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规模乡村学校（以下简称 村小）是庞大教育系统的“神经末梢”。从2001年到2012年，在“撤点并校”的过程中，全国村小锐减三十多万所，平均每天有68所村小消失。
2012 年 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纠正撤点并校中某些偏差，也是对某些地区村民坚决反对撤点并校的政策回应。但在国务院叫停后，村小仍以每天 16 所的速度在消失。
然而，位于绍兴诸暨斯宅村的斯民小学却吸引了外来学生的反向流动。斯民小学是斯氏祖先于1904年在家宅上创办的新式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实现男女同校的学校。到2023秋季学期，全校已有108名学生，其中一半来自外地。他们有的是为了逃离内卷、从城市带着孩子来读书的伴读家庭；有的则是在诸暨打工的外省家长，把孩子送来寄宿读书。
成长背景各异的孩子们该如何相处？伴读家庭怎么融入在地生活？随着外来家庭越来越多，如何让乡村小学在城市经验的冲击中，保持生于斯长于斯的自在笃定？这些都是留给乡村美育从业者的问题。
安可是一名设计师，3年前，她带着孩子从杭州来到斯民小学读书，成为一名伴读家长，随后她开启了「溜村」项目，试图用行动回答以上问题。溜村包括但不限于去村民家“做客”，做当地美食；去营业场所参观；去村里的山间、公园和小溪边玩耍等等，充分利用乡村本土的自然及人文资源，使参加的孩子更了解学校所在村庄，增加乡土认同。
因为溜村，安可结识了乡村儿童美育公益行动网络的执委龚瑜和成都A4美术馆iSTART儿童艺术节（以下简称 iSTART）的总策展人李杰，并加入了由他们共同发起的「T+乡村教师美育素养发展支持计划」（以下简称 T+）。在T+和iSTART的启发下，她让更多斯民小学的学生成为了溜村的共建者，而这些成果也出现在了今年iSTART十周年的T+展厅里。
受iSTART的邀请，我们跟随这些乡村老师和策展者的视角，试图提供一个管窥乡村美育的窗口。
安可是在央视的一档纪录片中了解到的斯民小学。片子里，学校书声朗朗，在江南特有的灰瓦白墙的硬山顶建筑中，穿着中式盘扣校服的学生穿行。每周还设有诵读课、书法课、诗经课等等。
那略显古老的木砖结构教学楼与康有为题写的门额、不拘一格的课程设计以及孩子们在乡间小道上奔跑的情景，忽然打动了她。
当时安可在杭州做设计工作，儿子就读于一所小有名气的学校。孩子上到二年级时，肉眼可见的不快乐。紧张学习的气氛，同时横亘在家长与孩子的头上。“在钉钉群里，老师会艾特表现不够好的同学家长，成绩不好的学生会被扣上一些帽子。”
看到孩子童年充满忧愁，安可的倦怠感时常升起：“才二年级就这样搞，那以后还有初中高中怎么办？”看到纪录片后，她先是带孩子来斯民小学踩点试读了两个月，发现孩子更愿意在村里上学。于是安可辞去杭州的工作，开启了伴读生涯。一年后，她也被聘为了斯民小学的生活老师。
像安可这样从城市携家带口来上学的伴读家庭，在斯民小学不是唯一。伴读家庭一共有二十多户，分散租住在村子里，家长身份有企业家、医生、公务员、心理教育培训、自由职业、全职太太等。这批家长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利用村里的公共空间组织各种活动，练书法、踢足球、练武术、做手工、读经典、放电影……自发形成了伴读社区。
斯民小学之所以能够接纳外来学生，也缘于此前的撤校浪潮。尽管有着优越的外部条件——充满韵味的校园、百年老校的口碑、各大媒体的背书，也耐不住城镇化的巨轮。2005年，学校有四百余名学生，到了2021年，只剩六十几名。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斯章梅先生曾跟校长斯剑光说：“剑光，不能坐以待毙啊！要想想办法！” 因为在斯宅村人心目中，这所学校是祖先创办的，要是关门了就对不起祖宗。
