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盲人想要到电影院看电影
事实上，多数视障群体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消极。有些甚至比明眼人更热爱探索世界。其中，看电影，这种明眼人日常的活动，如今在盲人中也不再是没法做到的事。
谁在关心让盲人进电影院看电影这件事，谁在让它成为现实，盲人们如今又如何去看一场电影，盲人影院背后，又是哪些人在让它能够持续下去。这是一个给盲人看电影的影院，和它背后人的故事。
文｜度三
编辑｜oi
“告诉他们，你看到了什么？”
影院，和它的创办人王伟力
2005年春天，在鼓楼大街的四合院里，一间20平米的小屋内，一台24寸的液晶电视里正播放着DVD影片。狭小的空间内坐满了视障观众，王伟力站在一旁，用磁性而富有节奏感的语调，描绘着观众们看不到的影片画面。这些盲人观众叫他“大伟老师”。
这是心目影院最初的样子。
2003年，大伟和他妻子郑晓洁做了一档讲述残疾人生活故事的电视栏目。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盲人的感知力和理解力实际上没有问题，有时甚至比明眼人更强。他们迫切需要发声，但却鲜少被关注。
后来，电视栏目因资金问题放下了，但视障群体却放不下。他意识到盲人在就业方面有诸多限制，大伟做了一个决定：培训他们做广播主持人。
培训过程中，大伟遇到了一个问题：盲人一直生活在没有视觉的状态下，他们对世界的理解缺乏直观的描述。没有人给他们讲解这个世界，他们不知道世界的形状，不知道自己与周围环境和整个大三维空间的关系。大伟开始思考，如何让他们感受到用视觉能看到的世界。
他想到了电影。
“先天失明和后天失明的盲人朋友在理解事物和思维上逐渐趋于一致。比如，一个人失明五年后，做梦时可能就没有画面了，视觉思维逐渐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唤醒他们的视觉感知变得非常重要，而电影的视觉讲述正是其中一种有效手段。
一开始，他请来了一些盲人试讲。讲了一场后，消息迅速传来，许多盲人都想来看电影。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人，这超出了大伟的预期。
他意识到，受众变成了整个庞大的视障群体。
大伟在讲述电影时，会先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为盲人观众介绍电影的背景和人物，将故事情节稍加点拨。这样，再进入电影时，观众就会有方向感。
在他看来，明眼人的世界是视觉优先的。如果没有视觉，声音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当他讲述电影时，需要让观众有一种感觉：“当你一讲画面的时候，我们那些听不懂的声音一下子就活了，就跟看见是一样。”
有些电影，在叙事之外蕴含着丰富的情感表达。比如，5秒钟的空镜头可能是为了体现导演的思想文化和情感。讲述员需要在这个间隙找到合适的语言来传达这些情感，并在此基础上让盲人观众理解，同时把他们引入故事，达到“入片状”。因此，作为电影讲述人，其实也是一个“后电影人”。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常给志愿者举例。
“画面是蓝天白云，镜头缓缓向下摇，山头被云雾笼罩，山下是一片白墙红瓦的民房。镜头继续向下，一条小河横贯而过，一群妇女们正在洗衣说笑。一条小桥跨过小河，拖拉机来了，鸭子嘎嘎嘎从桥底下游过来。镜头推到妇女们面前，她们在嬉戏打闹、泼水聊天。”
过于残忍的，或是反映社会幽暗一面的电影，大伟表示能回避就回避。他回忆起在讲述《风声》时，按照画面如实陈述了一段绳刑场面。
“一根粗壮的麻绳吊在空中，拉得绷直。一个人拿起一把金属刷，呲啦呲啦，把麻绳磨出毛刺。两个大汉抓着她的身体骑在麻绳上，从这头拉到那头……麻绳上挂着鲜红的血滴，裙子被染红了一片……”
电影放映结束，一位老太太走过来找大伟理论：“你为什么不讲点正能量的？刚才讲的那段太残忍了，太难受了。”
“盲人的世界里是黑暗的，所以当他们听到美的会更美，丑的会更丑，恐惧的会更加恐惧，残忍的就完全无法接受。”大伟解释说。
电影结束后，讲述员会用结束语来提炼电影的核心思想，理清不同脉络和因果关系。因为一部电影别说盲人观众，即便是明眼人，看一遍也未必能完全理解。讲述员不仅仅是在传达电影的内容，更是在创造一种全新的观影体验。
