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我出生在农村？两代人与一种童年
去年四月，艺术家鹏鹏和伙伴旻旸在银边村（化名）进行了一次支教。一开始，他只是想完成一场与农村儿童相关的艺术实践，就和他过去发起和创作过的许多儿童艺术项目一样。
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银边村小学的93个孩子中，有14个孩子的爸妈长年在外地工作。鹏鹏也曾是一名农村留守儿童，他发现，两代人在各自的童年都提出过类似的疑问：为什么爸爸说只工作十天就回来，却走了一年多？为什么农村人要去城市打工？
这些疑惑被写在由鹏鹏和旻旸收集的1300多张纸条上。接着，鹏鹏和潘秋蓉、孙雅璇两位艺术家组成工作小组，从1300多张纸条中选出189个问题和愿望，通过微博话题、朋友圈认领、腾讯会议、街头剧场等方式发起公众讨论。最后将留守儿童的提问，艺术家和公众的回应集结成了《不存在的课本》这本书。
今年三月，鹏鹏和旻旸拉着一箱《不存在的课本》回到了银边村。彼时“邯郸少年杀人案”正引发全网热议，呼吁“降低未成年人入刑年龄”的声音也传到了孩子们耳边。这让鹏鹏感到不安：爸爸打妈妈、老师打学生的事情在这些孩子们周围时有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司法上的严惩能够驱散盘踞在留守儿童头顶上的暴力阴霾吗？
此外，谁又能够回应由城乡差距带来的不公呢？鹏鹏和伙伴旻旸试图用行动，把留守儿童的困境重新拉回公共视野。
文｜吴杨编辑｜阳少
银边村旧广场上的标语
为什么农村人要去城市打工？
去年四月，“拆界艺术小组”成员鹏鹏和旻旸，在西安城郊的银边村小学支教了四周。这所学校过去没有美术课，于是学校安排他们给三到五年级一共 93 个学生上美术课，每个年级一周两节。放学后，鹏鹏常常看到一个五年级的女孩骑着自行车独自在村里晃悠。他第一次来银边村走访的时候就在村口碰到了她，对她油腻腻的头发印象深刻，“脸也是脏脏的。”
村里一位略有威望的长辈告诉鹏鹏，女孩叫小花，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小花改嫁，长到七八岁，母亲也去世了。双亲接连离世，继父在外省务工，小花自此跟随姥爷一起生活。
一次美术课上，班上一个同学取笑小花没有妈妈，小花情绪失控大声哭了起来。同学们对这场景却是习以为常，对鹏鹏和旻旸说，“别管她，她经常这样。你们习惯就好了。”
孩童之间的漠然令鹏鹏感到惊讶。支教时间有限，他想在短时间内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提议大家把好奇的问题和想实现的愿望写在彩色纸条上。
几堂课下来足足收到1300多张纸条。对鹏鹏来说，打开这些纸条却是一次次难以承受的震撼。孩子们提出的问题除了奇思妙想，更涉及性别困惑、城乡差距与家庭暴力：
两代人与一种童年
鹏鹏无法忽视小花的身世，自然而然地想要对她多一些关照，后来小花成了鹏鹏在银边村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小花乐于分享自己的事情，从四年级开始，她就担起家庭中“成年人”的角色，代替爷爷去走亲戚，遇到乡亲家里办红白喜事，爷爷也常常让小花代家里去随份子、吃酒席。
她说话时常常带着笑容，但几乎不直视对方的眼睛。另外一个四年级的学生也是如此，父母均在外打工，别的孩子叽叽喳喳聚在一起做手工，他什么也不做；别的孩子写完纸条会和老师互动，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大家。鹏鹏就坐到他的身边，碰一碰他的头，“只要你跟他一有这种感情的碰撞，孩子马上把头低下去。”
