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寓意反抗的词语，成为热词，成为消费主义的标识；当我们的努力和挣扎，陷入无力与苍白。不要忽视无来由的厌倦感，那是对空虚的揭示。
文 | 松松子
编辑 | 青青子
排版&设计 | Sam
Gap hour与Gap day
语言、情绪反弹与凝聚力的聚散
Gap hour：脱胎于Gap year（间隔年），直译“间隔时”，意译正常休息时间。
Gap day：脱胎于Gap year（间隔年），直译“间隔日”，意译休息日。
北京地铁的通勤线路上，有部分路段是可以看到阳光的。以前不是没见过，但不在通勤路上。搬家后第一次上班，在地铁里突然看到了天空，看到绿色摇曳过车窗，看到对于租房族来说每一寸都有价格的阳光……我放下了手机里的工作，不自觉地跟随它们游荡。这是我工作日里为数不多的安慰时刻，时间长度够不上有些人讲的“Gap hour”，只能算“Gap minute”了吧。工作渗进生活缝隙后不免网速下降，在知道“Gap day”“Gap hour”的时候，网络已经开始了一轮批判。“疯了吗，Gap day有个正常的名字叫休息日……”“中国宝宝体质只配Gap hour。”一翻检索知晓这是一种网上“晒”生活的新流行——休息时间不安排学习和工作，配上美食或自然的图片，加几句自我宽慰的话。Gap year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早年指毕业之后不参与工作，来一场旅行或者做义工等工作探索自我意义，是一种主动选择；现在GAP的时间被很多人用来考公、考研、学外语，连喝一杯奶茶的时间也要节省，这些行为不管包着多大程度自我驱动的外壳，都更类似于应对不确定时代而做出的被动适应。也无怪乎有人反弹——“Gap hour？我还Gap minute呢！”“接下来是不是打工到ICU养病一年也算Gap year？”大家想要的Gap year，不仅仅是“辞职”，更不是“休息日”，是有一段长长的时间把自己从社会要求的单向人生轨道中真正地“间隔”出来，做一些看上去没那么有世俗意义的事情，像新闻里自驾旅游从生活里出逃的母亲。有些东西虽然无法拥有，但它的存在能给人念想，生活至少还有那样的可能，如果我们有共同的愿景，那将是一股不可多得的力量；而当语言意义都因系统性压抑发生了嬗变，伤口在安慰中被掩盖，要求只会一降再降，高兴的只有金字塔尖坐享其成者，而我们彼此凝聚的力量也终将消散。
对“Gap hour”的情绪反弹，唤醒了人们对东亚教育隐藏于心底的“恨”。对于时刻上紧人生的发条，我们是如此地“擅长”。应对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开始回归原本稳定的、单一的生涯模式——“下海”没用了，“上岸”才有价值——回归主流让我们又能继续东亚“延迟满足能带来最大化成功”的叙事。
为了能成功“上岸”，为了所追求的奋斗愿景能成为现实，我们自我剥削、自我欺骗，制造“Gap hour”麻痹自己。就像《倦怠社会》中韩炳哲提到的卡夫卡所修改的普罗米修斯寓言：“我”化身普罗米修斯神话中的鹫鹰，啄食自己的身体——“诸神累了，老鹰醒了，伤口在倦怠中愈合了。”
弥漫的情绪让一些解答迷茫的学者走到了聚光灯下，提出“悬浮”“蜂鸟人生”的项飚，将“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哲学带向大众的刘擎，从法学讲到人生哲学的“张三”缔造者罗翔……近期刘擎在一档视频分享中提到了“好学生心理受害者”，那是今年1月份创办的豆瓣群组。应试教育体制下最成功的一批孩子，他们擅长不出错，擅长最大限度完成指标，却在经济下行的当下强烈地感受到“被辜负”。刘擎说其实从来没有人给你许下诺言，完成哪些任务就可以获得成功的人生，那不过是一种“氛围许诺”。跳脱出“好学生心理”分析话题，一代又一代人总是在经历“氛围许诺”的破灭，世界总在集体预期会实现的愿景该兑现的时候，换了另一个样子。