为了更好地帮助盲人朋友理解世界，他还组织了另一个活动：触摸世界。他带他们去触摸火箭、飞船、二战时期的飞机和坦克，植物园里特异的植物和花朵，以及在触摸展上的各种模型。
触摸是扩大盲人心理视觉的一个重要方式，比仅靠语言描述要具体得多。
“因为他们摸到了才能知道形状大小，如果只靠形容的话，会造成形容词可能都听说过，但是当你说出来依然找不到依据。触摸不仅丰富了盲人朋友的心理视觉，也成为他们理解世界的重要符号。否则他们只能了解锅碗瓢盆、衣物和食物，而对伸手触及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更别提理解电影了。”
在《侏罗纪公园》开演前，大伟便让他们触摸各种恐龙的模型。因为有些恐龙的形态非常相似，无法光靠语言描述迅猛龙和霸王龙的外形差异。
不论是通过观看电影，还是通过触摸物体，或者是去海边听海声、去草原听风声，以及参观各种展览触摸各种物体。所有这些活动都离不开一个关键的元素，那就是告诉他们，你看到了什么。这就是视觉讲述。
视觉讲述不仅是盲人的基本需求，也是他们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除了电影，视觉讲述还可以包括旅游讲述、图片讲述、触摸讲述、舞台表演讲述、体育比赛讲述等。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心目也通过视觉讲述的方式向盲人观众传递了电视直播的内容。
2018年，心目影院正式进入院线。经过现场的多次调试，影院的音响也按照盲人的适应度逐渐完善。
“对于盲人而言，高频尖锐的声响会使他们听觉疲劳。于是，我们调低音频，通过左右声道的配合，给到盲人观众最舒适的听觉体验。而讲述员使用的是一套独立音响设备，位于影院侧后方。确保讲述声音与电影原声不会混杂在一起，让盲人观众能够清晰地感知声音的来源。”
2024年，心目试图让盲人影院成为一场可持续的社会活动，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为此，他们招募和培训年轻人参与电影讲述和助盲活动中。
关于未来的打算，大伟希望能把精力扩展到视障学生高等教育和青少年助盲社会实践里。
大伟认为，我们的文化本身就是为了让视障群体跟我们一样来获取信息、理解文化产品，帮助他们回归社会生活，不被边缘化。歧视到底是什么？就是把他们归成另一类的时候。通过视觉讲述，让他们成为社会人，能够真正的实现他们作为人人平等的权益。而不是把他们当残疾人，过节的时候去关心关心他们，送点东西就算完了。
“公益的意义是给自己的心和精神找一条出路。这个社会已经很艰难了，只有在服务别人，同时又满足了自己的时候，才能形成一个像灯泡一样的回路，你才能亮。”
真正的助盲，也是助自己的心盲的一个过程，这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
“我的眼睛不是一个缺陷，只是一种属性”
观众，和盲人熊翎好
熊翎好自称是个闲不住的女孩儿，周末没什么事儿的话，都是往外跑的状态。除了出去参加各种活动外，每周六早上出门“看”一场电影，是她的常态。志愿者和朋友们都喜欢叫她小熊。
“我特别喜欢电影院的现场氛围，还有舒服的椅子和立体环绕的音响效果。听着大家一起讨论电影剧情，我感觉那些人也是电影的一部分。”
2002年春天，小熊在四川省绵阳市出生，因早产四个月，出生时仅两斤重。在保温箱里吸了2个月氧，导致视神经受损。九个月大时，家人发现她的视力问题，却已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从有记忆起，小熊便生活在黑暗中。
小时候，父母舍不得把她送去特殊学校，几乎去哪儿都带上她，一有假期便会带她去旅行。每到一个地方，妈妈都会为她描述当地的风土人情，让她对自然形成基本概念。出行时也会让她融入其他小朋友的圈子一起玩，尽量让她像普通孩子一样生活。
成长过程中，小熊遇到过一些不友善的言论：“你眼睛看不见，干嘛还这么到处乱跑。”、“你上辈子是不是恶事做得太多了，这辈子老天爷听看不下去，把你眼睛给戳瞎了啊。”
起初的她在迷茫时，觉得自己像个边缘人，但在父母的正确引导下，小熊逐渐觉得自己和其他人除了视力外，没有任何不同。
“我的眼睛不是一个缺陷，而是一个特点，我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很幸福。每个人都各有各的特点，没有必要太过介意他人的看法。现在就算听到一些炸裂的话，我也很释然。”