而斯民小学所在的诸暨，袜业尤其出名。每年全球1/3的袜子都出自诸暨，是国际袜都。欣欣向荣的产业吸引了大量务工人员，围绕着他们，相应的服务业也崛起——做早餐的、卖烟酒等等小生意。他们通常没有缴纳社保，因此他们的孩子无法像北上等地的随迁儿童那样在当地就读至中学。
诸暨市教体局打破了原先按户籍招生的政策，特批斯民小学向外省籍学生开放招生。只要是小学适龄儿童，无论户籍在哪里，都可以来斯民小学读书，并且拥有学籍。
镇政府先后给斯民小学配备了两辆校车，接送路远的学生上学。招生信息公布后，一些在诸暨打工的外省家长闻讯，把孩子送到斯民小学寄宿，还有一部分逃离内卷的家长带着孩子从杭州来斯民小学伴读。到2023秋季学期，全校已有108名学生，其中一半来自外地。
雪后的斯民小学
斯民的学生，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是本地村民的孩子，放了学便回自己家；一部分是外来有家长伴读的孩子，在村中租了村民的房子；还有一部分是住校的孩子，由生活老师照顾着，放学后一起写作业，一起活动，再一起回到宿舍中，出于安全考虑，他们的活动范围很小。生活老师这份工作的琐碎，是很难想象的。住校的孩子有些年纪小，不会自己洗澡，也不会绑头发，都需要指导和协助，恰好安可任职那年，一年级新生增多，一群小朋友，似嗷嗷待哺的小鸡，围在安可身边。也许别人会更愿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安可看着校车在周五准时将住校学生拉走，周一早上再拉来。尽管学生一周绝大多数时间生活在村里，但是和村里鲜有联系。所以安可想多带他们出校门转转。安可最初没有做太细致的规划，“溜村溜村怎么来的，就是带孩子们溜达溜达出来的。”第一次溜村，安可找了同样是伴读家长的朋友合作，带孩子们去村里新开的樱花公园转转，朋友很细心，购置了反光背心，这样孩子们行走于路边更安全一点，“但是你知道，我们村里的马路那么窄，没几步要走的好吧”，说到这里，安可老师也笑了。溜达完，朋友给孩子们煮了点心，一点小圆子、鸡翅和零食，孩子们吃吃喝喝很开心。做到第三期，有一名斯民校友大力邀请安可带着孩子们去他的露营营地玩。给孩子提供了全套的露营、野炊装备，有学生向安可感慨，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好的地方。从这期以后，村里与安可相熟的朋友踊跃地报名带领溜村，有在村里的博物馆馆长，也有民宿运营者。“一次去乡村博物馆，有一名孩子吃得太撑，吃到吐了。”起初安可有点不解与生气“这么大孩子了，怎么连饥饱都没个数呢？” 后来安可意识到这样一顿乡村土菜，对他们来说是“大餐中的大餐”了。今年毕业季，安可给即将毕业的学生做了一场毕业前的告别仪式，由校长带领孩子们去参观校园的原校址，并且讲解它们的渊源。尽管在这里上了六年学，孩子们并不了解学校沉甸甸又光荣的过去。尽管在村里的朋友配合积极，但一期一期「溜村」带下来，村里能薅的朋友也差不多了。现场执行诸事琐碎，要策划、要对接、要负责安全，还要争取见缝插针拍一点视频素材，安可也显出疲惫。这是大多数村小教师都会遇到的问题，学生没有和爸妈住在一起，因此家校之间有壁垒。此外，安可很难找到长期合作的伙伴。学校人力有限，住校学生的家长无法寄托希望，“平日里告知他们孩子牙膏没有了、降温衣被有短缺，这样的需求有的家长都会忽视。”毕业溜村，在斯民小学前身象山民塾的泮池边唱歌
让儿童成为共建者
带着疲惫和困惑，安可遇到了乡村儿童美育公益行动网络的执委龚瑜与iSTART儿童艺术节的总策展人李杰。李杰留鬈发，人很亲和，因此被儿童们叫做“爆米花叔叔”。他很健谈，对用词很敏锐。iSTART践行儿童艺术多年，一直强调“为儿童赋权”，但李杰忍不住指出，他不喜欢赋权这个词，因为这带有上位者施予下位者的意味，但他暂时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他也不愿意用“核心与边缘”这组关系来理解城市与乡村，其中的强弱观念呼之欲出，他更愿意称之为“多元”。面对安可的倾诉，李杰说，我们很难要求被迫流动的家庭主动去做志愿者。
安可说这句话让她“醍醐灌顶” 。自己来得早，是全村第二个来伴读的家庭；在村里待的时间久，见证斯民小学近几年的回温；担任过生活老师，也与住校学生有感情。但不是人人如此。
