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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绿栅栏,暴力的仪式感 | 清醒蹦迪

陈迪 青年志Youthology 2022-05-02


此轮疫情中,不少地方都采取了“硬隔离”的措施:在单元楼门口加装铁棍、隔板,抑或是绿色的栅栏,将整栋楼与外界隔断;还有地方则要求全市居民上缴钥匙一份,方便志愿者从门外锁门。
 
这引起了许多争议。比如在“硬隔离”期间,居民楼发生火灾该如何逃生?又或者当居民突发疾病,栅栏是否阻挡了医务人员上门救人?
 
然而在陈迪看来,绿栅栏本身的意义并不在于将人拒之门内,因为有比它材质更为坚固的阻挡措施可以采用。更多地,它在传递一种来自权力的信号,发挥着常见于现代官僚体制的仪式感。
 
它防君子,但不防小人。事实也证明,迄今为止的每一步,人们都按照要求那样做了。而一旦君子试图挑战规矩,那么他也就变成了权力所定义的小人,并印证了治理的必要性,形成无解的闭环。

《房间》

 


脆弱却又稳固的栅栏

前两天看到上海的居民楼出入口、以及商业街的连排店铺被绿栅栏围起来的画面后,我立刻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此处应该有视频博主订购同款绿栅栏,做破拆抗压的产品质量实验。
 
这个实验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怂恿上海市民真的去拆绿栅栏,纯粹只是我对这批栅栏的效用有所预期,然后想象能不能有人真的帮我直观验证说明一下而已。那么纤细的铁线,材质也不厚重,看上去即便以一般成年人的体重用力冲撞,都难保不会应声倒地。又或者是用一般的居家常备工具,比如老虎钳,是不是也有机会用动作更小的方式,就可以拆出个能让人进出的口子呢?
 
但或许实验也不是必要的,因为对比一下其他场景就明白了:监狱,以及国外那种激烈的街头抗议现场,都有铁栅栏或铁拒马——这可是连电锯都破坏不了的真家伙。
 
所以为什么要安装这些从物理意义上分明不能真拦住人的绿栅栏?
 
中文里常说很多东西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可是,为什么君子还需要防?需要防的还是君子吗?当君子试图挑战规矩,甚至只是他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难道不是已经成为小人了吗?
 
对于如今很多绝对信仰规矩的人们来说,以上设问都是成立的。但是,这种意识显然没有办法解释上海的绿栅栏——如果栅栏的目的就是要用来拦小人的,是要用来阻挡存心不配合防疫工作的违规违法分子的,那么这些栅栏的规格应该采用监狱配置,让人凭蛮力与工具都无法破坏才对。然而现在的这些绿栅栏显然没有这样的份量。
 
这至少能说明两点。其一,安排这些栅栏的主事者自己都很清楚,他们的目标对象不是什么会激烈冲击的暴民,他们甚至都不预期能有多少人真的会去搞破坏,不然就不会采购这么脆弱的产品了。其二,防君子是个真命题,不仅能够防,而且值得防,所以主事者才会在运力如此紧张、给市民发菜抵饥都捉襟见肘的关头,还抽调宝贵的人力物力去安装了这些栅栏。
 
事实上,现代官僚体系的绝大部份时间精力,恰恰正是在做防君子、而非防小人的事情。也许是因为影视娱乐的长期描绘,当代公众经常有这样的误解:执法者每一天的工作时间都是在和犯罪分子作斗争。但凡有两个民警朋友的人都能了解到,在他们的职业生涯里,遇上悍匪的机率微乎其微。他们日常工作中处理的绝大多数对象,都是远够不上犯罪定义的普通市民。从行政资源的投入比例来讲,最大比重的任务并非与罪犯作战,而是敦促普通人合规。
 
维持对普通人的统治、确保君子们在规矩之内活动,是官僚体制付出最多努力的方面。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理解的现实,毕竟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是由罪犯构成其多数人口的。
 
举一个来自水深火热的美帝的例子。上世纪 90 年代,一个曾经担任洛杉矶警察、后来转行做社会学研究的美国学者 Jim Cooper 介绍过,被美国警察在街头施暴殴打的对象,绝大多数最后都被证明是没有犯罪的,相反真的罪犯很少在现场挨揍。这是因为,激活警察暴力开关的最主要元素,往往是嫌疑人 “talk back(回嘴)”,他们认为自己没做错事,警察就无权对自己动手,当面质疑了警察的权威。而真罪犯自知理亏,当然是不大会挑战警察权威的。因此,美国警察的规格外暴力,更大程度上也许不是用来阻止犯罪,而是为了维护权威——作用于那些根本就没有犯罪的无辜市民身上。

《房间》
 
 

作为沟通机制的栅栏
 
但是仅到这里,也许还没有最直接地解释为什么要花钱安装绿栅栏。难道安栅栏以前,冲卡闯关就不算违反防疫政策了吗?硬隔离以前的隔离就不是真隔离了吗?答案的关键词在前面其实已经出现了:沟通。权力不一定每次都非得让暴力落地不可,但它需要足够有效地与被统治的对象沟通,让人们获得足够充分的关于暴力后果的预期。
 
从结果上看,来自官僚系统的暴力到底也可以说是一种沟通方式,是向市民强调自身权威的沟通。真的动手打人是落实暴力,让人觉得自己有可能挨揍。因此哪怕明知非常委屈也极不合理,但还是尽可能地配合了要求,则是官僚制造的暴力预期发挥了作用。事实上,法律、政策、规则,这些事物之所以能发挥效力,到头来靠的也是所有人对于暴力的预期。遵纪守法的公德心当然不是最终极的依靠,最终极的保证是你很清楚不买票就闯进候机楼,最后一定会被暴力抓起来,违反防疫政策最后也一定会被强制拘留乃至坐牢。
 
口头或短信通知、贴上家门口的封条和楼下的绿栅栏,这三种方式的预期沟通水平是极不一样的。破坏铁制的绿栅栏,动作再小,也要比跨过一条虚拟的封锁线、或者撕开一段薄薄的纸封条来得认真严肃太多。你无法掩盖自己的动静,会制造出很大的声响,被破拆、扭曲、变形的金属结构无法复原,你的违规证据将会非常显见、不可逆转地保留下来。
 
它让你在看到它的那一刻起,便不得不想到事情的严重性,倘若动手那便是在破坏政府财产。其他城市的硬隔离用过钢板、铁棍,甚至还有地方会把居民的钥匙给统一收起来。这在实用性上比上海精致细腻的绿栅栏要强太多,但在传递预期的有效性就差了不不少。
 
在现代官僚制的统治里,有着太多看上去几乎没有实际效用(utility),但是却长期顽固存在的程序、规章、繁文缛节——它们其实发挥着仪式(ritual)的功能。仪式不是生产活动,它不改变物理世界;但是它传递预期,塑造着人们的认知与行为,从而改变人类社会。只要你仔细甄别,几乎每一个让你难受的、看似毫无用处的官僚做派,实际上都可以被抽象为某种沟通,向你确认权威、服从性,暗示主事者在这个问题上有多认真,不服从的后果又有多严重。
 
在流传出来的视频里,有上海市民心情激动,反对用绿栅栏将自己的居民楼封起来,高喊自愿配合防疫又不是坐监——没有说人家是这个意思,但如果居民们 get 到的是这个解读,那与政策目标大概是没有什么冲突的。这也是仪式的一种优点:它从不需要明说自己为的是什么,但它的暗示总是能传递给它意图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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