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诗，上海更像家了一些

场内光线昏暗，中心位置矗立着稿件夹和话筒，没有讲台。几排折叠座椅，观众们陆续就座，窃窃私语着。一束聚光灯从斜后方照亮了话筒。一切似乎都在静待着声音的出现。

"hey  Siri/我没有力气了/我倒下了/我烂在了上海的胃里/我看过了/迪斯科球是空心的/马桶的下面也没有大海/我哭过了/镜子在太阳升起之前就碎掉了/我习惯了/整齐的街道上走来押韵的人/表演比谎言更苍白的微笑。"
渡边云带着这首《蹦完迪手机不见了》第一次站上诗喃舞台。当他喊出一声声 hey  Siri 的时候，还意外激发了现场两位观众手机的应答声。"在生活中我感到自己是戴着面具的，在诗喃的表演中我反而可以把面具卸下来。诗喃像是一种契机，在这样的契机出现之前，我没有认真地去审视自己，去思考我到底想说什么。"

2022年下半年，从互联网公司辞职数月后成为自由广告导演的渡边云，在刷小红书时偶然看到了“诗人机动队”（原名“诗人游击队”）第一期活动现场视频。他一下子被林滕在表演时眼神中透出的坚定给吸引到了。当他想到自己工作上的压力，以及在上海所陷入的热闹却空洞的生活模式里 ，一下子也有了书写的灵感。

"诗人机动队"是林滕和几位朋友自发组织的非商业平台，两年来辗转于上海多个书店、咖啡馆举行了20多场诗喃活动。诗喃（slam poetry），是口语诗（spoken word poetry）的形式之一，结合了写作、表演、竞赛以及观众互动等元素，由一批蓝领诗人在1980年代美国芝加哥发起，旨在挑战传统诗歌圈的精英主义倾向。在一场诗喃活动中，诗人仅通过声音及肢体动作来演绎原创文本内容，所作诗歌无需遵循格律；现场随机选取观众参与评分，得分最高的诗人即为当场冠军。为了鼓励更多人上台发声，"诗人机动队"每期还推出不评分的开放麦环节。

诗喃活动也换过很多不同的场地和形式，但渡边云注意到了一个固定不变的细节：林滕每次都会带一个小的聚光灯打一束光，把位于场地中心的那支话筒照亮。每当渡边云到现场等候活动开始，舞台空无一人，看到那束静静的光，他都会被这个场景所打动。

文｜唐梦婷

编辑｜阳少

渡边云在诗喃舞台表演

在街边念诗，有意义吗？

"诗对我来说挺遥远的，我觉得诗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挺遥远的。"

工作日晚上，我和林滕约在法租界的咖啡馆。他穿一套亚麻色棉质衬衫和长裤，平头，体型轮廓硬朗，说话声音轻柔。林滕下班后还没来得及吃上晚饭，他说还不太饿，点了杯抹茶拿铁和我回忆起从小与诗的关系来。小学四年级就跟随创业的父母从郑州转学来到上海，他记得好多次留校站在语文老师跟前艰难地背诵自己并不理解的古诗词："当时我对诗可以说是恨透了。"

直到在澳洲读大学学习影视制作时，一次假期，林滕回上海看了于坚的诗歌影像展，被其《0档案》诗作中口语化的表达所吸引，开始在生活的间隙写起诗来。之后他通过电影Slam，以及一些美国少数族裔诗人的作品发现了自己对于poetry slam 这种形式的喜爱。

我们从咖啡馆出来，穿过武康路网红街区三三两两拍照打卡的时尚男女，走到位于天平路一幢居民楼下的“梯书店”。门口贴着告示：这家独立书店开业近4年，即将于9月10日停业。2022年7月午后，"诗人机动队"第一次活动就发生在书店门前漆成白色的小方空地。燥热的空气中蝉鸣四起，放稿子的架子摆在角落，诗人们轮流走上前。

