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打工”
“辞职回家专心陪伴父母”
“想给自己的人生安排一个空档期”
……
近日来，“全职儿女”一度成为微博等社交平台的热搜词。按照网友的定义，所谓“全职儿女”是指“年轻人脱产寄居父母生活，并通过付出一定的劳动换取经济支持，同时保持学习，尝试找到职业目标、考公考研上岸。”简而言之，便是尚未进入社会生产领域的成年子女暂时居家与父母共同生活，由于缺乏一定的社会位置，“儿女”几乎成为这一群体唯一的身份标签。
“全职儿女“一词出圈后，招致了不同的评论声音，也使得这样一种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逐渐在公众视野中显形。在社交媒体上，有人讲述自己“退回家中”的心路历程，有人详细分享了“全职”时期的生活日常，包括起居作息、家务劳动、与父母和周边亲人朋友的相处等，诸多精美的照片与大体轻松舒缓的文字似乎为这样一种生活状态赋予了美学意味。
豆瓣上还出现了名为“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的小组，目前组内已有3000多位“打工人”。大家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自己居家生活的经历见闻、酸甜悲喜，或提出问题困惑，相互交流经验，从中可以捕捉到这一现象所内含的更为丰富的问题线索。
©豆瓣“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小组介绍
值得追问的是，“全职儿女”这一身份类型、生活方式产生并依托于怎样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关群体的这一自我指认又暗含着哪些心理诉求？该如何看待发生于家庭内部的“家务劳动”与“情感劳动”的社会价值？而这一多少有些特殊的家庭形态下发生的种种矛盾冲突、交流与和解又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当今代际关系与家庭权力和情感模式的显影？
要对“全职儿女”现象展开讨论，首先需要考察的或许是导致这一身份类型和家庭模式出现的社会经济结构。以下两组数据也许可以部分说明问题：一是国家统计局于今年五月刚刚公布的全国城镇失业情况统计，结果显示今年4月，16-24岁城镇人口的失业率为20.4%，创下了2018年以来的新高。除去被动失业，青年人在走出校园与走上工作岗位之间出现的断档似乎也部分源于一种新的就业选择与心态，这便是所谓“慢就业”，即不再遵循“毕业就工作”的传统模式，而是允许一定的“空窗期”，将这一阶段视作调整、探索、整理自身的契机。考虑我国现阶段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情况及长期以来的社会心理惯习，对于多数应届毕业生而言，选择“慢就业”或多或少也是在人才市场“内卷”、就业形势严峻形势下的无奈之举。而无论是“失业”，还是“慢就业”，暂时居家似乎都可归为当代青年的一种“待业新形态”。另一组数据则涉及父母一辈。根据国家人社部、财政部于5月22日发布的《关于2023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自2023年1月1日起，凡2022年底前已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上调3.8%。由于此次调整所采取的模式是在各岗位原有退休金基础上，统一等比例上调，这就意味着现存退休人员中，已经拥有相对高额退休金的群体将享受到更高的福利待遇，在养老问题上具备更为坚实的经济基础，并有更充足的能力动用自身收入与积蓄对初入职场的子辈进行经济帮扶。
回到具体现象。从小红书、豆瓣等社交媒体上的自述来看，当代“全职儿女”们的身份多为高学历（本科以上学历）待业青年，而在他们背后，则是享有相对高水平薪酬与退休金的父辈。毋庸讳言，由父辈奠定的相对殷实的家庭经济基础是支撑全职儿女状态存续的基本条件。父母的薪金、养老金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负担了家庭成员的日常开销，并为待业在家的儿女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
就这样一种家庭经济形态而言，将“全职儿女”指认为某种新型“啃老”似乎有其依据。但从社会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这样一种经济状态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倘若将视角聚焦于家庭层面，观察现代核心家庭的基本经济构成，则同样可以发现“全职儿女”状态及围绕这类人群所形成的家庭形态的某种风险远景。
首先，如社会学家们所归纳的那样，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和“统治方式”的家庭一般包含婚姻关系与亲子关系两种基本关系模式。这其中，亲子关系涉及世代间的某种价值交换。即子女一代在未进入社会生产领域之前需要依靠父一代提供部分或全部经济支持，这既包括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质材料，又包含子代“第二次社会化”即受教育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后者既被视为父母的基本“义务”，同时又是提高子代“经济价值”（具体便表现为未来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的手段。