浸泡在爱里的她，也发展了许多爱好，从小酷爱钢琴，12岁考过钢琴十级，如今是一名音乐专业的大学生。喜欢弹琴，也爱新鲜事物，音乐剧、话剧、脱口秀、游泳、AI作画都尝试过。最近在学习做菜。
除此之外，电影是她了解世界的途径之一。
小熊第一次了解到无障碍电影是在初中：杂志上一篇关于心目影院的报道。她回忆起小时候家里人陪她看《百鸟朝凤》时，电视里一边播放着影片，家里人在一旁讲述着画面。对于小熊来说，如果没有父母在旁讲述电影画面，几乎是云里雾里的状态，没有办法去了解角色的表情和心理活动，光靠听电影台词，只能懂个三成。
当时没有手机，她请老师帮忙，给心目影院的编辑留了两条留言，表达了自己对那篇文章的感受。这两条留言让她与无障碍电影建立了联系。
除了线下观影，网上也有许多观影渠道：各大视频网站在助残日上线的无障碍剧场，以及心目影院的直播。随着观影的增多，也培养了她的审美眼光。
“我喜欢《第二十条》、《白日之下》、《西虹市首富》。当然也看过烂片，比如春节档上映的一部电影，剧情和人物关系非常牵强和混乱，为了励志而励志。但是感觉志愿者都好辛苦，本着尊重志愿者的原则，我也要把它看完。”
小熊有许多对未来的憧憬，成为自媒体人、音乐老师，或音乐编曲。她对音乐节也感兴趣，但由于人群拥挤和出行问题，有些犹豫。
“我现在出去玩早就不走盲道了，现在的盲道比大马路上还危险，一不小心就会撞到自行车。”走盲道反倒成了小熊出行的负担，有时候外卖小哥的车停在那边，小哥不好意思又略带疑惑：“这不是停车线吗？”赶紧把车推走了。“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因为首先你身边没有这样的圈子，你就不会去了解。就好像我身边没有的圈子，我也不会刻意去了解一样。”
有一回，小熊去看演出，走路时遇到障碍，好心人看到后，立马付费取消了快到的车，协助她走了过去。小熊有点不知所措，为表感谢，想要买水送她，对方也拒绝了。小熊很无奈：“希望对于我们的日常帮助，是建立在不耽误他们个人行程的情况下，不然这种情形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其实视障人群最重视的是平等。目前社会上的歧视行为已经很少了，反倒有种普遍现象，比如小心翼翼地询问你会不会介意我问你们眼睛的问题，或是过度地帮助。”大部分人是出于善意，但她觉得盲本来就不是她的缺陷，只是一个属性。“就好像我叫某某某，我性别是女，盲人。是一个很中性的属性。所以就正常相处就好了。”
电影讲述员，和咖啡师韦寒夜
从2017年开始，韦寒夜便常常穿一身复古行头，戴贝雷帽，在胡同和街边骑着自行车卖咖啡。他觉得这和小时候胡同里吆喝卖货一样，是一种有趣、亲切又街头的卖货方式。后来，他拉上盲人朋友樊师傅一行人，搞了个义诊送咖啡。硕大的80年代复古红底牌子上写着几行大字：盲人按摩义诊，义无反顾，少看手机多看路。
韦寒夜称这种行为叫“地推”：“地推的意思其实就是在地上推。按摩完了，喝杯免费咖啡的体验，那真是头不昏眼不花。感觉我们这些讨生活的人呐，又有希望了。”
“我和樊师傅一样，属于学习和工作不突出，但我们的相识是因为腰间盘突出。”
樊师傅的按摩店开在一家商业写字楼的二楼，韦寒夜去按摩了几次后，发现大家都比较健谈，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经常聊创业心得。樊师傅手艺好，是个爱弹唱的文艺青年，失恋时会找韦寒夜喝一杯。
店里的彭师傅酷爱喝咖啡，是他的淘宝店资深客户，最近在学习自己冲咖啡，做按摩的客人赶上了也能喝一杯。
“不知道是不是喝咖啡的缘故，他手劲很大。我属于特别受力的那种，每次被按疼到惨叫，他们给能喊的客人起名叫歌唱家。”
樊师傅的店里挂着韦寒夜送的锦旗，上面写着“喝咖啡的师傅有劲”。韦寒夜觉得他们不光有劲，也一样很有生活。
2007年，韦寒夜在星巴克工作，偶然在电视上看到大伟为盲人讲电影的报道，觉得那是他见过的最酷的公益项目。恰巧公司要求员工参与公益活动，他当即决定，就去心目影院！
一做就是十年。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的周六，韦寒夜都会扛着一大桶咖啡，来到心目影院。盲人朋友们可以一边听他讲电影，一边免费喝咖啡。主持人老师机敏地说：“噢~你们把那个鼓楼小院变成了临时的咖啡馆。”
“如果你讲得好，你能感受到下面的听众随着你的讲述而发出的唏嘘赞叹，结束的时候都会迎来40-50个盲人的掌声，心里会产生最大的满足感。但给明眼人讲，并不会得到这样的反馈。”