当时，“诗人”吕德生把口罩拉到下巴，双手叉腰，带着松弛的笑意读起了自己的诗：

"今天自然醒是醒得最早的一次/出门就是大风……我的面前找不到一辆共享单车/我路过一个卖衣服的门店/玻璃上贴着 甩 甩 甩/隔壁还是一家衣服店/门口贴着"转租和电话号码"的卡纸……"

掌声响起。观众们悠悠地围坐在他们四周，不时啜一口手中的汽水。一旁的梧桐树前，社区的核酸检测队伍移动着脚步。路人不时驻足观看，有些人好奇发问："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吗？"当时组织者之一的杨一回答："凡事何必追问意义，大家不过都是在找一种喜欢的方式消磨时间。“林滕事后想了想：“写诗不该是小部分人的'特权'，也并不只有宏大的叙事才配被记录成文字。"

两年间，林滕见证过许多像这样的私人叙事在现场发声，他认为这正是诗喃创作的核心："大家以自己的身份直率地去讲自己的故事。"

“讲普通话做普通人”

林滕以前的名字叫“林腾龙”，是奶奶给起的：“青春期时就不太喜欢这个名字了，它太大了，像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不断暗示我要去做到什么。”去年，他在字典上找到了“滕”，本意是水向上腾涌，引申张口放言。“我觉得这个字的寓意和我现在想要去做的事是相同的。”于是几个月间，他在派出所、社保局、银行、车管所、出入境管理机构等地来回地跑，一遍遍地向系统申请着改名。他感到改名的过程，“也是自我意识的重生。”

林滕的多数诗歌创作都围绕着“外地人”这一身份展开。小时候，父母做的化妆品生意处于上升阶段，从门店变成代理商、品牌方，带着他从洛阳搬到郑州、上海。在搬家过程中，他感到"外地人"成了不可摆脱的一个标签。

在郑州时，他和一群小伙伴放学后到处捣蛋：烧垃圾玩火，骑车去没有去过的街区。来到上海后，他发现同学们大多各回各家打电子游戏。加上他功课差需要补课，交朋友变得困难起来。他开始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礼貌性地回避他人，处于较为孤立的心理状态。

林滕一家所在的莘庄区域，位于上海西部几条交通动脉的交汇处，是一处外来人口的聚集地。 有时他隐约可以从父母的言谈中听出，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存在的矛盾。在林滕就读的莘庄中学（小学部和初中部），他记得入学之初大概有30%-40%的外地学生。向中考逼近的几年间，外地生越来越少——他们都不得不提前回到自己的户籍地去准备中考。

没有上海户口的林滕，就读公立小学的代价是每年好几千的借读费。但之后他仍无法在上海参加中考、高考。父母甚至商量过通过灰色手段把儿子户口转到上海，最终还是放弃了。

幸运的是，林滕最后没有参加中考，而是去苏州读国际高中走留学这条路。在澳洲读完大学回到上海后，在父母的执念下，他终于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落了户。"但我的身份证号还是原出生地洛阳410开头，这标志着我是否是真正的上海人。"

"像我这样的小孩，从小将普通话当成保护伞，躲在里面就不会显得不合群了。"至今当公司同事互相说着他仍听不懂的上海话的时刻，他都会意识到自己的"外地人"身份。"我也一直不太愿意学上海话，觉得那不是我的语言，有点抗争的意味在。"

一次林滕骑着小摩托正常行驶，一位汽车司机向他狂按喇叭。他停下敲对方窗，问司机有什么问题吗？司机开口一通上海话，他直言“听不懂”。司机说：“听不懂上海话就回老家！”于是林滕用英语不客气地做了番回应，然后说：“现在你明白什么是听不懂了吧？”司机发懵的表情留在他的脑海里，事后他对自己飚英语感到后悔：这不也是一种语言暴力吗？通过一门语言去排挤另一群人。