“那个时候我真是焦头烂额。八点已经是住校生要上床的时间了。来帮忙的朋友到点需要离开，我们常常整理到九点多十点多。有时候也不被理解，我一度觉得我弄不下去了。” 中途安可病了一段时间，溜村也暂停了。
如何帮安可解困？提出的建议是“相信儿童的力量”。安可很负责很尽心，把一切的事情担在自己手里，但在龚瑜看来，这就是症结所在——把儿童当作一个等待服务的对象。如此一来，很多事情便理不顺了。当学生只是一个被服务的人，像一个“消费者”，那Ta喜不喜欢这个活动，还要不要继续参加这个活动，是个未知数。如果学生热情不高，安可反倒要替招募发愁。但如果，孩子是活动的主人，是一个策划者，“Ta不仅是自己要参加，说不定还呼朋唤友拉别人来参加。”李杰和龚瑜都建议安可尝试一定程度的“放权”。如果是安可去找村民谈，由于村庄的熟人社会，也许会戒备，会猜疑安可的用心。与其安可独自殚精竭虑，不如让学生主动地约自己的家长，“如果这件事从安可想做变成学生自己想做，性质就不一样了，村庄未必会支持你，但会支持自己的后代。因为儿童是天然的链接者，又由于儿童不在经济的语境里，村民眼里这件事变得更单纯了。”安可在思索这些建议她是否应用到下一步尝试中。溜村名额有限，如何筛选才能凸显儿童的视角？安可不想用常规的小红花集分制度，在她看来这是一种优绩主义。她和学生讨论如何选拔更公平，最后决议的方式是学生写纸条自荐，比如参与溜村的原因，或是立下目标，做到了就可以参加。阿姨，我这星期英语进步了，因为上学期我英语只有七十多分，这星期期中考了八十多，我推荐自己去溜村安可阿姨，我和上学期不一样，我上学期不举手，现在我今常举手，所以我推见自己“T+乡村教师美育素养发展支持计划”展厅现场，2024
龚瑜说到激动处，语气常常又急又亮，饱满充沛。她以玩笑口吻说，起初和安可交流，总被搞得“一肚子愤怒”，无论她提什么，安可总是说不行不行，这个在农村办不到的。这或许是出于一种对乡土社会的不信任。“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龚瑜继续玩笑，“终于迈出这一步，开光了，再也回不去了。”2022年，龚瑜代表乡村儿童美育网络和李杰一拍即合，商议发起T+乡村教师美育素养发展支持计划（简称“T+计划”），持续在每年的iSTART儿童艺术节亮相，希望“T+计划”聚焦到支持乡村教师的成长上，而不是简单的乡村教育成果展示。T+计划不只是每年一度在展览期间“昙花一现”，它是持续进行的行动，有线上工作坊，也有线下的研学营。“研学营二十位伙伴围坐一起，哭了半圈人”，龚瑜说，“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奇葩，是所在环境里孤独的灵魂，不被理解。”错综的支持网络及时接住了这些“孤独的灵魂”，正因为网络里有校长、有支教教师、有教育研究员、有家长等生态系统中位置不同的人，一个问题被提出时，才可以彼此补充视角，提醒对方看不到的盲区，而不至于只是一个倾倒苦水的地方。龚瑜常常感到遗憾，那么多乡村教师没有发现自己拥有多么大的优势，城市里的教师像拼图的一片，丁是丁卯是卯地教着众多科目中的一科，像大厂的螺丝钉。而乡村教师，则是一幅全景图。由于过去村小的教育价值被严重贬低，村小成了薄弱、需要帮扶的代名词。村小或待人援救，或被撤并。而幸存的村小里，“仿城化”倾向很严重。譬如老师给孩子灌输一些城市中的卫生观念，这固然是文明的进步的，但与乡村孩子们的成长经验相悖，于是造成了他们的困惑，认为自己家乡是落后的、被时代摒弃的。“城市叙事”的催化，使儿童一味地厌恶自己的来处，想与乡村割席，一心只想背弃生养自己的土壤。这与美育背道而驰，美育的过程就是建立关系的过程。儿童与他生长的土地建立关系，才达到了乡村美育的目的。在乡村中做美育，需要警惕的是，是否仍然架着一种城市的思维与审美？如果带着这样的审美进行美育，会不会也成为一种美育的压迫，审美的压迫？李杰则认为，乡村教育系统性薄弱，反而是一个能动的优势。因为太多城市教育系统的老师受困于教学检查，受困于各种的所谓的成绩评比，能动性几乎被榨干，自己也沦为了教育系统的被动接受者，没有办法再有时间去跟孩子成为伙伴，去关注孩子的需求。