换言之，父母在子女二次社会化过程中的投入被期待着在孩子“成人”、进入社会生产领域后换得同等的经济价值。然而，当今社会的整体环境似乎使得这样一种“交换”愈发成为“风险投资”。从早教甚至孕育阶段开始，到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及各种提高型辅导，培养一个“具备人才市场竞争力”的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然而，用相对高额教育费用所培养出的子代在走出学府后即刻面临着所谓“高学历”人才的就业困境。其次，教育时间的延长，本就增加了子辈在经济上依赖于父辈的时间，而当漫长的教育生涯告落，在市场供求矛盾、长期大范围“内卷”所带来的疲倦感及与职业预期不符造成的心理落差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本应具有更高经济价值的孩子们不得已仍选择在家“就业”、以儿女为职，客观上继续倚赖父辈的供养，这种世代间经济交换的不对等性或难以完成容易为相应家庭及整个社会关系埋下长期隐患。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养老的经济来源在“国家”（由政府提供基本保险与养老金）与“个人”（由成年儿女的劳动所得负担自己父母的养老费用）间所占比重的重新分配还将为这种交换模式带来新的问题，并使儿女“经济价值”的实现愈发成为一种必须。无论如何，“在家”似乎都并非长久之计。从豆瓣等社交平台上诸位儿女的讲述亦可看出，绝大多数青年能够自觉意识到此种状态的过渡性，并对未来再度离家就“职”有着相对清晰的规划，或考公考编，或继续深造，又或是自主创业，儿女们也亟待能够早日重返社会生产领域，实现自己的经济价值，并为之付出了身体力行的实践。翻阅全职儿女的发帖不难发现其中布满了“求上岸”“这个月一定要找到工作”的声音。对于他们来说，成功获得求学就业的机会方才是“岸”，而父母之家确乎只是暂时无法进入社会的“退路”，以及遭遇困顿时的“避风港”。能够拥有或许是一种幸运，但终究不能贪恋于此，仍要在重整旗鼓后努力前行。本质上，“全职儿女”现象的出现或许是全球性经济萧条时期的又一次“家庭缓冲”， 而非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中产家庭的儿女和他们的父母们都无法停留于此种状态。因此，长远之计或许仍是保障经济发展并完善就业市场，为更多儿女能够进入社会生产领域提供基本条件。面对当下的经济形势与就业市场，出于对自身能力、需求、身心状态的考量主动或被迫待业在家，此种现象的出现本身并不难以理解。然而值得追问的是，“全职儿女”这一称谓缘何产生？近代以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家庭每常成为经济萧条的缓冲地带，失业的劳动者被迫退回家中，而育龄女性则被呼吁留在家里，履行相夫教子、打理家事的职能。相对于在家外从事生产劳动的“有职业者”，依靠丈夫工资收入维持生计的女性逐渐从社会生产领域脱离，“全职”料理家务于是成为一种事实存在的状态。随着科技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此种“家务劳动”（domestic labor）也逐渐具备了商业化、职业化的趋势。当洗衣机等机器开始取代人力完成基础的家务活计，当城市家庭中的雇佣劳动逐渐普及，人们愈发意识到家务劳动本身的经济价值。如研究者所言，“家务劳动”这一概念的发现极大改变了人们看待问题的角度，让人们意识到“家务劳动亦是劳动”，而理论层面的概念发明也带来了整体认识方式的变革，进而促成了人们对“劳动”概念的重新反思。思考的路径是多样的，但我们能够形成共识的是，这些在家庭空间内部进行、旨在保障家庭成员基本生活的日常劳动是一种应当被支付报酬的“工作”。家务劳动的职业化使得“全职主妇”“全职妈妈”等身份标签逐渐出现，相应群体在以此进行自我指认时，也往往包含着对自身应得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报偿的确信。如果说家务劳动虽则琐碎重复、常被质疑是否具有真正的“生产性”，但劳动成果尚且直接“有形”，那么现代社会学家们发现的另一种劳动形式——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则似乎是更加无形、难以量化的存在，而这一概念本身的提出与普遍应用也昭示着经济形态的又一轮革新。所谓“情感劳动”，顾名思义即是以情感为主要产品和交换对象的劳动形式。具体而言，以商业目的为旨归的情感劳动似乎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直接以情感为“商品”，通过提供某种情感（如愉快感、安慰感）获得经济利润，二是通过调动某种情感，间接性地达成商业目的（如成功卖出产品、招揽回头客等）。