式。如果妇科卫生的科普能以一种更积极，更清晰的方式，更早进入我们的生活，情况会不会不一样呢？患病后，我查了许多资料，发现除了性生活，阴道炎有多种诱因，比如接触被污染的衣物和器械，长期使用抗生素，甚至抵抗力低下。我向医生求证这些科普是否属实，医生选择了避而不谈，也不愿意和我讨论我的过往细节：有没有去过游泳池，有没有实施未保护的性行为。她只告诉我，检查显示我得的是哪种阴道炎，她就给我开对应的药物。至于具体病因，她说“很难跟你确定，吃药治好就行了”。如果我非要纠结原因，她让我自行判断。对于医生的避讳，闺蜜认为无可厚非，医生似乎只负责治疗，不承担科普的责任。最后，在离开诊室之前，医生在我的处方背面写下四个大字“多喝酸奶”。“现在喝酸奶调节菌群，会不会晚了点？”我心想。妇科病的隐喻，与母亲的性观念得了阴道炎之后，我发现自己也有病耻感，尽管在过往的工作中，我一直通过采访等形式，呼吁患者和社会消除这种负面态度。这种感觉在我拿到化验单的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化验单是判断阴道健康程度的直接方式，上面体现了患者的分泌物清洁度，pH值，是否有滴虫、孢子、各类细菌等病原体感染，被感染了，化验单上就会显示“+”。我看着化验单上的+号，看着自己Ⅲ度的分泌物清洁度（Ⅰ和Ⅱ为正常，Ⅲ和Ⅳ为异常，提示阴道可能有炎症），一种无法隐藏的羞耻感从心底滋生，夹杂着一些罪恶感和悔恨。“我脏了”从一种心理状态变成了客观陈述。我紧闭双唇站在医院的走廊里，感觉胸膛发痒，喉咙发紧，脸颊已经开始发红，发烫。父母对于妇科疾病的病耻感比我更加强烈，尤其是母亲。自从我确诊后，家里人从未直接说出过“阴道炎”这三个字，一直在用“这个病”“那种病”代替。当我第一次告诉母亲，我的阴道分泌物好像有异样时，她向我投来严肃又紧张的目光，还带着一丝躲闪，说话的声音都压低了。我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住在外地，阴道炎这件事，我不会告诉家人。但是患病期间我住在家里，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我必须如实告知，只不过这样一来，我就要承受父母的审视。和我一样，母亲执着于我患上阴道炎的原因。我复述医生的解释，说医生没有给我原因，她听罢犹豫了几秒，欲言又止，最后起身从座位上离开了。后来我才知道，她那天想说的话是“医生没说原因，是因为人家不好意思说。”意思就是我得阴道炎，明摆着是因为我私生活不检点。这句话是我在几周后的一次对话中得知的。那时正在吃午饭，又聊到了阴道炎的事情，她犹豫再三后终于质问我，为什么在我的背包里找到了“那种东西”。“哪种东西？”母亲难以启齿地开口：“下面用的东西。”我反应过来，她翻到了我的震动棒。我藏在背包深处，就是为了不被她发现。母亲算是一个谈性色变的人。那顿午饭，她没有正眼瞧过我一眼，虽然生气，但是连眼皮都不好意思抬起来。性和爱情在我家都讳莫如深。十五岁第一次谈恋爱时，我经常在晚上偷偷和对方发短信，下午放学，男生也会牵着我的手送我回家。这些事情不知道怎么就被父母知道了，但他们一直没有和我正面对峙。直到一两个月后，我的考试成绩下滑，父亲才生气地说：“你一直在谈恋爱，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从那次以后，我谈的每一场恋爱都没有告诉过父母。我的上一任男友还因此感到委屈，以为我觉得他“拿不出手”。我认为母亲将阴道炎视为我没有洁身自好的象征。至于怎样才算“洁身自好”？显然，母亲不支持婚前性行为，也不支持女性的自慰。我试图和她争辩，说得阴道炎的人很多，性行为不是唯一的原因。母亲却提高音调反问我：“那你妈我为什么没得过？”我哑口无言。电影《悲伤逆流成河》后来，我把这段经历讲给一位朋友听，她十分震惊，说她十几岁没有性生活的时候就得过阴道炎，那时她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阴道炎，还是她的母亲给她买来了药。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不是所有家庭面对妇科疾病，都似如临大敌。其实在两性关系这方面，母亲的观念很有趣，又很矛盾。二十多岁初入职场时，她也是个要强且有竞争力的人，面对职业发展的机会从不退让，甚至经常用业务能力打败“关系户”。但是结婚生下我后，她为这个三口之家牺牲了很多。我小的时候，父亲正处于职业发展的关键期，频繁加班和出差，母亲选择应付工作，照顾我，事业发展也自此停滞不前。很多时候，我觉得母亲忍受了太多委屈，忽视了太多自我需求。