五年级一个男孩沉迷网络游戏，把家里各种长辈的手机号码都拿去注册了游戏账号，甚至瞒着父母往账号里充钱。有一次在广场上，鹏鹏想和他聊天，男孩不说话。“他的自行车停在边上，我说你要是想你妈妈了，你就摁一种声音。”男孩沉默地给出了反应，把铃铛摁得当当响。“我又问，给妈妈打电话却打不通，又会是什么声音？他换了节奏又摁了一次，‘噔噔噔’。”眼泪顺着男孩的脸颊落下，始终没有说话。好几个孩子告诉鹏鹏，父母一两周才给自己打一次电话。
鹏鹏这才意识到，这些农村孩子大部分还有着另一重身份——留守儿童，“他们的遭遇跟我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
鹏鹏出生于1994年，自有记忆以来，爸爸就一直在外地务工，只有过年的时候回家。“比较搞笑的一件事情是，我弟弟出生之后，有一次我爸回来，我弟就管我爸叫叔叔，他不认识我爸，叫叔叔叫了好长时间。”
过完年，为了不让孩子们伤心，爸爸没打招呼就走了。但是鹏鹏每次都能觉察到爸爸什么时候会离家，“心里头难受得不得了。”
他记得爸爸曾去过内蒙古和山东的工地上盖房子。有一回，他写了一张纸条偷偷塞进爸爸的行李包里，“爸爸你要注意身体。”那时候他刚学会写字。
第二天，爸爸打电话回来，说纸条他看到了，他会照顾好自己的。电话这头，鹏鹏早已哭得稀里哗啦，“那时候就在想，爸爸要挣多少钱才能回家呀？我想赶紧长大去挣好多钱，一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
算起来，鹏鹏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时间极其有限。到了上学的年龄，为了更好的教育环境，母亲把他和弟弟放到邻镇寄宿小学读书，自己则在周边打工。周末放假回家，妈妈只能请一天假回来陪着他们。等到他和弟弟相继升上中学，母亲也出去打工了。
《不存在的课本》
“为什么农村人要去城市打工？”把纸条上的问号换成感叹号，就是无数留守儿童共同的抗议之声。彩色的纸条承载着灰暗的童年。鹏鹏二十年前的遭遇，继续发生在新一代留守儿童身上。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2023年联合发布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和数据》，直至2020年，父母至少一方外出流动半年以上的0～17岁儿童依然高达6693万人。其中，农村地区留守儿童为4177万人，从刚出生的婴幼儿、成长中的小孩童，到十几岁的青少年，父母双方外出务工的比例接近一半。
银边村小学93个孩子中，有14个孩子的爸妈长年在外地工作，更大部分则是父亲在外、母亲在家。过去，鹏鹏简单地认为，留守儿童“就是儿童在家，父母在外”。来到银边村，他才重新认识了这个群体。面对留守儿童提出的上千条问题和愿望，鹏鹏坦承仅靠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回应，“还是想让孩子们提的这些问题被更多的公众和成年人看到。”
到了年底，鹏鹏和潘秋蓉、孙雅璇两位艺术家组成工作小组，从1300多张纸条中选出189个问题和愿望，通过微博话题、朋友圈认领、腾讯会议、街头剧场等线上线下方式发起公众讨论。
“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就着孩子们的提问，从不同角度讨论，有时候一个人说完了，另一个人觉得不对，还会怼一下对方。”线上线下参与的公众超过200人，光是线上讨论的时间加起来就花了整整10 天。
工作小组将留守儿童的提问，艺术家和公众的回应集结成书——《不存在的课本》以其390页的厚度最终定稿，涵盖主题包括自然科普篇、心理情感篇、性别教育篇、城乡关系篇、奇思妙想篇、家庭生活篇和人生思考篇。元旦期间，他们发起网络众筹，不到两天时间，就筹集到了所需的费用，得以将“课本”印刷出来送给了提问的孩子们。