几十年前有稳定的单位幻想破灭，铁饭碗消失。今有互联网财富神话陨落，事实是为了少数人的财富自由，一个人，拿两个人的工资，做四个人的活，在末位淘汰制下强撑生存战，与他人竞争第五个人的工作。庞大的链条中，每个人都困于系统，而无论在哪个阶段，大型组织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之下总在以“生存”为说辞“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劝退、变相裁员、不缴纳足额社保、压榨弱势员工（经常为女性），我们磕得头破血流，组织则在冲突中隐身。最近才学习到一个知识，女性产假的工资来自于社保里的生育保险，只有不为员工缴纳生育保险的公司才需要自己为员工开工资，而法律规定公司必须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生育保险部分由企业缴纳，个人并不承担。而在公共领域，钻漏洞的组织却将责任推向女性，引导女性之间相互攻讦——“都是那些一工作就生孩子的女人，让公司越来越不敢雇佣我们。”“毕业后知道的最残酷的真相是，《劳动法》的规定不过美梦一场。”网上劳动仲裁经验贴的评论区里，有太多类似的无奈。社会在变化，进步尚需时日，系统性的受挫导致人们对未来愿景的信任趋近破产，过去被视为拥有最高意义的“奋斗精神”的价值遭到贬黜，我们越来越“丧”，我们开始“躺平”，我们愈发不为外物所动，自愿蚕食自己的行动。最高价值的贬黜带来巨大的虚无，而为了对抗这种虚无重拾起以前抛弃的保守发展之路，真的可行吗？近期火热的“张雪峰选专业劝告”话题的种种讨论中，我们已经能看到一些答案。以最大功效为目标的奋斗，结果是将自己交付给变动的时代，从而失去了对自我的掌控。现在保守之路看似稳扎稳打，但未来会是怎样的光景，又有谁能预测？电影《蜂鸟》
奋斗的虚无感催生了新的流行哲学，既然未来无法展望，那就把握好当下，责任不再重要，“我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这种“当下哲学”抵抗了延迟满足习惯与责任话语的PUA，也带来了许多新流行——不要未来要当下，不要紧绷要松弛。但体验过一番便能知晓，这种反抗带来的力量，有极短的“有效期”。
“松弛”最开始成为热词是因为一条羡慕有家庭能够对误机一事毫不在意、轻松应对的微博，在大家还在讨论“松弛”的成本不是每个家庭都能负担的起的时候，“松弛”一词渐渐成为了消费符号：一个美美的有松弛感的下午是GAP一下，抛下工作或家庭，用一个多小时画一个有松弛感的妆容，挑选穿搭，去一个能体现松弛感品味的地方消费，吃着不如淄博烧烤美味实惠的食物，拍几张照片修好图用一个松弛感的滤镜发到网上参与OOTD话题。
资本的调制机制擅长将一个充满情绪的表达语汇转化为消费的标的，快速地生产重复的平庸，在重复之中收获的往往都是空虚与落寞，进而消解了“当下哲学”的反抗意义。但拆穿消费的伪装并不算难事——如果一次亲身经历没有看透，那就多经历几次。更难识别的，其实是“当下哲学”本身的虚无。视频博主“切片计划”在《被上了发条的东亚人的一生》这条视频中细数了近期在“发疯”与“治愈”之间摆荡的东亚影视作品，在提及新海诚以“311地震”为背景的《铃芽之旅》时，博主用滨口龙介2019年来中国做分享时的一段回答，来解释为何发生于2011年引发福岛核电站泄露的“311地震”缔结了对于日本人来说消解不了的情结：“日本人的‘311’情结之所以那么重，是因为在311大地震之后，‘日常’成了一个伪概念。日常的核心在于不断的重复，但311大地震的发生，直接打断了这种重复。我们所信任和依赖的日常，变得随时都会坍塌。”
日常的坍塌，才是“当下哲学”的真正来源。我们并非真正意识到人的存在大于功效意义，我们并没有开启了一场具有意义的意识变革，如今对“当下”的关注热潮源于功效愿景的破灭，我们想要按照一个正确的标准和路径奋斗，像准备高考时一样不用犹豫，但这个愿景已经不复存在。聚焦当下其实是对“长期主义”不再生效的妥协，“当下的真实本性”是萨特在小说《恶心》中揭露焦虑——“当下，除了当下，一无所有”。在好不容易得来的假期要“特种兵”一般地出游，明明时常夜里“emo”，在社交媒体小号撰写“发疯文学”，白天还要花着高于使用价值的钱去take a bistro（去小酒馆，近期的消费流行）摆拍体验“松弛”和“CHILL”。在辨析现代虚无主义根源的《荒诞的幽灵》一书中，关于《恶心》的引述和解读，解释了为什么报复式出游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快乐，松弛感的生活尝试也没有得到什么——他们能够感受到的“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从他们指缝间流逝了”，他们想“储存足够的青春以在周一的时候重新开始”，而这完全是徒劳。他们的“星期天只留下一些灰烬，而他们的思想已经奔向了星期一”……时间会销蚀正在发生的一切，这种销蚀不是发生在未来，而是发生在当下……我们作为人的处境是既贫瘠又荒谬的。 “躲避”与“恐惧”，无助于重获意义