据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统计，现代社会超过半数的劳动者事实上在从事着情感劳动。在社会生产领域中，不同工种所需要的情感劳动形式不同，而研究者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性变化便是情感劳动的公共化，它们“被从私人领域移除，安放到公共领域中，被程式化、标准化，并纳入科层体系的控制之中”，这也是“情感”得以商业化的基础。然而随着社会形态的进一步演变，当今情感劳动似乎具备再度私人化的趋势，即此前被规范化、定价“出售”的情感由服务业进入家庭，成为亲密关系、家庭环境中的“必需品”。从近日频频登上热搜的“情绪价值”到“伴侣要具备稳定情绪”“一个有松弛感的家庭氛围有多幸福”等话题中即可见出人们对私人领域中“好情感”的渴求。而具有经济价值的情感管理、情感劳动在家庭内部的出现也使得爱情亲情等情感带有了几分“商业化”色彩，甚至成为比家务劳动还要高价、稀缺的“商品”。所谓“情绪价值千金不换”“就算雇人打理家务也无法代替我们能给父母提供的关怀和陪伴”，全职儿女将情感劳动视为自身“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类似说辞对市场逻辑的代入，似乎也使得家庭这个“个人的避难所、无情世界的港湾”具备了愈发清晰可见、“近在咫尺的商业意图”。全职儿女们在家中所从事的“劳动”不外乎这两种形式，从社会学理论角度似乎具备职业化的可能。然而实际情况或许并非如此。究其根本，“全职儿女”不宜如家庭主妇/主夫一般被视作理应获取一定经济报偿的“职业”，这不仅仅在于直观情理层面“亲情孝义”与“雇佣关系”的相悖，更由于其在经济维度的不合法性。这种“不合法”源于儿女们承担家事劳动的不完全性，以及养育成本的先在性。如上所言，父母在养育子辈时所付出的经济成本被期待着在儿女社会化后获得某种“回报”，而暂居家中的成年儿女大都尚且无法完成这般经济期待。事实上，在养育过程中付出的各种成本（包括财富、精力等等）是很难被量化计算和“偿还”的，有此成本累积在先，儿女们的家务、情感劳动就很难合理地在父母处要求一定的经济报酬。另一方面，比起操持家事的主妇主夫们，全职儿女的劳动量似乎远远不及，他们大都没有完全承担家务劳动之责，只是力所能及地帮助父母做一些基本活计。从许多全职儿女在记录生活状态的帖子中提到的“每天能睡到自然醒”这一细节即可看出端倪——对于“全职妈妈”、家庭主妇们来说，“自然醒”普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状态。不过，我们或许不应以此对全职儿女们进行苛责。以豆瓣小组为例，尽管暂无稳定收入的年轻人对父母存在客观的经济依赖，但多数儿女的诉求并不在于从父母处得到经济报偿，甚至有些人可以基本依靠自己的积蓄与零碎赚得的“外快”自给自足，实现“经济自由”。更多时候，待业青年的潜在心理是通过“全职儿女”这种自我指认为自己现阶段所为之事、所处状态赋予某种“价值”，以此缓解与社会脱节带来的空虚焦虑感——既然有“职”，就意味着还未曾被全然抛出社会生产结构。对比之下，辞职旅游“走出去”的青年以“见识世界”、“完善自我”为自身所为寻找到合目的性，“回到家”的全职儿女们则从家务劳动与“提供情绪价值”的自我确证中暂且安顿身心。当在“外部”世界中创造价值的行动暂时受挫，“在家”承担某种伦理责任，进行慰藉父母、改善家庭关系的情感实践，也未尝不具备一定的社会价值。另一个问题是，面对“全职儿女”，“父母”一方有着怎样的情感需求与心理逻辑？两相触碰，又将产生何种契合与错位？在此，“全职儿女”现象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探讨当代家庭形态与亲子关系的微观切入口。浏览社交平台上儿女们的发言，不难发现，家庭氛围、父母的感受、居家过程中两代人情绪与心态的微妙变化往往被他们格外敏锐地捕捉，并进行细致记录与评价讨论。父母的“开明”令他们欣慰、不再过于畏惧他人的眼光和评价，充满“松弛感”的家庭环境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待业青年的焦灼，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宽慰也时时让人感动。与之相对，父母与其他长辈们对自己生活状态流露出的不解与失望则成为全职儿女们压力感的主要来源，随着“家里蹲”的时日渐长、原本的职业或学业规划一再延宕，子辈们越来越感受到父母的“嫌弃”与家庭关系的紧张，种种误解、失落、争吵与冷战让家庭这个“避风港”本身也变得风雨如晦。有趣的是，两种看似相反的情绪状态与家庭氛围往往在同一个“家庭打工人”的记录中交替出现，仿佛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开。究其根本，或许是特殊的家庭形态对亲子情感本身的复杂性进行了放大呈现。所谓“特殊”，还要从家庭的社会功能及核心家庭形态的一般变化趋势说起。借用社会学家费孝通的理论图示，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双方与子女构成了“三角结构”，它的相对稳固性使家庭得以作为合作团体完成繁衍后代、改造自然、创造经济价值等社会功能。然而，这一三角结构应该是暂时性的，子方不能永远安定在这个三角里，而是要寻找契机和另外两点结合成新的三角形，这样一来，原有的三角便不再完整，而这正是构成三角形的最终目的。