“课本”是权威教育发明的名词，前面加上“不存在”，显示出其中的对抗性。孩子们作为获取知识的主体，接触到的知识主要来自权威，“人与知识的关系变成了压力式输入的教育关系。”鹏鹏解释，“反而我们和孩子们、公众一起产生的这个课本，在传统的教育关系里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我出生在农村？” 翻开《不存在的课本》第216和217页，一张紫色纸条横亘在两页之间，纸条上的字迹一笔一画写得工整有力，课本用了7页纸把公众的讨论整理成一幕剧，答案在其中显现：
李臭蛋：“这首先是一种命名上的说法，我出生的地方，被叫做‘农村’，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叫农村的这个地方怎么了，这个问题的反义是‘为什么我没有出生在城市？’这是一个讨论公平性的问题。”
今年三月下旬，鹏鹏和旻旸载着一箱《不存在的课本》，再次回到了银边村。
刚到达村口，小花已经等在那里。和两位“老师”打完招呼，小花骑着单车跟在车后面一起往旧广场开去。“小花有手机，我们跟她加了微信，还有其他几个小孩，我们还有一个群。”
小花单车上挂着一个无纺布袋，接过鹏鹏给的《不存在的课本》，她从袋子里掏出一把五颜六色的笔和一本六年级语文课本，前后几页签满了她同学、朋友、老师的名字。她想让鹏鹏和旻旸在两种课本上都签上名。春寒未尽，小花穿得厚实，外套下露出的毛衣领子已经一圈黑渍。
没过一会儿，聚集的小孩越来越多。广场上一棵老杏树杏花绽放，风吹过来，杏花飘落，一个小女孩站上石板凳，折了一支杏花，拿在手里继续和大家聊天。
五年级男孩辉辉告诉鹏鹏，他在寒假的时候把《不存在的课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不信，那么厚一本你全看完了？” 鹏鹏逗他。于是辉辉直接背出了书中一段话。连鹏鹏都想不起来书中有那样一句话，辉辉凭着记忆翻到了那一页。
午饭的餐桌上，孩子们主动聊起不久前的“邯郸少年杀人案”，讲述着他们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看到的事件细节。
辉辉将他所知道的新闻信息一股脑全背了出来，他向鹏鹏解释，刑法已经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年龄从14岁下调至12岁，他认为这三名杀害同学的少年会被判死刑。旻旸纠正他，死刑不适用于未成年人。
辉辉也是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父母在外面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写完了作业，辉辉经常用奶奶的手机刷短视频，有一回刷到一个博主讲解法律条文，他点进去看，之后推到他眼前的同类视频越来越多。辉辉有着超出同龄人的背记能力，从此银边村就多了一个“对法律条文背得烂熟的小男孩”。
短视频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孩子们对荒诞的信息也深信不疑。鹏鹏和旻旸决定带着他们做一次反霸凌的教育剧场，以对冲热点新闻带来的信息余波。饭后，他们来到一片弃耕的黄土地上，“你们自己认领角色，霸凌者、被霸凌者、还有旁观者，旁观者可以随时打断剧情。”
辉辉主动认领了被霸凌的角色，被“霸凌者”推倒在地“拳打脚踢”，即将被“霸凌者”“掩埋”时，一直旁观的五年级男孩大军大声喊了一句“停”。鹏鹏问他为什么喊停，害羞寡言的大军有些不知所措，他说不出为什么，就是想让霸凌停止。到了第二场，“旁观者”几次尝试介入但始终没有行动。一位六年级的女孩说，她害怕施暴者将暴力转移到她身上。
剧场游戏进行中
游戏结束后，孩子们和两位“老师”挥手告别，在宽广无边的关中平原上，他们的身影逐渐隐没在路的尽头。村路两旁的麦田里，绿油油的麦苗随风摆动，远处国道上隐隐传来大货车呼啸而过的声音。