作为传统家庭结构的受困者，母亲十分欣赏和赞扬职场女强人。她支持我为事业拼搏，从不催婚。在其他亲戚朋友问起我的情感状况时，她说只要经济独立，晚一点结婚也没关系。但与此同时，她的思维又深深受限于一套物化女性的婚恋体系中。在发现我的震动棒，和我对峙的那天，我发现她担心的不只是我的健康和卫生问题，还有婚前性行为会让未来婆家看不上我，不尊重我，让她没脸和男方要彩礼。母亲和我讲起自己身边的同龄人，家里有儿子的，从不在意儿子和女友婚前同居，有些人甚至还觉得是儿子赚了。她深知女性在传统的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担心我在未来会因此受到委屈，但她似乎并不希望我去身体力行地对抗这种不公。在家的这一年多，她经常提醒我穿得“端庄一点，像个女孩子一样”，希望我去适应这座小城市里的常规审美。父亲坦言，我的性格已经不适合生活在这座城市，母亲在心底和自己的传统观念做着对抗。她希望我活得快乐而独立，又知道打破世俗的框架，出人头地需要吃太多苦，而她不忍心看着我吃苦。这一点在她对谷爱凌母女的态度上体现得很充分。谷爱凌曾在滑雪训练中受伤，短暂失忆，谷燕当时心疼落泪，却依然支持谷爱凌继续滑雪。对于谷燕对女儿选择的尊重与支持，母亲感慨谷燕内心的强大，直言如果我因为一项运动受伤，她八成会劝我放弃。不止于性的性教育四年前，我在完成一项性教育的调研时发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年轻人的性教育信息大多来自社交媒体。当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性话题难以启齿时，我们通常会选择转向社交媒体平台，了解陌生人的经历和经验，获得解决办法或者情感共鸣。但这种方法在国内的社交平台上似乎已经不好用了，因为我经常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分享，哪些是商业推广。在小红书上，不少帖子用“妇科离职后才敢说”“阴道炎自测”等医生或患者的口吻做标题，点开后发现，这是一篇推荐阴道凝胶，检测护垫等妇科药物器械的广告。评论区里，大多数人在提问：霉菌性阴道炎到底该怎么治？我得了阴道炎，是不是一定意味着男友出轨了？能够提供答案的人，除了卖药的，其他寥寥无几。最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没有人完整地分享自己阴道炎后的个人经历和情绪体验。有时，我会陷入自我怀疑：为什么没人讨论自己患病后的心情，无论是自我的怀疑，还是外界的缄默与歧视。是我过于敏感了吗？但是打开女性健康博主“六层楼先生”的主页，丰富而汹涌的情绪又涌现在我眼前。六层楼主要分享的是女性生殖健康知识，比如阴道分泌物的作用，泌尿外科有没有性别区分，HPV科普等。但是在他分享的读者私信中，大部分人的问题都和“情绪”有关。有人碍于面子，不敢向分手许久的前男友询问对方的健康状况；有人是失独妈妈，想知道自己如何走出困境；有人问，为何一个母亲会恨自己的孩子和丈夫，认为自己一辈子都是苦的，家里永远是压抑的。英剧《伦敦生活》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妇科疾病的范围，但又与之息息相关，真实困扰着许多人。我深刻认识到，患者的困境不止来自疾病本身，还有本人对疾病知识的匮乏，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与污名，甚至对两性话题的避讳。就像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提，一种疾病越神秘，它所背负的隐喻就可能越恶劣。这时，患者成为疾病的牺牲品。这时，“脱敏”的意义才突显出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雁曾在采访中提出，女性的个体经验被分享，被看见，对女性来说是一种赋权。如今，六层楼已经开始详细探讨疾病以外的话题。今年7月底，他发布了一条长达1小时44分钟的播客，探讨社会和医疗系统对女性情绪化的偏见，和情绪存在的意义。少儿妇科和青少年妇科门诊的开设也打破了社会将妇科病与性行为强关联的偏见。2022年6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开设了少儿妇科门诊，成为北京第一个由三甲综合医院开设的，面向小儿和青少年的妇科门诊。随后，上海，杭州等地陆续出现青少年妇科门诊。