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GenZ开始做公益：反思门槛与权力关系

在社会创新和公益领域，我们常听到人们问，年轻人是不是越来越不愿意参与公益行动了？他们是怎么看公益和社会创新的？与此同时，徘徊在公益和社创门口的年轻人，困惑着自己适不适合这条路。

受「瓶行宇宙社会创新节」的邀请，「问题青年」6月2日在莫干山做了一场线下播客。Lisa 和目前大学四年级的卡卡、全职从事 7 年公益的 Zebra 一起聊了聊，提出 Gen Z（Gen Z即Generation Z，指上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00年后出生的人）的问题、困惑与吐槽。

公益行动是否有“门槛”—— 至少要家境中产吗？公益行动要依托组织吗？自己做的“小活动”算不算推动议题？如何警惕城乡、性别、贫富、健全与残障等不同维度上的凝视感与不平等？为什么今天即便是在同好组成的社群中，关系也特别脆弱？我们如何理解权力、重构权力？

回到最初的问题，如何激发年轻人公益行动的热情？作为个体，自己究竟适不适合这条路？回答这些问题前，或许我们首先要回答的是，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一种新的社群关系？我们是否可以不受限于已有经验，将新的反思与自省创造性地转化为行动？

本期问题青年

Zebra ｜7年全职公益人，目前自由职业，关注乡村、可持续生活、女性权益、边缘议题

卡卡 Eureka｜ 大四学生，兴趣驱动探索社会创新与可持续

Lisa ｜ 问题青年主播

采访&文｜Lisa

为什么我有一种真空感和不配得感？

Lisa：卡卡在一个社会创新组织实习时，产生了一个疑问，参与社会创新的最低门槛是不是要家境富裕、起码中产？这是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卡卡可以讲讲产生这个问题的背景吗？

卡卡：我大二在一家可持续教育的社会企业做传播方面的实习生，工作内容蛮简单的，主要是公众号推文撰写、小红书运营等。说实话，工作氛围也非常令人满意，比如我们开会前有 5 分钟的冥想，然后大家分享自己的自然灵感。

就是因为体验很好，这份实习我做了 8 个月，包括疫情隔离期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在线办公。特别是隔离的时候，看见大家冥想之后分享的自然碎片和照片，我非常庆幸有这样一个组织承托着我，好像大家在替我呼吸新鲜空气。在我隔离出来后，我们去了一个艺术自然艺术村做探访。就是这次，我产生了一种不配得感（笑），我可能太卑微鼠鼠了！因为在村子里大部分都是从事文化创意工作的人，他们至少不用担忧存款，他们的生活非常惬意，平时就会去山上野餐、瑜伽、冥想，会逛农夫市集。那是一个自然美好的乌托邦。

我也观察到村子附近有个国际高中，国际高中有很多公益环保社团。我很惊讶于他们在高中就可以接触到如此先进的理念，他们的项目有一整个生态艺术村可以落地，有很多艺术家会帮助他们的项目落地。

看着村子里这些忙碌的高中生，他们眼神中充满理想的光芒，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有一些家底和条件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实践？毕竟我当时还是一个从县城好不容易考到北京的大学生，离开村子后我还要回到很小的 6 人寝室里。这种生活给我一种真空感。

我又联想到自己的高中。我来自新疆一个教育不太发达的小城，那里文化生活非常贫瘠。在看到国际高中的孩子时，大二的我没有办法逻辑自洽的接受这一切。

Zebra：你到的那个村子，大家自然生活的状态是很艺术的。但是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我对于自然生活的经验和想象就是劳动。我觉得这是大家关于什么是自然生活的想象的偏差。想象的偏差造成行动的偏差。

我的老家是川北一个小县城，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农村户口，我身份证上写的地址是“队”。

我最开始行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想去找伙伴，就从老家到了成都。到了成都，我发现有很多其他的年轻人，也在提同样的问题。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说，行动的草根感挺足的，和现在其实不太一样。我自己后来接触很多项目中也发现有些高中生是为了申请国外学校时履历好看而参与公益项目。但是也有很多项目不是这样的，比如一些酷儿小组、彩虹小组，它们更小、没有那么强的门槛。