刚刚在餐桌对于“邯郸事件”的讨论，让鹏鹏隐约感到一丝不安。他自己就出生在邯郸农村，当他看到邯郸事件中三名嫌疑人和受害者都是留守儿童时，一种熟悉的感觉涌上来，“在我小的时候，那里就充斥着霸凌。但是有谁会承认这四位少年都是制度的受害者呢？”
暴力的阴霾始终悬在留守儿童的上空。不久前，小花在微信上问鹏鹏和旻旸，“你们有没有见过老师打学生好几个巴掌的？”那天她班上一个男孩被老师扇了好几个耳光，“声音可响了。” 辉辉看到消息，在群里做出了法律解释：“老师打学生，情节严重的会被判刑，情节轻的撤职。”小花也认为应该把事情告诉教育局。他们相信法律和教育制度会做出正义的裁判。
未竟之问
如今，鹏鹏和旻旸和银边村的几个孩子依然保持着联系。小花常常在微信上联系他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食堂午饭不够吃的事情？”、“两门课的老师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来上课了。”小花把学校发生的事说给他们听，时不时也把手机拍到的天空、绿树、花草发给他们看。照片中的自然景物，鲜艳明亮，充满生机。
小花拍摄的照片
作为上一代“留守儿童”，在与银边村留守儿童相遇后，鹏鹏感觉到自己对银边村孩子们产生的共情早已超出了“外来的客体”范畴，“这些孩子就是我，我跟他们是同一类人。”托起银边村留守儿童正在承受的“此刻”，即是疗愈“彼时”严重缺失父母陪伴的自己。“归根结底，我不希望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痛苦，继续发生在另一个生命上。”
生长在江苏沿海城市的旻旸很难有相似的情感共鸣。受到父亲的影响，旻旸从小接受文学和艺术熏陶。面对农村境况，他更愿意在残酷现实中寻找那些未曾被磨灭的、属于人本身的美与诗意。他相信那是人在艰难中生存的一缕微光，也想为这些留守儿童的纯真与奇思妙想留下印记。
整理孩子们写的纸条时，“云朵为什么不来我家玩？”让旻旸备受冲击，“单纯的强大的童稚击中了我”，“人在困苦的时候需要的是温暖的记忆，而发现诗意的美，构建这种意识能够弥补我们的创伤。记忆会模糊，但是如果拥有诗意的意识，我们都会有希望。”
旻旸给孩子们制作了“云朵”
旻旸建了一个和孩子们一起写诗的微信群，写诗的动作随机且即兴，辉辉有时候冷不丁地也会抛出几句即兴创作的诗：“我饮天下逛长街，天空落日近黄昏”，发到群里后，辉辉接着解释，“就是对夕阳场景发出的，我在家里喝水，却看西边黄昏。”
“那种诗意在农村肯定是有的，但这个系统也让诗意逐渐消失，越来越少。”鹏鹏对旻旸“诗意带来希望”的立场不尽认同，“假如诗意是种子，把它撒在农村的地里，它可能会长成大树，长成森林。可是留守儿童的生存环境让这个种子没有办法继续生长。这让人挺绝望的。”但在面对留守儿童的议题上，两人实现了两种视角的并存与合作，“还是想挣扎一下，看看能不能让这个种子长起来。”
银边村留守儿童的艺术项目至今还在进行中。鹏鹏和旻旸把反霸凌教育剧场的过程记录了下来，做成了影像短片，在微博上进一步邀请关注者参与观看和讨论。鹏鹏希望能带动公众对于留守儿童的关注，《不存在的课本》下册也有待众筹和制作。
临近研究生毕业，鹏鹏计划离开待了十年的西安，回邯郸老家去，和女朋友一起在村里办一个儿童美育空间，以此陪伴孩子们（包括未来他自己的孩子）成长，一起面对那个未竟之问——“为什么我出生在农村？”
李臭蛋：“出生在农村是不可选择的结果，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应对这个事实。”
李小花：“如何应对？”
李臭蛋：“勇敢看到问题的真相，并为自己想要的生活和社会环境去解决问题。”
——《不存在的课本》上册第222页
（为保护儿童隐私，小花、辉辉、大军为化名。）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