聚焦当下的享受无助于虚解决，部分人开启了新的行动——面对贫瘠又荒谬的处境，各种所谓“向下突破”的行动，构成了由下而上的叙事逆流。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帖子，大厂人放弃高薪去种田，厌倦的媒体工作者转行去修车，“蓝领”工作在网络叙事中成为不想被工具化的莘莘学子们的避风港，宠物美容师、家居收纳师等新兴职业仿佛预示着多元可能性的迸发。在工作最痛苦的时刻，我也曾幻想去饭店表演扯面条享受简单的工作带来的“快乐”。虚无带来的最大痛苦是行动力的缺失，是眼见着自己一步步下沉却无能为力。有时候无法对抗系统，就只能退出系统。但上述这些行为看似拒绝“躺平”，退出竞争“系统”去创造可能、脱离虚无，但细读一些职业攻略型的帖子，不免感受到一丝微妙。要“向下突破”，那何为“上”，何为“下”？把“蓝领”工作当成一种疗愈，是否会如项飚分析“996打工人”等流行语汇所担忧的那样，语义的流变割裂了“打工”一词原初所指代的那一类处境更加不确定、生存境况更为艰辛的劳动者？当大众对于“打工”的意指完全指向了格子间的工作者，是否会消解更强有力的跨阶层聚合的可能？种田、修车、养猪等工作，对于已经具备现代社会技能的人们来说只是一时的参与，感受到的舒展来自于这一类人可以随时退出繁重的体力劳动用另一种方式谋生。而对于真正俯首耕作的人来说，那是他们毫无退路可言“牢笼”，更遑论蓝领工作者普遍社会保障程度更低。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
再看所谓“向下突破”的行为动机，去除那些真的在体力劳动中找到自我价值的那部分，剩下的人是为了什么呢？有多少人是为了暂时的“躲避”，躲避被现代工作机器吞噬的恐惧？
其实“恐惧”支撑起了不确定时代很多行为的动机，我们害怕输在起跑线了，选择“鸡娃”；我们害怕职场生命被手握权力的人利用不合理的机制终结，当牛做马；我们害怕出错，每一分钟都在紧绷地权衡，力求人生效益的最大化；我们害怕不良的关系带来负效益，害怕“爱”，害怕“建立关系”，要用一条又一条看得见的标准去保证最基本的利益。在不确定时代，我们退缩自保，只看的见自己。这份“恐惧”，不会带来意义。不难看出，人们总是在原子化的个人维度上去权衡，去选择，我们的行为越来越趋向于私人化、反社群的性质。过去我不愿意从这个角度去看事情，自保是因为无其他力量可信任、可依靠，所谓“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但这个逻辑的终点终将是苍白的，不断逼自己适应，最终一事无成。我们所屈服的“恐惧”，是哲学家努斯鲍姆所讲的“自恋心态的附带品，驱逐了一切对他人的考虑，哪怕这些考虑有着明确的形式”。书及此想起人类学者袁长庚在近期一次活动中的分享，“越是在不景气的年代，越是不能简单谈所谓的‘自保哲学’。”种种恐惧的背后其实是惧怕吃亏、利益受损，我们忽视了所谓的“吃亏”能带来的意义。若不做任何付出，不与别人产生联系，身处下沉年代的我们也将丧失能够填补虚无的意义感的重要来源——在于他人联结的正向回馈中，我们能更丰富地确认自己，重新为“奋斗”赋予具有生命力的意义。但从恐惧走向这种有机的联结，还需要重聚和重建信任。也许真正突破的希望凝结于努斯鲍姆所相信的社群的情感结构能产生的更有弹性的伦理可能，也许丧失的日常要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信任入手去修复，但如何修复信任的裂痕，眼下正是反复出现于你我面前的课题。乌格雷西奇的《狐狸》中《故事之为故事的故事》篇章末尾，“我”从京都返回东京，乘坐新干线驶入东京主火车站，路上略过的摩天高楼的玻璃墙反射着复杂、破碎、混乱的现实——“我”在一个多维的世界里飞驰，突然大楼的玻璃上出现了狡猾的影子，它们相互追逐，用尾巴尖儿旋着球儿，它们是娴熟的杂耍者，诡计多端的人，是一条、三条、五条尾巴的狐狸……“狐狸”在这里是作家的图腾，是故事的起源，小说存在不是创造故事，而是让故事延续。而想象着狐狸在摩天大楼之间追逐的谵妄画面，我被一种力量捆缚，好像听到了狐狸的叫声，像来自名唤“命运”者的嘲弄。那感觉让我想起每年从家坐火车回到夜晚无人的北京，坐在计程车里看排排掠过的高楼，我会路过一家红色灯牌的养老院，我会路过很多很多办公楼，我会路过那些闭门的商厦，它们在车速的作用下，化为一道流动的影子，消逝于空洞……
《推翻教育平权，亚裔学生上名校更容易了吗？》
《我是动物医学毕业生，找不到一个“善待动物”的工作》
青年的发问与探寻欢迎加入青年志读者交流群！请添加olo鸡的微信 qingnianzhi04
我们开通了 Newsletter
欢迎大家订阅！点击进入订阅指南
点个在看，关注我们设为星标，以防走失
投稿联系：tougao@chinayouthology.com业务联系：open@chinayouthology.com招聘联系：hr@chinayouthology.com