来自四川省广元市清河小学的校长廖中华也有同样的看法：“小并不意味着落后、弱小，反而是小学校、小班的优势，更适合学生个性化发展，更容易实现学校的创新发展。”龚瑜想到一名连续两年参加T+计划的尹一青校长，他带学生们探究家乡的桥，在体育课带领学生外出，去到村庄里测量传统的桥；在科学课上，学习“承重”和“连接”的关键概念，用1元1副的扑克，把桥拼接出来；信息技术课上，他带领学生通过互联网去看全世界的桥……他将综合实践课，变成了科学课、体育课、信息技术课的结合，“不敢想如果在城市里的学校，他的跨部门沟通量会有多大，光带学生出门就要报备审批，不知道多久才可以实现。”那么在进行乡村美育的过程中，老师该如何转化在地资源，成为自己的教具呢？首届乡村儿童美育公益行动论坛上，李杰举了乡村教师崔作川为例子：因为村里特别容易起“平流雾”，崔老师就会在起雾的时候，说服其他班上的老师，一起带着全校的同学去农田里面，去用手去感受那个雾，去用鼻子去闻雾的味道，去跳起来，看着它能不能摸到，因为那个雾是悬浮的。孩子们还会拿一个小纸片写下对于雾的感受，有可能是一句诗，也有可能就是一个词，也可能就是一点感受。很多学校都有晨读，有语文课早上的朗读，但崔作川没有把它变成人和书本的教学关系，而是把这个课堂放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自然环境当中。崔作川在计划中很活跃，但不久前，她供职的河南信阳一所村小近年由于生源太少，也关闭了。
在城镇化进程中，斯民小学像是一个特例，更多的小学仍避免不了消失的命运。四川省中江县集凤镇石垭分校因生源减少的情况，学校即将拆校，孩子与老师今年夏天就会转去其他学校。斯民小学和石垭村小之间形成了一组互文与镜像，是这个时代的注脚。石垭村小的最后时刻被放在了展厅的「学会告别」项目中。展厅用一道蜿蜒的河串联起今年的12个项目，这是一种因地制宜，正好可以沿着A4美术馆的上一场展览 "成都Chengdu" 的墙面继续使用，而河流这个意象也适合的乡村计划，河流是所有人的乡愁。学生如何面对与自己母校的离别，这是学生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学会告别」准备围绕闭校开展包括我为学校拍张照、我为学校唱首歌、我为学校写本书、我为学校做设计等四个环节的活动。经与A4美术馆iSTART项目作沟通后，将原计划的几个活动进行整合，确立了「学会告别——我和我的学校摄影展」，由学生自主拍摄学校的难忘画面，写下对学校的赠言或感受，在A4美术馆的指导与支持下制作为明信片的形式进行展览。这些明信片被放置在一扇窗棂中，若要仔细阅读他们，需打开窗。窗子复刻石垭小学窗子的样式，因时间有限，没能漆成蓝色，因为提及将要告别的母校，很多学生不约而同提到，最难忘它充斥于校园中独特的蓝色，蓝色瓷砖、蓝色的墙，就像拓进脑海里一样……“T+乡村教师美育素养发展支持计划”展厅现场，2024没有一次迁移不会造成文化震荡，而正确地表达爱、歉意与感激是人的终身功课。「学会告别」，孩子幼小的心灵，几乎第一次遇到如此重大的告别，且是不可逆的告别，一个好的练习，怎样教会他们将珍重随身携带，渡过人生更多的渡口。村小的消失似乎是大势所趋。但城市的学校和严苛的户籍制度没有做好准备接受村小来的“教育难民”，大多数被撤校的村小学生，只好去镇上、县里上学，接受看似更集中与丰富的教育资源，但是在城镇中租房、额外增加的伴读费用，也令不少家庭感到压力。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空心村越来越多，很多村小老师都将成为"村庄消失最后一瞬"的目击者。尽管在时代的巨轮下，他们积极做一个补墙者，扶起村小摇摇欲坠的“墙"，也是一个开窗者，开启孩子发现美的窗。社会永远需要行动者，“这条小鱼在乎”，但这更像是在弥合一些缝隙，更大的开裂应该由谁来负责呢？石垭分校学生开展“我为学校拍张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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