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节策划「落脚」
又到青年节，回顾过去一年有关青年的最热话题，从最难就业季到最低生育率，从迁徙与离散到孔乙己的长衫……我们决定谈谈与当下青年最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们如何“落脚”。我们在怎样的社会身份和自我追求中落脚，在什么地方落脚，在何种生计中落脚。
以下是「落脚」第二期
青年节是个尴尬的节日，被两重话语统领。一重是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一重是赞美新世代的消费主义话语。每到青年节，「问题青年」都希望先看见真实的青年处境，再谈理想的青年精神。
近几年，鲁迅文学成了年轻人表达的重要灵感来源，有人把鲁迅称为“梗圈祖师爷”，鲁迅小说中的闰土、祥林嫂、孔乙己等人物，也常被拿来比照当代青年的现实处境。
这期播客中，长期研究鲁迅文学、正在撰写《重读鲁迅》的许子东老师，从“孔乙己的长衫”谈到鲁迅笔下的五种知识分子。为什么说“孔乙己的长衫”是“旧梦不可寻”？为什么如今“旧梦又重现”？许老师指出，在“无力”和“抑郁”的表象之下，核心的问题还是你选择做哪种读书人。
以下是播客访谈文字稿。篇幅所限，有删减和语序修改。
本期嘉宾
■ 许子东：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香港大学荣誉教授，前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著有《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许子东现代文学课》等；长期作为嘉宾做客《锵锵三人行》《圆桌派》等文化节目。
本期问题青年
■ Lisa：「问题青年」主播，「青年志」主编
■ 阳少：「问题青年」主播，「青年志」编辑
🎙️*扫描文末图片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收听这次访谈的播客您怎么看当下年轻人以孔乙己作为自嘲这一现象？在您看来《孔乙己》对今天的现实有哪些批判意义？鲁迅这个小说不是批判孔乙己，鲁迅的重点是批判世人的凉薄，而这个“世人”在阶级观念上应该是比孔乙己更进步的——他们是短衫的阶级，是劳苦大众。而这些劳苦大众对于一个不成功的读书人，居然就是这个词——“凉薄”，你都找不到另外一个词来取代它。孔乙己这个人物在后来100年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中一直存在。孔乙己最基本的特点就是生态和心态不符合，他的生态已经非常差了，差过底层的人，但是他的心态却还是想着教底层的人。客观上讲，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知青下乡，文化人下放，也都是孔乙己这样的情况，实际上自己的生活已经不如农民了，可是脑子里想的还是要唤醒大众。我们有一句话叫“地命海心”，这就是孔乙己的一种变化，一种延伸。现在青年人拿孔乙己来自嘲，我觉得也有道理。他们延续的是孔乙己当初觉得自己能够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够拯救社会的心态，同时却发现他们跟孔乙己一样，在社会处于底层状态，可能工作都找不到。就像《平凡的世界》所描写的弟弟，点着蜡烛读《红与黑》，但是自己要做装修工人，路遥的小说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就是因为写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心态跟现实处境的反差。您讲的心态跟生态的差距，其实在今天也是预期跟现实的差距。目前官方引导你换换心态，脱下长衫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但是对于很多青年人来说，问题在于他们为穿上长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很多家庭付出巨大代价就为了供养一个孩子读书，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整个社会在过去20年给他们的承诺是你有了一个好学历，就等于找到了一个好工作，所以今天很多人无法接受这样的现状。张仲礼在《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中，描写了这样一个情景：中国的人口从明末的几千万增长到清末的近四亿，中国清朝的官员就只有两万多。为什么两万多人能够管理几亿人？原因是在王朝和百姓之间有一个中介力量，就是绅士集团。