对韦寒夜来说，电影讲述是一种强制你把电影看透彻的手段。你可能会为电影情节里信件的一行英文去查字典，还可能去翻阅小说的原著去寻找那句台词背后的年代背景，甚至要给同事的二舅打电话问电影台词里那几句京剧唱词是什么意思，跟情节有什么关系。
第一次讲《阳光灿烂的日子》时，他看到第6遍还能发现电影里隐藏的情节，整部电影在叙事的时候是靠青春的记忆，有些倒叙的方法是前后颠倒的，这是姜文的表现手法。
“对于做事情三分钟热度的我来说，这些在以前看电影是不可能做到的。好的电影在看第六到七遍还会发现新的有意思的情节。这是有质量电影的体现。”
站在盲人的视角去体验电影是非常重要的，他见过很多有名的电视台主持人来讲述电影，声音柔美节奏适度。但是并没有转到盲人的角度去讲述，当她描述一位女主角出场时，她这样说：“这个姑娘长的像玛丽莲梦露一样漂亮。”
对于明眼人来说，这样的描述简洁生动，能够准确表达女主角的性格。但是对于盲人朋友来说，这样的描述就是无效的。一个更好的描述应该是：“这个姑娘金发碧眼，朱红色上翘的嘴唇，半张不张得眼睛总喜欢从下往上去眺望男人，每个被她眺望过的男人都有双脚离地的感觉。”这样的描述能够让盲人更容易在脑海中形成女主角的形象，并记住这个声音。当剧情发展时，他们就能更轻松地进入故事。
普通人也能讲好电影，如果感兴趣，可以花十分钟先试着从盲人的视角来做一遍：将你要讲述的电影调好音量。闭上双眼，沉浸在黑暗的世界中，感受这部电影。十分钟后，摘下眼罩，回想一下刚才的体验。在听电影的过程中，你觉得缺失了哪些画面信息？哪些细节对于理解后续剧情至关重要？请记录下你觉得在听电影体验中所漏掉的信息。
讲了十几部电影后，韦寒夜的表达能力有了大飞跃。当着几百人说话开始不紧张了，很少提前拟稿子，好处是更能打动别人。
与盲人的相处也变得得心应手，只要像朋友一样与他们交流，不刻意帮助他们，而是尊重他们的能力。就像爱喝咖啡的彭师傅在义诊时，也想给路人冲一杯咖啡，那就放手让他冲就好了。
如今有了自己的咖啡店，韦寒夜在闲暇时间里，依然会给盲人朋友讲电影。
“前边没有障碍物，可以大胆前进”
影院之外的明眼人，和蒙上眼的糕糕
北京初夏的早晨，阳光在正阳门的青绿瓦片上慷慨投下一片海，万物倒影清晰。穿过游客熙攘的前门大街，糕糕提前十多分钟抵达保利影院门口。在外研社志愿者那里签到后，她靠在栏杆旁静静观察。来参加活动的盲人看起来彼此熟络，通过轻轻触碰对方的身形，爽朗叫出对方的名字，完成朋友间默契的寒暄。
这是心目影院的一个活动。体验者眼睛蒙上丝带，与盲人一起无差别地“看”电影。
等志愿者将盲人观众引入影厅后，糕糕和其他十几位体验者在志愿者的指引下，被分成了三组。志愿者给每位体验者分发红丝带并蒙上眼睛。每组的第一位小伙伴手执盲杖，后面的人依次搭前方小伙伴的肩或拽着书包带。志愿者多数时候走在队列最前端，引导他们前进和找到对应的位置。
“前边没有障碍物，可以大胆前进。”
“接下来我们要上扶梯，我喊一就抬脚。”
“请大家伸出右手扶着扶手。”
“左转，第一个人走到头入座。”
有同伴焦虑地表示：“哎呀，好害怕踩空”、“前面可不可以走慢一些”，志愿者会耐心疏导和安慰：“别担心，很安全的”、“有我在”。站到平行于队伍的位置，轻轻伸手扶着他们。
当天讲解的电影《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糕糕前天晚上刚去影院看过。讲述员会在台词和声效的间隙插入一些对于人物着装、神情、画面细节的具体描述。比如，讲述员提到了朱同校服上有“花、草、外星人”等等天马行空的涂鸦，这为电影后续出现的奇幻角色埋下了伏笔。而第一次观看时，她只注意到了他校服上凌乱的涂鸦，没有留意到具体的图案。
影片笑点密集，前排有位老爷爷抑制不住拍腿轻喊了句“哎呦，这小孩儿！”。
观影结束后的交流环节，糕糕遇到了小熊。
“我一直很喜欢电影这种艺术形式，会在前期熟悉情节脉络、在‘看’完之后写下自己的体会和感受。尽管我完全没有视觉经验，不知道讲解员口中‘跳舞’和‘打架’之类的动作具体是什么画面，只能靠想象。但对我来说，能感受到那个氛围就足够了，毕竟看电影不是为了学习怎么跳舞怎么打架。电影给我带来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参与感和被支持感。参与程度可以有所不同，但最重要的是被允许参与和愿意主动参与。”
就像小熊说的，在心目影院，视障群体没有被抛下，没有被划分到另一个世界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