也有好多人就是和朋友做一些小小的行动，我觉得已经是行动了。今天很多人可能觉得声量大的、能见度高的才是行动。那种一两个人的小组能见度低，所以大家缺乏对草根行动的想象。我觉得门槛是这样产生的。

线下播客活动现场 @瓶行宇宙社会创新节（莫干山）

小小的行动

Lisa：卡卡为什么决定发起一个女性运动社群？

卡卡：我加入过不同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我感觉自己是工具人，不能实现自己的想法。我在北京体育大学，大三的时候，我观察到学校运动场上大都是男生在踢球、在运动，很少看到女生成群结队地一起运动。我就想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女生结伴运动的组织呢？我们的社群叫 Girls Go Tackle。Tackle 是橄榄球术语，意思是拦截擒抱。我希望更多女生参与团体性、冲撞性的运动，因为我自己就在团队运动和对抗性运动中获得了不一样的力量。

我在宿舍群里贴了海报，一开始并没想去组织活动，我想大家如果可以结伴就结伴，如果拉不到人就算了。这事因为疫情搁置了一年，疫情后我发现群已经冷了，如果没人组织的话，可能就没有人去主动地结伴运动，因此我想那就我们来组织组织吧。

到现在我们已经办了 20 多场活动，从一个宿舍群发展成了辐射北京多所高校的社群。有些活动是我们会的运动，比如飞盘、沙滩排球，就是免费的。有些运动需要请老师，我们就收取一定的费用。

Zebra：我觉得这是特别棒的行动，你就是在做一个自己觉得很值得、很开心的行动。很多时候大家会问，我做的这个事情算是社会创新吗？我算女权吗？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不用这样问？是不是可以不用说我有什么样的正当性，才可以去行动。现在很多年轻的伙伴觉得做事情很难，就是因为始终要给行为找一个正当性，好像一定要在一个前提下才可以做。

回到刚才说的门槛，我觉得做一件事情的组织化和正当性也是门槛。

Lisa：Zebra 你的行动方式近年有哪些变化？

Zebra：就我非常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在处理怎样面对创伤，包括行动过程中产生的创伤，社群和社群之间冲突所产生的创伤。这和我长久以来的经历也有关系。

在我最开始加入公益组织的时候，当时的资方每年都给我们提供学习经费。当时的前辈告诉我，你可以没有经验，只要你想做，我们支持你去学习，让你掌握经验。所以开始那个阶段我做得特别开心。

后来我逐渐感觉公益行业越来越多地建立规则、制造平台、扩大规模、举行峰会。我不适应这些变化，也短暂离开公益去商业咨询公司工作。但是写不完的ppt，开不完的会，而且我觉得我在做虚假的工作，这些也让我受不了。后来我和朋友一起创业，但我们理念不一样。再后来我就自己做事情，做个人发起。比如做生命故事团体、女性主义读书会。

在疫情前我租了个工作室，疫情后就倒闭了，亏了一些钱。后面我又重新回到了公益机构里。这次我进入了一个比较大的组织，有20多位全职人员，我做的是宣发。我意识到公益行业里也存在一个谁更重要的区分：做执行的人更重要，其他都是支持性部门。这个分类本身没问题，但是我发现剥削和被剥削会一直存在，而且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很难通过对话解决。

我就想离开这种我觉得很官僚的地方，不论是企业还是公益机构。我现在以自由职业的方式和一些机构合作。我选择小一点的、没那么成熟、很需要伙伴的机构。它们可能没有那么多预算，但我觉得那种草根的小的东西需要被保留一下。