我用比较粗略的算法是“百里挑一”，一个村里有100个人，最后有1个人通过了童试，变成了生员（即秀才），就是成为有资格参加三级科举考试（从而做官）的人，也就是长衫。这些人再经过“百里挑一”，成为举人进士，即进入到两万人的官员行列。绅士集团非常重要，它跟地主阶级有重合，但又不同，比地主阶级更稳定，因为它的名额是朝廷决定的。绅士集团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官员预备队，还有一个功能，是基层管理者。历史学界一直讲“皇权不下县”。中国从秦朝开始就有1000多个县，历朝历代各种变化，这个郡县制是没有变化的。现在也是1000多个县。但那时一个人考进举人，靠着一个文凭跑到县里，只身一人，他怎么来管制县？其实他要靠很多帮手，这些帮手都是不吃皇粮的，属于当地的宗族。秦晖有一段概括，大意就是皇权不下县，下县靠宗族，宗族靠乡绅，乡绅靠伦理。所以宗族祠堂、礼教，就是鲁迅后来一直讲的神权族权同样吃人。因此，“长衫”是干部的后备队，也是基层的管理者，这双重身份。他要管乡村的修路，他要调解农民吵架、要办学校、要济贫。当代的青年要是对这个历史不大熟悉的话，可以看一个理想化的“皇权不下县”的小说《白鹿原》。鹿子霖、白嘉轩简单的说法是俩地主，他们对着上面的军阀和清兵，是要保护老百姓的，可是他们又代表了上面在欺压老百姓。所以当今天的青年人留恋孔乙己、留恋长衫的时候也要知道，长衫指的是这个双重身份。另外一点，鲁迅就一句话，说穿长衫的都坐在里边，可以点菜的，不点菜又穿长衫的，就孔乙己一个。这就讲出来了其实孔乙己是做不了真的“长衫”的，当地要是管得紧一点，是要叫他把长衫脱下来的。中国人传统的要做“人上人”，每个人虽然知道政治不正确，但还是鞭策小孩好好读书，天天向上，暗示读了书你就能向上。但是，长衫在孔乙己那个时候就已经不存在，留下来的是一个心态，这个心态不是坏的，余英时说的中国士大夫精神，感时忧国修齐治平。我们两个人都搬砖，可是我读过史记，你没读过，我的心态就跟你不一样的，但是你不能说我读过史记就不可以搬砖了。所以我相信官方传媒（鼓励脱下长衫）这个话讲的也是对的，正好提醒我们大家注意这个阶层。现代文学的两类主角：知识分子跟农民，在大家都知道的《故乡》里同框，印象最深的就是闰土的那一声“老爷”，对吧？儿时的玩伴现在说了一声老爷，为什么叫老爷？是法律规定，那个时候见到生员阶级，老百姓就要叫他们“老爷”，见到再上面的两万官员，老百姓要叫“大老爷”。大老爷下来了，县官下来了，生员可以不必下跪，也就是老爷们不必下跪，老百姓全部要跪下。我看了张仲礼的书才明白鲁迅三言两语讲出这么沉重的社会现实。所以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找到鲁迅这些意象的文化渊源，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些符号的时候，会想的更多一点。传统的老百姓、读书人、官员三层阶梯的心理暗示，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读书做官论、学而优则仕，要做人上人...... 渗透在我们很多日常语言里，鲁迅最要批评的就是这点。鲁迅跟晚清的作品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晚清的作品中主要的矛盾就是官和民斗争，这个民包括了士农工商。鲁迅不是，他对士农工商里边的士，也就是绅士阶层，有很多思考。怎么评价绅士阶级的历史作用，怎么看待读书人跟官府、民众之间的复杂关系，是这次的讨论背后可伸展的余地。这几年大家会经常引用鲁迅，喜欢读鲁迅，这和大家感受到的阶层固化、阶层分化有关，和中产阶层的脆弱感是有关。当很多年轻人担忧成为孔乙己的时候，其实担心的是能不能稳固在现有的阶层位置，避免掉落到底层。另一方面，虽然现在上升的途径不只是做官，也有商业、学术、创造等多种途径，但是近年来无疑考公的人增多了，越来越多人还是回到了“做官”这条路上。所以我们讲的历史跟现实是密切相关的。现实是我们扩招了，我们每年1,000万毕业生。中国的十几亿人口，已经有两三亿的大学毕业生，中国的大学生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总人口，绝对是一个基本的文化大国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已经变成了不是长衫，那就是牛仔裤了。你刚才提醒的对，一度传统的做公务员上去的这条路似乎会被看低的，但是近年来在强化。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离“长衫”距离近了，我们留恋长衫的理由变多了。但是鲁迅这么早就已经提醒了我们，一声老爷，一件长衫，道出了中国社会变迁，传统与现实的根本性矛盾关系。青年人的抱怨是合理的，但是其实今天还留恋“长衫”是有问题的。