这种微妙的身份认同差异表露在他的《普通话》中：

"讲普通话做普通人/在通用语中庇护/没有谁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不知道到哪去？/站在模棱两可/神秘"

我的孩子孩子/有限条件限制下的无限可能性/你将在哪说着哪的通用语？/做着哪的移民？/听懂多少？/被理解多少？/又和谁/对话？"

在写诗的过程中，林滕感觉自己理清了事情的发展脉络，无论事情发生在多久以前，“写诗帮我找到了一个当下暂时的不完美的答案，等到再把它表演出来，是一个令人放松的闭环。

林滕在活动开始前布置现场

因为诗，上海更像家了一些

2019年，林滕毕业回上海工作。作为实习摄影助理，跟随广告组工作起来常常十几、二十个小时连轴转。很多时候他的工作内容只是准备好摄影器材，和拍摄本身无关，并且他总是被要求在工作场合穿黑色衣服，"我的工作是隐形的，人也是隐形的。"

遇上《繁花》试拍，他在片场见到了王家卫，以及凭借《卧虎藏龙》得到奥斯卡奖项的摄影师鲍德熹。"你和他们身处在一个空间里，但是你和他们的距离相差十万八千里。可能这样子熬个两三年后，就会发现自己和同事一样，身体开始出现各种毛病。我会觉得那样的职业规划我看不到头，而我的生活，我的身体比这个摄影工作重要得多。"那天他决定离职。

2020年底离职空档期，林滕有了大把时间思考自己想做的事。一天他临时起意，来到家附近的莘庄仲盛世界商城，读诗。他站上商场门口的三级台阶边角，一旁放一块纸板："读诗，自己的和别人的"，以及收款二维码。一些是他的原创诗，一些是他喜欢的美国非洲裔诗人 Danez Smith 的作品，内容大致关于"被边缘化的人有话想讲却无处可讲的状态"。他念了一个多小时。"平时自己默默写着，都是藏在心里的一些话，在公共场合表达出来，好像会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封闭了。"

只是路人匆匆走过，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只有一哥们给他的二维码打了10块钱。第二次站在商场念诗时，他因没有“表演资格证”被城管赶走。林滕一直喜欢做这件事，但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平台。他曾读过美国都市社会学家Ray Oldenburg在90年代提出的“第三空间”概念，指的是除了工作和家之外的一个“避难所”，人们可以在这里以开放的姿态交流，这种空间是社会公共生活的基础设施。"当时我觉得没有找到这样的地方。"他说。

一年多后，他从美国青年桂冠诗人Amanda Gorman的网课中受到启发："Find yourself a community if you don't have one."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他。几个月后，林滕与朋友们聊起这个想法，并迅速付诸行动。虽然遭到近十家场地的拒绝，但最终得到了“梯书店”的无条件支持。随后他们在一周内搭建了公众号，集结了十多个文艺圈的诗人朋友担任表演嘉宾， "现在想来仍觉得如梦似幻。"

在诗喃的发源地美国，诗喃现场是不少少数族裔、边缘人群的发声场所。诗人机动队也在为活动的"平民化"作着努力，比如不去设定什么是"诗"，让现场观众报名做评委，一些常客也都自发来到现场帮忙布置、维持环节秩序等。

林滕观察到，诗喃现场的观众以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主，吸引了不少艺术、创业行业从业者，也不乏具有海外经验的人。“我一般不会直接问，大家也不会刻意去提自己是哪来的。做这件事之后，我才知道其实上海有很多人在默默地写着自己的诗。大家是有公共表达的需求的。"

两年多前，林滕的父母赶在上海疫情封城前回到洛阳继续经营生意，也算是回老家开始半退休的生活。"他们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生活，他们是可以留下来的，只是到最后是愿不愿意留下来的问题。他们从不觉得上海是自己的家。"