有媒体报道了诊室“一号难求”的现象，恰恰说明了过去有多少青少年妇科病患者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在2018年联合出版了《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书中指出，全面性教育不止关乎性行为和生殖健康，还要理解关系，社会性别，价值观、权利、文化与性，暴力与安全保障等概念。今年5月，《华夏时报》在一场关于性教育的直播中介绍了适用于中国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全面性教育技术指南》。儿童性教育专家刘文利指出，如今在国内备受热议的校园霸凌、代孕、性别平等问题，都属于全面性教育的范畴。至少在一线城市和网络上，许多女性已经不再为两性话题感到羞耻了，但是性教育远不止这一面。我认为性教育值得被格外重视，因为只有懂得如何照顾自己，保护自己，尊重他人，我们在两性方面的选择才能更有意义。非常巧合，这篇文章写完后，出版社的朋友推荐了《我和我的妇科指南》，法国的妇科医生出的一本漫画绘本，画风非常可爱，解答了许多关于妇科健康的迷思。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了解的科普知识。留言分享你对“妇科病、病耻感”的看法，留言区送出三本《我和我的妇科指南》。《我和我的妇科指南》作者:

爱丽丝·米勒在《为了你好》中，讲述了这样一种“有毒教育”：父母为了实现宏伟的教养目标，有意或无意地采取暴力或冷暴力的方式控制孩子，遏制孩子旺盛的情绪，不允许孩子体验到痛苦、愤怒、羞辱等情感，更不允许表达这些情感。孩子内化了“为了你好”的教育，对父母的爱和正当性深信不疑，压抑和疏离真实的自我。米勒发现，有毒教育会代代相传，孩子长大后会如法炮制地对待自己的下一代，因为受教育的人对此种教育方式深信不疑，而整个社会也会压抑一切对父母的正确性和爱的质疑。在一些更糟糕的案例中，遭受有毒教育的人成为瘾君子、虐待狂、希特勒

8月9日，演员王悦伊发布了一条批判影视作品中“虐女镜头”的视频，引发了大量讨论。“虐女镜头”指的是影视剧着重刻画女性被暴力——尤其是性暴力虐待，比如强奸——的种种细节，即所谓的“镜头对准受害者”。王悦伊反对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滥用强奸情节，和让女性受辱的桥段成为卖点。这条视频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共鸣，#为什么“虐女镜头”令人不适且毫无意义？#冲上热搜。

近日，伴随着高考季的结束，外加近两年不少高校撤销并裁减了一些文科专业，“文科无用论”再次甚嚣尘上。这并不是“文科”第一次被灵魂拷问：到底有啥用？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质疑的声音甩到文科和文科生的脸上。往往此时，文科的拥趸们只能弱弱地回应一句：“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在“文科无用论”的背后，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单向度的“实用主义”所滋养的社会心理在作祟，似乎于个人还是社会，文科都无法即刻创造出看得见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水温可以被感知的变化下，那些原本应该由文科扮演的角色，已经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蚕食与凋零。认定一个事物“有用/无用”，这个提法本身就属于文科的范畴（价值判断），相比于驳斥“文科无用论”，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文科是怎么变“没用”的？以及在今天，什么才是真的“有用”？

在今天的互联网环境下，说理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不讲理的人和事太多。在少数敢于迎难而上的人里，林垚是高产而又恳切的那一个，你总能在和美国政治有关的讨论里听到他的声音。作为一位横跨不同学科领域、在学院体制内任教的青年学者，林垚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或许是“林三土”。在这个ID下，他讨论了堕胎权、性少数权益、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