长衫是早就没有的东西，但是换一个角度，长衫又在以某种方式复现。这里有三个层次的问题：长衫是旧梦，旧梦不可循，旧梦又重现。您在《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中谈到鲁迅笔下的三类读书人，第一类疯狂，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清醒、有战斗精神、努力在黑屋子里开窗。第二类忧郁，例如孔乙己，身处底层，心比天高，没有话语权。第三类孤独，例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他们生活在民众之上，感时忧国，但是又不像狂人那样坚定，因此内心痛苦、彷徨、矛盾。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带有一种抑郁的气质。在疯狂、忧郁、孤独之外，对于今天想要做点事情的年轻人，还有没有第四种选项？其实不止三种。鲁迅之所以伟大，原因就是在他之前，其实小说里边的主人公也有读书人，比如李伯元、刘鄂、梁启超写过，但鲁迅写的知识分子比晚清的作家写的知识分子复杂，也比后来一直到今天人们写的知识分子要复杂。第一类就是狂人，狂人属于绅士阶级，但是他不照规则，他反叛，所以他周围的亲戚都害怕了，为什么害怕？我们以前从表面看，当他是脑子出问题了，所以亲戚来救他，其实再想深一层，是因为他这么一发疯就没得做官了，整个家族集团的投资都浪费了，村庄都会出问题的，所以他周围的这些人，其实是劳苦大众，都对他很恨。狂人是一个反常态，是一个非典型，但是后来整个革命的潮流出现了很多各种不同的革命家，你要把这些革命家的自传经历仔细去看，他们在自己的小环境里都是一些叛逆子，就是毛主席说像孙悟空一样的不服的人。虽然人数少，可是歌颂的多，而且我们都向往成为这样的人。第二种人就是狂人病好了，回到了我们刚才讲的绅士阶段。他病一好，就可以成为这个地方道德上的权威，而且他有朝廷给他的资格。所以晚清的小说主要批判的对象是官员，鲁迅的小说和现代文学的其他小说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大写官了，到延安以后才，小说里才重新有好官和坏官的。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现代作家都不写官员和干部了？当然你可以从多方面解释，民国的审查制度其实比晚清还厉害，也可以抽象地来说，鲁迅是要解剖国民性，不是反对官本位。鲁迅认为，不是说中国的官换了，或者甚至是制度换了，中国就改变了，鲁迅的看法是更加悲观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是，鲁迅把官僚跟绅士集团的关系放在一起看了。还有一个人物，《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很反叛，回家在葬礼上像野狼一样的哭。可是魏连殳后来做了将军的秘书。小说花了很多笔墨，讲他穿了军官的服装，配了一把刀，睡在棺材里，很不自然。他不能摆脱绅士集团的使命，而鲁迅把这种“不能摆脱”描写成一种知识分子的堕落。第三种就是孔乙己。他还没争到位置，可是已经端起了架子。他还没资格穿长衫，可是他的长衫穿的最辛苦。孔乙己的情况，我刚才讲过，后来100年里的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你要面临思想改造，你要下乡，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面临着这么一个处境，当然不会像他那么绝对，被打断腿比较少，但这是一个心态与生态的反差。第四种是祥林嫂里边的“我”。当他记述祥林嫂的事情的时候，一直是内疚的：为什么我不能救她？你仔细想鲁迅的《祝福》为什么不用第三人称叙述，偏要用一个知识分子式的、旁观的第一人称。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看《活着》，富贵的经历为什么要通过他讲给一个文青听，而文青把这个故事叙述出来，这个就是在闰土以后，知识分子跟农民的同框，农民的苦难一定要知识分子来记述，而在记述农民的苦难的时候，知识分子是内疚的、忏悔的，因为他做不了什么事情。这方面写的最好的是史铁生。很多人只看他《我与地坛》。他最好的一个小说叫《插队的故事》。这篇小说不像很多知青文学是偏重于知识分子自己的精神类型，又不像路遥就是写农民，侧重于农民的生态。史铁生把两类人完全并置，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意向：旁边一个窑洞出来几个小孩轮流撒尿，地上出现了7个小坑，隔壁传来小提琴的声音，里面的人在谈论苏联经济问题。寥寥几笔，跟鲁迅的长衫走进隔壁是一样的。