“在某些情况下我觉得不属于上海；而在其他时候，又觉得我是属于上海的。”林滕发现自己在举办诗喃的两年间，去到了这座城市里很多之前不曾了解到的地方，结识了更多同类人，并留下自己的一些印记：“这就像船锚一样，让我和上海的联系更深了一些，觉得上海更像家了一些。”

诗喃现场观众

《疼痛之歌》

北豹在诗喃现场的随机观众评分中得过两次“冠军诗人”。她身型瘦小，短发，素颜，戴一副圆框眼镜。我在台下观看她表演，看到她眼神中传递出的凌厉，张开的五指配合着她吐出的字句在空气中移动，有一种柔中带刚的力量之美。

去年底，北豹参加朋友组织的一场女性诗歌活动时，从“诗人机动队”活动的常客 Ringo 口中了解到“诗喃”。中文系毕业数年后很少再接触诗歌的她，被这一新鲜的活动形式吸引："好奇站在台上用诗跟别人打擂台是什么感觉？" “诗人机动队”去年12月活动的当天，她从前几天日记中和他人吵架的片段里找到灵感，在家门口的社区图书馆一气呵成现写了首诗。像北豹这样，不少参与者把诗喃视作一份创作上的激励：往往临近活动的最后一刻还在写着、改着，期盼着去到现场把作品给表演出来。

之前在国际学校教语文的北豹，平时会在社交平台发布和教育相关的评论文。去年她写的一篇文章被转发数百次，各种各样的评论涌来，让她一度不想再上网。相比在网上收到"以偏概全的质疑，没聊几句可能就拉黑了"；在诗喃现场，她感到和人们"发生了实打实的、开诚布公的交流"，并且这种交流反馈，不一定仅存在于创作者表演完的几分钟提问环节里——还有活动结束后，大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直到厂地方打烊，又聚在门外久久不愿散去的光景里。

北豹持续地去到诗喃现场。她在现场观看他人演出的某一瞬发现，抓住她的并不是具体的字句，而是"创作者本身存在在那儿的很本真的感觉，以及其诗里的'语势'。“好比有人表演一首诗，那些词就像是砸在地上的；有些人的字句是流动着的；也有些字句是磕磕绊绊的，同时诗人展现出来的状态也是磕磕绊绊的，能感受到那种人诗合一的感觉。"这和她在读中文系时接触到的"书面的诗"不一样："后者会走向一种对于汉语的可能性的探索，容易变成非常小圈子的东西。"

"疼的时候，我很想被人看到/想有人拿着碗，分一点我的疼/又怕被人看到/怕人说，你有完没完/更怕人什么都不说/门却接二连三地关上/彷佛我的眼珠也变成了鲜红的肿块/让人害怕/要知道，我已经很努力了，努力/ 用最具娱乐性的方式/ 把疼痛唱出来。"

《疼痛之歌》是北豹写五年前戴上"曼月乐"避孕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俗称巧克力囊肿）的经历和感受。当时她刚刚硕士毕业，和男友从南京来到上海找工作。有一次她月经持续了快两周，去医院一查，发现卵巢上长出好几个囊肿。短短两三个月之间，最大的一个长到足有9公分。一切突如其来，主任医生也无法对她说清病因：“我要是能答得上来，都能得诺贝尔医学奖了。”而过程中，北豹体内的痛感在持续加剧着，最严重的时候，疼痛和流血几乎是24小时持续地在行走坐卧之间击打着她——她整个人是重度贫血的状态，只能躺在出租屋里重复地过着一天又一天，白天由母亲和男友照顾着起居，到了晚上又很难入眠。

医生告知由于囊肿和卵巢黏连面积大，切除囊肿大概率会使卵巢组织受损，也大概率会随着月经周期激素变化而复发。幸运的是，北豹在打亮丙瑞林针后过两三个月去复查，囊肿大大消减。之后她在医生建议下戴上曼月乐保守控制，囊肿进一步缩小到了一二公分，疼痛在她的日常生活中退场，只是偶尔隔几个月出现一次。