接下来我准备申请学校去读心理咨询，因为我觉得在国内公众环境下越来越难去做我关心的议题，所以我想往心理咨询去转。

电影《泳者之心》

如何警惕凝视，如何抵达平等 

Lisa：之前聊天的时候卡卡有讲到你觉得一些公益活动是有凝视感的，你能举个例子吗？

卡卡：大学公益社团组织去支教的活动我就不喜欢，因为我自我代入了一下，我自己当时在边远的一个小县城时，来了一个北京或上海出生长大的人，带我们看广阔的世界，可能一个月后就走了，我会非常难过。我觉得如果只是给我打开那么短暂的窗口，倒是不如不打开，不如让我自己去上大学之后再体验外面的世界。

Lisa：Zebra 之前做过很多不同议题上的项目，可以讲一讲你在行动中如何抵达平等吗？

Zebra：我读大学时最不喜欢的公益活动是改造塑料瓶，就是收集塑料瓶，把塑料瓶变成装饰品，说这是环保、旧物再生。我发现这些东西最后也会变成垃圾，而且塑料越小就越难回收和再利用。那为什么他们说这是环保呢？

我自己在工作中首先就会警惕，我是不是也做了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我是不是用了很多的概念去解释我在做的事情？

我以前没有说过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我做了一些行动之后，突然有人对我说你是女权主义者，然后我才去查了这个词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认领这个词语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我会去想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它在国外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经历了几次的运动？大家在不同的运动当中到底在争取什么权益？在国内它又是怎么来的？我会去想这个词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个词和我的生命有没有交叉？

第二，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工作的理念是平等、尊重、自由、对话，我就会想到底要怎么做？

比如我去走访山区的少数民族女性，虽然前期是沟通过的，但是我到了现场还是会花足够的时间做自我介绍，也请翻译伙伴介绍自己。也会让被支持人去介绍自己叫什么名字，她的名字怎么写等等。这样她才会觉得安全。不是匆匆忙忙的，来了就填写表单、领钱、发通知什么的。

比如现在有些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发现被支持人总是没时间来参与活动，有人就说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高”。

我做过一些发展类的项目，在山区里去支持妇女学习养牛养猪等技能。我会想她到底有什么困难，没有办法走到我的面前来？除了考虑被支持人之外，还得去考虑她的家庭和社区环境。一个农村妇女除了养殖工作，可能家里还生了三四个小孩，有的念书，有的背在背上。她有她的困境，没有办法配合你的工作。我会依据专业经验去判断，针对她的困难可以再去发起一些什么工作，申请什么钱，怎么和被支持人一起把这件事落地。这个过程是基于对话，平等地来做一件事。

纪录片《旷野歌声》

社群关系脆弱，

是因为我们对失权的恐惧

现场观众：请问卡卡的女性运动社群是怎么定义“女性“的？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没有把女性定义好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一些边缘化的群体被忽略。

卡卡：谢谢你的提问！其实我一开始有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跟另外两位创始人有些争论，因为在体育的场域里非二元一直有些争议。我当时就想打一个模糊球，我就说女性，期待所有认为自己是女性的人都可以参加。但是现在经你这么一问，我觉得你是对的，我们有必要在通知中明确写出对非二元的友善和欢迎。

Zebra：以前有些伙伴就说，搞活动真是太麻烦了，好像无论怎么做都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我也希望发起人不要对自己有太多谴责，不要觉得我真是一个性别意识特别差的人，我怎么有权力去做发起？大家也不用这样想。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伙伴们可以多去问一下，我能不能参加？像今天现场这位伙伴提出这个问题，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信号出现就很好。

当我们感觉被排斥，感觉有门槛，想要拥有更多的时候，其实就涉及到权力的问题。其实这两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边缘族群或女性对权力是特别陌生的。因为我们对权力很陌生，对失去权力很敏感。对女性的个人生命史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我们对失权有很深的体会，经过了疫情几年，对作为公民的失权也有非常具体的体验。当很难手握权力，但又一直感觉自己在失权的时候，那种脆弱和不安全感会导致我们不断地在同好的社群里发生冲突。

我们应该给权力加一些前缀，比如可爱的权力、理解他人的权力、尊重他人的权力、为其他伙伴争取资源的权力。当权力是多样的，我们也可以拥有权力，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获得权力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对不同的社群有那么多的不理解，或许就能减少互相的攻击和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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