我特别强调还有第五种知识分子，在《阿Q正传》中，最后阿Q被审判，审判官是一个肥头大脑光头的人，阿Q害怕地自然而然地顺势跪了下去，没人叫他跪，他只是觉得在这种情况跪下去是一个本能自然的动作。这时候旁边出来一个穿长衫的人，用鄙夷的口气说“奴隶性”。照理等于是鲁迅自己登场了吧，但是，穿长衫的人接下来就跟他们一起合谋判阿Q死刑。所以鲁迅写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反抗的，不仅是反抗以后顺服的，不仅是生态不如心态的，不仅是忏悔无力的，还有做帮凶的。其实今天年轻人的很多问题，病因还是在五种知识分子的选择里面，是关乎读书人在21世纪的选择问题。若要简单划分当代年轻人的困境，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这部分人的困境，其实就是两种无力感，一种是我们刚才谈的孔乙己，传统的主流上升路径受阻，寒窗苦读并没有带来期待中的好处，无处安身立命。还有一种无力感，是想改变社会的结构性困境，但阻力过大而无法达到预期。这个预期并不是关乎于他个体发展的，而是关于他者的。我们来谈谈这后一种无力感吧。现在很多年轻人说“政治性抑郁”，想问您的是，做“狂人”而不得就必然陷入抑郁和孤独吗？还是要分开两种情况。如果你从事的是记者、自媒体、律师、法官，或者自己是官员等等，那么会在专业的行为当中碰到障碍。比如，想写一个选题，但是领导说这个不太好写，你郁闷了，我想这一类专业性的阻力只能用专业的方法来解决。你一时运转不过去也没办法，就自己觉得内疚。感受到这种困境，某种意义上说明你有自己的努力了，说明你已经没有同流合污，说明你在试图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所以除了感慨困难以外，恐怕你们也应该祝贺他们已经在努力了。鲁迅说人做奴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做了奴隶以后还很高兴，就是阿Q的问题，他能把所有的痛苦都在自己内心里调节成一种快乐。你的文章被打回来了，打回来的时候撸撸你的头说文字还是不错的，然后你乐颠颠跑回去了，这是奴才，对吧？另外一种就是更广泛的，路见不平，像水浒一样的，那就追溯到史记的传统了，千古文人侠客梦了，这也是中国人优秀品质。也不单是读书人，就是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东西，用各种方式发声，我觉得也是好事。但是这一类事情，不要简单地概括成某一种社会情绪，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加专业化。比方说你有权利通过一些平台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平台也有权利通过合规合法的方法来对你做某种限制。怕的是你不管任何限制，就讲很多也许一时很受大家欢迎，但其实不太科学的话。而禁止你的方法也是不专业的，你不知道谁在禁止，你不知道他什么理由，你也没有投诉机制，这个就是双方的不专业。社会怎么进步？就是靠各种不同的声音，遵守一定的规则，而这个规则是对大家公平的，不是说管理方就必然比发声的人更高，可以像父母对小孩一样把你shut up，这就不存在一个公共平台的意义了。在2019年纪念五四百年的时候，您在「八分」节目上和梁文道有过一个讨论，当时谈到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的六条，您说我们在今天，后五条已经做得“还不错”了，做的最差的就是第一条：“自由的而非奴隶的”。您当时有一个很犀利的评论，“身在奴中不知奴”，意思是说以为自己拥有的东西，其实随时都可能失去，然而自己并不知道。四年过去了，恐怕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了我们拥有的东西其实是随时都可能失去的。这种对失去的感觉更加敏锐，在您看来算是一种进步吗？是否就不算是“身在奴中不知奴”了？说出来比较刻薄，但实际上还是。今天可以说的明天不能说了，我们就都盼着后天可以说，而且后天可以说的时候，我们欢欣鼓舞，对不对？从批评的角度来讲，这还是一种奴隶心态。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袁世凯称帝那年，突然中交票不值钱了，不能用了，后来又说可以换银子，但是100块就换60块，突然又有人说可以换70块，鲁迅就赶快去排队，把他自己的中交票全换成银子。原话我都记得：当我把这些银子沉甸甸的端在怀里走出来，很开心的时候，突然起了一个念头，原来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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