北豹在诗喃现场表演 

今年妇女节，她看了Ringo 发在朋友圈的纽约口语诗人 Sarah Kay 的作品《假如我有一个女儿》，恰巧那段时间她肚子又开始疼起来，想到曼月乐很快要到期进行更换，她在疼痛中感慨着写下这首诗。

北豹带着时而叹息时而调侃的语调念完，引起现场好些女性观众共鸣，认可她公开讲述这样的疼痛的意义：“大部分时候人们觉得疼痛太正常了，所以不把它拿出来说。”而令北豹印象深刻的是渡边云的评价："我才意识到，这首诗它可能吓到的是男性。"

渡边云坦白："听完这首诗发现自己的手脚和五官都已经绷紧。之前我经历过生理上最疼的经历仅仅是洁牙。但经她那么一讲，我在这方面的通道感觉就拓宽了一些。"在他的印象中，那晚北豹的声音亮而有力，向外放射着："我想如果疼痛有阈值，那么0-10之外也许还有100、1000的存在，而且体验的细微程度因人而异，整数后面还不限小数点。"

看见更多人的喜怒哀乐

“如今，她清楚自己是一个包袱/所以绝不轻易打开/更不会被任何文字的风吹痛/然而抖音上一张北方干旱的哭脸/却能让她动容/让她说出，谁都不容易/让她更加无怨无悔地照顾这条路/从南扫到北，从白扫到黑/清理落叶和碎玻璃/以便人们干干净净地/前往大模型、芯片战争/天使轮的离心力/而她就要融化了，和被遗弃的事物一起。”

在另一次现场，北豹在诗作《张永芬》里叙述了一个虚构的不识字的女清洁工的大半辈子，灵感起源于一次她和保洁阿姨的聊天。这位阿姨说起自己的室友——80后，因为不认字，没有办法用导航，每天只能扫完规定的路线就回家；有两个孩子在老家要养。“我当时听了以后蛮震惊的，因为1986年中国就推广义务教育了。”那几天北豹开始想象这位不识字的女士的生活，当她走过都市里广告、路标和所有加速发展的技术事实时，“感到那些字的山字的海好像要把我淹没。”

在随后的提问交流环节，这个不同于“以自身视角去书写自己的故事”诗喃传统的题材引发了观众的讨论。“如果她生活在农村，会幸福吗？””你是否用自己的价值观去judge了她的价值，她的人生只能这样？“一位观众提起自己也曾和一位露宿公园的女性聊天，当自己表现出对她的同情时，这位女性告诉她，自己家里在上海有两套房……

当晚活动结束，设计专业大学生阿毫私下告诉北豹，他的母亲就是名清洁工。过去每当学校发下表格要求填家长职业，他都"随便编一个"——他心里一直都不太接受母亲的职业，又因这份不接受而感到自责。虽然这块疙瘩还没有完全消除，但在那个当下他感受到一种想要去坦诚的力量。

体验过诗喃现场后，阿毫想从自己身边开始做一些事情。他在学校大草坪办了场“艺术跨界分享会”，召集来不同艺术专业的学生分享作品，探讨抱团合作的可能。分享会上一个同学说：“我们做的东西其实都是在表达自己，作品里必然有我们的情绪在。”不久后阿毫又以“我们的喜怒哀乐”为题筹办起诗歌活动。他把海报设计出来，一一贴在情侣休憩的小花园台阶上，通宵自习室的门外，还有学生晚上喝酒聚集的露台涂鸦墙。

活动在期末周的阶梯教室内展开，到场十一个人，多数是阿毫和女友的同学。林滕也去了。当晚让他想起两年前午后的蝉鸣声，那时路人和参与者一起围在人行道上观看着他们的表演，还有很多未知等着他们去探索。

活动开始前的“一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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