费孝通将这一过程称为“社会性断乳”，意指子辈逐渐脱离原生家庭、完成社会化的成长经历。正如婴儿的身体构造为其在一定生长阶段完成生理性断乳奠定了基础，为确保“社会性断乳”的顺利进行，原有三角结构中便已经具备了“防范亲子间建立持久联系”的机制。亲子关系在某一时间必须“切断”，这一看似“违反人性”及社会结构稳固性的家庭形态特征实则为社会绵续和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而这种“切断”机制于两代人心理状态层面或许便体现为逐渐长大的儿女对父母及原生家庭的“逆反”心态，以及相应的父母对子女较之幼年时期的排斥与疏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观之，这一“社会性断乳”过程是不可逆也注定无法停滞的。因此，成年儿女若仍与父母继续维持原有的“三角结构”不曾“及时破裂”便必将面临困境。在最为基本的层面，儿女心理独立与经济依附之间的矛盾将逐渐凸显。而在父母这里，对陪伴的需要与对子辈早日走上正轨、成家立业的希望也导致了他们心态上的诸般纠结犹疑。倘若在此阶段适逢家庭经济境遇的困难、社会时钟的“警示”及周围人的议论纷扰，便更会加剧家庭成员内部，特别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此之际，“父慈子孝”也难免演变成“鸡飞狗跳”。所谓“社会变迁最紧张和最切骨的一幕”将在亲子之间展开，于是“亲子间的爱和憎”也就永远“平行的存在，交替的显隐”。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社会情绪的“容器”和调节机制，家庭既为个体的社会化奠定了最初的起点，为社会化的个体提供了“退路”、保护与相对私密舒适的空间，又往往将种种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张力矛盾集中、压缩于“扯不断”的血缘连结与亲情模式中，由此演绎出一幕幕悲喜剧，并使得家庭形态某种程度上成为相应阶段社会人际状态的微缩图景。由此观之，当青年个体从走出家庭、向外求索到回归父母之家寻求各个层面的庇护与安顿这一现象渐趋普遍化，或许也就意味着所谓“新家庭主义”社会文化趋势的形成。如学者所言，家庭主义文化的核心在于将家庭关系视为比每位成员个体的人身价值更为重要的存在，并格外强调着亲子在经济、人格等方面相互依赖的一体性。而在个体化阶段后，新家庭主义的兴起再度突显了家庭内部的等级体系。具体而言，父母的“权威”地位似乎被巩固。不少“全职儿女”声称自己在家一贯奉行着“妈进我退，妈怒我跪”的“打工人准则”。这实则是为维系、巩固现有家庭形态而进行的“代际妥协”——出于获取经济支持等实用目的以及对能够接纳安抚自身，作为风险规避地和压力缓冲带的“港湾”的精神需求，子辈往往会表现出对父母意见的顺从。在这个意义上，做“听话”、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儿女的确是一种以交换为目的的情感劳动。毕竟，在等级式关系中，权威一方的“感受”是决定这份关系能否维系、能否为个体提供持续性经济和精神支持的关键。不过相较于传统的家庭主义，新家庭主义倾向于承认权威的相对性。于是我们看到，当儿女在经营家庭情感、引领家庭应对外界危机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时，这种权威关系也可能被翻转。即如在豆瓣小组中，有儿女不无骄傲地宣称如今自己已然掌管“家政”，从一日三餐到家庭旅游投资计划都能做主安排。总之，家庭中两代人情绪状态的复杂性与彼此关系的微妙转换同社会形态具备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个体对所处社会情境中机遇和危险的感知也决定了其对待家庭的基本心态。在前景不明的情形下，“全职儿女”的确与他们的父母一道承受着当前的烦恼与未来的忧虑，也设法探索着恰当的边界感与成年人之间更为合适的相处方式，并一同为这个或许终将破裂的三角结构寻找某种暂时稳定的可能。阎云翔：《倒立的中国家庭：21世纪早期的代际互动和新家庭主义》英文版于是我们看到了在危机出现、矛盾爆发、分裂的情感无处安放之时，种种应运而生、试图在语言、道理与情感层面寻得“最大公约数”的交流，看到了在针锋相对、恍若无解的状态过后以示弱、自嘲、转移话题为手段的妥协，以及某些瞬间兀自发生的同情、原谅与和解。它们既包含有意为之的情感劳动，又是人类真实情感芜杂状态的呈现，它提示我们，无论亲子之爱还是恩情孝义，都不是简单纯粹、不言自明之物。最终，“全职儿女”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如果看似“天然”的亲情形态都具有如此复杂的内涵与肌理，那么面对其他后天选择、更需人为建构和维系的感情关系，情况又将怎样？从家庭三角推而广之，面对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文化情境，我们又该如何在形形色色的关系模式中处理“个体独立”与“相互依赖”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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